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努瓦认识到自己受骗了，向查理五世哀叹：“上帝明鉴，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事。”并补充说，他怀疑弗朗索瓦一世“企图继续欺骗，在别的地方为自己尽可能赢得优势”。这一次，拉努瓦的判断是正确的：弗朗索瓦一世在宫廷盛情款待拉努瓦的同时，与威尼斯、教宗、佛罗伦萨，以及不久前被查理五世废黜的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缔结了盟约。亨利八世则同意担当法王的“保护者”。[55]
这几个签字方自称“科尼亚克联盟”，他们呼吁查理五世接受一笔合理的赎金并释放两位法国王子；允许意大利所有邦国恢复战前疆界；让斯福尔扎回到米兰公爵的宝座上；皇帝率领人数不能太多（具体人数由威尼斯和教宗决定）的队伍去意大利加冕；并偿清他欠英格兰的债务（现在已经高达80万杜卡特）。如果皇帝不同意，科尼亚克联盟同意共同出资，动员陆海军去占领米兰、热那亚和那不勒斯。[56]1526年6月23日，克雷芒七世给查理五世发了一封言辞尖刻的信，批评他近期对科尼亚克联盟成员国的行为：非法入侵法国；羞辱被俘的法王；废黜斯福尔扎；劫掠和破坏教廷国的物资和财产。
教宗写道，皇帝的这些罪过“让我与那些关心意大利与基督教世界和平的人们结成联盟”，最后还大胆地威胁道：“现在，如果你想安宁地生活，固然很好；但如果你不想，那么不要忘了，我现在有军队和武器，我会运用它们保卫意大利和罗马。”纳瓦杰罗大使认为，这一切标志着“惊人的命运逆转。法国国王在自身被俘、损失了那么多兵员、蒙受那么大的损失之后，居然自由了，并且比以往更有能耐。他有能力提升自己、打击皇帝”。[57]
两线作战
乌戈·德·蒙卡达看到自己在弗朗索瓦一世那里的使命已经无法完成了，就从法国宫廷赶往罗马。他警觉地发现，意大利北部反对帝国的情绪十分高涨。他告诉查理五世：“我不得不从长枪和大炮之间经过，耳边尽是‘打倒西班牙人！’的呼喊声。”抵达罗马之后，蒙卡达发现塞萨大使“及其内廷人员都已经全副武装，因为教宗已经宣布陛下是他的敌人并开始动员军队”。塞萨和蒙卡达一起试图让克雷芒七世明白，既然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八世都没有及时兑现承诺给意大利送来援军，那么科尼亚克联盟的意大利成员国就将独自面对皇帝的怒火。他们警告教宗，这意味着“圣座可能面临毁灭，基督教世界可能陷入混乱”，因为帝国军队将“向圣父宣战，不仅动武，还会运用其他一切手段，在教会推行改革”。他们还无耻地用克雷芒七世最害怕的事情来吓唬他：“我们提醒他，路德异端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德意志人在呼吁召开宗教会议。”教宗说查理五世可能在对方的威胁之下减少自己的要求，塞萨和蒙卡达告诉他，皇帝“宁愿一个一个地丧失自己的全部领地和王国，让他的全部臣民和盟友流尽鲜血，也绝不屈服”。在怒气冲冲地最后一次拜见教宗时，两位西班牙使节“向圣父告辞，并说，如果我们为了保卫陛下的产业而被迫向教宗开战的话，我们恳求他原谅”。他们还告诉查理五世：“经过这些对话之后，我们觉得陛下必须将教宗和英格兰国王、法国国王与威尼斯人一样视为敌人。这些敌人致力于损害陛下的荣耀。”[58]
查理五世在其他地方的好几位大臣也同样斗志昂扬。1526年，他的驻萨伏依大使报告称：“既然教宗想让基督教世界燃起熊熊大火，那么陛下应当在各地都点火，惩罚那些敢于拿起武器反抗您的军队的人。”驻热那亚大使洛佩·德·索里亚表示：“考虑到教宗的忘恩负义，以及他对侍奉上帝、服务善良的基督徒毫无兴趣，陛下对教宗的任何攻击都是正当的。何况，只有陛下能够惩罚教宗的不作为。”[59]
查理五世非常重视这些要求“惩罚教宗”的呼吁。他问自己的告解神父加西亚·德·洛艾萨，“如果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我可否停止服从教宗”，并（也许是第一次）采取了后来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在遇到道德困境时的标准策略：他“召集一些神学家到他的议事会”，来决定“为了保卫和保护我的土地”，是否应当“集结一支军队与全世界所有人作战，哪怕是教宗”。[60]神学家们赞同这么做。1526年6月，皇帝指示蒙卡达，如果教宗“向你提出了不可能的条件，或者继续虚与委蛇地拖延，从而争取时间与其他人结盟，那么你应当记住，最好是你来阻止他，而不是等着他阻止你”。皇帝还揭示，枢机主教蓬佩奥·科隆纳（西班牙的长期支持者，曾领导反对克雷芒七世成为教宗的派系）近期表示，“他有办法把教宗从罗马驱逐出去”。于是皇帝命令蒙卡达“与枢机主教科隆纳谈判，让他落实自己的计划，并让世人觉得他是独立行动的。你要秘密给他提供一切援助”。[61]皇帝还派了一支小舰队去伦巴第，把波旁公爵和数百名士兵送了过去。
这些举措与皇帝在这年早些时候的吹嘘（他将率领一支大军去意大利）相去甚远，克雷芒七世也公开嘲笑他的这番努力。据查理五世在罗马的大使说：“他们对波旁公爵的到来不以为意，因为他没有带军队来。我听说教宗嘲笑此事，说陛下把波旁公爵派到这里，仅仅是为了甩掉他。”但是克雷芒七世笑不了多久了。
现在查理五世对自己的计划做了一项重要修改。“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意大利”，他在一封长信里向弟弟解释道，“这不是因为我渴望成为伟人，而纯粹是为了履行上帝给我的职责，并确保我的旅程的结果能够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福祉，让基督教世界安享太平，那样的话你我就可以联手讨伐异教徒，并铲除路德的错误和异端思想”，为了这个目标也许要“组织一次宗教会议来改革教会”。他想去意大利还有别的理由，即重组在伦巴第的军队，“因为如果我的军队瓦解或者被迫解散，那么我很快就会失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以后再想收复它们就难了”。而“如果我在意大利能够占上风并加冕为皇帝，我就能为所有人立法，并成为所有人的君主”（他刚才还说自己不“渴望成为伟人”！）。但“那是教宗和其他统治者最害怕的事情，”他继续写道，“我相信这就是他们现在结盟反对我的原因。”皇帝又遗憾地说，如果他现在就乘船去意大利，他将会缺少“我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所需的军队、舰船和金钱，更不要说“按照我的心愿支持和援助”匈牙利国王了。“如果我们能得到和平，我肯定会把全部资源部署到匈牙利；但如果围绕我自己领地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并且我相信它一定会打下去，那么我请你判断，我是否应当先自卫，并将自己的全部资源用于自卫。”所以皇帝建议在德意志采纳与之前大不相同的战略：他给斐迪南发去了一份敕令的草稿。该敕令暂停了他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向路德派施加的惩罚，因为“我的一些谋臣认为，通过暂停处罚那些人，我们能够征集一支强大的步兵和骑兵部队，令其与你会合，投放到你希望用兵的地方，比如支援匈牙利”。另外，加蒂纳拉还精明地指出，宽容路德派（哪怕仅仅在一个短时期之内）“能够向教宗施加压力，迫使他变得理智”。[62]
宽容路德派从而换取军费来保卫匈牙利，这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计划。而现在皇帝敢于这么想，是因为一些令人惊恐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宫廷。1526年4月，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大帝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携带攻城器械，从伊斯坦布尔开拔。7月，他首次进入匈牙利。斐迪南恳求紧急支援，但查理五世答道：“我现在已经有一个讨厌的土耳其人要对付了，那就是法国国王。”[63]但这年8月，苏丹在摩哈赤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匈牙利的大多数贵族连同国王拉约什二世都在此役中阵亡。根据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此役让苏莱曼大帝成为匈牙利的主人。两周后，他进入布达城，将匈牙利王国封授给他的附庸之一。
斐迪南娶了拉约什二世的姐姐，所以几乎立刻就成功当选为波希米亚国王（因为拉约什二世还曾统治波希米亚）；然后斐迪南在妹妹玛丽（拉约什二世的遗孀）的支持下挑战苏莱曼大帝，对匈牙利王位提出主张。他呼吁西方的其他统治者一同对抗“基督教世界的共同敌人”，但基本上无人响应。尽管土耳其对西欧的威胁极大，并且极其紧迫，但意大利北部的斗争还是吸引了绝大多数西方统治者的注意力和资源。教宗克雷芒七世为匈牙利前线提供了5000名士兵的军饷，但他在伦巴第的战争中投入的资源比这多得多。1526年9月，蒙卡达和科隆纳家族的联军进入罗马城，将克雷芒七世扣押。查理五世后来抗议说：“堂乌戈的军队试图做的事情让我非常不高兴。”但他这是在撒谎：蒙卡达与科隆纳家族联手入侵罗马，恰恰是在执行皇帝的明确命令。[64]
罗马的消息传到查理五世宫廷的不久之前，科尼亚克联盟的四个主要成员国（英格兰、法国、教廷国和威尼斯）的大使请求向皇帝正式提交该联盟的要求。这次觐见还算顺利，直到法国使者“促请”（summon）查理五世释放两位法国王子（现年七岁和八岁）从而换取赎金。罗马教廷大使卡斯蒂廖内报告称，在这时，“所有人都看到陛下非常恼火”，而“陛下后来向我解释，他愤怒的原因是‘促请’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一般是向遭受围攻的人勒令投降时用的，带有威胁要毁灭对方的意味”。英格兰使节报告称，查理五世愤怒地转向法国大使，说：
我不会用他们［两位法国王子］换钱。我当初就不肯用他们的父亲换钱，更不会用儿子换钱。我愿意用合理的条约来交换他们，但不是用钱。我也不会再相信法国国王的诺言，因为他欺骗了我，他的作为绝不符合一位高贵君主的所作所为。他说因为臣民的反对，他不能兑现某些承诺，那么就请他兑现自己有能力兑现的、他曾以君主的荣誉起誓要兑现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能履行条约，就请自己回来当俘虏。
在此次觐见的末尾，皇帝命令法国大使向其主公传达骑士决斗的挑战：如果弗朗索瓦一世拒绝回到监狱，“那么在上帝的保佑下，让我们用决斗单挑来解决分歧吧，免得许多基督徒为了我们的分歧而丧命”。[65]
几天后，查理五世给克雷芒七世发去了一封言辞愤恨的信，甚至没有使用通常的尊崇口吻。他用“你”称呼教宗，并写道，“你不可能不知道，你之所以能成为教宗，是因为我的干预和帮助”，然而你“对我不宣而战，你不仅想要把我逐出意大利，还要剥夺我的皇帝头衔”。皇帝说，他很遗憾没有早些处理他的德意志臣民对教廷的累累怨言，并威胁道，如果克雷芒七世不停止攻击他，他将亲自召开一次宗教会议，结束教廷的腐败，涤荡教廷的种种弊端。卡斯蒂廖内认为皇帝的措辞“比教宗的宣战书更尖刻”。[66]
加蒂纳拉命令皇帝的拉丁文秘书阿方索·德·巴尔德斯公开发表皇帝的这封信，并附加了一篇尖刻的评论，标题很不谦虚：《为神圣的查理五世辩护》。这本书很快有了西班牙文、德文和荷兰文版本。[67]此外，拉努瓦得到经费，在西班牙征集9000名士兵去支援波旁公爵。尽管科尼亚克联盟的桨帆船舰队在热那亚权贵安德烈亚·多里亚的指挥下拦截了拉努瓦，并迫使他驶向那不勒斯而不是伦巴第，但斐迪南派遣一支德意志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去支援波旁公爵，所以帝国军队现在从南北两面威胁罗马。
此时，在“我[68]把自己能找得到的最后一个杜卡特送往意大利”的时候，匈牙利沦陷、拉约什二世死亡的消息传到了西班牙。斐迪南还紧急求助，要求兄长“与法国国王达成协议，并获得尽可能多的盟友”，从而让所有基督教君主团结一致，共同阻止土耳其人的进攻。查理五世此时仍在格拉纳达，他立刻向御前会议征求意见。大臣们和斐迪南一样“恳求陛下与法国国王达成协议，如果得不到您应得的条件，就接受当前形势能够允许的条件”。此外，“若上帝许可，陛下应尽快离开此地”，并于1527年年初在巴利亚多利德召开卡斯蒂利亚议会。
有鉴于匈牙利传来的“令人悲伤的消息”，御前会议还建议“告诫和指示所有高级教士、普通教士和市议会组织祈祷和其他虔诚的活动”，“所有布道者应当强调基督教世界面临的危险，从而激励民众”。查理五世本人必须把尽可能多的金钱和军队尽快送给弟弟；他必须“削减内廷的开销，厉行节约，尤其是食品和服装的费用，因为我们会命令全国人民效仿陛下的榜样”；他还必须确保给王国的保卫者提供足够的军饷和武器装备。[69]
查理五世不需要更多的劝导。“匈牙利的毁灭”深深震撼了他。1526年11月，他告诉罗马教廷大使，现在他愿意把自己与弗朗索瓦一世的争端交给亨利八世或者克雷芒七世调停；并且为了获得“普遍的和平，他愿意无偿释放两位法国王子，条件是法王保证维持和平”，那样的话查理五世就能前往奥地利，亲自领导基督教世界对抗土耳其人。查理五世还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自我剖析，向卡斯蒂廖内承认：
他［查理五世］是凡人，也有缺点，比如他优柔寡断，并且因为疏忽而耽搁了许多事情；但现在他要克服自己的天性，变得非常勤奋，为了这个目标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全世界可以随意向他开战，法国国王如果愿意也可以占领西班牙，但为了打败土耳其人，他［查理五世］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放弃的。[70]
匈牙利的沦丧对克雷芒七世也有很大影响。他已经获释，但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无力在波旁公爵或拉努瓦的兵锋下保卫罗马。于是教宗退出了科尼亚克联盟，与拉努瓦缔结了八个月的停战协定（教宗没有意识到，该协定并不适用于波旁公爵），然后开始解散自己的军队。
去罗马！
弗朗索瓦一世背弃《马德里条约》的决定严重削弱了波旁公爵的力量。法王没收了他的财产和收入，将其分配给忠诚的大臣与贵族，于是波旁公爵不仅一贫如洗，而且没有希望收回自己的财产。查理五世册封他为米兰公爵，但帝国军队已经耗尽了米兰的资源，所以波旁公爵不得不带领他那几乎已经处于哗变状态的军队南下，寻找新的可供劫掠的地区。他们起初威胁了佛罗伦萨，但发现那里防守森严，于是改为向罗马进军，并宣称：除非克雷芒七世支付他们被拖欠的军饷，否则他们绝不停下脚步。教宗冒失地再次加入科尼亚克联盟，宣布废黜查理五世的那不勒斯国王地位。在罗马的帝国大使沮丧地报告称：“有人愿意以五对一的赌注下注，说教宗在四个月内就会成为那不勒斯的主人。”[71]
这么下注的人就输了。克雷芒七世的地位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他已经解散了自己的大部分军队，而他的主要盟友（法国、英格兰和威尼斯）的军队都在遥远的地方，并且波旁公爵如今丢弃了他的攻城器械，利用罗马大道，率军以每天39公里的惊人速度南下。[72]1527名5月6日黎明，帝国军队（有许多渴望劫掠战利品的志愿者加入）向罗马城发动奇袭。对守城的人来说不幸的是，波旁公爵在最初的进攻中战死，在这之后没有一名军官有足够的权威来控制得胜的帝国士兵。罗马城惨遭洗劫十天之久，其间可能有8000名罗马人死亡。查理五世军队犯下的罪行（如一个目击者所说）“罄竹难书”。
“罗马城遭受的蹂躏意味着，在我们有生之年，罗马再也不是罗马了。也许在两百年之内都不行。”[73]克雷芒七世和几位枢机主教躲进了圣天使堡，但因为没有得到救援的希望，他们在一个月后向帝国军队投降。与此同时，教宗的美第奇亲戚逃离佛罗伦萨，他们的敌人宣布这个城邦再次成为共和国。
波旁公爵和他的军队第二次“让皇帝成为意大利的绝对主人”。洛佩·德·索里亚喜悦地说，“上帝显然在保佑陛下的事业，因为他用神奇的方式引导和推进您的事业”，从而让“所有基督教君主都知道，上帝希望借助陛下的手来惩罚他们”。斐迪南也对“占领罗马的捷报”道喜，并建议，既然“教宗如今在您手中，或者至少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处置他”，那么查理五世“在基督教世界的事务普遍恢复秩序之前”不要释放教宗。[74]
皇帝必须在没有加蒂纳拉的情况下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因为之前关于如何与法国人谈判的建议被皇帝置之不理，首相恼火地离开了宫廷，乘船前往意大利，去处理自己的事务。于是，在加蒂纳拉不在期间，查理五世召集所有外国大使，亲自解释罗马发生了什么事情。用一位英格兰外交官充满挖苦意味的话说，皇帝“自我辩解，经常手按前胸，发誓赌咒，说罗马的暴行不仅不是他命令的，而且违背了他的意愿，让他非常不悦和忧伤”。[75]大使们不相信他的辩解，他们是正确的。
1527年5月31日，关于罗马城遭到洗劫和教宗逃亡的第一批消息送到皇帝宫廷时，佛罗伦萨大使报告称：“皇帝不仅没有表示虔诚和同情，而是喜出望外，与随从谈话时一反常态地哈哈大笑，逗乐打趣，甚至顾不上吃饭。”佛罗伦萨大使怀疑“皇帝陛下已经开始幻想自己是一位专制君主，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决定了”。[76]一周后的6月7日，查理五世的行为就更让人担心了。他此时并不知道波旁公爵已死，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揭示，占领罗马和俘获教宗是他已经告知波旁公爵的宏大战略的一部分。因为“有利的和平是我最想要的东西”，皇帝在这封信中写道：
我希望你不要上当受骗，而是获取确凿可信的保证，即对方会遵守和约；还请你注意，如果能够保证安全的话，就把教宗送到我这里来，从而缔结普遍的和平……因为你很清楚，这对我们为上帝服务的事业会有很多好处，对整个基督教世界、我个人的利益以及你的利益都会大有裨益。
换句话说，查理五世已经指示自己的副手不仅要抓获教宗，还要将他送往西班牙，从而强迫他签署对皇帝有利的和约，就像两年前皇帝强迫弗朗索瓦一世一样。查理五世继续写道，“我不是很确定你进入罗马之后会如何处置教宗”（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之前对波旁公爵的相关指示），“但在我给你的最后几封信里，我写过，关键在于，如果你能从教宗那里得到有利的和平条件，或者其他什么安排，那么你就可以随后率领我的军队进入威尼斯国境，迫使他们付出代价，强迫他们也与我们达成协议”。[77]
查理五世得知波旁公爵死亡和克雷芒七世已经向他的军队投降之后，就向拉努瓦授予作战或议和的全权，“选择对我的声望最有利的路线，因为我对你完全信任”。他还通知最受信赖的外交官之一韦雷男爵，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在罗马的胜利”，并且“教宗被俘似乎也是上帝的旨意，得到了上帝的许可，所以为了给基督教世界的普遍和平铺路，为了基督教世界的福祉与安宁”，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召开一次宗教会议来改革教会（所有人都知道如今的教会亟须改革），并消灭路德派的错误思想”。所以韦雷男爵现在必须前往罗马，同时拉努瓦继续施加外交和军事压力，劝说被俘的教宗做出重大让步。[78]
查理五世陷入困境
韦雷男爵于1527年9月抵达意大利后懊恼地报告：“此地的状况与我离开西班牙时陛下的判断已经大相径庭。”意大利局势“非常糟糕，不可能更严重了”：在罗马的哗变士兵（其中很多是德意志的路德派教徒）威胁杀死或绑架教宗；法国的一支新远征军在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洛特雷克领主奥代·德·富瓦的率领下进入了伦巴第；拉努瓦的突然去世造成了新的权力真空。韦雷男爵哀求道：“陛下，求您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与法国人议和，不管什么样的条件都可以。”他为“如果我让陛下感到绝望”道歉之后，又重复了他的紧急建议：“我恳求陛下与法国议和，因为议和不是那么可耻，您还会有机会报复那些在意大利企图伤害您的人。”[79]
但为时已晚：克雷芒七世的受辱为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1527年8月，亨利八世与弗朗索瓦一世结盟，并将女儿玛丽许配给弗朗索瓦一世的次子，还重申了他的诺言，即迫使查理五世在合理的赎金要求下释放两位法国王子。另外，亨利八世希望说服克雷芒七世批准他与凯瑟琳王后离婚，所以承诺，只要教宗仍然是皇帝的俘虏，他（亨利八世）就抵制查理五世发出的召开宗教会议的呼吁，并出钱出兵，支援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80]
起初，反对皇帝的联军一帆风顺。洛特雷克领主与威尼斯人会师后迅速占领了几乎整个伦巴第，同时一支海军为法国收复了关键的港口热那亚。被孤立在米兰的安东尼奥·德·莱瓦的一封信凸显了帝国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危险处境：“两个多月前”，莱瓦写信给“陛下的所有将领，告知他们我的艰难处境”，然而，尽管“我给不同地方一共发了两百封信，却没有收到一条回复”。莱瓦最后发出严正警示：“陛下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固然是有道理的，但最好用行动来支援您的好运，并记得上帝不会每天都行神迹。”[81]
驻扎在罗马及其周边的帝国军队的处境也很糟糕：尽管他们仍然是一支令人生畏的作战力量，但他们没有了总司令，于是继续蹂躏罗马城，从而对克雷芒七世施压，让他支付他们被拖欠的军饷（约40万杜卡特）。其中一位指挥官恳求查理五世：
……不要忘记我们都欠上帝什么，不要放纵您的军队在意大利烧杀抢掠，败坏您的名声。除非部队得到军饷，否则这些暴行还会愈演愈烈……您的荣耀不可以建立在如此之多、如此严重的恶行的基础上，因为上帝和世人都不会允许。
和莱瓦一样，他最后也认为“与法国议和较好”，并建议“如果陛下不再坚持索要勃艮第，也许法王会再一次成为您的朋友”。但他的恳求也是徒劳的。1527年，分别代表法国、英格兰、米兰、威尼斯、费拉拉和枢机主教团的外交官们签署了庄严的盟约，旨在“解放教宗”。[82]
据纳瓦杰罗大使说，皇帝此时“对自己应当怎么做充满疑虑。一方面，他认为释放教宗是比较体面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不能确定教宗获释之后会对他友好”。不过，查理五世足够明智，愿意把关键的外交决策交给他的封疆大吏们负责：他指示斐迪南、玛格丽特和在意大利的将领“尽你们所能，不必事事禀报我，不必等待我的命令，因为我对你们绝对信任，所以给你们便宜行事的全权”。[83]
1527年5月21日，未来的腓力二世降生了，他是五十年来第一位在西班牙国土出生的王子。皇帝的心情因此大为好转。他在当天给自己的主要臣民写了欢欣鼓舞的书信，把自己描绘得像弥赛亚一样：“我相信，这会对侍奉上帝、为国效力大有益处；我希望上帝会允许我在将来更好地服侍他。”据马丁·德·萨利纳斯大使说，“皇帝因为生了儿子而心情极佳、喜气洋洋，所以他不问政事，只是命令举行庆祝活动，不分昼夜地举办比武大会和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在6月5日小王子洗礼期间上演的戏剧中有一幕是先知预言这个孩子将来前途无量，就像先知预言新生的基督的前程一样。[84]
罗马城遭到洗劫的消息传来之后，庆典活动暂时停止，但在皇后的身体复原、能够观看皇帝安排的新一轮比武大会和其他表演之后，大家又欢呼雀跃起来。8月，萨利纳斯报告称，查理五世和伊莎贝拉“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对夫妇”。三个月后，皇后再次怀孕。[85]但也有人说，查理五世在接见外臣时变得不耐烦，甚至情绪激动。1527年7月，他“面色阴沉地”听取法国大使又一次提议用金钱和“法国部分放弃对那不勒斯的主张”来换取两位王子的自由和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重登米兰公爵的宝座。几天后，皇帝向英格兰大使预言：“法国国王在自己的羽毛被拔光之前永远不会老实。”他的意思是要从法王手中夺走勃艮第。10月，纳瓦杰罗报告称，查理五世又一次“用了非常粗鲁的言辞，并且一反常态地在一次觐见会上大发雷霆”，怒吼道，“法国国王已经决定用暴力迫使他［查理五世］听从他的旨意，但法王这是自欺欺人”，因为“他［查理五世］即便在胁迫之下也永远不会屈服”。纳瓦杰罗认为，查理五世“年轻气盛，习惯了事事一帆风顺”，所以他比较慷慨，但“如今他的事业不顺利”，所以“与他打交道的人必须非常机敏”。[86]
好在加蒂纳拉于1527年10月回到了宫廷。根据首相的《自传》，“为了获得和平，皇帝同意了太多让步，做了太多妥协。他同意的一些条件对他自己、他的尊严和处境非常有害”。[87]加蒂纳拉决心阻止这种局面。1528年1月，法国、英格兰、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科尼亚克联盟剩余的成员国）的大使联合觐见皇帝，并以他们主公的名义要求查理五世把米兰归还斯福尔扎，并接受赎金、交出两位法国王子；作为回报，弗朗索瓦一世将交出热那亚，并从意大利撤军。
皇帝当场回绝这个最后通牒，因为（据波兰大使扬·但狄谢克说）“他记得西塞罗曾说：‘第一次上当是不愉快的事情；第二次就可耻了；第三次只能说明你自己蠢。’他相信这句格言，因为他自己也被欺骗过”。科尼亚克联盟的成员国已经预料到皇帝不会同意，现在“法国和英格兰的传令官来了，向皇帝陛下呈送消息，说他们愿意给他一份特殊文件，陛下已经等了这份文件六个月（因为这两位传令官在皇帝的宫廷待了六个月）。陛下在宫殿大厅当着所有权贵、高级教士和大臣的面，优雅地聆听”法国传令官“宣布在陆地与海洋向他开战”，然后，英格兰、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大使也“呈上了他们的‘战书’（这是他们的说法）”。[88]
查理五世熟悉骑士规则，所以知道下一步应当做什么。他“声如洪钟地讲话，让所有人都听得见”。他说，“在过去七年里，法国国王未曾向我正式宣战就一直对我作战，他居然等到如今才宣战，真是令人震惊。根据战争的法则，他绝对没有资格宣战，因为他是皇帝的俘虏，并且背叛了皇帝对他的信任……而现在你告诉我”，查理五世继续说道，你的主公“将强迫我释放两位王子。所以我要以与之前大不相同的方式答复：我打算留下两位王子，永远不会因为受到暴力威胁就交出他们，因为我从来不会在胁迫面前屈服”。然后他把法国传令官拉到一边，让他向法王传递一条特殊的消息：“因为法王既不遵守也不尊重他对我发出的誓言，他现在应当做好准备与我决斗。请代我告诉他，并且用我下面的原话：他应当维护自己的荣誉，如果他还有一丁点儿荣誉的话。”[89]
根据骑士法则，查理五世必须让这两位宣战的传令官安全返回，但他逮捕了科尼亚克联盟成员国的其他所有外交官。他们还没来得及收拾行装，就灰溜溜地被赶出城然后投入监狱。“皇帝卫队的50名骑兵和100名步兵押送我们，仿佛我们是罪犯，全城居民都在窗口和门口观看。”他们被羁押了四个月（“让人感觉仿佛是四年”），直到查理五世得到确认，他自己的驻外大使都很安全。他还惩罚了两位法国小王子，把他们从一座生活条件严苛而不舒适的城堡转移到另一座。最后他们被送到偏僻的佩德拉萨德拉谢拉要塞（在塞哥维亚），并把他们的法国仆人都带走，其中一百多人被驱赶到巴塞罗那，在那里被迫在皇帝的桨帆船上服役。并且，“因为我们是受挑战的一方，所以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荣誉与声望，并保护我们的臣民与国家”。于是，他命令停止与英格兰和法国的一切贸易，并命令亨利八世和弗朗索瓦一世的臣民于四十天内离开西班牙。[90]
查理五世还提醒弟弟，这个事态“影响了我，也影响了你”，所以他期望斐迪南“派遣一名传令官去见英格兰国王和法国国王，下达战书”，并让斐迪南说服“帝国的选帝侯与诸侯效法，因为我是他们的宗主，我受到的挑战对他们（帝国的主要成员）也适用”。查理五世乐观地下结论道，这些行动“将会提升我们在朋友当中的声望，并令我们的敌人畏惧和震惊”。[91]
他的乐观并非没有道理。毛里齐奥·阿尔法约利[92]指出，弗朗索瓦一世再次入侵意大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他的“两个儿子回国之前，法国对意大利没有真正的政策可言”，所以洛特雷克领主的军事行动只是为了“让他的主公能够以相对不是那么弱势的地位与皇帝继续谈判”。法王与他的盟友正确地判断，查理五世哪怕受到压力也不会轻易放弃他继承来的那不勒斯，但有可能放弃他前不久才获得的米兰。因此他们决心“在那不勒斯争夺伦巴第”。[93]1528年1月，洛特雷克领主离开伦巴第，率领“超过5万军队南下，这个数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的行军队伍分布在将近60平方英里的地域”。
帝国军队的兵力远不如法军，于是不断撤退，最后在那不勒斯王国内只控制少数设防城镇。洛特雷克领主从陆地围攻那不勒斯城，同时多里亚的桨帆船在近海巡弋，拦截帝国军队的补给和增援。4月，乌戈·德·蒙卡达（在拉努瓦死后成为那不勒斯副王）率领他的全部舰船出海，绝望地试图突破法军的封锁线，但“在我们时代最残酷而血腥的海战”中他和1400名部下葬身大海。[94]在区区三年内，皇帝在帕维亚获得的优势已经丢得一干二净。
并未发生的决斗
尽管贝尔塞尔先生会责备自己曾经的学生没能“把好收成带回家”，但他无疑会赞赏查理五世通过一场决斗来收复失地的尝试。1528年3月，皇帝第三次向弗朗索瓦一世发出决斗的挑战，这一次是通过给法国大使的书信（此时这位大使仍然在狱中，但可以与外界自由通信）：“你的主公，即法国国王，以卑贱的、邪恶的方式背弃了在《马德里条约》中对我做出的承诺。如果他想要驳斥我这句话，那么欢迎他与我单挑。”[95]这一次弗朗索瓦一世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于是给出了尖刻辛辣的回复。“如果你想指控我，”他警告查理五世，“说我做了爱惜自己荣誉的绅士不应当做的事情，那么我会说你在明目张胆地撒谎。因此，从今往后不要给我写信：将来你只要指定地点，我就会带着武器前来。”在这之前，皇帝必须停止对法王的嘲笑。“我相信，”法王在这封挑战书的末尾写道，“你会像一位绅士而不是讼师一样回复我，在决斗场上而不是在纸上回答我。”[96]
查理五世并不打算放弃纸张这种武器。恰恰相反，他把自己与弗朗索瓦一世的完整对话做成一本小书，公开发表。并且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得到了西班牙臣民的爱戴。加蒂纳拉注意到，“如此鲁莽地发出的决斗挑战书大大激励了阿拉贡人、巴伦西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促使他们帮助皇帝，向法国人复仇”。萨利纳斯报告称，查理五世对英法传令官的最初答复“令在场的所有人大感满意”，“所有人都对挑战感到高兴，仿佛它是针对他们的”。[97]皇帝利用民众的好感，说服在巴利亚多利德开会的卡斯蒂利亚议会批准征收一大笔新税，从而在意大利发动新的作战，并册封婴儿腓力为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卡斯蒂利亚王储的头衔），让议会向他宣誓效忠；皇帝还执行了九年前他曾逃避的巴伦西亚入城式，（第一次）把“皇后留下，担任整个卡斯蒂利亚的摄政者”。他返回后，在蒙宗[98]接见了阿拉贡议会成员，并说服他们也批准征税。[99]
在回复弗朗索瓦一世的挑战之前，查理五世就礼节的问题照例向他的主要臣民和大臣征询意见：他当面询问了阿拉贡权贵和大臣的意见，因为他们都在蒙宗；对卡斯蒂利亚的权贵和大臣，他则写信给他们。卡斯蒂利亚御前会议强调“神圣的律法和自然律法禁止这样的挑战”，皇帝作为基督教世界首要的统治者，应当立下好的榜样，避免决斗；并预测“即便您接受了这个挑战，战争与纷争也不会结束，而会愈演愈烈”。皇后此时已经生下了女儿玛丽亚。她也劝丈夫不要去决斗，因为“她害怕陛下会有不测”，让她成为寡妇。[100]
卡斯蒂利亚的贵族、高级教士和市政长官均感谢查理五世“就下一步行动的问题征询我的意见，这是给我的荣誉”。但有些人表达了对皇帝拿自己生命冒险的担忧，因为现在他只有一个婴儿作为继承人；还有人指出（用因凡塔多公爵的话说），“骑士法则适用于我们这样的骑士，也适用于君主，不管他们是多么强大”，也就是说弗朗索瓦一世这样违背誓言的小人根本没有资格发出决斗的挑战，因此皇帝应当对其不予理睬。[101]
帝国在意大利的处境迅速恶化，促使查理五世没有听从上述建议，而是接受弗朗索瓦一世的挑战。他提议，在“分隔丰特拉维亚与昂代的比达索阿河附近”的一个安全地点决斗，并请弗朗索瓦一世选择“决斗的方式和所用兵器”。他补充道，除非弗朗索瓦一世在四十天内同意，否则就算是“你失约，你在违背马德里的誓言之后再次蒙羞”。6月24日，皇帝吩咐自己的主要传令官（名字是“勃艮第”）向法王传递上述带有挑衅意味的消息，并详细指示了如何将其送到法王手中。不久之后，皇帝指示著名的奥格斯堡军械匠科尔曼·黑尔姆施米德“携带材料和工具”到西班牙来，“为我的决斗做准备”。黑尔姆施米德此前已经为查理五世打造了一套精美绝伦的铠甲，上面有缩写字母KD，代表Karolus Divus，即“神圣的查理”。（见彩图12）[102]
查理五世愿意决斗的理由，恰恰也是他的对手拒绝决斗的理由。弗朗索瓦一世拒绝发放安全通行证给传令官“勃艮第”到法国传递战书，因为法军此时似乎即将主宰整个意大利，所以法王不能在此时冒失去一切的风险。在1528年7月28日的一封信里，法王吹嘘道，“我的感觉极佳，不可能更好了”，并说，前不久，“我打了两三次猎，每天都在花园里闲庭信步，观赏”他在枫丹白露的新宫殿的“建筑工地”，然后为他的军队逼退伦巴第的帝国军队而欣喜。这是“绝佳的、不可能更好的喜讯”：
这让目前在那不勒斯的敌军失去了得到救援的希望。洛特雷克先生执行余下的使命就变得非常简单和轻松了，所以我希望几天之后就能从那里听到更多好消息……我的敌人看到他们的军队越来越衰弱，而我的力量日渐增强、我的事业兴旺发达，该是多么震惊！[103]
但“从那里”始终没有传来“更多好消息”。弗朗索瓦一世在枫丹白露洋洋得意的时候，在1500公里之外的那不勒斯，安德烈亚·多里亚向皇帝投诚，解除了针对那不勒斯的海上封锁线；痢疾和疟疾让围攻那不勒斯的法军损失惨重；洛特雷克领主本人也病得奄奄一息。看来上帝讨厌洋洋自得的人。
[1]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Ⅷ，cols 205-7，Giacomo Suardino to the marquis of Mantua，15 Mar. 1525 （英文概要见CSPV，Ⅲ，415-17）。Fernández de Oviedo，‘Relación’，407说这名信使是3月3日抵达的，但其他史料都说是3月10日。
[2] Brandi，‘Nach Pavia’，185-7，Lannoy to Charles，25 Feb. 1525 （也收录于LCK，Ⅰ，150-2，来自一份不完整的副本）。
[3] 阿托查是马德里的一个区域。
[4] Valdés，Relación，sig. A vijv；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Ⅷ，cols 205-7，Suardino to Mantua，15 Mar. 1525 （引用了桑普森告诉他的话）；Ellis，Original letters，1st series Ⅰ，260-7，Sampson to Wolsey，15 Mar. 1525。关于查理五世在听到帕维亚战役的捷报后做出谦卑举动的相似记录可见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Ⅷ，cols 203-5，Contarini to the Signory，12 and 14 Mar. 1525 （英文概要见CSPV，Ⅲ，413-15）；Górski，Acta Tomiciana，Ⅶ，188-200，Dantiszek to King Sigismund，16 Mar. 1525 （西班牙语译文见Fontán and Axer，Espa?oles y polacos，171-2）；Serassi，Delle lettere，Ⅰ，146-8，Castiglione to Piperario，14 Mar. 1525。
[5] Lanz，Aktenstücke，322，Charles to his diplomats at the conference of Calais，15 Sep. 1521.
[6] BNMV Ms. Italiani Classe Ⅶ，cod. 1009/410，Contarini to the Signory，6 Feb. 1525记述了皇帝在接见乔万尼·科尔西（同时是佛罗伦萨和教廷的代表）时的不谨慎行为。这也许能解释查理五世为什么发表了关于路德的挑衅性评论：他希望自己这些“值得玩味”的言辞能够警告克雷芒七世。
[7] RAH Ms. 9-4817/249-52，Charles to Sessa，9 Feb. 1525，备忘录（最后的语句被粘住了；英文概述见CSPSp，Ⅱ，699-701）。
[8] 根据《圣经》和《古兰经》，米甸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北部。另有传说称，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与妾基土拉所生之第四子叫作米甸，他的后代就是米甸人。摩西的妻子就是米甸人。米甸人实际上可能是若干部落的联合。在以色列的士师时代，以色列遭到米甸人的攻击长达七年，直到士师（军事和政治领袖）基甸打败米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