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AGS E 1454/170，Gattinara to Charles，29 Oct. 1529. （CSPSp，Ⅳ，319-20，说加蒂纳拉指的是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皇帝，但这是错的；关于弗里德里希三世在1452年的加冕礼，见Sanuto，Ⅰ diarii，LII，cols 622-4，‘Copia de una lettera’，加蒂纳拉说的弗里德里希指的是他）。
[40] 细节来自Stirling-Maxwell，The procession（复制了Hogenberg的纪念雕版画）。其他细节来自Boom，‘Voyage’，92；以及刊载于Cadenas y Vicent，Doble coronación，part Ⅸ中的资料。
[41] 塔拉索纳是西班牙北部的一座城镇，今天属于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戈萨省。
[42] Sanuto，Ⅰ diarii，LII，cols 603-79 （在他年度汇编的第423～428页）；Borrás Gualis，La imagen triunfal（尤其是第247～375页的‘Repertorio iconográfico’）。
[43] Borrás Gualis，La imagen triunfal，32-4 （提议但始终未实现的计划）；Bodart，Tiziano，209，莱奥纳尔迪大使给乌尔比诺公爵的信，1530年3月18日，报告了曼托瓦大使的怨言（at Borrás Gualis，La imagen triunfal，pp. 61-5，Bodart讨论了这种说法，它也许仅仅反映了查理五世没有恰当地尊重曼托瓦侯爵而引起的失望，不过Bodart承认，其他关于皇帝“贪得无厌”的怨言能够支撑大使的说法）；RVEC，483-5，Salinas to Ferdinand，28 Mar. 1530。
[44] 图拉真柱是一根石柱，位于罗马的图拉真广场，为罗马皇帝图拉真（53～117）所立，以纪念他打败达契亚人，于113年落成，以柱身的精美浮雕（表现达契亚战争，有2662个人物和155个场景）而闻名，包括基座总高35米。顶端原本有图拉真皇帝的雕像，1587年被教宗西克斯图斯六世改为圣彼得的雕像，留存至今。
[45] RVEC，492-4，Salinas to Ferdinand，24 Apr. 1530. Bodart，‘Algunos casos’，18，刊载了该纪念碑（显然已经不存在）的一幅雕版画。Soly，Charles，488，刊载了在曼托瓦竖立的图拉真柱复制品的石英复制品的图像。
[46] LWB，Ⅱ，306-10 （#401），Luther to Charles，28 Apr. 1521 （同一天发出了一封类似的信给选帝侯、王公和“各等级”，用的是拉丁文和德文，pp. 310-18，#402）；Laurent，Recueil，Ⅱ，578-83，Ordinance published 14 Oct. 1529 （被谴责的改革家包括威克里夫和胡斯，他们已经去世一个多世纪了，也许查理五世觉得，对付异端分子的时候必须绝对谨慎）；F?rstemann，Urkundenbuch，Ⅰ，1-9，Charles V’s ‘Reichstag Ausschreiben’，Bologna，21 Jan. 1530。
[47] LWB，Ⅴ，366-70 （#590），Justas Jonas to Luther，18 June 1530，and Sanuto，Ⅰ diarii，LIII，cols 318-19，Paxin Berecio to Thomas Tiepolo，16 June 1530，描述了这次游行。“抗议”是在1529年4月19日路德派诸侯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
[48] 丽贝卡·阿德·布恩是当代的美国历史学家，目前是得克萨斯州拉马尔大学的教授，研究领域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早期欧洲等。
[49] 新西班牙是西班牙帝国的一个副王辖区，1521年设立，延续到1821年墨西哥和中美洲独立时期。其管辖范围非常广袤，包括今天的墨西哥、美国的一部分、古巴、加拿大的一部分、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古巴、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首府为墨西哥城。
[50] Boone，Mercurino，69.
[51] Heine，Briefe，355-7，Loaysa to Charles，6 July 1530 （又刊载于CODOIN，ⅪⅤ，36-9）。Nieva Ocampo，‘El confesor’，661-2，记载了加蒂纳拉与洛艾萨之间的竞争；Martínez Pérez，El confesor，207-38，and Lehnhoff，Die Beichtv?ter，34-59，记载了洛艾萨的生平与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萨利纳斯大使在一年前就认识到，格朗韦勒将会成为位高权重的大臣，所以建议主公开始拉拢格朗韦勒，见RVEC，435-7，Salinas to Ferdinand，22 June 1529。
[52] Heine，Briefe，357-9，Loaysa to Charles，18 July 1530 （又刊载于CODOIN，ⅪⅤ，43-5）。
[53] NBD，1. Erg?nzungsband 1530-1531，60-1 and 63-74，Campeggio to Salviati，14 and 26 June 1530；LWB，Ⅴ，383-4 （#1598），Andreas Osiander to Luther，21 June 1530. （Osiander是用拉丁文写作的，但用德文并且用哥特字体来记录查理五世抚慰勃兰登堡-安斯巴赫边疆伯爵格奥尔格的话：“皇帝答道：‘不砍头！不砍头！’（Nicht kopf abhauen！Nicht kopf abhauen！）”
[54] CWE，ⅩⅥ，343-5 （#2333），Simon Pistoris to Erasmus，Augsburg，27 June 1530；LWB，Ⅴ，453-9 （#1633），Luther to Elector John of Saxony，9 July 1530；Spalatin quoted by Roper，Martin Luther，314.
[55] Heine，Briefe，359-62，Loaysa to Charles，31 July 1530 （又刊载于CODOIN，ⅪⅤ，52-5）；CR，Ⅱ，cols 245-6，Brenz to Isenmann，4 Aug. 1530，虽然反对意见可见 LWB，Ⅴ，426-9 （#1618），Jonas to Luther，c. 30 June 1530：在聆听《奥格斯堡信条》时，“皇帝露出满意的表情”（Satis attentus erat Caesar）。
[56] Sanuto，Ⅰ diarii，LIII，cols 384 and 504-5，Marco Antonio Magno to Marco Contarini，20 July 1530 （关于宴饮） and 9 Aug. 1530 （关于威胁）；and Sanuto，Ⅰ diarii，LIII，cols 474-5，Paxin Berecio and Niccolò Tiepolo to Thomas Tiepolo，7 and 10 Aug. 1530。根据Magno的说法，查理五世是用法语写自己的回应的，请人将其译为德文，然后在帝国会议上宣读。
[57] Sanuto，Ⅰ diarii，LIII，cols 428-9，Benedeto de Rani to Francesco di Contissi da Faenza，2 Aug. 1530；Heine，Briefe，377-8，Loaysa to Charles，8 Oct. 1530 （又刊载于CODOIN，ⅪⅤ，88-91）；AGS E 1558/62，Charles to Loaysa，20 Oct. 1530，会议记录（最后一个可怜兮兮的短语被删去，改为“此外，局势对我们十分不利”）；F?rstemann，Urkundenbuch，Ⅱ，715-25 and 839-41，Reichsabschied，Augsburg，13 Oct. and 19 Nov. 1530。
[58] 琳德尔·罗珀（1956～ ）是当代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研究领域为近代早期的德意志，写过一本马丁·路德的传记。2011年，她成为牛津大学的御用历史学教授。她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德高望重的职位的女性，也是第一个获得该职位的澳大利亚人。
[59] Roper，Martin Luther，339.
[60] CDCV，Ⅰ，247-50，Charles to Clement，未写日期（但应为1530年10月20日），Pedro de la Cueva寄送的查理五世亲笔信的副本；AGS E 849/6，La Cueva to Charles，Rome，17 Nov. 1530。
[61] AGS CMC 1a/590，‘Cuenta de álvaro de Luna’，1530年8月4日在奥格斯堡签法的令状，授权支付20万杜卡特给斐迪南的特使（CDCV，Ⅰ，256-9，查理五世给皇后的信，1530年12月6日，解释他的目的）；Lanz，Staatspapiere，50-3，计算了此次选举的开销，没写日期，但应当在1530年年末。Kohler，Antihabsburgische Politik，132-59，列举了向选帝侯们支付的全部款项，总计将近50万弗洛林。
[62] Sanuto，Ⅰ diarii，LIV，cols 268-72，Sigismondo de la Torre，Mantuan ambassador，to the duke，11 Jan. 1531.
[63] Gachard，Analectes Belgiques，Ⅰ，378-9，Margaret to Charles，30 Nov. 1530；Dumont，Corps，Ⅳ/2，73，Codicil to Margaret’s Will，28 Nov. 1530.
[64] Gachard，Collection de documents，Ⅰ，293-4，Charles to Count Hoogstraeten，3 Dec. 1530，and 296-9，Hoogstraeten and the archbishop of Palermo to Charles，8 Dec. 1530.
[65] CMH，Ⅰ，15-20，Charles to Marie，3 Jan. 1531，亲笔信（又刊载于Gachard，Analectes Belgiques，Ⅰ，381-6）。查理五世为了自己没有在与她一同待在奥格斯堡的时候请她出山而道歉，但他显然说错了：匈牙利王后对这封信的概述提及“他在奥格斯堡提的建议”（Gachard，Analectes Belgiques，Ⅰ，20），她还告诉斐迪南，得知玛格丽特去世后，“我记得很清楚，在奥格斯堡的时候，我向皇帝和向您做出的表示，即我愿意服务和服从”。（KFF，Ⅱ/2，Marie to Ferdinand，26 Dec. 1530，斜体部分。）
[66] AGS E 496/94，Dr Escoriaza to the empress，Brussels，29 Jan. （签署的年份是“1530年”，但显然应为1531年）；Sanuto，Ⅰ diarii，LIV，cols 430-2，La Torre to the duke of Mantua，26 Apr. 1531。
[67] AGS E 8335/109，Marie of Hungary to Philip Ⅱ，4 Sep. 1558，副本，回顾了1531年的情形；Tracy，Emperor，90，引用了荷兰各等级的决议，1531年3月29日。
[68] KFF，Ⅲ/2，280-95，查理五世给斐迪南的信，1531年10月1日。我感谢詹姆斯·特雷西指出，最好将“hauteur”译为“主权”。查理五世说他的一些官员“大呼小叫地要害死我”（这是非常强有力的说法），并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不希望任何人写下这些细节。只有我本人能写。我也只能写给你。因此我恳求你将这封信妥善保管在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的地方。”
[69] CMH，Ⅱ，28-33，Charles to Marie，1 Feb. 1533. Laurent，Recueil，Ⅲ，236-54 and 260-79，包含1531年9月27日至10月7日查理五世签署的关于尼德兰摄政政府的大量任命状和指示。Henne，Histoire，Ⅴ，ch. 18，审视了查理五世于1531～1532年在尼德兰取得的成就。
[70] KFF，Ⅲ/1，89-100，129-35 and 152-6，Charles to Ferdinand，3 Apr.，16 and 21 May，and 14 June 1531，均为亲笔信（又刊载于LCK，Ⅰ，429-36，456-7 and 479-84）；Sanuto，Ⅰ diarii，LⅣ，cols 501，Tiepolo to the Signory，1 July 1531，and 566-8，La Torre to the duke of Mantua，7 Aug. 1531。
[71] NBD，1. Erg?nzungsband 1530-1531，399-404，Aleandro to Salviati and Sanga，14 Nov 1531 （两封信）；KFF，Ⅲ/1，152-6 1 and 183-90，and Ⅲ/3，Charles to Ferdinand，14 June and 7 July 1531 （又刊载于LCK，Ⅰ，479-84 and 490-4），and 3 Jan. 1532，均为亲笔信。
查理五世作为文艺复兴时代帝王的肖像
训诫皇帝
1531年12月，查理五世在图尔奈主持了一次金羊毛骑士团的大会。图尔奈是他十年前从法国夺来的，他选择这个地点开会，是在强调自己保卫勃艮第遗产并开疆拓土的成功。根据骑士团的惯例，书记官搜集了关于每一位骑士的美德与恶行的信息，然后提交给与会者讨论。因为“骑士团团长的行为”也要接受这样的审视，所以在记载了“他听到的对［查理五世］的美德与光辉成就的赞扬之后”，书记官还记录了骑士们对他的五种怨言：
他们认为，他办事迟缓；他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浪费大量时间，忽视了最重要的大事；他很少征询议事会成员的意见，议事会的人数也不够；他没有认真选拔合适的人到法庭，法庭办事极慢；最后一点是，他给大臣和士兵的报酬极少。
查理五世“非常认真、非常客气地聆听了这些怨言”，然后给出了强有力的反驳：
他把司法领域的所谓缺陷归咎于：他指定在他出国期间代理他执行司法的官员办事不力；他持续不断地需要面对重大使命，所以没有办法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国内事务。至于他的谋臣，他说，因为他找不到既有充分的经验又值得信赖的人，他不得不亲自处理很多原本可以委派给他人的事务。对于另外几个方面，他承诺尽其所能地尽快解决骑士们指出的各种弊端。[1]
尽管任何地方的臣民都会抱怨自己的统治者，但很少有臣民能够当面向统治者发出批评，更少有臣民能够期望得到通情达理的答复。
梅尔库里诺·阿尔博里奥·德·加蒂纳拉在一段时间里也有权利批评自己的主公。在1523年的一份长篇备忘录中，首相告诉查理五世：
您需要找到一些有才干并且您能够信任的人，那样您才能放松下来，仰仗他们。为了这个目的，您需要遵循上帝通过叶忒罗[2]之口给摩西的建议。上帝把统治和领导以色列人的使命交给摩西时，建议他选拔品德高尚、睿智而敬畏上帝的人……担任大臣，为人民主持公道；大臣们自己处理较小的事情，遇到大事再请摩西定夺。
加蒂纳拉滔滔不绝地说：“陛下比摩西更需要选拔贤能并将权力下放，因为您肩负的职责比摩西多得多，因为上帝把帝位赐给您，您需要治理整个世界。”查理五世将这份备忘录送交御前会议，请大家讨论。御前会议的所有成员，无论勃艮第人还是西班牙人，都热情洋溢地赞同首相的“将权力下放”的呼吁。拿骚伯爵海因里希三世提出：“在我看来，陛下必须这么做，因为陛下不可能对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查理五世没有给出回应，于是加蒂纳拉很快再度发动进攻。他提醒“年轻的君主”，上帝把他抬举到“高于世界上任何人的位置”，“这不是为了让他滥用上帝赐予的各种天赋与恩典，而是为了弘扬和增进基督教信仰”。
因此，“如果皇帝不纠正和惩罚他的军人与大臣的罪恶与歹行，如果他不主持公道，如果他不清偿债务，如果他不供养那些蒙受损失的民众，如果他不涤荡如此之多的弊端，义人就会说他是不义之人”。查理五世仍然不予理睬，于是加蒂纳拉在1527年离开宫廷，乘船前往意大利。他原以为皇帝会立即写信恳求他回去，然而皇帝让他失望了，因为（如纳瓦杰罗大使所说）“皇帝从不拒绝任何人辞职，因为他不认为自己缺了谁就做不下去了”。[3]
一种新的决策风格
查理五世不是一夜之间就在政治上取得独立的。即便在谢夫尔男爵去世之后，仍然有人觉得他优柔寡断。1521年，玛格丽特女大公努力抚慰一位提出建议却被查理五世忽视的大臣的自尊心：“我们的皇帝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头脑，有自己的耳朵，别人可以不分昼夜地对着他的耳朵窃窃私语，有时可以让他改变主意。”三年后，一位大使敦促查理五世迎娶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并说：“请陛下与您的御前会议讨论，并做出您认为合适的决定。”皇帝恼火地反驳：“不要以为我什么事情都和御前会议讨论。”（不过他承认：“谢夫尔男爵先生在世的时候的确是那样的，因为他控制着我。”）[4]皇帝甚至撤销了其他人以他的名义做出的一些决定。1524年，他撤销了玛格丽特做出的好几项任命。一位大臣提醒她，向皇帝抗议也没用，因为：
这是皇帝自己决定的，没有征询别人的意见。在涉及他的意志与权威的事务当中，他通常倒是会征询别人意见的。他的领地内没有一个人足够强大或者睿智，能让他回心转意，除非他相信常识要求他改变主意。我观察过许多不同年龄的君主，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位费尽心思去理解自己的事务，并且决策时如此固执己见的统治者。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他都亲自管理自己的财政；他自己决定授予官职、主教区和头衔，只听上帝的启发，不管别人的恳求。
随后几年里，好几位资深谋臣去世了，比如玛格丽特和加蒂纳拉在1530年去世，于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有能力约束皇帝，他也不打算用新一批意志顽强的谋臣来接替去世的老臣。1532年，有人建议任用某位大臣来管理尼德兰事务，被他断然拒绝：“因为我相信他会立刻想要参与决策。我更喜欢更容易掌控［manyable］的、只忙着文书工作的人。”[5]
随着皇帝越来越自信，很多人赞扬他的聪明和勤奋。伊拉斯谟说查理五世在尼德兰的时候，自己经常“在宫廷里”。他在1523年3月告诉一个通信伙伴，皇帝“很年轻，很聪明”。同一个月，几位英格兰大使报告称，“皇帝陛下每天都勤于政事，有时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并且“他对自己事务的了解程度不亚于御前会议的任何成员”。[6]很多观察者还注意到，他拒绝仓促行事。1526年，教廷大使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在讨论意大利政治时告诉查理五世，他“应当尽快下定决心，因为拖延耽搁是很危险的”。但皇帝冷静地答道，“他的政策始终是首先处理最容易解决的事情，把最棘手的留到最后”。这种习惯自然让那些受到困难决定影响的人感到恼火，包括卡斯蒂廖内，他在不久之后抱怨道：“这里的办事习惯似乎是把事情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也有人赞赏查理五世的审慎。三年后，一些廷臣指控查理五世的拉丁文秘书阿方索·德·巴尔德斯（伊拉斯谟的忠实追随者）是异端分子，“皇帝不习惯很快就信任别人，说他暂时不会做决定，而是要先看看有没有人能向他解释清楚［巴尔德斯］究竟犯了什么错误”。[7]
皇帝逐渐构建了一种决策系统，一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另一方面自己深思熟虑。有时他会不辞辛苦地在纸上写出正反两方面的论点。1525年2月他遇到问题时就进行了这样的分析，写下了各种意见，“尽管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些意见”，因为“我想把我的看法以一封密信的形式写下来”。在1528年与1529年之交的冬季，查理五世有了一种新的行政手段。他计划从西班牙去意大利，但他的西班牙大臣设法阻挠，这让他十分恼火，于是他设立了一套由值得信赖的勃艮第官员组成的网络来绕过西班牙大臣。他给那不勒斯副王奥兰治亲王写了一封长篇亲笔信，说他“希望去一个能让我赢得荣誉与声望的地方”，并要求奥兰治亲王尽快建议如何行事。然后，他指示自己的内廷成员巴朗松男爵将这封信秘密送给奥兰治亲王。（“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将这封信丢进大海；不管发生什么，务必确保只有亲王能读到这封信。”）。他甚至开始拆阅别人发给他的大臣的信。他命令安托万·佩勒南（当时是一名下级文员）破译一封书信，“但不能让他的上级知道”；皇帝把拦截到的一封信的副本连同他的答复发给孟福尔男爵（另一名长期为他效力的内廷成员），命令后者阅后将副本焚毁，并“用绳索和蜡将我写的信重新封印”，让人觉得它从来没有被拆封过。在给自己的信封印之前，他警示孟福尔男爵：“我会让佩勒南送这封信给你。请告诉我，它有没有被拆阅过。”很显然，在这个阶段，皇帝除了巴朗松男爵、孟福尔男爵、奥兰治亲王和佩勒南（全都来自勃艮第）之外，不信任任何一位大臣。这真是不寻常的局面。[8]
他的西班牙官员无法（或不愿）筹集他去意大利所需的30万杜卡特，这让查理五世尤其恼火。“我无时无刻不在努力筹款”，他向孟福尔男爵咆哮道，“每天晚上我似乎已经成功了”，但“次日我发现自己距离目标更遥远了”。他得出结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僵局，是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反对我去意大利，并且知道（或者相信）我筹款就是为了去意大利”。他威胁道，如果有必要，为了筹款他愿意“卖掉这座城镇”，即托莱多。[9]最后，他没有做这么极端的事情，而是绕过他的西班牙官员，用自己对摩鹿加群岛的主张向葡萄牙国王换取了一笔现金。这笔钱不仅让他能够旅行到意大利，还让他战胜了在意大利的各个敌人，并获得教宗的加冕。这种“另寻办法”的决策系统让查理五世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1521～1525年担任威尼斯驻西班牙大使的加斯帕罗·孔塔里尼于1529年与1530年之交的冬季在博洛尼亚再次见到查理五世时，注意到皇帝有好几个变化。尽管他“仍然审慎、城府极深并且极其关注一切与他有关的事情”，并且“比以往更加虔诚”，但孔塔里尼发现皇帝如今“说话比他在西班牙的时候多了，也更前后一致。有的时候我与皇帝陛下谈公事，一谈就是两个钟头。在西班牙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他也不像过去那样固执己见了”。孔塔里尼举了个例子：
有一天，皇帝陛下与我相谈甚欢。他说，他的天性是坚持己见。我希望安抚他，于是说：“陛下，坚持好的决定就不是固执，而是坚定不移。”他立刻答道：“我有时会坚持糟糕的决定。”我从这里看出，审慎和良好用意已经让皇帝陛下克服了他天生的一些弱点。
两年后，威尼斯大使尼科洛·蒂耶波洛写道：“皇帝陛下只将例行公事委派给大臣。其他的方面，事无巨细，他都要知道，都要考虑。任何事情他都要干预，或者至少是知情。”卡斯蒂利亚御前会议的主席、枢机主教胡安·德·塔韦拉曾经（带着一丝讽刺的意味）告诉他的主公：“尽管陛下或许已经决定只听自己的意见，不理睬别人的建议，但即便您听取别人的意见，事情仍然有可能办得好。”但查理五世固执己见。用蒂耶波洛的话说：“他聆听每一位大臣的意见和观点，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决策。”[10]
皇帝的娱乐和祈祷
皇帝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但这几乎完全没有影响他把享乐置于公务之前的习惯。1530～1532年的内廷账目能让我们了解他的一些消遣。他经常赌博（有时赌注高达300杜卡特）；他看戏；他经常当模特，让画家给他画像，其频繁程度令人吃惊。[11]他放鹰、打猎，一玩就是好几天，其间完全不问政事。他有一次向妹妹玛丽道歉：“花了这么久才给你回信，因为你的信到的时候，我正忙着打猎［tant enpesché en la chase］，于是没有给你及时回信。”弟弟恳求他尽快对一个关键事务做决定时，查理五世答道，他正在打猎，“我在这个乡间猎苑的时候没有办法决定该怎么办”，所以斐迪南不得不等待。[12]
在四十岁之前，查理五世似乎很少花时间读书，几乎没有一幅肖像显示他手里拿着书。但他的内廷账目显示，在1530年和1531年，他买了一些“反对马丁·路德的书”；几年后，对他位于布鲁塞尔的图书馆的盘点显示，他拥有好几部反对路德派的论战著作、一些游记、一些在今天可以算作软色情的书，以及一些关于放鹰和狩猎的手册。但他读书有多频繁呢？据威尼斯文人卢多维科·多尔切说，查理五世“只喜欢读三位作者的书，并命人将他们的作品翻译为西班牙文。这些书分别是”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的《廷臣之书》，“因为它是文明生活的根基”；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和《论李维》，“用于处理国家大事”；还有“波利比乌斯[13]的《历史》和其他著作，用来指导军务”。[14]但多尔切忽略了皇帝最喜欢阅读的另外两类图书：与骑士精神相关的书和宗教书籍（他的图书馆有14种时祷书，其中有些配有精美绝伦的插图）。[15]
查理五世始终对祈祷和礼拜非常重视。他退位不久之后，一位大使证实：“皇帝陛下一辈子都是每天听弥撒……在瞻礼日和大斋节的四十天里听布道。有时他参加晚祷和其他礼拜，每天都让人读《圣经》给他听。他保持了每年四次告解并领圣餐的习惯。”查理五世上床睡觉之前通常会跪在一幅圣像前，背诵一种简短版本的信条，并默念祈祷文，也许是在一本时祷书的辅助之下默念的。[16]
查理五世有时会进行更加招摇的礼拜活动。他拥有两根自我鞭笞用的鞭子，（据他的儿子在很多年后说）其中一根“经常使用”，仍然带有皇帝的血迹。[17]此外，皇帝在每年复活节都要修行一周。1529年，在启程去意大利之前，“他在棕枝主日[18]抛下妻子儿女”，退隐到一家修道院“度过神圣的日子，暂不处理公务，因为这是恰当的做法”。1535年，就在他的北非战役之前，他又一次拒绝在圣周处理公务，而是待在一家修道院。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526年，他在复活节前不久决定刑讯和处决萨莫拉主教阿库尼亚，这导致查理五世被绝罚，但他得到教宗的宽恕之后立刻就去了一家修道院，“在那里度过一周，代替圣周，并做告解，领圣餐”。[19]在这种时候，缺乏耐心的大臣也许会纠缠他们的主公，但这从来都没有用。在1531年的圣周，洛斯·科沃斯写了一份奏章，概述了九件（他认为）亟须皇帝决断的事情，并将其连同相关文件一起送到查理五世正在修行的修道院。皇帝对其不理不睬，直到复活节之后将其退回，并留下一句令人难忘的责备：“很难一边告解，一边写很多字。”[20]
查理五世的高度虔诚让他的告解神父得以影响他的政治决策。方济各会修士让·格拉皮翁（伊拉斯谟的朋友）于1520年成为皇帝的告解神父，次年陪同皇帝参加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和军事行动。有人认为格拉皮翁“在宫廷的地位不亚于基督本人”。1520年大斋节期间，他在御前做了一次言辞激烈的布道，谴责教会和教士的弊端，并坚持认为，如果教会的弊端继续蔓延下去，君主有责任施加干预：“您的职责是手按利剑，确保这样的恶事不要因为教士的错误而发生。”这听起来像是路德会说的话。一年后，查理五世委托格拉皮翁去说服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劝路德收回至少部分立场，从而避免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发生高风险的对抗（见第五章）。所以，“皇帝陛下的告解神父”格拉皮翁的一本著作后来上了教会的禁书目录，一点都不奇怪。[21]
1522年，格拉皮翁陪同查理五世去了西班牙，但不久之后就辞职了，因为他想和其他一些来自尼德兰的方济各会修士一起旅行去美洲，向那里的土著居民传教（不过格拉皮翁还没有去美洲就去世了）。将近一年之后，皇帝选择多明我会修士加西亚·德·洛艾萨·门多萨为他的新任告解神父。和格拉皮翁一样，洛艾萨成为国务会议的一分子，于1526年成为西印度议事会的主席。外国大使们拉拢他，因为“他深得皇帝陛下宠信，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更得宠”。[22]尽管洛艾萨和查理五世这一时期的通信很少存世，但他们在1530～1533年（洛艾萨担任皇帝驻罗马的特使）的通信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在过去的交流。
洛艾萨告诉查理五世：“既然我保留了告解神父的头衔，那么只要我活着，我就有责任帮助您获得救赎。”他认为，这就让他有权“向陛下开诚布公，就像我过去在您身边那样”，所以“我的话语反映了我在私下里与您密谈的长期经验”。[23]洛艾萨义正词严地宣称，“陛下身上始终有懒惰和渴望荣耀这两种品质在斗争”，并补充说：“懒惰、自我放纵、恶习和享乐不可能让人得到王冠和胜利。”他甚至运用皇帝过去的告解内容来批评他：“陛下曾说想要将自己的生命奉献于捍卫信仰，因为您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报答上帝赐予您的无限恩典。现在时候到了，陛下需要证明自己的话是伪善的、虚假的，还是真挚的、诚实的。”[24]
洛艾萨对查理五世的自我放纵提出了特别的批评。1530年，他震惊地发现皇帝仍然在吃鱼，尽管“全世界都知道您的肠胃消化不了鱼肉”。“我听有些人说，有时您的肠胃发出的声音比您的嗓音还响。”次年，他愤怒地说：“上帝创造了您，不是为了让您在教会陷入危急的时候去猎鹿！”他还责备查理五世拿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冒险：
您贪杯，大吃特吃对您的健康有害的东西，睡眠没有规律。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不要忽视我的恳求，请您放弃那些有害的享乐。上帝创造了您，不是为了让您在世间享乐，而是让您不知疲倦地工作，去挽救基督教世界！[25]
1532年，有传闻说土耳其人将再度入侵匈牙利，这促使洛艾萨发出了新一轮炮轰：“陛下不应当想着离开德意志，而是应当圆满地完成您的使命，完成您如此光荣地肩负起的事业。”简而言之：“在您成功地处理好国家大事之前，您不能返回卡斯蒂利亚，不能回到妻儿身边。”最直言不讳的告诫是：
我冒昧地说，在此时此刻，陛下肩负着最大的责任，绝不可以浪费哪怕是一个钟头。每天您都必须征询谋臣的意见，并毫不耽搁地执行他们的决议……我历来知道，陛下对荣誉的爱，比对生命和财富的爱多一千倍。如今您的荣誉受到了挑战，您哪怕是吃饭和睡觉的时候也应当始终思考如何增进而不是减损自己的荣誉。[26]
洛艾萨很睿智，在批评的间歇也会给予积极的反馈。他赞扬“您的信仰和诚实是如此完美，因为世间没有一个人比陛下更纯洁，更敌视谎言与欺骗”（1530年）；并说“世人皆知，陛下是一位天使”（1531年）。[27]
查理五世似乎愿意为了得到这样的溢美之词而接受他的批评。他在一封给洛艾萨的亲笔回信中保证：“得到你的辅佐和建议，我心满意足。”“我恳求你永远不要停止这么做。”或者，带着略微衰减一些的热情：“十分感谢你给我的好建议。如果你继续这么做，并不断给我发来对于任何事情的建议，我会很高兴。我会用你给出建议的精神来接受它。”[28]
唯一动摇了查理五世信仰的挫折，似乎是他见证了十四岁外甥汉斯的死亡。汉斯是他已故的妹妹伊莎贝拉与她那个不讨人喜欢的丈夫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29]的儿子。“这给我带来了你能想象得到的最大的悲恸，”查理五世于1532年8月写道，“因为他是这个年龄最英俊的小男孩。他的死，甚至比失去了我的亲生儿子［费尔南多，于两年前夭折］更让我伤心，因为他年纪大一些，我对他更熟悉，将他视如己出。但是，我们必须接受上帝的意志。”但他随后愤怒地写道：“愿上帝宽恕我，但我希望上帝把［克里斯蒂安二世］带走，而不是带走他的儿子。”[30]
不幸福的家庭
查理五世对自己的亲人总是有着强烈的意见，并且经常把意见表达出来。根据玛丽亚·何塞·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的观察，查理五世“出生于一个不寻常的、机能失调的家庭”。并且，他还把这种不正常的家庭气氛继续维持了下去。“我们检视他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时就会发现，他对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很少有亲情。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企图掌控他们。”他对自己的一些亲人“抱有最深度的猜忌，有时简直到了偏执狂的程度”。[31]
得知姑姑玛格丽特去世的噩耗后，查理五世说：“我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看待。”但他经常对她表现得麻木不仁，尤其是在他开始亲政的时候。他对自己生身母亲的态度也很恶劣。他在西班牙与母亲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向胡安娜女王保证，他和他的姐姐埃莉诺以“谦卑的、孝顺的子女”的身份前来“向您表达我们的尊重和顺从，并为您效劳”。但他把外祖父创造的那个充满谎言的虚幻世界维持下去，用它来蒙蔽母亲（见第四章）。即便在公社起义让胡安娜了解真相之后，查理五世仍然把她软禁在托尔德西利亚斯，并经常偷窃她的财物。1524年，在他的妹妹卡塔利娜结婚不久前（此前她几乎完全与母亲一起度过，处于软禁之中），查理五世在托尔德西利亚斯待了一个月，搬走胡安娜收藏的壁毯、珠宝、书籍、银器，甚至教士法衣，当作妹妹的嫁妆（所以查理五世自己不需要掏钱）。他还从母亲的套房搬走了重25公斤的白银和15公斤的黄金，并用这些金银来资助卡塔利娜前往里斯本（还狡猾地在箱子里装了同等重量的砖块，让母亲暂时不会发现自己被儿子抢劫了）。[32]查理五世还尽可能久地向胡安娜隐瞒卡塔利娜的结婚计划，当“新娘要去丈夫身边的时候，他为了避免在场而去了马德里，因为他担心母亲会伤心欲绝”。所以，查理五世尽管无疑拥有战场上的勇气，有时却是道德上的懦夫。[33]
查理五世对妻子也是没心没肺，有时显然把妻子视为帮助他治理国家的摄政者和生儿育女的机器。1522年1月，尽管他已经与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订婚，却还是毫无浪漫之情地向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保证，“我更倾向于娶他［若昂三世］的妹妹伊莎贝拉公主，因为没有一位公主像她那样合适［si preste comme elle］”。三年后，他向弟弟吹嘘，他娶了伊莎贝拉意味着婚后“我可以立刻把政府托付给她”，然后他自己离开西班牙。在结婚前不久，他向斐迪南承诺，等他让妻子怀孕之后，他就立刻抛下她，启程前往意大利。[34]他的姑姑玛格丽特提醒皇后，“为了保障上帝赐予他的各个伟大王国和领地，［查理五世］现在万事俱备，只缺孩子”。玛格丽特向皇后承诺：“等我见到皇帝陛下时，我会请他回到你身边，让你再生一个孩子。”皇后一共怀孕九次，但除了头胎之外，查理五世在妻子怀孕之后就对她没了兴趣。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夭折时他在德意志，并对妻子的哀恸表示轻蔑：“把费尔南多赐给我们的上帝想要他回去，所以我们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并感谢他，恳求他保佑剩下的。所以，夫人，我满怀爱意地恳求你节哀，忘记并抛下所有的痛苦与哀伤。”几年后，枢机主教塔韦拉向主公（当时在北非）宣布胡安娜公主降生时，感到有必要补充一句：“臣私以为，陛下在给皇后的信中必须表现出对新生女儿的极大喜悦，因为这样皇后会非常高兴。”[35]查理五世最麻木不仁的行为是没有告诉妻子，他已经答应奥地利的玛格丽特，把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托付给她在尼德兰抚养。直到收到了玛格丽特兴高采烈地恭喜费尔南多出生的信，皇后才得知丈夫的安排。玛格丽特写道：“没有比这更让我欢喜的消息了。皇帝陛下已经答应我，所以我希望［费尔南多］能成为我的儿子，成为我风烛残年的依靠，抚慰我每天都感受到的悲伤。因此，我恳求您，夫人，不要说我错了。”[36]
尽管查理五世经常表现得很自私，但他显然非常爱妻子。1532年的一天，他从德意志写信给妹妹玛丽，承诺送去一幅伊莎贝拉的肖像，“这是我拥有的最美的一幅，也是最像她的”。但他随后改了主意。他解释道：“你的信送到的时候，我正在给妻子写信。”现在“我想自己看着她的肖像，看到其中光彩照人的美”。然后自吹自擂地写道：“我对妻子忠心耿耿，其他的美女在我眼中如同草芥。”几个月后，他为了自己的信太短而向玛丽道歉：“如果写得长的话，肯定会写得很差，因为在过去两个小时里我一直在给妻子写信。”[37]查理五世和伊莎贝拉不仅鸿雁传书，伊莎贝拉有时还派遣心腹信使“了解你的健康，以及那里的情况如何；也让陛下了解我和孩子们的健康，以及这里的情况”。1529年查理五世动身前往意大利的次日夜间，他俩都自发地给对方派遣了一名信使；他们分开的时候，还会交换礼物。1537年，皇后“给正在巴塞罗那的皇帝送去她亲手制作的一朵丝绸花，装在一个盒子里”。[38]不过，如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敏锐地指出的那样，只有在伊莎贝拉死后，皇帝才真正完全“体会到自己曾经拥有什么，他表现出的刻骨铭心的爱是她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表现过的。现在没了压力，没了愤恨的责备，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抵消她那令人敬慕的美德，再也没有疾病能歪曲她的美貌”。简而言之，她在死后成了“圣像，而不是肉体凡胎的女人”。[39]1547年，查理五世传唤提香来“修复他手中的皇后肖像，它是两年前被送来的，如今已经有些损坏了”。他把这幅肖像带到了尤斯特，在他意识到自己的疾病可能是不治之症的那一天凝视了它很长时间。在临终前的痛苦当中，他按照自己早就做好的计划，手里拿着伊莎贝拉临终时拿着的十字架。[40]
查理五世与姐妹和弟弟的关系也充满了爱意、职责和虐待，他总是把姐姐埃莉诺称为“我最好的姐姐”（ma meilleure s?ur）。在1518年之前，她每天都陪伴在他身边。而在1518年，他强迫她嫁给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她在丈夫去世后返回西班牙，查理五世每天晚上都去看望她。至于职责，查理五世于1523年去纳瓦拉作战时，埃莉诺在卡斯蒂利亚担任摄政者；1530～1547年，她以法国王后的身份竭力促成丈夫与弟弟之间的和睦，和他们一起参加了多次峰会，并且至少有一次给弟弟发了一封密信，泄露了法国的谈判立场（见第十章）。弗朗索瓦一世于1547年驾崩之后，她到布鲁塞尔与查理五世会合。十年后，她陪他返回西班牙。在纸面上，皇帝总是表达对姐姐的挚爱。1522年曼努埃尔一世驾崩后，查理五世指示一名亲信大臣把埃莉诺接回西班牙，因为“她是我在全世界最爱、最珍惜的人”。她去世后，他向儿子讲述了“我和她之间特殊的、深沉的爱”。但现实不完全是这样。[41]1517年，查理五世残暴地拆散了“我最好的姐姐”和她的恋人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并强迫她嫁给曼努埃尔一世。曼努埃尔一世去世后，弗里德里希再次表示想娶埃莉诺，又被查理五世阻止。不久之后，皇帝努力劝说埃莉诺从葡萄牙返回卡斯蒂利亚，给她写了一封奉承的信。“如果你听到了风言风语，说等你到了这里之后我会强迫你嫁给一个你不愿意嫁的人，请你千万不要相信”，因为“我没有强迫你结婚的打算，除非是你自己愿意嫁的人。你大可以放心”。但他很快就食言了，承诺把她嫁给波旁公爵。后来他又毁弃了这个承诺，而是把她安排给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尽管他后来说埃莉诺更愿意嫁给法王，而不是“按照我的安排与波旁公爵结婚”，但他仍然把她到新丈夫身边的时间推迟了四年之久。[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