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Brandi，‘Die Testamente’，104-5，查理五世的遗嘱附录，于1544年6月21日签署；CMH，Ⅰ，15-20，Charles to Marie，3 Jan. 1531，亲笔信。Gorter-van Royen，‘María’，197-8注意到了皇帝授予玛丽和伊莎贝拉的权力的差别。
[44] CMH，Ⅰ，399-401，Charles to Marie，13 Aug. 1532；Sanuto，Ⅰ diarii，LⅧ，cols 71-2，乔万尼·巴萨多纳（威尼斯驻米兰大使）给威尼斯政府的信，1533年4月14日（报告了格朗韦勒对皇帝的错误及其解决方案的叙述）；Dumont，Corps，Ⅳ/2，96-8，克里斯蒂娜与斯福尔扎的婚姻协议，巴塞罗那，1533年6月10日。
[45] CMH，Ⅱ，244-61，282-5，and 293-4，Charles to Marie，31 July 1533；Marie to Charles，25 Aug. 1533，and his reply 11 Sep. 1533 （后两封信又可见LCK，Ⅱ，87-9）。Cartwright，Christina，刊载了克里斯蒂娜给丈夫的许多亲笔信，说明他们在短暂的婚姻期间关系不错。当她于1537年返回尼德兰之后，一位大使报告称：“她既是寡妇也是处女。”（SP，Ⅷ，6-7，John Hutton to Thomas Cromwell，9 Dec. 1537.）四年后，查理五世安排她嫁给洛林公爵，她和他生了三个孩子。她于1590年去世。
[46] AGS E 8335/109，Marie to Philip，4 Sep. 1558，copy sent to Charles （GRM，Ⅰ，341-52刊载了这封信，但用的是一个较差的版本，日期错误地写成了9月7日）；GRM，Ⅱ，495-9，Garcilaso de la Vega to Philip，7 Sep. 1558；GRM，Ⅰ，xliv，Charles to Joanna，27 Aug. 1558（描述了他发给玛丽的那封信，用来说服她。这封信现已佚失。我把第三人称换成了第一人称）。
[47] CDCV，Ⅰ，79-80，Charles to Cisneros，27 Sep. 1517；Keniston，Memorias，151；Fagel，‘Don Fernando’，270，Ferdinand to Charles，Feb. 1519.
[48] KFFⅠ，407-21，Charles to Ferdinand，27 July 1526.
[49] KFFⅠ，216-19 and 250-3，Charles to Ferdinand，7 Sep. 1524 and 4 Feb. 1525.
[50] RVEC，667-84，Salinas to Ferdinand and Secretary Castillejo，6 Dec. 1535. Laferl，‘Las relaciones’，112-14给出了查理五世训斥弟弟的更多例子。
[51] KFF，Ⅰ，312-17，Charles to Ferdinand，20 July 1525 （附言的日期为7月31日）。十年后斯福尔扎去世后，查理五世吞并了米兰公国，又一次让斐迪南大失所望。
[52] Firpo，Relazioni，Ⅱ，120-1，Relation of Contarini，16 Nov. 1525. 另见孔塔里尼的前任温琴佐·奎里尼在1506年的负面评价，见上文。
[53] Gachard，Analectes Belgiques，Ⅰ，378-9，Margaret to Charles，30 Nov. 1530；GRM，Ⅱ，113，Eleanor to Charles，Nov. 1556；PEG，Ⅳ，469，Marie to Charles，Aug. 1555；Neefe，Tafel-Reden，2-3，谈到1563～1564年与斐迪南的谈话。在1536年，查理五世的继外祖母热尔梅娜·德·富瓦的遗嘱也谈到“我对皇帝陛下，我的主公和孩子”的“热忱的爱”，见AGS PR 29/59，公证的副本。
[54] Viaud，Lettres，107 and 176，Catalina to Charles，21 Aug. 1528 and 31 Jan. 1532.
[55] Details from Checa Cremades，Inventarios，Ⅲ，3，018-19 （by Jordan Gschwend）. 卡塔利娜似乎只违抗过皇帝一次：她的丈夫于1557年去世后，她确保自己，而不是查理五世的女儿胡安娜，成为葡萄牙摄政者，见本书第十六章。
[56] Sanuto，Ⅰ diarii，LIII，cols 215-16 and 318-19，Paxin Berecio to Thomas Tiepolo，Innsbruck，9 May 1530，and Augsburg，16 June 1530；idem，LIV，cols 384-5，La Torre to the duke of Mantua，4 Apr. 1531；idem，LV，cols 68-9，copy of a letter from Brussels，7 Oct. 1531.
[57] García Cerezada，Tratado，133；Sastrow，Herkommen，Ⅱ，629 （另一种翻译见Social Germany，272）。
[58] Firpo，Relazioni，Ⅱ，212，Relation of Tiepolo，23 Aug. 1533；Sanuto，Ⅰ diarii，LⅡ，cols 209-10，‘L’ordine del mangiar de l’imperatore’ （没有日期，但应为1529～1530年）。
[59]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Ⅷ，cols 205-7，Suardino to Mantua，15 Mar. 1525；idem，LIII，col. 505，Camillo Ghilini to the duke of Milan，28 July 1530. 也许吉里尼夸大其词了：洛斯·科沃斯报告称，查理五世“深感悲痛”，并“随身携带已故王子的肖像”，见AGS E 635/89，Los Cobos to the empress，1 Aug. 1530。
[60] Sanuto，Ⅰ diarii，LIII，cols 95-6，Antonio Zorzi to his brother，Vicenza，30 Mar. 1530；Sanuto，Ⅰ diarii，LII，cols 209-10，‘L’ordine del mangiar de l’ imperatore’ （没有日期，但应为1529～1530年）。
[61] Santa Cruz，Crónica，Ⅱ，37-40. Redondo，Antonio，330证明圣克鲁斯从格瓦拉于1527年到1536年创作但未发表的《编年史》（Crónica）中抄袭了这个段落。
[62] Firpo，Relazioni，Ⅱ，83-150，Final Relation of Contarini，16 Nov. 1525.又见Bodart，‘Ⅱ mento “posticcio”’，以及以下文献中的类似观察：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Ⅷ，cols 203-5，Contarini to the Signory，26 Mar. 25；and LVII，cols 212-14，Marco Minio及其他外交官写回国的报告，没有日期，但应为1532年11月。
[63] Sanuto，Ⅰ diarii，LI，cols 369-72，letter from Genoa to the cardinal of Mantua，17 Aug. 1529.
[64] Giordano，Della venuta，35 （引自一份同时代文献Cronaca）。Giordano，Della venuta，Tavolo Ⅻ，复制了加冕礼纪念章，全都显示查理五世有胡须，头发蜷曲而较短。Bodart，‘Algunos casos’，复制并讨论了查理五世在这个时期的图像；Civil，‘Enjeux et stratégies’，107-8将书面描述和查理五世大约1530年的肖像做了比较。
[65] Guevara，Libro áureo（1528 edition），prologue. 《马可·奥勒留皇帝黄金之书》的52个章节出现在《君王宝鉴》（Relox de príncipes）的144个章节当中，所以两本书实际上成了同一部书。Part Ⅲ，chs 3-4 and 12-16涉及战争。
[66] Guevara，Libro áureo（1528 edition），prologue （《马可·奥勒留皇帝黄金之书》献给皇帝的那一册如今在BSLE Ms. g-Ⅱ-14，献词中有一个奇怪的错误，说“堂卡洛斯六世”；Guevara，Relox de príncipes（1529 edition），prologue；Gonzalo Sánchez-Molero，El César，176-7，关于转移到西曼卡斯（专门写“格瓦拉，查理五世最喜欢的作者”的章节的一部分）。
[67] Guevara，Libro áureo（1528 edition），prologue. Redondo，Antonio，693-4引用了查理五世在1543年和1548年给儿子的指示的部分段落，很像《君王宝鉴》中的段落，并说这证明皇帝读过并吸收了格瓦拉的著作；但这些段落都只是泛泛之谈，在文艺复兴时代给帝王提供建议的书里很常见。
Emperor：A New Life of Charles V
?2019 by Noel Geoffrey Park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1 by Social Academic Press （China）
17.查理五世皇帝的光辉盖过苏莱曼苏丹，1532年。在这个引人注目的青铜奖章上，查理五世在一位天使的支持下，风头完全盖过了苏丹。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奖章是为了纪念1532年在匈牙利取得的胜利而铸造的。铭文写道：“哦，幸运的恺撒，你注定要走得更远；皇帝的宝剑将会斩下敌人的首级。”
18.查理五世拿着一本书和手套，克里斯托弗·安贝格尔创作，1532年。这是表现皇帝拿着书的少数肖像之一。图中可见人们描述的“金色短发”和几乎无法掩饰突出下颚的金色胡须。注意拿书的那只手戴着手套，仿佛他正准备放下书去打猎。
19.雅各布·塞森艾格尔和提香创作的查理五世肖像，1532～1533年。查理五世于1532年与1533年之交的冬季在曼托瓦和博洛尼亚长期居住期间，可能为两位著名的艺术家当了模特。提香是曼托瓦公爵最喜爱的画家，而雅各布·塞森艾格尔是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的宫廷画师。塞森艾格尔说，在这两幅肖像里占据重要位置的狗是“一条大型英格兰寻回犬”。
20.出征突尼斯之前，查理五世在巴塞罗那检阅军队，1535年。艺术家扬·科内利斯·维尔摩恩陪同查理五世参加了突尼斯战役，并奉命制作十二幅纪念此役的壁毯。其中第二幅显示皇帝（手持将军的节杖，身披铠甲，头戴一种很像现代棒球帽的帽子）骑马走过，书记员在记录集结在巴塞罗那的军队的详细情况。查理五世看上去更像是后勤组织者而不是战士，背景中的蒙塞拉特修道院（皇帝在出征前去那里做祷告）让观看者想起此次冒险的宗教意义。
21.巴勒莫的博洛尼亚广场上的查理五世雕像，1631年竖立。希皮奥内·利·沃尔西创作的这尊充满力量的青铜像展现皇帝身穿罗马式服装，头戴桂冠，左手握着指挥棒，用右手宣誓捍卫一个世纪以前的西西里王国的法律与特权。
22.查理五世胜利进入罗马城，1536年。这是一部歌颂查理五世于1536年4月5日庄严进入“古老的帝都罗马”的小册子的卷首插图。皇帝入城的三周后，克里斯托弗·朔伊尔出版了这部小册子。下方文字出自《撒母耳记下》第3章第21节，是押尼珥对大卫王的预言：“你就可以照着心愿作王。”朔伊尔显然忘记了，押尼珥这么说后不久，就被大卫的部下谋杀了。
23.法国东部的地图，1544年。这幅巨幅全景图（54厘米×107厘米）显示的是查理五世从梅斯看见的法国的景象，指出了通往三个潜在目标的路线：左侧，从特鲁瓦去第戎；右侧，从特鲁瓦去巴黎（在蒙马特山下）；中间，从第戎取道欧塞尔和桑斯去巴黎。地图清晰显示了马恩河、约讷河和塞纳河的流向，以及主要桥梁的位置。这些都是行军时需要的关键信息。
24.查理五世在因戈尔施塔特城外的营地遭围攻，1546年9月。根据路易斯·德·阿维拉（他是目击者，后来写了一部相关的编年史）的说法，巴伐利亚城市因戈尔施塔特之外的帝国军队营地遭到了长达九个小时的炮轰，大地战栗如地震，但查理五世坚定不移地站在帝国旗帜旁。这让他成为敌人的清晰目标，但激励了他自己的将士。
25.查理五世在米尔贝格战役，1547年。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居住期间请提香创作了一幅巨幅油画来纪念他前不久取得的胜利。图中，皇帝显得踌躇满志、精神抖擞、坚定不移，用的是轻骑兵军官的披挂打扮，手持短矛，携带一支簧轮手枪，佩戴哈布斯堡军队常用的红色徽记，身穿黑尔姆施米德打造的铠甲，上有圣母与圣子的图像。这幅油画把罗马、德意志和基督教的图像元素结合起来。与纪念帕维亚战役的壁毯（彩图14）不同，本图中没有出现敌人，无疑是因为查理五世希望为自己打造的形象是慷慨大方、能让德意志路德派接受的统治者。路德派的领导人已经同意接受一项宗教协议，即《奥格斯堡临时敕令》。
26.查理五世召开作战会议，1545年。皇帝很享受战争。在这幅木刻画中，他坐在一棵树下，听麾下将领发言，同时发号施令。指挥官之一是索尔姆斯伯爵莱因哈德，他曾陪同查理五世在法国作战（指挥炮兵和坑道工兵，迫使圣迪济耶投降），也曾在德意志作战。背景中的利希城（在黑森）是莱因哈德的家乡。
27.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提香作，1548年。查理五世身穿黑衣，唯一的装饰是他的金羊毛勋章。他显得镇定自若，威风凛凛，有一种低调的霸气。提香于1548年在奥格斯堡待了好几个月，一群助手帮助他完成了查理五世的好几幅肖像。可能是安东·富格尔给提香支付的报酬，这能解释为什么提香把查理五世画成银行客户，而不是得胜的将军，也能解释这个时间的重要性（皇帝在富格尔宫殿居住的时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28.为腓力王子的第一次婚姻获取一切必需的许可，1543年。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王室连续好几代通婚，导致近亲结婚的现象非常多，所以即便在列举了四种主要的“亲缘”关系（每一种都需要得到教宗的专门许可）之后，查理五世仍然觉得有必要获得“更普遍的许可”，以免他忽略了某种可能的乱伦关系。
29.查理五世战胜复仇女神，莱昂内·莱昂尼与其子蓬佩奥的作品，1549～1564年。观察这尊巨大的青铜像可以看到，查理五世打扮成古罗马皇帝，脚踏复仇女神（古罗马人视其为战争的象征）。复仇女神尽管已经落败，但拿着一支燃烧的火炬，随时可能点燃战争之火。查理五世保持警惕，镇定自若。这恰恰就是他的宫廷神父和编年史家安东尼奥·德·格瓦拉在那本赞颂马可·奥勒留的书中描写的美德。青铜像的每一件铠甲都可以取下，可以露出皇帝的裸体。
30.跳棋棋子上的查理五世。16世纪的人们对那些与军事和骑士有关联的游戏，比如象棋和跳棋，越来越感兴趣。这个棋子是用梨木做的，被染成黑色，可能被制作于16世纪40年代的奥格斯堡，上有查理五世的石膏像，边缘刻有CAROLVS IMPERATOR（查理皇帝）字样。它肯定是一套跳棋的三十二个棋子之一。
31.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莱昂内·莱昂尼作。莱昂尼在1550年看见尤利乌斯·恺撒和他的养子奥古斯都的一幅联合肖像，从中得到灵感，用缟玛瑙雕刻了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的肖像，另一面是皇后的肖像。莱昂尼的存世书信显示，他仅用三个月就完成了这套“狂想的作品”，皇帝“得到它之后赞不绝口”。
32.查理五世退位，1555年。弗朗茨·霍根贝格的这幅雕版画（作于1569～1570年）展现了1555年10月25日布鲁塞尔宫殿大厅内举行的退位典礼的好几个阶段：在图中央上部，查理五世在豪华壁毯的环绕之下，感谢妹妹玛丽担任他的摄政者；下方，他将权力移交给儿子腓力，然后离开大厅；在中央，一名官员打碎了他的印章，梅斯博士准备代表等级会议讲话。
33.退位后的查理五世，1556年。在这幅细密画（作者可能是西蒙·贝宁）中，皇帝穿着“市民常穿的长及膝的上衣，用佛罗伦萨哔叽制成；还有一件黑色的德意志风格的紧身上衣”，戴着黑色帽子，和1556年3月法国外交官在布鲁塞尔拜访查理五世时看到的一模一样。这可能是查理五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幅肖像，因为他在三个月后就动身去西班牙了，此后再也没有请人画过像。
34.提香的《最后审判》，1551～1554年。皇帝原本请提香创作的时候，把这一巨幅油画称为《三位一体》，但查理五世抵达尤斯特之后就把它称为《最后审判》，因为它显示的是他和他的近亲（皇后和他们的儿子腓力、他的姐妹埃莉诺与玛丽）在他死后片刻的形象。查理五世身穿白色亚麻服装，与亲人一起祈祷，恳求上帝的怜悯。图中没有他的弟弟斐迪南，这应当不是偶然，因为查理五世订购此画时斐迪南就在奥格斯堡。
35.尤斯特修道院的皇帝套房。腓力二世请荷兰艺术家安东·范·登·韦恩戈尔德创作了一系列西班牙“景观画”。1567年，韦恩戈尔德来到尤斯特的圣哲罗姆修道院。韦恩戈尔德的关注重点是皇帝的宫殿，它坐落于修道院教堂隔壁，可以通过图中左侧的斜坡（今天仍然可以看到）抵达。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查理五世建造的花园和扩建的建筑。
36.布鲁塞尔的查理五世追悼会，1558年。这年12月29日，葬礼队伍从王宫走到圣古都勒大教堂。四十年前，就是在这座教堂，查理五世被宣布为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
37.巴利亚多利德的查理五世追悼会上的灵柩台，1558年。胡安·克里斯托瓦尔·卡尔韦特·德·埃斯特雷利亚从1533年起就侍奉查理五世，后来根据自己对皇帝的了解，设计了巴利亚多利德（当时是西班牙的行政首都）的灵柩台，其中包含了查理五世最喜爱的书《果敢的骑士》（彩图6）当中的场景。卡尔韦特出版了对自己设计的灵柩台的描述，附上了表现《果敢的骑士》三个场景的插图。
38.图中描绘的是西班牙无敌舰队使用的一门大炮，它是从德意志路德派手中缴获的。1547年，查理五世打败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之后没收了曾经挑战他的人们手中的大炮，其中有许多是格雷戈·勒夫勒为奥格斯堡城铸造的。四十年后，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二世把至少九门勒夫勒的大炮分配给无敌舰队，包括这门在1538年铸造、重5230磅的大炮。勒夫勒的大炮（包括图中这一门）几乎全都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沿海随舰船沉没。
39.石棺中的查理五世，1870年。皇帝于1558年去世后，遗体被安放在尤斯特的一个地下墓穴中。1574年，腓力二世把先皇的遗体转移到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每年冬季，尤斯特地下墓穴的气温都会降到零下，所以查理五世的遗体受到了类似于腌制火腿的处理，就像著名的哈武戈火腿往往被储藏在高海拔的山洞里，一放就是好几年一样。石棺被开放给游客参观时，比森特·帕尔马罗利为皇帝遗体画了“油画的写生”，后来这幅画被拍照并做成明信片出售，清楚地显示了查理五世突出的下颚和强健有力的胸膛。
第三部 “日不落帝国”
“现在［查理五世］不妨写封信给他的朋友，就像［尤利乌斯·］恺撒写给朋友的那封信一样：我来，我看见，我征服。”
——尼古拉斯·沃顿，英格兰驻帝国宫廷的大使，1543年9月
九 最后的十字军战士，1532～1536年
患病的皇帝
1532年1月18日，也就是皇帝不情愿地从布鲁塞尔启程去德意志的次日，他给妹妹玛丽写了一封信，一反常态地流露出极大的热情。“尽管我离开你只有很短的时间，”他写道，“我却感到无聊和烦恼，主要是因为我离开了你。你大可以相信，我不会忘记和你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不会忘了你，也不会忘了我的故乡，不管我距离它多么遥远。”十天后，他在信中告诉玛丽，他仍然“很不情愿离开你、离开生养我的土地，因为这些都是我有充分理由去热爱的”。[1]
查理五世还努力用狩猎来排解自己的无聊和寂寞。看到莱茵兰有一个由多达500头鹿组成的鹿群时，他不禁大喜过望，但这份喜悦很快消失了：“他策马狂奔，试图追赶一群鹿时，猎犬的皮带缠绕在马腿上，马扬起蹄子，导致他从马背上摔落，脚撞上了一块大石头。”查理五世说，这“着实伤了我的腿，虽然腿没有断，也没有脱臼，但疼痛难忍”。他并没有夸张：19世纪70年代他的棺材被开启之后，观察者注意到“一条腿的骨折没有愈合好，因为好几块骨头交织在了一起”。[2]
随后五个月，查理五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他拒绝接受放血或催吐治疗（这都是当时的绝大多数医生治疗绝大多数病症的手段），起初的恢复情况不错，但他又开始打猎，腿就肿了，而且有溃疡，疼得他夜里睡不着觉。有些人担心他会失去这条腿，医生们让他卧床休息并节食减肥。查理五世怒道：“治疗和伤痛同样让我难受。”但医生们对这位尊贵的病人有很好的把握。埃斯科里亚萨医生向皇后透露：“他当然可以外出，但我们几个医生担心陛下会得寸进尺。”因此，“我们达成共识，要尽力抵抗他的意志”。[3]截肢的可能性让查理五世“开始考虑木腿”。“我不否认自己很害怕”，他告诉玛丽，但“我忍不住去挠溃疡的地方”。他为不遵医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埃斯科里亚萨报告称，“他全身都痒，所以经常用手去挠，尤其是腿部。挠痒导致他身体的很多部分乃至面部出现了皮疹”，并且他的“左眼红肿起来”。查理五世出席公共场合的时候“左眼戴着绿色眼罩”。他私下里抱怨：“他们给我涂了一种药膏，让我看上去仿佛得罪了狂欢节国王，因为我的脸上黑的地方比白的地方多。实话告诉你，我同时生了这么多种病，这让我非常生气。”据一位感到沮丧的外国大使说，皇帝的唯一慰藉是“遵照医生的命令，皇帝陛下不处理任何事务”。[4]
5月，查理五世觉得自己已经康复了。“现在我早睡早起。10点吃正餐，随后只吃一顿分量不大的晚餐。”他又开始打猎，但果然又病倒了：“骑马三个钟头，追击一头雄鹿”之后，他发烧了。不过，一周后，他“花了两天时间狩猎”，“徒步走了半里格[5]”，他觉得这“相当神奇”；但好景不长。他在雷根斯堡街头参加一次游行，“与一名廷臣说话时”“突然感到腿部一阵剧痛”。作为预防措施，御医让他去附近的温泉疗养。他对妹妹开玩笑说，泡温泉“给了我两大好处”：“首先是我可以挠痒了，因为皮疹已经好了；另一个好处是，经过医生的同意，我可以重新按照自己的习惯来生活”，也就是说又可以随时尽情地吃喝了。另外，“我现在有更多闲暇，因为我不允许外人来这里见我”。就连查理五世在外交领域的主要谋臣尼古拉·佩勒诺·德·格朗韦勒也只被允许每隔一天见皇帝一次，呈送重要的信函，商讨政务，并（如果可能的话）请主公给文件签字。查理五世甚至在7月中旬之前放弃了狩猎。之后他“花了三天时间追踪一头熊”。他的健康状况在这个时间好转，恰好让他有能力面对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大帝亲自指挥的又一次大举进攻。[6]
查理曼的继承人对抗亚历山大的继承人
在一定程度上，奥斯曼人的此次进攻是因为查理五世及其弟弟的刺激。1529年维也纳得救不久之后，斐迪南收复了匈牙利的好几座城镇，并寻求与波斯国王结成反奥斯曼的联盟。这两个举动都激怒了苏丹。查理五世加冕为皇帝，也让苏丹恼怒。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名间谍报告称，苏莱曼“总是说‘去罗马！去罗马！’并且他憎恨皇帝和他的恺撒头衔”。苏莱曼“也自称为恺撒”。他的代表请威尼斯珠宝匠制作了西方风格的、代表皇帝主权的宝器，包括一顶四重冠冕（比教宗的冠冕还要多一重），并开始宣传攻势，把他们的主公的形象打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人。威尼斯人对他肃然起敬，开始称他为苏莱曼大帝。[7]1532年4月，这位新的亚历山大大帝从伊斯坦布尔启程，发动了沿着多瑙河的第三次攻势，与此同时他的舰队则驶向地中海西部。
这些事态令查理五世左右为难。尽管他需要竭尽全力地支持斐迪南对抗苏丹，但他不敢把在意大利的军队都调去德意志，因为害怕意大利遭到奥斯曼海军（也许得到了法国人的支持）的袭击。事实上，因为被迫缴纳巨额赎金，弗朗索瓦一世已经没有力量再次攻击查理五世，但他依然在用外交手段给自己的竞争对手下绊儿，尤其是让安东尼奥·林孔（曾是公社起义者，如今为法国效力）执行一项秘密使命，试图让奥斯曼军队从进攻匈牙利改为进攻意大利。苏莱曼大帝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林孔，但拒绝改变自己的战略。1532年7月12日，他发出了自己的挑战：“西班牙国王［苏丹拒绝承认查理五世的皇帝头衔］早就宣布要讨伐土耳其人；而我如今在真主的保佑下，要率军向他发动进攻。如果他是个有勇气的真汉子，就请他带着军队来，准备好与我的帝国大军对阵。”苏丹最后说：“真主将决定谁胜谁负。”[8]
查理五世很欢迎对方的挑战。此时他已经恢复健康。他通知妹妹玛丽：“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努力保卫德意志。”“因为在我的一切事务当中，我都把自己的希望与力量托付给上帝，而他，我的慈悲的造主，总是佑助我”，所以查理五世请她在尼德兰全境安排“宗教游行和祈祷”，以获得上帝的支持。他还动员了凡间的力量，在自己的所有领地招兵买马（12000名德意志士兵、10000名西班牙士兵、10000名意大利士兵和4000名尼德兰士兵）；并且通过谈判劝说德意志的路德派教徒帮助他保卫“我们的家园”。最终，路德派诸侯和天主教诸侯都聚集到雷根斯堡，与皇帝一起召开新一届帝国会议。全部七位选帝侯、七十多位世俗诸侯与教会诸侯，再加上五十五座城市的代表前来参会，每位参会代表都带来一大群谋士和官员，一共有大约3000人。[9]
帝国会议面对着三个主要问题：德意志的宗教纷争；动员力量对抗土耳其人；法国可能趁机开战的风险。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担心皇帝的决心可能动摇，因为“尽管他用意良好……他的天性是自私自利的”。阿莱安德罗尤其担心查理五世可能会“未经教宗许可就与路德派达成协议”。在觐见皇帝时，阿莱安德罗轻率地提醒他：
当陛下还比较年轻、对自己的力量还不是那么自信的时候，当陛下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遭到那么多教会之敌的攻击的时候，只有您一个人意志坚定，只听上帝的话，只听自己的良心，于是我们有了那份美丽的、神圣的敕令。陛下正是通过这份敕令，才获得了凡间的长久荣耀和来世的永恒奖赏。如今的陛下比当年审慎得多，也更自信，因为上帝已经赐给您许多光荣的胜利。如果您竟允许在这些谈判中向路德派做出不合理的让步，那么这就会损害我们全天下的教会。
查理五世听了大怒。“《沃尔姆斯敕令》的确很好，很神圣，也很明智，”他反驳道，“如果教宗在当时按照我的请求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沃尔姆斯敕令》就会收到效果！同样，如果在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之后圣父做了他与我讨论过的事情，即召开宗教会议，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被迫寻求与路德派教徒达成协议。”皇帝的凌厉反击让教廷大使吃了一惊，于是他明智地离开了御前，并说：“所罗门所言极是，‘君王之心也测不透’[10]。”[11]
阿莱安德罗此时并不知道，查理五世在他那位曾经的告解神父的鼓励下，已经“与路德派达成了协议”。加西亚·德·洛艾萨·门多萨向皇帝建议，“既然您不能使用武力，而武力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那么皇帝应当允许路德派诸侯“作为异端分子过自己的生活，条件是他们不能将错误思想传播给其他基督徒”，并“与他们达成尽可能有利的协议，让他们帮助您对抗土耳其人……虽然他们是异端分子，但您使用他们的时候不必有顾虑，因为您的心是纯洁无瑕的，他们的错误不会妨碍您的成功”。[12]查理五世遵循了洛艾萨的建议。1532年7月，根据《纽伦堡和约》，他向德意志路德派承诺，他将暂停执行《沃尔姆斯敕令》，等待教宗召开宗教会议。作为回报，路德派诸侯同意提供4万步兵和8000骑兵去对抗土耳其人。就连路德也赞赏皇帝。有一天路德告诉自己桌边的客人：“皇帝是个正派人。他很虔诚，也安宁。”不过路德还是忍不住补充道：“我觉得，他在一年里说的事情和我一天里做的一样多。”[13]
威尼斯共和国派驻皇帝宫廷的大使马尔科·安东尼奥·孔塔里尼立刻认识到皇帝此次转变政策的意义。“土耳其人指望路德派不会与皇帝合作，”他评论道，“但他们要失望了，因为路德派很快给帝国军队送来他们承诺的兵力的两倍。”在雷根斯堡，“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一队队的步兵行军走过”以及“皇帝陛下购买的大约80门火炮”。[14]8月中旬，孔塔里尼报告称：“现在所有人都团结起来了，无疑会有12万名步兵和2万名骑兵。”他热情洋溢地说：“我相信，八百多年来没有人见过比这两支更雄壮的军队，也没有人见过两位如此强大的皇帝冒如此大的风险。”行政档案也同意这些数字。当时对基督教军队所需粮草的估算列出了114000名士兵、74000名其他人员和超过73000匹马。查理五世于9月23日进入维也纳，“向全世界展示他不会畏惧冲突”。一个月后，苏莱曼大帝及其军队开始漫长的撤退，返回伊斯坦布尔。与此同时，安德烈亚·多里亚指挥下的帝国海军，“比许多年来任何一支舰队都更加装备精良、组织有序”，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希腊的两座要塞——科罗尼和帕特雷。[15]
查理五世认为自己应当感谢命运。他写道，1532年6月和7月匈牙利河水猛涨，严重阻滞了奥斯曼军队的推进，这“对我们非常有利，因为洪水给了我们时间去修复和加强维也纳的城防工事和其他更暴露的要塞，并为其输送给养、火炮和弹药”。[16]查理五世的另一个幸运之处在于，尽管他庞大的陆海军开销巨大，迫使他征税和借贷，但其中最大一笔资金来自法国。1532年4月，他命令自己的妻子将法国人的赎金中的超过40万杜卡特“绝对保密地”转移到意大利。“如果你不得不说自己要把一些钱转走，也决不能说有这么多钱，要让西班牙国内外的人都以为钱还在西班牙境内。”两个月后，他又命令她“绝对保密地”再转移将近50万杜卡特。[17]
尽管开销巨大，并且不得不向德意志路德派让步，但查理五世未能与奥斯曼军队交锋，更不要说打败他们了。不过他展现出了绝佳的领导力，把野战指挥权托付给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他有三十年的作战经验），同时向安东尼奥·德·莱瓦和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阿尔瓦公爵）[18]等有军事经验的谋臣征询建议并采纳他们的建议。[19]另外，集结规模庞大、史无前例的大军去对抗“异教徒”的能力彰显了勃艮第王朝的十字军传统，也就是查理五世自幼阅读的那些骑士编年史里的那种传统。1532年9月21日，皇帝在林茨登船，去多瑙河下游亲自指挥他的大军。此时的他身穿金色外衣，帽子上有一根神气活现的羽饰，显得踌躇满志。他的确是西方世界自查理曼以来最强大、最成功的统治者。世人也认同这一点（见彩图17）。
重返西班牙
如此辉煌的成功令教宗如坐针毡。尽管克雷芒七世认识到自己需要利用苏莱曼大帝的撤退“打破他的脑袋，让他再也不敢来威胁基督教世界”，但教宗担心如果皇帝“亲自征伐苏丹……法国会立刻入侵意大利，在那里如入无人之境，随心所欲，让圣父陷入危险”。于是他恳求皇帝到罗马与他做更多的政策讨论。洛艾萨极力反对。他以告解神父和谋臣的身份向查理五世详细解释“对您的良心和荣誉来说最合适的办法是什么”。他警示道：“即便陛下在意大利期间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其余时间全部用来处理为了维护意大利和平所必须处理的事务……您也做不到在1533年5月之前启程［去西班牙］。”所以洛艾萨敦促皇帝顶多只去博洛尼亚与教宗讨论“与您和意大利相关的事情”。[20]
皇帝也是这么想的。10月中旬，维也纳暴发瘟疫，他赶紧离开那里，马不停蹄地来到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小镇菲拉赫。二十年后，他将如丧家犬一般再次来到这里。从菲拉赫去博洛尼亚的唯一路线要经过布伦纳山口和威尼斯领土，这就造成了一个微妙的局面，因为查理五世此时率领着1万名久经沙场的步兵、3000名骑兵和一队炮兵，以及他的宫廷人员和“6000多名妇孺”。他记得自己十年前曾威胁要入侵威尼斯，所以现在需要向前来请安（并监视这位贵宾）的威尼斯外交官明确表示自己的和平意图。在一次觐见会期间，他“身穿骑装，始终站立着”，解释道，“他在去西班牙的途中”，但“他首先要与教宗会谈”，并建立一个旨在“保卫意大利及其各邦的联盟，让各邦都维持现有的疆界；而且，他不是在以皇帝或西班牙国王的身份讲话，而是以那不勒斯国王和一位意大利统治者的身份”。他预测自己将在圣诞节前返回西班牙。[21]
但他的计划几乎立刻就泡汤了，因为克雷芒七世推迟了从罗马去博洛尼亚的行程，所以皇帝不得不推迟自己去西班牙的行程。于是他在曼托瓦额外待了一个月，在那里（这是在他的宫廷的威尼斯外交官的带有批评意味的说法）“天亮刚一个小时，皇帝陛下就带着贵族们去打猎”，直到他“在追猎一些特别大的野猪时弄伤了自己右手的食指”，所以他的签名变得无法辨认（洛斯·科沃斯在文件上附加了说明，证实这些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文件确实是皇帝签署的）。[22]作为一种康复治疗，查理五世在雄伟的贡扎加城堡参加了许多舞会、宴会和游戏。下雪的时候，他让人准备“德意志风格的雪橇”，“这让贵妇小姐们非常开心，因为这种雪橇很新奇、很稀罕”。
所有人都说，查理五世在曼托瓦“如鱼得水，仿佛在自己家中”，“身边没有自己内廷的仆人也不以为意”，并且出门的时候“不带卫兵，独自走过城镇和乡村”。[23]他参观了安德烈亚·曼特尼亚[24]的住宅，它的设计很独特，是个立方体，内含一个圆形庭院。查理五世对其印象深刻，在1532年11月“命令连续四年每年拨款12000杜卡特，用于翻新格拉纳达的王室城堡和宫殿。他打算在那里安享太平，因为那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于是他的建筑师制作了模型，打算在阿尔罕布拉宫的核心位置建造一座意大利风格的“查理五世宫殿”，并于次年春季开始施工。[25]
在曼托瓦度过的这个月还留下了另一种引人注目的艺术影响。自从查理五世年幼时，就有艺术家为他画像。他来到曼托瓦的那天，当地的公爵唤来了提香。提香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查理五世站立的全身肖像，画中皇帝的胡须大体上遮挡住了他的凸颚，一条猎狗在他硕大无朋的股囊[26]旁嗅着。不是只有提香前来为皇帝画像。斐迪南的宫廷画师雅各布·塞森艾格尔陪同查理五世来到曼托瓦，画了一幅几乎与提香作品一模一样的肖像，所以黛安娜·博达尔[27]提出，也许皇帝是同时给两位艺术家当模特，让他俩竞争，就像亚历山大大帝让留西波斯[28]和阿佩莱斯[29]比赛一样。[30]在随后将近十年里，提香和塞森艾格尔的这两幅肖像实际上成为皇帝的“官方肖像”，所有希望拥有皇帝肖像的人都临摹这两幅画（见彩图19）。
克雷芒七世最终在1532年12月10日抵达博洛尼亚，查理五世于三天后到了那里。和之前一样，“教宗和皇帝下榻在同一座房屋的两个相邻房间”，这样他们可以单独谈话，避开外人的耳目。他俩这次见面的时候，“皇帝极其谦卑和尊敬地亲吻教宗的脚”，而克雷芒七世“扶他起来，拥抱他，亲吻他的面颊”。随后查理五世花了两个钟头“描述自他俩上次分别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但（威尼斯大使抱怨道）随后“皇帝继续与教宗单独会谈，所以我们没办法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出席公共场合的时候，教宗与皇帝表现得非常融洽。在圣诞节的一次礼拜期间，克雷芒七世“为皇帝的宝剑祝圣”，而查理五世宣读了一篇布道文。“弥撒结束后，他们一起返回宫殿”，继续密谈。[31]
新年过后不久，克雷芒七世宣布了他与皇帝会谈的一项惊人成果：他将召开一次宗教会议来解决现有的宗教问题，并邀请基督教世界的所有统治者亲自参加。然后他任命了一个由枢机主教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几乎每天都”与皇帝的大臣（包括洛斯·科沃斯和格朗韦勒）会谈，来确认要召开的宗教会议的细节，从而“让两位大人物免去亲自商谈的麻烦”。在博洛尼亚至少有一个观察者认识到，教宗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浪费皇帝待在这里的时间，而不是真正推动宗教会议的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