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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帝王的家奴和鹰犬 江南三织造局的兴衰.2

作者:袁灿兴 当前章节:2162 字 更新时间:2026-6-14 02:40

张安是苏州织造的工作人员,曾负责押解贡物龙衣进京,犯事后逃入租界。抓捕的人到了英租界后,恰好在长发客栈看到他,立刻将他抓送到了巡捕房。英租界巡捕房对此不满,认为要抓人,应先至公廨报明,由租界派人协助。江苏方面则称,此案重大,不容迟缓,应立刻抓捕。张安被抓捕后,先送至上海县署审讯。不想审讯时,张安供称,自己确在织造署负责监守贡物,日前因事来沪,对于龙衣失窃之事并不知情。

实际上,此案并不是龙衣失窃,而是另有隐情,涉及苏州织造衙门书吏。

苏州织造衙门中,有书吏严镛,在此年被御史弹劾,称其“侵蚀多端,遂成殷富”。严镛的父亲严椿,在织造衙门充当书吏二十余年,自咸丰年间把持织造府公事,一切不肯假手于人。御史奏称,严椿办理织务,弊窦甚多,因此致富,陆续开设商铺,广置房屋田产,成为苏州巨富。严椿去世后,其子严镛接了他的班,严镛骄横更甚于严椿,甚至违背礼制,擅坐大轿,出入织造衙门。

御史在弹劾中指出了问题核心所在。光绪七年(1881)三月,严椿负责的“庚辰大运绸八百匹”因为克减丝斤,导致绸匹霉变,不堪使用。绸匹运到北京后,内务府鉴定不合格,驳回重新进贡。后来,严椿另外从市面上购买绸缎,冒充贡品进贡给内务府。御史愤愤地指出:“苏省织造大运,每年不下十余万金,岂容蠧书任意弊蚀。”

严镛被捕后,却供称自己曾被负责押运贡品的同事张安敲诈多次,现在再次被张安诬告。而苏州织造衙门中人均知张安为人狡恶异常,已有几年未曾派他押解贡物入京。就在上一年,张安还多次敲诈严镛,未能得逞,遂在织造衙门多次诬告。此番张安进京散播流言,致御史听信弹劾。经过严刑拷打,严镛坚称,如果是内务府驳退,必定注明“驳退”二字,发回苏州织造;且既经驳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重新织造后,再行进贡,并无从市面上买绸缎冒充入贡的可能。

对于其他指控,严镛供称,其父在世时,购置有住屋一所,祭田一百四十余亩。在江宁曾与人合开钱店一座,早已倒闭。之后在苏州与亲戚合开源大祥钱店,其父只出了本钱五百两白银,另有数处房产,并无广置田产,也无擅坐大轿进入衙门。经过探查,其供认的经济状况大略相同。

在织造府,织造、运送贡品是分开的,严镛负责织造绸缎,只要交付给押解人员之后,即与其无关。而张安则负责押解贡品入京的承差。惯例是“如所办绸缎不能合式,咎在书吏;倘中途遇雨致受潮湿,责在承差”。光绪六年(1880)庚辰大运绸缎丝斤等项,由其故父严椿承办,光绪七年四月,交给承差张安点验解京交纳。

张安回到苏州后声称,解送交内务府的绸缎八百匹,因偷减丝料,已经霉变,不能交纳。自己在京“天兴绸店买补八百匹”,补交给了内务府,垫付一千数百两银,向严镛索讨。此时严椿已去世,严镛刚刚上任,但对于贡品的操作还是比较熟悉,知道如果贡品不合格,会打上“驳退”二字,再发回苏州织造。

严镛又询问了张安的帮差吕培,得知并无不合格之事,当即斥责张安诬告。不想张安是个泼皮,在各衙门屡次提出控告。而严镛对于其父所办的贡品绸缎是否合格,心里也没底,且刚刚上任就被人多次控告,对自己也不利,于是严镛不得不低头,给了张安银六百两。张安仍不满足,又分两次敲诈了一千两,共计得银一千六百两。此事闹得大了,传到御史耳中,于是加以弹劾,进而有了到上海抓捕张安一事。

张安被捕后,一直坚称所押解的绸缎发霉,在京师另外购买了绸缎交给内务府,又称有帮差吕培可以作为证人。吕培被审讯后供称,光绪七年(1881),与张安一起解送绸缎等项赴京,行至清江浦后,改走水路运送入京。运输到京后发现,有少许绸缎受潮,颜色稍变。对于这批绸缎,内务府查验时,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未有“驳退”等事。内务府也回复,当年送交入库的绸缎并无霉变,更无饬令更换一事。京城天兴绸店细查账簿,发现光绪七年六七月以后,并无张安买绸缎八百匹之事。

面对铁证,张安无可狡辩,只能如实交代。张安是吴县人,充当苏州织造衙门承差。光绪七年,张安负责押解庚辰年大运绸缎等共计三百六十余箱,其中有七八箱安置于上面的绸缎在途中受潮,稍有变色,每箱不过两三匹。回到苏州之后,张安得知严镛接充其父遗缺,认为是个好机会,就狠狠敲诈了一笔。

《大清律》载:“官吏贪赃枉法在一百二十两以上者”“有禄人,绞监候”“无禄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张安是无禄人,依照律法,应拟杖一百,流三千里。而且张安居心诡谲,诬告多次,且到案后又一直诡辩,情节较重,罪加一等,改为流四千里充军,到配杖一百,赃银没收入官。

严镛被敲诈时不敢告发,以钱财私下解决,依“以财行求者与受财人同科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同时还发现,严镛之子严钰也在苏州织造中充当书吏,遂令一并革退,以免日后有把持朋充之弊。

在清代宏大政治架构中,书吏只是卑微的小人物,而恰恰是这些小人物掌握着一定的技术,使其不可或缺。织造府书吏弄权,乃是清代无数书吏弄权引发风波中的常态。在高居于上的权力掌控者们看来,他们不过是些寄生虫,偏偏是这些寄生虫,凭借着其对各处衙门事务的熟悉,反能操控权力,捞取利益,并不断腐化、侵蚀着皇权笼罩下的巍峨高楼,加速其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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