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们有两条路可走。你们可以立即给我拨款（因为我昨天承诺过，今天又再次承诺，我在回应和处理你们的全部申诉之前不会解散议会），这样世人就会觉得我是主动向你们让步并得到你们的回报。或者，你们也可以先强迫我处理你们的申诉，那样世人就会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换取你们的拨款。你们打算走哪一条路？
他提醒与会者，“素来的规矩就是议会首先拨款”，并问：“你们为什么非要在我这里开始搞什么创新？”“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永远保密，”他继续说道，“你们对待我的方式不似对待其他国王即我的前任们，这样的消息传到别的统治者（无论是奥斯曼统治者还是基督教君主）那里的时候，会严重损害我的声誉，恶人就会弹冠相庆。”[43]
讨价还价一个月之后，查理五世获胜：议会同意给他一笔巨款，换取皇帝处理一百多项申诉，其中排在最前面的几条是要求他的内廷只任用卡斯蒂利亚人；要求他每周定期接见外臣；要求他撤销已经颁发给外国人的入籍文书，而且以后也不再颁发；并只任命“出生在本王国”的人担任卡斯蒂利亚的一切世俗、教会和外交职务。他还承诺改善卡斯蒂利亚的国防与司法；禁止公开携带武器，禁止“蒙面”（这是“本王国新近出现的”一种风俗）；任命有资格的学者编纂法律、编修王国的编年史。只有少量申诉涉及政策。议会代表们要求查理五世与他的表妹葡萄牙的伊莎贝拉结婚，并长期定居在西班牙；要求他“不要在香料贸易方面与葡萄牙达成协议，免得我们丧失优势和声望（因为发现摩鹿加群岛[44]造成了大量人员和金钱的损失）”；要求他“寻求与基督教统治者维持和平，而向异教徒开战”（这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的口头禅）。最后，议会代表要求“陛下传令下去，在我国精疲力竭、濒临破产的时候，将我们批准的款项用于收复丰特拉维亚[45]”。[46]
公社起义被成功镇压还不到一年，而议会提出的申诉十分克制，说明卡斯蒂利亚和它的统治者已经和解。但有些臣民仍然心怀不满。1523年3月，英格兰大使“觉得西班牙贵族和佛兰德贵族之间没有多少感情”。而在四个月后，萨利纳斯报告称，有一千多名士兵在巴利亚多利德街头游荡，高呼“国王万岁！佛兰芒人去死！”并打死了好几人。8月，萨利纳斯或许是记起了查理五世上次到访巴利亚多利德时那些煽动性极强的布道文，也对“人们在街头和讲坛上说的话”表示担忧。[47]尽管有这些不祥之兆，查理五世还是在10月离开卡斯蒂利亚，任命姐姐埃莉诺为摄政者，然后像议会要求的那样，前往纳瓦拉，去指挥从法国人手中收复丰特拉维亚的作战。
皇帝最终达成了这个有限的目标，但他这么做严重损害了征法“大业”。亨利八世（据沃尔西说）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都是魁梧雄壮的精兵，配有专业和优秀的军官，这是百年来我国最强大的军队”，而与此同时，查理五世仍然留在西班牙境内。英格兰人的“强大的军队”快速推进，强迫他们经过的各城镇投降并向“法国国王亨利”宣誓效忠。1523年10月，英军攻克距离巴黎仅有80公里的蒙迪迪耶。[48]法国首都陷入恐慌，而旗开得胜的英军转向东方，希望与波旁公爵的军队会师，可是为时已晚：弗朗索瓦一世识破了夏尔三世公爵的背叛阴谋，公爵已经逃往哈布斯堡领土。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49]
1523年11月，查理五世向亨利八世建议，他们应当“放弃我们大业的计划”，改为“运用我在意大利的军队入侵法国”，并由两位君主共同为此行动出资。[50]计划的戏剧性改变不仅反映了波旁公爵反法图谋的失败，也反映了加蒂纳拉的信念，即米兰和热那亚是他主公的帝国的支点。他告诉查理五世必须保住这两地：
……不能低估其价值，也不能将其留给偶然性，因为它们是保全和维护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的关键所在。只有通过米兰和热那亚，才能真正把威尼斯人和意大利其余地方牢牢控制在您的手里，令其对您绝对顺从；然后才能让整个德意志和瑞士畏惧您，让您能够对其随心所欲。有了这样的根基，您就能变得足够强大，可以向土耳其人和全世界的异教徒开战，并让他们臣服。[51]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得知阿德里安六世的死讯后，加蒂纳拉向查理五世呈送了对其战略目标的又一次全面分析，并提出了如何达成这些目标的建议。其中两份文件，标题分别为“声望”和“掌控意大利”，谈的是外交政策。在第一份文件里，首相再一次强调，皇帝需要“维持您的声望……不管是为了获取有利的和平或停战条件，还是继续战争并将其结束”。因此，查理五世必须“维持与英格兰国王的友谊”；现在既然查理五世没有充分地支持亨利八世的作战，“我们不仅要道歉，还要弥补业已造成的损害……明确地证明我们过去的错误不是故意的”。加蒂纳拉随后解释了“掌控意大利”。为了这个目标，皇帝必须说服新教宗（此时西班牙还不知道谁是新教宗）与他签署一项攻守盟约，与他之前和阿德里安六世达成的协议类似；皇帝还需要把埃莉诺的女儿玛丽亚许配给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52]（这意味着公爵在短期内不会有继承人，因为玛丽亚此时只有两岁）；任命波旁公爵为皇帝的副将和在意大利北部的私人代表。查理五世命令陪同他的六名高级谋臣按照资历高低，写下自己对加蒂纳拉两份文件的意见。[53]大家都同意加蒂纳拉的看法，于是查理五世在1523年12月派遣信使去尝试拉拢新教宗克雷芒七世（和教宗利奥十世一样，是美第奇家族的成员），并任命波旁公爵为“意大利副将”，因此（按照孔塔里尼大使的判断）也就是查理五世的代理人。查理五世相信，“法国人有很好的理由后悔得罪了波旁先生，因为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会用匕首抵住法国人的咽喉”。[54]
如今，在意大利的帝国将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1523年与1524年之交的冬季，他们将残余的法国驻军逐出伦巴第，然后决定让那不勒斯副王夏尔·德·拉努瓦留下守卫这些新占领的土地，同时让波旁公爵入侵普罗旺斯，寄希望于英格兰人在西北方的又一次入侵能够吸引弗朗索瓦一世的注意力。但这个希望破灭了：之前针对法国的军事行动让亨利八世花掉了将近200万杜卡特，而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益，现在他要及时止损。于是，弗朗索瓦一世得以自由地集中兵力对付波旁公爵。尽管帝国军队占领了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城并攻打马赛，但法军优势部队的逼近迫使他们灰溜溜地撤回意大利，却发现弗朗索瓦一世已经从另一条路翻越阿尔卑斯山，抢先抵达伦巴第。帝国军队不得不躲进帕维亚城。弗朗索瓦一世穷追不舍，企图通过强攻拿下该城。强攻失败后，他准备全面围城。尽管在冬季打围城战总归是莽撞的行为，但法王的自信似乎很有道理，因为首先是教宗，然后是威尼斯共和国，背弃了查理五世，与法王结盟。[55]1525年年初，亨利八世效仿他们，没收了帝国驻伦敦大使的全部通信（这严重违反了外交礼节），并宣称，他不愿意把钱花在一个骗子（查理五世）、一个娼妇（玛格丽特）、一个孩子（斐迪南）和一个叛徒（波旁公爵）身上。[56]
教宗、威尼斯人和亨利八世没过多久就得后悔自己过早地改换阵营，因为皇帝拥有两项关键的优势。首先，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的成功使得越来越多的财宝被送抵西班牙。1524年3月，威尼斯大使记载道，有“6万金币，每个价值1个半杜卡特”送抵西班牙，1525年1月又有“2万金币和400马克[57]的珍珠”送抵。查理五世把美洲送来的每一笔财宝都当作抵押品，从而向意大利输送资金，或者如波兰大使所说：“皇帝把收到的所有金钱都送到军队那里，而国内则忍受着极端的资金匮乏。”并且如加蒂纳拉所说，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最大资产，“除了上帝的支持之外，就是斐迪南大公及时送来援兵，加强了皇帝的军队”。[58]
另外，查理五世认识到自己缺乏军事经验，所以授权将军们便宜行事，无须禀报就可以主动采取行动、抓住一切机会。所以他在1524年8月给波旁公爵的指示里包括一些关于如何作战的泛泛之谈，但最后说：“因为你身处一线，并且你知道我对你绝对信任，所以，为了我们共同事业的成功和维持我们的声望，我无须给你详细的计划。”几个月后，查理五世告诫弟弟，“为了我的事业投入你的全部力量，尽你所能”，并补充道：“因为你距离我很遥远，所以我不会告诉你该做什么，又如何去做，而是给你完全的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资源和机遇，自行决定最好的策略是什么。”[59]
不过，查理五世心中还是有一些严重的疑虑。根据英格兰大使理查德·桑普森的说法，在1524年年末，查理五世变得“非常脆弱，完全不适合作战；只有上帝能帮助他”，他开始对自己面对的整体形势感到非常不安。1525年年初，他写了一份笔调忧伤的备忘录，帮助自己整理思路。他写道，如果他得不到体面的和平，“那么解决方案似乎就是战争”；但“我们该如何作战？我现在缺少维持军队的手段”，“我的朋友都在危急时刻抛弃了我、离开了我，因为他们不想看到我变得更强大”。他继续写道：“每一种办法都有坏处，有的办法是不可能的，但我想写下自己的看法。”尤其是：
光阴似箭，人终有一死，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留下令人难忘的印迹就死去。今天损失的光阴，明天追不回来。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做成什么能给我带来荣誉的事情。如果我再耽搁，就要花更长时间才能弥补……我不希望任何事情阻止我做出一番事业。[60]
查理五世在这篇值得玩味的自我分析文章的末尾写道：“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则我绝不打算冒险。”但弗朗索瓦一世几乎马上就提供了“很好的理由”。法王傲慢地宣布，他不仅打算从皇帝手中夺走米兰，还要夺走那不勒斯，并派遣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去征服这个南方王国。法军分兵两路，这使得伦巴第的兵力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1525年1月末，波旁公爵身边的一位英格兰使节认为，帝国军队现在“整装待发，可以大举攻击敌人”，“所以战斗随时可能打响”。[61]2月19日，在罗马，教宗的主要谋臣透露，“圣父日夜担心”“战争可能带来的危险”，并焦躁不安，因为“两军近在咫尺”，所以弗朗索瓦一世“可能在战场上豪赌一把”。一周之后，查理五世的大使向主公发出警示：“此地的一切事务都处于不确定和危险的状态”，所以“陛下必须做好胜负的两手准备”。但大使不知道，在北方500公里之外发生的一场战役已经彻底改变了整个军事和战略形势。[62]
尽管查理五世努力将现有的全部资源投入伦巴第，他在那里的军队还是严重缺乏资金。“帕维亚守军再也不想遭这样的罪了，全军都濒临饿死。西班牙人变得傲慢无礼，德意志人开始开小差。”于是查理五世的前线将领做了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向围城的法军发动全面进攻，尽管法军拥有兵力优势。“我们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拉努瓦向君主解释道，“于是我们决定把自己托付给上帝，并仰仗将士们的勇敢。”尽管这么做“会有风险。三四天之后，要么我军与帕维亚守军会师，要么我会马革裹尸。我希望自己能活下来并取胜”。[63]2月24日，即皇帝的生日那一天，帝国军队的将领利用夜色掩护，把一批西班牙射手部署到法国人的围城工事里，准备在黎明时配合发动一次奇袭。
弗朗索瓦一世听到一些传闻说他的敌人正在行动，但估计敌人在撤退。也许是因为期望抓获他无比憎恨的波旁公爵，法王不明智地命令部队离开工事，他本人则率领重骑兵发动了好几次冲锋。法国骑士起初占了上风，但随即被西班牙射手射倒。帕维亚守军随即从城里冲杀出来，把弗朗索瓦一世和他的部下分隔开了。法王勇敢地搏斗了一段时间，杀死好几名敌人，但他的坐骑被击毙，于是“他跌倒在地。一些德意志人想要杀死他，但他因为怕死，大声呼喊，说他们不能杀他，因为他是法国国王”。波旁公爵的两名追随者（法王前不久宣布这些人是叛徒）看到法王“被剥去外衣，只穿着衬衫”，说服他投降。弗朗索瓦一世在当晚悲哀地写道：“我所拥有的，只剩下我的荣誉和生命。”[64]（见彩图14）
在现场的一位英格兰外交官评价道，帕维亚战役是“许多年来最伟大的胜利”，但这么说未免低估了此役的意义：这是1415年阿金库尔战役[65]以来法国贵族遭到的最严重的打击，被俘的不仅有弗朗索瓦一世，还有纳瓦拉国王（就是他在四年前推动这场战争的爆发）和其他许多显贵。威尼斯驻罗马大使报告称，“教宗胆战心惊，说他和威尼斯政府必须与皇帝达成协议”。[66]帝国驻热那亚的资深外交官洛佩·德·索里亚也同意：
让我们赞美和感谢上帝和光荣的圣马提亚，因为正是在这一天，上帝把皇帝陛下带到人间；也是在这一天，上帝赐予我们如此辉煌的胜利，让陛下拥有绝对的权力去处置基督教世界的事务并为全世界立法。[67]
欧洲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决定性变化。查理五世取代弗朗索瓦一世，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强大也最受人畏惧的君主。
[1] L&P Henry Ⅷ，Ⅱ/2，1293-4，Spinelly to Henry Ⅷ，20 May 1518；Sanuto，Ⅰ diarii，ⅩⅪⅩ，col. 166，Antonio Giustinian结束其法国大使任期后向元老院提交的报告，1520年9月7日；Barrillon，Journal，Ⅱ，178报告了Barrillon的主人、法国首相迪普拉的观点。
[2]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1483～1540）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与马基雅维利是朋友，对他也有批评。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开创了历史写作的新局面：用政府档案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并对他所在时代的人物与事件进行栩栩如生的描写。他是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曾任佛罗伦萨驻西班牙大使，还曾为三位教宗效力。
[3] Guicciardini，Istoria d’Italia，193，187 （1518年的条目，写在1537年与1540年之间）。
[4] Górski，Acta Tomiciana，Ⅴ，68-70，Dantiszek to Sigismund，29 June 1519 （Fontán and Axer，Espa?oles y polacos，142中的西班牙文译本）；Ellis，Original letters，1st series Ⅰ，154-6，Thomas Boleyn，English ambassador in France，to Henry Ⅷ，4 July 1519。
[5] Barrillon，Journal，Ⅱ，151-62，Francis to the count of Carpi，31 Jan. 1520，法式风格的（收录于RTA，Ⅱ，114-18，并被重点强调，但日期写的是1521年1月1日）。
[6] ANF série K 82/1bis是弗朗索瓦一世于1521年2月14日签发给拉马克及其子女的令状，赐给他们超过1万克朗的现金和16000克朗的年金；Barrillon，Journal，Ⅱ，177；RTA，Ⅱ，829-31，Tunstal to Wolsey，22 Mar. 1521；Brandi，The emperor，153。
[7] RTA，Ⅱ，812-15，Tunstal to Wolsey，6 Mar. 1521 （斜体部分）。
[8]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cols 61-3，Corner to the Signory，14 and 16 Mar. 1521；Barrillon，Journal，Ⅱ，181，statement of Philippe Naturel，1 Apr. 1521，and letter of Carpi to Francis，Rome，17 May 1521；Dumont，Corps，Ⅳ，Supplément，96-9，‘Tabulae Foederis stabiliter inter Carolum V Romanorum Imperatorem & Leonem X Pontificem Maximum contra Gallos’，8 May 1521.
[9] Ruscelli，Delle lettere，Ⅰ，ff. 93-5，Lorenzo Aleandri de’ Galeazzi to his father，Brussels，3 July 1521 （English précis in L&P Henry Ⅷ，Ⅲ/2，559-61）；Sanuto，Ⅰ diarii，ⅩⅩⅪ，cols 504-6，‘Edictum imperiale contra regem Gallum’，Antwerp，12 July 1521；L&P Henry Ⅷ，Ⅲ/2，1579-80，Fitzwilliam to Wolsey，6 Aug. 1521.
[10] Lanz，Staatspapiere，1-9，‘Gutachten’ of Gattinara，30 July 1521 （也收录于Le Glay，Négociations，Ⅱ，473-82；Lanz，Aktenstücke，231-3中给出了德文概述；英文概述见L&P Henry Ⅷ，Ⅲ/2，588-90）。
[11] Lanz，Aktenstücke，236-42，‘Sur ce que fera l’empereur durant cest hyuer’给出了九位谋臣的意见，然后是加蒂纳拉的建议和查理五世的决定。
[12]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Ⅺ，cols 318-19，Contarini to the Signory，16 Aug. 1521；BL Cott. Ms. Galba B.Ⅶ/109-19，1521年8月25日的《布鲁日秘密条约》，最初由沃尔西和玛格丽特签署 （收录于Lanz，Aktenstücke，244-67，来源于一个副本；英文摘要见CSPSp，Ⅲ，365-71，and L&P Henry Ⅷ，Ⅲ/2，620-1）。Russell，‘The search’，174-5记录了查理五世与沃尔西的秘密会面。
[13] Lanz，Aktenstücke，323 and 325，Charles to Gattinara，15 and ‘mid’ Sep. 1521. Dunham，‘Henry Ⅷ’s whole council’，41将沃尔西这段时间的外交策略称为“表演策略”（pageant politics）。
[14] Weert，‘Cronycke’，88；Lanz，Aktenstücke，399，Charles to Gattinara，mid-Oct. 1521；and Lanz，Aktenstücke，441-3，Margaret to Berghes，14 or 15 Nov. 1521，亲笔备注，提及“我今天听到〔皇帝〕说的话”。
[15] L&P Henry Ⅷ，Ⅲ/2，760-1，英国国王、皇帝与教宗签订的条约，1521年11月24日；Lanz，Aktenstücke，496-500，Charles to his envoys in England，13 Dec. 1521。
[16] Gachard，Correspondance de Charles，24-5，Charles’s instructions to Lope Hurtado de Mendoza，his envoy to Adrian，25 Jan. 1522；LCK，Ⅰ，58-60，Charles to Adrian，7 Mar. 1522.
[17] Laurent，Recueil，Ⅱ，167-9，查理五世任命玛格丽特为尼德兰摄政者的命令，1522年4月15日。Bauer，Die Anf?nge，239-64，查理五世与斐迪南在沃尔姆斯达成的协议（1521年4月）和在布鲁塞尔达成的协议（1522年1月30日和2月7日）。
[18] PEG，Ⅰ，252-6，查理五世的遗嘱，布鲁日，1522年5月22日（一份简短文件，没有规定除了斐迪南之外还有谁能继承他的位置）。关于他父亲的遗嘱，见本书第一章。
[19] CWE，Ⅸ，64-8，Erasmus to Jean Glapion，（查理五节的告解神父），21 Apr. 1522；BL Cott. Ms. Galba B.Ⅶ/5-6，Wingfield and Spinelly to Wolsey，11 Feb. 1522。其他抱怨可见BL Cott. Ms. Galba B.Ⅵ/188-90，Spinelly to Wolsey，19 June 1520；Sanuto，Ⅰ diarii，ⅩⅩⅨ，cols 665-6，Corner to the Signory，8 Feb. 1521；Sanuto，Ⅰ diarii，LⅣ，col. 501，Tiepolo to the Signory，1 July 1531；and LⅤ，col. 258，Tiepolo to the Signory，30 Nov. 1531。
[20] BL Cott. Ms. Galba B.Ⅶ/12-13，Wingfield and Spinelly to Wolsey，3 Mar. 1522；BNMV Ms. Italiani Classe Ⅶ cod. 1009/195，Contarini to the Signory，5 Mar. 1522.
[21] L Cott. Ms. Galba B.Ⅶ/305，Wingfield and Spinelly to Wolsey，14 Apr. 1522 （这封令人震惊的信由帝国驻英格兰大使在4月6日送出，其中有法国人提出的停战条件：CSPSp Further Supplement，113-16）；BL Cott. Ms. Galba B.Ⅷ/33-4，Charles to Wolsey，15 Apr. 1522，亲笔信（副本见AGRB Audience 370/37 and HHStA Belgien DD Abt. B fasz. 4）；BL Cott. Ms. Vespasian C.Ⅱ/187，Charles to Wolsey，18 Aug. 1523，亲笔信（该符号也出现在Cott. Ms. Titus B.Ⅰ/336中）。最晚从15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欧洲统治者使用特殊符号来证实其书信的真实性，见Ilardi，‘Crosses and carets’。
[22] BL Cott. Ms. Galba B.Ⅶ/321，Wingfield and Spinelly to Wolsey，15 May 1522.
[23] Piot，‘Correspondance politique’，80-3，Gattinara to Barroso，13 Jan. 1522 （向葡萄牙请求贷款）；HHStA Belgien PA 2/2/13-14，‘Ce que le sieur de La Chaulx debvra dire et declarer à nostre sainct père，sans le comuniquer en Angleterre’，没有日期但推测为1522年1月15日，由加蒂纳拉记录（英格兰提出的要求）。
[24] 比克卡现为米兰的一个区。
[25] Gachard，‘Charles-Quint’，540，Charles to La Chaux，9 June 1522；CSPSp，Ⅱ，434-6 and 438-40，温莎条约与密约，1522年6月16日和19日；CSPSp Further Supplement，69-73，ambassadors in England to Charles，5 Mar. 1522，Latin；CSPSp，Ⅱ，442，查理五世在1522年6月20日的令状，承诺偿还亨利八世的15万杜卡特贷款。又见Robertson，‘L’entrée de Charles-Quint à Londres en 1522’。
[26] RVEC，55-9，Salinas to Salamanca，Palencia，10 Aug. 1522；CSPSp Further Supplement，142-3，Charles to Henry，Palencia，11 Aug. 1522.
[27] HHStA Belgien PA 2/2/15-16，Supplementary instructions to Lachaulx，17 Jan. 1522，minute by Gattinara （关于阿德里安离开后的卡斯蒂利亚政府）；Danvila，Historia，Ⅴ，198-201，Admiral to Charles，Aug. 1522；Gachard，Correspondance de Charles，104-7，Adrian to Charles，5 Aug. 1522. 关于镇压的早期阶段，见Pérez，La revolución，567-85。加蒂纳拉在其《自传》中说，他是少数“主张仁慈”的人之一，见Boone，Mercurino，98。
[28] BNMV Ms. Italiani Classe Ⅶ，Cod. 1009/66v-67，Contarini to the Signory，Ghent，30 July 1521，引用了与格拉皮翁的对话。这番对话显然发生在至少两个月之前，阿莱安德罗在1521年5月26日给美第奇枢机主教的一封信中提到此事：Balan，Monumenta，248-55。
[29] 吉普斯夸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省份，位于巴斯克自治区的东北部，今天是西班牙最小的省，靠近西班牙与法国的边境。
[30] RVEC，55-9 and 62-6，Salinas to Salamanca，10 Aug. and 1 Sep. 1522；HHStA Belgien PA 2/4/68，Charles to Margaret，25 Aug. 1522；Pérez，La revolución，588 （引用了Mexía，Historia，Ⅰ，320），585 （全部定罪） and 628 （惩罚）。
[31] RVEC，73-83，Salinas to Salamanca，4 Nov. 1522. Danvila，Historia，Ⅴ，239-51，刊载了exceptuados 的名单；Pérez，La revolución，474-92 and 585-95分析了他们以及他们被捕的情况 （引用自p. 477）。
[32] Pérez，La revolución，592-4 （集体性质的惩罚） and 650-65 （赔偿）。
[33] Viciana，Libro quarto，546-56，包括更多来自García Cárcel，Las Germanías，141-2，and Ríos Lloret and Vilaplana Sánchis，Germana de Foix，40-9的数据。
[34] 西曼卡斯是西班牙北部的一座城市，今天属于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的巴利亚多利德省。
[35] RAH Salazar A-45/25，Manuel to Charles，31 Dec. 1520；RVEC，66-71 and 221-6，Salinas to Salamanca，7 Sep. 1522 and 2 Oct. 1524，and 155-7，Salinas to Ferdinand，16 Dec. 1523；Gachard，Correspondance de Charles，171-2，Charles to Sessa，10 Jan. 1523，传达了这种威胁。
[36] Causa formada，54-9；RVEC，308-14，Salinas to Ferdinand，27 Mar. and 8 Apr. 1526；CSPSp，Ⅲ/1，614，‘Bishop Acu?a’s confession’。又见Pérez，La revolución，629-33：‘Apéndice：la ejecución de Acu?a’，and p.160 below （关于此次处决对洛斯·科沃斯、龙基略和其他人在宗教层面的影响）。
[37] CDCV，Ⅰ，375-9 and 482，Charles to the empress，9 Aug. 1532 and 5 Mar. 1536 （关于贡萨洛·德·阿约拉）；CDCV，Ⅲ，472-3，Charles to Philip，18 Sep. 1552。Pérez，La revolución，565-680分析了公社起义者的命运。
[38] Gachard，Correspondance de Charles，94，Adrian to Charles，19 June 1522.
[39] Anon.，Cartas de Indias，482，Cristóbal Vaca de Castro de Charles，Cuzco，24 Nov. 1542；Charrière，Négociations，Ⅰ，Francis to Ambassador Dinteville，25 Jan. 1532. 林孔的热那亚盟友是Cesare Cantelmo和Cesare Fregoso。我推测林孔是法国间谍的依据如下：在波兰有LCK，Ⅰ，98-113，Jean Hannart to Charles，13 Mar. 1524；在英国有TNA SP 1/53/144，Rincón to Wolsey，未署日期但应为1529年4月；在匈牙利有Setton，The papacy，Ⅲ，312-22。有些历史学家怀疑林孔是不是真的曾为公社起义者，但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在1530年明确表示，“林孔是来自梅迪纳德尔坎波的公社起义者”，见AGS E 1308/58-9，Rodrigo Ni?o to Charles，18 June 1530。
[40] 埃丹在今天法国的北部，属于加来海峡省。
[41] Gachard，Voyages，Ⅰ，66-7 （Vandenesse’s ‘Journal’）. CSPSp Further Supplement，148-9，查理五世给他的驻英大使的信，1522年9月5日，也提到波旁公爵和他的“大业”。Crouzet，Charles de Bourbon，Part Ⅲ很好地介绍了这起法律诉讼和阴谋。
[42] TNA SP 1/26/51-56，Instructions to Sir Thomas Boleyn and Dr Richard Sampson，signed by Henry Ⅷ （未署日期但应为1522年9月25日）；CSPSp Further Supplement，190-4，Charles to his ambassadors in England，8 Feb. 1523。
[43] CLC，Ⅳ，334-51，刊载了加蒂纳拉在1523年7月14日的开幕演说（BKK，Ⅱ，153-4刊载了草稿被省略的部分）；CLC，Ⅳ，354-8，议会的请愿和查理五世的答复，1523年7月15日。
[44] 摩鹿加群岛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东面、新几内亚西面以及帝汶北面，是马来群岛的组成部分。
[45] 丰特拉维亚在今天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与法国交界处，属吉普斯夸省管辖。
[46] CLC，Ⅳ，363-402，申诉的清单及查理五世的答复，1523年8月24日。
[47] BL Cott. Ms. Vespasian C.Ⅱ/106-20，Boleyn and Sampson to Wolsey，Valladolid，8 and 18 Mar. 1523；RVEC，122-30，Salinas to Salamanca，2 July，and to Ferdinand，14 Aug. 1523.
[48] TNA SP 1/28/181-93，Wolsey to Sampson and Jerningham，30 Aug. 1523. 关于英国的军事活动，可见Gunn，‘The duke of Suffolk’s march’。
[49] Barrillon，Journal，Ⅱ，151-62，Francis to the count of Carpi，31 Jan. 1521.
[50] CSPSp Further Supplement，286-9，Charles to Louis de Praet，Pamplona，15 Nov. 1523.
[51] Claretta，Notice，84-92，‘Deuxième représentation de Mercurin de Gattinara à l’empereur’，意大利文，并带有来自Bornate，‘Historia’，311 n. 4. BKK，Ⅱ，152-3的法文原文，万无一失地证明了加蒂纳拉是在1523年4月或5月准备这份文件的。
[52] 指的是弗朗切斯科二世·斯福尔扎（1495～1535），他是斯福尔扎家族最后一个统治米兰的成员。1521年查理五世从法军手中夺取米兰之后，帮助弗朗切斯科二世成为米兰公爵。但西班牙军队仍然驻扎在米兰，所以弗朗切斯科二世的权力非常有限。在1522年的比克卡战役中，弗朗切斯科二世为帝国军队效力。但他在1526年倒戈，加入了反哈布斯堡的科尼亚克联盟。1534年，他娶了查理五世的外甥女——丹麦公主克里斯蒂娜。他死后，米兰公国被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分支吞并。
[53] Brandi，‘Aus den Kabinettsakten’，181-222，‘Denkschrift’全文刊载了HHStA Belgien PC 68/3-30的版本。布兰迪还极具说服力地主张，该文件的起草时间是1523年12月初，见p. 215 n. 1。Gossart，Charles-Quint，Appendix D，and ‘Notes’，110-19刊载了AGRB的一个删减版。Martínez Millán，La Corte，Ⅰ，216-17，notes 422-4，刊载了加蒂纳拉在AS Vercelli中的原文的很大一部分，不过有错。
[54]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Ⅴ，col. 365，Contarini to the Signory，11 Nov. 1524；RAH Ms. 9/4817/171-84，Charles to Sessa，14 Dec. 1523.
[55] 克雷芒七世于1524年12月12日签订条约，于1525年1月5日通知查理五世（RAH Salazar A-34/3，Brief of Clement to Charles）；威尼斯于1525年1月10日签订条约，但企图对其保密，不过查理五世当然很快就发现了真相（Setton，The papacy，Ⅲ，226 and 228）。
[56] BL Cott. Ms. Vespasian C.Ⅲ/55-7，Tunstal，Wingfield and Sampson to Wolsey，Toledo，2 June 1525 （L&P Henry Ⅷ，Ⅳ/1，616中的摘要无法反映原文用词的辛辣。那些话是查理五世在一次接见会上自己说的，引用了沃尔西的话）。Rodríguez-Salgado，‘Buenos hermanos’，450-3精彩地概述了亨利八世和沃尔西在1524～1525年执行的不幸政策。
[57] 马克是曾流行于欧洲的重量单位，一般用于测量金银，1马克相当于8盎司（249克）。
[58]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Ⅵ，col. 419，and ⅩⅩⅩⅦ，col. 661，Contarini to the Signory，18-23 Mar. 1524 and 10 Jan. 1525；CSPSp，Ⅱ，691，Charles to his ambassadors in Rome，10 Jan. 1525；Górski，Acta Tomiciana，Ⅶ，172-9，Dantiszek to Sigismund，7 Feb. 1525 （Fontán and Axer，Espa?oles y polacos，165-70中有西班牙语译文）；Boone，Mercurino，100 （加蒂纳拉的《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