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是相信，能够通过军力或财富，或非法的拉拢或策略，就能得到全世界的帝国，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上帝能将帝国赐予凡人。我并没有为自己追求如此沉重的职责，因为我原本可以对西班牙帝国、巴利阿里群岛和撒丁岛、西西里王国以及意大利、德意志和法国的很大一部分，以及另一个盛产黄金的世界［即美洲］心满意足。
但是，查理五世补充道，“事关重大的必然性”迫使他接受皇位：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必须尊重我们的宗教，而基督教的敌人［土耳其人］已经在疯狂扩张，所以基督教世界的太平、西班牙的尊严，以及我的诸王国的福祉都无法应对这样的威胁。除非我将西班牙与德意志联合，并在西班牙国王的头衔之外再接受皇帝的头衔，否则这一切都无法存续。
而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他只需要50万杜卡特。[17]
这番言辞固然精彩，但如胡安·曼努埃尔·卡雷特罗·萨莫拉[18]所说，对现场的很多听众来说，“落到卡斯蒂利亚头上的新冠冕实际上是荆棘冠冕[19]”。与尼德兰、德意志，甚至阿拉贡的代表会议不同的是，卡斯蒂利亚（目前是查理五世最富饶的领地）议会“几乎没有任何‘宪政’层面的防御手段（无论是体制的、民主的还是财政的）去抵抗这样一位把自己的新王国视为下金蛋的鹅的年轻君主”。好几个城市代表团拒绝合作。托莱多没有派任何市政长官来参会，而是由两名显赫市民提交了“请愿书，反对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违反该王国的法律”，但（据马特说）查理五世“听他们发言时非常不悦”。[20]
查理五世急于抢在亨利八世会见弗朗索瓦一世之前见到前者，于是命令那些恼火的市政长官跟随他从圣地亚哥到拉科鲁尼亚，他的舰队已经在那里待命。他还宣布，在他不在西班牙期间，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将担任卡斯蒂利亚、加那利群岛和美洲的“管理者和总督”。他为这个决定给出的理由是“我自己的深思熟虑和绝对王权。我作为国王和君主，不承认世间有比我更优越的力量”。他之所以需要为自己辩护，无疑是因为这项任命违背了他前不久向议会做出的庄严承诺：“这些王国的官职不会被封授给外国人。”[21]
一群卡斯蒂利亚贵族几乎立刻愤怒地“提醒他，根据卡斯蒂利亚的法律，当国王未成年时，必须将政府托付给西班牙人，而不是外国人”。但国王反驳道，“他不是未成年人，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查理五世第一次强硬地为自己说话的例子）。[22]尽管国王通过贿赂和一些让步，说服了被孤立在拉科鲁尼亚的市政长官们同意批准征税，但有些城市仍然拒绝出钱，理由是“皇帝陛下不应当把本王国的收入花到他的其他领地上，这是不公平的”。他们还抱怨查理五世“没有征询这些王国的建议或许可”就擅自接受了皇位。[23]1520年4月和5月，卡斯蒂利亚好几座城市发生骚乱，当地的王室官员被迫逃跑，于是当地公社组建政府，控制了这些城市（所以有“公社起义”这个名字）。查理五世虽然在加利西亚花了六周时间等待有利的风向（和三年前他在泽兰等待的时间差不多），却对这些动态置之不理。他和大臣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北欧事务上。
舰队终于在5月20日起航，仅仅七天之后就在多佛尔靠岸。沃尔西恭迎查理五世登陆，晚饭后亲自带他去当地城堡内准备好的卧室。亨利八世得知查理五世抵达英格兰后，立刻骑马来到城堡，“在皇帝陛下睡觉的时候走进卧室。他们在那里拥抱，互相表达爱意”。次日上午，查理五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姨母阿拉贡的凯瑟琳以及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即曾经的“卡斯蒂利亚王妃”。两国王室成员享受盛宴和舞蹈，在娱乐活动的间歇进行了一些严肃的政策性探讨，为结成更紧密的盟约奠定了基础。三天之后，查理五世再次上船，驶向尼德兰。[24]
亨利八世则前往加来，在金缕地会见弗朗索瓦一世。[25]这次奢华的盛会持续了将近三周，举行了很多比武大会和宴会。但此次峰会并不成功，部分原因是在一场即兴的摔跤比赛中，弗朗索瓦一世把亨利八世摔倒在地，羞辱了他；还有部分原因是谢夫尔男爵和沃尔西已经秘密约定，他们的主公将在这不久之后再次会晤，继续他们的政治“对话”（一位威尼斯外交官用的词是abochamento）。1520年7月14日，在加来附近，亨利八世和查理五世单独密谈，一边骑马一边谈了很久，“在面谈中，英格兰国王几乎是贴着皇帝的耳朵说话的”。然后“他们非常亲热地拥抱，手里拿着帽子”分开了。[26]
两位君主如此神神秘秘并且十分亲热，有着充分的理由：他们刚刚同意在对方的宫廷派驻常设大使；两年之内举行新一次会晤以探讨他们的外交政策，在那之前双方都不得与法国缔结新的盟约；最重要的是，“如果其中一方的领地遭到敌人攻击，另一方应当援助”。亨利八世成了国际事务的仲裁者，而查理五世在北欧事务当中赢了他的主要对手（弗朗索瓦一世）一步棋。[27]
西班牙熊熊燃烧
但查理五世在南欧的地位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尽管他这次在西班牙只待了三十个月，其间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叛乱：一次发生在巴伦西亚，被称为行会起义；另一次发生在卡斯蒂利亚，被称为公社起义。马略卡岛和西西里岛也发生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叛乱。1517年还受到万众期待的君主，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受到如此之多臣民的憎恨？
或许，1517年查理五世在西班牙面对的期望太高，局势又太紧张，然而没有任何统治者能够满足所有民众的期望。首先，他的谋臣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他的父亲腓力的很多勃艮第仆人在腓力突然死亡（见第一章）之后，不得不灰溜溜地逃离西班牙，并且吃尽贫穷的苦头，所以渴望报复西班牙人，并为自己的损失获得补偿。而腓力党人，即那些忠于腓力国王及其继承人的西班牙人，比如胡安·德·苏尼加和佩德罗·鲁伊斯·德·拉·莫塔，也渴望报复那些曾坚持忠于阿拉贡国王斐迪南的人，所以这些腓力党人看到查理五世在1516年之后恩宠洛斯·科沃斯那样的斐迪南党人（这些斐迪南党人来到布鲁塞尔，炫耀自己当政十年之后的财富与经验），感到十分怨恨。另外，在卡斯蒂利亚国内，好几个群体的期望是互相矛盾、无法共存的。例如，布尔戈斯城与尼德兰有着密切和融洽的关系，布尔戈斯的商人靠出口卡斯蒂利亚羊毛给佛兰德的服装商人而发了大财。1462年朝廷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将卡斯蒂利亚生产的羊毛的三分之一留在国内，卖给本国的服装商人。布尔戈斯的羊毛商人对这项法律非常怨恨。而卡斯蒂利亚的服装商人（以塞哥维亚为大本营）同样怨恨这项法律，因为三分之一的羊毛不够他们维持生计。所以没有任何统治者能同时取悦布尔戈斯和塞哥维亚。还有其他许多难以弥合的鸿沟，让查理五世的卡斯蒂利亚臣民四分五裂。1517～1519年的农业歉收和严重瘟疫更是雪上加霜。
在卡斯蒂利亚东面的巴伦西亚王国，瓢泼大雨和洪水导致农业歉收，随后又发生瘟疫，这也让原本就存在的国内矛盾更加激化。最重要的是，城市的行会抱怨市政长官的“暴政”，说“有些市政长官飞扬跋扈，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囚徒看待”。此外，巴伦西亚还经常遭受穆斯林海盗的袭掠，这意味着所有主要城镇的行会成员都需要准备武器。1519年5月，查理五世抵达巴塞罗那不久之后，穆斯林的威胁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支来自北非的桨帆船舰队“在国王陛下及其宫廷人员的眼皮底下驶过”，向南航行。这是查理五世首次直接接触伊斯兰世界的军事和航海力量，他命令巴伦西亚的民兵动员起来。但他的命令传达下去之后，“［巴伦西亚］城里没有留下一名绅士：他们全都因为瘟疫逃走了”，于是“平民百姓控制了全城”，开始备战。
由事件的目击者马蒂·德·比西亚纳撰写的关于行会起义的详细编年史记载，巴伦西亚的行会领导人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他们可以“将巴伦西亚市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一位新的年轻国王，他被大臣们主宰着；也正是因为他新近登基，他会聆听所有人，从而了解民间的冤情以及谁是受害者，所以他也许会为臣民申冤”。[28]行会成员说“年轻国王”“被大臣们主宰着”，这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大臣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会理睬行会的建议。行会成员在1520年5月终于看清了自己的错误，那时查理五世任命一位卡斯蒂利亚贵族为巴伦西亚副王，尽管根据当地风俗，应当由巴伦西亚人担任这个职位。市民在大街上奔走呼号：“国王万岁！打倒副王！”但查理五世的回应是向不同人发布互相矛盾的命令，于是叛乱一下子星火燎原。[29]
第一批记载卡斯蒂利亚公社起义的历史学家也认识到，查理五世对外籍谋臣的依赖是激发叛乱的一个重要因素。胡安·德·马尔多纳多[30]在1545年指出，叛乱的最主要原因是：“国王来到西班牙之后，很少将国家大事与西班牙权贵分享，也不征询他们的意见；而他准备离开西班牙的时候，也不将政府托付给他们。这让绝大多数西班牙权贵感到自己受了冒犯。”三年后，佩德罗·梅西亚声称，西班牙的精英阶层“抱怨国王对他们的态度过于疏远和冷漠，所以他们很难与国王交流”；据阿隆索·德·圣克鲁斯在1552年所说，谢夫尔男爵“让国王深居简出，很少有人能与国王交谈，所以西班牙人憎恨国王，觉得他冷漠而没有教养……简而言之，所有人都憎恨国王”。[31]
尽管这三位历史学家都经历了公社起义造成的创伤，但他们都没有直接参与其中。所以，他们在论述查理五世对叛乱应负的责任以及他的反应时利用的都是二手资料。不过，很多主要人物也有同感，包括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他在担任卡斯蒂利亚总督期间在给主公的一百多封信里大发牢骚。[32]他在1520年6月告诉查理五世：“这里的人说，尼德兰人把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并在几个月后补充说，每一个西班牙人都相信“陛下完全不关心这些王国的事务，一切事务都假手于他人，仿佛陛下是个不懂得审慎也不懂得关心他人的无知孩童”。1521年1月，阿德里安发出警示：“相信我，陛下，如果您不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并停止把一切事物都委托给他人，那么西班牙永远不会真正爱戴您，也不会服从您和您的权威。”[33]
阿德里安还阐释了西班牙人提出的另外两个主要的抱怨，并多次批评主公的沉默。阿德里安在1520年6月写道：“陛下至今没有回复我关于这些叛乱的信，这让我无比震惊。您写信如此缓慢和拖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六个月后，他又说，“全世界都目瞪口呆”，因为查理五世还没有回复他之前的9封信。1521年1月，阿德里安又抗议说，国王已经十周没有给他写信了。公社起义危机期间阿德里安发给查理五世的105封信里几乎没有一封得到查理五世及其谋臣的评论或批示，这肯定发人深思。[34]阿德里安还批评自己曾经的弟子没有信守诺言：“这里的人说：‘国王给了诺言却从不兑现。’”阿德里安责备道，将来“陛下应当信守自己在议会上向臣民做出的承诺，尽管这在将来可能造成负面的后果”。[35]
最重要的是，阿德里安敦促国王立刻返回西班牙。1521年4月，他颇有先见之明地告诉查理五世：“始终可以用西班牙的资源维持尼德兰和德意志，但尼德兰和德意志的资源维持不了西班牙。”三个月后他发出了非同寻常的最后通牒：
这里的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走上了彻底毁灭的道路。一些显赫的贵族对此深感困惑。所以我必须禀报陛下，如果您不在5月之前返回，那些贵族就会下定决心加入公社起义以保护他们的产业，转而抛弃陛下，让您自生自灭。[36]
1521年4月23日，也就是阿德里安向他曾经的学生发出警示的三周之后，在托尔德西利亚斯附近的比利亚拉尔小镇，卡斯蒂利亚主要贵族征集的军队包围了公社起义领导人及其追随者。随后发生短暂的交战，数百名起义士兵阵亡，还有数百人被俘，包括几名叛乱领导人。次日上午，胜利者处决了抓获的叛乱领导人。用约瑟夫·佩雷斯[37]的话说：“公社起义就这样结束了。”到1521年5月，只有托莱多还在继续抵抗。[38]不久之后，在巴伦西亚，贵族征集和领导的军队打败了行会的力量，重新控制了首府城市。
查理五世与公社起义
查理五世在这场戏剧性的命运大逆转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答案是几乎没什么作用。“西班牙发生某种动荡”的最早消息于1520年6月19日，也就是叛乱开始两个月后，传到了身在布鲁塞尔的国王及其随从耳中。但因为消息的来源是“陌生人”，所以他们“不予置信”，直到一周后王室大臣的书信抵达，描述了卡斯蒂利亚多达十七座城镇的动乱。查理五世依旧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因为（用英格兰大使托马斯·斯皮内利的话说）尽管“发生了叛乱”，叛军“并未阻止国王的官吏继续征税”。并且，“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位大领主或贵族公开表示支持叛乱”。斯皮内利预测这种局面会发生变化，因为“西班牙贵族之间存在古老的分歧、敌意和嫉妒，他们互不信任。因此我相信皇帝不在西班牙坐镇，会造成一些动乱，但不会是特别大的动乱”。最后，斯皮内利指出，在他看来，叛军的所有要求都是“公平合理的”。叛军的要求包括：各城市自行直接管理自己的营业税收入；不得任命外国人担任卡斯蒂利亚的世俗或教会职务；不得将金银运出国境；王室法庭应当迅速审理和裁决所有案件。阿德里安也建议妥协，因为“此时我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对待城镇及其市民，仿佛他们是随时可能破裂的生鸡蛋”。他还（灵巧地换了一个比喻）发出警示：“目前的局势是平衡在刀刃上的，所以任何轻微的动作都可能毁掉大局。”在叛乱的早期，查理五世还可以“体面地、不至于损害自己的海外声誉”地处置人民的冤情，所以阿德里安和斯皮内利看到“皇帝不肯同意”任何妥协，都目瞪口呆。[39]
皇帝的固执产生了严重后果，因为查理五世任命阿德里安为卡斯蒂利亚总督的时候没有给他全权，而是自己保留了一些关键权力。最重要的是，只有国王有权赦免犯人。这是一个致命的约束，因为在6月，托莱多的一位公社起义领导人表示愿意投诚，换取赦免，而阿德里安得到查理五世的批准实施大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40]另外，阿德里安主张宽大为怀，御前会议主席安东尼奥·德·罗哈斯却不同意。
西斯内罗斯在自己的最后一封书信中警示查理五世，说罗哈斯是“奸佞小人，喜好制造纷争”，但枢机主教去世后，没有人注意他的警告。卡斯蒂利亚司厩长[41]是王国的资深贵族，他在一封信里表达了与西斯内罗斯差不多的意见：“御前会议主席对我很生气，因为我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赦免叛军并对其施加较轻的处罚，国家就会安定下来。但他主张对叛军实施焦土政策，把他们赶尽杀绝，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比之前严重得多，而我们将来要面对的问题会比现在还要严重。”[42]查理五世不理睬司厩长的意见，就像他之前不理睬西斯内罗斯一样，也许是因为在一段时期内罗哈斯和御前会议主张的严酷镇压手段似乎取得了成功。
1520年7月6日，斯皮内利报告称：“皇帝从西班牙收到了捷报，那里的动荡已经停止。”三周后又有消息说，西班牙国内已经没有“贵族或显要人士公开反叛”。而“平民……说他们愿意在一切事务上忠于皇帝，服从他的旨意，除了不同意金钱流出国境和任命外国人为官员”。[43]尽管公社起义领导人组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来协调他们的活动，但起初只有四座城市派出了正式代表团去参加这个中央委员会。
但形势在8月发生急剧变化。阿德里安派军队去取存放在梅迪纳德尔坎波[44]的火炮，准备用它轰击叛军的要塞。但他的士兵遇到抵抗，于是纵火烧掉了梅迪纳德尔坎波城的很大一部分建筑。梅迪纳德尔坎波的大火给公社起义军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宣传工具，让他们更容易招兵买马。又有十座城市派遣代表团去参加公社起义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转移到托尔德西利亚斯，希望能说服胡安娜女王掌权并授权他们抵抗她的儿子。他们的事业还得到一位“显要人士”的公开支持：萨莫拉主教安东尼奥·德·阿库尼亚。
这些新事态令布鲁塞尔的宫廷大为震惊。据斯皮内利说，9月6日，查理五世及其议事会商讨了处置卡斯蒂利亚的“小麻烦”（这是查理五世的说法）的两种“方案”。一群大臣主张查理五世按原计划继续前往亚琛，加冕为罗马人国王，然后继续“进入德意志，并在众臣的良策辅佐下，尽快解决帝国各城市与贵族之间的分歧”，然后“率领尽可能强大的军队进入意大利”，最后才是乘船回去平定西班牙。议事会的其他人则激烈反对，并提出：
他越晚回西班牙，就越糟糕，因为那里的叛贼每天都更胆大妄为，体会到自由的滋味是多么甜蜜，并继续鱼肉百姓。因为金钱是战争的肌腱，如果没有西班牙，他就不可能方便地得到金钱；所以最明智的路线是到亚琛接受加冕，指定一个摄政会议来治理帝国，然后尽快返回西班牙，筹建一支军队在［1521年］3月镇压叛军。
这支平叛“军队”应当“有足够兵力，能够平定整个国家［西班牙］，并让它永久安定”。在这之后，查理五世才可以“去罗马”加冕为皇帝。[45]
皇帝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并宣布几项让步：他任命两位卡斯蒂利亚贵族和阿德里安共同担任总督；他同意放弃在拉科鲁尼亚批准征收的那一笔赋税；他授权各城市自行征收营业税。但这些让步太少，来得也太晚了。没过多久，位于托尔德西利亚斯的公社起义中央委员会就开始表现得仿佛它拥有行政权力，并（查理五世暴怒地抱怨道）“写信给我的尼德兰的若干城市，怂恿它们也起来造反”。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和谢夫尔男爵“当着国王的面”公开争论谁应当为当前的乱局负责，“他俩都指责对方玩忽职守”。[46]
但查理五世似乎仍然无法理解公社起义者的真正不满。枢机主教克罗伊于1521年1月去世后，托莱多大主教的位置就空缺了。皇帝提议将其交给谢夫尔男爵的另一个侄子，尽管他的一位西班牙臣民教导他：“我国最初的怨恨和不满就是从这个大主教职位开始的……如果陛下在此刻再次将该职位送给谢夫尔男爵大人的亲戚，将会带来多么大的麻烦！不仅陛下的臣民会觉得受了冒犯，上帝也会愤怒，因为谢夫尔男爵大人的另一个侄子年纪太小，并且也是外国人。”阿库尼亚主教强行控制了托莱多大主教区的财产，才使查理五世没能重蹈覆辙。[47]
皇帝的《回忆录》和加蒂纳拉的《自传》都没有解释查理五世及其大臣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做出反应，但路易吉·马利亚诺（不仅是御医，而且是皇帝的亲信谋臣，当时有人说他“差不多是皇帝的半个灵魂”）于1520年10月写的一封信能够反映当时朝廷的主流意见。[48]马利亚诺给自己的亲戚和同乡彼得·马特写信道：“我收到了你谈到此次动乱的许多封信。”马特在许多封信中怪罪查理五世。尤其是，他抱怨说，查理五世没有征询西班牙臣民的意见，特别是在政策方面。但马利亚诺指出：“国王没有义务向人民解释自己的决定。”无论如何，“这些决策的理由和必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即“争夺世界帝国的重要性。他不能允许别人夺得帝国，而如果他不采取措施，就会失败”。至于公社起义者关于“金钱流出国境”的怨言，马利亚诺说：其实，在清偿天主教双王的债务、送斐迪南去佛兰德、送埃莉诺去葡萄牙、出钱在北非开展军事行动并派遣“两支舰队去新大陆，你自己也写到过他们的伟大发现”（这是在绵里藏针地挖苦马特）之后，西班牙朝廷实际上已经几乎没有钱可以“外流”了。马利亚诺指出，最重要的是，“皇帝及其官员在西班牙都并没有表现得多么傲慢无礼”。[49]
马特做出了强有力的反驳。首先，他驳斥了马利亚诺为皇帝做的辩解，然后嘲笑了马利亚诺的说法，即“皇帝及其官员在西班牙都并没有表现得多么傲慢无礼”。事实恰恰相反：
你的说法“傲慢无礼”并不准确，因为你们的人对待西班牙人的态度不是“傲慢无礼”，而是“飞扬跋扈”。我们可以免去皇帝本人的责任，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但西班牙人如果对尼德兰人哪怕有丝毫冒犯，也会遭到严惩；而即便宫廷的尼德兰人对西班牙人犯下丧心病狂的罪行，也没有一位法官敢于逮捕他们。这还不叫“傲慢”吗？
马特清楚地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山羊［谢夫尔男爵］和他的随从在这位不幸的国王脑子里播下了灾祸的种子”，而其中最具破坏性的种子就是“山羊刚到西班牙就违反当地法律，把托莱多大主教的职位安排给自己的亲戚，招致全国人的憎恶”。马特几乎抑制不住怒火，最后说：“皇帝不学无术，对这些王国没有丝毫的关心，他的廷臣为了更进一步欺骗他，甚至煽动他去仇恨西班牙人。我亲爱的马利亚诺，这些就是注定要毁灭帝国的收成的荆棘。”[50]
此时局势已经转为对公社起义者不利，但原因与查理五世及其廷臣完全无关。1520年9月，卡斯蒂利亚多个地区的农民开始攻击他们的领主，摧毁其财产，并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公社起义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这让很多贵族克制了自己对查理五世的愤恨，转为支持他任命的总督们。此外，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查理五世的姐夫）给阿德里安送去5万杜卡特，这鼓励了一些银行家给阿德里安提供资金，于是总督们得以招募军队，在比利亚拉尔击溃了公社起义军。[51]
于是，查理五世决定继续留在北欧，处理德意志事务，在那里颁布诏书（又一次援引“我作为君主的绝对权力”），授权他任命的总督们逮捕和审判犯有“背叛国王和主公”罪行的人，哪怕这些人在通常情况下享有卡斯蒂利亚法律的保护，甚至包括主教和贵族。总督们将差不多250人宣判为叛国贼，包括阿库尼亚主教和一些贵族。[52]
罗马人国王和当选的皇帝
1520年10月22日，查理五世在盛大的入城式中进入亚琛。瞻仰了装着他的同名者和人生榜样查理曼（被后人称为“查理一世”）的头骨的黄金圣物箱之后，他走进大教堂，“匍匐在地，双臂伸直”。然后，他步入圣器收藏室，去瞻仰更多圣物，并宣誓遵守“我的代表前一年在法兰克福接受的”选举契约。次日上午，查理五世佩戴着奥地利大公的徽记（这是他有意识的决定，因为尽管“西班牙国王的徽记或许更崇高”，但他希望让世人觉得“当选的是一个德意志人，而不是外国人”）回到大教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的注视下，他再次拜倒在地，宣誓捍卫教会、保卫帝国，“努力增进帝国的福祉”。在场的人们山呼万岁，认可他为他们的统治者。随后查理五世受膏，戴上皇冠，手持帝国宝剑和圣球。他端坐在查理曼的宝座上，册封了一些骑士（第一个是谢夫尔男爵）以象征自己的新权力。这景观让德意志最卓越的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心驰神往，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见了各种各样尊贵的辉煌景象，比生活在我们这里的人们曾经见过的一切都更壮观。”[53]
在加冕礼的末尾，典礼官宣读了一份宣言：“教宗已经批准查理五世的当选，命令他从今天起必须采用‘皇帝’的头衔。”此外，参照加蒂纳拉的建议，查理五世采用了新的称号“神圣的天主教皇帝与国王陛下”，一直使用到他的统治结束。随后，在征询选帝侯们的意见之后，查理五世签署法令，传召帝国会议的所有成员于来年1月到沃尔姆斯见他。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来德意志并在莱茵河上旅行”，并简练地补充道：“此时路德的异端思想已经开始在德意志蔓延。”[54]
1519年11月，鲁汶大学神学系正式发文，谴责了“某个马丁·路德”的作品。路德是奥斯定会的修士，在萨克森的维滕贝格大学教书。鲁汶大学神学系将其文章的副本以及路德的一些作品寄给他们的前同事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如今的阿德里安已经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他阅读了那些材料，觉得其中包含多处“显而易见的异端思想”。于是他下令焚毁路德的作品，并迫使路德为其异端思想负责。[55]此时阿德里安和查理五世都住在加泰罗尼亚，所以他们可能探讨过路德及其作品。但就算他们真的探讨过，也没有留下文献证据。因此查理五世第一次看到路德的名字，也许是在1520年5月12日他的驻罗马大使胡安·曼努埃尔发来的信中。曼努埃尔报告称，“据此地的人说，路德是一位饱学之士，他让教宗大为惊恐”，所以“如果教宗拒绝与皇帝结盟或者结盟之后背约”，那么查理五世“可以私下里对这个名叫马丁的修士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56]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教宗利奥十世颁布圣谕［以全文的最初两个词为题，称为《主起来吧》（Exsurge，Domine）］谴责路德的思想，并命令焚毁他的作品。“这个名叫马丁的修士”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拉丁文的檄文，批评教廷的教义与实践，尤其是赎罪券。1520年8月，路德又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德文文章，题为《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论基督教等级的改良》，在其中喜悦地宣称，“上帝赐予我们一位血统高贵的年轻领袖”，即查理五世，并呼吁他“从加冕的那天起”采取措施，恢复基督教会的纯洁性，哪怕这意味着要批判教宗。[57]两个月后，路德发表了一部言辞更激烈的作品，题为《教会被掳于巴比伦》。这部作品是对圣礼的阐释，其中对教宗发动了猛烈抨击，指控教宗是敌基督。教宗利奥十世的特使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向查理五世呈送了一份题为《主起来吧》的圣谕，敦促他焚毁路德的作品，并迫使路德公开悔过，或者把他送到罗马去自辩清白。查理五世起初很犹豫。毕竟他在1518年3月刚刚下旨在尼德兰查禁所有“从我的领地之外购买的赎罪券”，“除非我另有旨意”。查禁赎罪券恰恰就是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所呼吁的。并且据一名目击者说，查理五世于1520年6月返回故乡尼德兰之后，“陛下的宫廷里随处可见”路德的作品，因为“只要路德的努力仅限于改革教会并谴责道德腐化……无人反对他的意见”。[58]但是，当查理五世在1520年10月8日下榻于大学城鲁汶的时候，当地官员遵照《主起来吧》的指示，将路德作品投入了公共篝火。尽管我们找不到查理五世对此事下达的命令，但这种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他肯定知情并且批准了。
《主起来吧》是一份有缺陷的文件。它详细阐述了路德作品的四十一处错误，但（如研究宗教改革的卓越的历史学家汉斯·希勒布兰德所说）“在一处似乎谴责了路德的全部作品，但在另一处只谴责包含上述四十一处错误之一的作品”。另外，“所谓的四十一处错误中有十二处没有准确引用路德的原文”。[59]教廷的不宽容和无知令欧洲的许多天主教知识分子大为警觉，包括查理五世最有威望的谋士之一：伊拉斯谟。鲁汶焚书事件不久之后，伊拉斯谟向鲁汶大学校长抱怨道：
没有阅读和讨论路德的作品，没有当面指出他的错误，没有用论据和《圣经》中的证据驳倒他，就以这种方式镇压他，真是大错特错。我绝没有赞同，也永远不会赞同这么做……焚书也许可以把路德从我们的图书馆赶出去；但能不能把他从人民的心中赶走，我就说不准了。[60]
不久之后，伊拉斯谟与一位更重要的大人物分享了自己的意见。这位大人物就是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即路德任教的维滕贝格大学的创始人和恩主。1520年11月4日，阿莱安德罗向弗里德里希三世呈送了《主起来吧》的副本。次日，虔诚但大感困惑的选帝侯在晨祷之后召见伊拉斯谟，就应当如何回应教宗征询他的意见。伊拉斯谟显然重复了自己的立场，即不能在没有聆听路德本人阐述的情况下直接查禁他的著作。不久之后，弗里德里希三世就宣布：“还不能确定路德是否应当受到这样的待遇，因此相关的决定必须推迟到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之后。”[61]
所以帝国针对路德的政策仍然很暧昧。11月12日，查理五世下榻在科隆的时候，当地政府焚烧了路德著作。但两周后，皇帝命令弗里德里希三世把路德带到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承诺给予路德安全通行权，并给他机会悔过。阿莱安德罗立刻认识到，皇帝的这个让步很危险。“如果路德不认错，并且皇帝给了他安全通行权，所以不能惩罚他，”阿莱安德罗预测，“那么这会在全世界造成混乱。”于是他试图说服查理五世及其主要谋臣改主意，但失败了。据阿莱安德罗说，谢夫尔男爵拒绝的理由是“皇帝是真正的天主教君主”，所以大家应当相信他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加蒂纳拉更进一步，说：“让路德到帝国会议来是好事。”[62]
后来的事实证明阿莱安德罗是对的：给路德安全通行权，还给他公开平台让他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对教廷来说是公共关系方面的灾难。但皇帝没什么选择：在法律上，他刚刚确认的选举契约迫使他必须尊重选帝侯的意见，还要保护他们的臣民不受外国法庭的审判。现在，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正式要求，在谴责路德并将其送往罗马之前，必须先在德意志召开一次听证会，查理五世不可能不理睬这个意见。[63]1521年2月，可能是在伊拉斯谟的鼓励下，查理五世更进了一步。他派遣自己的告解神父让·格拉皮翁去劝说弗里德里希三世，希望他出面，让路德至少放弃自己的部分观点，从而避免在帝国会议上发生高风险的冲突。
但选帝侯拒绝接见身为修士的格拉皮翁，于是格拉皮翁向弗里德里希三世的首相格雷戈尔·布吕克博士转达了皇帝的意思，并表示：“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发表之前，我原以为马丁修士追寻的是深度改革教会的高尚目标，从而涤荡令教会蒙羞太久的种种弊端。并且，他的勇气启迪了许多思想正派的人士的热情，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格拉皮翁以查理五世的名义承诺，只要路德仅仅放弃《教会被掳于巴比伦》表达的观点，或者否认自己是该文的作者，就不会受到起诉，并可以继续推行“有价值的改革，当然是审慎地、低调地进行”。他还向布吕克保证：“皇帝相信，让这样一位杰出人士与基督教会和解，是至关重要的。”4月初，格拉皮翁再次努力，这一次见到了路德的一群盟友，希望能安排一个私人场合让路德放弃他的部分观点，从而解除危机。但这个提议失败了，因为路德不肯放弃在帝国会议上公开阐释自己观点的机会。[64]
这些值得注意的活动的背后，当然是政治层面的考虑。在国内，查理五世不能无视一些在帝国会议有席位的诸侯与城市对路德观点的大范围支持。所以，如果不给路德自辩的机会就逮捕他并将他送往罗马，有可能激发又一场大规模叛乱。此时西班牙的叛乱还没有平息，查理五世没有资源同时处置两场叛乱。在国外，根据一些传闻，教宗支持弗朗索瓦一世在意大利的野心，并已经与他结盟，所以，对皇帝来说，路德这样的教廷批评者可能（如胡安·曼努埃尔大使预测的那样）成为有价值的政治资产。1521年3月，阿莱安德罗“告诫”谢夫尔男爵要“动手镇压和消灭这种可鄙的异端”时，这位侯爵竟然反驳：“你还是确保教宗尽好自己的职责，对我们光明正大些吧。然后我们再做教宗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当阿莱安德罗坚持自己的要求时，谢夫尔男爵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如果你的教宗停止胡乱干涉我们的事务，他就会从我们这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否则，我们就给他制造一大堆麻烦，让他难以脱身。”阿莱安德罗现在（也许是第一次）意识到，“自从皇帝在科隆与萨克森选帝侯谈话以来”，皇帝的大臣“一直企图利用路德的问题”与教宗作对。阿莱安德罗第三次质问谢夫尔男爵的时候，侯爵“微笑着说，他的意见是，让路德沉默并不是困难的事情”。阿莱安德罗尖刻地反驳道，如果他们不尽快行动起来，“很快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你们整个北海的水都不够扑灭它”。[65]
查理五世回避执行《主起来吧》还有另一个务实的理由：在德意志，路德问题只是等待他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将商讨一百多项议程，包括高利贷、垄断权、奢侈品，以及普通民众无法理解的“措辞冗长而烦琐的法律”（此时正在快速取代习惯法的所谓“罗马法”在德意志极其不得民心）。查理五世在尼德兰和西班牙已经发现，如果要劝说一个大型立法机构解决这样的棘手问题，需要的是巧妙的策略、耐心和忍耐。所以他努力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
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的第一天，他和所有参会者一起做弥撒，随后“用德语简单讲了几句”（这是有史可查的他第一次说德语的例子）。在随后四个月里，他定期征询选帝侯的意见，并与主要的参会者一起祈祷、狩猎和放鹰，希望能够形成共识。[66]
作为一场竞技的宗教改革
阿莱安德罗想方设法扰乱德意志的和谐。他急于给路德定罪，于是向帝国会议提交了一份定罪的法令的草稿，皇帝却传唤“我亲爱的、尊敬的奥斯定会马丁·路德博士”于三周内到沃尔姆斯。皇帝还发布了之前承诺给路德的安全通行证。4月17日“晚祷时分，也就是下午4点”，路德来到了查理五世和会议面前。所有的目击者在十年后仍然记得当时与会者普遍的激动：“路德亲自到来时，整个世界都来看他。”[67]
帝国会议本身的成员有一百多人，在场的还有外国与德意志的达官贵人，以及皇帝内廷的成员（包括未来的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费尔南多·德·巴尔德斯）和许多普通公民。所以在场的总人数大约有一千人。查理五世坐在大厅的一处高台上，面向路德。路德穿着“奥斯定会修士的长袍，束着皮腰带”。至少在一个目击者看来，他看上去“非常魁梧，比大多数人高”。全场肃静，“皇帝和会议的发言人”约翰·埃克起立，宣读了据说是路德撰写的书籍的清单，并概括其内容。路德放肆地插嘴：“你说的不全！”但埃克不予理会，而是向他提了两个问题（是阿莱安德罗设计的，并事先通知了路德）：刚才列举并描述的所有书籍，是否都是他的作品？如果是，那么“你现在是否愿意重新考虑，是否愿意与这些疯狂的、异端的思想保持距离？”路德先是“向皇帝宣誓效忠”，然后“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体现出他的焦虑不安”。他先后用拉丁文和德文回答，“对于第一点，这些书是他写的；但对于第二点，他请求等到次日再回答”。查理五世很惊讶，“带着他的枢密院成员去了另一个地方”讨论他们下一步如何操作；他们返回后，埃克再次对路德说，“他［路德］听到的问题关系到他自己所做的重要事情，他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所以他应当立即答复，而不是索要一天时间。不过，皇帝陛下照例宽大为怀，愿意准许他在第二天同一时间答复”。于是，当天的议程结束，皇帝上楼去用膳了。[68]
查理五世犯了一个关键错误：路德已经事先得到了这两个简单问题的通知，所以皇帝没有理由给他更多时间去准备答复。
阿莱安德罗最害怕的情况现在成了现实。4月18日，经过一夜的思考，路德显然已经克服了他的“焦虑不安”，于同一时间来到会场，却发现“皇帝和诸侯在楼上的另一个房间”（肯定是在商量下一步如何是好）。于是，“马丁等了一个半小时”，周围簇拥着“与他一同前来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些支持者无疑给他注入了勇气。[69]最后，查理五世在谋臣的陪同下，“下楼来到大厅”，坐到高台上。“大厅内水泄不通，除了皇帝之外几乎无人有落座的空间。”和前一天一样，埃克起立，重复两个问题，室内鸦雀无声。这一次，路德不仅承认对方展示的书籍全是他的作品（“埃克还遗漏了一些作品”），而且开始解释，这些作品可分为三类。他说，第一类是“反对我们最神圣的圣父利奥十世的，因为他可以看到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被罗马纠缠和压迫”。这时查理五世首次干预，“让他对此事保持沉默，继续谈别的”。于是路德开始讲第二类，即“他因为对自己的批评者感到恼火而写的书”，而“第三类是关于福音书的”。他宣称，“他不会收回自己写过的哪怕一个词……除非有人能够仅凭借《旧约》与《新约》的权威，在公开辩论中证明他是错的”。最后，他“恳求和告诫皇帝不要试图阻挠他的思想的传播，因为阻挠不仅对最著名的德意志民族有害，还可能损害皇帝的其他王国与领地”。[70]
查理五世一言不发，于是埃克提醒路德，“他承认自己写下的所有书籍的内容……都是异端思想，早就受过大公会议的谴责”，“教会已经讨论过这些东西，已经宣布它们是邪恶的，已经对其做了谴责和定罪；教会已经发布了神圣的法令，做出了很好的决策。所以再讨论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埃克扬扬得意地指出，因此，如果路德“说的是真理，那么我们只能相信，在过去一千年里，我们的前辈都是异端分子，都不会得救；单单一个没什么权威的人，却想要谴责那么多优秀的基督徒，实在是过于鲁莽，实在是大错特错”。
查理五世仍然一言不发，于是路德抓住机会，进行了他最勇敢也最著名的演讲：
我不能单单相信教宗或大公会议的法令，因为它们显然是错误并且互相矛盾的。所以除非你们能用《圣经》中的证据或明晰的论理说服我……我不可以，也不愿意撤回自己的任何观点，因为那是违背良心的，既不安全，也是有罪的。那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
埃克又一次起立，“开始否定”路德的话，但查理五世打断了他。尽管皇帝听不懂用德语进行的争论，对拉丁文也不熟悉，需要有人将拉丁文翻译为法文，“好让我更好地理解”，但他显然明白了路德发出的挑战的重大意义。皇帝“站起来说：‘这就够了。我不愿意听胆敢否认大公会议权威的人继续讲话！’”他随即“上楼到自己的套房，诸侯和选帝侯们也去了自己的住处”。[71]
大厅里乱作一团。“站在门口等候主公的西班牙侍从们呼喊：‘烧死他！烧死他！’”但他们敌不过德意志人的势力。德意志人把路德团团围住，严密保护他，把他抬在肩膀上，仿佛他刚刚赢得了一场竞技。路德是此时此刻的英雄，他离开大厅时“举起双臂，用双手和手指做出德意志骑士刚刚赢得一场比武时会做的表示胜利的手势”（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若在世，也许会不情愿地表示尊重）。[72]不过胜利者并没有低估自己所处的危险。路德在自己的安全通行证过期之前匆匆离开沃尔姆斯，并在两天后写信给查理五世表示，如果大家能让他心悦诚服地相信自己是错的，那么他愿意撤回立场并接受焚书。但因为没人敢呈送这封信，所以它始终没有被送到皇帝手上。[73]
查理五世表达立场
路德的这封信虽然有致歉的意思，但即便送到了，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帝国会议上的这次对抗让查理五世深感不安，他在当天夜间准备自己的回应。
……（次日清晨）他和诸侯及选帝侯们在楼上的餐厅会合，并问他们：“你们对马丁·路德怎么看？”但大家还没有回答，他就说：“在听诸位的意见之前，我想把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立场告诉你们。”然后他取出一张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