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别九州任土作贡
清室入主中原后，以天下而养一人，少不得要采纳各地的珍稀贡品。逢年过节，各地定例要有进贡，此为例贡，如元旦贡、冬至贡、端午贡、万寿贡、年贡、上元贡、中秋贡等。其中又以元旦、冬至、万寿庆辰三个节日最重要，如粤海关每年例贡包括年贡、灯贡、端午贡与万寿贡四次，再如长芦盐政每年例贡五月、八月、十一月、十二月四次。此外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临时性进贡，如迎銮贡、木兰贡、来京陛见贡、谢恩贡、传办贡、贺捷贡等。
迎銮贡是皇帝巡游各地时，地方官员进贡的方物。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巡幸江浙，沿途各省督抚、提镇、盐政、织造等官员进贡的各色织物数以千计，此外还有大量鼻烟、小刀、翎毛、饰品、纸笺、香袋等工艺品。
至木兰围场围猎时，则有木兰贡。传办贡是臣子遵照皇帝谕旨，特别进献某些物品，主要由织造、盐政、海关负责，有时皇帝也选择亲信大臣来置办。谢恩贡是官员因晋升或其他情况，向皇帝进贡谢恩。来京陛见贡是官员进京觐见皇帝时，携带贡品呈献。贺捷贡是取得重大战事胜利后的贡品，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大小金川之战获胜后，两广总督李侍尧进“万年平定如意一柄”。
据贡品不同可分为土贡和非土贡。土贡是以其地方特产进贡，主要有果贡、茶贡、花贡、灯贡、鸟兽贡、烟火贡等，贡品来自五湖四海，如盛京的貂皮、人参、香水梨、榛仁、黄米糖、蜜饯山楂、花红，山东甜桃，山西榆次西瓜，吐鲁番白葡萄干、绿葡萄干、哈密瓜，河南的岗榴，广东的甜橙、广橙、杨梅、橄榄脯，福建的酸枣糕、荔枝干，湖南的莲子藕粉，安徽省歙县茶叶、泾县宣纸、当涂藕粉、阜阳樱桃葡萄，等等。
内务府所征收的土贡，大宗来自吉林。吉林土贡于每年四月、七月、十月、十一月，分四次呈进。为了进贡，吉林城内特设置果子楼，负责贡品事务。吉林土贡分为头次鲜、二次鲜及岁进贡品。头次鲜呈进“鹿尾十盘、胸叉肉十块、肋条肉十块、臀肩肉十块、稗子米一斛、铃铛麦一斛”等。二次鲜呈进“稗子米一斛、铃铛麦一斛”等。宫中有急需时，也会命地方紧急呈进土贡。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病重，内务府中药材不堪用，令云南贡茯苓、浙江贡于术、河南贡山药，此外还命两江总督端方进贡佩兰五十盆。
非土贡则有玉器贡、金银器贡、古玩贡、书画贡、陈设贡、洋货贡等，包括金、银、玉器、古玩、书画、瓷器、铜器、陈设、绸缎织物、皮张、洋货等各种物品。洋货贡是诸多贡品中最为特殊的一项，主要来自传教士进贡、各国进贡及粤海关采购。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松弛海禁，在广东设粤海关，总管对外贸易。此后欧洲生产的各种物品通过广州上岸，由十三行商行销往各地，其中很多货品作为贡品入宫。广州官员进贡的西洋器物主要有钟表、天文仪器、珐琅、香料、家具、绘画、牙雕等。
清代贡品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大多是当地土特产，也有异地特产，如苏州和扬州玉雕较为出名。为了讨好皇帝，很多地方官员会采购苏扬玉雕进贡。
有资格向皇帝进贡的，主要是皇室和大臣。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圈定了有资格进贡的人员，宗室亲贵有亲王、郡王、贝勒；中央大员有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地方大员有总督、巡抚、将军、提督。此外一些肥差衙门，如织造、盐政、海关等也有资格进贡。比较特殊的进贡者是致仕的大臣和曲阜衍圣公。
臣子擅自进贡物品，非但不能讨皇帝欢心，还会招致麻烦。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十六日，兰州按察使李元英进呈天马袍褂五套、云豹袍褂三套、元狐皮十六张、元豹皮二十张、猞猁狲皮四十张。雍正帝对李元英擅自进贡十分不满，批道：“如何使得，胡闹至极。”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兵部侍郎、驻新疆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进贡，被乾隆帝批评：“高朴系侍郎职分，亦不应进贡。”外省盐政、海关、织造，每年进贡的物品自有定额，不得超过数量。苏楞额担任两淮盐运使时，年例进风猪肉一百块，皮糖八匣，结果苏楞额“加倍进呈，掷还一半，仍处分之”。
贡品到京后，一般交给奏事处，由奏事处接收、登记，然后把贡品和进单呈览，皇帝在进单上挑选贡品。进贡的物品中，方物和如意一般全部收下，其他的贡品则有驳有收。贡品之中，茶叶归茶房，吃食归膳房，笔墨纸砚归懋勤殿，皮张交四执事，金银交广储司银库，佛器交佛堂，绸缎织物交敬事房、缎库等处，动物贡品交养牲处等地，钟表交作钟处、圆明园水法等处。
有时，皇帝需要贡物，会主动向臣子提出让其进贡，这是臣子的殊荣了。乾隆年间，李侍尧历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要职，堪为官场不倒翁。李侍尧调任云贵总督时，乾隆帝毫不吝啬地夸奖他：“各省总督之中，老成有识，能办大事，最为出色者，唯有李侍尧。”除了具有才干之外，李侍尧得宠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每年给乾隆帝上贡最多，有时一年上贡八九次，所进献的贡品都是各地珍奇宝物。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
李侍尧进贡的物品，主要有紫檀雕塑、珐琅制品、玉雕、钟表、瓷器之类。乾隆二十二年(1757)，李侍尧进贡紫檀屏风、钟表等物品，乾隆帝看了后，大为满意，发出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多觅几件，不必惜价。”乾隆帝收下一部分贡品之后，其余退回，这样就落到了李侍尧手中。毕竟，对于皇帝而言，臣子献上贡品，若是全部收下了，岂不是显得过于贪婪？将部分贡品退回，既可显示皇帝的大度，也可以笼络臣子。这退回的贡品，理所当然地成了李侍尧的私产。
在历史上，广东一直是进贡的重镇，唐代时就有藤盘、石砚等土产进贡。清代广东所进贡的物品更多，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每年都有大量物品进贡。西方工艺的传入，也使得广东本地的贡品融入了西方工艺技术，如使用玻璃制作的钟表、望远镜等物。
欧洲产品走俏，后果之一就是大量中国仿制品的涌现。在乾隆朝，一些高仿钟表甚至被作为洋货献入宫中。乾隆帝也发现广东进贡的所谓“西洋钟表”是赝品。乾隆十四年，乾隆帝指示两广总督，进贡的钟表、洋漆器皿“必是要在洋做者方可”。不过，广东工匠的制作水平飞快提升，乾隆朝中期以后，“广钟”已成为宫廷贡品。
光绪帝生平最嗜西洋钟表，凡有新货来华，必要弄入宫中把玩。驻华使者觐见时，多以钟表作为贡品。宫中设有精室一间，室内置满钟表，大者逾人，小如扁豆，奇形异状，琳琅满目。光绪帝闲暇时，就到室中玩弄钟表，以资消遣。室内有三千余钟表，一律不准停止，由看守不时上发条。他人入此房中，往往被钟表的嘀嗒声吵闹得心烦意乱，可光绪帝以此为乐。
除了各地贡品外，内务府也会制作一些器物，但多不能达到要求，如内务府造办处负责制作宫内所用的佩刀。与外界的想象不同，宫内使用的部分军械的制作工艺并不是特别精湛。雍正初年，宫内侍卫的佩刀多是粗铁制作，并无锋刃。在东华门、西华门外，甚至有租赁刀剑之所，官兵有需要时，到此租赁使用。为了改善兵器状况，皇帝特意命南方等地进贡优质钢材，制作精良刀剑。内务府中一度设有做钟处，聘有欧洲技师制作钟表。乾隆年间，做钟处耗费了五年时间，才制作出一钟。耗费巨资，却没什么产出，这让乾隆帝大为不满，遂命内务府停止造钟。
贡品对于各地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大致进奉一节，最为吏治之害”。清廷对此也有了解，给予贡品一定的补贴，有时则下令取消贡品。乾隆帝去世后，嘉庆帝下令永远停止中秋贡。道光帝以俭朴而闻名，特意下令停止进贡福建荔枝和扬州玉器。康熙年间，定太原府属之榆次县三郝村每年例贡西瓜六百四十个。嘉庆三年(1798)，奉旨减免一半，每岁正贡二百个，随贡一百个，总共三百个西瓜。三百个西瓜并不值钱，但沿途的路费、官吏的勒索却使这三百个西瓜花费多达千金。西瓜运到京师后，常霉坏不可食。虽然减了一半，对当地民众来说，仍是沉重负担。到了光绪六年(1880)，朝廷下旨：“似此瓜果征贡无损于上，有益于下，俯准将榆次县三郝村瓜贡三百个，永远蠲免。”
内务府库房之中储存各地贡品颇多，如康、雍、乾三朝官窑，制瓷极精，内务府库房中，过了百余年仍有保存。光绪年间，内务府以旧物无用，将官窑出售给民间。广东人颜某购得乾隆时大内盛水果瓷盘两只，盘内画鹌鹑一双，外作胭脂水色，娇艳绝伦，盘底有“乾隆年制”四字。再如逊清小朝廷被逐出故宫后，在清查广储司茶库时，就清点出有百余年历史的普洱老茶，又于清宫御膳房中盘点出诸多珍稀食材，引得北京各大饭店眼红无比，强烈要求拿出来拍卖。
除了国内的各类进贡之外，海外各国的朝贡更受清廷重视。古代中国是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天下概念，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在“华夏中心”说支配的天下概念中，中国以其文化的先进，处于世界的中心，周遭的蛮夷小邦，感受并膜拜华夏文明的光辉，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之下，周边各国向作为“天下”的中国称臣，每隔一段时间前来朝贡，而中国则给予册封和赏赐。顺治元年(1644)，定外国朝贡以方物为主，又定贡使到京，象交銮仪卫，马交上驷院，刀及鹿皮、青黍皮等交武备院。各国贡品种类繁多，如顺治十一年，琉球国进贡庆贺方物，有金饰佩刀、银饰佩刀、金酒、缾银酒、金画屏、泥金扇、泥银扇、蕉布、苎布、红花、胡椒、苏木。
朝贡体制常被来朝贡的国家视为一种屈辱，因为这不是平等的国家之间的交往；但在中华帝国眼中，这却是周边的“蛮夷”归化的一个过程，也是中华文化恩泽四海的表现。
其实，朝贡体制所带来的只是皇帝心理上的快感，而且这种快感也是有代价的。对于来贡各国，中华帝国一贯的政策是“厚往薄来”，常给予来贡国几倍于贡品的赏赐，这也成为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
不论是中国周边的国家、罗马天主教教廷还是欧洲国家的使者，凡来华之使者，一概被清廷视为“入贡”。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首次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名义上是为乾隆帝贺寿，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马戛尔尼使团携带了大量代表工业革命后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礼品，如能够准确模仿地球、月球、太阳运行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地球上各大洲、海洋和岛屿位置的地球仪，装备了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舰模型，各种先进的火炮、步枪和手枪，最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以及赫歇尔望远镜、帕克透镜等。
对于英国使团赠送的礼物，中国人并未表现出特别的震惊或热情。对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他们无动于衷，不屑一顾。他们并没有从这些礼品的科技含量中认识到英国的科技水平、工业能力、军事能力，更没有因此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奋起直追。他们只是把这些科技产品看作无关统治大局的“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英国人在安装调试天体运行仪时屡屡遭到围观中国人的哄笑；乾隆帝在参观英国的天文学表演时，只看了几分钟，就刻薄地评论，“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英国科学家表演帕克透镜如何熔化中国的钱币时，在现场观看的和珅却用它来点烟斗。严肃的科学演示被中国人当作杂耍和巫术，科技产品则被作为“远藩来朝”的贡品藏在圆明园。
二 叶尔羌贡玉
至乾隆年间，经过多次用兵，清军击败了准噶尔及大小和卓，最终平定南疆。叶尔羌是南疆仅次于喀什的第二大城，地方上物产丰饶。康熙五十二年(1713)，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听到了诸多关于此地盛产黄金的传说。一份西伯利亚发来的报告中称：“准噶尔治下有一座名城叶尔羌，沙金即出自该地。”其实沙俄的情报有误，南疆盛产者不是沙金，而是美玉。
叶尔羌所产美玉，白如羊脂，绿若翠羽，黄若蒸粟，赤拟鸡冠，黑比纯漆，自古就是玉中上品。南疆稳定之后，和阗、叶尔羌所产玉石成为进献给清廷的贡品。清廷在平定南疆后，初时较为克制，注意避免官员横征暴敛，时间一长，各种弊端开始出现，由贡玉引发了系列重案。
据《西域闻见录》云，去叶尔羌二百三十里有山名叫“米尔台山”（密尔岱），遍山皆玉，五色不同，有大至千万斤者，在绝高险峰之上，难以攀登。当地土产牦牛惯于登山，本地人携带工具，乘牛攀援，用锤凿玉石，任其自行滚落，再收取变卖。清代多采用拉网接玉的方式，在玉石掉落的地方安置多条索网，玉石从山上滚入网中后，再将网放下取石。
密尔岱山的玉石都在深山峡谷中，运输是个大问题，故而常在冬季开采玉石，如此可以在谷底泼水结冰，再用人畜之力，拉出山外。如果是在夏季开采的玉石，则要等到冬季冰雪封地之后再运出。乾隆二十五年(1760)后，叶尔羌每年都在春秋二季进贡玉七八千斤至万斤不等。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一月谕令：“嗣后叶尔羌、和阗，每年春季停止采玉，秋季仍令采运。”
山玉之外，叶尔羌、和阗两地河流之中，出产高品质河玉。“河中所产之玉，无定额，尽数入贡，由台站辇送至京。”1到了秋分，当河水漫过腰部时，以羊祭祀，将羊血洒入河中，然后开采。采河玉时，叶尔羌帮办大臣也到河边设毡帐视察。采玉者皆是当地人，入河中以足试探，且探且行，一旦触探到了玉石，则拾出水面，河上鸣金为号，“一鸣金，官即记于册，按册稽其所得，采半月，乃罢”。
清代严禁私人开采玉石，和阗玉龙喀什河及哈朗圭塔克河中的子玉，除了不足二两的以外，全数入贡。为防止玉石外流，在和阗城城外东西河共设卡伦（即哨所）十二处稽查。河玉之外，叶尔羌所产的山玉，也不许变卖。
“叶尔羌例采贡玉，凡坛庙之特磬、编磬及庆典之玉册，皆其材也。”特磬是一种打击乐器，以玉石制成，用木槌击奏。《周礼》中载：“特磬十二，依辰次陈之，以应其方之律。”乾隆二十五年，以新疆贡玉制作十二特磬，乾隆帝御制铭词，镌识其上。
玉册，即“奉册宝”，是太庙记录历代皇帝上尊谥的专用玉册。太庙祭祀时，将玉册奉出，放入大殿，同时奏赞颂词。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帝因为太庙中玉册的颜色不整齐，特意命英廉、福隆安，以和阗贡玉，慎选良工，再造列朝宝册一份，替换太庙中的旧玉册。替换下来的玉册，则恭送盛京太庙尊藏。
叶尔羌所产美玉，被乾隆帝定为贡品，不准民间私自开挖、贩卖。乾隆帝霸道地指示：“和阗所出玉石皆为官物，要尽得尽纳。”对于民间捡拾到玉石而主动献出者给予报酬。
乾隆三十年(1765)，和阗总兵和诚因为藏匿贡玉被治罪。“和诚在和阗，隐匿应贡之玉，又重利盘剥回人，亦经治罪正法。”和诚利用监管开采贡玉的权力，偷偷藏了十几块上好的玉石，总重有二百余斤，预备退休回到内地后变卖。此后，和诚又利用巡城的机会，向当地民众勒索金银玉器，被人告发后，被乾隆帝下令处死。
密尔岱山，其山绵亘，不知其终，其上产玉，凿之不竭，故得名“玉山”。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第十六回中，即有对玉山的描写：“行不多时，陡然间眼前一片空旷，此时朝阳初升，只见景色奇丽，莫可名状。一座白玉山峰参天而起。”
为防民间私采玉石，乾隆帝下令将密尔岱山封闭，又在山口设关卡一处。乾隆四十一年，高朴被派去叶尔羌任职。高朴来历颇不简单，他的父亲是牵涉两淮盐引案被杀的高恒。高恒被处死三年之后，乾隆帝却破格提拔高朴为左副都御史，众臣不服。乾隆帝特意解释道：“高朴年少奋勉，是以加恩擢用，非他人比。”由于朝中群臣强烈反对，要求将高朴夺职，乾隆帝无奈，将他降职为兵部右侍郎，后将他派往叶尔羌坐镇一方，希望他能干出一番事业，不辜负皇帝的期望。高朴到任后，奏请每两年一次开采玉石，又暗中命三千余民工，在山中私下开采玉石，然后以招股的形式与商人合伙，将玉石运至内地贩卖，“价值数十万两”。
高朴到任后，与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对等人交好。阿奇木伯克是清廷封的官，品级因地而异，最高三品，最低六品，以回人贵族担任，统治南疆各城。阿奇木伯克多从最早归顺清廷的哈密、吐鲁番等地挑选。清廷派到各地的文武官员由朝廷供给俸禄，派至各地的阿奇木伯克薪水则由地方供给。这些人到了各地后，将地方上的民众视为奴仆，肆意掠夺。
高朴贩卖玉石，一路上经过诸多关卡。各地关卡，或是被收买，或是慑于高朴权势，均畅行无阻。案发后据高朴家人供称：“自叶尔羌携带玉石起身。经过嘉峪关一带，有人盘问，回说是高大人家人，同师爷进京，带的是随身行李，就一路放过，也不查看了。到了肃州，换了骡驮子，装作买卖人，由边墙一带行走。到山西汾州，复从山西走河南，过浦口到苏州。经过关口，都熟识的，出些使费给巡查的，人就放过来了。”
见高朴私下入山采玉发财，鄂对等人也眼热，派了二百余人入山采玉。采玉时，山高路险，天寒地冻，死者颇多，民间怨言颇大。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鄂对去世，高朴特意奏请以鄂对之子鄂斯满接替父职，好继续私采玉石。不想乾隆帝考虑之后认为：“如此父子相继办事，竟似伊家世职，久之与唐时藩镇何异？”遂将鄂斯满调往喀什噶尔，将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调任至叶尔羌。
自己收买的鄂斯满被调走，高朴就着手收买色提巴尔第，开价黄金五十两，玉石两千斤。不想色提巴尔第不吃高朴这套，将送来的黄金封存好，又向乌什办事大臣永贵控告高朴私贩玉石。乾隆三十年，乌什发生民变之后，原先驻在喀什噶尔的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暂移驻乌什，负责天山南路各城事务，所以色提巴尔第向乌什办事大臣永贵揭发此事。
案发之后，在内地各省查出涉案玉石十四万余斤，在叶尔羌查出涉案玉石三十三万余斤，查出高朴盗卖玉石所得银将近十四万两。对于高朴盗卖玉石，乾隆帝惊呼此案是前所未有，对高朴破口大骂：“此等孽种，不惟国法所不容，亦其家所断不可留。”
高朴家族与乾隆帝的关系非同一般。高朴的祖父高斌是乾隆帝最信任的重臣，父亲高恒在两淮盐运使的任上因为贪腐被处死，姑姑是乾隆帝最宠爱的慧贤皇贵妃，伯父高晋是现任两江总督。此番高朴偷盗玉石案发，乾隆帝毫不留情，指示将高朴于叶尔羌就地正法，“正法后，其尸骸即掷喂狼犬，尸骸断不准携回内地”。高朴的下属三泰参与盗卖玉石案，正在押解进京途中。乾隆帝派人前去在途中等候，在何处遇到三泰，即于该处将其正法，尸骸抛弃野外，不准收殓。其他涉案人员也都被处死。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又颁发谕旨，此后再有私赴新疆偷贩玉石者，一经查获，“即照窃盗例，计赃论罪，满贯者拟绞监候”。高朴案发生之后，清廷下令关闭密尔岱山，禁止民间入山采玉，“总之密尔岱山，竟宜永远封禁。或回人赴山偷采，惟当令守卡兵丁严行稽查。一经盘获，即将人赃一并解送该管大臣处严行究治”。至于官方在密尔岱山的采玉活动，却未曾停止。
乾隆五十五年，有一批叶尔羌贡玉到京。内务府查验之后，发现两块玉竟然被人换成了石头。经过侦查，发现是在叶尔羌粮饷局当差的绿营兵张殿魁在贡玉装箱时，乘人不备，以两块大小重量相差无几的石头调换出玉。在场的官员未发现调包，将箱子封印之后送到京师。案情明了后，张殿魁被判处绞刑，疏忽查验的官员也均被严惩。
也正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叶尔羌挖出三块大玉石，“大者万斤，次者八千斤，又次者重达三千斤”。叶尔羌办事大臣为了拍皇帝马屁，于次年将这三块大玉石运往北京。从叶尔羌到京师，路途遥远，且要经历诸多险要地势，动用诸多民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花了八年时间，才将三块玉石运到和硕之乌什他拉，“辇此大玉时，用马数百。回人不善御，前却不一，鞭棰交下，积沙盈尺，轴动则胶固，回人持大瓶灌油以脂之，日才行数里”。
乌什办事大臣都尔嘉将运送大玉石的诸多麻烦上奏，都被和珅压下。嘉庆四年(1799)，和珅被处死后，嘉庆帝下令将玉石就地抛弃，不准再运，“回民闻弃此玉，无不欢欣鼓舞也。”此年嘉庆又下令，此后玉石准许卖给民间，不许官方经手致滋纷扰，盘查关卡一概取消。在嘉庆帝看来，“疆宇宁靖是朕至愿，玉之多少，何足轻重”。
自乾隆四十三年，清廷严禁民间私贩玉石，“自是以后，玉器遂为无价宝矣”。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记录，玉禁之后，玉价暴涨，曾有人出售玉烟壶二枚，开价银一千八百两。冷姓商人出售四个玉碗，口径五寸，开价五千两。到了嘉庆四年，玉禁放开之后，大批商贩涌入叶尔羌贩玉，于是玉石价格大跌。姚元之不由挖苦道：“余犹见前索价五千之四碗，只需八十两矣。”
至于留在新疆的三块大玉石，“初覆以屋，年久屋圮，玉之面南者为风日所燥，剥落起皮”。嘉庆十一年，新疆地方官员眼看这三块大玉搁在那里多年，风吹日晒，真是暴殄天物，就建议招商认购。嘉庆帝看了奏折后，大骂地方官员贪图小利，可转念一想，玉是好东西，扔在那里实在可惜，就下令挑两块小玉运进京师。不料两块小点的玉，加起来也要一万一千斤，大臣松筠就上奏说这两块玉运起来太麻烦了。嘉庆帝一想也是，讪讪地说“朕天性不喜玉”，让不要运来京师了。
自平定新疆以后，和阗、叶尔羌每年采进贡玉四千余斤。到了嘉庆十七年(1816)，因内务府造办处所贮玉石丰足，又减为每年采进两千斤。道光元年(1821)下令：“今查所贮尚多，足以敷用，着交和阗、叶尔羌办事大臣将此项每岁应进贡玉，暂行停采。”
后来林则徐被贬新疆，路过和硕时，尚看到被遗弃于当地的这三块玉石。清徐松《西域水道记》载：“土人导余至驿舍东北观之，半没尘壤，出地者高二尺许。”谢彬考察新疆时，看到犹存的大小块玉石已被人零截取走。民国时公路修好后，将此大块玉石用卡车运至乌鲁木齐，此后又被分解开来，散于四方。
三 东北人参
产于奉天、吉林、高丽等地的人参称“辽参”，又称吉林参、高丽参，以野生者为贵。中国古时最重上党参。至清代，由于清室崛起于辽东，遂使辽东人参地位倍增，为参中王者。辽参产于深山人迹罕至处，采参时，必纠合数十至数百人，携带粮草弓弩器具进山。山中到处是参天大树，不见天日，沿途要砍松枝烧火做标记。往往要在山中行上十余日，深入千余里，方有参源。
女真人一直将人参当作珍宝，严禁汉人、朝鲜人进入产参地区采参。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东宁卫军民前往辽东采挖人参时，被建州女真所伤。至皇太极登基后，更是严禁采参。天聪三年(1629)，清军在新城地方遇到东江左都督毛文龙派出的采参军民，“杀百余人，生擒千总三员以归”。
清室入主中原后，人参既是宫廷日常使用的补品，也是赏赐给大臣的重要物品。宫廷日用的人参存于内务府广储司茶库中。每逢皇帝出巡时，也携带一定数量的人参随时备用。使用人参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四等及四等以上的人参是专供帝后食用或是配制御药之用。乾隆时期，五等以下人参主要用于赏赐官员、变价出卖及一般入药。
在清代后宫中，妃子们常将人参含在口中，慢慢融化，据说可以美容驻颜。此外，人参还被用来入药、泡酒、熬汤，制成药丸甚至药膳等，通过各种形式发挥滋补功能。对于皇帝的宠臣，赏人参既能展示恩宠，又能让臣子滋养身体，更好地为皇权效力。
康熙十九年(1680)，大臣魏象枢生病，康熙帝赐给人参及参膏，又命内侍前去询问饮食如何。雍正十年(1732)冬，雍正帝一次赐给蒋廷锡人参十二斤。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赐给在金川前线指挥战事的傅恒人参三斤。在清代诸帝中，道光帝堪称最抠门。道光十八年(1838)，道光帝想念起致仕十几年的老臣黄钺，一算明年就是他九十岁生日，特赐给人参八两，命其子到北京领取。道光帝又降手谕云：“知卿原不假参苓之力，聊伸眷念耳。”道光这抠门皇帝舍不得多给人参，还要找点理由。
入关之前，采参的特权被八旗贵族控制，“原定八旗分山采参制，彼此不得越境”。对于立下大功的文臣武将，清廷准其入山采参。崇德八年(1643)，清太宗下令，立下功劳的将领“准令其部下自行采参”。到了顺治五年(1648)，下令停止大臣采参；顺治七年，停止宗室采捕东珠、貂鼠等物。
此后，东北各地所产辽参，除每岁进贡给皇室使用外，只有宗室内亲王、郡王、世子、贝勒、贝子等可以遣人去按照定数采挖。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有王公派人偷采参，康熙帝责令严加查处，将涉案的镇国、辅国二公罚俸二年，将涉案的家奴处死。康熙三十六年，明确了宗室每年可派往关外采参人数及人参数量。爵位最高的亲王，每年可派一百四十人，采人参七十斤；爵位最低的奉恩将军，每年可派十五人，采人参七斤半。
康熙朝以后，随着人参资源的萎缩，对于八旗贵族采参的控制日益严格。“八旗分地，徒有空名。”宗室派遣的采参人员，除非深入千里，否则根本采不到参。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下令，八旗贵族“一律停采”，此后只有皇室专享采参之权，人参也成为皇室私利。
为了防范有人私入产参地区偷采人参，顺治朝时，清廷开始搭建柳条篱笆墙，至康熙朝方才完工。柳条墙南起辽宁凤城南，经新宾东北至开原北，又向西南折向山海关，称老边；从开原东北至吉林北，称新边。柳条篱笆墙长达千余公里，设置边门二十，由官兵守卫。千里篱笆墙，只为防偷参。后来，这道柳条篱笆墙，也给东北带来了个“柳条边外”的别称。于是，“千里风烟重大漠，柳条边外暮萧萧”之类边塞诗屡屡出现。柳条边之外，清廷还在参山隘口、河道渡口设置卡伦，或于歇山之年入山搜查。
清代皇室使用的人参，主要通过打牲乌拉进贡、招商采参、八旗士兵采参等途径获得。
打牲乌拉衙门配备有参丁约三百人，“国初定额，年交官参三千两，每一牲丁，令缴纳一斤八两”。若多交一两，赏毛青布一匹；少交一两，鞭责十下。乾隆十四年(1749)，因为参源枯竭，当年打牲乌拉只交了八百三十五两。乾隆十五年，经过奏准，打牲乌拉采参丁三百名停止采挖人参，改编为十二珠轩，负责采集东珠。对于打牲乌拉衙门来说，采参只是其诸多事务中的一小部分，并不是特别重要。对清室来讲，打牲乌拉衙门进贡的人参也只是一小部分，通过招商采参等途径，皇室可以获得大量高品质的人参。
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廷决定招商包办采参事务。商人购得参票后，或转让出卖，或招揽人进山采参。招商采参的实际效果并不好，在康熙六十一年时被叫停。雍正年间一度鼓励满八旗兵丁和包衣牛录领票入山采参，但在采参时管理混乱，各行其是，不久即告停止。雍正八年(1730)，皇商范玉、范清注父子自告奋勇，愿承包参务，此后连续承包十三年，每年雇用三万余名刨夫入山采参，获利无数。到了乾隆年间，乾隆帝眼红采参的巨大利润，以皇商“唯图自身获利，不能诚心放票”为由，停止皇商办理参务。
清廷在盛京、吉林、宁古塔等处，均设官参局，负责发放参票，办理人参事务。“领票曰揽头，挖参曰刨夫”，每张参票，揽头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刨夫入山采参。所采集到的最好山参，上交给内务府，如遇到“大枝山参”，专供皇帝使用，不拘时段，可随时进贡。
通过控制人参开采及贸易，清室获得了巨大利润。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实放出参票六千余张，每张收官参六两，共收参三万六千余两，当日北京参价，一两参售银四十两，则收入在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左右。所得人参均交内务府，“其每票所收参六两，仍解交内务府，以作抵补之项”。
人参生长周期较长，面对采参者的疯狂采挖，人参资源逐渐枯竭，前去领取参票者也渐渐减少。乾隆五十四年，官方放出参票五千张，实际上只有两千三百张被人认领。为了鼓励人们去采参，清廷增加了凭票入山的人数。乾隆九年以前，每张票可一人入山，之后改为每票三人或四人。超过参票规定的人数，额外多带的人手，称为“黑人”。每个购买参票的，都希望多带人手入山，可多挖，于是大量“黑人”涌入山中采参。
乾隆二十五年，清廷规定，每张参票定为五人，可携带五驮，每人发腰牌一枚，准带六斗口米。但购买参票的揽头，实际上携带的“黑人”人数，从十余人至百余人不等。此年发出宁古塔参票三百二十二张，吉林水陆参票一百五十五张，实际人数达到了七千余人。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三姓地区发生了“黑人”暴动。三姓副都统命令补办参票，聚集起来的“黑人”一起闹事，将官参局人员打伤，又手持棍棒、斧头，包围三姓副都统衙门。三姓副都统手中只有三百兵丁，没法应付，只好妥协，发放腰牌。
清律规定，偷参队伍规模在百人以上，偷采参在五百两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者照例处罚。所带之人不满百名，所收之参不满五百两者，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减一等。至于流放之地，还特意规定，纠集人数在四十名以上，人参五十两以上，“人犯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
如果并无财主出资支持，系临时乌合之众，或各出资本，或受雇偷采，或只身潜往挖参者，俱按其得参数目处罚。得参“一两以下，杖六十，徒一年；一两以上至五两，杖七十，徒一年半；一十两，杖八十，徒二年；一十五两，杖九十，徒二年半；二十两，杖一百，徒三年；二十两以上至三十两，杖一百，流二千里。每十两递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及未得参者，各减一等。代为运送米石者，杖一百。私贩照私刨人犯减一等治罪”。
依照清律，很多偷采者被定为死刑，但刑部在秋审时，往往会从宽处置，将其释放，康熙帝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是在纵容偷参者。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月二十四日，康熙帝下谕，将刑部秋审时宽免的偷采人参犯人处以割断脚筋之刑，“若将此等人犯割断懒筋，不能复可为盗，私刨人参，则恶犯亦知警矣”。此后刑部遵照指示，将为首私刨人参者，割断两脚脚筋，为从者割断一脚脚筋，使其终身残疾。
清廷的酷法，依然不能阻止采参的浪潮，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大江南北的穷困劳力纷纷涌入东北采参。每年三四月间，大量人口入山偷采人参，至九月十月返回时，死于饥寒者不知几何。虽然如此，很多人前赴后继，无惧死亡。采参者都是穷人，被贬称为“穷棒子”。因为人参又称“棒棰”，前去东北挖人参，称为“放山”或“挖棒棰”，而挖参者都是穷人，由此产生“穷棒子”这一称谓。
清代出现了所谓“飞参”团伙，由非法参商雇佣，专门从事私参运输业务。这些人员被官方称为“飞参恶棍”，皆是身强力壮之徒，夜行昼伏，运送私参。运输途中，如果遇到巡逻官兵，先以银两买路，如果收买不成，则扬言以命相搏，“巡兵壮丁畏彼凶恶，多有得银卖放”。
为了发挥巡查人员的积极性，清廷规定，山海等关巡查士兵，如搜出人参等物，可获得人参总重的二成作为奖励，其余八成收入官府。如有搜查不力导致私带过关者，将负责官员照失察例议处，巡查人等照“不应重”律治罪。
“不应重”律指虽无明令禁止，但依照道德要求及对皇权的忠诚必须作为的事。触犯“不应重”律，杖八十。明知故纵者，则负责人枷号一个月，杖一百。受贿私放买卖人参者，计赃以枉法罪从重发落。
户部曾奏定章程，山海关值班官兵拿获私带人参在十两以上者，应将该犯解送到刑部审办。操作之中，查出大量携带十两以上人参者，人员运送京师，往来费时费力，滋生无数弊端。同治十一年(1872)改定，贩卖人参在百两以上者，方送交给京师刑部申办，其余均就近查办。
对一般平民而言，出关时利用各种机会，携带少许人参返回家乡，或可以孝敬双亲，或可以赚点小钱，故而此类携带少许人参的案件极多，很多平民被捕入狱。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十八日，山海关查获济南府章丘县人王集先，从其衣服包裹内搜出人参一包，重五两，交给临榆县知县赵允祜审讯。据王集先供认，本人靠铁匠的手艺谋生，此年三月前往沈阳东山地方打铁。熟识的朋友徐弓匠托他打了一把小刀，赠给他一纸包人参。王集先老母已八十四岁，就准备将人参带回去配药，给老母治病。在进入山海关时，被查出携带人参，王集先自称：“今蒙审讯，实不知人参犯禁，也没私贩的事。”随后王集先被移交到盛京将军衙门审判。
此类私下携带少量人参为亲人治病者，与贩卖牟利者有较大区别，但清廷在审判时仍然予以较重处罚。道光十三年(1833)曾有判例，孙万资携带三两二钱人参，准备给双亲服食，在山海关被查出。判决结果是“应依偷刨人参一两至五两，杖七十，徒一年半，私贩减一等治罪。例于私贩应得杖六十，徒一年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
清代皇帝在统治时，口口声声“以孝治天下”，可当民众为了尽孝携带少许人参时，却又遭到恶法的惩戒。为了私利，皇帝垄断人参的开采与贸易，又以各种恶法打击民间私带、私用人参。孝也罢，法律也罢，仁义道德也罢，只不过是维护皇帝私利的遮羞布罢了。
清廷不但限制国内民众挖参，还多次颁布禁令，严禁朝鲜人入境采参。“无价辽参贵高丽”，高品质的辽参同样受到高丽人追捧。由于地理上的便利及采参所带来的暴利，颇多朝鲜人私下进入中国采参，由此也引发了诸多跨国纠纷。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派遣勒楚带领官兵前往长白山调查、绘制长白山和鸭绿江地图。此年八月，中方绘制地图的官兵行至三道沟地方时，碰到越境偷采参的朝鲜人韩得完等二十八人。双方爆发冲突，朝鲜人用鸟枪将勒楚等人击伤。
为处理此事，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康熙帝派护军统领佟宝前往朝鲜，会同朝鲜国王李焞共同审理此案。最后拟定，韩得完等二十八人俱拟立斩，约束不严之咸镜道节度使等人分别予以降职、革职处分。朝鲜国王李焞罚银二万两。中方为了显示宽大，又改将韩得完等为首六人处以斩立决，余二十二人从宽免死，减等发落。同时，朝鲜严禁平安、咸镜两道民众持有鸟枪，并停止内外人参贸易。
随着连年过度开采，野生山参越来越少，但清廷严禁民间栽培秧参。“以苗移植者，为秧参。”在清廷看来，人参是上天赐予之物，是地灵所产。民间栽培的秧参效力差，混乱天地灵秀。清廷规定，不许民人栽培秧参，凡被拿获者与偷参人同罪。但在关外，私下栽培秧参的事件却屡禁不止。
嘉庆朝之前，关外人参资源比较丰富，人工种植虽不多见，但已开始出现。嘉庆朝开始，山参资源日渐枯萎，开始大规模人工种植秧参。人工栽培的秧参成长周期短，形状、大小、颜色与野生人参没有大的区别，没有经验者很难区分。由于二者真假难辨，一些商人将秧参作为野生人参交给官参局。官参局官员得了贿赂，对此视若无睹。
嘉庆十五年(1810)，此事暴露。经过内务府聘请的专家鉴定，盛京进贡的辽参中有六成是秧参，吉林则有九成是秧参，“盛京四等以上参六斤，内亦有秧参二斤。吉林四等以上参三斤二两，大枝参十两，竟全系秧参”。
嘉庆帝大怒，下令将吉林将军秀林及承办人员送交刑部处理。嘉庆帝亲自召见秀林，加以责问。秀林自我辩解：“选参时只挑选根枝壮大，颜色红润者，不知这是秧参。”嘉庆帝当场发怒，指责秀林办理参务十六年，竟然不能分辨山参与秧参，下令将秀林革职，派人至吉林详细调查此案。最后查明，吉林将军秀林以假乱真，侵吞参务银三万余两，令自尽。对于专贡皇帝的大枝山参，嘉庆帝特意指示，有自然最好，如果没有，据实禀报也没有关系，只是不可作伪。
内务府之中，库存人参较多，又不能长久保存，日久天长，必然腐烂。自康熙年间开始，库存过多的人参由内务府出面变卖。在南方，交给两淮盐运使、江南三织造及粤海关变价销售。在京师，则由崇文门税关售卖。正是手头有大量人参，江宁织造曹寅患疟疾后大量服用人参，以至于康熙帝告诫他：“此病与服人参有关，不可再服。”
除了商人出售外，清廷还准许京师内的王公大臣购买一定数量的人参。乾隆十一年(1746)，内务府决定：“将应卖参斤，王等准买十斤，大臣等准买三斤，六品以上官员准买一斤，俱向银库交银领参。”京师中，官参往往有价无市，得了官参的官员无不欣喜若狂。嘉庆时期，还特意将内务府中库存的人参低价出售给大臣，相当于变相的官员福利，借此笼络官员。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国藩尚在翰林院当穷翰林，此年其祖父生病，曾国藩级别不够，买不到内务府中的官参，花了高价从市面上购买辽参寄回。大叹所购人参“并非佳品”。待曾国藩位列封疆，领兵于东南征战之际，不时服用人参，以补充精力。
到了咸丰年间，经过二百多年大规模的开采，人参资源已经基本枯竭。清廷对于人工栽培人参又持强烈的排斥乃至严禁态度。为了保护野山参，清廷一度颁布歇山养参的政策，可民间不管这些。朝廷一歇山，民间“黑人”就大量涌入偷采。咸丰年间，东北采参业基本停止，此后每年也就发放几十张或者几百张参票以供皇室之需，人参也不再是清皇室重要的经济来源。
虽然人参资源日渐枯竭，不过皇室还是能弄到上品的人参。光绪六年(1880)八月，吉林将军进献老参二枝，“连根须长尺许，其色金黄，其纹多横，其质坚硬。尝其须，味微苦，渐回甘，噙之津液满口，须臾融化，真上品也”。卧病在床的慈禧服用了此二枝人参。据为慈禧诊治的名医薛宝田在《北行日记》中记载，“昨用人参一钱，精神顿健。皇太后甚喜，云：‘吉林人参颇有效，仍照用。’”在此后的岁月里，慈禧对人参越发钟爱。慈禧晚年，每日都要噙化人参一钱，所用人参每日包好，交给太监总管伺候服用。身体虚弱的光绪帝更相信西医，经常使用西洋参与药物配制茶饮进补。
四 打牲乌拉的东珠
东珠（满语塔娜）又称北珠，产于嫩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东北出产的上品珍珠很早就在史书中有记载。晋郭璞注《山海经传》中载，东北地区“出名马、赤玉、貂皮，大珠如酸枣”。不过，东珠在中原地区的流行却在宋代。
风流倜傥的宋徽宗赵佶爱极了北珠（东珠），于是臣子们疯狂搜罗皇帝喜欢的玩意儿，以邀帝宠。梁子美担任河北都转运使时，曾以三百万缗的高价从辽国手中购得东珠，献给皇帝。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梁子美因为拍马有功，很快被提拔为尚书右丞（副宰相）。宋徽宗将搜罗来的各种珍宝藏在宣和殿库房中，其中有北珠无数。在给宠妃的侍从发放赏赐时，宋徽宗命取了箱子来，他亲手打开，一捧一捧地将北珠取出来，一共捧了六七捧。此时，北珠（东珠）的价格颇高，“宣和年间，每围一寸者，能卖到二三百万钱”。宋徽宗这一赏赐，不知几万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