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艰难的改革之路
在清末的改革浪潮之中，溃烂已深的内务府被抨击最多，呼吁改革内务府的声音也最为响亮。在舆论压力之下，清廷不断就改革内务府推出各类计划，希望能铲除内务府弊端，以适应新时代。内务府改革的讨论持续不断，改革的计划不断推出，但一涉及根本利益，就无法推行。哪怕慈禧太后下旨、摄政王载沣拍案，也无可奈何。直至清亡，内务府也只改革了些许皮毛，不能深入。
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有御史上奏，请改革官制，特别涉及内务府人员的升迁任用。据此奏，凡内务府出身人员，只准擢升上驷院、奉宸苑、銮仪卫及本衙门郎中、织造等缺，至内务府大臣止，不得外任道府等官职，也不得补授各项武职。至于内务府三旗内的聪明子弟，如有志气向上，愿入武备、工艺学堂学习或出洋留学者，由内务府大臣另编清册，照章办理，如学有成效，量才适用，可以升补各项文武实缺，但不得再充当内务府各类差使，以加限制。
清代规定，内务府各项官职乃内务府上三旗包衣专属，可内务府包衣也能外任文武各类要职。内务府包衣靠着皇帝的宠信，很容易就能得到提拔。通过科举正途，寒窗十年熬出来的士人，仕途是何其艰辛，故而包衣的命运让很多士人腹诽不已。庚子之乱后，清廷推行新政，乘机提出改革内务府官制，但涉及内务府人员的任职，此中利益牵涉太大，最终不了了之。
内务府的改革，只有在最不起眼、利益最少的部门才能推进，比如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早在光绪九年(1883)，经由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尚书徐桐、麟书等共同商量后，提出改革景山官学，妥议章程，以培养人才。但此番商定之后，并无太多推进。直到光绪二十八年，清廷议准管学大臣张百熙建议，将内务府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改为内务府三旗小学堂，也算是内务府改革的开端。
光绪三十年，清廷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内务府势必也要加以变革。慈禧太后特意颁发懿旨：“方今时局阽危，百端待理，内务府司员太多，应如何裁汰归并者，政务处会同内务府大臣妥议具奏。”皇太后发了话，改革自然要提上日程。政务处同内务府会商后，认为内务府差务较繁，额设司员相对较多，可先将内务府所属各处司员酌量裁并。
内务府决定，拟裁撤员外郎十员、委署主事十四员、六品司库六员、六品库掌四员、六品司俎官一员，共三十五员。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圆明园、颐和园等处裁撤四十一员。二者合计，共裁撤七十六员。又内务府所属咸安宫官学学生已归入学堂学习，故而管学务的司员之类拟一并裁撤。热河正副总管事务相对简单，也应裁撤，其所管各处事务及所属官兵一并归热河都统管理。内务府裁撤各缺，自奉旨之日起，遇有缺出，即行裁撤。
经历了庚子之变，清廷财政处处吃紧，可处处需要用银。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经过商议，将内务府所有大小臣工之饭银扣提二成，解归户部，专作练兵经费。饭银乃每日的伙食费，通盘核计，每年可得二十余万，可见内务府开销之巨。
晚清时，清廷可谓贫困至极，办路矿、兴海军均无经费，举行一切新政，莫不曰“无经费”。在困境之中，颐和园工程却一直未曾停止，宫中的日常供应也一切照旧。内务府不时声称经费拮据，为此还在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向各省通电，催解款项。此年本应解送内务府的广东厘金，欠下白银共计十三万二千三百一十二两二钱。当年广东各地水灾筹办急赈，此外赈济平粜、修筑基围等善后事项，也急需用款，故而缓解此笔款项，让内务府财政更加吃紧。每年各地都要给内务府进贡方物，御史叶芾棠认为，在此国难之际，应当暂停进贡。原本还催促各省广征贡物的内务府，不得不顺应民意。十二月，内务府大臣通致各省督抚及苏浙织造，除了祭品之外，其他各地方物暂停进贡。
宣统二年(1910)七月十三日，载沣令大学士世续，着开去军机大臣要差，专办内阁事务，这让外人很是惊讶。世续当日身兼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务，也是辅国老臣。宣统二年以来，载沣推动改革内务府，厘定皇室经费，预备仿效日本，设立宫内省，不想遭到世续阻碍。世续对裁改内务府人员及改革等事并不积极，以致改革拖延，不能推进。世续出身内务府包衣，自然要维护内务府利益。载沣对此也很不满，曾抱怨道：“世相如此抗议，实属瞻徇情面，袒庇私人，且身为朝廷重臣，应如何秉公持政，乃敢滥存私见，置大局于不顾。”最终决定将他革出军机处，以减缓内务府改革的阻力。
宣统二年(1910)七月底，就内务府改革，清廷内部达成一致。内务府七司，除都虞、会计、庆丰三司仍旧保留外，其余四司将陆续裁并。其中，营造一司靡费最多，舞弊最甚，往日凡皇室所需一切金银陈设，各庙殿一应祭品等物件，全由营造司匠艺制造。营造司中弊端百出，如所造物件，名为金银质地，实则一概用铜。至报销款项时又毫无限制，任意开支，积习相沿，竟有浮开至四五倍者。对营造司，清廷早知其弊，故而立刻裁撤该司，归入农工商部管理。此外应裁之掌礼司，所掌内庭礼乐等事，归入礼部管辖。慎刑司所掌内务府上三旗诉讼、讯判各事，归入法部、大理院办理。广储司所掌六库，一切收支移交度支部兼管。
八月份，毓朗、载涛二贝勒连续与内务府四大臣会议，拟定内务府全面改革的草案：（一）如上月所议，裁撤营造、掌礼、慎刑、广储四司；（二）核减各项靡费；（三）清查包衣名额粮饷。两贝勒知道内务府积弊已深，无法彻底根除，故而决议先在七司（广储、会计、掌礼、都虞、慎刑、营造、庆丰）六库（银、皮、瓷、缎、衣、茶）三处（庄头、关防、造办）及升平署等处改革，先将各处司员履历档案调齐，定期清查，以为施行改革做好准备。
宣统二年以来，内务府银库储款很是紧张，八月时最为吃紧，所有正杂各差款项，均无法开出。九月初，内务府向大清银行借银三十万两，此外还有各关解来税银数万两，度支部也将此前所欠六万七千两补发，统计约五十万两。此月，内务府财政方才松动，所欠工程等款项分别发放。
到了十月，内务府手中又没钱了，开始向四恒银号筹借款项。银号要求内务府堂官担保，以致未成。内务府司官又向大清银行商借，就在双方即将谈妥借款时，影响巨大的恒利银号出面干涉，导致借款不成。内务府财政日益窘迫，无法筹措，时人感叹，往日堂皇的内务府，今日竟甘受银号挟制。
内务府为数百年来京师第一阔绰衙署，所有堂司各官及书吏库役，身卧金穴，挥霍无度，骄横气象令人望而生厌。改革以来，清理财政，厘定皇室经费，定内务府入裁撤之列，一时间，内务府各官吏皆垂头丧气，到署办公者寥寥无几。此年十月，军机大臣会议决定将内务府改为内务部。未来内务部设尚书一名、左右侍郎各一名、左右丞参各一名，定于次年九月施行。内务部设置之后，裁撤礼部、銮舆卫、奉宸苑、钦天监、太医院及宗人府等各衙门，统归并于内务部，分司办理。
在改革方案中，翰林院也要归入内务府（内务部），这让翰林院的文人们大为不满。为此，文人们列出不可废除翰林院之理由，如翰林院与德国博士院性质相同，职司国史，秉董狐之笔，关系数千年以后之信史，不能裁撤。内务府全系上三旗包衣，虽满洲八旗也不能附入，如何能以翰林院归并？翰林院更认为，新内阁为最高行政机关，弼德院为行政顾问机关，翰林院为最高行政人才机关，自然不能归并。
宣统三年(1911)四月，在一轮轮眼花缭乱的改革倡议之后，清廷一度确定将内务府改为皇室厅，将总管内务府大臣四人，裁去二人，保留二人。现在宫廷内的前锋护军及内务府三旗护军营，一律裁撤，从护军兵丁中挑选年富力强者，改为皇室警察，由皇室厅统辖。内务府三旗原有激桶处，改为皇室消防队。现有之银、皮、瓷、缎、衣、茶等六库，全部归并为一处。
宣统三年正月以来，内务府一直未发放护军、太监等的钱粮，以致内务府中人员无不哗然。内务府财政历来困难，靠着向银行、银号借款支撑，要改革官制，未来如何还不可知，故而内务府的贷款都是内务府官员以个人名义出面借贷，并无内务府的印信合同。将来新官制实行后，此项款断难追回，故而各大银号不肯贷款。
至于各省所解税款，除了归还银号欠款外，还要归还大清银行本利白银六十万两，根本无钱可用。四月份时，内务府统计，共积欠银行、商号银八十九万六千六百余两。内务府紧急奏请拨款项，以济急需，“惟有恳请饬下度支部筹拨银五十万两，以济急需并请饬部电催各省关，实时如数解清，以清积欠”。
内务府忙着要钱，朝廷忙着改革，各种扯皮。就改革而言，虽朝廷内有无数议论，但到了此年六月，仍未有任何实质性推进。摄政王载沣一直想要效法日本宫内省，奈何阻力甚多，遂致延宕。八月，清廷又有新的计划，准备将内务府改为皇族院，设正副大臣各一名。在一片改革议论之中，内务府仍然存在，忙碌着筹款、服务主子，一切照旧。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令所有部府院办理交接事宜，唯内务府不在其内。因内务府负责皇室事宜，袁世凯政府一度决定，“将来该府大臣应改名为供奉大臣，专为侍奉清帝之用”。民国时期，因为各种原因，内务府一直存在于故宫之中，服务于逊清小朝廷，也未加以改革。
二 民国供给的经费
辛亥革命爆发后，经过几轮激烈交战，南北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反复磋商，最后达成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清室优待条件》共八款，涉及清室经费、私产的内容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由中华民国支出。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其中，清帝岁用银四百万两，议定待将来改铸新币后，“改两为元”，划拨银元。
内务府暂时保留，袁世凯指示，将内务府大臣改为供奉大臣。巨变之后，宫中一切状况如旧，只是不复往日的喧嚣。内务府中饱私囊也如往昔，只是收入减少，大有入不敷出之势。辛亥革命之后，政界中人均将前清顶戴花翎、官服袍褂废弃不用，只有内务府大臣及内务府大小司员、护军，均用清廷旧制，只是到了夏季时换戴凉帽。
内务府包衣，虽然属于上三旗，但一向被视为奴仆，属于旗籍包衣汉人。此上三旗的包衣汉人必官至二品以上，有殊勋特赏者，方有列入八旗，谓之“抬旗”。在清室逊位条件中，也包括给旗人的优待。在八旗生计未筹定前，旗人俸饷仍旧支放，几百万旗人的粮俸成为民国政府巨大的负担，加上清皇室的经费，每年耗费达千万两白银之巨。
辛亥革命之后，在发放旗人粮俸时，上三旗汉军包衣却未被纳入，“盖八旗人坚执成说，不认内三旗列入同等之故”。但旗人相当于户籍而不是族籍，上三旗汉军包衣属旗人，不是满人。既然是旗人，照例也能享受待遇。为此上三旗汉军包衣纷纷向民国政府财政部抗议，要求补给粮俸。财政部全部予以驳回。该上三旗汉军包衣又找到“满族同进会”提出控诉，提交给大总统，为其主持公道。一番交涉之后，又给民国政府开支加上了一笔。
进入中华民国，各方面还是有很多变化，如依照清室旧例，宗室子弟的纠纷由宗人府处理，此后一概由法院审判。前清时期，内务府太监犯罪，旧例由慎刑司审判，此后也归入中华民国法庭。所有各王公贝勒贝子等府第，均应遵守民国警察法令，一律详查，编入户籍。民国时已改用阳历，政府各部门行文均用阳历，只有在紫禁城内的内务府还在用阴历并且使用“宣统四年”字样。民国政府对此加以驳斥，严令改正。
此时刚进入民国，新政府财力艰难。隆裕太后曾派内务府大臣世续告知袁世凯：“申明优待经费，不妨从缓交付。”不过，隆裕太后只是给民国表个态，宫内的各项开销已日见局促，迫切等着民国政府拨出经费。到了此年四月，民国政府所承诺的每年四百万两经费仅给了十四万两。徐世昌尽力催促，奈何政府部库之中空空如也。
在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期间，对清室优待经费尚能恪守承诺，予以发放。此时民国政府经费紧张，袁世凯通过各种途径，筹集清室优待经费，为此甚至一度自停年俸。袁世凯之后的历届民国政府，多不能按时发放优待经费，欠款成为常态。对于贫穷的中华民国而言，清室优待经费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当时的评论认为，中央政府财政开支首为军费，此外是各部行政经费，再就是每月清室优待经费。
拨给清室的经费常常不能发放，无奈之下，逊清小朝廷不得不屡屡哭穷，索要经费。1918年，眼看着端午节即将到来，内务府空空如也，大有无米为炊之势。不得已之下，内务大臣世续致函国务院，请务必于旧历五月初二日以前拨给优待经费六十万元，以资维持清室体面生活。国务总理段祺瑞也是前清臣子，给了老主子面子。不过段祺瑞事先申明，现在中央财政紧张，只能先给四十万元。到了六月，清室又哭着过来索要经费，段祺瑞下令财务部迅速拨出优待经费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元。
段祺瑞掌握权力的时期，尚能勉强给清室发放优待经费。至1920年段祺瑞皖系战败，小朝廷又过起了干瘪日子。1921年，清室积欠木厂承修颐和园工价，现被控于地审厅，溥仪、世续被列入被告。
1922年，有风声传出，吴佩孚入京拜访大总统黎元洪时，主张废除清室优待条件。
逊清小朝廷很惊恐，议定了三项应对方法：一是民国政府发清数年来积欠清室优待经费；二是调查清室所有财产之价值，以谋自给；三是拒绝变更关于经费规定以外之优待条件。
为了应对清室优待条件被取消后的财务窘迫，逊清小朝廷搞起了小动作，将贵重财产移入东交民巷外国银行进行保管。经过清室内务府堂官钟某、绍耆、载洵、载涛等人操作，1922年6月3日（旧历五月初八日）开始，由西华门开进汽车三辆，入西新门内装载宝物，再运赴东交民巷外国银行，如此持续数日。
清室优待经费长期被拖欠，财用日匮，每遇年节开支，只好靠着变卖、抵押文物勉强维持。溥仪此时出卖、抵押的均为珍贵文物，如十二金编钟等。乾隆八十大寿时，各省督、抚进贡有黄金编钟一套。溥仪手中缺钱，就将这套十二金编钟及金器数百件抵押给了某外国银行买办，得洋四十五万元。十二金编钟价值远在四十五万元之上。庚子之变时，曾被八国联军抢去一个编钟，后以十万两白银的价格方才赎回。至于其余数百件金器，单以黄金重量而论，已值六十万元左右。
如此坐吃山空，长久以往，小朝廷势将不支。为了开源节流，溥仪也开始整理产业，派人查验小朝廷在奉天、热河、近畿三处的房屋田地，以备出租。对于宫中古董，请专家如以前的内务府包衣庆宽等人加以鉴定，以免出售、抵押时吃亏。对宫中各项费用，开始严加核销，每年可节省下数十万元。
溥仪将大量文物藏入外国银行，又将文物暗中拍卖抵押，激起了当时文人的不满。1924年3月，李燮阳等六十六人联名提出质问书，限逊清小朝廷三日之内答复陈宝琛、郑孝胥等串通溥仪盗卖文物之事。同时要求民国政府根据法律将清室手中的文物悉数提出，或交内务部派专员妥善保存，或发交给博物馆，以供人民观览。
根据内务部拟定的《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凡国内一切古籍古物，均不得出售给外国人。清室出售的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内务部不得不出来表态，要严加处理。内务部通知逊清小朝廷内务府，要求此后凡清室手中的古籍古物，非经民国内务部核准，不得随意移转出卖，并请将陈宝琛等变卖文物的情况迅速查明汇报。
逊清小朝廷也开始四处活动，找人帮忙，竟然说动了当时颇有实力的大军阀，又通过大军阀找到国务总理孙宝琦，请其帮忙通融。孙宝琦插手过问，令军警机关、内务部不得过问清室文物事宜。此后清室又可以私藏、倒卖文物了。风头过去，京师就有消息称，不日清室又将有大批贵重文物出押或出卖，中外资本家纷纷筹集款项以备买入。
虽然在1922年做了一定准备，清室没有想到的是，《清室优待条件》很快取消了。1924年10月23日，直奉大军在山海关一线激战正酣，本属直系的冯玉祥突然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以黄郛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数日之后，在冯玉祥授意下，黄郛以大总统名义向溥仪出示《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宣布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将其驱逐出宫，皇室优待费由原来每年四百万元减至五十万元，这实际上等于废除了优待条件。
冯玉祥一直痛恨清皇室，认为让他们留在紫禁城是民国的羞辱。早在驱逐张勋的战役中，冯玉祥就曾想把溥仪驱赶出紫禁城，但被阻止。这次北京政变后，他借机将溥仪从宫中赶出，于是也就有了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落魄出皇宫的一幕。负责驱逐溥仪的是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
溥仪出宫后，李石曾等人组织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故宫以及前清内务府所属一切财产，约集社会各界人士合力工作，于1925年10月成立故宫博物院。
就1924年驱逐溥仪出宫事件，当时及后世有诸多争议，争议的中心在于，驱逐溥仪出宫，削减优待经费，是否违背法律？支持冯玉祥者认为，此举并未违法，其理由有三：一是清皇室未按照约定迁出宫禁，二是溥仪参与复辟，三是溥仪愿做自由公民。
说清室赖在宫中不走，并不是历史真相。实际上，清室一逊位，隆裕太后就提出要搬去颐和园居住。1912年3月20日，前清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拜会袁世凯时，提出隆裕太后想尽快移居颐和园。1912年3月25日，隆裕太后召见清室王公及内务府总管，商议迁宫之事。最后议定于旧历四月初一日迁往颐和园。世续随后又至总统府，请求拨付款项一百万两，作为迁往颐和园的费用。袁世凯此时手中哪里有钱，竭力劝阻世续，谓大可不必多此一举。“袁总统仍极力挽留，词意恳挚，甚至泣下数行。”民国政府手中没钱，清室又有诸多事务牵绊，迁往颐和园之事最后不了了之。
到了1924年春，溥仪命郑孝胥管理内务府。郑孝胥主张履行条约，准备派庄士敦整修颐和园，并安排溥仪巡游颐和园。只是直奉开战，颐和园远在郊外，一旦兵火蔓延，恐有不虞，小朝廷手中又被财力限制，遂告中止。
张勋复辟时，溥仪年不过十二岁，属未成年人，尚未“亲政”，自然谈不上法律与政治责任。满人大臣，哪怕是铁杆保皇派，也基本未曾参与复辟，内务府大臣世续始终拒绝参与复辟。在张勋复辟中，出力最巨的，却是张勋、康有为、雷震春、顾瑗这些汉人。
就冯玉祥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唐绍仪曾道：“此项条件有更改之必要，亦当以合法之程序表示其意。”通过强力手段改变优待条件，实如胡适当日所言：“真是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到了1926年，冯玉祥宣布下野，并准备将国民军退回西北，自己前往苏联考察。溥仪乘机命内务府致函国务院，要求归还故宫及私产。国务院审核后认为：“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之修正条件，并不苛刻，无再变更必要。”
此次以内务府的名义致函国务院，中间却又有故事。1925年4月16日，清室在景山西设清室办事处，取代内务府，管理清室经费及财产。待冯玉祥一走，1926年7月13日，溥仪又恢复内务府，命载润为内务府大臣。载润当即用内务府名义，以平行公函致国务院，要求点交故宫及其附属财产。
国务院轻率接收公函，又发交内务部办理，激起舆论哗然。新闻界纷纷主张，应照处置“谋叛伪机关”方法，处置此内务府，逮捕伪内务府大臣载润云云。同时指责国务院接受所谓内务府平行公函，无疑是默认溥仪帝号。焦头烂额之际，国务院只能严厉训斥小朝廷。于是内务府名字再次被取消，又改为清室办事处。
到了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躲藏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溥仪实际上已被遗忘。对于逊清小朝廷的优待条件与每年经费，自诩为革命政党的国民党，自然不会再拨付。为了管理清室内务府官房田地，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意设立河北官产处，将逊清小朝廷管得服服帖帖。小朝廷一老实，地方上就有人不客气了。1928年9月间，有人抢占清室的官房和田地，擅立卖契。河北官产处致函溥仪时，称呼颇有意思，如“溥仪先生，请多加留意，派人接洽处理”云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准备扶持溥仪做傀儡。溥仪离开天津之前，国民政府突然派人至天津劝说溥仪，称可以恢复优待条件，恢复帝号，每年全额照付优待费等。溥仪则愤恨地道：“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此后的溥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三 内务府与溥仪的成长
慈禧、光绪去世之后，隆裕成了皇太后，也成了这国中最有权势的人。隆裕的一生很不幸福，光绪帝对她没有丝毫感情。对这位年长三岁的表姐，现在的皇后，光绪是没有兴趣的。据叶赫那拉氏后代回忆，隆裕曾自述，大婚当夜，光绪帝对着她大哭：“姐姐，我永远尊重你，可是你看，我多为难啊。”
大婚后，光绪帝坚持不与隆裕同房，因为从各方面他都无法接受隆裕。隆裕性格木讷，长得也不是特别可人。据当时出入宫廷的西方人记述，隆裕不爱看书，对于宫中礼法也不熟悉。玉树临风的光绪帝极为厌恶她。太监李长安回忆：“光绪带着一群太监，穿过皇后住处时，便命太监用力踏地作响而过，并以自己养的哈巴狗往皇后的帘子上小便为快事。”
慈禧临终时指定载沣为监国摄政王，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也就是由隆裕定夺，这也是她留给自己侄女的最后一份礼物。隆裕没有慈禧的手段和权力欲望，她一生没有爱情滋润，没有子嗣，世间的一切美好东西似乎都与她绝缘了。每每年幼的溥仪向她请安，她都忍不住要流泪，既是为自己的一生伤心，也是为这个幼童的纯真而开心。
溥仪过继给了同治帝和光绪帝二人，“承继同治，兼祧光绪”。可问题也很复杂，光绪帝遗留下了隆裕太后与瑾妃，同治帝则留下了三个妃子，分别是瑜皇贵妃、珣皇贵妃、瑨贵妃。溥仪在名义上有五个母亲，可清代宫廷规矩是“皇子称母后为皇额娘，妃嫔不能当也”。依照此，溥仪只能称隆裕太后为皇额娘，可从他又是同治帝的正统继子，兼祧光绪。同治帝的三个妃子曾一度与隆裕发生争执，但终究还是斗不过隆裕。
溥仪三岁入宫，虽是幼童，但一切供应，都依照皇帝的待遇来。御膳房每日里照常开火，照常给溥仪摆上几十种饭菜，可这些饭菜只是走个形式，摆个排场。年幼的溥仪所吃的食物，都是隆裕皇太后送来的。如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初四，“皇太后赐万岁爷早晚膳荤菜各五品，饽饽各七品，粥各二品”。溥仪回忆道：“太后或妃们有各自的膳房，用的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味美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到了太后、太妃们生日时，溥仪也会命御膳房的厨师们做一些饭菜去孝敬。这时御膳房会卖力做些拿手菜，不敢敷衍。
溥仪到底是小孩，在宫中吃御膳吃得生厌，一次在宫中偶尔看到一盘栗子，立刻抓起来就咬，差点把牙咬下来。太监们就给他剥栗子，溥仪吃得不肯罢休，把小肚皮也吃胀了起来，饭也不肯吃一口。隆裕知道后，嘱咐此后只许溥仪吃稠米粥，吃得溥仪想吐。不久之后，溥仪在宫里玩耍，看到有个屋内放了食盒，乃是宫外各王府送来的贡品。溥仪兴奋地打开一个食盒，发现里头是酱肘子，抓了一个就啃。太监们吸取上次的教训，立刻把酱肘子抢了回来。溥仪又哭又闹，要吃酱肘子，太监们无奈，立刻将他抱走方才作罢。
宣统二年十二月除夕，溥仪在翊坤宫进早膳。早膳摆了菜二十八品，此外还有大碗菜四品，杯碗菜四品，碟菜六品，片盘二品，饽饽四品，另有火锅二品，分别是金银奶猪、口蘑烂鸭子。到了晚上，溥仪在养心殿进晚膳，有各类菜肴二十九品。晚膳上的这些菜肴，溥仪稍微吃一些之后，赏给了内殿总管谦和、谙达张得安、代班小太监等。菜虽然多，可与慈禧时期除夕夜的热闹光景比起来，此年的除夕已冷清了很多。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隆裕对外界的一切也都无所谓。当南北两方代表反复磋商，开价四百万两，达成了清帝退位的协议时隆裕也无所谓，这么多银两，足够维持她在宫中的奢华生活。清廷退位之后，在紫禁城的小朝廷中，隆裕的一切待遇照旧，由中华民国来供养她。1913年2月22日午后二时半，隆裕因病逝世。隆裕去世前指了指小皇帝溥仪，对着前清王公大臣道：“他太小，你们不要难为他。”当日在侧者除载沣外，不过世续、绍英、庆芳三人而已。当时的中华民国各政府机关下半旗，并由中华民国承办了一场盛大国葬。隆裕去世后，由还活着的四位太妃继续给溥仪送菜。
溥仪在故宫之中渐渐长大，他也未曾被淡忘，旧历正月十三日系溥仪生日，此日民国政府都要遣使问候。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特派内务总长范源濂为专使，前往代祝寿辰并送礼物数件。此日，大总统指派侍卫武官四人随同专使同行，由东华门至武英殿，逊清皇室派员招待，带入西新门内，内务府于此处已备好肩舆。自隆宗门至乾清门阶前下舆，步行入门，再至上书房小憩。随后由逊清内务府大臣二人引导至乾清宫。专使及门脱帽，进门后一步行一鞠躬礼，三步三鞠躬后，口述颂词，递如意等礼物。
溥仪长大之后，口味也渐渐开始改变。他喜欢吃野味，特意设置了烹调野味的膳房。他也喜欢吃宫外的菜，特别喜欢紫禁城外围西北角楼下的城隍庙内一家铺子里的苏造肉与火烧。溥仪要吃苏造肉时，御膳房就派人到铺子里来买。宫里的太监们也很喜欢吃。苏造肉铺子生意火爆，五个伙计中有三个专门往宫里送货。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进入紫禁城后，受老师的影响，溥仪生活开始西化，对西餐产生了兴趣。
1921年，溥仪已满十六岁，依照清室惯例，要为他预备订婚。此前曾有人提议以徐世昌的女公子许配宣统，讨论了数年，没有结果。此年宫中之事，由光绪帝瑾贵妃做主，溥仪的婚姻也是。瑾贵妃之意，欲订婚徐氏，一以结托名门，一以调和汉满之计。但溥仪之生母为摄政王载沣福晋瓜尔佳氏，乃是前清大学士荣禄之女。
荣禄有子良揆，即京津间所称为良三者，良揆有女，与宣统年岁相若，丰姿秀丽。瓜尔佳氏以姑侄关系，非常希望宣统迎娶良氏，继续旧姻。由是瑾贵妃与瓜尔佳氏之间意见颇不一致，而溥仪之意则颇倾向于生母。
溥仪因御医赵子勤每日进宫，诊视平安脉，很不满意，一度向瑾贵妃请求撤换赵子勤，改派御医范雨梅入宫诊看。瑾贵妃不允许，溥仪大怒，直接派范雨梅为长春宫、永和宫、重华宫协理，每日入宫把脉。瑾贵妃气极，与溥仪大起冲突。溥仪与瑾贵妃发生纠纷后，即召溥仪生母瓜尔佳氏入宫斡旋。
瓜尔佳氏留居宫中三日，正好就溥仪的婚姻问题进行商量。瑾贵妃态度强硬，坚持溥仪的婚姻当由宫中做主，非宫外之人所能干预，双方闹得很不愉快，瓜尔佳氏还被瑾贵妃训斥。瓜尔佳氏于二十八日晚五时出宫，八月二十九日夜十时逝世，一说是吞下鸦片烟自尽。
九月初一日，载沣于早五时至神武门外等候启门进宫，将瓜尔佳氏去世一事奏知。溥仪闻奏，立即要赴醇王府看视生母死状。贝勒载涛将汽车驶至神武门内月华门旁，溥仪师傅陈宝琛随侍，载涛贝勒开车，乘汽车出神武门、东方门、地安门至醇王府探丧。溥仪因痛生母暴亡，不肯还宫，经陈宝琛等再三跪请，始挥泪而出，才乘汽车还宫。
溥仪生母去世后，溥仪的婚姻问题也被定下来。在选秀时，溥仪第一个圈中者为文绣而非婉容，但文绣家世、长相都比较普通，在瑾贵妃的坚持下，溥仪只好选定婉容为皇后。但文绣既被皇帝圈上了，也不能再嫁别的人，于是成为妃子。
清代皇帝的婚礼，从各种礼物、迎娶皇后、大婚礼仪、册立皇后的金册、大婚轿舆、婚礼宴席等均由内务府一手操办，此时仍旧。1922年12月，溥仪迎来大婚。此年旧历十月十二日丑时，淑妃文绣入宫。旧历十月十三日寅时，皇后婉容入宫。十四日，皇后出神武门，入北上门至寿皇殿行礼。十五日午时，溥仪升乾清宫受贺。清后婉容，为长顺孙女、毓朗外孙女，其父为内务府大臣荣源。此次婚礼，民国大总统致送荣宅（后邸）奁仪四色、三镶如意一柄、百鸟朝凤银瓶一对、湘绣挂屏四幅、印度花衣绸料四色。前清遗老贺喜者甚众，送礼最厚者，徐世昌二万元、张作霖三万元、张勋一万元、陈伯陶一万元。
此番迎皇后入宫时，还是比较风光。皇后凤舆前有内城守卫队、军乐队各一队，旗锣伞扇四十对、牛角灯八十个，均皆点着。护军巡察二百余名，内有六十名分在凤舆两旁，每名各提美式小提灯。着朝服备差人员五百余人，乘马官员二十余人，有一人手举皇帝圣旨。迎亲官员有醇王载沣及各贝勒，内务府正堂均乘黄鞍白马，两旁气死风灯八个，周围护军巡警一百余名保护。
溥仪结婚后，皇后婉容过惯了西式生活，喜欢看电影、吃西餐。婚后第三天，溥仪特意举办了一次西式酒会，招待前来祝贺的各国驻京使节。到了1923年，溥仪在宫内开设了番菜厨房，专门制作西餐，又将御茶膳房裁撤，设立野意膳房，负责中餐。野意膳房高薪聘请了两名大厨郑大水、宋登科，每日列出菜单，由溥仪挑选出几样菜来烹制。这样节省了人力和食材，也提高了菜点的品质。
溥仪的菜单丰富，也有了很多变革。此时，作为以往宫廷菜标配的燕窝不再出现，以前皇室餐桌上雷打不动的烤鸭也已消失，至于让溥仪一见生厌的饽饽，更是无影无踪。一些食材如海参、鱼翅之类，在以前的宫廷菜中用得并不多，此时开始成为主角。宫外的各种菜肴，如酱肘子、熏肝之类也被采纳。可以说，现在的菜是溥仪自己真心想要吃的，而不是以前为了仪式化的表演而端出来的。
1924年11月5日（旧历十月初九），溥仪被从紫禁城驱逐。当日一早，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入宫，先割断电话线，又在各门布置士兵，不许宫内人员随意走动。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直奔溥仪住所，由内务府大臣绍英出面交涉。绍英得知要驱逐溥仪出宫后，对李煜瀛道：“你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如此？”又对鹿钟麟道：“你是故相鹿傅霖一族的，何苦逼迫？”鹿钟麟不多废话，当即勒令三个小时内必须出宫。经过绍英交涉，方才答应推迟到下午三时出宫。
溥仪传知各宫太监、宫女，收拾细软物件，准备出宫，又出内帑给宫中尚存太监，每人发洋十元，宫女给发洋八元。经过去岁清理之后，宫内尚有太监四百七十余人，宫女百余人，突然得到遣散的消息，宫内一片混乱。绍英又令各守宫太监仍旧执行职务，宫内悬挂之宣统十六年十月初八日牌示，即行摘去。
溥仪出宫后，仍然留在宫中者，尚有瑜、瑨两名太妃，二人均为同治帝妃。瑜皇贵妃已达六十九岁高龄，瑨贵妃也年近古稀，虽有冯玉祥军令，命立刻迁出宫外，内务府大臣也再三劝告，二太妃不为所动。
溥仪一行，于当日下午四时十分出宫，乘汽车至醇王府。宫内各太监宫女除少数居留原处外，其余全数出宫。溥仪近身亲随太监、宫女十数人，也随同至醇王府，余人概行散居各亲友处。瑜、瑨两太妃此前之所以不肯出宫，盖恐私人物品银钱不能带出。此后冯玉祥军表示，对于非古董之物品及私人金钱，并无留难之意。两太妃放下心来，决定在旧历十月二十五日出宫。此后宫中再无清室。
1925年2月，溥仪出京跑到天津隐居。在天津，他身着西服、戴墨镜、说英语，还设立洋膳房专门为他做西餐。有时他也会与婉容一起到天津租界利顺德饭店、起士林去吃西餐，他尤其喜欢起士林的点心、奶油蛋糕和三明治。往日的皇帝出了清宫，没了内务府，仿佛稍微有了些自由。
四 翻身做主的假包衣
清代就旗人身份有严格规定，八旗户口由户部管理，建有户籍档册。旗人以所属旗为籍贯，不说居住地，只说某旗某牛录。档册三年编审一次，以杜绝冒入旗籍者。冒入旗籍主要有两类，一是民人冒入旗籍，冒领粮饷；二是旗人抢养民人之子，冒入旗籍，挑补钱粮。民人冒入旗籍者会被严惩，“原系民人继嗣，冒入旗人册档者，系官革职，无职人鞭一百”。旗人领养非旗人之子，都要被追究。“另户旗人抱养民人之子及家人之子为嗣者，从重治罪。民人之子，自幼随母改嫁与另户旗人者，该旗详记档案。俟其成人后，令其为民。”
道光元年(1821)，大学士伯麟上奏陈述八旗弊端。在奏折中，伯麟提到了八旗存在抱养冒饷的现象。因为八旗子弟每月多有禄米供养，故而无子的旗人多去领养他人子弟，以图将这份禄米传承下去。道光帝令八旗都统在三个月内严密查访冒籍者，如果自行呈报，一概免罪。八旗都统调查之后发现民人而冒入旗籍者有二千三四百人。
此次冒籍者都被道光帝免罪，只是另册注明。此后多年，随着八旗户籍的管理变得松弛，冒籍现象屡屡出现。至光绪朝时，舆论甚至认为：“八旗官兵，半系民人。语虽近激，非过论也。”老舍《正红旗下》中也有描述：“金四把叔叔送给了大姐的公公两只大绵羊，就居然补上了缺，每月领四两银子的钱粮。”
光绪年间，顺天府宛平县有一平民赵永儿，其父赵福在长芦盐运使恒庆府中担任门丁。赵永儿在恒庆府内两年，跟随画师于少兰学画，竟也得了真传。两年后，赵永儿回京，一度曾投在伯彦讷谟祜（双亲王僧格林沁之子）府为奴。之后，赵永儿上下打点，得以冒入内务府镶黄旗汉军，改名庆宽。
同治十三年(1874)，二十六岁的庆宽以内务府旗人的身份向户部报捐监生并笔帖式。光绪二年(1876)，庆宽加捐主事。光绪三年，清廷令主事庆宽以员外郎遇缺即补，先换顶戴。庆宽混入内务府，攀附权贵，竟然混出了头。张謇曾云：“赵庆宽为醇邸旧人”，指庆宽搭上了醇亲王奕这条线，且关系匪浅。
光绪十一年，内务府员外郎庆宽协助正蓝旗满洲副都统耀年办理左翼税务。此事完成后，庆宽进入内务府广储司银库任职，负责保管金、银、珠、玉、珊瑚、玛瑙、宝石、朝珠等物，这也是内务府的肥差之一。
光绪二十年六月，御史钟德祥弹劾庆宽，所列罪状主要有：庆宽系顺天府宛平民籍，本非旗人，冒入内务府镶黄旗汉军赵姓，改名庆宽。之后，庆宽冒捐员外郎，兼银库差使，又总办各要务，盘踞把持，于应发库款，必密令扣除三个月息银，侵吞银两以万数计，招摇纳贿，百弊丛生。庆宽在银库任职七年，大发横财，所居豪宅规式逾制。内务府当即派人就弹劾的内容加以调查。
就庆宽本系顺天府宛平民籍一事，年代日久，根本无法查证。就庆宽冒充内务府镶黄旗汉军一事，内务府存储档案的库房年久失修，上一年大雨渗漏，以致档案霉烂不全，也无法查证。
就庆宽冒捐员外郎一事，户部查核之后称，庆宽系由幼丁报捐监生，并非由官学生报捐。光绪十年(1884)以前的户口册中均称之为“闲散人庆宽”，直至光绪十三年册内才改为员外郎庆宽。核对庆宽出身年岁及其母妹年岁，均属不符，故而户部认为，庆宽身家不清，冒入旗籍，不无可能。
就庆宽把持银库一事，内务府回复称，银库差事必须使用熟手。庆宽熟悉银库情况，是以循例长期任职，此事也得到过皇帝批准，奏明在案。此外，银库发放库款，一直按照内务府各司处应领数目，呈堂批定，四库官共同拨发。近年来遇到急需用款时，须先向银号借贷，按一分五厘出息，内务府各部门前来领取款项时，要事先扣下三个月息银。如内务府银库有存银，仍以实银发放，不扣除利息。扣除息银一事，系内务府所商定办法，非庆宽个人所定。调查后内务府认为，庆宽虽然房宅精丽，炫人耳目，但并非从银库中侵吞钱财。
最后清廷议定，庆宽久任银库，外界议论沸腾，难保没有营私舞弊之事。至于庆宽户口册档中的出身履历，种种不符，尤其明显。故着内务府将银库员外郎庆宽即行革职。至于旗籍问题，现因档册霉烂不全，应由内务府彻底清查后，照例办理。另着步军统领衙门，将庆宽房屋财产查抄，以示惩戒。
庆宽被处分后，暂时退出官场，不想乃弟又闹出风波。光绪二十三年三月，有民人于锡芬向都察院控告浙江于潜县前知县文玉，即庆宽之弟赵文玉。话说庆宽自豪宅被查抄后，由东城移居到西城，乃弟赵文玉也在西城大角胡同添置住宅，将一口官井一起圈入宅内。北京的水井素来分官井与私井，官井旁边设水屋，放有运水车等工具，由专门的营业者和水夫经营。于锡芬以挑水为生，现在官井被占，生计无着，是以控告。经查核之后，确定此口井实系官井，都察院多次传赵文玉过来质讯，赵文玉却抗拒不肯到案。都察院知会步军统领衙门，将赵文玉押解到案，并拆除其房宅围墙，恢复官井。此案之中，赵文玉目无法纪，又被人揭发冒充旗籍，即行革职。经由乃弟一案，庆宽继续韬光养晦，低调钻营。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经御史杨崇伊保荐，庆宽、刘学询二人奉命出使日本，考察商务。刘学询是广东香山人，进士出身，却在广州通过彩票成为巨富。在日本，刘学询竟然与孙中山多次秘密会晤。一说刘学询、庆宽此行的主要目标是刺杀康有为、梁启超，故而联络孙中山，至于真相如何，却是不得而知了。在日本，刘学询、庆宽拜访了日本天皇及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政界要人，也考察了日本的工商企业，回国之后撰写了系列考察报告。
此番去日本考察商务，头脑灵活的庆宽大开眼界，回来积极运作，准备重新出山。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清廷下令，已革花翎三品衔内务府员外郎庆宽，准其开复原官衔花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一度有消息传出，拟放庆宽为苏松太道。苏松太道乃中国最富裕之地，庆宽对此也是充满期待，但终究未曾得手。
光绪三十年六月，张謇刻成《日本宪法》，“以十二册由赵竹君（凤昌）寄赵小山（庆宽），径达内廷”。能将书籍直接送入宫中，可见庆宽此时颇有能量。苦等两年之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庆宽总算得到任命，补授江西盐法道一职。庆宽还未就任，即遣人采购价值十余万两白银的江西各类瓷器运入京师，分赠于邸第相府，以为酬劳。庆宽为人，小有才识，善于运作，精于逢迎，在京师四处钻营，虽一度去职抄家，却能再度崛起。
到江西就任之后，庆宽很积极，奔波各地，处理要务，更推行新政，让人刮目相看。光绪三十三年八月，江西宁都州地方，温黄两姓爆发大规模械斗，地方文武出兵弹压。黄姓将领兵的刘千总囚禁，殴伤勇丁，并杀死温姓多人。庆宽迅速赶到当地，布置弹压，迅速处理完这场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