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L&P Henry Ⅷ，Ⅲ/1，428-30，Spinelly to Wolsey，Worms，2 Feb. 1521；RTA，Ⅱ，156-68，提供了查理与其他帝国会议参会者之间交流的细节。
[67] RTA，Ⅱ，526-7，Charles to ‘dem ersamen unsern lieben andechtigen doctor Martin Luther，Augustiner Orden’，Worms，6 Mar. 1521；Redondo，‘Luther’，118，testimony of Vergara in 1533.
[68] RTA，Ⅱ，632-8，‘Relación de lo que pasó a el emperador en Bormes ［Worms］ con Lutero，a?o de 1521’ ［匿名，但是以“我的主公，皇帝”（el emperador mi se?or）来写的］；Brieger，Quellen，144-9，Aleandro to Medici，17 Apr. 1521。
[69] RTA，Ⅱ，555，‘Doctoris Martini Lutheri Oratio coram Caesere Carolo’.
[70] 此处及后面的段落基于RTA，Ⅱ，533-94，各种各样用拉丁文和德文写的材料（尤其是555，‘Doctoris Martini Lutheri Oratio coram Caesere Carolo’），and 632-8，‘Relación’；Brieger，Quellen，149-55，Aleandro and Nuncio Caracciolo to Medici，19 Apr. 1521；RTA，Ⅱ，879-82，Corner and Contarini to the Signory，28 Apr. 1521；and CSPV，Ⅲ，116-17，Contarini to Mateo Dandolo，26 Apr. 1521。
[71] 此时查理五世对德文和拉丁文的理解力有限，见Sanuto，Ⅰ diarii，ⅩⅪⅩ，cols 371-2 （查理五世在亚琛的时候需要德语译员）和Balan，Monumenta，249，Aleandro to Cardinal Medici，26 May 1521 （查理五世不愿意阅读拉丁文的文件）。感谢詹姆斯·特雷西向我指出，许多神学家，包括路德，都认为大公会议是最高的宗教权威。所以质疑教宗的权威是一回事，反对大公会议的权威是另一回事。
[72] RTA，Ⅱ，632-8，‘Relación’. Brieger，Quellen，153，Aleandro and Nuncio Caracciolo to Medici，19 Apr. 1521也报告了这一引人注目的反抗行为：when ‘Martino uscitò fuora della sala Cesarea，alzò la mano in alto more militum Germanorum，quando exultano di un bel colpo di giostra’ （斜体为笔者所加）。
[73] LWB，Ⅱ，307-10，Luther to Charles，28 Apr.，1521，由Spalatin背书：“Hae literae Caesari non sunt redditae，quod in tanta vi procerum ne unus quidem esset，qui redderet.”路德后来就不是这么愿意道歉了，而是大肆吹嘘自己在沃尔姆斯出席会议的举动，见其‘Table Talk’ on the subject in Sep. 1533 and autumn 1536 （LWT，Ⅲ，284-9#3357b，and 343-4#3474）；and summer 1540 （LWT，Ⅴ，65-8，#5342a）。
[74] RTA，II，594-6，刊载了法文副本“fait de ma main”中关于1521年4月18～19日夜晚的文件，这份文件也被寄给亨利八世 （TNA SP 1/22/9）。Sanuto，I diarii，XXX，cols 214-16提供了意大利文译本；RTA，II，636，‘Relación’，包括一段西班牙文（又见Sandoval，Historia，Book X，ch. 10）。
[75] Oberman，‘The impact’，21. Figures from Moeller，‘Luther’，240，据Moeller估算，到路德去世时，他已经有682部作品出版，有的是单篇，有的是选集，共3897个版本，有的作品翻译成了十种语言。LWS，Ⅶ，814-87提供了得到出版的路德演讲稿的完整书目信息。
[76] RTA，Ⅱ，632-8，‘Relación’；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cols 210-14，Contarini to Mateo Dandolo，Worms，26 Apr. 1521，Latin （English précis in CSPV，Ⅲ，116-17）.
[77]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cols 210-14，Contarini to Mateo Dandolo，Worms，26 Apr.，1521；Mártir de Anglería，Epistolario，Ⅳ，161-5 （#722），to the marquis of Los Vélez，7 June 1521，with a copy of Alfonso de Valdés’s letter to him from Worms，13 May 1521.
[78] Gachard，Correspondance，244-6，Adrian to Charles，9 Apr. 1521，法文，亲笔信；Laurent，Recueil，Ⅱ，71-2，Ordinance of 20 Mar. 1521。又见Danvila，Historia，Ⅲ，581-3，Adrian and the council to Charles，12 Apr. 1521向他发出警示，说路德作品已经有西班牙文版本在流传，这可能造成麻烦，“因为本王国的好几座城市正处于叛乱中”。
[79] RTA，Ⅱ，640-9，《沃尔姆斯敕令》的德文版，1521年5月8日。
[80] 教廷国务卿是圣座国务院的最高首长，负责教廷和梵蒂冈城所有的内政和外交，有点像教宗的首相。一般来讲，担任国务卿的人必须有枢机主教的身份。
[81] 即色当和弗洛朗日领主罗贝尔·德·拉马克。
[82] Balan，Monumenta，232-4 and 240-7，Aleandro to Cardinal Medici，22 ［recte 18］ and 24 May 1521.
[83] Balan，Monumenta，248-55，Aleandro to Cardinal Medici，26 May 1521. Laurent，Recueil，Ⅱ，73-83，1521年5月8日的敕令是《沃尔姆斯敕令》的荷兰文版本，但阿莱安德罗表示，在7月之前尼德兰还看不到它：Balan，Monumenta，271-3，Aleandro to Cardinal Medici，16 July 1521。
[84] BL Cott. Ms. Caligula D.Ⅷ/46-7，Wingfield to Fitzwilliam and Jerningham （查理五世在法国的使者），Worms，29 May 1521 （BL Cott. Ms. Caligula E. Ⅲ/33-v中原件的解码文本）。
[85] Gossart，Notes，55；Lanz，Aktenstücke，135-45，Le Sauch to Chièvres，London，7 Apr. 1520.
[86] RTA，Ⅱ，893-5，Corner and Contarini to the Signory，Worms，4 May 1521；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324-6，Relation of Corner，6 June 1521；CWE，Ⅷ，153-4 （#1184），Erasmus to Guillaume Budé，16 Feb. 1521.
[87]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61-3，Corner to the Signory，14 Mar. 1521；Brieger，Quellen，214-18，Aleandro to Medici，18 May 1521 （信件声称当天是“谢夫尔男爵发烧的第14天”）。
[88] Balan，Monumenta，248-55，Aleandro to Cardinal Medici，26 May 1521；BNMV Ms. Italiani，Classe Ⅶ，cod. 1009/22v-23，Contarini to the Signory，28 May 1521.
[89] Du Bellay，Mémoires，Ⅰ，58；CDCV，Ⅰ，75-8，Charles to Cisneros and Adrian，7 Sep. 1517 （also printed in PEG，Ⅰ，89-100）.
[90] Balan，Monumenta，248-55，Aleandro to Medici，26 May 1521；BL Cott. Ms. Galba B.Ⅶ/29-31，Wingfield and Spinelly to Wolsey，19 June 1521 （italics added）；Powell，The complete works，Ⅰ，127，‘Note of remembraunce by Sir Thomas Wiat’，Toledo，Dec. 1538.
[91] BL Cott. Ms. Galba B.Ⅶ/102-3，Charles to Wolsey，7 Aug. 1521；BNMV Ms. Italiani，Classe Ⅶ，cod. 1009/82，Contarini to the Signory，22 Aug. 1521；TNA SP 1/23/28，Wolsey to Henry Ⅷ，28 Aug. 1521，亲笔信，‘To the king’s grace，ys owne hands onely’ （被收录于Burnet，History，Ⅲ.ⅱ，11-12，但有几处错误）。
[92] RTA，Ⅱ，729-43，Reichsabschied，and 659-61，Edict of Worms against Luther，both dated 26 May 1521；Sandoval，Historia，Book Ⅹ，ch. 14.
[93] Sandoval，Historia，Book Ⅴ，ch. 2.
六 险中求胜，1521～1525年
查理五世的首次军事行动
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在德意志争夺影响力的竞争让一位英格兰外交官在1518年预言：“这两人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威尼斯外交官也同意：这两位君主也许会“适应风云变幻的形势，但实际上互相恨之入骨”。一位法国大臣表示，他“没有丝毫疑问”，1521～1529年的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查理五世当选为皇帝”，而弗朗索瓦一世担心这会导致他丢掉新近征服的米兰和热那亚，因为这两地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1]
当时的人并非全都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意大利军人、外交官和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2]在16世纪30年代回顾的时候承认，1521～1529年的战争有四个主要原因：查理五世企图收复他的祖先大胆查理公爵丢掉的勃艮第，并且怨恨法国人控制了米兰和热那亚；弗朗索瓦一世企图收复纳瓦拉（查理五世的外祖父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占领了这个国家），并且怨恨西班牙人控制了那不勒斯。圭恰迪尼继续写道：“因为两国都非常强大，所以主动进攻的风险太大，于是他们都暂时没有轻举妄动。”圭恰迪尼举的一个例子是，当一个西班牙代表团向弗朗索瓦一世宣布查理五世打算竞选帝位的时候，法王打趣地说：“那么我们必须像爱上了同一个女人的两个男人那样，各自想尽一切办法得到她，但两个对手不会为了这个原因而交恶。”[3]
起初弗朗索瓦一世优雅地认输，接受自己的竞争对手当选为皇帝。在西班牙的一位大使于1519年6月报告称：“法国国王前不久写信给皇帝陛下，热情地道喜，说全世界除了他自己之外，他最愿意支持去获得这个位置的人就是皇帝陛下。”有些法国廷臣说：“法王没有当上皇帝，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对他的国家来说也是莫大的福祉，因为如果他当上了皇帝，就会让他忙得不可开交，让他的臣民变得贫穷，毁掉他们的生活。”[4]迟至1521年1月，弗朗索瓦一世还抗住了教宗利奥十世施加的压力，不肯去挑战查理五世。
法国国王承认，尽管“现在帝国、那不勒斯王国和西班牙都被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所以最好是预先处理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而不是事后寻求补救”，尽管教宗认为“相对于天主教国王而言，目前是我占据优势，但等他入主德意志之后就不一定了”，但弗朗索瓦一世仍然认为“［查理五世］入主德意志之后面对的问题不会比现在更少，也许还更多”。并且，法王继续说道：
因为他［查理五世］的领地分散在不同地方，相距遥远，并且我们都知道他的领地桀骜不驯，经常制造事端，所以他将不得不努力守住它们，而不是设法开拓新领土。因为他的领地如此广袤，他一定会致力于维持和平，无论和平会索取何种代价，因为战争的代价肯定更大，是他无力承受的。[5]
弗朗索瓦一世在1521年2月14日签署的一份文书揭示他已经改了主意。在这份文书里，国王授权色当领主罗贝尔·德·拉马克“以其人身和财产抵抗所有人，无一例外，哪怕是皇帝”。作为回报，法王给了拉马克及其三个儿子多笔巨款，于是他们几乎立刻集结了一支军队，攻击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尼德兰城镇。一位法国大臣承认，这就是“法国国王与当选皇帝之间那场后来变得极其宏大而残酷的战争的第一枪、起源和动因”。“这个小火星竟然发展为熊熊大火”，令这位大臣感到惊愕。拉马克的攻击实际上只是多个小火星之一：弗朗索瓦一世还秘密承诺支持纳瓦拉国王收复其王国；怂恿海尔德公爵侵犯弗里斯兰和上艾瑟尔；还与利奥十世达成一项秘密协定，教宗在其中承诺将那不勒斯王国从查理五世手中剥夺，并拒绝将他加冕为皇帝。此外，弗朗索瓦一世还宣布，如果任何德意志军队愿意为他效劳，“他们会玩得很愉快”。这显然意味着如果必要的话，他会开战。用卡尔·布兰迪的话说：“法国瓦卢瓦王朝的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和勃艮第君主查理五世之间”“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即将正式拉开大幕”。[6]
法王的这些举动令仍然待在沃尔姆斯努力处理帝国事务的查理五世大为警觉。他的一些谋臣“建议采取行动阻止法国国王，而不是坐等对方进攻”。但查理五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表达自己的立场，在当时还算新鲜事），即“他会让法国国王先来侵犯他，并发誓，如果法王真的这么做了，他［查理五世］将会仰仗上帝的佑助，与法王杀个你死我活”。[7]因为患病，查理五世“呕吐了一天一夜”，一连几天“没有离开房间，一边服药一边理政”，所以无法立刻把自己的决心化为行动。但在1521年4月1日，他的私人密使向弗朗索瓦一世宣布：“皇帝认为法王的这些行动是宣战，是违背各项条约的；因为皇帝是被攻击和受冒犯的一方，他已经决定奋起自卫。”
与此同时，在罗马，西班牙大使胡安·曼努埃尔“几乎要动手冒犯教宗”，“咄咄逼人地、面带怒容地”（这是法国大使的说法）坚持要求教宗明确答复，是否立刻与查理五世签订共同的反法条约。教宗很快屈服了。他撤销了自己与弗朗索瓦一世签订的条约，承诺组建一支军队帮助查理五世将法国人逐出意大利；在罗马为查理五世加冕；并祝福马克西米利安安排的旨在保护中欧、抵抗土耳其人的两项婚约，即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与安娜（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国王拉约什二世的姐姐和继承人）结婚，拉约什二世则与查理五世的妹妹玛丽结婚。查理五世则承诺把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公国归还教廷国（利奥十世在马里尼亚诺战役后将这两个公国割让给法国），并将教宗的所有美第奇亲戚置于帝国的保护之下。[8]
现在查理五世一心求战。得知弗朗索瓦一世公开把他在德意志招募的一些部队派去支援拉马克之后：
……他［查理五世］向天空举起双手，说道：“感谢你，我的天主，是你决定了不是由我开始这场战争，并且法国国王很可能会让我变得比现在更强大！永远感谢你，是你给了我自卫的手段。我希望过不了多久，要么我变成一贫如洗的皇帝，要么他变成穷困潦倒的国王。”
姑姑玛格丽特敦促他维持和平时，皇帝答道：“不，夫人，如果我现在与他谈判，那么两个月后他又重新开始给我制造麻烦了。”1521年夏季，帝国军队在尼德兰、纳瓦拉和意大利打退了敌人。一位英格兰外交官注意到，法国人“变换了腔调。大约半年前，他们趾高气扬，仿佛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但如今他们一心想要和平”。[9]法王和皇帝都派使者去拜见亨利八世，抗议说是另一方发动了战争，所以违反了《伦敦条约》的条款，因此英格兰应当向侵略者开战。枢机主教沃尔西提议在加来召开一次和会，由他主持。
1521年7月，也就是和谈开始前不久，加蒂纳拉向查理五世呈送了一份奏章，列举了继续战争或停止战争的理由。首先他评估了支持议和的七条理由，其中大多数很宽泛，比如任何战争的结局都是不确定的、战争必然会带来开销、现在的自然条件不适合开战，等等；但也有一些具体的理由，比如拉马克和纳瓦拉已经吃了败仗。然后是十条继续战争的理由，大多数也很宽泛，比如：查理五世是正义的一方，所以能得到上帝的支持；他享有国际上的普遍支持。也有一些是具体的，比如：如果现在议和，就意味着已经花在军事动员上的钱就白费了；已经招募的部队摩拳擦掌、求战心切。加蒂纳拉特别强调了最后一条支持战争的理由：
最重要的是，陛下应当寻求获得声望，因为截至目前您还没有参与过任何能让人得出正面或负面结论的国家大事，全世界都在期盼您做一件无愧于强大皇帝地位的大事，而您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遇……另外，陛下，这是您征集的第一支军队。您已经为它花费了大量金钱，动员了这么多的资源，这样的开端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的职责是确保这样的开端产生的结果不会损害陛下的声望，而是维持和增进它。
因此，首相敦促查理五世部署他在尼德兰的军队去攻击一个比较容易对付的目标，比如图尔奈；同时在意大利做主要的努力，争取将米兰和热那亚从法国人手中夺走。他的结论是，这样的话，“您将会赢得声望，让您的敌人目瞪口呆”。[10]
加蒂纳拉的阐述非常符合勃艮第的骑士传统，所以对他的主公更有吸引力。这也是狡黠的加蒂纳拉有意为之。但查理五世还是将他的奏章传给几位主要谋臣阅读，请他们讨论“皇帝在今年冬季应当做什么”。根据这些讨论的详细会议记录，有些大臣希望与英格兰缔结进攻性的条约，以增加在尼德兰获胜的机会；也有的大臣主张与法国停战或议和，这样查理五世就能返回西班牙，恢复那里的秩序。但查理五世在与沃尔西一对一会谈之后，自己做了决定。[11]1521年8月25日的密约宣布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将“永远是朋友和盟友，并协调一致地行动”，这既包括保卫他们各自现有的领土，也包括“无一例外地行使他们那些被人阻挠而暂不能行使的权力”。该条约还规定，等查理五世的表妹玛丽（亨利八世的女儿和继承人，也就是查理五世曾经与之订婚的那个玛丽·都铎的侄女）年满十二岁之后，查理五世就与她结婚。皇帝还将访问英格兰，两位君主将在那里公开他们的盟约，并完善肢解法国的大战略。[12]
加蒂纳拉在加来待了三个月，同时沃尔西在大搞排场，表面上是讨论与法国人的停战条件，实际上这只是烟幕弹，是为了掩饰他与皇帝的密约。但加蒂纳拉这么久不在主公身边，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影响力。起初，查理五世向首相说，“你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我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并请求加蒂纳拉“经常给我写信，至少每天一次，不得有误，因为我自掏腰包建立了一个驿站系统，专供你使用”。但这样洋溢着皇帝的温情、表明他对加蒂纳拉多么依赖的信很快就停了。[13]据一位尼德兰编年史家说，皇帝的“变心”显然是从1521年9月2日开始的，因为在这一天“查理五世皇帝穿上铠甲，第一次领兵与法国人作战”。不久之后，首相拒绝副署皇帝发布的文书之一，皇帝因此大怒，专横地写道：“你知道这是我的明确命令。尽管你不同意，我还是命令你立刻副署该文件，并将其送回到我这里，因为这是我的意思。”在随后一个月里，沃尔西窜改了查理五世与玛丽公主结婚的条件，而皇帝没有通知自己的首相就宣布，他要撕毁整个条约，并“怒气冲冲地”宣称：
我能清楚地看到枢机主教［沃尔西］打算怎样对待我：故意对我提出无理要求，而我的荣誉和我的利益不会允许我同意这样的要求……但他大错特错了，因为即便一方拒绝我，另一方也会接受我。新娘有的是，我不需要为了一个新娘而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14]
查理五世的大发脾气收到了丰厚的效益：沃尔西赶紧签署了要求英格兰、皇帝与教宗联手向法国开战的条约。并且，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帝国军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胜利。所以到1521年年末，皇帝可以吹嘘：“上帝恩宠我，因为我在所有战线都高奏凯歌，迫使米兰和其他好几座［意大利］城市服从我，占领了图尔奈，并收复了纳瓦拉的所有失地。”1521年12月，教宗利奥十世去世。一个月后，枢机主教们选举查理五世曾经的教师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为新教宗。[15]
皇帝、教宗与英王的联合
皇帝赶紧着手利用这个意想不到的优势。“上帝不仅把我抬举到帝位，”他提醒新教宗，“还让我从这样一个人手里接受皇冠：我对他非常熟悉；他是我的同胞，自我年幼时就抚育和教导我，并且真诚地、深深地爱着我。当然，这个人就是圣父您。”他更刻意地敦促教宗阿德里安六世“不要忘记我当您的学生的时候您对我说过的话，我知道那些话都是真理。为了确保您还记得，我会提醒您：［法国人］嘴上甜言蜜语，但说到底只不过想欺骗和耍弄你”。不过，皇帝最后说：“您如此睿智，一定知道如何避免做出可能会伤害我的事情。”[16]
阿德里安六世的当选给他曾经的学生制造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新教宗不能继续担任卡斯蒂利亚总督，所以查理五世必须提前返回西班牙。这样的话他就需要在尼德兰和德意志都拥有强大的摄政者。他选择玛格丽特担任尼德兰摄政者，她既精明强干也愿意再次为他效力；他把德意志托付给斐迪南。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他已经把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绝大部分土地割让给了弟弟。现在，因为急于返回西班牙，他把剩余的奥地利土地也交给斐迪南及其后代，并再次承诺，等他加冕为皇帝之后，立刻安排选举弟弟为罗马人国王。[17]查理五世还拟定了自己的第一份遗嘱。他指定斐迪南为自己全部领地的继承人。并且，和他父亲一样，查理五世还在遗嘱里规定，如果他死在西班牙，遗体应埋葬在格拉纳达，在天主教双王身边；如果他死在尼德兰，就葬在布鲁日，在他的祖母勃艮第的玛丽身边；但“如果在我辞世前，勃艮第公国回到了我手中，我希望被安葬在第戎修道院，在我的前任勃艮第公爵勇敢的腓力、他的儿子约翰以及好人腓力身旁长眠”。由此可见，此时的查理五世仍然主要将自己视为勃艮第公爵。[18]
皇帝及其随从于1522年5月27日从加来启航前往多佛尔，这是他们返回西班牙的旅途的第一段。伊拉斯谟客气地解释说，他们出发如此之晚是因为天气，“风是唯一有眼不识皇帝的东西”，但这只是部分原因。皇帝的启程推迟了一些日子，因为他经常不在办公桌前。在十二个月里，他至少有了三个私生子（见第十四章），并且他仍然痴迷于比武竞技、放鹰、狩猎和网球。一位在1522年2月来到查理五世宫廷的英格兰使节无法立刻呈送国书，因为查理五世“正在打球”，所以大使不得不“观战到差不多天黑，那时陛下才回到自己的房间”。[19]一个月后，查理五世和弟弟分别率领一支队伍，参加了一场大规模的比武：
他们向女士们行礼之后，绕场一周，然后皇帝开始了比武，与他弟弟的一名队友打斗时打断了对方的长枪。在下一轮，斐迪南王子与皇帝的一名队友较量时打断了对方的长枪。竞技持续了两个钟头，参战者的一百支长枪一一被折断。
这无疑是因为查理五世花了大量时间练习：
皇帝陛下打得极其英勇，打断了很多对手的长枪。最后，所有长枪都被折断之后，皇帝端坐在马背上，卸去了甲胄，说他已经向女士们致敬，并且表现出了精湛的骑术，我们可以说他是骑手们的恩主。
据威尼斯大使说，“所有人都认为”查理五世“在本次竞技中表现得比其他所有人都更精彩”，并且他的骑术“无人能敌”。[20]
查理五世并不总是把娱乐摆在公事的前面。1522年4月13日，“清晨，英格兰的邮件送到了”，“皇帝及其谋臣在议事厅内从早忙到晚，午饭吃得晚，晚饭吃得晚，睡觉也晚”。两天后，查理五世亲笔写信给枢机主教沃尔西说，从今往后，如果遇到“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情”，他就用“这个符号表示”。此后一年多里，他给沃尔西的亲笔信里经常包括“这个符号，只有你我知道它的意思，即此事对我非常重要”。[21]皇帝还花了大量时间亲自处置不是那么重要的公务。在他宫廷的几位英格兰大使都感到惊愕，因为他亲自监督了英格兰之旅开始前随从人员的登船。外交官们表达疑问时，一名官员给他们展示了一份登记表，上面有很多条是“皇帝亲笔写的”。[22]不过查理五世推迟行程的主要原因是缺钱。
根据加蒂纳拉起草的一份文件，近期军事行动和即将开始的西班牙之旅的开销让皇帝捉襟见肘，以至于“我们已经征服的土地有丢失的风险，并且我继承的领土也有风险，所以我的事务一片凋零，只能任凭上帝发落。此外，我也不知道我的西班牙臣民会如何迎接我”。查理五世先找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借钱，但这时亨利八世主动借给他15万杜卡特让他筹备帝国舰队，并且愿意提供舰船为他护航，以防备法国人可能发动的袭击。查理五世接受了英王的帮助，尽管（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安排涉及“相当严苛的条件”，包括：查理五世必须承诺“在未得到亨利八世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不与法国议和或停战”；另外，查理五世在去西班牙的途中必须到英格兰停留。[23]
不过，对查理五世来说，1522年开始得一帆风顺。4月，帝国军队在比克卡[24]打败法军及其盟友，于是哈布斯堡家族不仅得到了伦巴第，还控制了热那亚。5月，他渡海来到英格兰。6月6日，他与亨利八世一同进入伦敦城，“不仅亲如兄弟，而且身穿同样的服装，照例举行了盛大庆典，仿佛皇帝即将被认可为英格兰国王”。十天后，亨利八世向法国宣战，并确认玛丽公主年满十二岁后会尽快与查理五世完婚。玛丽公主开始佩戴一枚胸针，上面的宝石排布成“皇帝”字样（见彩图11）。亨利八世还给自己未来的女婿提供了一支强大的英格兰炮兵部队，“帮助他平定他的诸邦”，并派遣一支远征军去攻击布列塔尼。此外，两位君主还同意，他们将在1524年开启“大业”，即同时入侵法国，亨利八世计划从加来进军巴黎，而查理五世从比斯开进攻。[25]
在英格兰飨宴、比武和谈判六周之后，查理五世接受圣餐，然后登船启航。此时他的舰队运载着3000名德意志士兵，比十八年前他父亲带到西班牙的兵力多得多。他于1522年7月16日在桑坦德登陆，然后进入内陆，“一路狩猎和玩乐”，三周后抵达帕伦西亚。他在给亨利八世的信里写道，很多“权贵、贵族、高级教士和显要人物来到我的宫廷，向我表达他们的谦卑和忠实。无论贵贱，他们都证明自己是我的忠实子民和仆人”；他感到国内足够安全，于是将他带来的德意志军队派去保卫西班牙与法国的边境，而他自己“准备给这些王国恢复秩序”。[26]
平定西班牙
但是，要按照谁的心意，来恢复怎样的秩序？查理五世得知阿德里安当选为教宗（这意味着新教宗必须离开西班牙去罗马）之后，立刻起草文书，任命他的姐姐埃莉诺（前不久丧夫）为卡斯蒂利亚摄政者；在她上任之前，他授权卡斯蒂利亚的海军司令和司厩长联合治理国家。海军司令敦促主公向公社起义者让步并对其宽大处理，否则“没有人能够在夜里安眠。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以为行政长官来逮捕他们了”。他大胆地提醒查理五世：“只有上帝才能无处不在，您不是上帝，而是必须在人间行走的皇帝。要保住您已经拥有的一切，最好是借助人民的爱戴，而不是恐惧。”但是很少有大臣同意海军司令的看法。就连阿德里安也主张镇压公社起义，建议查理五世动用他的全部资源，“去惩罚那些敢于在您的诸王国煽动造反的人”。曾受公社起义者羞辱和威胁的摄政会议也开始囚禁他们能找到的曾经的叛军。[27]
皇帝的告解神父让·格拉皮翁曾告诉他：“您拥有每一种美德，除了这一种：您很难原谅别人对您的侮辱。”查理五世就像他的骑士传奇书籍里的勃艮第骑士一样，经常谈到、写到对他认为冒犯了自己的人“报仇雪恨”。[28]他返回西班牙之后立刻命令处决一些在吉普斯夸[29]战斗中被俘的为法军效力的德意志士兵，“以儆效尤，让所有敢于挑战我的人都明白，与皇帝作对的下场是什么”。他还立刻开始惩罚公社起义者：他在8月告诉姑姑玛格丽特，他已经“开始对去年抓获的托尔德西利亚斯中央委员会的10名或12名主犯提起刑事诉讼”，并补充道：“我打算狠狠地惩罚他们，让世人永远记得。”在随后两个月里，查理五世批准了对将近100名曾经的公社起义者的定罪（包括一些曾得到临时性赦免的人），直到他说：“这就够了。不要再杀人。”1522年11月1日，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广场，查理五世当着常驻他宫廷的外国大使以及他的主要贵族和廷臣的面，宣布大赦，赦免了除293人之外的所有曾经的反叛者。没有得到赦免的犯人当中有63名贵族和绅士，以及21名神职人员。[30]
皇帝对惩罚反叛者的程序有着浓厚兴趣。斐迪南的使节马丁·德·萨利纳斯写道：“皇帝陛下对每一名犯人的罪行了如指掌，仿佛他亲自记录了犯人的认罪。”[31]查理五世拒绝实施集体性质的惩罚，比如将王室文书官衙从巴利亚多利德搬迁到别处，或者将梅迪纳德尔坎波的商业集市迁往别处，所以公社起义的失败并没有改变卡斯蒂利亚的传统结构。但朝廷对参与叛乱的主要城市施加的罚金，以及为了补偿蒙受损失的保王党人而征收的赋税，严重削弱了卡斯蒂利亚的工商业。[32]
查理五世对巴伦西亚的行会的惩罚要严酷得多。行会的领导人被称为“藏匿者”，他自称是天主教双王的继承人胡安王子的遗腹子，也就意味着他才是合法国王，而查理五世不是。皇帝任命自己的继外祖母热尔梅娜·德·富瓦为巴伦西亚副王，授权她重新控制该地区，“不做任何赦免”。据巴伦西亚编年史家马蒂·德·比西亚纳说，朝廷于1524年1月10日夜间开始秘密抓捕叛军领导人（和卡斯蒂利亚的情况一样，也包括已经得到临时性赦免的人），随后四年里热尔梅娜批准处决了800名曾经的叛军成员，其中很多人死前还受过酷刑折磨。比西亚纳估计，行会起义造成了价值200万杜卡特的物质损失，共有12000人死于“大大小小的战斗或司法审判”。仅仅因为与法国开战需要军费，查理五世才不得不停止惩罚巴伦西亚的行会，最终向剩余的叛军成员兜售赦免文书。[33]
皇帝拒绝赦免曾自封为公社起义总司令的萨莫拉主教安东尼奥·德·阿库尼亚。1520年，西班牙驻罗马大使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告诉教宗利奥十世，阿库尼亚是“另一个马丁·路德”，于是教宗剥夺了阿库尼亚作为主教在通常情况下享有的司法保护权。两年后，在巴利亚多利德，群众围观了王室官员罗德里戈·龙基略“将萨莫拉主教押过市中心，由一队西班牙骑兵护卫，将他押送到西曼卡斯[34]要塞”。查理五世要求阿德里安六世批准对阿库尼亚用刑，并威胁道：“如果圣父不批准，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在我们看来恰当的其他措施。”[35]
绝望之中，阿库尼亚表示愿意用6万杜卡特换自己的自由。他得知“陛下不愿意接受，尽管他非常需要金钱”后，刺死了西曼卡斯的城堡长官，企图逃跑，但失败了。查理五世现在命令将“萨莫拉主教带到刑讯室”。在那里，他的“双手被捆缚在身后，绳索连接着滑轮”，“身体被吊起来，脚尖离地”。主教最后招供出三名同党，其中之一是一名神父，遭受严刑拷打，最后无法签署认罪书，“因为他的手被打残了”。随后龙基略“没有走什么程序，直接将主教勒死”。[36]
查理五世还以其他略微缓和的方式报复。在主要的公社起义城市萨莫拉，他命令将一些反叛者的房屋夷为平地，并将另外一些反叛者房屋上的纹章抹去，作为羞辱（今天到访这座城市的游客仍然可以看见）。他对反叛者的怨恨始终没有完全平息。他继续纠缠葡萄牙国王和教宗，要求他们引渡逃亡到其领地的公社起义领导人，直到其中最后几人在流亡中死去。1532年，查理五世得知摄政政府撤销了对一名前反叛者的流放判决，于是命令“将来除非首先征询我的意见，否则不得赦免任何公社反叛者”。四年后，他命令逮捕一名入境西班牙的为葡萄牙服务的信使，“因为他曾是公社反叛者”。甚至到了1552年，囊中羞涩到绝望程度的查理五世不情愿地同意出售卡斯蒂利亚的骑士身份，但仍然明确规定“不得卖给任何公社反叛者的儿孙”。[37]
如此睚眦必报的精神，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1522年6月，“一些曾支持公社起义的神父”来到阿德里安六世面前“请求主持公道”的时候，新教宗犹豫不决，担心如果他拒绝帮助这些人，“他们会投奔法国，帮助我们的敌人”；但查理五世仍然固执己见，所以（如阿德里安六世预言的那样）在国外到处树敌。[38]其中“有一个叫卡德纳斯的”，于1542年领导了智利殖民者的反叛，并且曾经“在公社起义期间反对陛下，后来和林孔沆瀣一气”。这个安东尼奥·林孔是“梅迪纳德尔坎波的公社起义者之一”，后来为法国效力，成为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反哈布斯堡的盟友之间备受信赖的中间人。卡德纳斯、林孔和其他人与不计其数的意大利流亡者会合了（帝国军队及其盟友将一些意大利城镇从法国人及其盟友手中夺走的时候，导致大量意大利人流亡）。
如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所说，奥斯曼苏丹妥善利用了“因为战争而不得不从那不勒斯王国背井离乡的大批流亡者”。不过查理五世还算幸运，因为弗朗索瓦一世同样擅长把自己的主要臣民转化为不共戴天之敌。[39]
大业
1522年夏季，西班牙朝廷得到情报，法国司厩长波旁公爵夏尔三世正在准备反叛他的主公。起初西班牙朝廷觉得这个消息太好了，所以不可能是真的。波旁公爵是法国的“王室血亲”，是路易十二的亲戚，也是弗朗索瓦一世的亲戚。他曾为弗朗索瓦一世效力，在马里尼亚诺指挥法军前锋，并在金缕地参加比武。1521年年末，波旁公爵占领了埃丹[40]（这是法军在这一年的少数几场胜利之一），但几个月后他的妻子苏珊（波旁家族主系的成员）去世之后，法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萨伏依的路易丝立刻在巴黎高等法院（法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提出主张，说她最有资格获得波旁家族的产业。弗朗索瓦一世则宣布，波旁家族的整个领地都将被收归法国王室。
国王和太后采取这些令人绝望的措施，也许是因为实际上他俩都已经破产。弗朗索瓦一世为了自己登基的庆典、马里尼亚诺战役、金缕地峰会和随后一年里多条战线的战争一掷千金，债台高筑，债务已经超过了他的岁入。即便如此，企图夺走他手下最强大的封臣和主要将领的土地，实在是过于莽撞了，尤其在战时。夏尔三世公爵立刻向皇帝求助。皇帝于1522年8月派遣一名特使“与波旁公爵会谈，并推动他已经开始的事业”。[41]波旁公爵提议迎娶“皇帝的姐妹之一，从而敲定双方的盟约”；他还直接与亨利八世接触，提议“与英王和皇帝联手，对法国开战”。
三方最终决定于1523年（比原计划早一年）开始他们的征法大业，并且比原计划多了一个参与者。亨利八世从加来入侵法国，查理五世从南方进攻，波旁公爵则将从自己位于法国中部的领地征集500名骑兵和1万名步兵，直接进军巴黎。[42]
为了筹措军费，查理五世于1523年7月召开了卡斯蒂利亚议会。议会开幕时，加蒂纳拉先歌功颂德，叙述了查理五世自上一届议会以来取得的所有成绩，因为“上帝之手在佑助陛下”（加蒂纳拉的这次演讲中有十九处提到上帝）。加蒂纳拉在草稿里承认皇帝上次在西班牙期间犯了一些错误，并怪罪“并非出身于本地的大臣”“不懂得卡斯蒂利亚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导致了近期的一些不愉快。查理五世把这一段删去了。既然皇帝不道歉，那么议会代表也没表现出什么热情。尽管他们认可查理五世与上帝有一种特殊关系，“陛下口中的言辞都来自上帝之口，因为是上帝把陛下抬举到这样的位置”，但他们提醒他，在上一届议会期间“代表们没有得到应得的聆听”，所以他们要求在本届议会上，君主应当聆听并处理他们的申诉，然后他们才会投票批准拨款。根据本届议会的官方记录，查理五世立刻用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