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皇帝的地位稳如磐石：法国、海尔德和意大利各邦都已经接受了对他们来说可耻的和平；土耳其人已经退却；教宗已经宽恕了他并为他加冕。他于1530年6月15日庄严进入奥格斯堡的入城式能够反映他的春风得意。查理五世向德意志的精英们致敬，“与他们分别握手并客气地问候之后”，全身穿着金光灿灿的华服，骑着白马，在华盖之下走过奥格斯堡的大街小巷。他两侧分别是斐迪南和阿莱安德罗。此时阿莱安德罗又一次成为教宗在皇帝宫廷的大使。选帝侯们走在他们前方，帝国会议和外交使团的大约150名成员跟在他们身后。但这种象征着权力与和谐的景象在次日就彻底粉碎了。在次日的基督圣体节庆祝活动中，皇帝走过街道，而德意志的路德派诸侯拒绝参加游行。此前路德派诸侯就因为他们的信仰受到谴责而发出了正式抗议。[47]
查理五世面对如此重大的挑战时，身边没有一位资深的政治家辅佐他。1530年6月5日，就在皇帝一行人准备离开因斯布鲁克去奥格斯堡的时候，首相去世了。如丽贝卡·阿德·布恩[48]所说：
不管是因为他本身的才华，还是因为他受过的良好教育，加蒂纳拉作为谋臣拥有的最大优点就是他能够从对手、臣民和恩主的视角来审视问题。不管是新西班牙[49]的阿兹特克农民、德意志的路德派士兵、布拉班特的公爵夫人、英格兰国王还是意大利的教宗，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动机，而加蒂纳拉认真地去理解他们的利益和动机。[50]
在博洛尼亚，首相不仅取得了他最精彩的外交胜利（说服除了佛罗伦萨之外意大利所有邦国的统治者按照查理五世的条件议和），还赢得了一项个人层面的胜利：他说服主公将他憎恶的竞争对手、皇室告解神父加西亚·德·洛艾萨·门多萨流放到罗马。不过这个胜利很快就没有意义了。洛艾萨已经帮助查理五世做好准备，迎接没有加蒂纳拉的生活，并警示道：“如果首相去世或者离开您的宫廷，您不应当任命一个继任者”，“我建议陛下担任自己的首相，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另外两名大臣处置”，即弗朗西斯科·德·洛斯·科沃斯和尼古拉·佩勒诺·德·格朗韦勒。洛艾萨得知自己的竞争对手去世后，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我始终认为，洛斯·科沃斯秘书是陛下可以托付机密的人，因为他懂得如何弥补您的疏忽……他对您十分爱戴、忠心耿耿，并且极其审慎。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挖空心思地在您面前抖机灵，也从不饶舌地谈论主公的事情。”告解神父还赞扬了格朗韦勒：“他彬彬有礼、知识渊博、精通拉丁文、谈吐文雅、有权威，是个优秀的基督徒，忠诚、值得信赖，并且他很熟悉自己的工作。他与好人结交，厌恶坏人。他讲话的时候不像秘书［洛斯·科沃斯］那样有魅力，但非常耐心，我相信他能够抵制诱惑。”[51]这两位大臣在加蒂纳拉去世的时候都在查理五世身边，于是他接受了洛艾萨的建议：格朗韦勒成为“掌玺大臣”，主管北欧事务；洛斯·科沃斯负责西班牙及其在地中海与美洲的属地。这两位大臣配合得很好，成为长期在帝国核心掌舵的重臣。
查理五世不会因为接受洛艾萨的建议而后悔。1543年，他在给儿子写的秘密指示中赞扬了两位大臣的优点和功绩（见第十一章），但在1530年6月，格朗韦勒和洛斯·科沃斯都还不像加蒂纳拉那样精明老练，所以无法安抚在德意志涌现的那些互相争斗不休的宗教群体。洛艾萨也做不到。他起初建议查理五世：“如果您决定恢复德意志的秩序，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用礼物和甜言蜜语拉拢领头的人物。”至于“平民百姓，如果在您颁布了皇帝敕令和警告之后他们还不就范，那么治疗他们的最好医药就是武力”。洛艾萨最后举了一个很危险的例子：“平定西班牙叛乱［公社起义］的唯一办法就是武力，也只有这种办法能对付德意志对上帝的背叛。”[52]
查理五世起初表示同意。在他进入奥格斯堡不久前，阿莱安德罗敦促他“用利剑”对付异端分子。“皇帝答道，处置异端分子的最好工具不是剑，而是绞刑架。”但佛罗伦萨围城战尚未结束，皇帝没有资源来恫吓路德派教徒，并且弗朗索瓦一世有可能在他的两个儿子回国之后再次宣战，所以查理五世决定暂时先安抚路德派教徒。一位参加帝国会议的路德派诸侯宣称，“他宁愿掉脑袋，也不愿失去上帝之言的指引”，这时皇帝用他蹩脚的德语着急地说：“不砍头！不砍头！”[53]
路德派教徒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4月，在帝国会议之前，萨克森的一群官员会见了路德和其他一些神学家，最终敲定了路德派的教义。这份文件有二十一条概括了路德神学的核心元素，还有七条捍卫了他们的神学革新。6月25日，他们将“一份由他们及其追随者签名的、德文和拉丁文双语的文件”呈送给帝国会议。这就是后来的所谓《奥格斯堡信条》。查理五世和帝国会议花了两个钟头听萨克森首相缓慢地用德语宣读全文。路德得意扬扬地说，谁能想到，他的“作品和教义如今被摆在皇帝陛下和整个帝国会议的鼻子底下，让他们非听不可，还不能提出反对？”一名萨克森官员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54]
现在，洛艾萨敦促主公选择更温和的路线：
陛下应当与整个德意志达成协议。请假装异端思想不存在，允许德意志人按照他们的想法生活。您应当与他们合作，让他们放弃过去的一些错误，让所有人都接受比较容易接受的东西。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把您当作主公来侍奉，服从您的命令，与您一起保卫德意志和匈牙利，抵抗土耳其人。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应当在一段时间内为您提供军队和经费。
查理五世尽力而为。据路德派的一位风趣才子说，查理五世甚至在“公开场合表达中立，因为他在听我们的《奥格斯堡信条》时睡着了，后来听我们的对手回应的时候也睡着了”。[55]皇帝设立了一系列委员会，任命不同的人员到这些委员会，指示他们对神学问题达成共识。他还花了大量时间与主要诸侯一起宴饮和狩猎，努力促成和解。8月，他向帝国会议发表了“长篇演讲”，告诫路德派教徒回归天主教信仰，“遵循他们的先辈数百年来的一贯风俗”，否则“他将不得不视他们为敌人，用武力对付他们，因为他曾经宣誓这么做”。但在这些慷慨陈词之后，他再次表示希望“在主要问题上找到某种和解的办法”，并宣布自己愿意允许路德派继续活动，直到举行一次全面的宗教会议。[56]
查理五世还运用恐惧来促成自己的目标。据在奥格斯堡的一个威尼斯人说：“毫无疑问，除非路德派的问题能够解决，除非德意志诸侯能够与皇帝和解，否则当土耳其人再次进攻时，德意志就必定毁灭。”但在十周的商谈、演讲、宴会和一团和气之后，帝国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就解散了。洛艾萨努力安慰主公：“这些异端分子如此任性、如此无耻地固守他们的错误，这让我的心情很沉重。”但查理五世仍然很郁闷。他在10月20日告诉洛艾萨：“这些异端分子如此冥顽不灵，没有一样政策有效，没有一种办法能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继续说道：“我明白，如果有什么办法强迫他们，我们就可以坦坦荡荡地对付他们；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也没有对付他们的手段，因为我现在疲惫、茕茕孑立、孤立无援，而他们的势力太强，所以要想战胜他们，我需要强大的力量。真正的补救办法是召开宗教会议。”但随后查理五世又改了主意。1530年11月19日，他和帝国会议的天主教成员颁布了一条法令，谴责那些之前在沃尔姆斯就“被禁止的学说”，因为“它们在普通民众当中传播了许多错误思想”。根据这条法令，所有在五个月内仍不接受天主教教义的人（法令当中明确解释了天主教教义包括哪些内容）将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57]
琳德尔·罗珀[58]认为，双方在奥格斯堡都浪费了一个黄金机遇，而这样的机遇一去不复返：
双方都表现出愿意妥协，并且说到底双方的分歧并没有严重到必然会发生后来的分裂。但双方始终存在隔阂，是因为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在婚姻、圣餐和其他问题上，新教徒根本不相信天主教徒说的话是真诚的，或者不相信他们会遵守诺言。新教徒害怕自己一旦妥协，会导致他们在宗教会议上被彻底打败，而这样的宗教会议在德意志境外举行，是专门用来打败他们的。天主教会的分裂并非不可避免，但双方错失了阻止分裂的良机。
萨克森选帝侯邀请其他的路德派诸侯到小城施马尔卡尔登会晤，组建了一个联盟“用来防御和保卫我们自己、我们的臣民以及我们的亲友，从而抵抗不公正的强制行为”。1531年2月27日，路德派诸侯正式签约，组建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由萨克森选帝侯和黑森方伯菲利普领导。[59]
查理五世不仅没能给德意志带来宗教和平，也未能说服教宗去改革教会。他在博洛尼亚会见克雷芒七世的时候与教宗谈过此事。1530年10月20日，也就是查理五世向洛艾萨表达怒气（见上文）的同一天，查理五世给教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亲笔信，“无比真诚地恳求圣父尽快召集宗教会议，因为这是形势的急迫需求；为了达成尽可能好的效果，圣父应当写信给其他君主与权贵，解释为什么”需要建立一个抵抗土耳其人即将发动的进攻的统一战线，并阻止“近期出现的异端思想”继续蔓延。查理五世建议在曼托瓦或米兰召开宗教会议，因为“这两地距离德意志最近，而德意志是异端思想最严重的地方，会议必须做出相应的处置”（这说明，此时查理五世认为新教主要是德意志的问题）。但克雷芒七世没有兴趣。给他送来皇帝的信的使者报告称，教宗“读了信，半途长叹一口气，读完了又长叹一口气”。克雷芒七世的叹气，以及他坚决反对召开宗教会议，导致又一次“错失了阻止分裂的良机”。[60]
不过查理五世在别的地方取得了两项胜利。在意大利，尽管佛罗伦萨共和国抵抗他的军队长达十个月，但还是在1530年8月投降。两个月后，皇帝给佛罗伦萨强加了一部宪法，让美第奇家族时隔三年之后恢复了统治权，并任命克雷芒七世的侄子亚历山德罗（与查理五世的私生女玛格丽塔订了婚）为佛罗伦萨统治者。另一项胜利与查理五世的弟弟有关。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及其周边飨宴和狩猎的时候，说服了选帝侯们接受斐迪南为罗马人国王。只有属于路德派的萨克森选帝侯拒绝，其他选帝侯都同意投票给斐迪南，条件是：皇帝向其支付在1519年许诺的奖赏（此时还没有付清），处理他们每个人的申诉，并从“法国国王的儿子们的赎金”里拿出20万杜卡特分给他们。[61]1531年1月，查理五世举办了一次奢华的宴会，庆祝他的弟弟在亚琛加冕为罗马人国王。大多数路德派教徒抵制了这次宴会。德意志现在同时有一位皇帝和一位皇储，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据一位大使说：“皇帝陛下十分喜悦和诙谐，这表明他非常开心。此前从来没有人看见他这么高兴过。”[62]时隔将近九年，查理五世终于在此时返回了他出生的国度。
整顿尼德兰
但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已经不能在尼德兰迎接他了。1530年11月，五十岁的玛格丽特口述了给查理五世的最后一封信，说自己唯一的遗憾是“我在死前不能再见你一次，与你谈一次”。这表明了她对自己抚养长大并为其效力的侄子是多么忠诚。她指定他为自己全部财产的继承人，于是他获得了勃艮第的弗朗什-孔泰（“我恳求你将它保留在自己手中，从而让‘勃艮第’的名字不会消亡”）、她的精美藏书和艺术品收藏，以及“你的尼德兰，我不仅维持了你离开它时的模样，还大大扩张了它”。这指的是尼德兰在1515年购得弗里斯兰（但完全的实际控制要等到1524年）、1521年吞并图尔奈、1528年吞并乌得勒支和上艾瑟尔。[63]玛格丽特去世后，她的两名资深大臣立刻执掌了政权，并向查理五世承诺，他们将每天两次征询议事会其他成员的意见，并“尽可能少地处置重要事务，等待陛下的指示”。查理五世表达了自己的哀恸，“因为我把她视为自己的母亲，像对待母亲一样对待她”，随后批准了上述的过渡安排，但没有告诉大家，他已经选定了玛格丽特的继任者——他的妹妹、孀居的匈牙利王后玛丽。[64]
玛丽于1513年离开梅赫伦，后来嫁给波希米亚与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后者于1526年在摩哈赤战役中阵亡后，玛丽推动选举斐迪南为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国王。查理五世直到1530年夏季才再次见到妹妹，问她是否愿意在姑姑玛格丽特辞世或退休后接替她治理尼德兰。玛丽原则上同意了。查理五世在1531年年初给她发了正式的邀请函，但说：“等我们见面之后再谈你的具体地位，因为你我比较有空闲的时候就能更好地讨论最佳选择。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给你一些好的建议，让你能够更好地实现你那些值得赞扬的意愿，即把一切事物都处置妥当，我也能亲自向你介绍你的职责。”[65]这一席唠叨话掩饰了一个重要的革新：从此之后，查理五世会亲自不厌其烦地培养那些他打算把帝国之内最重要的职责托付给他们的人。
尼德兰为了统治者的归来而喜悦。等级会议呈送给他一系列精美绝伦的挂毯，描绘的是在帕维亚打败勃艮第家族的宿敌的胜利（见彩图14）。一些城镇请人写诗歌颂他的胜利和安全归来，或者竖立纪念碑。布鲁日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壁炉，上有真人尺寸的查理五世及其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雕像（见彩图15）。
这些热情的欢迎似乎让皇帝心情大好。在1月底的一份关于“陛下的健康状况”的公告中，费尔南·洛佩斯·德·埃斯科里亚萨（查理五世的御医）表示：“我从未见过他比如今更健康、更强健。”御医认为这是因为“陛下看到自己出生的土地，呼吸到了故乡的空气，并与那些和他一起长大的人谈话，这些让他无比喜悦”。埃斯科里亚萨医生的唯一担忧是，查理五世的饮食没有规律：晚上“他什么都不吃”，“因为他白天吃了很多，所以不吃晚饭”。这个问题会继续让他的御医们烦恼。不过，查理五世很快就用一个惊人的例子表明他的身体是多么强健有力。在根特的一次比武大会上，他“对各种武器的运用都极其熟练和精湛，足以与全世界最优秀的武士比肩”。[66]
但国内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他的妹妹玛丽后来回忆说，查理五世在1531年返回布鲁塞尔之后，“发现他的主要大臣之间有很多争斗，司法工作被忽视，各等级心怀不满”。荷兰的各等级尤其桀骜不驯，要求统治者先处理他们的申诉，然后他们才投票拨款。查理五世恼火地答道：“我希望你们能信任我。我不会和自己的臣民讨价还价。”[67]玛丽谈及的另一个问题让查理五世更为担忧。他向斐迪南透露：“我发现，我的官员之间存在严重的敌意、私仇以及拉帮结派的现象”，“经常互相争斗”。因此，“为了查清真相，我跟进了我的财务官员受到的指控，审阅了他们从1520年到1530年的十年间的账目，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贪赃枉法行为”。不过，“尽管有些事务不是非常令人满意，但我没有发现贪污的现象”。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君主居然亲自审查过去十年间的公共财政，这景象一定会让谢夫尔男爵高兴。查理五世的勤奋帮助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如果这里有问题的话，主要原因是所有人都期望得到许多特权，从而限制我的主权［hauteur］，让我变成和他们几乎平等的同僚，让我再也不能掌控全权［casy nous demouryons compagnons et moy non seigneur］。”[68]
因此，查理五世决定全面整顿尼德兰的中央政府。他设立了三个“平行的会议”来辅佐玛丽：国务会议负责外交、国防和宗教；枢密院负责立法的准备工作，并审理下级法院提出的民事与刑事上诉；财政会议负责监管赋税的征收和分配、贷款与还款，以及所有的国有资产。他给这三个会议以及玛丽的指示，都给他自己保留了很大的决定权，规定很多涉及范围广泛的事务只有他能够做决策。这无疑是为了防止玛丽像玛格丽特那样自行其是。在这方面，他失败了：不到一年之后，查理五世就允许玛丽拆开所有经过她的手但写给他的信，就像他们的姑姑之前做的那样；而玛丽给他的信往往包括他应当如何操作的评论和建议。查理五世还设立了“热线”。“如果发生了什么需要保密的事情，我就亲笔写信给你，”他告诉妹妹，“你也这样做。”[69]
除了放权给妹妹，查理五世别无选择。他和弟弟在亚琛的加冕礼宴会之后分别，没过多久斐迪南就恳求他返回德意志，应对土耳其人又一次入侵的威胁，并对付顽固不化的路德派。查理五世抗议说，尼德兰事务“需要我投入更多时间和更多精力，比我之前预想的要多”，另外，“你可以想象，我离开西班牙王国越久，那里的事务就越需要处理，这让我的西班牙臣民遇到许多困难、发出许多怨言，所以我不能再耽搁了，必须尽快返回西班牙”。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查理五世用颇有“被动攻击性人格”色彩的言辞告诉弟弟，他将会返回德意志，即便这意味着“延误其他所有事务，尽管你可以想象，这些事务对我的诸王国、领地和臣民是多么重要”。他还警示道，他在德意志只能待“最多一个月，因为我的其他事务都亟须处理，再也不能耽搁了”。不过他还是找到一系列理由推迟启程去德意志，比如尼德兰的紧急政务和“长时间、令我身体虚弱的重感冒”。但外国大使们说，这些都没有妨碍查理五世经常参加比武竞技，并且“他几乎每天都打猎”，“他回避朝政，成天玩乐”。罗马教廷大使阿莱安德罗于1531年11月返回皇帝宫廷，才促使查理五世停止拖延。[70]
查理五世后来回忆说，罗马教廷大使在回来之后第一次觐见时，先是“提醒我［沃尔姆斯］帝国会议的议程，比我自己的记忆还要清楚，这让我很吃惊”。（也许皇帝认识到，他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的立场是错误的，而罗马教廷大使是正确的？）阿莱安德罗利用这个优势，大胆地说：“历史证明，只有通过流血才能消灭严重的异端思想。”所以他敦促查理五世在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各邦征募军队。皇帝几乎立刻就同意了。1532年1月3日，他通知弟弟：“我之前一直没有给你写信，但现在我确定自己即将启程。我之前很多次告诉你我要来，但后来都食言了，但这一次我不会向你撒谎了，再也不会。”[71]他承诺在两周内离开布鲁塞尔，在雷根斯堡召开帝国会议并亲自征讨土耳其人。这一次，他没有食言。
[1] ASMa AG CE Napoli e Sicilia 810/125，Lautrec to the marquis of Mantua，‘From the camp before Naples’，1 June 1528.感谢毛里奇奥·阿尔法约利提供了这份参考资料。
[2] Robert，‘Philibert de Chalon’，ⅩⅩⅪⅩ，174-81，Charles to the prince of Orange，19 July 1528；Cadenas y Vicent，El Protectorado，85-8，在7月19日与多里亚达成一致的条款，8月10日得到御前会议批准，查理五世于次日签名（英文概述见CSPSp，Ⅲ/2，765-8）。查理五世在此前授予部下全权的例子只有一个，就是在1519年授权部下帮助他参选罗马人国王。
[3] Sanuto，Ⅰ diarii，XLVIII，cols 478-80，‘Capitoli et conventione afirmati’ between the prince of Orange and the marquis of Saluzzo，Aversa，30 Aug. 1528.
[4] Arfaioli，The black bands，165. 阿尔法约利对此次围城战的记述（‘See Naples，then die’：Arfaioli，The black bands，115-62）是现有最好的一份。
[5] CDCV，Ⅳ，495 （Memoirs）；Salonia，Genoa’s freedom，141；Keniston，Memorias，171 （Sancho Cota）. 关于多里亚的其他动机，见Pacini，La Genova，42-5。
[6] KFF，Ⅰ，277-81，Charles to Ferdinand，26 Mar. 1525；BAV Vat. Lat. 6753/264-5v，Navagero to the Signory，23 May 1527；Firpo，Relazioni，Ⅲ，60，Relation of Federico Badoer，Feb. 1557；ASF MdP 4301/209-13，Ricasole to Duke Cosimo，27 Sep. 1543；Bornate，‘Historia’，545-8，Leyva to Charles，7 Jan. 1529.
[7] 保罗·乔维奥（1483～1552）是意大利的医生、历史学家、传记家和高级教士。他曾担任教宗克雷芒七世的御医，还收藏油画和文物。他亲身经历或者见证了意大利战争的许多重要事件，他的历史著作是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史料。
[8] AGS E 848/64-5，Praet and Mai to Charles，Rome，12 Aug. 1529；NBD，2. Erg?nzungsband 1532，102-7，Aleandro to Sanga，25 Mar. 1532；NBD，ⅩⅢ，116-21，Nuncio Camaini to Cardinal del Monte，16 Sep. 1552，已解码的附言（所有引用均为斜体）。对于文艺复兴时代运气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更广泛的阐释见Buttay-Jutier，Fortuna，and Crouzet，Charles de Bourbon，154-62 and 191-9。感谢毛里齐奥·阿尔法约利提醒我“恺撒的好运”的重要性。
[9] Boone，Mercurino，132 （加蒂纳拉的《自传》显然引用了他于1528年12月29日写给奥兰治亲王的亲笔指示：“如果上帝愿意赐给我们胜利……我们不要白白丢掉胜利果实，就像过去那样。”HHStA，Belgien PA 66/4/379-82v）；RAH Salazar A-43/184-9，Alonso Sánchez to Charles，21 Sep. 1528.
[10] AGS E 848/36，Mai to Charles，Rome，11 May 1529，汇报了他在4月24日的觐见（Heine，Briefe，520-1中收录了部分，但有些错误）；LCK，Ⅰ，296-8，Charles to Clement，Apr. 1529，亲笔原件的副本；AGS E 848/14，Mai to Charles，Rome，8 June 1529 （报告了克雷芒七世的宣言）。
[11] Dumont，Corps，Ⅳ/2，1-7，‘Tractatus confoederationis inter Carolum V ... & Clementem Ⅶ’，Barcelona，29 June 1529；AGS E 848/5-6，Brief of Clement Ⅶ，6 Aug. 1529；L&P Henry Ⅷ，Ⅳ/3，2583-4，English ambassadors in Rome to Wolsey，16 July 1529. 根据克雷芒七世在1529年8月13日的宣言，加蒂纳拉成为枢机主教。
[12] PEG，Ⅰ，427-32，Charles’s instructions to Baron Balan?on，Sep. 1528，亲笔信的副本；KFF，Ⅱ/1，295-308 and 335-46，Charles’s instructions to Baron Montfort，8 and 28 Nov. 1528 （后一份指示紧接着前一份指示送抵）；Sanuto，Ⅰ diarii，L，cols 279-81，ambassador Malatesta to the marquis of Mantua，24 Feb. 1529；RVEC，424-30，Salinas to Ferdinand，3 Apr. 1529。关于他的西班牙大臣阻挠他去意大利，见下文。
[13] Sanuto，Ⅰ diarii，L，cols 63-4，letter from Giovanni Battista Grimaldi to the Grimaldi company in Genoa，10 Feb. 1529. CDCV，Ⅰ，137-54刊载了查理五世1529年3月8日签署的各种文件和指令。他在当天签署的遗嘱没有一份副本存世：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份遗嘱的存在，单纯是因为他的姑姑玛格丽特说她收到了一份。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大多数议事会的设立与改革的准确日期，因为查理五世曾多次重组各个议事会，例如Carlos Morales，El consejo，25-34谈到了1522年中期到1525年1月16日（在这一天，洛斯·科沃斯让议事会全体成员宣誓）之间财政议事会的逐渐重组。Espinosa，The empire，281提供了当时查理五世中央政府架构的精彩图示。
[14] 这里指的是奥兰治亲王菲利贝尔·德·沙龙（1502～1530），他是沙龙家族最后一位奥兰治亲王，当时的奥兰治是今天法国南部的一个领地。菲利贝尔是查理五世麾下的将领，在意大利为皇帝作战，参加过洗劫罗马城，1530年在攻打佛罗伦萨城时阵亡。菲利贝尔没有子嗣，把奥兰治亲王的头衔和领地传给了外甥勒内，条件是他改用沙龙家族的姓氏和纹章。
[15] RAH Salazar A-44/37-41，Charles to Leyva，16 Feb. 1529，由加蒂纳拉起草，但被大幅修改。
[16] AGS E 267/161-3，‘Traslado de los capítulos que se enviaron a Don Ugo de Moncada，y después de su fallecimiento al príncipe de Oranges’，那不勒斯，原本签署的日期是4月19日，但修订于1529年5月16日，备忘录。查理五世给莱瓦和其他在伦巴第的大臣发去了类似的指示。
[17] Moone，Mercurino，136，加蒂纳拉的《自传》，写作时间显然是他和查理五世在巴塞罗那等待期间；Headley，‘The emperor’，35 note 20，引用了一份德文的小册子：“皇帝万岁！皇帝万岁！走得更远！走得更远！世界的统治者！”（Keyser/Keyser/for uber/for uber/herre der weldt！）
[18] Sanuto，Ⅰ diarii，LⅠ，cols 399-403，‘Raporto’，20 Aug. 1529；Boom，‘Voyage’，62.从Sanuto，Ⅰ diarii，vol. 50（涵盖了1529年3～6月）的索引项“Austria，Carlo di”中可以看出威尼斯大使高度关注查理五世是否会来意大利、什么时候来，以及这可能导致何种后果。
[19] KFF，Ⅱ/Ⅰ，315-17，Charles to Ferdinand，4 Nov. 1528 （又见LCK，Ⅰ，291-2，and Le Glay，Négociations，Ⅱ，675-6）；RAH Salazar A-44/37-41，Charles to Leyva，16 Feb. 1529 （不过在一周后写了一份附言，说如果他碰巧在意大利遇见弗朗索瓦一世，“也许我们可以对付他的挑战”）。HSA B 2854，Charles to Henry Ⅷ，31 Oct. 1528 （草稿见AGS E 16/285），是发给其他“帝王与君主”的书信之一。
[20] L&P Henry Ⅷ，Ⅳ/2，1918，treaty of Hampton Court，15 June 1528 （概要）；Dumont，Corps，Ⅳ/1，514-15，Treaty of Gorcum，3 Oct. 1528 （部分）。
[21] Gachard，‘Charles Quint’，567 note，Charles to Margaret，15 Oct. 1528；BL Cott. Ms. Galba B.IX/220-1，查理五世任命玛格丽特为他在和谈期间的“不可取消的特命全权代表”（procuratrix générale，spéciale et irrévocable），经过公证的文书（刊载于Ordonnances des rois de France. Règne de Fran?ois Ier，V/2，253-4，随后是弗朗索瓦一世授予同等权力给路易丝的文书，1529年6月2日）。
[22] Ordonnances des rois de France. Règne de Fran?ois Ier，Ⅴ/2，221-56，and Dumont，Corps，Ⅳ/2，7-17，peace of Cambrai，5 Aug. 1529，插入了《马德里条约》（但没有发表）。
[23] AGS GA 2/29-30，Charles to the empress，Genoa，30 Aug. 1529；Le Glay，Négociations，Ⅱ，693-7，Praet to Granvelle，31 Aug. 1529.
[24] Ordonnances des rois de France. Règne de Fran?ois Ier，Ⅴ/2，276-8，and Dumont，Corps，Ⅳ/2，52-3，弗朗索瓦一世在巴黎高等法院对《康布雷和约》的“抗议”，1529年11月16日。
[25] AHN Nobleza Frías C.457 D.43，‘Sentencia del Condestable’ on Juan de Jalón（他试图帮助两位王子逃走）28 May 1529 （Jalón在次日被处死）；AHN Nobleza Frías C.23 D.26，Charles to the Constable of Castile and marquis of Berlanga，Palamos，1 Aug. 1529；CDCV，Ⅰ，186，Margaret to the empress，15 Dec. 1529；AGS GA 2/29-30，Charles to the empress，30 Aug. 1529；and AHN Nobleza Frías C.23 D.27，empress to Berlanga，27 Sep. 1529 （逐字逐句地传达了她丈夫的命令）。
[26] AGS CMC 1a/590/1，‘Cuenta de álvaro de Lugo’是收取的“法国国王儿子们的赎金”，记录了额外的金币。Sanuto，Ⅰ diarii，LⅢ，cols 344-5，Andrea Corsoni to Guido Rangon，Bayonne，2 July 1530记载了释放人质之前“无休止地称量钱币”。今天，只要去一趟佩德拉萨德拉谢拉，就能理解亨利二世为什么始终没有原谅或忘怀他被关押在那里的遭遇。
[27] KFF，Ⅱ/2，484-9，Charles to Ferdinand，Voghera，5 Sep. 1529；and 473-6，Ferdinand’s instructions to Count Noguerol，Linz，18 Aug. 1529 （又见CDCV，Ⅰ，159-61）。
[28] CWE，ⅩⅧ，19-22 （#2481），Erasmus to Bernard Boerio，11 Apr. 1531. 六十年后，葡萄牙编年史家蒂欧格·都·科托说苏莱曼“继承奥斯曼帝国的那一天，恰恰也是战无不胜的查理五世皇帝加冕的日子”，从而增强了他俩是“孪生兄弟”的意味。但实际上苏莱曼继承苏丹宝座的日子是1520年10月1日，而查理五世加冕为罗马人国王的日子是23日，见Lima Cruz，Diogo do Couto，Ⅰ，191-2 （década Ⅷ，libro Ⅲ ch. 1）。感谢Sanjay Subrahmanyam和Jane Hathaway给我提供了这些数据。
[29] LCK，Ⅰ，66-8，Charles to La Chaulx （他派往罗马的特使），and BKK，Ⅱ，151，Charles to Margaret，both from Palencia，25 Aug. 1522。
[30] Gachard，‘Charles Quint’，573，Charles to Margaret，23 Sep. 1529；KFF，Ⅱ/2，499-509，Charles’s instructions for Noguerol，returning to Ferdinand，23 Sep. 1529.
[31] AGS E 1555/130 and 131，Charles to de Praet and Mai，16 and 20 Sep. 1529；AGS E 848/7，Charles’s instructions to the archbishop of Bari，going to the pope，9 Oct. 1529.
[32] Gachard，‘Charles Quint’，575 n. 1，Charles to Margaret，16 Nov. 1529.又见AGS E 1454/171，Gattinara to Charles，1 Nov. 1529是喜讯从维也纳传来之后立刻写的，“既然土耳其人如今已经撤退，陛下就不必那么着急去德意志了”，皇帝应当首先“安排意大利事务”。
[33] 细节来自Giordano，Della venuta，24-37 （‘Carlo，Carlo，Imperio，Imperio，Vittoria，Vittoria！’），and Sanuto，Ⅰ diarii，LII，cols 180-1，Gasparo Contarini to the Signory，Bologna，5 and 6 Nov. 1529 （also in CSPV，Ⅳ，234-5）。Sanuto，Ⅰ diarii，LII，cols 182-99包含对“凯旋式”的其他目击者记述。Stirling-Maxwell，Entry 重版了1530年发表的查理五世入城式的一套十六幅图，并做了评论。在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和利奥十世在马里尼亚诺战役之后在博洛尼亚会晤时也住在一起。
[34] Alberì，Relazioni，2nd series Ⅲ，255-74，Relation of Gasparo Contarini，4 Mar. 1530 （引自264 and 269）；AGS PR 16/96，‘Las cosas que Su Magestad ha de tener memoria para hablar y suplicar a Su Santidad son las siguientes’，没写日期，但应当是在1529年年末（BKK，Ⅱ，248-9，刊载了这封信，有一些错误，而且没有查理五世本人的注释；CSPSp，Ⅳ，239，提供了一份概述，但有严重的错误，检索号也错了）。Cadenas y Vicent，Doble coronación，96，Clement to Charles，29 Oct. 1529，揭示了另一个讨论主题，承诺“我们将继续面谈”，商讨攻击土耳其人的计划。CSPSp，Part Ⅺ列出了教宗与皇帝密谈的日期。
[35] Laurent，Recueil，Ⅲ，3-4，papal grant，Bologna，20 Feb. 1530；Dumont，Corps，Ⅳ/2，53-8，treaty of alliance，and Sanuto，Ⅰ diarii，LII，cols 422-32，查理五世与斯福尔扎的条约，以及他与威尼斯的条约，都在博洛尼亚签署，1529年12月23日。佛罗伦萨暂时还没有与皇帝和解，因为它的共和国领导人拒绝接受美第奇家族的统治。
[36] BL Addl. Ms. 28，579/288-91，Los Cobos to the empress，28 Dec ［1529］；Sanuto，Ⅰ diarii，LII，cols 308-9，letter of Federico（教宗驻威尼斯使节的秘书），to his master，20 ［recte 26］ Dec. 1529。
[37] KFF，Ⅱ/2，549-63，Charles to Ferdinand，Bologna，11 Jan. 1530，带有他亲笔修改的备忘录（另刊载于LCK，Ⅰ，360-73）。下文所有引文均出自这份文件。
[38] 伦巴第的铁王冠传说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命人用真十字架（耶稣被钉死在上面的那个十字架）的铁钉打造而成的。从10世纪开始，罗马人国王（德意志国王）去罗马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的途中，往往在伦巴第停留，先加冕为名义上的意大利国王。最后一位用铁王冠加冕的神圣罗马皇帝是斐迪南一世（查理五世的弟弟）。1805年，拿破仑也用铁王冠加冕自己为意大利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