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 RVEC，363-71 and 387-9，Salinas to Ferdinand，19 Aug. and 23 Nov. 1527.
[86] BL Cott. Ms. Vespasian C.Ⅳ/145-52，Ghinucci，Poyntz and Lee to Wolsey，17 July 1527；and BAV Vat. Lat. 6753/295-7v and 300，Navagero to the Signory，25 Oct. and 17 Nov. 1527 （英文概述见CSPV，Ⅳ，102-5）。另见BL Cott. Ms. Vespasian C.Ⅳ/94-6v，Ghinucci to Wolsey，16 Apr. 1527：Charles ‘visus est ultra solitum tristis，turbatus et asper’。
[87] Boone，Mercurino，127 （《自传》，见Bornate，‘Historia’，355中的原文）。
[88] Górski，Acta Tomiciana，X，61-5，Dantiszek to Sigismund，29 Jan. 1528，引用了Cicero，De inventione，Ⅰ，71。拉丁文原件中的关键词‘diffidatio’。（西班牙语译文见Fontán and Axer，Espa?oles y polacos，207-10。）
[89] Rodríguez Villa，Juana la Loca，Dantiszek to Sigismund，29 Jan. 1528；PEG，Ⅰ，310-21，‘Declaration de Guerre’，22 Jan. 1528 （引自pp.319-20）。
[90] Sanuto，Ⅰ diarii，XLVII，cols 149-50，Zuan Negro，secretary of the Venetian ambassador，to his father，1 June 1528；RAH Salazar A-42/80，Charles warrant to the governor of Cerde?a and Rossellon，22 Jan. 1528，minute. 关于对两位王子的无情待遇，见Pascual Barroso，Dos ni?os príncipes。
[91] KFF，Ⅱ/1，176-85，Charles’s instructions to William of Montfort，his envoy to Margaret and Ferdinand，31 Jan. 1528.
[92] 毛里齐奥·阿尔法约利是当代意大利的历史学家，研究领域包括军事史、近代早期欧洲史等，自2010年起为美第奇档案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
[93] Arfaioli，The black bands，36 and 99-100 （引用了Giovio，Delle historie）。查理五世的敌人正确了判断他在此时的战略优先目标，证据见KFF，Ⅱ/1，148-52，Charles to Ferdinand，21 Nov. 1527，亲笔信的副本：如果米兰和那不勒斯都“陷入严重的危险，我更愿意去援救那不勒斯，因为它是我的祖先留下来的遗产，而米兰不是我继承来的”。
[94] Sanuto，Ⅰ diarii，XLVII，cols 26-7，Ludovico Ceresara to the marquis of Mantua，25 Feb. 1528；Sanuto，Ⅰ diarii，XLVII，col. 389，Pompeo Colonna to Lorenzo Campeggio，Gaeta，1 May 1528. Arfaioli，The black bands，198-203是对此役及其影响的最佳叙述。
[95] PEG，Ⅰ，349-50，Charles to Jehan de Calvymont，ambassador ‘estant à présent à Poza en Castille’，18 Mar. 1528.
[96] PEG，Ⅰ，350-9，‘Audience de congé’ granted by Francis to Nicholas Perrenot de Granvelle，28 Mar. 1528 （又见LCK，Ⅰ，265-70），and PEG，Ⅰ，372-4，Cartel of Francis，以法文和西班牙文发表。
[97] Bornate，‘Historia’，362 （Boone，Mercurino，131，将Catellanis错译为卡斯蒂利亚人，而不是加泰罗尼亚人”；RVEC，392-8，Salinas to Ferdinand，4 Feb. 1528. García Martínez，‘Estudio’，130-1指出，巴伦西亚编年史家马蒂·德·比西亚纳将涉及1528年“皇帝事务的将近一半篇幅”用于“皇帝向弗朗索瓦一世发出的决斗挑战，这毋庸置疑地证明此事让当时的人们兴致盎然”。
[98] 蒙宗是西班牙东北部的城市，属于阿拉贡。
[99] RVEC，404-10，Salinas to Ferdinand，8 July 1528.
[100] AGS E 8815/24-6，御前会议给查理五世的奏章，1528年6月20日，and f. 29，御前会议主席塔韦拉给查理五世的信，1528年6月12日。这一卷包括卡斯蒂利亚的若干贵族、城镇和高级教士以及卡斯蒂利亚御前会议给查理五世发送的42封建议信，几乎全都是亲笔信；CODOIN，Ⅰ，47-95，刊载了其中绝大多数书信。Villar García，‘Cartas’，85，Charles to Rodrigo Mexía，79-81，10 Nov. 1528揭示了查理五世就决斗的事情征求意见的范围是多么广，涉及许多议事会、高级教士、贵族和“我与其分享此事的其他一些绅士［caballeros］”。
[101] PEG，Ⅰ，384-7，duke of Infantado to Charles，20 June 1528. 商人群体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用决斗来决定国家大事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有失君王的身份”，见CWE，ⅪⅤ，258-61 （#2024），Schets to Erasmus，Antwerp，14 Aug. 1528。
[102] LCK，Ⅰ，405-11，Cartel of Charles Ⅴ，and instructions to his herald ‘Bourgogne’，24 June 1528；BMECB Ms. GranvelleⅠ/149，Charles to Baron Montfort，19 July 1528，亲笔附言（“不要忘了把科尔曼带来，帮助我为决斗做准备。”我们估计黑尔姆施米德及其团队会“装配”他们已经为查理五世打造完毕的一套甲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做一套新的）。Bond，‘Costume albums’，72-87记录了黑尔姆施米德于1529年前往皇帝宫廷的旅程。
[103] BNF F. f. 3001/15，Francis to Anne，duke of Montmorency，Fontainebleau，28 July 1528.
八 西方世界的捍卫者，1528～1531年
恺撒的好运
1528年6月1日，洛特雷克领主奥代·德·富瓦相信他对那不勒斯的围攻即将成功，于是告诉一个意大利盟友，帝国军队“在过去取得的胜利不是因为他们勇敢”，而是因为运气好。如今，他吹嘘道：“命运转而反对他们，上天要惩罚他们。”[1]他错了：从海上封锁那不勒斯的安德烈亚·多里亚刚刚决定背弃法国。查理五世听说这位海军将领可能倒戈的传闻之后立刻采取行动，宣称他将“竭尽全力说服这位安德烈亚·多里亚为我效力，不惜一切代价”。他很少采取这样极端的立场。随后他批准了一份条件慷慨的条约，任命这位热那亚权贵为他的海军司令；宽恕他过去的一切行为；为他提供弹药、兵员和金钱去维持12艘为帝国效力的桨帆船；并认可他为热那亚及其曾经的领地的“永久执政官”（当然要等这些领地回到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后）。[2]
多里亚撤离那不勒斯湾，于是帝国军队得以给城内守军输送给养和援兵，而同时围城的法军因为疫病而元气大伤，洛特雷克领主本人也病死了。8月，法军残部撤往距离海岸20公里的城市阿韦尔萨，但发现该城无险可守，于是不仅举手投降，还承诺法国人控制的“所有城市、土地、城堡、领地和要塞”都将投降，让意大利局势“恢复到洛特雷克大人入侵之前的状态”。[3]多里亚率领他的桨帆船舰队北上，返回他的家乡热那亚，于1528年9月胜利入城，驱逐了当地的法国驻军及其热那亚盟友（特别是弗雷戈索家族）。如毛里齐奥·阿尔法约利所说，法国人此次的双重失败比帕维亚战役的后果更严重，因为“在不到两周里，先是那不勒斯城，然后是那不勒斯王国，再然后是热那亚，即‘意大利的大门与钥匙’”都永久性地脱离了法国人的控制。[4]
多里亚的倒戈让意大利的力量平衡长久性地转为对查理五世有利。那么他为什么要变节？皇帝说，主要原因是法国国王“可耻地对待”多里亚和热那亚。这无疑对多里亚的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查理五世的诸多让步也很重要，比如“生活在皇帝属下各国的所有热那亚人享受与皇帝本国子民同等的待遇”，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从事利润丰厚的美洲贸易。但多里亚自己的说法不是这样。有一天，在皇帝的套房，一名廷臣冒失地问多里亚为什么突然改换阵营。海军司令“答道，一连三夜，在天快亮的时候，有人给他托梦说‘去侍奉皇帝’，于是他投奔了皇帝”。[5]
尽管一个目击者记录了这种说法，它当然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比喻，但这很符合当时的人们对“恺撒的好运”（Fortuna Caesaris）的信念。这种信念自古典时代以来就很常见，指的是真正的皇帝拥有仁厚、耐心、天才、胜利和好运。
好运（或厄运）主宰人生的理念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很普遍，在16世纪特别风行。查理五世经常强调自己欠了命运多少恩情，他的很多同时代人也同意。腓力王子于1527年出生，促使威尼斯大使安德烈亚·纳瓦杰罗评论道：
在查理五世的一生中，从开端到现在，他始终非常幸运，他的事业总是兴旺发达，如今他的好运已经登峰造极，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只缺一个儿子来给自己的事业赋予稳定性，并让自己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如今他有了一个儿子。
三十年后，另一位威尼斯大使回顾了查理五世统治的得失，评论道：“所有人都同意，皇帝陛下的政府、诸王国和帝国的大船，始终是由好运［favorevole Fortuna］来领航的。”佛罗伦萨大使也同意：“皇帝的运气极好，所以试图用理性的计算来衡量和探讨他的事业是没有意义的。”1528年收复热那亚之后，就连通常脚踏实地的安东尼奥·德·莱瓦也向查理五世保证：“我相信上帝，相信陛下的好运气，相信您一定会成为天下共主。全世界都会坚信不疑，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上帝才创造了您。”[6]
教士们也同意。1529年，一位外交官问教宗克雷芒七世，他为什么最终选择站在皇帝那边，教宗答道：“世人已经看到，因为他的贤明治理和他的好运气，皇帝陛下的事业总是繁荣昌盛。”三年后，罗马教廷大使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揣测，查理五世的成功“一定是出于天意，因为我们看到，尽管他遇到重重困难，上帝总是给他幸福的结果”。1552年，尽管凛冬将至，查理五世仍然鲁莽地决定攻打梅斯，与他同行的罗马教廷大使预测：“如果他的军队今年还能取得什么战果，那一定是因为他一贯的好运气。”主教保罗·乔维奥[7]在《当代史》的第二部分（涉及查理五世在位的时期）里有多达五十次提到“幸运”的作用。[8]
平定意大利
但在1528年，皇帝的有些大臣仍然很悲观。得知从那不勒斯和热那亚传来的喜讯（“所有人为之精神大振”）之后，首相加蒂纳拉向查理五世警示：“不要像之前那样让这些胜利白白地付诸东流。”一位西班牙大使也附和道：“现在必须乘胜追击，不要像过去那样浪费机遇。”[9]查理五世听从了这些建议，开始与克雷芒七世修复关系。
教宗现在很愿意接受皇帝的示好，因为他渴望恢复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并收复被费拉拉与威尼斯占领的教廷国领土。如今只有在皇帝的支持下，教宗才能达成这两项目标。1529年4月，查理五世做出了关键的让步，把教宗争取过来。
在罗马的帝国大使认识到，“德意志人说必须举行宗教会议来解决教会的问题，这让圣父十分烦恼，并且他很难接受这一点”，所以大使在一次觐见教宗时建议通过举行一次“对话”而不是正式的宗教会议来“解决路德派的反叛与愚蠢造成的问题”。“教宗听了这个建议，高兴得从椅子上蹦起来，说：‘你说得对，你说的有道理！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取消一些不是那么有争议的要求！’从此我们就觉得教宗比以往更加开放，心情也更愉快。”查理五世现在向克雷芒七世承诺：“如果您对我不满意，我愿意恳求您的原谅，从而让我们尽自己的职责。”于是克雷芒七世派遣一名全权特使去西班牙议和，并宣布，“他［克雷芒七世］无论生死都是皇帝的支持者”。[10]
查理五世承诺会迫使威尼斯和费拉拉归还他们在教廷国征服的全部土地；让佛罗伦萨共和国接受教宗的侄子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为统治者；把他的私生女玛格丽塔（现年七岁）许配给亚历山德罗；并确认教宗对帕尔马和皮亚琴察的统治权。克雷芒七世则颁布诏书，“赦免那些曾参与或容忍洗劫罗马的人”，并承诺把亨利八世与查理五世的姨母凯瑟琳的离婚案放到罗马处置。他还同意再次将那不勒斯王国册封给查理五世（并授权他在该王国提名二十四名高级教士），并将他加冕为皇帝；任命加蒂纳拉为枢机主教；把查理五世与斐迪南领地内所有圣职收入的四分之一交给他俩，用作对抗土耳其人的军费；并与他们联手消灭路德派。只有米兰的命运还没有得到裁定：查理五世同意恢复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公爵的地位，条件是他必须为自己曾参加科尼亚克联盟而恳求宽恕；如果他不肯，查理五世就把米兰公国分割，然后分配给其邻国。皇帝于1529年6月29日在巴塞罗那批准了与教宗的条约。[11]
查理五世此时在巴塞罗那，这并非偶然。得知那不勒斯已经得到救援之后，他宣布自己打算“去一个能够为我赢得并增进荣誉与声望的地方”。他继续说：“有些人告诉我，目前要想得到荣誉与声望，最好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他答应弟弟，他将在1528年年底之前到意大利，并组建一支军队，打算用它“平定意大利，从一端到另一端”，然后收复勃艮第，最后去德意志。尽管西班牙大臣们的蓄意阻挠让查理五世没能履行这个时间表，但现在的民意普遍支持他对于帝国霸业的雄心壮志：“如今整个西班牙都遵从国王的意志，所有人都呼喊‘皇帝，皇帝来了！世界之主来了！’”[12]
1529年3月，查理五世签署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这表明他即将启程。这批文件包括：一份新遗嘱；一份诏书，宣布如果他有不测，腓力王子就是他的继承人；以及给他在西班牙期间设立或改革的各个议事会（卡斯蒂利亚御前会议、阿拉贡御前会议、陆军委员会、国务委员会、西印度事务委员会、宗教裁判所和修会委员会）的指示。他不在西班牙期间由皇后摄政，上述的委员会都要辅佐她。她也收到了详细指示，包括哪些事情是她可以自行决定的，哪些必须得到他的明确批准。此后查理五世启程了。要到四年多之后，他才会再次见到妻子。[13]
4月，查理五世授权大臣与葡萄牙签订了一份条约。根据该条约，卡斯蒂利亚放弃了对香料群岛（即今天的摩鹿加群岛）的主张，葡萄牙则给他35万杜卡特的现金。很多西班牙贵族还不知道皇帝的这个决定，前来陪同他们的君主去意大利。不过具体的目的地仍然没有确定。莱瓦给查理五世写来很有说服力的信，敦促他在热那亚登陆；奥兰治亲王[14]写信劝他先去那不勒斯；一时间他犹豫不决。“因为时间的流逝往往不仅会改变局势，还会改变人们的想法，”他告诉莱瓦，“我觉得，我应当等到我想要登陆的时候再决定登陆地点。”[15]直到5月中旬，他才决定去热那亚。
查理五世现在与大臣分享了自己对平定意大利的最大期望，以及为了达成协议他愿意做出哪些让步。米兰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他倾向于分割这个公国，让它的每个邻国都买下米兰的一部分，并成为他的附庸；但如果教宗坚持要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复辟，那么“为了我的荣誉”，皇帝会同意，但会要求斯福尔扎缴纳一大笔罚金。费拉拉和威尼斯必须归还它们在那不勒斯、伦巴第和教廷国占领的土地，并缴纳一大笔赔偿金，但“只要能达成协议，怎么样都可以”。也就是说，为了得到和平，他的大臣可以减少对斯福尔扎的罚金金额。查理五世还宣称，他愿意承认佛罗伦萨共和国，条件是它允许他在城内驻军，共和国还需要缴纳一笔罚金，不过在这方面他也授权大臣们“如果用别的办法无法与他们达成协议的话”就放弃罚金的要求。皇帝知道，承认佛罗伦萨共和国会激怒教宗。但他也知道，在自己的指示传达到目的地之前还会有许多变数，所以他授予副手们便宜行事的全权。“我不希望因为来回的交流沟通而让这么重要的事情中断、没有被执行，或者被耽搁或延误”，他告诉大臣们，因此“我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你们，但你们可以自行斟酌，无须征求我的意见。我承诺，不管你们最后谈成了什么样的协议，我都会批准，哪怕最终的协议超出了我给你们的指示，或者甚至与我的指示相矛盾”。[16]
6月，莱瓦击溃了另一支在意大利的法军，让敌人伤亡惨重，还俘虏了法军指挥官。除了丧失帕维亚和那不勒斯之外，法国如今不仅缺少兵员和军费，还缺少合适的将领，所以仗打不下去了。与此同时，大量舰船、军队、给养和金钱流入巴塞罗那，令喜不自胜的加蒂纳拉写下了一段狂热赞美上苍的文字，他几乎到了语无伦次的程度：
这一切都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同一时间，仿佛互相交织，全都指向同一个结局，超越了人类的希望所能企及的范围。这是神赐的，令人肃然起敬。恺撒的事业似乎得到了上帝的神奇指引。所有注定与恺撒同行的人都聚到了一起。他们会带着自己的战马、武器和所有给养，依次登上各自的船只。
最后，1529年7月27日，查理五世登上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皇家桨帆船，于当天扬帆起航，前往意大利。舰队驶向外海的时候，船上的人们高声呼喊：“皇帝万岁！皇帝万岁！走得更远！走得更远！世界的统治者！”[17]
驯服法国
一连好几个月，意大利外交官们都在纷纷猜测皇帝将在何时抵达意大利的何地，甚至他究竟会不会来都是大家谈论的话题。所以他抵达热那亚时“让有些人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不过消息不胫而走：帝国舰队有100多艘船，运来了12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皇帝的随从“加上仆人和宫廷常设的各种官员一定有5000人之多”。另外，“专家们说，陛下这次带来了200万杜卡特的黄金”。于是大使、王公和枢机主教纷纷奔向热那亚，去向皇帝请安，或者恳求皇帝原谅他们在战争中误入歧途。不过战争还在继续。[18]
1528年10月，查理五世写信给“多位国王和君主”，昭告天下，弗朗索瓦一世拒绝了他的决斗挑战，并宣布他决定取消通过决斗来解决两国争端的计划，“因为我已经充分地维护了我的荣誉”。他指示将军们“做好战备，从而让我们的敌人比此前更愿意接受合理的条件”。[19]玛格丽特女大公也是这么做的：她的代表与英格兰和法国签订了为期八个月的停战协定，这样她就能腾出手来对付海尔德公爵卡雷尔二世。根据1528年10月的《霍林赫姆条约》，海尔德公爵承认了皇帝对于乌得勒支和上艾瑟尔（海尔德公爵曾希望攫取这两块领土）的宗主权；并同意，如果他死后无嗣，皇帝将继承他的领地；还宣誓“彻底背离法国国王，加入皇帝的阵营，并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力”。当初马克西米利安和他的儿子腓力都始终没能取得这样的胜利。[20]
兵败如山倒并且茕茕孑立的弗朗索瓦一世向玛格丽特表示，他愿意缔结“普遍的和约”。她问侄子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条件。查理五世高傲地回答：“法国国王很清楚自己怎样才能得到和平并满足我的荣誉感。”也就是说，法王必须履行《马德里条约》的条款，除了割让勃艮第，因为皇帝同意将勃艮第留给法国，换取一笔数额不小的罚金。在此基础上，他于1529年4月授权玛格丽特“全权代表我，仿佛我本人在现场”，并承诺预先“无一例外地批准、遵守和执行”她可能同意的任何和约条件。[21]
玛格丽特与萨伏依的路易丝在幕后单独讨价还价了一个月，没有大臣在场。最后这项“女士们的和约”迫使弗朗索瓦一世放弃他在意大利和尼德兰征服的一切新领土、主张和盟友，从这两地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他承诺尊重波旁公爵的继承人的权益；与查理五世的姐姐埃莉诺结婚；并用超过100万克朗的现金赎回两个儿子（作为《马德里条约》规定的人质，两位法国王子仍然被拘押在西班牙）。他还同意偿清皇帝欠亨利八世的债务；把查理五世关于勃艮第提出的剩余主张交付仲裁；说服威尼斯人将其在那不勒斯王国占领的土地全部归还皇帝（如果威尼斯人拒绝，就帮助皇帝通过武力收回这些土地）；并强迫佛罗伦萨共和国向皇帝投降。玛格丽特的代表还谈妥了皇帝与英格兰的和约。两项条约于1529年8月5日在康布雷公之于众。[22]
查理五世对这些条件很满意，志得意满地告诉妻子：“这些条件和我想要的一样好，在有些方面甚至更好。所以我很开心。夫人，看样子我已经按照我的荣誉以及基督教世界的福祉与太平所要求的那样缔结了和约。”但一位曾经因为《马德里条约》而受到弗朗索瓦一世羞辱的西班牙外交官就不是那么自信了：“这样的和平条件对我们太有利了，所以有些人担心法国人是想欺骗我们。”[23]果不其然！弗朗索瓦一世故伎重施，庄严地抗议说查理五世利用扣押两位王子的情况来勒索他，让他放弃在意大利的权益，尤其是割让米兰和热那亚，“众所周知这两地是属于我的”，所以他没有义务遵守新的和约。但这一次法王没有盟友，于是他只能不情愿地将军队从阿尔卑斯山以南撤回，交出自己在尼德兰新占领的土地，然后开始筹措赎回两个儿子所需的巨款。[24]
但皇帝继续虐待两位法国王子。有人试图密谋将两位法国王子营救出去，但阴谋败露，于是查理五世指示佩德拉萨德拉谢拉的警卫：“两位王子在要塞内已有很好的套房，所以没有必要允许他们到乡下去。另外，不能允许任何法国人与他们交谈或面见他们。”也就是说，他不准外界的任何人用法语与两位王子（此时分别只有十一岁和十岁）交流。这种器量狭小的做法促使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她与两位王子的祖母谈成了《康布雷和约》）批评查理五世：“这两位小王子没有做任何错事，所以不能让他们为了父亲的罪过而受罚；最好是善待他们，因为这事关皇帝的荣誉。”
查理五世同意了，提供了1000杜卡特“给两位王子添置一些好衣服，让前来看望他们的人不会觉得他们穿着寒碜”。但皇帝坚持要求，这么做的时候“不能揭示我的真正理由”。这很符合他的性格。[25]1530年6月，确认弗朗索瓦一世已经履行其他承诺之后，西班牙官员在法西边境逐个检查和称量了法国官员送来的金币，因为部分金币的重量不足，所以额外索取了22797克朗。然后两位法国王子和埃莉诺一起跨过了边境。两位王子长达四年的不适和受辱终于结束，其中年纪较小的就是后来的亨利二世国王，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幼年受到的屈辱，也不会原谅让自己受辱的人。[26]
查理五世刻意把弗朗索瓦一世的意大利盟友排除在《康布雷和约》之外，迫使他们各自单独向他求和。奥兰治亲王率大军从那不勒斯开往佛罗伦萨，同时皇帝率领另一支军队从热那亚出征，相信他的压倒性军事优势“一定能在各项事务中维护我的声望，并让那些仍然用武力反对我的人”，即费拉拉、佛罗伦萨、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威尼斯，尽快求和。他威胁道，如果他们不尽快来求和，“我将动用在我看来恰当和必需的武力”。但这封信墨迹未干，就有一名快马加鞭的信使从斐迪南那里赶来，送来了令人惊恐的消息：一支庞大的土耳其军队由苏丹亲自统率，正在逼近维也纳。斐迪南狂躁地写道：“这不但影响到我，也影响到陛下。”现在，查理五世必须立刻翻越阿尔卑斯山。[27]
意大利还是德意志？
如今哈布斯堡家族面对的困境并非出人意料。1520年10月，也就是查理五世成为罗马人国王的同一个月，苏莱曼皇子继承了父亲的皇位，成为奥斯曼苏丹。这个巧合让一些观察者认为这两位统治者是“孪生兄弟”，他们的命运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比如伊拉斯谟就认为查理五世和苏莱曼大帝处于你死我活的竞争当中，“最终要决出谁是全世界的唯一统治者，究竟是查理五世还是土耳其苏丹。一个世界不能有两个太阳”。[28]新苏丹继位后几乎立刻开始炫耀武力，率领一支大军沿着多瑙河推进。1521年，他占领了贝尔格莱德，把奥斯曼帝国的边境线推进到了匈牙利边疆。次年，他攻打地中海东部的基督教前哨阵地罗得岛。查理五世做出回应，宣布他将会组织一次大规模反攻，“因为我还在孩提时代就渴望这么做，也是为了履行我作为基督教的主要保护者与捍卫者的职责”。因此，“尽管我目前因为对法战争而无比繁忙并且财政紧张，我仍然决定尽快集结一支舰队去救援罗得岛”。查理五世还宣布自己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从这些残暴的异教徒敌人手中保卫、捍卫和救援罗得岛，投入我的所有王国与领地的资源与力量，如果需要的话还会御驾亲征”。他还敦促其他君主议和并与他联手对付奥斯曼人。[29]这些吹嘘是皇帝于1522年8月在帕伦西亚发出的，但为时已晚：3000公里之外，土耳其人于12月攻占了罗得岛。
1529年的局势与先前不同。土耳其人攻打维也纳的时候，查理五世正在不到1000公里之外的皮亚琴察，并且手握一支强大的军队。9月23日签发的两封信互相矛盾，反映了他的左右为难。其中一封信向姑姑玛格丽特保证：“我已经下定决心，亲自去帮助我的弟弟，因为他急需帮助，并且那里的形势岌岌可危，受威胁的不只是他，而且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我不能，也绝不会背弃他，这是我身为皇帝的职责所在，也是兄弟亲情的要求。并且他是对我非常好的弟弟。”但皇帝给“非常好的弟弟”的信却画风大变。尽管他认同维也纳一旦陷落，会给整个基督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尤其会危及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但他担心“若不事先平定意大利，那么我在动身去援救你之后，威尼斯、佛罗伦萨、费拉拉和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就会联手，把他们的资源凑在一起，并邀请法国人支持他们”。此外，《巴塞罗那条约》要求他首先归还教宗及其亲戚的土地。[30]因此，查理五世认为，与操之过急地离开意大利从而失去之前的所有收益相比，损失奥地利只是“较小的损害”，因此他指示将军们封锁佛罗伦萨，直到它同意美第奇家族复辟；攻击斯福尔扎，迫使“这位公爵做我们之前礼貌地请求他做的事情”；并“尽力蹂躏威尼斯领土”，让“他们的统治者找你们求和”。查理五世向斐迪南做出的唯一让步是放弃去罗马的计划，改为请教宗去博洛尼亚见他，并隐晦地威胁道，既然“我需要把”正在攻打佛罗伦萨的军队带去德意志，那么“我们需要圣父在此事上尽早决断”。[31]
防守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军队的勇敢与强大战斗力解决了查理五世的难题。维也纳守军用火绳枪打退了奥斯曼人的进攻，就像四年前在帕维亚打退了法军一样。10月，围城的奥斯曼军队撤退。捷报传到皇帝手中不久之后，弗朗索瓦一世的私人代表也送来了法王批准《康布雷条约》的文书。现在，皇帝向玛格丽特解释道，尽管他的总体目标是“基督教世界的太平与安定、打退土耳其人和消灭现有的异端思想”，但他首先会“全身心地”“平定意大利”。[32]
1529年11月5日，查理五世进入博洛尼亚，他的前方是炮兵部队和数千士兵，其中有些“打扮成亚历山大大帝的方阵步兵”，也有的“两人一排前进，手持枝叶，象征胜利”。皇帝骑着白马，身穿全副铠甲，在华盖之下行进，直到抵达城门，在那里把钢盔换成帽子，“每当看见沿途窗口有美女就脱帽行礼”。两名官员走在他前方，向群众抛撒钱币，并“高声呼喊‘查理皇帝！’”他来到城市主要广场的时候，“群众突然呼喊‘查理，查理，帝国，帝国，胜利，胜利！’”到目前为止，这场仪式都在模仿为得胜的古罗马皇帝举行的“凯旋式”，但查理五世现在下了马，双膝跪倒在教宗克雷芒七世面前。尽管威尼斯大使加斯帕罗·孔塔里尼听不见“皇帝口中的言辞，因为他通常说话的声音很低”，但孔塔里尼不会错过“查理五世跪着说话”的象征意义。基督教世界的两位领袖下榻在同一座宫殿的相邻房间，所以“如教宗今晨向我展示的那样，只要打开一扇门，就能从皇帝的房间进入教宗的房间”，不会惊动外人。[33]
教宗不仅向孔塔里尼展示了两位统治者会见的地方，还介绍了他们处理公务的方式：“［查理五世］来谈判的时候，带来了他想要讨论的事务的亲笔备忘录，免得遗忘。”其中一份这样的备忘录因为偶然而留存至今：共十九点，有的附带查理五世的批注，包括亨利八世的离婚计划、教宗宽恕查理五世洗劫罗马，以及从西班牙教会榨取财富并扩展王室对西班牙教会的管辖权等。（见彩图13）[34]双方在其他秘密会议上谈的话题，只能从其后的结果当中推测，比如克雷芒七世允许查理五世提名尼德兰的所有教会职务，但其中最重要的决定在圣诞节之前被清楚地公之于众。那时，在博洛尼亚的全体主要外交官聚集在加蒂纳拉的住处，最终敲定这位首相谈成的三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其中一份条约恢复了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米兰公爵地位，条件是他支付查理五世40万杜卡特作为获得公爵地位的费用和另外50万杜卡特作为对之前不忠诚行为的罚金。在他交出这些钱之前，哈布斯堡军队将继续驻扎在米兰公国。另一份条约要求威尼斯向教宗和皇帝归还之前占领的所有土地，并支付查理五世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偿金。第三份条约是在意大利的几乎所有独立统治者之间建立一个防御同盟，并承诺向任何威胁意大利半岛和平的外国势力宣战。[35]教宗和皇帝随后一同参加圣诞节的弥撒，主要的枢机主教宣读了预先约定的布道文之后，查理五世“起立，脱去皇袍，换上别的衣服，外面披了一件教士的法衣，佩上教宗赐给他的剑”。然后他自己宣读了一篇布道文。据教宗的一名幕僚人员说，这是“无比庄严肃穆的布道文，我相信在我们的时代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查理五世的廷臣们“从未见过陛下如此高兴”。[36]
皇帝的大战略
查理五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喜悦，因为他已经顺利解决了自己面临的所有问题，并强迫曾经的敌人按照他的条件议和。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感到惴惴不安。1530年1月11日，他为斐迪南撰写了一篇很长的“国情咨文”。这份文件是“机密的，因为除了你之外，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些事情”。文件的开头强调了他真心实意地致力于帮助弟弟对抗土耳其人，并补充说，其他君主没有出手援助斐迪南，或许“主要是因为你我是兄弟，他们认为你我的核心利益是一致的。这当然是对的，因为我们是一致的”。他敦促斐迪南不要与苏丹缔结停战协定，不管期限多么短暂，因为“如果苏丹觉得自己在你那里是安全的、自由的，就会攻击帝国的另一个地区”。查理五世表示赞同教宗的意愿，即把基督教世界的全体君主都团结起来，组成反对土耳其人的联盟。这样一个联盟在将来能为斐迪南提供更多援助。他还重申自己的打算，即返回德意志解决那里的宗教问题。[37]
随后查理五世介绍了他刚刚缔结的几项和约。他承认，这些和约的条件并不十分理想，但因为他缺乏资金，所以不可能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八年的战争已经让意大利十室九空、一贫如洗，并且（查理五世悲哀地补充道）“你肯定知道，西班牙人坚决反对我把西班牙的资源用到意大利”（从1522年到1529年，他从西班牙向意大利输送了超过200万杜卡特的资金）。此外，亨利八世显然打算与凯瑟琳离婚，“这违背了公义和理智，也没有得到教宗的同意。如果他真的离婚，我们就肩负不可推卸的责任”去干预。主要的变数是弗朗索瓦一世是否会遵守诺言、维持和平。查理五世推测，如果战争再次爆发，那么很可能会从意大利开始，所以他建议在意大利维持21000人的德意志和西班牙常备军。
在此之外，前景并不明朗。所以查理五世征询弟弟的意见。如果可能的话，查理五世仍然希望在罗马接受教宗加冕，成为皇帝，然后去那不勒斯王国恢复秩序，再从德意志去尼德兰，从那里返回西班牙。但如果斐迪南认为皇帝必须去德意志，查理五世就愿意在博洛尼亚接受加冕，然后直接去德意志。无论如何，“我向你保证，弟弟，你也可以代表我向帝国会议保证，在渡海［去西班牙］之前，我一定会访问德意志并确保你成为罗马人国王”（查理五世加冕为皇帝之后，罗马人国王的位置就自动空出来了）。皇帝最后道歉说，尽管这封很多页的“书信冗长，并且有很多重复和错误，我还有其他事情想要更详细地与你分享，但那些都可以等到我们见面时再谈”。
就像五年前帕维亚战役前夕他对局势的长篇分析一样，这一次查理五世或许同样主要是想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思考记录在案，作为备忘录。在斐迪南回信之前，查理五世已经处理了好几样关键事务，尤其是关于是否留在博洛尼亚并在那里加冕的决定。加冕礼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了。教宗克雷芒七世尝试把博洛尼亚装扮得更像罗马（或者说，更像被查理五世军队洗劫之前的罗马）。所以，加冕礼的举办场地圣佩特罗尼乌斯大教堂的内外都被改造了一番，让它更像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查理五世询问加蒂纳拉，是否应当把伦巴第的铁王冠[38]弄来。首相建议不要这样做，因为在上一次皇帝加冕礼（那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上“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没有接受铁王冠”，但最后在博洛尼亚还是举行了双重的加冕礼。[39]1530年2月22日，克雷芒七世宽恕了查理五世的一切罪行（包括洗劫罗马），然后为他戴上铁王冠；两天后（即皇帝的三十岁生日和帕维亚大捷的五周年纪念日）为他戴上皇冠。教宗仔细地强调这些仪式的神圣性。在皇帝加冕礼上，查理五世被任命为教会的司铎，克雷芒七世赐给他一支仪式宝剑，象征他现在有权以教会捍卫者的名义发动战争；赐给他一个金球，象征他现在拥有整个地球。随后，教宗与皇帝在同一顶华盖之下在全城游行。[40]
这些仪式令当时的人为之神往和陶醉。在威尼斯，马里诺·萨努多在他的《日记》里用二十五张对开纸抄录了对皇帝加冕礼的各种描述，并附上当时在全欧流行的诸多雕版画中的两幅。想要巴结查理五世的人纷纷请艺术家创作纪念性的作品：佛罗伦萨、罗马、维罗纳、佩萨罗和博洛尼亚都创作了壁画，塔拉索纳[41]的市政长官命人修建了一座华美的拱门，佛罗伦萨有人创作了大型雕塑，等等。[42]查理五世对这些阿谀奉承都很冷淡。有人在圣佩特罗尼乌斯大教堂建造了纪念他到访的礼拜堂和拱门，他拒绝为其买单。曼托瓦侯爵把大画家提香带到博洛尼亚，“为皇帝画像”，皇帝却冒犯了提香。据愤怒的曼托瓦大使说，查理五世给提香创作的肖像只支付了“区区一个杜卡特”，尽管“他每晚在陪睡的女人身上都要花两个杜卡特”。皇帝离开博洛尼亚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高兴得就像刚刚逃出监狱的人”。[43]
查理五世骑马北上去曼托瓦，在那里和曼托瓦侯爵一起放鹰、打猎。皇帝把曼托瓦侯爵提升为公爵，还安排把自己的亲戚之一嫁给他。皇帝还欣赏了图拉真柱[44]的一个复制品，上面装饰的图案是查理五世作为“世界之主”的胜利景象。他在曼托瓦差不多待了一个月，希望他的军队与此同时能够迫使佛罗伦萨投降，从而在他离开意大利半岛之前结束战事。但佛罗伦萨仍然在抵抗，所以他在4月不情愿地继续北上。查理五世在特伦托又耽搁了一段时间，又一次把享乐置于公务之前，在那里“花了些时日猎熊”，然后于5月2日在布伦纳山口会见了自己的弟弟。斐迪南后来竖立了一座纪念碑来纪念这次兄弟重逢。斐迪南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见到兄长了。经历了那么多耽搁、食言和拖延，兄长终于来了，并且已经是得到加冕和祝圣的皇帝，这对斐迪南来说真是神迹。[45]
从布伦纳山口到布鲁塞尔
自查理五世1521年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之后离开以来，德意志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土耳其人无情地沿着多瑙河推进到维也纳城下之外，农民战争于1524年9月爆发，持续了将近一年。这是好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尽管斐迪南不断对兄长说，农民军将会吞没整个德意志，但查理五世对这次起义大体上置之不理（就像他没有理睬土耳其人一样），因为他希望这个问题会自行消失。在农民起义和土耳其人这两方面，皇帝的运气都很好，再加上斐迪南手腕娴熟地部署现有的资源，所以最终帝国取得了胜利。第三个问题——异端思想的传播——就不是那么容易处置了。
路德在沃尔姆斯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之后，又带有挑衅意味地向皇帝指出：“没有人站出来，以《圣经》为论据，驳斥我的小书里据说存在的信仰错误。”天主教徒拒绝与他辩论，这就给了路德一场重要的道义和智识上的胜利。查理五世不打算重复之前的错误。在尼德兰，他命令烧死所有追随十三个异端分子（包括路德）的人，并焚毁其著作；在德意志，他命令路德派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在新一届帝国会议（在奥格斯堡举行）上表达自己的论点。[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