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纸的许多抄本（有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西班牙文和法文版本）留存至今，不仅是因为查理五世命令用这些语言制作了副本，而且因为他是（也许是第一次）在明确地表达自己对一个重大决策问题的意见。这份文件首先提醒所有人，他的祖先，无论是西班牙人、奥地利人、勃艮第人还是德意志人，“毕生都是罗马教会的忠诚儿子，始终保卫天主教会及其神圣仪式、法令与风俗”，并且“我在上帝的保佑下，截至目前都严格地遵循祖先的榜样”。然后，他重复了约翰·埃克在辩论中提出的一点：“如果单单一个修士的观点与过去一千年里所有基督教的信仰和他们如今的信仰相悖，那么错的肯定是这个修士。”因此，查理五世继续写道，“我下定决心，要投入我的诸王国与领地、我的朋友、我的躯体、我的鲜血、我的生命和我的灵魂”，与异端思想做斗争，因为：
如果由于我自己的疏忽，竟允许异端思想或者对基督教的诋毁在人们的心中扎根，就会给我自己和我的继承者带来永恒的耻辱。昨天听了路德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给出的乖戾答复之后，我要告诉诸位，我后悔没有早些处置他和他的虚假教义。我已经决定再也不听他争辩。
尽管查理五世先前承诺保障路德的通行安全，现在却禁止他“宣讲或传授他的邪恶教义”，并宣布：“我已经决定视其为臭名昭著的异端分子，给予其相应的处置和待遇。”他吩咐在场的诸侯效法他。[74]
查理五世就像路德前一天那样宣布“这是我的立场”，但路德的演讲流芳百世，而皇帝的演讲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原因很简单。如研究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海科·奥伯曼所说，路德自认为是天启的先驱，他急于在“世界末日前的最后日子”召集信众，因为他相信“世界末日前的最后日子已经开始了，所以‘最终的结局’已经在我们的历史时期展开了，末世的钟表已经在滴滴答答地走着了”。这就给了路德的讯息一种紧迫感，查理五世在这方面无法与他匹敌。印刷术让路德拥有更广泛的受众，也更凸显了上述区别。
路德出席帝国会议的时候，他的作品已经有60万册在市场上流通。他在议会发表的勇敢演说很快就有至少十个版本面世，有高地德语、低地德语和拉丁语版本的，这更加激励了他的支持者。[75]查理五世宣言的接受度就差很多了。选帝侯们“请求更多时间来商讨和决定此事。他们后来多次回到皇帝面前，表面上同意他的法令，但实际上提出了很多反对意见，所以最后什么都没有决定”。有人主张“应当再做一次尝试，与路德对话并批评他”。也有人公开反对查理五世的立场：沃尔姆斯城里出现了许多海报，“宣称有400名骑兵和1万名步兵已经整装待发，要保卫路德的著作”。[76]
威尼斯大使在沃尔姆斯焦虑地写道：“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预测：“等皇帝离开、本届会议解散之后，路德必然会在整个德意志激起极大的动荡。”查理五世身边的西班牙籍秘书阿方索·德·巴尔德斯用几乎相同的措辞表达了同样的畏惧：
有些人以为这场悲剧就此宣告结束了，但我相信这不是结束，而是开端。我看到德意志人群情激奋、反对教宗。我还看到他们不把皇帝的敕令当回事，因为路德的书一经出版，就立刻在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广场销售一空，无人阻拦。你们很容易想到，等皇帝离开之后，这里会发生什么。[77]
在西班牙，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亲笔写信敦促自己曾经的学生“将马丁·路德送到我们的圣父那里，他会公正地惩罚路德”。查理五世不需要这样的提醒。在前一个月，他已经指示尼德兰的官员查抄并焚毁所有的路德著作；禁止印刷、销售、购买或持有任何攻击教宗的书籍；并再次确认现有的针对较早的异端分子以及“某个马丁·路德”的禁令。[78]但查理五世担心在比利亚拉尔事件不久之后激发又一次叛乱，所以犹豫不决，暂时还没有在德意志采取同样的措施。他批准了一道敕令的文本，却不准将其公布。该敕令宣布路德不受法律保护，谴责他的全部作品（并再次将其等同于已经受谴责的异端分子的作品），禁止（在未经教廷批准的情况下）印刷任何“提及或引用神圣经文或阐释经文的作品，不管其篇幅多么短小”。[79]
阿莱安德罗极其恼火，向教廷国务卿[80]抗议说，“目前的耽搁不是我们的错”，而是“皇帝的错，他说所有问题要向诸侯征询意见”。阿莱安德罗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因为他已经认定，帝国会议上的好几位诸侯“就是路德的信徒”，所以他担心这些路德派诸侯会利用皇帝向他们征询意见的机会，把镇压路德的敕令的文本淡化。阿莱安德罗得知法国国王怂恿纳瓦拉国王和拉马克领主[81]攻击查理五世的领土后，变得更加焦虑，所以“实际上战争已经爆发，皇帝的支持者说他们想要集结尽可能多的德意志军队”去抵抗法国人，这就迫使皇帝向路德派诸侯做一些让步。阿莱安德罗说得对：在帝国会议同意拨款组建一支军队保卫德意志、抵抗法国的进攻之前，查理五世拒绝疏远那些“路德派诸侯”。“愿上帝让基督教君主之间保持和平，”阿莱安德罗叹息道，“或者至少不要让路德的事情卷入世俗的国家大事。”[82]
帝国会议批准拨款组建一支有2万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的军队，并批准设立一个摄政会议，由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领导。次日，皇帝终于签署了宣布路德不受法律保护的拉丁文和德文敕令。阿莱安德罗立刻将敕令送到印刷商那里，并乐观地补充道：“他们说印刷需要六天，但我确保他们连夜印刷。”[83]然而，两件事情粉碎了他的希望。1521年5月24日，在查理五世宫廷的法国大使向皇帝申请回国的安全通行证（在当时和今天一样，这意味着战争迫在眉睫），而四天后，查理五世自亲政以来一直仰仗的谋臣，“到目前为止一直阻止皇帝与法国交恶”的谢夫尔男爵与阿尔斯霍特侯爵纪尧姆·德·克罗伊去世了。[84]
第二次解放
比利时历史学家埃内斯特·戈萨尔说得完全正确：“1521年在沃尔姆斯，谢夫尔男爵去世之后，查理五世在政治上才真正算是成年。”就在前一年，查理五世的外交官之一还曾对托马斯·沃尔西说，等他们从西班牙返回尼德兰之后，谢夫尔男爵可能离开在御前的位置，“在尼德兰颐养天年，让别人接替他”。沃尔西嘲笑道：“你会这么想，说明你还不懂坐到这样位置的人的性格。”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手握重权的人会主动放弃它。[85]沃尔西说得对：谢夫尔男爵陪同查理五世一直到了沃尔姆斯，在那里继续主宰帝国会议上关于内政和外交政策的会谈，并以“皇帝陛下的名义”与外国大使和德意志诸侯谈判。1521年2月，伊拉斯谟指出，谢夫尔男爵“在我们的查理皇帝身边占据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似乎整个帝国都在他一个人的手掌心里”。几周后，科纳大使在给威尼斯元老院的述职报告里说，谢夫尔男爵“把一切政务都抓在自己手里”，因为“皇帝陛下不仅爱他，而且非常尊重他”。[86]
但谢夫尔男爵毕竟已经六十三岁了，在疾病面前，皇帝的爱也救不了他。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期间有约1万名访客抵达这座小城，很快让当地的卫生条件变得很差。1521年3月，查理五世“剧烈呕吐了一天一夜，他的廷臣说他有生命危险”。他刚刚恢复元气，马利亚诺和谢夫尔男爵就病倒了。马利亚诺于5月10日去世。5月20日，医生表示对谢夫尔男爵的康复“不抱希望”。四天后，谢夫尔男爵接受了临终涂油礼，于5月28日去世。[87]他的权力和影响力都随他的生命一同消失。阿莱安德罗说：“这个宫廷没有一个人公开提及他的名字，仿佛他从来没有存在过。”而新任威尼斯大使加斯帕罗·孔塔里尼注意到，查理五世没有按原计划前往奥地利，而是决定从沃尔姆斯返回尼德兰，“因为他需要回西班牙”，而“曾劝他先不要去西班牙的谢夫尔男爵大人已经辞世”。[88]
谢夫尔男爵留下了许多正面的遗产。1515年，他告诉一名法国使节，他迫使查理五世亲自研读所有送抵的公文，“哪怕夜色已深”，然后“将其内容报告给自己的议事会，然后议事会当着他的面讨论；如果到我死的时候他还不能处理自己的事务，那么他就需要找别的教师”。谢夫尔男爵非常适合教导年轻统治者的行为举止，因为如查理五世所说，“谢夫尔男爵先生睡在我的卧室里”，这样的话他醒来时如果想要说话，“就有人陪他说话”。[89]查理五世显然从谢夫尔男爵那里学到了很多。据阿莱安德罗说，谢夫尔男爵离开政治舞台之后，查理五世“每天都表现出强烈的意愿，要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妥当。现在他的教师不在了，他仍然百般勤勉。我们很多次看到，他根据形势迅速做出恰当的、明智的决定”。在查理五世宫廷的两位资深的英格兰外交官更加明确地表示：
皇帝处理公务的时候极其勤奋，他每天早晨六七点就已经到了议事厅，在那里一直忙碌到做弥撒的时间；吃完饭不到一个钟头，他又回去办事，一直待到晚饭时间。自谢夫尔男爵大人去世以来，皇帝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1538年，查理五世向另一位英格兰使节解释，他之所以如此勤奋地处理公务，是因为“上帝给他这样的位置，不是为了让他轻松享乐”。“谢夫尔男爵大人”泉下有知一定会为他骄傲。[90]
查理五世的勤奋似乎让他更加自信。1521年8月，他邀请沃尔西与他一起处理两国之间现有的所有纠纷，“因为你我在一起，在一天之内就能比我的大使在一个月里做得更多”，并（也许带着一丝威胁的意味）补充道：“我还会请你看看我的军队，你会看到，我不打算酣睡。”沃尔西对查理五世不肯让步表示震惊，但（如加蒂纳拉所说）这是因为枢机主教“原以为查理五世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小娃娃，就像谢夫尔男爵大人教导他时的那样，但他发现皇帝已经不是那个小娃娃了”，而是“把法国国王也不放在眼里的人”。几天后，沃尔西表示：
相对于他的年龄来说，［查理五世］非常睿智，理解力很强；讲话的时候冷淡而克制，仪态和语调沉稳，措辞恰当。从所有迹象来看，他将成为一位非常睿智的男子，并且真诚守信。[91]
这句证词可以说是对谢夫尔男爵作为教师的成绩的高度肯定。谢夫尔男爵在政策上的诸多成功也值得一提。他维持了尼德兰与几个邻国之间的和平，这就为他的学生创造了良好条件，让他在1517年能放心地去西班牙。到了西班牙之后，谢夫尔男爵说服了胡安娜女王，让她认可儿子为唯一的统治者，以她的名义统治国家；并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让查理当选为罗马人国王。后来谢夫尔男爵又说服沃尔姆斯帝国会议采取措施，解决一些突出的问题：设立了可行的摄政会议，恢复法治，拨款动员军队抵抗法国，以及宣布路德为异端分子和不法之徒。最重要的是，谢夫尔男爵阻止了查理五世与法国的公开决裂。普鲁登希奥·德·桑多瓦尔说：“如果他［谢夫尔男爵］还活着，那么皇帝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敌意和战争不会这么早开始，因为他始终主张和平。”[92]像桑多瓦尔这么想的人有很多。但在另一些方面，谢夫尔男爵也理应受到批评。我们再引用一下桑多瓦尔的话：
谢夫尔男爵总是喜欢说每一项成功都是他取得的，并要求把功劳全部算在他一个人头上。但遇到失败的时候，他就怪罪国王……我曾见过王室内廷的一名绅士就此事撰写的备忘录，此人亲耳听到谢夫尔男爵说，因为国王年少无知，任何人想要与国王谈话，都必须把要谈的内容先禀报谢夫尔男爵，这样他就能教导国王如何回应。如果人们拒绝先与谢夫尔男爵沟通，他们就没法见到国王。[93]
另外，谢夫尔男爵想方设法排挤那些被他视为竞争对手的谋臣，甚至排挤那些对年轻的查理非常有帮助的人，特别是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和年轻的斐迪南。1515年，谢夫尔男爵通过让查理亲政，把玛格丽特边缘化；然后在同年晚些时候把阿德里安送到西班牙；在1517年让弗里德里希蒙羞（见第三章）；在1518年把斐迪南排挤到尼德兰（见第四章）。
最糟糕的是，谢夫尔男爵贪得无厌地为自己和亲戚获取官职和收入，最恶劣的表现就是把他的侄子任命为托莱多大主教，这是激发公社起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公社起义是查理五世在位期间最危险的一次叛乱，而谢夫尔男爵对其的应对非常拙劣，可以说是他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另一个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严重错误，就是他没能认识到德意志路德派运动的危险性，而是企图把它当作筹码来劝说教宗利奥十世放弃法国、改为与查理五世结盟。不过，尽管国内付出了沉重代价，谢夫尔男爵的两项赌博在短期内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弗朗索瓦一世终于向查理五世宣战的时候，卡斯蒂利亚已经安定下来，而亨利八世和教宗都支持查理五世，所以查理五世是1521年无可争议的胜利者。
[1] BL Cott. Ms. Vespasian C.Ⅰ/257-60，Spinelly to Wolsey，9 Mar. 1519，带解码的加密亲笔信；BL Cott. Ms. Vespasian C.Ⅲ/158-75v，Tunstal，Wingfield and Sampson to Henry Ⅷ，2 June 1525；BNP，Ⅱ，70，La Roche-Beaucourt to Grand Master，20 Feb. 1519。
[2] RTA，Ⅰ，366-70，Marnix to Margaret，7 Mar. 1519，亲笔信；Boone，Mercurino，92 （Autobiography）；Crouzet，Charles Quint，29 （查理五世的基本理念）。
[3] TNA SP 1/10/49，Robert Wingfield to Henry Ⅷ，Innsbruck，7 Feb. 1515.
[4] 托马斯·沃尔西（约1473～1530）是英格兰的约克大主教、枢机主教和政治家，曾任大法官（相当于后来的首相），权倾一时，深得亨利八世的信任。但他因为不能解决亨利八世希望与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并迎娶安妮·博林的问题，逐渐失宠，遭革职查办，甚至被指控叛国，在回伦敦向国王解释的途中去世。
[5] Le Glay，Négociations，Ⅱ，166-9，Philibert Naturelli to Margaret，24 Oct. 1518；BL Cott. Ms. Vespasian C.Ⅰ/261-2v，Spinelly to Wolsey，Barcelona，20 Mar. 1519. 查理五世应当很熟悉La Marche，Mémoires，Ⅰ，197（写于15世纪70年代）中的预言，即约翰公爵于1419年遇害造成的仇恨永远不会消失。参见Crouzet，Charles Quint，124-5，and Huizinga，Herfsttij，18-20，关于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恐惧与猜疑的长期存在。
[6] 即下文提到的色当和弗洛朗日领主罗贝尔·德·拉马克（1491～1537），他是当时法国的名将，官拜“最高军务官”，也是历史学家，记录了当时瓦卢瓦王朝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他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好友，曾在帕维亚与国王一同被俘。
[7] Du Bellay，Mémoires，Ⅰ，95；Florange，Mémoires，Ⅰ，257.
[8]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Ⅶ，cols 416-17 and 514-15，Corner to the Signory，2 and 29 June 1519，关于岁贡和亲笔信。
[9] Lanz，Aktenstücke，108-13，Charles’s instructions to Bernardo de Mesa and Jean de le Sauch，12 Dec. 1519 （斜体部分）。Sanuto，Ⅰ diarii，ⅩⅩⅨ，col. 371，Corner to the Signory，Aachen，23 Oct. 1520说查理五世“non parla anchora molto promptamente lo idioma aleman”。
[10] RTA，Ⅰ，864-76刊载了“选举契约”（Wahlkapitulation），查理的代表于1519年7月3日（也就是他当选的六天后）在法兰克福签署了该契约。Kohler，Quellen，53-8刊载了它的大部分内容。
[11] Ordonnances des rois de France. Règne de Fran?ois Ⅰer，Ⅱ，299-341 and 351-6，1518年10月1日和8日在伦敦达成的协议，and Ordonnances des rois de France. Règne de Fran?ois Ⅰer，Ⅱ，565-75，关于双方会见和举行“比武盛会”（armatorum congressus）的安排，于1520年1月10日达成协议，3月26日正式签约。
[12] Boone，Mercurino，94；Sanuto，Ⅰ diarii，ⅩⅩⅧ，cols 246-8，Corner to the Signory，22 Jan. 1520；Santa Cruz，Crónica，Ⅰ，221.
[13] Mártir de Anglería，Epistolario，Ⅳ，14-15 （#663），to Gattinara，24 Feb. 1520，and 17-18 （#665），to the marquesses of Los Vélez and Mondéjar，‘From the rebellious city of Valladolid’，14 Mar. 1520.另见Pérez，La revolución，147-8，关于1520年3月4日的暴乱。
[14]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Ⅷ，488，Corner to the Signory，Santiago，12 Apr. 1520.Foronda，Viajes 重构了查理五世的旅程。
[15] Boone，Mercurino，94 （加蒂纳拉用第三人称撰写他的《自传》）；Danvila，Historia crítica，Ⅲ，31-41，Adrian to Charles，16 Jan. 1521。
[16] CLC，Ⅳ，293-8，speeches of Mota and Charles，31 Mar. 1520.
[17] Caroli Romanorum regis recessuri adlocutio in conventu Hispaniarum，基于Headley，The emperor，10-11的翻译。这本小册子是在罗马和奥格斯堡以拉丁文出版的，在莱比锡出版了德文版。Headley，‘The Habsburg world empire’，52-3 and 72 n. 28很有说服力地指出，这份演讲稿的起草和后来文本的印刷出版是查理五世的大臣们的“集体成果”。
[18] 胡安·曼努埃尔·卡雷特罗·萨莫拉是当代的西班牙历史学家，为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教授。
[19] 根据《圣经》，耶稣受难前，罗马士兵“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以折磨和嘲讽他。
[20] Carretero Zamora，Gobernar，397-8；Mártir de Anglería，Epistolario，Ⅳ，19-20 （#666），to the marquesses of Los Vélez and Mondéjar，5 Apr. 1520.
[21] Gachard，Correspondance，237-42，对查理和胡安娜的安排（在她于1555年去世之前，在卡斯蒂利亚总是用这种说法），1520年5月17日。关于查理五世使用他的“绝对王权”的前例，参见Sánchez Agesta，‘El “poderío real absoluto”’，and Owens，‘By my absolute royal authority’，ch. 2. 另见本书第十三章。
[22]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Ⅷ，488，Corner to the Signory，Corunna，9 and 23 Apr. 1520.
[23] Pérez，La revolución，150，manifesto of the friars of Salamanca，and 232，letter to the king of Portugal.
[24]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Ⅸ，cols 225-54，‘Ordine di lo abochamento del Serenissimo re d’Ingaltera，con la Cesarea et Catholica Maestà et con il Cristianissimo re’，包括很多来自Sanuto，Ⅰ diarii，ⅩⅩⅧ，cols 595-7，Corner and Surian to the Signory，27 May 1520，and XXIX，cols 73-4，report of Lodovico Spinelli，12 July 1520的材料。
[25] 金缕地峰会的时间为1520年6月，地点为今天法国北部加来附近（当时属于英格兰），英王亨利八世和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在此会晤，宗旨是增进英法两国友谊、维护和平。此次盛会是文艺复兴时代两大君主的会晤，以奢华著称。双方大量使用昂贵的金线织物搭建营帐和做装饰，所以峰会被称为金缕地峰会。不过金缕地峰会的政治影响甚微，两国关系很快恶化。
[26] Sanuto，I diarii，ⅩⅩⅨ，cols 225-54，‘Ordine’.
[27] Bornate，‘Historia’，424-5，亨利八世与查理五世之间的秘密协议，坎特伯雷，1520年5月29日，批准于加来，1520年7月14日（Lanz，Aktenstücke，179-81；English précis in CSPSp，Ⅱ，312）。又见Gwyn，‘Wolsey’s foreign policy’，762。
[28] Viciana，Libro quarto，11-17，引用了巴伦西亚一位卓越的行会成员霍安·略伦斯的演讲。
[29] Viciana，Libro quarto，126-7，and poderes issued by Charles to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count of Mélito，4 May 1520.
[30] 一般被称为胡安·马尔多纳多（1485～1554），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学者，与伊拉斯谟是通信好友，是将伊拉斯谟思想引入西班牙的重要人物，写过一本关于公社起义的书。
[31] Maldonado，La revolución comunera，76；Mexía，Historia，89；Santa Cruz，Crónica，Ⅰ，165-6.
[32] Both Danvila，Historia，and Martínez-Pe?as，Las Cartas，出版了枢机主教的书信，有的完整，有的有删节，Martínez-Pe?as的版本用了现代的拼写方式，但这两部书在抄录原文时都有错。105封信的原稿的扫描件，共546页，可见PARES in a collection entitled ‘Correspondencia de Florencio Adriano de Utrecht’，with the etiquette ‘AGS Patronato Real，leg. 2’。我引用的是Danvila的抄录版，除非有错；在有错的情况下，我引用原稿。
[33] Danvila，Historia，Ⅰ，373-6，Ⅱ，515-16，and Ⅲ，31-41，Adrian to Charles，25 June and 28 Nov. 1520，and 16 Jan. 1521. Pérez，La revolución，121证实“宫廷把西班牙当作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他的题为La codicia de los flamencos （pp. 121-6）的章节给出了许多例子。
[34] Danvila，Historia，Ⅰ，373-81，Ⅱ，660-2，and Ⅲ，11-17，Adrian to Charles，25 June 1520 （两封信），15 Dec. 1520，and 16 Jan. 1521（在1520年11月7日的信之后查理五世一直保持沉默）。尽管19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家在这些信上写了摘要和评论，但查理五世和他的大臣不会这么做。
[35] AGS PR 2-I-2 （images 5-9），Adrian to Charles，25 June 1520.
[36] Danvila，Historia，Ⅲ，31-41，Adrian to Charles，16 Jan. 1521 （查理五世要在二十年后才认识到“只有我的西班牙诸王国才能维持我”，见本书第10章）；AGS PR 2/395-6 （images 347-9），Adrian to Charles，3 Apr. 1521 （斜体部分）。贵族们的威胁很像1517年卡斯蒂利亚一些城市的威胁，即如果查理不立刻赶来，它们就在没有国王许可的情况下召集议会，见本书第4章。
[37] 约瑟夫·佩雷斯（1931～ ）是法国历史学家，专攻西班牙历史，曾在波尔多三大担任教授，出版了研究公社起义的专著。
[38] Pérez，La revolución，314.
[39] BL Cott. Ms. Galba B.Ⅵ/191-5，Spinelly to Wolsey，Brussels，27 June 1520，“下午五点”；AGS PR 2-I-2 （images 5-9），Adrian to Charles，25 June 1520，包含托莱多城于6月8日向其他在议会有投票权的城市提出的建议（see Pérez，La revolución，169-70）。
[40] Pérez，La revolución，174 n. 56记录了关于Pero Laso de la Vega的这个错误。
[41] 司厩长（constable）的官职起源于罗马帝国，最初是管理马匹的官员，后来在中世纪欧洲演变成负责保管和维护国王的军械的官员，再后来变为军队的重要指挥官。
[42] Gayangos and La Fuente，Cartas，225-6，‘Quejas contra el consejo real’，dictated by Cisneros，28 Sep. 1517；Danvila，Historia，I，386-8，the Constable’s instructions to Pedro de Guevara，his envoy to Charles，24 June 1520.
[43] BL Cott. Ms. Galba B.Ⅵ/199-200 and 204-9，Spinelly to Wolsey，6 and 27 July 1520.
[44] 梅迪纳德尔坎波是西班牙北部的一座城镇，今天是巴利亚多利德省的首府。
[45] BL Cott. Ms. Galba B.Ⅵ/227-8v，Spinelly to Wolsey，未写日期（但可能是1520年9月6日）。斯皮内利写道，谢夫尔男爵（查理五世通常遵循他的建议）“相当困惑”，因为“人们窃窃私语地攻击他；我认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因为他永远没有办法掌控西班牙了”。
[46] CDCV，Ⅰ，83-4，Charles poder to his governors，Mechelen，22 Sep. 1520；BL Cott. Ms. Galba B.Ⅵ/360-1v，Spinelly to Wolsey，19 Sep. 1520提到了地方行政长官Hanneton的不谨慎行为，他参加了那次大家互相指责的会议。玛格丽特曾是卡斯蒂利亚的王妃，在那里维持了许多关系。
[47] L&P Henry Ⅷ，Ⅲ/2，1574-7，Spinelly to Wolsey，24 Jan. 1521. Sanuto，I diarii，ⅩⅩⅨ，561 and 581，Corner to the Signory，11 Jan 1521提出了相同的说法（查理五世已经提名罗贝尔·德·克罗伊来接替他的兄弟，担任康布雷大主教）。关于阿库尼亚和托莱多大主教职位之争，见Pérez，La revolución，316-49。
[48] Mártir de Anglería，Epistolario，Ⅳ，161-5 （#722） to Los Vélez，7 June 1521.
[49] Mártir de Anglería，Epistolario，Ⅳ，86-9 （#696） to Los Vélez and Mondéjar，Valladolid，13 Nov. 1520，enclosing a letter from Marliano to Mártir de Anglería，Aachen，20 Oct. 1520.
[50] Mártir de Anglería，Epistolario，Ⅳ，102-4 （#703） to Marliano，Valladolid，29 Nov. 1520. 马利亚诺也是被查理五世任命到西班牙主教（图伊主教）位置上的外国人。Espinosa，The empire，61-5指出，托莱多的教士们因为一个外国人被任命为他们的大主教而大怒，于是掀起了该城的反叛。
[51] CDCV，Ⅰ，106，‘Capitulaciones matrimoniales de Carlos V e Isabel’，24 Oct. 1526记录道：“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在卡斯蒂利亚公社起义期间借给他5万克鲁扎多金币。”
[52] Danvila，Historia，Ⅱ，777-85，Edict of Charles Ⅴ，Worms，17 Dec. 1520，proclaimed in Burgos，22 Feb. 1521.
[53] 细节来自RTA，Ⅱ，95-100，包括查理五世宣誓遵守选举契约；Sanuto，I diarii，ⅩⅪⅩ，cols 370-9，Corner to the Signory，Aachen，23 Oct. 1520；and Dürer，Diary，70。查理五世于1507年成为勃艮第公爵之后，立刻册封了一些新骑士，以展示自己的新权力。
[54] Volpi，Opere，282-5，Baldassare Castiglione to Cardinal Bibiena，Cologne，2 Nov. 1520 （有关加冕礼的极佳见证者记录的总结）；Keniston，Francisco de Los Cobos，57（新称号）；CDCV，Ⅳ，489-90 （查理五世的《回忆录》）。
[55] LWS，Ⅵ，174-8，鲁汶大学的神学家对路德著作的谴责，1519年11月7日；阿德里安的回应，1519年12月4日。这两份文献于1520年2月一同发表。
[56] RAH Salazar A-45/7-9，Manuel to Charles，Rome，12 May 1520 （加密的原件idem A-19/386-9得到了部分解码，这里抄录自解码件）。查理五世肯定是在离开西班牙之后才收到它的。关于重要的腓力党人曼努埃尔的生涯，见Martínez Millán，La Corte，Ⅲ，264-9和本书第二章。
[57] Luther，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开篇称呼查理五世为“Der allerdurchl?uchtigsten grossm?chtigstenen Kaiserlichen Majest?t”并庆祝“Gott hat uns ein junges，edles Blut zum Haupt gegeben”。
[58] Laurent，Recueil，I，620-1，Ordinance of 5 Mar. 1518；Redondo，‘Luther’，113 （其他支持者） and 115-17 （胡安·德·维尔加拉向托莱多宗教裁判所作的证词，1533年夏季）。伊拉斯谟同意维尔加拉的观点，认为在当前阶段“就连皇帝也同情路德的教导”（CWE，X，452-60 （#1526），Erasmus to Duke George of Saxony，12 Dec. 1524）。很多人认为阿方索·德·巴尔德斯从查理五世宫廷写给彼得·马特的两封信（日期分别为1520年8月31日和10月25日）是对于帝国宫廷对路德评估的可靠分析，但文献内部的证据（特别是两封信都提到一些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两封信肯定是在几个月之后写的，或者至少是几个月之后收到的，见Tubau，‘Alfonso de Valdés’，23 n. 19，and Egido，‘Carlos’，226-7。
[59] Hillerbrand，‘Martin Luther’. 该圣谕仅针对路德在1518年和1519年出版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九十五条论纲》。
[60] CWE，Ⅷ，68-74 （#1153），Erasmus to Godschalk Rosemondt，Leuven，18 Oct. 1520.
[61] CWE，Ⅷ，77-9 （#1155） and 105-8 （#1166），伊拉斯谟给约翰·罗伊希林的信，科隆，1520年11月8日；给一位不知名的恩主的信，鲁汶，1520年12月。Mencke，Scriptores，Ⅱ，col. 604刊载了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谋臣格奥尔格·斯帕拉廷（George Spalatin）的日记节选，谈到1520年11月4日和5日的事件；Erasmus，Erasmi opuscula，329-37刊载了Axiomata Erasmi pro causa Martini Lutheri，其中有他给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建议。
[62] RTA，Ⅱ，466-7，Charles to Frederick，28 Nov. 1520；Brieger，Quellen，16-22，Aleandro to Cardinal Medici （未来的克雷芒七世），Worms，14-15 Dec. 1520. Luttenberger，‘La política’，46-9强调帝国政府刻意选择了对路德的“暧昧策略”，直到路德亲身来到沃尔姆斯。Egido，‘Carlos’，240认为，帝国政府这么做“是因为别无选择”。
[63] 据桑多瓦尔说，查理五世告诉尤斯特的修士，“我没有杀掉路德，是一个大错”；还说，“我不需要信守我给他的安全通行的承诺”，因为路德是异端分子，对于异端分子无须信守诺言。但皇帝显然忘记了，他曾给弗里德里希选帝侯发放安全通行证，如果违反的话，可能引起轩然大波（Sandoval，Historia，‘Historia de la vida que el emperador ... hizo ... ［en］ Iuste’，Book X）。
[64] RTA，Ⅱ，477-94，布吕克首相对1521年2月他与格拉皮翁会谈的记述（阿莱安德罗说布吕克是“最大的路德宗教徒”）；and Brieger，Quellen，63-5 and 131-42，Aleandro to Medici，18 Feb. and 13 Apr. 1521，描述了格拉皮翁和查理五世的宫廷总管保罗·冯·阿默斯多夫（Paul von Armersdorff）的来访，目的是与乌尔里希·冯·胡腾和马丁·布策讨论“路德问题”的解决。如Luttenberger，‘La política’，48-9所说，“很难想象”格拉皮翁这么做没有得到查理五世亲信圈子的知情和同意。
[65] Brieger，Quellen，89-95，阿莱安德罗给美第奇枢机主教的信，沃尔姆斯，1521年3月8日，斜体是笔者添加的（另见Balan，Monumenta，130-4，文字略有不同，日期为1521年3月19日）。关于法国与教廷的秘密条约，见Barillon，Journal，Ⅱ，176-7，and Mignet，Rivalité，Ⅰ，232-3. Redondo，‘Luther’，112举例说明了查理五世在罗马的大使胡安·曼努埃尔如何利用利奥教宗对路德感到的焦虑来敲诈教宗，让他皇帝让步。Tubau，‘Alfonso de Valdés’，25-6支持阿莱安德罗的分析，即陪同查理五世的主要谋臣，包括谢夫尔男爵、加蒂纳拉、马利亚诺和巴尔德斯，都严重低估了路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