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查理五世传（出版书）》
作者：[英]杰弗里·帕克
译者：陆大鹏/刘晓晖
内容简介：
该书基于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六种语言的原始史料，聚焦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统治生涯与时代背景。全书以编年体分四部展开，梳理查理五世从尼德兰领地继承者逐步掌控西班牙、德意志及美洲殖民地的权力扩张过程，呈现其通过政治联姻、军事征服和宗教博弈构建横跨欧陆的“日不落帝国”。作品不仅剖析了查理五世作为十字军战士与宗教调解者的多重角色，还将个人命运置于近代早期欧亚非美多元文明碰撞的格局中，串联起宗教改革、基督教与穆斯林冲突、美洲殖民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作者通过个体叙事折射16世纪国际秩序剧变的复杂性，兼具人物传记与全球史视野。
序
关于术语
关于日期与引文
大事年表
第一部 年轻的查理
一 从卢森堡公爵到卡斯蒂利亚王子，1500～1508年
二 遗孤王子，1509～1514年
三 棘手的遗产，1515～1517年
查理五世皇帝年轻时的肖像
第二部 权力的游戏
四 从西班牙国王到罗马人国王，1517～1519年
五 从和平到叛乱到战争，1519～1521年
六 险中求胜，1521～1525年
七 功败垂成，1525～1528年
八 西方世界的捍卫者，1528～1531年
查理五世作为文艺复兴时代帝王的肖像
皇帝——查理五世传（下册）
第三部 “日不落帝国”
九 最后的十字军战士，1532～1536年
十 失败的年月，1536～1541年
十一 秋后算账：海尔德和法国，1541～1544年
十二 秋后算账：德意志与意大利，1545～1548年
十三 驯服美洲
查理五世鼎盛时期的肖像
第四部 衰落
十四 一家之主，1548～1551年
十五 皇帝的最后战役，1551～1554年
十六 退而不休，1555～1558年
十七 历史与传说中的查理五世皇帝
尾声：盖棺论定
附录
鸣谢
注释和参考文献中的缩略词
关于史料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本书获誉
与查理五世相关的史料浩如烟海，令人头晕目眩。除了帕克，没有一位在世的学者能够组织和分析这些史料。帕克对历史人物的心理有着敏锐的洞察，而且他把查理五世置于庞大的历史画卷之中，始终展现出查理五世做决策的外交、宗教、结构和系统的背景。这部书是了不起的成就。
——琳德尔·罗珀，《马丁·路德》的作者
非常精彩的书。文采斐然，可读性强，极好地运用了作者令人仰慕的渊博知识……本书清楚地证明，传记仍然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关键体裁。
——詹姆斯·特雷西，《查理五世皇帝传》的作者
没有人比大师级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更理解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查理五世。在这部论证细致缜密、叙述精彩动人的传记里，帕克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平衡，突出了查理五世作为军事家和帝王的强大，也描写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弱点。这是一部杰作。
——理查德·L.卡根，《克里奥与王冠》的作者
《皇帝》令我心生敬畏。这是一部史无前例的极其详尽的帝王传记，也是一部全球史。本书作者将汗牛充栋的文献证据信手拈来，同时一丝不苟地审视了史料。本书简直是精彩绝伦。
——贝瑟尼·阿拉姆，《疯女胡安娜》的作者
大师风范。
——威廉·安东尼·海，《华尔街日报》
“一个不寻常的人，取得了不寻常的成就”，他需要一位不寻常的传记作者。帕克就是这样一位作者。如此深厚的学术功底，如此优雅和迷人的文风，实属罕见。帕克巧妙地援引数量惊人的文献证据，创作了一部杰作。帕克以史诗般的笔触，详尽而生动地描绘了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和他的广袤帝国。
——苏珊娜·利普斯科姆，《金融时报》
这是一部关于了不起的哈布斯堡统治者的极其详尽的传记，其中对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诞生也有重要的洞见。
——弗朗西斯·P.森帕，《纽约图书报》
帕克对最伟大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做了一次精彩绝伦的介绍。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本书都必然是关于查理五世的权威著作。
——《纽约军事问题研讨会评论》
能够代表马克·布洛赫所谓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巨著，档案研究的功力十分了得……最重要的是，叙述水平极高……帕克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地叙述，用引人入胜的细节介绍了查理五世一生的诸多事件和不同阶段，从他的孩提时代到他留下的遗产，覆盖了哈布斯堡帝国的全球疆域和地方上的复杂性。
——斯蒂芬·汉斯，《历史：新书评论》
这位君主的权力和影响波及五大洲，16世纪上半叶欧洲高层政治的主要事件都围绕他展开。这是他的一部新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记。
——库尔特·施塔特瓦尔德，《路德宗季刊》
帕克运用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档案研究技艺，结合新发现的原始史料，让16世纪上半叶在我们眼前焕发了生机，其主角是有血有肉、饱受折磨但超乎寻常的查理五世。
——伊丽莎白·A.特里-罗伊辛，《西班牙与葡萄牙历史研究期刊》
研究查理五世这样一位“欧洲”统治者的个性与统治，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需要处理多国的海量档案以及多种语言的原始史料。好在帕克独一无二地有资格承担这项艰巨的使命。
——弗朗索瓦·苏瓦耶，《宫廷历史学家》
帕克的传记以令人肃然起敬的方式，让叙述与分析水乳交融。
——卡洛斯·M.N.艾尔，《现代历史期刊》
杰弗里·帕克的查理五世传记在出版后立即跻身英语世界最优秀的查理五世研究著作之列。但它的意义，就像支撑它的研究一样，具有全球意义。本书对作为统治者的查理五世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时代进行了深度的分析。我不记得自己读过像本书一样深刻的关于查理五世的著作，卡尔·布兰迪的作品也无法与它媲美。这是历史复原的杰作。
——C.斯科特·狄克逊，《近代早期的教会》的作者
“杰作！全景式展现了诸多令人惊愕和难忘的细节，令人手不释卷。”
——琳德尔·罗珀
献给我的孙辈，卡梅伦、西恩纳和科迪莉亚
序
查理五世曾统治西班牙、德意志、尼德兰、半个意大利，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以他为主题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真的还需要再来一本吗？皇帝本人写过《回忆录》；他的各种语言版本的传记有成百上千种；根据在WorldCat数据库检索的结果，到目前为止，21世纪已经出版了超过500种书名里有“查理五世”的图书。然而，永远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著作。皇帝撰写那部自鸣得意的自传的时间是1550年，当时他正处于权力的巅峰；而以他为传主的好几部“传记”失之偏颇，不够客观（甚至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仍有一些传记作者以意识形态目的来解释查理五世的功绩）。
撰写查理五世传记的现代作者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作者抱怨传主留下的文献太少，不足以准确地还原其生平；第二类作者抗议说他留下的文献实在太多。2003年，属于第一类作者的斯科特·狄克逊[1]宣称：“查理五世留下的档案文献极少，我们无法了解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从他的办公桌发出的数十万封信函很少提及关于他本人的细节。”次年，哈拉尔德·克莱因施密特[2]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署有查理五世大名的文献很丰富，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他从来没有看过，而在极少数他亲笔写的信函当中，又有一些根本不能反映他的所思所想，而只能反映他的谋臣的想法。”[3]
卡尔·布兰迪写了一部两卷本的查理五世传记。他属于第二类作者。他在1937年写道：“查理五世留下了信息量极大的文献，卷帙浩繁，在这方面，许多个世纪里没有一位君主能与他相提并论。”若干年后，费德里科·沙博[4]甚至更进一步地宣称：“查理五世留下的御笔文书的数量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位帝王。”1966年，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之前的历史学家未能还原查理五世的“思想、他的性情与他的个性”，主要是因为存世文献太多了。布罗代尔的结论是：“从故纸堆中寻找这位皇帝的性格，如同大海捞针。”2002年，维姆·布洛克曼[5]表示同意：关于查理五世的“历史文献材料”“汗牛充栋，所以不可能读完”。[6]
真的不可能吗？的确，存世史料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查理五世年仅四岁时就签署了他的第一封信（见彩图2），到他去世时，已经签署了超过10万份文件（所用语言包括荷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并在部分文件里亲笔批注。他的御笔信函（即完全由他亲笔写下的信函，所用语言是法语和西班牙语，偶尔用德语）消耗了成千上万张对开纸。留存至今的查理五世书信保存在欧洲各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里，部分原因是他在位时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在旅行上。他一生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超过1万天）在尼德兰度过，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超过6500天）在西班牙度过；他在德意志待了超过3000天，在意大利停留了约1000天。他四次访问法国（待了195天），去过北非和英格兰各两次（分别停留99天和44天）。不管身在何方，他都留下大量文书。他的人生中只有260天没有文献证据存世，因为这些日子里他在航海，在自己的各个领地之间旅行。[7]
尽管查理五世从未横渡大西洋，却也为自己的美洲领地留下了文献。仅在1542年和1543年，墨西哥副王就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将近1500道命令，其中很多是对御旨的回应。查理五世的一些令状（cédulas reales）后来获得了历史性地位，因为它们将墨西加人[8]的一些新城邦（altepetl）[9]合法化了，于是成为令人垂涎的奠基性文件。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人伪造此种令状。另外，因为“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墨西哥，城邦是在诸神的指令和保护之下才能建立的”，查理五世在他建立的好几个社区里获得了神祇般的地位，受到顶礼膜拜。[10]
皇帝还努力以更世俗的方式追求不朽。他请画家为自己画像，赞助史书的编纂，请艺术家创作作品，营造宫殿，并在具有宣传意义的盛大典礼中粉墨登场（尤其是“入城式”，见彩图7）。大批量制造的查理五世肖像出现在钱币、勋章、陶瓷甚至跳棋的棋子上（见彩图30），同时也出现在图书和大幅印刷品上。音乐家们谱曲讴歌他取得的成功（帕维亚战役、皇帝加冕礼），有时也记录他受到的挫折（比如他的妻子香消玉殒）。一大群不同国家的诗人、画家、雕刻家、玻璃工匠、印刷商、纺织工、珠宝匠、历史学家、军械匠和书记员争相为他塑造帝王的威仪。皇帝遵照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的礼仪研究专著《廷臣之书》（这是查理五世最喜爱的书之一，作者出版该书的时候正在皇帝的宫廷担任大使；查理五世下旨将该书译为西班牙文）的建议，无论是行走、骑马、战斗、跳舞还是讲话时，都时刻注意观众的观感。[11]19世纪的西班牙政府打开了查理五世的墓穴，用他赤裸的、已经干尸化的遗体招徕游客（见彩图39），皇帝陛下若是泉下有知，一定会无比震惊。有些游客为他画像，而另一些则拍照，甚至有一名游客贿赂了警卫，折断查理五世的一截手指作为纪念品。不过这种破坏行为带来了一个好处：对这截手指（如今被保存在一个特殊容器内）的医学检查得到了两项重要证据：一是皇帝生前患有慢性痛风（他确实一直抱怨自己的痛风），二是他的直接死因是严重的疟疾（见附录二）。
在一篇以“为查理五世立传之危险性”为主题的重要文章里，海因里希·卢茨[12]借用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查理五世很熟悉这部书）的开篇语——Arma virumque cano（我要歌唱的是战争和一个人的故事），强调传记家应当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让查理五世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与资源的事务，尤其是战争和备战。这既是因为武装冲突占据了查理五世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因为同时代人注意到，他在“作战时，与军队在一起的时候最开心”。卢茨认为，其他的事件，哪怕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应当仅仅在直接涉及查理五世时才出现在他的传记中，并且传记始终要通过查理五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历史事件。[13]
笔者牢记卢茨的意见，在本书中运用存世史料（从书面文献到皇帝的手指）来阐释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查理五世如何做出那些关键决定，从而创建、保全并扩张了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延续最久的跨大西洋帝国？
第二，查理五世的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结构性的缺陷，还是因为他个人的短处？如果一位比他更有政治才干的君主处在他的位置上，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或者，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创建的政体是否因为过于庞大而无以为继？用现代人的话来说，他无法将自己的帝国完整地传承下去，是他本人的问题，还是结构性的问题？
第三，处在查理五世的位置上是怎样一种体验？普鲁塔克（查理五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在描写查理五世的榜样之一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曾说：“最光辉的功绩并不总是能让我们看清人的美德或罪恶；有时，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时刻、一个表情或一句玩笑话，反而更能让我们了解人的个性与脾气。”本书就运用了许多这种未经安排却颇有揭示性的场景。[14]
存世史料的内容有不均衡之处，这也是在所难免。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查理五世每天睡觉、吃喝拉撒，但这些方面只有在出问题的时候才会留下文献证据（比如他失眠，或呕吐、“小便刺痛”；痔疮造成的疼痛“让他号啕大哭，像个婴儿”）。每天他都花时间祷告，定期去教堂做礼拜，每个圣周[15]他都隐遁到修道院静修，不问公务。在这些宁静的时刻，皇帝除了祈祷之外还做了什么？历史学家一无所知，除非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有一次做礼拜时他晕倒并昏迷了一个多小时；或者他在不寻常的时间去祈祷或告解，比如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或之后）。
另外，如同查理五世在1543年给儿子和继承人的秘密指示中哀叹的那样，有些政治决策“极其晦涩并且具有不确定性，我都不知道如何向你描述”，因为“它们充满了自相矛盾和糊涂之处”。[16]但他至少曾尝试去阐明这一切。1552年11月，他的贴身男仆纪尧姆·范·马勒向一个同事透露，皇帝刚刚命令他：
……关闭他的房门，让我承诺对他即将告诉我的事情严格保密……他对我开诚布公，毫无保留。听到他告诉我的话，我目瞪口呆。即便到现在，我一想起那些话就战栗，宁愿死也不会告诉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人。现在我可以自由地书写，因为皇帝在睡觉，此时是深夜，其他人都离开了。
范·马勒以逗引的笔调继续写道，“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全部细节都与你分享”，因为皇帝“刚刚把他人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我”，“甚至给了我一张手写的纸，上面列出了他过去的全部不端行为”，包括“很多他处置不当的事情，要么是因为他遗忘了什么，要么是因为他后来改变了决定”。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幸的是，范·马勒写到这里就犯困了，就此搁笔。即使他后来真的把“全部细节”都付诸笔端，他写的文件（就像皇帝手写的那份不端行为的清单一样）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17]
不过，有足够的史料留存至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查理五世一生的许多“自相矛盾和糊涂之处”。除了保存至今的堆积成山的信函之外，皇帝还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力：无论是敌是友，他们都记录了皇帝的很多事情。除他之外，没有一个人得到了这样的待遇，哪怕是马丁·路德。从他降生到退位，不计其数的外国外交官始终密切观察和报道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十几位目击者描述了大型的公共事件（比如1530年他在博洛尼亚加冕和1555年在布鲁塞尔退位）。皇帝每次在陆上旅行时，相关的文献记录就会增加很多，所以针对某些时期，我们能准确还原他在每个钟头的行踪。他在统治期间曾在一千多个地方停留，从维滕贝格到塞维利亚，从伦敦到阿尔及尔（地图1）。[18]查理五世从来不会独处。即便在他最孤独的旅程当中，也始终有廷臣和外交官陪伴在他左右，比如1517年他在西班牙的最初几周跋山涉水穿过欧罗巴山[19]去争取他应得的遗产，沿途睡在被牲畜环绕的农舍，受到野熊的攻击；又比如1552年他在逃亡时穿过阿尔卑斯山，躲避他的德意志臣民的追击，途中他的幕僚人员不得不从偏远山村紧急征用床单给他使用。即便在退隐到西班牙格雷多山区尤斯特修道院附属的小宫殿之后，他仍然受到密切观察：至少两名修士写了日记，他们那位尊贵的客人在其中扮演主角；廷臣们几乎每天都记录主公的言行；有二十个目击者愿意提供宣誓证词，说他们见证了皇帝的临终时刻。诡异的是，查理五世最后的日子恰恰是他整个人生中最为我们所熟悉的时期。
地图1 查理五世的“旅行”，1515～1556
在1555年于布鲁塞尔发表的退位演说中，查理五世提醒听众，他为了他们做过四十次“旅行”。在这之后他还会做最后一次旅行，也就是去西班牙的尤斯特修道院。他是近代早期欧洲游历最广的君主。
资料来源：de Boom，‘Voyage’，拉页。
“天哪，传记应当怎么写？请告诉我，”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38年询问一个朋友（也是传记家），“应当如何处置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事实？”[20]四个世纪之前，西班牙人文主义学者胡安·派斯·德·卡斯特罗（查理五世请他撰写“皇帝陛下的传记”），也曾与同样的困难搏斗。派斯·德·卡斯特罗在落笔之前先草拟了大纲，以便向查理五世解释他打算如何处置“这么多的事实”。首先，派斯·德·卡斯特罗要证明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他自称精通六种语言（包括迦勒底语）[21]，并且熟知法学、博物学和数学。其次，“因为写作不仅是聪明才智或发明创造的成果，还需要勤奋地整合资料，所以需要先去搜寻资料”，因此派斯·德·卡斯特罗打算寻访“陛下临幸过的每一个地方，从而为这部著作提供我想要的光辉”。在每一个地方，他将“征询值得尊重的、勤奋的人们的意见；阅读公共纪念碑和墓碑上的铭文；挖掘公证人保管的旧档案，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到许多构成历史的材料；并抄录已有的全部史书，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无论作者的水平高低”。最后，“还需要向陛下询问很多东西，从而找到有争议的决策背后的理由”。这个写作大纲非常出色，但派斯·德·卡斯特罗还没来得及采访查理五世，皇帝就驾崩了，而派斯·德·卡斯特罗本人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22]
本书分成四个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布，各部分之间用查理五世的“肖像”（即在几个关键时刻，同时代人眼中的他）隔开。这几个关键时刻分别是：1517年，他第一次离开尼德兰；1532年，他风华正茂时；1548年，他达到权力巅峰时。“驯服美洲”是唯一不按照时间顺序而按照主题来组织的章节。查理五世是第一个统治南北美洲广袤地区的欧洲人，他对美洲兴趣盎然：尽管皇帝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用新大陆的资源为他在旧大陆的事业买单，但他还是对美洲的动植物和人民（包括土著和新来者）产生了长期的兴趣。他尤其努力为自己的土著臣民提供精神指导和物质保障。他认为此事影响到了他的“帝王的良心”，因为“当他发现伊斯帕尼奥拉岛[23]、古巴以及其他［加勒比］岛屿的所有土著居民被送到矿井里做苦工而死，他就坚信不疑：如果他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他一定会下地狱”。[24]当时的尼德兰人很少关心美洲，就连伊拉斯谟的笔下也“很少提及新大陆”。查理五世是16世纪统治者当中唯一一位富有原则性地捍卫美洲土著权益的。他的立法“长期以来强有力地遏制了对美洲土著的压迫”。所以，查理五世在新大陆方面的工作值得仔细研究。[25]
派斯·德·卡斯特罗计划把查理五世在新大陆取得的成就纳入自己的著作，但他也打算省略其他一些事情。尽管他相信历史学家既应当“谴责和针砭恶行，让它在将来不会重演”，也应当“歌颂和赞扬善行，鼓励人们效仿”，但他同时认为，“有些事情值得记载在史书中，但也有一些事情不应落诸笔端，当然前提是不能歪曲真相”。[26]我在本书中没有隐瞒任何关于查理五世的细节，不管这么做是否正确。在个人层面，我歌颂和赞扬了他的语言天赋（除了他的母语法语之外，他最终还精通了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并能说一些荷兰语和德语）、他精湛的枪法和骑术，以及他指挥军队、亲临火线时的英勇无畏。他也懂得如何激发人们的忠诚并博得爱戴。
根据1531年一位外交官的说法，查理五世向群众讲话时“极其动人，和蔼可亲，几乎令听者落泪”；他讲完时，听众“万众一心，仿佛都变成了他的奴仆”；他驾崩时，身边的随从悲痛万分，“号啕大哭，捶胸顿足，以头撞墙”；几年后，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告诉一个亲信：“我爱戴和崇敬皇帝，仿佛他是我的父亲。”[27]至于“谴责和针砭恶行”，我记录了查理五世如何虚伪地否认自己预先批准了1527年对罗马城的进攻和对教宗克雷芒七世的抓捕；他如何在1541年谋杀两位法国外交官弗雷戈索和林孔的事情上撒谎；以及他如何在1553年背弃了安排自己的儿子腓力迎娶一位葡萄牙公主的庄严誓言。在有些案例里，查理五世发誓赌咒地、公开地、再三地否认自己撒了谎（比如1527年和1541年的案例）；在其他一些案例里，他干脆拒绝讨论自己的恶行（1554年，一位葡萄牙使节前来抗议他的食言，皇帝却说：“我告诉他［葡萄牙使节］的东西，仅仅是我需要告诉他的。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也不想继续谈论此事，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最好是掩饰我的真情实感。”）。[28]查理五世在私人生活层面也有很多恶行。1517年他发现自己的姐姐埃莉诺爱上了一位廷臣，于是强迫她在一位公证人面前正式宣誓抛弃自己的情人，并承诺在一切事务上服从弟弟。次年，他强迫姐姐嫁给年龄是她两倍以上的姨父。[29]1530年，他下令让他的三个私生女之一的塔代娅在“右腿膝盖下方留下一个永久性印迹”（可能是文身，也可能是烙印）。三年后，他通过谈判安排自己十一岁的外甥女——丹麦公主克里斯蒂娜嫁给一个年龄是她四倍的男人，并且这个新郎有权立刻与新娘圆房。最可耻的是，查理五世虐待自己的母亲胡安娜女王。他把她软禁起来，一直到她于1555年去世。在大约四年里，他让自己的母亲生活在谎言中（比如在她的父亲斐迪南国王驾崩多年后，查理五世仍然坚持告诉胡安娜他还活着）。并且，查理五世去看望胡安娜的时候抢走了她的壁毯、珠宝、书籍、银器，甚至做礼拜用的法器，然后把这些财物当作结婚礼物送给自己的姐姐和妻子。他把胡安娜身边已经空荡荡的箱子装满与那些财物同等重量的砖块，希望在他离开之前母亲不会注意到他已经洗劫了她。
这些矛盾之处令人费解。我试图通过研究查理五世如何做出这些举动（然后才是“为什么”）来理解这些矛盾。我这种方法论层面的决定会产生一些重要的结果。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他那本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的精彩绝伦的著作《梦游者》的序言中所说：
“为何”与“如何”的问题在逻辑上是不可分割的，但它们会把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如何”的问题让我们密切观察造成某种后果的诸多事件的时间顺序。而“为何”的问题让我们去寻找遥远的、绝对的原因……“为何”的方法能够带来一种分析上的明晰，但也会扭曲事实，因为它制造了一种假象，仿佛因果性的压力在稳步增强；各种因素一个一个堆积起来，最终导致事件发生；政治家仅仅是某些早已确立、不受其控制的力量的执行者。
因此，和克拉克一样，我试图“让‘为何’的答案从‘如何’的答案中生长出来，而不是相反”，尽管询问“如何”必然会强调能动性和偶然性，而询问“为何”则会突出结构性与延续性。[30]
为了理解和解释查理五世的行为，我和派斯·德·卡斯特罗一样，学习了好几种语言（不过没有学迦勒底语），并研究其他的学科（不过没有学法学、博物学或数学）；我寻访了“陛下临幸过的”一些地方（尤其是那些接收了他的档案的地方）；我阅读了“已有的全部史书，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无论作者的水平高低”；并且我挖掘了大量书面文献。尽管我无法“向陛下询问很多东西，从而找到有争议的决策背后的理由”，但我掌握了足够多的史料，能够让读者自行决定，是相信那些尊崇皇帝之人的说法，还是相信那些辱骂皇帝之人的说法。
比如，我们应当相信路易斯·基哈达的说法吗？他认识皇帝二十多年，在皇帝驾崩后宣称他是“史上第一伟人”。我们应当相信弗朗西斯科·德·博吉亚吗？他说，他与查理五世对话的时候，就是在与上帝对话。或者，我们要相信教宗保罗三世吗？他说“陛下是忘恩负义之徒，只在自己有需要时才记得朋友”。法国大使也附和道：“如果你们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皇帝从来没有关心过任何人，除非是别人对他有用。”[31]我们应当相信古斯塔夫·贝尔根罗特吗？他花了十年周游西欧的各大档案馆，抄录了查理五世发布或者与他有关的18000页文献。贝尔根罗特看着皇帝“在政治上、道德上、身体上……一步一步地土崩瓦解，直到在凄凉的隐居地尤斯特度过悲惨的余生”，并称查理五世的一生为“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或者，我们应当支持卡尔·布兰迪的裁决？阅读查理五世文献的数量多于贝尔根罗特的学者屈指可数，而布兰迪就是其中之一。布兰迪认为查理五世“是凡夫俗子，有着凡夫俗子必然有的弱点和反复无常，但他的欲望背后的永恒动机、他的信念和勇气，都让他超越了凡夫俗子，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伟人”。[32]关于查理五世，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赞扬或攻击吗？这个世界真的还需要一本新的查理五世传记吗？读者诸君，请自行判断。
[1] 斯科特·狄克逊为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任教，研究方向为近代早期欧洲历史，尤其是德意志历史和新教的历史。（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后文不再特别说明。）
[2] 哈拉尔德·克莱因施密特（1949～ ）为当代德国历史学家，目前为日本筑波大学的教授，著有一部查理五世的传记。
[3] Dixon，‘Charles Ⅴ’，105-6（狄克逊还错误地说皇帝“没有留下本人的回忆录”）；Kleinschmidt，Charles，ⅹⅴ.
[4] 费德里科·沙博（1901～1960）为意大利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曾在罗马大学任教。
[5] 维姆·布洛克曼（1945～ ）为当代比利时历史学家，曾为莱顿大学的教授，专攻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史，著有《中世纪欧洲史》等。
[6] Brandi，The emperor，16；Chabod，Carlos Ⅴ，128 （出自1938～1939年首次发表的讲座）；Braudel，‘Charles-Quint’，205；Blockmans，Emperor，1-2. 注意学术的传承：布兰迪对沙博的研究有所帮助（Chabod，Lo stato，Prefazione）；沙博有助于布罗代尔；布罗代尔启迪了布洛克曼。
[7] 感谢Claudia M?ller Recondo和Alain Servantie帮助我计算了皇帝的行程。显示查理五世在何地停留的表格见Anatra，‘Itinerarios’和Vilar Sánchez，Carlos Ⅴ，401中的图表。
[8] 墨西加人是西班牙征服美洲之前墨西哥谷的原住民族群，创造了阿兹特克文明。14世纪，墨西加人在特斯科科湖上建立了特诺奇提特兰城邦。它与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组成三国联盟，也就是阿兹特克帝国。
[9] Altepetl是阿兹特克语，本意为“水岭”，是前哥伦布时代和西班牙征服美洲时代阿兹特克人的城邦。各城邦有一定的自治权，受到阿兹特克帝国的统辖，经常因反叛帝国中央政权而遭到残酷镇压。1519年西班牙人入侵时，阿兹特克帝国下辖约450个城邦。西班牙人利用了各城邦之间的矛盾，以及城邦与帝国中央政权的矛盾。
[10] AGNM Mercedes Ⅰ and Ⅱ （现在是Signaturas servibles 15792和15793）把每一份文件（expediente）都视作令状；Ruiz Medrano，Mexico’s indigenous communities，112 （在2015年在墨西哥与Lidia Gómez García关于查理五世“神性”的谈话中得到巩固）。
[11] Dolce，Le vite，f. 525v说《廷臣之书》（El cortesano）是查理五世认真读过的少数书籍之一；1533年，皇帝签署了一份特许状，命令印刷该书的一个西班牙文译本。1516年，伊拉斯谟在献给查理五世的《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君主外出的时候应当注意自己的面容、仪态，尤其是言辞，应当为臣民树立榜样；君主应当始终记得，自己说的话、做的事都会被所有人听到、看到，被所有人知晓。”（99）
[12] 海因里希·卢茨（1922～1986）是德国和奥地利历史学家，曾在维也纳大学任教，著有《哈布斯堡与普鲁士之间：1815～1866年的德意志》等。
[13] Lutz，‘Karl V.’，181；ASF MdP 4301/179，Ricasoli to Duke Cosimo of Florence，from the imperial camp，30 Aug. 1543. 另见Firpo，Relazioni，Ⅱ，465-6，威尼斯大使贝尔纳多·纳瓦杰罗在1546年7月的述职报告中提到，查理五世“无法掩饰自己对战争的酷爱。打仗的时候，他就开心，就精神抖擞”。
[14] Plutarch’s Lives，Ⅱ，139，translated by John Dryden.
[15] 复活节前的一周。
[16] Ball and Parker，Cómo ser rey，130，Charles’s secret instruction to Prince Philip，6 May 1543.
[17] De Reiffenberg，Lettres，28-33，van Male to Louis de Praet，11 Nov. 1552，Latin.
[18] 关于皇帝一次造访能留下多少文献证据，不妨考虑1538年查理五世在艾格莫尔特逗留的三天里产生的文献（见Le Person，‘A moment of “resverie”’），然后将其数量乘以1000。
[19] 欧罗巴山是西班牙北部的一道山脉，最高峰海拔为2650米。
[20] Nicolson and Trautmann，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Ⅵ，225-6，Woolf to Vita Sackville-West，3 May 1938.（有人请伍尔夫给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写一部传记。）
[21] 这里应当指的是阿拉米语。阿拉米语是古代叙利亚地区使用的闪族语言，在近东和中东地区一度非常兴盛，享有通用语的地位。耶稣的语言就是阿拉米语，《圣经·旧约》的很大一部分最早也是用阿拉米语写成的。巴比伦王国迦勒底王朝（也叫新巴比伦王国，前626～前539年）所用的阿拉米语被称为“迦勒底语”或“迦勒底阿拉米语”。
[22] BNE Ms. 5578/77-99v，‘Méthodo para escribir la Historia por Dr Juan Páez de Castro，chronista de el emperador Carlos Ⅴ，a quien le dirige’，copy. 原件曾存放在BSLE，似乎已经佚失。Esteban，‘De las cosas’刊载了此手稿的抄录版本，不过有错误，当时的检索号是BNE Ms Q-18。De Courcelles，Escribir，316-28声称对该文献进行了新的抄录，但仍然使用目前已经停用的检索号Q-18，并且其中的错误与Esteban一模一样。尽管该文献没有给出时间，派斯·德·卡斯特罗于1556年7月12日在布鲁塞尔写的一封信描述了“我在我的史书中需要写什么”：Domingo Malvadi，Bibliofilia，430-1。估计派斯·德·卡斯特在这时已经把他的大纲呈送给仍在尼德兰的查理五世。
[23] 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西班牙岛”。目前，该岛西部为海地共和国，东部为多米尼加共和国。
[24] Pérez de Tudela Bueso，Documentos，Ⅱ，544-7，Pedro de La Gasca to a cabildo in Peru （Arica？），28 Sep. 1549.
[25] Smith，Erasmus，34-5；Bataillon，‘Charles-Quint’，91.
[26] BNE Ms. 5578/87v-88，‘Méthodo para escribir la Historia’.有关派斯·德·卡斯特罗的两种现代研究，见 Domingo Malvadi，Bibliofilia；von Ostenfeld-Suske，‘Juan Páez’。
[27] Sanuto，Ⅰ diarii，LV，cols 68-9，copy of a letter from Brussels，7 Oct. 1531；SLID，Ⅱ，136 （Hernando del Corral）；Neefe，Tafel-Reden，2-3，提到了费迪南在1563～1564年与其医生的谈话。
[28] CDCV，Ⅲ，667，Charles to Philip，13 Mar. 1554.
[29] 葡萄牙国王“幸运的”曼努埃尔一世先后娶了天主教双王的两个女儿伊莎贝拉和玛丽亚，他的第三任妻子是奥地利的埃莉诺（查理五世的姐姐）。而埃莉诺是天主教双王的另一个女儿“疯女”胡安娜的女儿，所以曼努埃尔一世是埃莉诺的姨父。
[30] Clark，The sleepwalkers，ⅹⅹⅰⅹ-ⅹⅹⅹ. 我感谢Mary Sarotte提醒我注意这一段。
[31] GRM，Ⅰ，405-7，Luis Quijada to Juan Vázquez de Molina，26 Sep. 1558 （查理五世死后的第五天）；AGS E 874/17-18，Juan de Vega，imperial ambassador in Rome，to Charles，19 Feb. 1547；von Ranke，Deutsche Geschichte，Ⅴ，366-70，Charles de Marillac’s report on his embassy，1550.
[32] Cartwright，Gustave Bergenroth，153-5，Bergenroth to David Douglas，1 Aug. 1866；Brandi，The emperor，644.
关于术语
对于外国的地名，如果有约定俗成的英文说法，我就使用英文说法，比如安特卫普（Antwerp）、拉科鲁尼亚（Corunna）、海牙（The Hague）、威尼斯（Venice）、维也纳（Vienna）。否则，我倾向于使用该地在现代当地语言中的名字，比如用Mechelen而非Malines指梅赫伦，用Aachen而非Aix-la-Chapelle指亚琛，用Regensburg而非Ratisbon指雷根斯堡。一个例外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如果出自原始史料，则使用古代的说法“君士坦丁堡”，否则使用“伊斯坦布尔”。同样，对于人名，如果有约定俗成的英文说法，我就使用英文说法，比如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Ⅰ）、克雷芒七世（Clement Ⅶ）、奥地利的堂胡安（Don John of Austria）。否则我倾向于“名从主人”，即使用某人对自己的称呼。多人重名的情况是个例外。尽管可以根据上下文清楚地辨明重名者的身份，我还是用“卡塔利娜”（Catalina）指代查理五世最小的妹妹，而将他们的姨母称为“阿拉贡的凯瑟琳”（Katherine of Aragon）。我用“玛格丽特”（Margaret）指代查理五世的姑妈，即奥地利女大公和孀居的萨伏依公爵夫人；而用“玛格丽塔”（Margarita）指代查理五世的私生女，即佛罗伦萨公爵夫人和后来的帕尔马公爵夫人（当时的文献称她为“夫人”）。我通常用“玛丽亚”（María）表示查理五世的长女；用“玛丽”（Marie）指代他的妹妹，即匈牙利王后（1526年丧夫）；我将亨利八世的妹妹或长女都称为“玛丽”（Mary），她俩都曾被许配给查理五世。
有些人物的称号或头衔发生过变化，这造成了特殊的困难。安托万·佩勒诺·德·格朗韦勒（1517～1586）在1540年至1562年使用的头衔是“阿拉斯主教”，之后则被称为“枢机主教格朗韦勒”。但在本书中，为了区分他和他的父亲尼古拉·佩勒诺·德·格朗韦勒（1486～1550），我将安托万称为“佩勒诺”，而始终将尼古拉称为“格朗韦勒”。[1]查理五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1459～1519）也改换过称号。他起初是奥地利大公，1477年娶了勃艮第女公爵玛丽之后增添了“勃艮第公爵”的称号；1486年，他开始自称“罗马人国王”，1508年之后又改称“当选皇帝”[2]。但在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于1493年驾崩后，与马克西米利安同时代的人通常都称他为“皇帝”，所以本书也这样称呼他。查理五世在成为罗马人国王之后也被称为“当选皇帝”，直到十年后教宗为他加冕；但在1520年之后，几乎所有同时代的人都称他为“皇帝”。查理五世在自己的不同领地采用当地统治者的传统称号。在西班牙，他使用“天主教国王”（Rey Católico）的头衔，这是他的外祖父母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获得的称号；即便在给妻子或儿女写信时，查理五世的签名也是“我，国王”（Yo el Rey）。如果文件是用拉丁文、德文或意大利文起草的，他的签名就是“卡洛”（Carol）或“卡洛斯”（Carolus）。在法文的文件上，他的签名是“夏尔”（Charles）。在本书中，从他于1520年被加冕为罗马人国王开始，一律称他为“皇帝”，直到1558年他将帝位让给弟弟；“帝国”（the Empire，首字母大写）指的是他统治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