一 三织造的发展
明代设有提督织造太监，管理南京、苏州、杭州织造，掌管织造御用衣物。贪财的太监到了富裕的江南，无异于老鼠掉入了米缸，织造太监是非不断。嘉靖年间，有织造太监在杭州索贿不得，作诗云：“朝廷差我到杭州，府县官员不理咱。有朝一日朝京去，人生何处不相逢。”府县官员们只能惊叹：“好诗！”万历二十九年(1601)，为反对加税，苏州织造工包围税监衙门，杀死织造太监孙隆随从六人，孙隆狼狈逃往杭州。
崇祯元年(1628)二月，崇祯帝叹息民间艰辛，不堪织造骚扰，下旨苏杭织造暂行停办。“稍加轸念，用示宽仁。俟东西底定之日，方行开造。”崇祯八年三月，皇后令苏州织造太监进草棉纺车二十四具，以教导宫婢纺织。结果宫中女子无一人会操作纺车，皇后怒而焚之。
明清鼎革之后，清室对内廷事务做了诸多改革，以革除太监干政的弊端。在江南地方上，清初仍保留了江南三织造，且仍以太监掌管织造事务。“顺治初年，定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宫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依礼部定式，移交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恭进。”
织造衙门（又称织造府或织造署）是织造官吏驻扎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的官署；织造局是经营管理生产的官局工场。江南织造三局各有分工，其中江宁织造主要负责彩织锦缎、重色大云锦、织金缎、妆花缎等；苏州织造主要负责绫、绸、锦缎、罗、缂丝、刺绣等；杭州织造负责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
顺治二年(1645)十二月，杭州织造太监卢九德进御用袍服。此事引起当时朝中大臣的不满，“九德仍妄行具疏，切责之”。顺治三年三月，顺治帝下令罢去织造太监。此年七月，管理江宁织造的太监车天祥，以老病为由提出辞呈。自崇祯二年(1629)始，车天祥在江南织造前后十余年，经历王朝更替，至此方才去职。
顺治三年罢去织造太监后，朝廷派遣官员督理江宁、苏州、杭州织造事务。江宁、苏州、杭州织造诸局，各遣监督一人，笔帖式、库使各一人，三年一更换。顺治五年，派遣户部官员管理江南三织造。顺治七年时，江南织造一度大拍皇帝马屁，上奏称“织造龙衣机上有异光，三日不止”。钦天监立刻配合，上奏称，此乃吉兆，“以为一统天下之瑞”。顺治十三年，织造局改隶十三衙门，主管官员一年一任，到了顺治十五年，又改为三年一任。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去世，十三衙门被废除，内务府恢复，江南三织造归于内务府。
康熙二年(1663)，从内务府郎中、员外郎的多位人选中挑选贤能者去主持江南三处织造，给予关防、敕书，不限年数，可专差久任。道光十年(1830)八月，令江南三织造此后每届一年期满，令内务府大臣根据其表现具奏上报，或去职，或连任。
管理江南三织造的主要是皇室亲信包衣，如满洲镶黄旗人髙斌。雍正元年(1723)正月，由内务府主事迁员外郎兼佐领，四月迁郎中。雍正四年，管理苏州织造。再如高晋，系高斌从子。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管理江宁织造。江南三织造一直由内务府派员担任，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由地方督抚兼任，如光绪九年，苏州织造立山丁父忧，回京穿孝百日，苏州织造一职，暂由江苏巡抚谭钧培兼管。
康熙一朝，由于皇帝喜好使用密探，由江南三织造承担了刺探任务，相应地其主要业务工作织造也受到影响。至雍正朝时，雍正帝加以纠正，不时敲打江南织造，使其回归主要工作而不是刺探、监控地方。雍正五年(1727)，江南织造进贡御用绣线黄龙袍等物。雍正帝看到有一以彩绣为饰者，大为不满，训斥道：“朕心深为不悦，比即加以诫谕。”
至乾隆朝时，江南三织造回归到原先从事织造的工作，为内廷服务。至于江南三织造，也从原先由内务府世家长年垄断改由内务府司官担任，一切活动均由内务府总管大臣管辖。原先江南织造可以越过内务府大臣，直接给皇帝上奏，此后江南三织造一切请示汇报，均需经过内务府大臣。至于原先拨给如两淮盐运使等织造管辖的肥差多被取消。
乾隆帝对江南三织造贡品的要求更为严格，时常挑剔，不时处罚、责骂江南三织造。原先江南三织造对地方的督抚负有监督之责，此时却颠倒过来。乾隆帝曾令两江总督那苏图密查苏州织造海保的情况。经过查探后，那苏图查到海保“种种劣迹，皆系实有之事”，遂将海保摘印看管。乾隆帝表示，那苏图此举办理极为妥当。
清代定制江宁、苏州、杭州织造，每织造各有运船三只。走水路是比较经济快捷的运输方式，但容易受到水汽影响，导致丝绸之类的货物发霉。走陆路的话，时间长又容易发生抢劫事件。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会有人敢对贡物下手？实际上，在清代，抢劫进贡龙衣之类的案件屡屡发生。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就发生过抢劫苏州织造贡品的大案。
深州人王四与武邑县马回台村人张驴子、吕兴等人结交厮混。张驴子等人平日聚赌窝娼，并私留外来之人出外行窃牲口，或变卖与人，或经事主出钱赎回。直隶冀州武邑县境内马回台村，与该府所属献县、交河、阜城三县相连，匪徒在其间出没劫掠，官府也不加过问。
嘉庆二十年九月初八日，马回台村人吕七虾米赶到张驴子家，向王四、张驴子、穷张、杜洛茂报喜，发现从南方来了一辆车子，上插旗号，甚是沉重，车上必有银子。初十日前后，张驴子、王四等人商议后，决定邀些人一起去打劫。之后，便邀集了十四人各带刀棍绳鞭等物于初十日五更时分先后起身，约在景州迤南黄草铺会齐。穷张在路过不知名地方时，偷了一匹白马、一头草驴，又在凉栅上抽了两根杉杆，以备运输赃物。
初十日天黑时候，众人到了黄草铺南二里多地方，在隐蔽处躲藏。等到四更天，听得有南来车辆。穷张、杜洛茂因脸上有胎记，恐被人认出，各自用偷来的面粉涂了脸，同金洛茂看定一辆大车，三人从车后翻上去截车，王四与其他人在附近瞭望，车夫看到歹徒后，立刻往旁边躲开。穷张、杜洛茂跳上车，将劫来的东西交给金洛茂接收。大车后面还有好几辆车。穷张跑过去大嚷：“我们是沧州来的，不过借些盘费，你们好朋友不必多管，各人走罢。”
等那些车子往旁边散开之后，穷张让大家用杉杆轮流抬走所劫到的银箱，此外还有一些物品都被放在马上驮着送到张驴子家。众人随后将银子用秤分开，穷张、杜洛茂、金洛茂三人出手劫车，每人分得六秤，每秤约有一斤多些，其他人每人分了三秤。此次打劫的是苏州织造解送内务府的贡品及银两。银两瓜分后，进贡的绸缎、布匹等也被众人瓜分。众人嫌物品麻烦，转卖给了张驴子。此案发生后，官方震动，立刻组织侦缉，将案犯团伙中的大部分擒获，只有张驴子、吕七虾米逃跑，被抢走的银两、绸缎等物先后被追回。负责运送的苏州织造九德受此案牵连。
江南三织造的经费，除了户部、工部拨款外，织造局有时直接找江浙地方官员寻求款项支持。同治十三年(1874)，苏州织造毓秀上奏称，此年四月初六日，接到造办处通知，奉旨采办派缂丝挂襕、挽袖马褂、舒袖马褂紧身等各八十一件，圆金缎、圆银缎各二百匹，限于本年八月前办好，送入京师。毓秀估算了下，开办这些工程需工料银九万两，当即咨请江苏巡抚筹拨款项。不想江苏巡抚称目前无款可筹。不得已之下，毓秀只能上奏，请暂免采办任务。不过，朝廷并不体贴下属，指示毓秀努力筹款，尽力筹办。
毓秀边筹集款项，边招募匠人，准备开工时，江苏巡抚来函称，现在正在筹办防务，所需军饷浩繁，势难再行拨款。毓秀则称：“此项活计，关系内廷应用，刻不容缓，必须立刻办理。”不过，江苏巡抚手中无钱也是实情。毓秀查到织造府内存有历年积存下来的剩余银款两万余两，算了下，可办挂襕舒袖马褂各三十六件，挽袖马褂紧身四十五件。只是八月之限，转瞬将至，只能请再展限一月，争取于九月内解京呈进。剩下的褂襕舒袖马褂各四十五件，挽袖马褂紧身各三十六件，圆金缎、圆银缎各二百匹，“容江苏巡抚筹拨款项，再行接续办理”。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下南京，江宁织局生产完全停顿，织工分散各处。有部分织工被太平军俘获，开始为太平天国编造衣服。江宁织造中有一女工曾为洪秀全织造黄袍，战后被清军处以凌迟之刑。到了咸丰十年、十一年，太平军先后占领苏州、杭州，苏杭两地织造也停业。在战火之中，苏杭两地的织工四散，织机被毁。
苏州织造府府署原先在元和县葑门内带城桥东。康熙十三年(1674)始，改葑门内明嘉定伯周奎故宅为苏州织造衙门。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南巡，在织造署之西创立行宫，此后历二百余年至咸丰朝毁于战火。同治二年(1863)十月，李鸿章以江苏巡抚统兵，收复苏州、常州。此时百废待兴，而国库紧张，故而一直未重建织造署，暂时寄居颜家巷民房。同治十年春，江苏巡抚张之万、布政使恩锡，因为同治帝大婚，织造署业务繁忙，遂重建织造署衙门，至同治十一年三月落成。重建之后的织造署共计房廊四百余间，用钱四万两千余串。
江宁织造也差点毁于火灾。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大雨连绵不绝。到了月中，雨水停息，城中突然警报声四起，是江宁织造署失火，民众纷纷出逃。此时南京已有了水龙（消防）队，立刻出动抢救火灾。只是水龙队反应缓慢，待赶来救火时，已经毁去上房两进、花厅三椽，所幸货仓未被烧到。
咸丰年间，江南三织造受到太平天国战争的严重冲击。在南京被太平军占领后，江宁织造局的事务交给了杭州织造局，至苏州、杭州被太平军占领后，织造任务暂时中止。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江南三织造局重新恢复生产，只是原先的衙署、生产设备都被破坏，三局所用工匠不过千人。江宁、苏州两局织造经费，每年无闰月时为十八万两，有闰月为十八万一千余两。至光绪三十年(1904)，因为财力窘迫，江宁织造局被裁撤。
到了清末，江南三织造局更混乱不堪：名册上的匠役与实际人头不符，织造署官员大吃空饷；织造局从民间雇工织造，引发各种争端；所进贡的贡品中，以次充好、尺寸短小、劣品掺杂等现象屡屡可见。此时，民间织造的质量已大大胜过三织造局，三织造反而成了劣质产品的代名词。到了晚清时，江南三织造局已柱倾壁斜、机台尘封，一片颓废景象。
二 曹家与江宁织造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其家族命运与江南三织造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深远的渊源。曹氏家族的兴衰，正是江南三织造这个机构的兴起与没落命运的一个投影。
康熙二年(1663)，三织造改隶内务府，康熙帝下诏，从内务府中挑选皇帝亲信包衣充当织造。汉军正白旗包衣曹玺被任命为江宁织造，此后，曹家的命运便与江南织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曹玺的祖父曹世选在关外被女真人俘虏后，成为多尔衮正白旗下包衣。曹玺的父亲曹振彦一路追随多尔衮入关，立下军功，官至光禄寺大夫。曹家从龙入关，可谓股肱之臣。
顺治八年(1651)二月，多尔衮死后曹家获罪，削爵夺谥，籍没家产。顺治帝乘机将正白旗纳入自己掌控之中，而正白旗包衣也从王室包衣成为皇室包衣。
包衣汉人与一般汉人还是有区别的。包衣汉人血缘上是汉人，身份上是低贱奴才，可他们长期追随主子，出生入死，休戚与共，与满人已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故而定鼎中原后，清皇室重用包衣汉人，为其提供各种政治、经济上的机会。在皇室眼里，包衣汉人是低贱奴才；可在外人看来，他们出将入相，身份显赫，能获得各类肥差。
康熙二年(1663)，四十五岁的曹玺由内务府郎中“特简督理江宁织造”。织造一职本无品级，曹玺以内务府郎中担任织造，是为特简。织造原本三年更换一次，至曹玺任织造后，定专差久任。
曹家与皇室关系亲密，曹寅的母亲孙氏、李煦的母亲文氏都曾做过康熙的保姆。清代每位皇子，例用乳母、保姆共四十人，其中乳母、保姆各八人。乳母“须有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任命亲信至江南主持织造不单单是给亲信一份肥差，也有监视江南地方社会的重要使命。不论官衔级别如何，江南三织造都可以给皇帝直接写密折。凡被放到外省肥缺岗位上的内务府人员，都可以专折奏事，即“密折”。康熙帝曾让这些外任的内务府人员将地方上的大小事件都一一奏闻，“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曹寅在江南任上时，就以密折奏报江南地方上的舆情，监视地方官员。如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曹寅在奏折中提道：“打听得熊赐履在家，不曾远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并不接见。”康熙五十年(1701)，江南乡试发生了贿卖举人一案，江宁织造曹寅先后六次、苏州织造李煦先后十四次，密折报告会审情形和江南的民情舆论。康熙帝通过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的密折奏报，全面掌握了案情。
织造在南方，担负了监视南方知识分子与上流社会动向的使命，同时也要笼络南方的士人。曹玺上任后，公开与明遗民交往，通过诗文酒会等方式，与他们联络感情，消除其对清王朝的抵触情绪。曹寅与高士奇、纳兰成德早就是文友，在江南任职时，更与诸多明遗民交往，有效地笼络了江南知识分子的心。
曹玺在江南织造任职二十一年，病逝于任上。曹玺死后其职位由曹寅接任。曹寅少时曾被挑选为御前侍卫，充任康熙帝伴读。康熙二十九年，曹寅由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出任苏州织造，三年后调任江宁织造。
“曹楝亭（曹寅字）性豪放，纵饮征歌，殆无虚日，酷嗜风雅，东南人士多归之。”曹寅为江宁织造时，每出必拥八驺，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以好学，曹寅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后曹寅到扬州主持两淮盐务，金陵名士随同渡江者十之八九。
康熙帝六次南巡，为了表示不扰民，令一切供应由内务府办理。是故江宁、苏州、杭州三地皆以织造府为行宫。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至江宁时，恰逢曹玺病逝，停灵在江宁织造署内，故而御驾改驻江宁将军府。康熙帝亲至江宁织造署“抚慰诸孤”。此后四次南巡，均由曹寅接待，驻江宁织造署。《红楼梦》中，赵嬷嬷回忆太祖南巡，贾府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也是曹家的情形了。
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月，康熙帝南巡返回途中，驻跸于江宁织造署。曹寅老母尚在，一起拜见康熙帝。康熙帝见了老保姆，大喜云：“此吾家老人也。”此时恰好庭中萱花盛开，亲书“萱瑞堂”三字赐给曹家。
康熙四十二年始，曹寅、李煦，奉旨轮流兼理盐政，次年钦点为两淮巡盐御史。二人一直轮管盐政长达十年之久。两淮巡盐御史统辖淮南、淮北批验盐引所。两淮盐运使与两淮巡盐御史同为盐官，职司不同。前者掌理盐运，后者巡视盐课，廨署也不在一处。盐税是清廷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皇室小金库的主要财源。
为了保证盐税收入不被吞没，清廷派遣最亲信的大臣担任两淮盐运使。虽然如此，清廷还不放心，另外设置两淮巡盐御史，常以内务府官员担任。两淮巡盐御史本负责监督，不想却越过盐运使，操控两淮盐务。按清代职官体例，盐运使为从三品，巡盐御史官阶可大可小，常出现从二品、二品的高阶官员，因此巡盐御史反而成了盐运使的上级。
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南巡。为了讨好皇帝，两江总督阿山擅自增加地丁税和夫役，江宁知府陈鹏年不同意。阿山心中恼火，故意刁难陈鹏年，令其承办龙潭行宫。南巡时康熙帝的侍从照例来索要贿赂，陈鹏年一概不予，侍卫们就在康熙帝的卧室处放置了蚯蚓粪，以此陷害陈鹏年。随同南巡的王公大臣中伤陈鹏年“诽怨巡游，罪不可赦”，建议处罚他。
康熙帝执政多年，见多识广，知道其中必有蹊跷，谕令不要着急。在下榻江宁织造府时，江宁织造曹寅的幼子在庭院里玩耍，康熙帝就招来问他：“知有好官否？”小儿答：“好官有，陈鹏年。”此时张英从安徽桐城来谒见康熙帝，康熙帝又问谁是好官，张英也推荐了陈鹏年。虽然如此，陈鹏年还是没能过关，最后被陷害入狱，由于曹寅的恳请，方才得以活命。
曹寅之子曹颙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此时已十七岁，自然不是“小儿”，更不会在庭院中嬉戏。曹寅弟弟曹宣的第四子曹自幼被带到江南长大，是故很多红学研究者推断此幼子乃是曹。曹寅将弟弟的幼子带来江南，也是为了和弟弟修复关系，给侄儿提供更好的教育。也正是由于这层关系，后来康熙帝指定曹为曹寅嗣子，继承其职位。
曹寅执掌盐政时，康熙帝提醒他：“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又再三告诫他小心。曹寅表示两淮盐运使事务重大，一定要将钱粮料理清楚，方才离职。虽然曹寅表态坚决，且确实着手整顿盐课弊端，可皇帝的南巡，各种私下的打点，种种杂用开销使他无法填补亏空。
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两江总督噶礼弹劾曹寅、李煦，亏空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康熙帝将此事压了下来，称“其缺一百八十万两是真”。康熙帝不忘提醒曹寅、李煦，要及时弥补亏空，以免遗罪子孙。
曹寅在扬州时，还负责《全唐诗》《佩文韵诗》的编纂工作。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曹寅自江宁至扬州，料理书局刻工事宜。七月初，曹寅感染感寒，转成疟疾，经过多番调治，仍无起色。李煦紧急向康熙帝求金鸡纳霜（奎宁）。此药出自南洋，是治疗疟疾的上好良药，当日只有宫廷之中才有。康熙帝收到奏折后，立刻派人送去金鸡纳霜，令日夜驰行，限九日抵达扬州。只是未等送到，曹寅已病逝。
曹寅去世后，留下亏空一百三十万两白银。康熙帝命李煦、李陈常以两淮余银为其填补亏空。曹寅留下大量亏空的原因很多，如四次接待康熙帝南巡，就耗费无度、亏空甚巨。曹寅交际面广，应酬多，每年给各方孝敬的银两不可计数。皇太子允礽派其奶公、内务府大臣凌普向曹寅讨要银子，一开口就是五万两。内务府中的大小官员，宫中的太监，不时找他借个几千两银子花花。康熙帝就曾指责他“打点太多，多亦无益”。
在日常生活中，曹寅极讲究排场，服饰饮食、买地置业等方面的开销，都不是小数，而收藏古董更是一掷千金。康熙三十七年(1698)，曹寅担任织造时，属正四品，年俸一百零五两。后因接驾有功，曹寅升为正三品，年俸不过一百三十两，尚不够他买三个古董瓷碗。
曹寅、李煦亏空巨大，康熙帝则为他解释：“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曹寅死后，康熙帝指令李煦代管盐差一年，以余银为曹寅填补亏空三十二万两。此后又令两淮盐运使李陈常为曹寅、李煦填补亏空，逐渐将盐课亏空填完，至于织造亏空，则尚未补上。
曹寅病故后，其子曹颙于康熙五十二年继任江宁织造，任职两年就去世了。康熙帝看着曹颙长大，对他的去世很是惋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生长得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织造上很谨慎，朕对他寄予很大希望”。
曹颙去世后，康熙帝命曹寅四弟曹宣第四子曹过继曹寅，继续担任江宁织造，以尽赡养责任。康熙五十四年，曹承袭了嗣父曹寅的职位，恩宠无匹。曹宣地位一直低于乃兄，在官场发展也很一般，兄弟二人之间关系普通。康熙帝在为曹寅挑选嗣子时曾特指示：“原伊兄弟亦不和，若遣不和者为子，反愈恶劣，尔等宜详细查选。”经过李煦担保，方才将他过继给了曹寅。
曹接了江宁织造，日子并不好过。康熙五十四年，又查出曹寅亏空织造库银三十七万三千两。康熙帝只好再次安排两淮盐运使李陈常和李煦代为偿还。到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才把窟窿给补上。
康熙帝在世的时候，还是关照曹家的，通过各种途径为曹家的亏空填补窟窿。到了雍正朝，曹家风光不再。雍正帝对自己往昔的政敌及其同党的仇恨已无法言表。大学士明珠之子揆叙系允禩党人，此时已死了七年，雍正帝尚不解气，命人在其墓前树“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碑。
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给曹下达密折，指示他：“不可以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罪受。”又将他交给自己的心腹怡亲王允祥监护。至雍正五年，曹彻底失宠。此年闰三月，雍正帝发现自己穿的石青褂落色，下令查办：“此缎系何处织造？是何官员、太监挑选？”之后查明，雍正帝所穿褂面，俱是江宁织造所送石青缎匹。将内务府广储司中所存石青缎匹查验后，发现全部落色，为此曹被罚俸一年。
缎匹落色的风波还未过去，又有了新的是非。十一月，山东巡抚塞楞额控告曹骚扰驿站，敲诈勒索。十二月初四，此案被下令严审。十二月十五，雍正帝下令将曹、孙文成同时革职。十天之后，雍正帝下令查抄曹家产，以填补织造亏空。不过，雍正帝也惊讶地发现，曹家虽然有不少田地房屋，却没多少金银，因为曹家的金银多用于打点各处了。
曹家家产被查抄后，全数赏给了新任江宁织造隋赫德。隋赫德为了安顿曹氏家人，酌量其在京师的人口，拨出些许房屋给其生活，“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红楼梦》第十三回中，秦可卿托梦给凤姐道：“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
在清代，若是官员出事被抄家时，坟地、祭田不在抄家之列。“凡八旗及汉员应行入官地内，有坟园祭田数在三顷以下者，免其入官。若在三顷以上，除给还三顷外，余地悉行入官。”曹家在祖茔附近购置了大量田庄、房舍、地亩，在查抄家产时，只要这些产业中有一部分免被抄没，就可以维系基本生活。
曹在山东泰安骚扰驿站，雍正五年(1727)时被罚赔银四百四十三万二千两，直至雍正十三年，才缴纳了不到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曹家经济状况之窘迫非当日举手之间挥霍千万银两可比了。至乾隆帝登基后，为了展示宽容，皇帝又命曹入内务府任职。不想乾隆四年(1739)，曹又牵连进庄亲王谋逆案，再次遭到打击。
关于曹雪芹生父，学界大致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是曹颙，而曹雪芹是他的遗腹子，谱名曹天佑（佑）；一说认为是曹，周汝昌、冯其庸等持此看法。在金陵生活了十余年的曹雪芹回到北京后，家道虽已中落，不过仍可维持中等人家生活水平。至嘉庆年间，京师有曹姓武官，参与林清天理教攻打皇宫一案，被全家诛灭，事后京师中有人恶意造谣，将曹姓武官说成是曹寅后人。
三 李煦与苏州织造
李煦的父亲李士桢是山东都昌（昌邑）人，本姓姜。明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清军攻袭山东。在昌邑之战中，守城的姜士桢被俘虏。对姜士桢这样的人才，清军很珍视，于是将他带回辽东。在辽东，姜士桢的命运被改变，他被过继给了正白旗包衣佐领李西泉为养子，改姓李，成为正白旗包衣。
《红楼梦》中有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第四回云：“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这也是对江南三织造的描述。顺治十二年(1655)，李煦出生，年长曹寅三岁。李煦、曹寅二人都是正白旗包衣，生母都是康熙帝保姆，二人又是姻亲关系，加上曹家姻亲孙文成担任杭州织造，三家长期把握江南三织造，“三处织造，视同一体”。李煦在奏折中屡屡称呼曹寅之妻李氏为“臣妹”，称曹寅为“老妹丈”“吾妹丈”。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三月，李煦接替曹寅，担任苏州织造。李煦赴任时曹寅迎接，李煦传皇帝旨意说：“你做官着实好。钦此。”李煦在苏州织造任职前后三十年，四次迎接康熙帝南巡。曹寅在苏州任官时以明察而闻名，李煦则“以宽和无扰以树威”，二人在苏州官场风评均佳。
曹寅喜好昆曲，建有家班，且戏曲造诣深厚，曾创作《北红拂记》等多部戏曲交家班演出。曹寅在苏州不过三年，李煦则待了三十年，在家班建设上更费心费力。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到苏州时，沿途河边一带数里，设戏台演戏恭迎。过街五彩天篷张灯结彩，由大街绵延至苏州织造府内。与曹寅一样，李煦同样喜藏书，积有几万卷，也善书法。每逢良辰佳日，李煦都与吴中士人饮射赋诗，为当日文坛盛事。在江南，李煦、曹寅与士人群体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改善了清王朝在江南士人心中的印象。
李煦在苏州三十年，地方上工匠均沾其惠，尊称他为“李佛”。不过受乃父影响，其长子李鼎生性奢华，更喜欢戏剧，曾聘请名师教习，在演出《长生殿》时，仅服装花费就高达数万。曹、李两家子弟在耳濡目染之下，多精通戏曲，曹雪芹本人就“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
康熙帝喜欢昆、戈二腔，李煦担任苏州织造后，便为皇帝精心物色女伶。李煦上奏时道：“今寻得几个女孩子，要教一班戏送进，以博皇上一笑。切想昆腔颇多，正要寻个弋腔好教习，学成送去。”
康乾年间，吴中昆曲名闻天下，也被征入宫中演出。乾隆十六年(1751)，苏州织造局选征苏州籍艺人入宫当差，令住景山，属南府管辖，随时准备传演。“苏州优伶有入内务府三旗者，然只准一二人，以其占包衣人等俸饷也。”各衙门如欲观演，须向内务府商借。这些伶人的演出并无特定价格，一般都给以高额演出费，“故各优隶名此部者，声价顿高”。到了嘉庆帝时，厉行节俭，裁撤景山，从苏州来的名伶们被打发回乡，一时间梨园内白发名伶，登场重演，道光中叶犹可见之。至咸丰年间，战火蔓延至苏州后，戏剧日衰，能唱昆曲者不及百人。
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提出由曹、李二人“轮管盐务”，却拖到四十三年十月才给敕印，让曹寅上任，明显是让原来上上下下参与盐务的官员、商人有个回旋空间，不至于太过难堪。曹、李二人轮任两淮巡盐御史，整顿两淮盐务弊病，并以羡余作为接驾及其他公务费用，弥补织造亏空。
李煦、曹寅就如何整顿两淮盐务有不同的见解。李煦大力打击私盐买卖，得罪了诸多利益集团，遂有各方势力向李煦施加压力。一些盐商则选择投靠曹寅，寻求庇护。二人一度闹出纠纷。曹寅派人去扬州捉拿投靠李煦的盐商，李煦则写信告诫曹寅要小心行事。就在二人矛盾激化时，曹寅因送长女完婚及安葬老母事宜进京，使矛盾暂时缓和。此后二人又修复关系，共同打点江南织造与两淮盐务。
在江南任上，这对亲戚除了卖力地为皇帝服务外，也有着各种往来。二人都喜欢戏曲，不时有诗词唱和，礼物馈赠，各自在家中养了家班，两个家班之间互相走动，切磋技艺，提高艺术水准。李煦总是亲昵地称曹寅为“老妹丈”，曹寅在临终前，也将自己的家族托付给了李煦。
李煦年长曹寅三岁，很早就在官场上出入，曾在韶州、宁波等地担任知府，又回京担任畅春园总管，再担任苏州织造，可谓是官场老油子。与李煦相比，曹寅一直在内务府任职，对于地方官场没有李煦那么熟悉，为人处世也不是那么老练油滑。李煦曾评论曹寅“性情行事，每多孩气”。康熙帝南巡时，驻跸江宁织造署，曹寅为江宁知府陈鹏年求情，叩头以致血流满面。此时李煦也在场，他在曹寅身后，唯恐曹寅激怒皇帝，“隐拽寅衣”。
在接管盐政之后，曹寅、李煦承担了修建扬州行宫的事务。为迎接康熙帝南巡而建的三汊河行宫，即“塔湾行宫”，又称“高旻寺行宫”，名义上是两淮盐商捐资修建，曹寅、李煦各捐银二万两。行宫建成后，康熙四十四年(1705)，在这里接待康熙帝第五次南巡。行宫规模庞大，极尽奢华，张符骧有诗讽刺云：“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宵人未毙江南狱，多分痴心想赐麻。”
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南巡返回。行至扬州时，一改他自我吹嘘的“一日而过”的惯例，在高旻寺行宫一住就是六天。据后世诸多红学家考证，此次修建行宫，曹寅实际花费更多，为自己带来了庞大的债务。到了后日，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写了元春省亲，贾府为之修建省亲别院。别院修建标志着贾家进入鼎盛期，之后慢慢走向衰败，如历史上的曹家一般。
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去世后，孙文成年迈，曹颙年少，李煦成为江南三织造的核心。曹寅去世后遗留下无数亏空，在康熙帝的支持下，李煦全力为曹寅善后，弥补了亏空。康熙五十四年正月，曹颙突然去世，康熙帝又命李煦在曹家子弟中选择可以“奉养曹颙之母如同生母之人”作为曹寅嗣子。李煦选择了曹，得到康熙帝认可。
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李煦以“清茶房太监分用余剩银两，未能据实奏明”，被革职留任。此案发生之后，李煦吓得“战栗恐惧，愧汗雨下”。为了修复与皇帝的感情，李煦开始打亲情牌，不时提起曾给皇帝当过保姆老母之事。康熙五十九年，他在奏折中道：“奴才九十二岁之老母，复蒙万岁垂慈讯及，一家老幼，叠受圣主天恩。”此年年底，李煦生母病逝，李煦以母命谢恩，康熙帝却未有任何表示。康熙五十三年七月，李煦奏请再赏盐差数年，以补江宁、苏州织造亏空，康熙帝未许。同年八月，皇帝另派李陈常为两淮巡盐御史。
康熙五十五年，李煦受命刺探李陈常的情况。李煦与李陈常原本关系较好，现在为了讨好皇帝，他开始卖力打探。为此李煦安排密探在扬州打听，又派人去李陈常老家打听，最终获得他表面清廉、暗中贪腐的情况。李陈常原本家境贫寒，担任巡盐御史不过一年，就有好田四五千亩，市房数十处，又有三处当铺。这些消息，被李煦密折奏报，以向康熙帝邀功。
李煦在苏州织造上亏空严重，不得不挪用两淮盐运司填补亏空，如康熙六十一年，为了如期办理进贡的丝绸，李煦从盐运司预领五万两银，用于织造事项。康熙帝晚年时，曾命江南三织造在江南售卖人参。李煦此时老糊涂了，手中财力窘迫，竟贪没卖参所得钱财，一直拖欠，不肯将款项返还给内务府。虽然内务府催促多次，李煦却分厘未交，于是康熙帝大怒，责令其年前必须交出，不然严加议处。康熙帝震怒之下，李煦返回了卖参钱。不久康熙帝又让他再次售卖人参，不过未及收回款项，康熙帝就去世了。
雍正帝登基后，对于江南三织造售卖人参很是疑惑，曾询问内务府：“人参在南省售卖，价钱为何如此贱？”而人参在京师售卖时，人人争购，南方人参价格也一直很昂贵。李煦第二次为康熙帝卖人参，“应交之银，分厘未交”。面对雍正帝的追问，李煦自行上奏，请让自己去东北，为皇商王修德挖参。雍正帝大怒，将其织造之职革除。清代能长期从事人参贸易的都是与皇室有点关系的皇商。王修德是正白旗包衣汉人，所做的人参生意颇大。此人能量极大，遭到抓捕关押之后，被用铁链锁住的王修德竟然能从牢中逃出。雍正帝认为此人是个“大光棍，极为放荡，系大乱之人”。
此外，康熙五十二年(1713)，李煦为康熙八子允禩购买五名女子一事被揭露。允禩是雍正帝政敌，雍正帝登基后，将其圈禁致死。对老臣李煦，雍正帝也施展出雷霆手段。
雍正二年(1724)，李煦被抄家，计李煦父子及家人名下，共有“宅田、器皿、香炉、字画等物及借出亏空等项，共折价银十万九千二百三十二余两，钱一千四百文”。李煦在苏州织造多年，加上在两淮任事五年，总计亏空钱粮三十八万余两。查抄苏州、京城两处家产，折银不过十二万余两，尚亏欠二十五万余两。雍正帝对李煦只有十二万余两的家产，根本不信，下令严刑拷问其儿子、家人、商人、朋友、幕僚等，必须查出可能藏在家人、商人中的家产、货物，用来弥补亏空钱粮。
李家被查抄之后，家中亲友都被下狱。除了二百一十七名仆人被变卖掉外，被审讯、夹讯、拷打者有五十四人。除了李煦父子外，李煦的亲友、幕僚，都遭到残酷拷打，甚至包括李煦家人郭茂之妾舒氏。
两江总督查弼纳亲自主持了审讯。审讯时，李煦之子李鼎曾被威胁：“尔父因亏空钱粮，上命查出商人之中所藏产业，着其赔补，尔倘隐而不供，若一旦咨行所属地方查出，尔父子则罪上加罪，从速供出。”
李鼎供称：“若我李鼎供词不可凭信，可只管咨文盐运司，传饬众商人，逐一查问。如稍有一点隐匿财产之处，我情愿从重治罪。”
管家钱仲璇被威胁：“现将尔主于家人、商人之中所窝藏之家产、买卖据实供出，不然立即夹刑。”
钱仲璇供称：“小人所有之家产，先前严审之时，已全部供出，并无隐瞒。而今正值严审之时，小人不供出以补亏欠，愿受重刑而不供？”
刘长生等家人被用夹刑审讯，追问有无财产隐匿。刘长生等人供称：“我等实无隐匿财产，虽夹死我等，亦无可供之处，乞请松刑。”
人称“李佛”的李煦，未如当时人所吹捧的那样“德隆于身，泽及子孙，庆流无穷”，最终家破人亡。
雍正五年(1727)，七十三岁的李煦被免除死刑，发往打牲乌拉效力。同年十二月，督理江宁织造曹、杭州织造孙文成一起被罢免。李煦被流放的第二年，在打牲乌拉流放地饿病而死，死时“囊无一钱”，也无一名亲属在身旁。
曹寅的母亲孙氏和李煦的母亲文氏早年都曾做过康熙的保姆，二人的丈夫也都先于他们去世。对于得享高寿的老年人来说，宠爱孙子，乃是必然的事。在祖母的溺爱中，李鼎成为纨绔子弟，享尽荣华，最后却不得不承受破家之痛，也可以说，他的命运更接近《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四 织造书吏舞弊案
书吏弄权问题，是清代政治中的一大弊端。六部所处理的工作多数与文书相关，因而雇用了一批书吏帮助办公。书吏们的薪资微薄，官署中又没有办公经费预算，必须捞外快以补贴家用。六部书吏就利用最擅长的文书，钻制度上的漏洞，敲诈勒索官员。
书吏能耐之大，连权倾朝野的大臣也无可奈何。嘉庆初年，福康安征战回京，到户部报销军费。书吏勒索钱财，福康安大怒：“我是何许人也，岂能容你敲诈？”不料小书吏冷笑一声：“不给钱，军费拖延你几个月，到时你一分钱拿不到，还要被惩办。”跋扈如福康安也只好乖乖掏钱。在吏部，书吏们洞悉各地官员们吏治上的不足，并利用文书上的漏洞，借此敲诈，被捏住了命根子的各地官员只好花钱消灾。当时有句话叫作“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嘉庆帝也洞悉此弊端，曾指出：“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
织造衙门中的书吏也绝不是省油的灯。雍正十年(1732)，江宁织造隋赫德因年老去职。江宁织造的书吏侵吞银两，被查出亏空后却分文不吐，隋赫德不得不代赔银一万余两。此事惊动雍正帝，他亲自出面干预，方才摆平。事后雍正帝大骂：“隋赫德身为织造，一味罢软糊涂，致官役任意亏空赔补。”
雍正十年四月，雍正帝特意指出：“向来织造官员，往往为司库、笔帖式所愚弄，恣意妄行，侵盗国帑。及至事发，总恃有织造代赔，置身事外。积弊若此，断不可不加惩戒。”书吏弄权向来难以控制，如果有织造影响到其利益，书吏乃至敢于控告织造。如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二十一日，有书吏控告苏州织造奉曾，奉曾被形容为性情凶暴，贪鄙不职，其罪行有：一、采办贡物，擅减材料；二、倚废员李桂林、蒋瑛为心腹；三、勒索司库铭佑银两；四、在署演戏狎妓聚赌等。
经过江苏巡抚卫荣光查探，真相很快查清。原来苏州织造衙门下派活计，采办物料，向来由书吏承办，设有公所名“西账房”。奉曾到职后，发现其中弊端较多，即将西账房奏明裁撤，另派商人赵启堂为工头，管控织造事宜。西账房的书吏在织造衙门多年，一经裁汰，不免心生怨恨、图谋报复，就开始运动人脉、攻击奉曾。经过卫荣光清查，发现所列四条罪状，并非属实。织造衙门等肥差部门中的书吏因为对长官心存怨恨而设计陷害的行为，在大清律中有专条予以惩戒，“即就近交地方官衙门严加惩治”。
书吏之间，为了利益彼此内斗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同治十二年(1873)，杭州织造衙门书吏韩溥华至杭州将军处控告织造衙门书吏孙锦，称孙锦因罪被发往黑龙江充军，却诈称病故，又更名孙同如，继续担任书吏，侵吞工款十余万两。
经过探查得知，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杭州织造德生整顿织造事务，将舞弊弄权的书吏孙锦、朱乃昌、李廷溥、赵复初四人革职问罪，发往黑龙江充军十年。随后出现诡异的一幕：仁和县报告，孙锦已于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兴化县病故；钱塘县报告，经过详查，李廷溥已于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孟河地方病故；山阴县报告，赵复初已于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身故。三名书吏，事发后同一年死亡，其实都是假死。
孙锦改了个名字，在自己原籍江苏仁和继续充当书吏。一日在街上行走时，突然遇到韩溥华。孙锦曾欠韩溥华银三千两，假死之后，正好就躲掉债务。韩溥华此年因为操办皇帝大婚所用物件来到苏州，突然在街上看到欠债人，怒火中烧，抓住孙锦索要银两。孙锦称身无分文，并且恶语相向，二人将官司闹到吴县衙门。吴县则将两人解回浙江钱塘。到了钱塘，承审官却包庇孙锦，不予深究。孙锦买通了一些人，联名出结作保，就此了案。
韩溥华此时日子也不好过，他因办理织造活计时以假银两蒙混，被织造衙门革职并追赔银两。韩溥华大为不服，四处告状，最后告到了杭州将军处。各省将军向来不管地方织造衙门事件。此案遂被移交给了浙江巡抚杨昌浚。
孙锦之子孙瀚也在织造衙门担任书吏。案发之后，浙江巡抚杨昌浚要拿他讯问，不想孙瀚突然消失，杭州织造衙门悬赏一千两，到处缉人，一直未获。然后又有新的案情被揭露，原来孙瀚系生员孙文浩冒名顶替任职。
冒名顶替，乃江南织造书吏上的弊端，书吏一职可父子相传，只要肯花钱认个做书吏的老子，就可以冒名顶替。此案最为离奇的是，突然有一老妇人声称孙锦早死，被控告的乃是无关之人。一查之下，发现孙锦老母早已去世，而老妇人也突然消失无踪。
此案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皇帝谕令，将孙锦按照刑部所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准援免；韩溥华既然已向按察使司呈控，并不静候审判结果，擅自在将军衙门呈吿，将韩溥华革去从九品职衔，杖一百，不准纳赎。
此案过后，书吏继续在织造衙门中呼风唤雨。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苏州织造衙门以失窃贡物龙衣为由，派人至上海抓捕人犯张安（张子云）。此时的上海已有租界，若是人犯逃入租界之中，需要进行沟通才可抓捕。此案案情重大，负责抓捕的人先至上海县署联系，查得张安寓居英租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