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追捧北珠时，恰逢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刚登基不久。耶律延禧看到宋国频繁来辽国购买北珠，大为恼怒，下令断绝交易。有大臣进谏道：“宋国倾举国之力，购买无用之物，对我有利，对宋国则不利。”耶律延禧听了大喜，遂放开北珠贸易。又因为北珠贸易能带来暴利，耶律延禧逼迫女真人采捕北珠。女真各部不得不在冬季凿冰入水，采蚌取珠，导致很多人死于江中。
女真人以性命换来的北珠却被辽国人低价收走，又遭遇各种压迫，这最终诱发了完颜阿骨打起兵反叛。阿骨打起兵时，恰逢耶律延禧赴显州（今辽宁北镇一带）打猎。得到警讯后，耶律延禧也不放在心上，仅派出五千人前去镇压。女真人出奇兵，潜渡混同江，一举击败辽兵，此后迅速崛起，成为辽国大患。
北宋重和元年(1118)十二月，金国派遣李善庆作为使者前往宋国。重和二年正月，李善庆抵达宋国京师，献上国书及北珠等物作为国礼。此次会晤后不久，宋金两国达成“海上之盟”，共同对付辽国。至辽国被灭掉之后，虎狼般的金兵却乘机推进，兵临北宋京师城下。
靖康元年(1126)正月，面对汴京城下的重重金军，刚登基的宋钦宗不得不致信大金皇子，哀求议和。信中卑躬屈膝，极尽谄媚，甚至将金国大军入侵称为“获惇旧契，永怀恩义，寤寐不忘”。宋国更献上厚礼，礼物中就有产自金国的名贵北珠。在签订临时和约后，宋国又送上重礼，其中有“珍珠束带一条，上有北珠二十五颗”。
只是，大宋皇帝搜刮尽了京师内的珠宝，也未能逃脱悲惨的命运。翌年金兵再次出击，攻破京师，俘获宋国皇帝、太上皇及皇室三千多人。靖康之乱后，北宋王公贵族仓皇南渡，在扬子江中遗弃颇多宝物。“镇江渔户于西津沙际，曾有得一囊北珠者。”
到了明代，因为北珠出自辽东，改称东珠。此时尚在关外的女真人生产力低下，从铁锅到布匹，各种生活用品都需与内地交换。辽东所出产的东珠、人参、貂皮等物则被用来作为交易物。在女真贵族中，东珠也备受追捧。努尔哈赤的大妃乌拉那拉氏与人通奸被发现，努尔哈赤大骂：“这个福晋奸邪狡猾，诈骗窃盗。凡是人有的邪心俱备，我以东珠装饰你头与身，不能再多了。”
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攻占了盛产东珠的乌拉部。乌拉部被灭之后，土地被努尔哈赤分割给各旗旗主。获得乌拉地方后，努尔哈赤与各旗旗主每年都派人前去采取东珠。到了皇太极时期，各旗旗主在乌拉的土地全部被收回，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在乌拉设立了管理机构“嘎善”（村屯），却无力管理。
至顺治十四年(1657)，方在乌拉设立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管界周围五百余里。打牲乌拉衙门专为皇亲国戚从事各种贡品的采捕、保管、运输等工作。在诸多贡物之中，东珠最珍贵，最受重视。打牲乌拉衙门建立后，其职责最初就是负责采捕东珠等贡物。
负责采集的机构称为“珠轩”。每三十名壮丁编为一个珠轩，各置正副长官一人，共设五十九珠轩，每个珠轩要交东珠十六颗，总计九百四十四颗。顺治十八年曾经议定，打牲壮丁每月给饷银五钱。康熙二十九年(1690)提升了待遇，打牲乌拉头目每人每月给饷银二两，壮丁每人每月饷银增加到了一两。打牲乌拉衙门下辖的打牲壮丁、官庄领催、铁匠、弓匠等在内，全年开销在六万两左右。
珠轩壮丁多采或少得东珠者，均有奖惩。“各珠轩于定额之外，多得东珠一颗者，将多得东珠之人，赏给毛青布二匹；缺少东珠一颗者，将缺少之人鞭责一十。”多采东珠至三十颗者定为一级，给予主管官员赏赐。此后依照分数，分别予以赏赐。这种赏赐，与负责采捕的壮丁没有关系，只属于官员阶层。
东珠圆润莹白，光彩熠熠，又出自辽东，为清室珍视，是皇室日常生活中的装饰品。清代对东珠的使用有着严格规定，如皇帝朝冠金顶用头等东珠十二颗、二等东珠三颗，帽前金佛用头等东珠十五颗、后用头等东珠七颗，朝珠用二等东珠一百零八颗，朝带用头等东珠四颗、二等东珠十二颗等。只有皇帝、皇太后和皇后才能佩戴有东珠的朝珠，其余人即使皇子、亲王也不得使用。东珠分七等，重在一钱以上者为一等，专贡帝后使用，其余依照重量、光泽分等。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世班禅入京，乾隆帝赏给五等东珠一颗。
《大清律例》中规定，公侯文武百官，“凡应用东珠，重不得过三分，如用三分以上即同违式”。多尔衮西平陕蜀，南下吴越，为清室坐稳江山立下赫赫功劳。他死后却被指责有篡窃之志，所罗列的罪状之中有“以黄袍东珠潜置棺内”。时人曾评论：“有不篡窃于生前，而篡窃于棺内者乎？”嘉庆四年(1799)，和珅被赐死，在罗列的和珅的诸多罪状之中，也有私藏东珠一项，“并有大珠一颗，较之御用冠顶苍龙教子大珠更大”。
打牲衙门对东珠的采捕，采取的是原始的掠夺性采捕。在南至长白山，北至黑龙江、瑷珲，东到宁古塔、珲春这一广阔区域内，采珠人地毯式搜寻蚌蛤，进行采捕。
每年四月，在祭祀江神之后，打牲乌拉的采珠人便分布到各个河流采集东珠，至八月返回。采获的东珠由打牲乌拉衙门验收之后，送往盛京，再送至北京。采捕时，采珠人将木杆插入水中，停下船来。凡蚌蛤聚集，会有“咬杆”声，也就是木杆与蚌壳的摩擦声。探到蚌蛤后，采珠人要赤身入水采取，下水前，采珠人会猛喝上几口关东烧酒，在嘴或鼻子上插芦苇筒儿以便于在水中换气。采珠人潜入水中摸到蚌蛤后，或抱住蚌蛤，或将蚌蛤放入所携带的鱼皮兜中，摇动绳索，由人拖拽到船边，如此反复多次。
采珠人在寒冷的水中采珠，有被水冲走、淹死的危险，常年泡在寒水之中，更容易生病，而采珠人辛苦所得，不过是一饱而已。在此种残酷环境下，采珠人常被称为“水下奴”。在困境之中，采珠人中发展出了诸多与东珠有关的故事，如采珠人在水下时突然遇难，有东珠精化身为美女，将其救出，最后以身相许之类的故事。
蚌蛤采捕上来之后，以热水灼蚌壳，蚌壳即打开。此时如果发现有东珠，采珠人要当着众人的面，手持尖刀，将珠子迅速取出，放到净水碗中。如果所采的珠子光泽度不够，或者形状不符合要求，则要扔回河中，不得私藏。东珠捕捞不易，往往易数河而不能得一珠，采捕一船蚌蛤也可能得不到一颗东珠，至于高品质的东珠更难得。在一些河床上，采捕后遗弃的蚌壳累累密布。
长年的过度采捕导致东珠资源逐渐匮乏。到了乾隆初年，开始实行轮采制度。一条江河被采后，停采三年或五年，采珠人须到另外的江河采捕。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五十一年，下令全面停采五年。嘉庆四年(1799)十二月，嘉庆帝又下旨，自明年起停采三年，以资蚌蛤生长休养。此后，开采东珠需要提前一年申请，经过皇帝朱批同意，方可在第二年开河采捕。如果皇帝连续否决，则连续几年都不开采。
没有采捕任务的时候，地方官员要严格巡河，禁止民间私采。私采者所受的处罚非常严厉。《大清会典》载：“宁古塔、乌拉人在禁河内偷采东珠者，照偷采人参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者枷两月，鞭一百。”同时禁止私下贩卖、佩戴东珠，“貂、珠、人参禁偷采，旗民有犯皆论如法。私戴、私贩与盗珠同”。此外，清廷还在山海关设卡，严查夹带东珠者。凡查获夹带东珠者，依照查获东珠的数量，分别予以记功、赏银。若有人夹带东珠入关而未被查出，则山海关主管官员与巡查人员要被降三级、杖八十。
女真发祥于东北，将白山黑水视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此地所产的东珠也被视为珠宝饰物中最珍贵者，严禁民间开采、使用。由于严禁民间私采东珠，一些打牲乌拉的采珠人便利用此事来敲诈勒索。打牲乌拉的采珠人将采捕后的无用蚌壳扔在屯农住所外边，再指责屯农私采东珠，敲诈勒索。久而久之，民间见蚌即生出畏惧之心。干旱之年，黑龙江、嫩江一带江水干涸，河床之中，可见老蚌，却无人敢去采捕，最后“仰死泥淖而已”。
在经历了漫长而疯狂的采捕之后，东珠资源已近枯竭。清初时，尚可采到大如鹅卵、长可径寸的东珠。到了道光七年(1827)，上谕指出“所进之珠，颗粒甚小，多不堪用”，无奈之下，只好暂停采珠。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打牲乌拉进贡的东珠，色泽灰暗，只好再次采捕。此年之后，直至清室退位，再未进行采珠活动。到了民国年间，也有东珠在市场上出现，只是数量日益减少，已近消亡。
五 貂皮引发的冲突
貂皮是御寒的极佳之物。据称寒冬之时，放一碗凉水在冰上，覆以貂皮，虽是冬夜，碗中水也不会结冻。貂皮是中国古代制作衣帽的名贵材料，自然是产貂地区的重要贡品。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乌桓国前来朝贺时，就曾献上貂皮。曹魏景元三年(262)，辽东郡肃慎国遣使入贡，贡品中有貂皮四百。唐开元天宝年间，大室韦遣使来朝，进贡貂皮等物。明代宫廷之中，“宫中征用，每年贩来貂皮一万余张”。
有清一代，东北进献的贡品中，以貂皮为最重。早在崇德四年(1639)，皇太极派兵征服了黑龙江中上游索伦、达斡尔等部，逼迫其每年进贡貂皮。被征服的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部，在康熙朝被编为布特哈（意为渔猎）打牲部落，至雍正朝被编为布特哈八旗，专门从事猎取貂皮等工作。
布特哈各部设总管一人，管理日常事务。康熙年间明确，布特哈各部健康的成年男子，每岁要进贡貂皮一张，“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岁纳貂皮一张，定制也”。布特哈各部，每三年比测一次，立一五尺木桩，凡身高符合者，注册为纳貂之丁。因亡故、年老、残疾、重病等不能捕貂者，于比测时从丁册之中除名。布特哈各部一直依照实际壮丁数量进贡貂皮，但各部人数时常变动，也导致了进贡貂皮数量的波动。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才明确了贡貂人数为三千四百余人。此，后布特哈各部每年进贡的貂皮张数一直维持在三千四百张以上。
清廷将貂皮分为三等，以丰厚纯黑者为上，紫次之，黄又次之。选貂皮时，黑龙江主管官员与布特哈总管一起详加审视，判断好等级后，钤小印于皮背，封贮备进。清廷严格控制民间使用貂皮，即使官方选剩下的“掷还之皮”，钤上小印后，还要砍去一爪，才能流通到民间。如皮背无印，而四爪齐全者，则是私货，“事干例禁，人不敢买”。布特哈壮丁缴纳貂皮时，根据貂皮品级赏给一定银两，由布特哈总管发放。布特哈向无商贩，每岁纳貂完毕，领取银两后，会举行商贸集会。各部不分男女，争相购买生活必需品，“为一岁之计”。布特哈八旗各部之外，其他如宁古塔、唐努乌梁海等地，每年也有大量貂皮进贡。内务府之中，储存的貂皮堆积如山。
在清廷看来，貂皮是笼络人心的有效工具。松山战役后，明军将领洪承畴被生擒，初时宁死不降。皇太极亲自召见时，将所穿貂裘解下，赐给洪承畴。洪承畴感念厚恩，涕泗纵横地称颂皇太极“真命世之主也”，于是请降。得了洪承畴，皇太极大喜云：“得洪承畴，如盲人得一向导，进攻中原，安能不克？”
“冬至赐貂，唐例也。”定鼎中原后，清室也效法此例。冬至时南书房、如意馆、升平署等处供职人员各得貂皮数张不等。至于亲贵大臣，逢到重要场合或是节日，也各有貂裘赐下。
云贵总督范承勋是清代开国名臣范文程之子。康熙三十二年(1693)冬，范承勋入京陛见。当时康熙帝前往孝陵，范承勋赶往米峪口会合。君臣二人是旧相识，八九年不见，范承勋已是满头白发。郊外寒冷，康熙帝将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赐下，令其立刻更换，以免风寒所侵。雍正丁未，冯少寇被提拔为庐州知府，请训之日，雍正帝特赐貂裘、锦绮、端砚、法帖诸珍。乾隆年间，沈德潜陪同乾隆帝南巡。游西湖时，恰好大雪，君臣二人作对。乾隆帝对其“飞入梅花都不见”一句大为欣赏，亲解貂裘赐之。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咸丰帝赐曾国藩御用黄里貂马褂。黄马褂颁到之翌日，有盗贼用小舟，于夜间靠近曾国藩座船，盗貂褂而去，曾国藩则噤不敢言。
一般臣子，机缘巧合，也能得赏貂裘。咸丰帝时，翰林吴存义入直南书房，咸丰帝偶至此处，见他所穿貂褂破旧不堪，乃询问原因。吴存义叩首道：“臣自授（翰林）编修至今，已二十年矣。”翰林院素以清贫著称，吴存义于其间二十年，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咸丰帝闻言叹息不已，次日即赐下黑貂。
光绪中叶以后，清朝官场奢侈之风盛行。权臣荣禄穿着极为考究，每年冬季，所着貂褂，均有编号，每日一换，从无重复。太平时日，荣禄貂褂，一日一换，但大乱时，连皇帝也没好貂裘穿。庚子之乱中，慈禧、光绪帝出逃西安因逃跑仓促，未能携带宫内貂褂。出逃途中，寒风凛冽，光绪帝还是一身秋装。到了西安后，遍觅好貂皮而不得，光绪帝只好弄了件旧貂裘罩在衣服之上。返京之后，一切如往昔，大臣们又纷纷穿起光鲜貂裘。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十二月，庆亲王奕劻在府内摆酒席，亲贵们无一不身着上品貂裘。奕劻一入军机处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立刻就给寒酸的军机章京们每人发一笔钱，让他们置办貂裘。
清廷就貂皮的使用有所限制。康熙元年(1662)，清廷下达禁令，“定军民人等，有用貂皮、狐皮、猞猁狲为服饰者禁之”。据此禁令，貂皮是大小官员、王公贵族们的专利，军民人等不得使用。
就在京内小官陶醉在貂裘的温暖里时，不想出了个喜欢拍马屁的人，怂恿皇帝禁止中低级官员使用貂皮等物。御史任宏嘉，字葵尊，建议康熙重新厘定服制，“非三品以上不得衣貂鼠、猞猁狲”。康熙帝听从了此建议，于是禁止中低级官员使用貂皮和猞猁狲。
冬日京师，寒冷彻骨，众多中低级官员冻得瑟瑟发抖时，无不痛骂任宏嘉多事。王士祯作诗讽刺道：“京堂铨翰两衙门，齐脱貂裘猞猁狲。昨夜五更寒透骨，举朝谁不怨葵尊。”
没多久，诸多三品以下文武官员，为了御寒，再穿貂裘，反正法不责众。康熙三十九年(1700)，朝廷再次重申禁令，这次不但禁用貂裘，还禁用貂帽，不过禁令很快就被人遗忘。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时，已没人记得这个禁令。此年，康熙帝看着朝廷内官员们头上的貂皮帽，隐约间想起：“朕记从前，曾禁貂鼠？”
臣下用貂皮屡禁不止，还有个重要因素，即皇室牟利的欲望。清室通过布特哈八旗、宁古塔、唐努乌梁海等地，每年可获得大量的貂皮。这些貂皮远远超过了皇室冬季使用及赏赐的需要，用不掉的大量貂皮，存在库房中会慢慢霉坏。最终，清室决定将貂皮拿出来，由内务府变卖赚钱。内务府联系商人将貂皮批发出去，再由商人运往各省零卖，双方还可以讨价还价。康熙五十六年，内务府一次就将貂皮一万五千张交给商人贩卖。此后，内务府储存貂皮数量到一两万张时，就将其中部分处理掉，以免日久天长，虫蛀变色。
清初，貂皮价格还不是特别昂贵。康熙初年，关外的猎户买铁锅，惯例是用貂皮交换，“随锅大小，布貂于内，满乃已”。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京师之中，每张紫貂皮价格涨到银一两。雍正五年(1727)，内务府将索伦所出黄貂皮定价为每张二两银，宁古塔黄貂皮每张一两五钱银。乾隆十八年(1753)时，内务府将发给两淮盐运使出售的貂皮定价为每张二两三钱银。
通过内务府出售貂皮，清室获得了丰厚利润。为了确保皇室垄断东北的貂皮，顺治七年(1650)，清室下令停止宗室探捕东珠、貂鼠等物。康熙十七年(1678)规定，凡私自进入禁地猎捕貂皮者，不分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皆罚俸九个月，所猎获貂皮全部充公。若是王公贵族所属旗人、家人和捕牲人私自进入禁地捕貂，其财主与为首之人皆拟绞监候，并没收其全部家产和牲畜。清室将东北貂皮视为自己的私产，虽是王公，也不得与其争利。
清廷规定，不论是中国民间偷猎貂皮者，还是朝鲜人进入中国国境偷猎貂皮者，均参照偷盗人参之律，予以严惩。乾隆二十九年(1764)，朝鲜国人朴厚赞等十余人跨越江面，进入中国境内偷猎貂皮，被中国驻防兵官拿获。朝鲜国人进入中国禁区偷猎貂皮，参照《大清律》中偷盗人参的律法，应处绞监候，至秋审时再决定是否处绞。此年九月秋之时，中方与朝鲜国沟通后，朝鲜国王同意将这批朝鲜人即行正法。但乾隆帝从两国关系考虑，认为应从轻发落。不过，“嗣后遇有似此罪犯，应将首恶之人，明正典刑，以昭国宪”。
“乌拉诸山林中，多有之索伦人，以捕貂为恒业。”索伦所产貂皮，毛泽润而香，毛深而皮大，被誉为天下之最。索伦出产貂皮颇丰，是清皇室貂皮的重要来源。索伦的顶级貂皮，吸引了罗刹（俄罗斯）人的注意。俄罗斯天气寒冷，素来重视貂皮，早在《大清一统志》中，就有关于俄罗斯貂皮的记载，“有黑貂皮，甚贵，产极东北牙特库之地。”顺治十七年(1660)，罗刹国遣使来华，中方的记录是“此国最精火器，地大兵多”。
康熙四年(1665)，罗刹人头领“阿罗斯率八十余人，入索伦部，取貂皮而淫其妇女”。事发之后，宁古塔将军巴海轻骑往袭，此时，罗刹人正在酣睡，基本被全歼，逃脱者仅四人。罗刹兵吃了一次亏后，“筑城于雅克萨，为边患者二十余年”。雅克萨城筑成后，索伦人不时遭到骚扰，且无法向京师进贡上等貂皮。索伦人多次向清政府请求援助，“以罗刹故，不得时贡，且数以罗刹之过上诉”。于公，罗刹人不断侵扰中国境内，杀戮颇多；于私，罗刹人抢劫貂皮，严重侵犯了清室的利益。从公私两个方面来说，康熙帝都必须出兵，铲除雅克萨城。
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扫平三藩之后，康熙帝派军讨伐雅克萨。在罗列出的罗刹人罪状中，就有抢劫貂皮一项，“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诸地，剽劫人口，抢虏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此战之中，大将林兴珠领藤牌兵五百，大败罗刹援兵于江中。林兴珠乘胜登陆，欲焚雅克萨城，罗刹兵弃城逃走。此战之后，两国达成了和议，索伦人也得以顺利进贡貂皮。不过在两国接壤的乌梁海地区，两国持续围绕貂皮进行谈判，直至雍正五年(1727)方才达成协议。
乌梁海（意为森林中人），辽代称“斡朗改”，元明称“兀良哈”。乌梁海人分布在唐努山、阿尔泰山一带，在其名前加上所游牧的山名作为区别，分为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三部。乌梁海人只是外界对他们的统称，各地的乌梁海人，人种、语言均不同。唐努乌梁海人的语言是突厥语；阿尔泰乌梁海人部分操突厥语，部分操蒙古语。
17世纪，乌梁海人向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部纳贡，以换取保护。准噶尔蒙古崛起之后，乌梁海人改向准噶尔人纳贡，一度处在噶尔丹控制下。康熙朝时，康熙帝三次出兵塞外，击败噶尔丹，荡平漠北。康熙五十四年(1715)，唐努乌梁海头目率众归附，此后他在名义上处于清国控制之下。乌梁海人所居住地区盛产各种皮毛，貂皮更是上品，每年都要上贡清室。
唐努乌梁海每年给朝廷和蒙古王公进贡貂皮，负担很重。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为了给乌梁海人减负，与蒙古亲王会商后，将每人每年交纳给蒙古亲王的五张貂皮，减去两张，只交三张。另由中央政府拨给蒙古亲王乳牛、牧羊，以“每年孳生”，补偿所减两张貂皮的损失。
不过，蒙古王公照例索取五张，乾隆七年(1742)，此事被定边副将军策凌揭发。经过奏请，将涉及的王公“交理藩院察议，仍严饬伊等嗣后照例遵行，如再私取逾额，定行从重治罪”。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铸“唐努乌梁海四旗总管之印”，设置四旗总管。
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三部，有中国管辖的，有俄罗斯管辖的，有处于中国与俄罗斯两国之间不受任何一方管辖的。属于中国管辖的乌梁海人，“岁以五貂贡于我朝”；属于俄罗斯管辖的乌梁海人，“岁以五貂贡于俄罗斯”；不属于两国管辖但又与两国边界接壤的乌梁海人，两国各取一貂。
雍正五年(1727)签订的《中俄恰克图界约》第三条规定：“两边各取五貂之乌梁海，各本主仍旧存留。彼此越取一貂之乌梁海，自定疆界之日起，以后永禁各取一貂，照此议定。”据此条约，中俄不得对不属两国管辖的乌梁海人征收一貂。“然俄罗斯仍私征一貂如故。我朝亦姑置勿问也。”
唐努乌梁海人每年将貂皮运到乌里雅苏台，再转运北京。至于蒙古王公每年收取的貂皮则自行派人前去唐努乌梁海征收。唐努乌梁海人对于进贡貂皮，素来用心。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京，两宫出逃西安，唐努乌梁海人照样进贡貂皮，由乌里雅苏台将军一路护送到太原，只是未曾送到西安。
清廷将唐努乌梁海地区出产的貂皮等物视为自己的私产，严禁内地商人前去该地。二百余年间，“我国商民仍守旧规，不敢违禁潜往贸易”。只有每年唐努乌梁海人前来乌里雅苏台进贡貂皮时，内地商人有三天时间可以进行贸易。
中国商人不能去唐努乌梁海，俄罗斯商人却大量前去贸易。到了清末，在唐努乌梁海的俄罗斯商人数量颇多，在此建盖房屋，常年居住。俄罗斯商人每年收买鹿茸、狐狼、水獭、猞猁狲、貂皮灰鼠，数量甚巨。由于俄罗斯商人大量收购貂皮，当唐努乌梁海人来乌里雅苏台时，竟无货物可与中国商人贸易。为此清室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做出变通，由乌里雅苏台将军发出许可证，准许内地商人前去唐努乌梁海贸易。
晚清时期，大量移民涌入关外，开垦山地，各捕貂地纷纷丧失。布特哈八旗无法完成任务，就放弃猎貂，自行购貂充当贡品。后来，财力日益困窘，布特哈八旗已无力承办貂贡。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清室令暂时免征。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奏，请宽免布特哈八旗此后三年的貂贡。三年还未期满，清王朝已告别历史舞台，但忠心的乌梁海人仍未曾停止进贡。1914年时，唐努乌梁海“对于我国政府，今尚贡献黑貂”。
六 关东鲟鳇雪堆霜
鲟鳇鱼一直被当作珍稀美食，只是此鱼口味虽佳，而外形丑恶，身长五尺，则鼻长四尺余。在古代，鲟鳇鱼主要被用来制成鱼鲊，也就是腌制的鱼。“鲟鳇身骨脆美，肉黄白，间之为鲊，其鳃曰玉梭衣。”“鲟鳇鱼极大，而骨脆肉肥，亦可为鲊。”宋代杭州鱼市每日里也有鲟鳇鱼鲊出售，“大鱼鲊、鲟鳇鱼鲊等类”。不过古人很挑剔，鲟鳇鱼被重视的，乃是其鼻肉。
湖广之间也出产鲟鳇鱼，“楚有黄柑、鲟鳇，可以供甘旨”。鲟鳇鱼制成的鱼鲊成为湖广一带的特产，在明代成为宫廷贡品。《三刻拍案惊奇》中记载：“（石不磷）此时侨寓在扬州城砖街上。秦凤仪到钞关边停了船，叫秦淮看船，带了秦京，拿了些湖广土仪，细篾、莲肉、湘簟、鲟鳇鱼鲊之类，一路来访石不磷。”湖广镇守衙门每年都向皇室进贡鲟鳇鱼及鱼鲊。地方各州县借着进贡的名义，大肆勒索，民间不堪其重。朝廷得知此弊端后，“令湖广镇守衙门，递年止进鲟鳇鱼鲊”。
北方少鱼，但还是能有各种鱼出售。大鱼多来自天津，因为稀少，故而价格高昂。每年冬至后，关东出产的鱼大量进入市面。渔民在十月后水结冻时打捞鱼，以冰覆盖，运输保存。过了惊蛰，鱼不能保存，市面上也不再有关东产的鱼出售了。
鲟鳇鱼在辽代名为“阿八儿鱼”，岀混同江，俗名鲟鳇，又名阿金鱼。《金史》载：“鲟鳇鱼，黑龙江出。”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兵攻打女真，进攻建州。金国大败，涅彻烈仅以二十骑遁走。攻下建州后，置肇州，此地特产鲟鳇鱼。被俘的女真五百余户，充作渔户，每岁捕鲟鳇鱼，通过驿站进贡。“金史所谓牛鱼者也”。明代对于东北所产鲟鳇鱼也有记载。东北地区，“鲟鳇鱼、牛鱼，混同江出大者，长丈五尺重三百斤，无鳞骨，脂肉相间食之”。
东北地区“江河横流，鱼鳞游泳于其下”，有松花江、黑龙江等江河湖泊，还有各种沼泽和湿地，出产各种鱼类。在唐宋就有记载，东北地区出产高品质的鲟鳇鱼。《酉阳杂俎》中云：“东海人常获鱼长五六尺，腹胃成胡鹿刀槊之状，或号秦皇鱼。”宋代《太平广记》载：“盛京之鱼，肥美甲天下，而鲟鳇尤奇。”盛京出产的鲟鳇鱼，巨口细睛，鼻端有角，大者重可达三百斤，冬日作为贡品，运到京师之中，充庖备赐。偶尔也有在街肆上出售者，京师中人争相购买，视为珍品。到了清代，打牲乌拉衙门每年捕捞鲟鳇鱼，作为贡品送入京师内务府。
打牲乌拉衙门辖地广阔，松花江周围五百里，皆是其采捕区域。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打牲乌拉衙门也有捕鱼权。
打牲乌拉所捕捞的鲟鳇鱼，一般有一丈多长，重三四百斤，甚至还有体积更大的。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驾临畅春园，由传教士讲授算学课。课毕，赐御膳，有两大盘鱼，一盘是鲑鱼或鳟鱼，另外一盘是重达十二磅至十五磅的鲟鳇鱼肉。据传教士记载，这是运到北京的最好的鱼，以这么大的鱼来说，肉味确实鲜美。
嘉庆十年(1805)之前，鲟鳇鱼在京中还不是特别昂贵。自从京师中流行吃鲟鳇鱼头后，鱼市纷纷囤积鱼头，晾晒之后再发卖，价格也日渐高昂。鱼市所售卖的鲟鳇鱼甚至比内务府的还要好。有一年乾隆帝去“大祀天坛”，到正阳门外，看到菜市场上有人贩卖从东北运入京师的鲟鳇鱼，长达一二丈。乾隆帝再一看宫中所用的小鲟鳇鱼，大为不满，为此还将内务府大臣索柱革职。
京师之中，邵谷太守的夫人善于烹鲟鳇鱼头。友人张瘦铜与赵云松半夜找老朋友，买了鲟鳇鱼头，来到邵家，敲门狂呼。太守夫妇本已就寝，听到声音后，不得不开门让二人进来，又命夫人烹制鱼头。等到鱼熟可端上来时，东方已白，三人为之笑乐。张瘦铜有诗云，“昔年邵七同街住，半夜打门索煮鱼”，让后人叹服前辈的风流洒脱。
打牲乌拉总管每年分两次向内务府进贡鲟鳇鱼、鲈鱼、杂色鱼等。第一次进贡鲟鳇鱼十尾，其中“盈丈者二，余八尾不立限”。此外还有鳟鱼九尾，翘头白鱼、鱼、草根鱼、鳇鱼、细鳞白鱼等鱼类四百尾。第二次进贡鲟鳇鱼十尾，另有鳟鱼九尾，翘头白鱼、鱼、草根鱼、鲤鱼、细鳞白鱼等四百尾。
鲟鳇鱼每年捕捞两次，第一次从谷雨时节开始，至深秋时结束。打牲乌拉派遣九十人，至边外产鱼各河捕捞。捕捞时用大眼网八块，顺江横荡，是为“三五渔舟布阵开，鸣榔声里势喧豗。浪花飞卷腥风急，喜见鲟鳇起汕来”。康熙帝东巡盛京时，曾亲自在江中捕获鲟鳇鱼，摆开鱼宴，招待地方耆老。每年第一次的捕捞季节，天气尚热，且至北京路途较远，不易于保存鲟鳇鱼。故而先将捕获的鲟鳇鱼放入用木栅栏圈起来的鱼渚中蓄养。蓄养的过程也颇麻烦，每日里要捕新鲜杂鱼喂养，水大了栅栏可能被冲掉，水浅了鱼又养不活。立冬前后开始第二次捕捞。由打牲乌拉总管带领官丁七十七人，赴伯都讷境产鱼各河，捕打诸色鱼。
鲟鳇鱼凶猛无比，捕捞时极为艰苦。捕鱼者有时用黄檗做成木漂浮于水面，漂上有铁钩。鲟鳇鱼若用尾击打水漂，则被钩住不得走脱；或用长绳系鱼叉上，投掷到鲟鳇鱼脊背上，之后拉住绳子，追捕鲟鳇鱼；或是用柳条遍插在河道口，堵住鲟鳇鱼出路，用网捕捞。
鲟鳇鱼捕捞不易，特别是到了冬季，更需要大量人手。光绪五年(1879)冬，此年河水冻结，打牲乌拉总管亲自督导，带了大量人手，至边外产鱼处所，捕获鲟鳇十尾，各色鱼四百九十尾，总计五百尾，于十一月初九日启程进贡。光绪二十一年，打牲乌拉衙门年例应进鲟鳇鱼十八尾，向分两次呈进，此年仅获四尾，拟分头次呈进二尾，二次呈进二尾，计尚缺鲟鳇鱼十四尾，于吉林属界大小江河四处捕捞，却未有所获。打牲乌拉总管自觉督捕不力，请旨交部议处。不过，朝廷对此也较为宽容，下旨称“毋庸议处”。
“按旧制，打牲乌拉有捕鲟鳇鱼壮丁，又荐新之礼，十二月用鲟鳇鱼。”至冬季进贡时期，打牲乌拉选出符合要求的鲟鳇鱼，用芦苇捆好，放在草囤里，再用贡车运输入京，“每次用驿车二十辆，输京师内务府”。此时天气已零下二十多度，鱼出水即被冻死，能长期保存。鲟鳇鱼冰冻后，以黄绫包裹好，装在驿车上。运输途中并不停息，在每个驿站更换马匹，然后不停赶路，送至北京，交给内务府查收。
鲟鳇鱼肉质鲜美细嫩，是上好食材，康熙帝曾作诗云：“水寒冰结味益佳，远笑江南夸鲂鲫。”鲟鳇鱼送入内务府后，除了供宫中食用外，也在祭祀、赏赐时使用。太庙每月祭祀，要用各色时鲜，如正月用鲤鱼、鸭蛋、韭菜，二月用鲫鱼、生菜、小葱芹菜、赤根菜之类，到了十一月则用银鱼、鹿肉，十二月用鲟鳇鱼。祭祀所用之物随四季而变化，由内务府掌仪司主之。宋荦担任江苏巡抚时，逢康熙帝南巡，迎銮时有各种赏赐。某日有内臣颁赐食品，传谕云：“宋荦是老臣，与众巡抚不同，着照将军总督一样颁赐。计活羊四只，糟鸡八只，糟鹿尾八个，糟鹿舌六个，鹿肉干二十四束，鲟鳇鱼干四束，野鸡干一束。”
鲟鳇鱼在《红楼梦》中也有记录。第五十三回中，贾府门下黑山村庄头乌进孝，呈上的年货之中即有“鲟鳇鱼二个，各色杂鱼二百斤”。虽说鲟鳇鱼只有两条，可鲟鳇鱼单条重二三百斤，也足够贾府一尝其美味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陪同康熙帝巡视打牲乌拉，自然知道鲟鳇鱼的美味。以曹家的地位与财力，逢年过节，弄点鲟鳇鱼尝尝鲜，也不是难事。
在清代宫廷菜肴之中，以家禽和猪肉等为主要肉食，鱼类用得不多，所以鲟鳇鱼在宫廷菜系中可有可无。不过，清廷要延续关外的生活习惯，表示不忘祖先、不忘骑射的功夫，每年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由内务府下辖的打牲乌拉进行捕捞。皇室对鲟鳇鱼只是热衷于形式，可宫外的诸多饕餮，却将它视作无上的美味。
同治年间的翰林宝廷是饕餮之徒，在品尝了一次鲟鳇鱼后，作诗云：“红如琥珀白如晶，往事围炉重此烹。”据宝廷云，都中所食鲟鳇鱼，皆从关东而来。北京有专门出售关东野味的市场，鹿肉主要在正阳门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等处。其中紫鹿、黄羊、野猪、山鸡、冰鱼等物，俗名“关东货”。在京师的旗人，过年必用鹿肉、鲟鳇鱼等关东货，称作“年菜”。到了清末，各种西方物品涌入，年味淡去，年货也发生改变，引得诗人们大发感慨，“鳇鱼鹿肉又汤羊，年菜家家例有常。旧货关东今 厌食，大餐新品说西洋”。在饮食上，此时民间和宫廷之中都有诸多变革。
1 [清]姚莹：《康纪行》卷九，清同治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