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嘴上说愿意召开宗教会议，却用言辞搪塞皇帝，欺骗所有人。他俩永远不会对宗教会议举办的时间和地点达成一致。如果查理五世足够明智，能够看到自己和整个意大利面临的急迫危险的话，就会认真采取行动，而不是寄希望于……时间会解决一切问题；因为拖得越久，麻烦可能越大。
然而，查理五世表现得很愚蠢：向克雷芒七世告辞不久之后，他自信地向斐迪南保证，宗教会议将在博洛尼亚、曼托瓦或皮亚琴察召开，将会采取措施来“消灭路德异端，惩罚路德的追随者”。[32]
在《回忆录》里，皇帝懊恼地承认，他上了克雷芒七世的当。他写道，他们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没有产生皇帝陛下期望的效果”。就在七年前，他上了弗朗索瓦一世的当，如今为什么又上了教宗的当呢？这两件事情有一个明显的相似点。除了“内廷人员和谋臣”之外，皇帝把将近1万人的军队带到了博洛尼亚，每晚有500人守卫他和教宗居住的宫殿外围，另有200人在宫殿内守卫。面对如此强大的军力，克雷芒七世可以（像之前的弗朗索瓦一世一样）说，他之所以做出让步，是因为受到了胁迫，所以他的诺言没有约束力。[33]此次教宗的让步超出了查理五世最大的期望。
1533年2月24日，即皇帝的生日，如今也是帕维亚战役和他的加冕礼的纪念日，克雷芒七世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非常机密，仅有四人知情”，在其中承诺：劝说弗朗索瓦一世支援皇帝抵挡土耳其人的下一次进攻；拒绝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的申请；在缔结任何条约之前首先征求查理五世的同意。三天后，教宗又签署了“保卫意大利的联盟”的条约。根据该条约，教宗以及绝大多数意大利邦国不得给任何外国势力干预意大利事务的借口，更不得邀请外国势力干预；并设立一个战争金库，用于共同防务，抵抗入侵的外敌。[34]
克雷芒七世在用这些外交手段转移皇帝注意力的同时，与来到博洛尼亚的英法特使进行了会谈。英法特使此行的目的是传达弗朗索瓦一世的提议，即他的次子奥尔良公爵亨利与教宗的侄女卡特琳·德·美第奇结婚，以及克雷芒七世在“皇帝离开意大利之后”与弗朗索瓦一世面谈。特使还提出了一项秘密提议：十八个月内，弗朗索瓦一世将入侵意大利并收复米兰公国，然后克雷芒七世将米兰公国册封给奥尔良公爵亨利和卡特琳。[35]
家庭生活
查理五世不知道教宗的两面三刀，于1533年3月离开博洛尼亚，去参观帕维亚战场。他的将军们指出了当初他们迫使弗朗索瓦一世投降的具体地点，以及皮齐盖托内要塞，法王曾被羁押在那里。随后皇帝返回热那亚，安德烈亚·多里亚的桨帆船在那里待命，要送他回西班牙。但此次航行耗费的时间是正常情况的两倍。据威尼斯大使说，“日夜都无法休息”，因为“每一艘桨帆船，包括皇帝所在的那艘，运载的人数都比通常情况多了七八十人，所以甲板上的情况很糟糕，甲板下就更可怕了”。简而言之，“犹如地狱”。最后一段航程是最糟糕的，因为桨帆船舰队靠近西班牙海岸的时候风向突然逆转，“桨手们全都赤身露体，拼命划了两夜和差不多两个白天，累得半死”。
皇帝的桨帆船接近加泰罗尼亚海岸后，皇帝“禁止任何人跟着他，然后什么都不说”，带着少量廷臣乘一艘小船上了岸，然后征用了“在附近村庄里能找得到的马匹”。皇帝隐姓埋名，骑马夜行，仅仅24小时就走了150公里，抵达巴塞罗那，“发现皇后还在床上，因为她还没有起床。皇帝也跳上床，然后一直睡到下午2点，然后他俩都起床吃饭”。[36]
查理五世之前已经指示妻子，等他登陆之后，把他们的两个孩子带来见他。六十多年后，腓力二世仍然记得这次激动人心的团圆：“1533年，我和母后去了巴塞罗那，在那里等待皇帝”，“我在巴塞罗那过了六岁生日”。[37]自四年前父子分别以来，腓力王子已经长大了许多，皇后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在她担任摄政者的最初几个月里，她还觉得自己需要“征询熟悉相关事务的臣民和大臣的意见”，然后请查理五世定夺；但她渐渐变得很自信。1530年9月，她的丈夫指示她准备于次年在地中海打一场战役时，她坚决反对：“每天我们都发现新的匮乏。我们需要立刻开始准备舰队需要的装备，否则就赶不上来年夏天的作战季节。”她还责怪丈夫有事不向她通气：“我恳求陛下在将来不要这么长时间不给我写信。请让我每隔差不多二十天就得到你的新消息。”她还持续不断地唠叨，让他回家，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想让你回来”。[38]
查理五世在巴塞罗那和妻子一起待了将近两个月，然后去蒙塞拉特[39]庆祝基督圣体节，随后在蒙宗与阿拉贡王国的议会见面。但他刚刚在议会发表开幕讲话，就有消息传来，皇后“病得很重，生命垂危”。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定这是因为流产。他飞奔回去，花了两天时间从蒙宗赶到巴塞罗那，全程230公里。这是他一生中速度最快的一次旅程。一直到她恢复元气，他才离开。[40]
这一年的余下时间里，查理五世被蒙宗的“议会死死缠住”，随后在萨拉戈萨与皇后一起度新年。然后皇帝与皇后来到托莱多，以那里为首都，直到暑热迫使他们北上。皇后和宫廷大部分人员去了巴利亚多利德，而查理五世经过了老卡斯蒂利亚[41]的一些城镇，比如塞哥维亚、阿维拉、萨拉曼卡、萨莫拉和托罗，这些城镇曾是公社起义势头最旺的地方。[42]他甚至去了比利亚拉尔，即公社起义最后的决定性战役的地点；然后在萨拉曼卡大学待了一段时间，并“说这所大学是宝库，提供了王国所需的法官和行政长官”。查理五世先是问候了路易斯·卡韦萨·德·巴卡主教，即他的第一任教师，然后“在大学礼拜堂参加弥撒，随后听了一场辩论”，辩论的主题与局势紧密联系：基督徒君主可否发动战争为盟友复仇？随后，皇帝听了大学的几位顶尖学者的课：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讲神学，胡安·马丁内斯·德·西利塞奥（不久之后成为腓力王子的教师）讲哲学，另外几位学者讲医学和法学。在每一堂课上，皇帝都“一进屋就坐在长凳上”，仔细听课（不过，上课都是用拉丁文，他可能听懂的不多），然后去参观大学图书馆。他一共像大学生一样度过了四个小时。[43]
这时发生了一桩家庭悲剧。查理五世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看望母亲时，“皇后流产，失去了一个八个月大的胎儿”。编年史家佩德罗·希龙用一个经过大幅修改的段落记述这个悲剧事件。他写道，有些医生认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悲剧，“是因为她在巴塞罗那染上的重病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就怀孕了”；也有人说，皇后“去看儿子即腓力王子的时候”“跌倒了，胎儿因此而死。只有上帝知道真相”。就像之前的另一个儿子费尔南多死时一样，皇帝“以基督教君主应有的态度面对皇后的流产”，劝她接受现实，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亲自做出表率，继续从事狩猎和体育运动，直到“打网球时打得太猛”，导致“一只脚有点瘸了”。他还继续过夫妻生活：到圣诞节时，皇后又一次怀孕。[44]
此时，重要的事态已经改变了国际形势。亨利八世不仅正式抛弃了妻子凯瑟琳，宣布他与凯瑟琳的女儿玛丽是私生子，还娶了安妮·博林，并让她成为英格兰王后。教宗克雷芒七世将亨利八世绝罚，亨利八世则威胁要停止对罗马效忠。随后教宗来到马赛，主持了他的侄女与奥尔良公爵的婚礼。教宗还与弗朗索瓦一世协调制定了一项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他们一致反对召开宗教会议（因为一旦召开，就会提升查理五世在德意志的地位），也反对建立新的意大利联盟（因为它会阻碍法国人征服米兰）。
亨利八世欺侮查理五世的姨母，查理五世不能坐视不管，于是敦促自己的弟弟和姐妹（在德意志的斐迪南、在尼德兰的玛丽、在法国的埃莉诺、在葡萄牙的卡塔利娜）与他一起宣布支持凯瑟琳，“因为这不仅是关系到良心的事情，并且，考虑到当前基督教世界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支持教会的裁决和宣言”。[45]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信里包含一个条件，即“暂且”不要采取行动，因为克雷芒七世和亨利八世都留出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余地，教宗推迟了绝罚令的公布，英王则推迟批准立法去切断英格兰与罗马的联系。但在1534年，教宗打破了这个僵局，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有效，他们的女儿玛丽是合法的婚生子。
皇帝的一名外交官从罗马写信，禀报了教宗的决定，并自鸣得意地说，这是皇帝的最大胜利，因为它为征服英格兰铺平了道路。但查理五世的西班牙谋臣不是那么热情。三周后，他们得知了教宗的决定，于是敦促皇帝派遣使节去罗马、巴黎和伦敦试探各方，假如哈布斯堡家族入侵英格兰，大家会做何反应，因为“如果我们单方面地、突然地向英格兰发动进攻，这几方会怀疑陛下想要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单方面解决问题”。因此，查理五世应当宣布他“暂且”不会做任何事情，从而“根据事态发展进行更有效的筹划”。[46]
查理五世听从了谋臣们的建议。尽管西班牙人普遍憎恶亨利八世的新王后（比如西班牙人称她为anabolena，这个词的意思是惹麻烦的人，有时也指娼妓。甚至到今天，卡斯蒂利亚的有些地方仍然用这个词），但皇帝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帮助自己的姨母。[47]在给弟弟的信里，他说自己无动于衷是因为“自马赛峰会以来，德意志和意大利越来越动荡与麻烦”。尤其是黑森方伯菲利普领导的路德派军队得到了法国的资助，入侵符腾堡公国，扶植被查理五世和斐迪南废黜的旧统治者[48]，然后驱逐了哈布斯堡家族在符腾堡的驻军。这一次查理五世仍然没有行动，他还建议弟弟“通过拖延和欺骗来争取时间”。9月，他给斐迪南写信说，为了维护德意志的和平，“你最好忘记过去的事情，或者假装忘记”。[49]
历史证明这是一条审慎的建议，因为一支拥有160艘桨帆船的奥斯曼舰队刚刚闯入地中海西部，占领了突尼斯。这个位于北非的小国此前是西班牙的附庸，距离西西里岛仅有250公里。
非洲征服者查理五世
苏丹苏莱曼大帝在1532年受挫之后，采取了一种新的战略去对付西方。他把海雷丁·巴巴罗萨（他长期以阿尔及尔为基地，运用他的桨帆船袭掠地中海西部的基督徒领地）召唤到伊斯坦布尔，任命他为帝国舰队总司令。两年后，巴巴罗萨率领舰队西进，占领了突尼斯，驱逐了亲哈布斯堡的突尼斯统治者。与此同时，苏丹率军东征，去讨伐波斯国王。查理五世不能忽视这个机遇和挑战。一位英格兰外交官写道，因为“突尼斯是与罗马一样大的城市，巴巴罗萨可以轻松地在那里维持自己的舰队，并持续不断地威胁西班牙和意大利”，所以皇帝“要么需要拥有足够强的力量与巴巴罗萨的舰队正面对垒，要么需要持续不断地动员力量来自卫”。查理五世同意这个看法，于是通知他在意大利的大臣们，他已经命令“准备给养和其他需要的物资，于明年春季集结一支有能力抵抗和攻击敌人的强大舰队，将敌人从基督徒的海域驱逐出去”。[50]
1534年9月，教宗去世了。尽管克雷芒七世是个反复无常的盟友，经常企图利用法国来遏制哈布斯堡家族对意大利的主宰，但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皇帝与土耳其人对抗。查理五世担心新的教宗会背弃他的前任签署的防御条约并怂恿弗朗索瓦一世去争夺米兰和热那亚；但最终，枢机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成为教宗保罗三世，他立刻宣布将会遵守所有现存的盟约，并采取严厉措施来改革教会。在他的第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还宣布支持查理五世在北非作战的计划，并宣布授予其十字军东征的地位。1535年3月，得知苏莱曼大帝留在巴格达并开始了讨伐波斯的新战役之后，保罗三世宣布，“这对皇帝来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不仅可以全身心地对付北非，还可以开启一项更伟大、更光荣的事业”，即征服伊斯坦布尔。教宗还敦促皇帝“不要浪费上帝赐予的良机”。[51]
查理五世的谋臣们仍然没有什么热情。格朗韦勒预测，如果查理五世亲征北非，将会发生一连串灾难，因为法国人会趁机入侵意大利，支持奥尔良公爵对米兰的主张，随后“找到某种借口去占领那不勒斯”，甚至还会侵占意大利半岛的其他一些独立国家。枢机主教塔韦拉（御前会议主席，也是皇后在摄政时期的主要谋臣）强调了“过于依赖运气的危险。陛下已经使用了太多次来自命运的善意，如果您离开这些国度［西班牙］，亲自冒险到并不属于您的海域和陆地……正如我们不久前发现的那样，发动战争是危险、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塔韦拉不客气地补充道：“陛下应当记得，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尽管是一位勇敢的君主，并且久经沙场，但他的伟大事业却胎死腹中，这是因为他的目标太宏伟，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最后，塔韦拉重复了他曾用来反对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决斗的理由：查理五世不应当“像一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也无须向任何人负责的年轻骑士那样冒险……假如陛下被俘，或发生了其他什么灾祸”，腓力王子那样的“幼童”如何能接管大局？[52]
起初，皇帝似乎愿意听从这些警告，因为在1535年2月，他从马德里写信给弟弟，保证说，尽管他打算去巴塞罗那，但“那只是为了从那里观察和回应巴巴罗萨的行动，并改良我的海军”。查理五世承诺，他随后会返回德意志。有些人相信了他。尽管陆海军“在北非向巴巴罗萨开战”的准备工作令佩德罗·希龙肃然起敬，但“当时没人想到皇帝陛下会御驾亲征”。斐迪南在西班牙的代表也志得意满地报告称，皇帝去巴塞罗那仅仅是为了“让那里的舰队做好出海的准备工作，并准备应对法国人制造的麻烦”。[53]人们判断错误首先是因为粗心大意。2月28日，查理五世立了新遗嘱，明确表示，“他已经决定亲自率领舰队出征”。他的秘书把遗嘱的一个副本发给了皇帝的妹妹玛丽，她立刻把这条惊人的消息分享给斐迪南，并补充说，他们兄长的“声望会受到损失，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要去讨伐的仅仅是个海盗而已”。[54]查理五世在签署遗嘱的三天之后动身前往巴塞罗那，又一次把怀孕并且抑郁的妻子留下。据皇后的一名侍从女官说，皇后“茕茕孑立，愿上帝怜悯她”。[55]三个月后，皇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胡安娜。她这次分娩时，丈夫仍然不在身边。
查理五世将御驾亲征的传闻令他的臣民激动不已，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巴塞罗那。据一个目击者说：“人们欢呼雀跃，渴望去攻击异教徒，路上人山人海。父亲鼓励儿子去参加正义的战争……妻子跟随丈夫，准备上前线。”参加此次远征的人当中有皇后的弟弟——葡萄牙王子路易斯、阿尔瓦公爵和其他数十位西班牙显贵。当时的人们赞扬了聚集在巴塞罗那的舰船和士兵的数量和质量。一支葡萄牙分舰队于4月底来到巴塞罗那，包括二十多艘舰船，其中有一艘盖伦帆船[56]，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战舰，能够运载约2000人。还有一些舰船从比斯开、安达卢西亚和马拉加[57]赶来。安德烈亚·多里亚也率领一队桨帆船从热那亚赶来了。“它们从皇帝面前驶过时三次降旗，船上的人们呐喊：‘帝国！帝国！’”随后多里亚上岸向皇帝请安，然后“他们单独会晤，秘密制订计划”。[58]
皇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确保他远征北非期间欧洲能维持和平。他已经争取到了新教宗，期望他会阻止法国攻击皇帝的领地；然后皇帝指示自己的封疆大吏们不要攻击他人，包括亨利八世。在尼德兰的帝国军队的指挥官拿骚伯爵海因里希三世收到命令，“今年不要征集新的部队”，因为“同时开展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会非常困难”。拿骚伯爵发出抗议，查理五世坚定地答道：“我很清楚，英格兰的事情是不可以被遗忘的，但我们必须适应当前形势，集中力量于最紧迫的事务。”他还提醒斐迪南，“我们的意图和决心是，除非迫不得已，不在任何地方开启战端”。[59]与此同时，在巴塞罗那，“皇帝日夜不休地勤奋工作，不时去视察或者处理别的事务”。他主持巴塞罗那的铸币厂用从美洲运来的黄金铸造金币，并监管长枪、火绳枪和弹药的生产（见彩图20）。他得知一支运载兵员与给养的舰队从马拉加驶来，快到巴塞罗那了，就“骑马来到蒙特惠奇山顶端，因为在那里看得见远方的船帆”。[60]随后，查理五世“坐在官员当中，检阅了全副武装的”军队。有些廷臣问，此次远征要去哪里，指挥官是谁。皇帝答道：
“不要试图打探主公的秘密，但我会向你们介绍你们的指挥官。”这时他命令升起他的大旗（上面有光辉璀璨的十字架图案，显得十分虔诚），并说：“这就是你们的将军［指上帝］，你们要服从我，因为我是他的副将。”[61]
5月28日，查理五世“在黎明前访问了蒙塞拉特修道院”，在那里“做了告解，领了圣餐，当晚返回巴塞罗那”。两天后，“王室的喇叭响彻全城”，召唤官兵登船。查理五世做了弥撒之后登上多里亚的桨帆船。“他画了十字，举目望天，做了私人的祈祷，恳求上帝佑助。”随后他的舰队（将近250艘舰船，运载着27000人）扬帆起航（地图4）。[62]
因为启航前做了一丝不苟的后勤安排，查理五世抵达撒丁岛的卡利亚里的六天前有另一支帝国舰队（超过125艘舰船）从德意志、尼德兰和意大利运送部队和弹药抵达撒丁岛。这支舰队还送来了许多贵族，包括曼托瓦公爵的兄弟费兰特·贡扎加和瓦斯托侯爵阿方索·德·阿瓦洛斯。在随后的作战期间，这些人将和他们的伊比利亚同袍结成生死兄弟，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核心打造出一个强大的、国际化的精英集团，查理五世可以始终信赖这些人。还有一些经过精挑细选的文化精英陪同皇帝前来（包括编年史家让·旺德内斯、诗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和擅长战场场景画的艺术家扬·科内利斯·维尔摩恩），准备随时歌颂和宣扬皇帝的丰功伟绩。由于他们的记录，以及远征军当中大量外国大使的报告，我们能够精确地还原突尼斯战役的情况，以及查理五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舰队在撒丁岛补充了给养，与此同时，皇帝与主要大臣商讨策略，并在好几座教堂祈祷。6月15日，雄壮的舰队（现在有超过400艘舰船，运载约5万名士兵）浩浩荡荡地出航，驶向北非，并于次日抵达。“皇帝很想第一个上岸，”士兵马丁·加西亚·塞雷萨达在日记中用赞许的笔调写道，“但作战会议的成员不准他这么做。”舰队来到了古迦太基的遗址，查理五世和他的军队在那里登陆，并向突尼斯的港口拉格莱塔进发。[63]
地图4 非洲征服者查理五世的行动路线
在1535年和1541年的北非战役中，查理五世制订了详细计划，动用陆海军的强大兵力，从西班牙和意大利同时发起作战。这种复杂计划必然会造成延误和困难，在风帆时代尤其如此，所以多支部队能够在北非海岸顺利会师，这本身就是后勤调度方面了不起的成绩。
巴巴罗萨已经有所防备，因为弗朗索瓦一世派往伊斯坦布尔的一名外交官在突尼斯停留时，向他介绍了皇帝的准备工作。但这位海盗国王相信，酷暑和他在拉格莱塔周围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能够重创入侵的帝国军队。所以他没有去阻拦帝国军队的登陆，这使得查理五世有时间在距离拉格莱塔约1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皇帝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指挥建造堑壕、工事和堡垒，保护他的军队”。他既是“将军、士官也是士兵，把一些士兵称为‘我的兄弟’，把另一些人称为‘我的孩子’”，并参加了持续不断的小规模交锋。一天，“他抓起长枪，高呼‘圣雅各！’骑马冲出去攻击摩尔人[64]”；另一天，他走进堑壕，要了一支火绳枪，向敌人射击了三次。然后，“开始炮击的时间快到了，皇帝更加努力，更加勤奋地提供作战所需的物资”。他宣布要奖赏“第一个冲进拉格莱塔的人”：
他视察了德意志和意大利士兵的住宿地，与他们交谈；他来到西班牙人当中的时候说：“我知道，我不需要用言辞来增强你们的斗志，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多么坚决，我对你们没有任何疑问。在过去的战役中，你们为我赢得了胜利。但如今你们是在为上帝而战。在此役中，我仅仅是上帝的副将。”
7月14日，皇帝及其随从听了弥撒之后，堑壕内和桨帆船上的大炮同时开始轰击拉格莱塔。半个小时后之后，炮火打开了一个缺口，步兵蜂拥而入，突袭成功，随即洗劫了全城。[65]
此时，查理五世宣称：“我的整个议事会已经决定，我们应当放弃此次战役。他们说，我应当登船离开，因为我已经达成了此行的目标。”起初，“作为一名新将领，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正如三年前他在匈牙利听从了谋臣的建议；但如今他推翻了将军们的建议，改为采取主动。“对此事做了进一步讨论之后，我改了主意，于是在本月［7月］20日，星期三，我开始向突尼斯进军。”[66]
这是个鲁莽的决定，因为突尼斯虽然就在10公里之外，但这10公里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而他的“军队缺少运载辎重的大车”，查理五世命令每个人“携带两天的口粮与饮水”。水很快就用完了，就连查理五世也不得不忍受干渴之苦。他在部队当中巡视的时候，加西亚·塞雷萨达“看了看他的嘴，注意到他的牙齿上盖着一层黑色的灰尘和污泥。这很让人惊讶，因为这毕竟是皇帝的牙齿”。[67]巴巴罗萨把部队部署在城外，他的大炮向逼近的基督教军队开火时，查理五世冷静地排兵布阵，用每一群士兵的母语向他们讲话鼓劲。一名高级军官建议他后撤，因为实在太危险了，但“皇帝哈哈大笑，向他保证，‘没有理由害怕，因为不曾有一位皇帝死于敌人的炮火’”。帝国军队随后向前推进，顶着酷热打退了敌军。但不久之后，胜利者就“干渴得瘫倒在地”。有些士兵精疲力竭地坐或者躺在地上。这时，突尼斯城内的基督徒奴隶发动起义，“高呼‘自由！’和‘皇帝万岁！’”帝国军队胜利入城，解放了所有的基督徒奴隶（据查理五世说，有2万人），然后开始抢劫战利品。清真寺、伊斯兰神学院和住宅都被洗劫一空。据一个英格兰目击者说，城内的所有穆斯林“都像牲口一样被卖为奴隶，其中有很多妇孺，这景象真是凄惨”。[68]
查理五世体会到了“普通的军事指挥官在战时持续不断的焦虑、高度警惕和辛劳”，所以精疲力竭。费拉拉大使前来道喜时，看到胜利的皇帝“半裸着”躺在床上，因为“在与巴巴罗萨作战期间，他从马背上跌落，被马压倒在地”，摔伤了右腿。次日，“入城之后，他希望亲自干预，阻止某些士兵的胡作非为，结果在一些湿漉漉的铺路石上滑倒，又被马压倒在地，摔伤了左腿”。皇帝不得不卧床休息，并且认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他承认，“他之前没有想到巴巴罗萨能够集结这么多军队”，并且“这座要塞如此坚固，储备了这么多的火药、弹丸、硝石和粮食”，完全能坚持很长时间。他还愤恨地抱怨道，他在当地的盟友没有按照之前的协议给他提供支援。皇帝很快把北非作战的危险抛在脑后，感谢上帝赐予他这场胜利，让他“在一场举步维艰、需要果敢与决心的战役中打败了一个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羸弱或卑贱的敌人。他是在陆地与海洋都非常强大的劲敌”。然后皇帝恢复了之前被巴巴罗萨废黜的当地统治者的地位，并迫使他接受一项允许天主教徒在城内做礼拜的条约，然后皇帝撤回拉格莱塔。他的工兵已经修复并改善了那里的防御工事。[69]
此时还只是8月中旬，并且苏莱曼大帝仍然在对波斯国王作战，所以有些人建议查理五世听从教宗的呼吁，尝试更伟大的事业。据洛佩·德·索里亚（此时是帝国驻威尼斯大使）说，“所有人都坚信不疑，陛下应当直取君士坦丁堡”，因为巴巴罗萨和苏莱曼大帝此时都不在君士坦丁堡。他警示道，这样的有利时机“千载难逢”。皇帝不为所动。“考虑到季节和作战的可能性，”他宁愿见好就收，“我与群臣讨论、斟酌和考虑了方方面面，看到适合航海的季节已经接近尾声，并且我们的许多官兵患病或负伤……考虑到季节的因素和可能性的限制，我决定带领官兵登船，前往我的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他公开悬赏巴巴罗萨的人头：“活捉他的人，赏5万杜卡特；送来他的脑袋的人，赏1万杜卡特。”然后他登上旗舰，于8月21日驶向西西里。[70]
庆祝胜利
据一位英格兰外交官说，全欧洲的人们“都在等待皇帝远征的消息，因为如果他失败了，整个世界”都会背弃他。并且，“如果皇帝丢了性命或者损失惨重，或者他撤退”，法国人就会“以保卫意大利不受巴巴罗萨侵犯为借口入侵意大利”，而“巴巴罗萨等皇帝撤退之后会用他的舰队骚扰热那亚、托斯卡纳、罗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因为那些地方得不到保护”。在拉格莱塔的教廷国部队的指挥官表示同意：“巴巴罗萨不缺桨帆船、奴隶和奥斯曼军队，所以他很容易从”失去突尼斯的失败中恢复元气。[71]这个预言在一个月后成了现实：巴巴罗萨洗劫了梅诺卡岛上的马翁城，将那里的几乎全部居民，即约5000人杀死或贩卖为奴隶。
所以，尽管查理五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花费了巨款，却还是未能达成他的目标，即将巴巴罗萨“从基督徒的海域”“驱逐出去”。皇后很快就提醒了他这一点。“上帝在突尼斯赐予陛下的胜利为意大利带来了好处”，她刻意这样写道，但这场胜利在西班牙产生的后果仅仅是敌人洗劫了马翁，“比其他时候造成的损害更大。这里的人们除了这个，什么都不谈”。[72]
为了掩盖这个令人不快的真相，皇帝举行了一系列庆祝胜利的活动。在随后八个月里，他取道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去了那不勒斯，然后从那里去罗马。皇帝把他在北非的胜利描述为决定性的成功，同时宣传他的设想——统一的意大利在他的保护之下兴旺发达，并把自己装扮成古罗马的凯旋将军和基督教的十字军战士。在这方面，他又一次没有听从西班牙谋臣的建议。在皇帝离开西班牙之前，枢机主教塔韦拉曾警示道：“如果陛下去意大利，就不会像在西班牙时那样强大、那样物资充裕”，因为“意大利人不像西班牙臣民那样爱您，也不服从您。您将不得不依赖意大利人，而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摆在为您效劳的前面。意大利人会试图让陛下流尽最后一滴血……如果您遇到危险，他们也不会担心，因为他们只想着如何利用这个机会来为他们自己服务”。[73]
塔韦拉的警示有着充分的根据。在1527～1528年的围城战期间，那不勒斯精英集团的很多成员曾支持法国人；而1516～1517年西西里从特拉斯塔马拉王朝转移到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之下的时候，西西里贵族曾发动反叛；16世纪20年代，好几位西西里贵族企图将西西里岛卖给法国人。不过，作为一个世纪以来首位访问西西里的君主，查理五世自1535年8月在西西里岛西海岸的特拉帕尼登陆以后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在沿途的每一座城镇，当地权贵都到城外恭候，往往还带来了当地的童男童女，也许是为了表明下一代人会更加忠诚。
皇帝从当地权贵手中接受城门钥匙和一些贵重礼物之后，确认了当地享受的特权，把一些战利品分发给大家，然后率领一支游行队伍正式入城。队伍里有被解放的基督徒奴隶、穆斯林俘虏、士兵和廷臣。他还参观了西西里的一些主要的宗教场所，这让他的巡视颇有朝圣的味道。他身穿金色和白色服装，骑在马背上，头顶有华盖。他欣赏了一些用图像和铭文庆祝他近期胜利的凯旋门，上面的图画和文字将他比作古典时代和《圣经》里的英雄：伊阿宋、西庇阿、奥古斯都、基甸、大卫王。他在巴勒莫看到了一句铭文，后来在墨西拿又看到过。这句话后来成为他的格言：A SOLIS ORTU AD OCCASUM（“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出自《旧约·诗篇》第113章第3节）。[74]另外，皇帝还观看了比武、竞技、戏剧和历史重演（往往是西庇阿打败汉尼拔或者是迦太基的毁灭）。他经常去打猎，但也很勤政。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皇帝“立刻开始接见各色人等，聆听他们的争吵和冤情”；“他希望了解民政机关，于是研究了行政长官主持司法的方式，甚至去了王家档案馆”。通常不知疲倦的格朗韦勒抱怨说自己忙于西西里岛的事务，“目前忙得不可开交”，“陛下对其无比专注和投入，让我简直没有喘气的时间”。[75]
由于查理五世仔细地把祈祷、工作和玩乐结合起来，他此次对西西里的访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亲自主持了该王国的议会，议会投票决定拨25万杜卡特的税款给他。他到访的每一座城镇似乎都请人制作了这位得胜君主的雕像，或至少是半身像，其中有不少屹立至今（见彩图21）。他此次访问还留下了其他一些痕迹：墨西拿的城墙是按照皇帝的指示用“现代”风格设计的，至今仍然代表了该城的基本布局；锡拉库萨附近的新城镇卡尔伦蒂尼是为了纪念他而建立的，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如今有18000人口；皇帝在尼科西亚城仅待了一天，该城保存了他坐过的椅子，每年还重演他访问时的盛况。
11月，查理五世渡海来到意大利大陆，并经过他的重要支持者的领地以及与古罗马人打败汉尼拔有关联的地方，最后来到那不勒斯。这年冬季，那不勒斯暂时成为他的首都，他的宫廷举行了比武、宴会、狩猎、戏剧演出、观光和诗歌竞赛。有一次，查理五世“在斗牛时表现得极其敏捷和优雅”；另一次，他参加了杆子游戏，“穿的是摩尔人服装，以纪念他在突尼斯的胜利”。后来，他“戴着面具与一些贵妇跳舞，暂时放下了他通常的严肃”。1536年2月，罗马教廷大使尖酸地说，尽管查理五世在为阿拉贡的凯瑟琳（于上一个月去世）服丧，但他还是参加了一次宴会，“跳舞庆祝到天明，让人看不出来凯瑟琳王后的去世对陛下有什么影响”。[76]
在那不勒斯，皇帝和在西西里时一样劳逸结合。他在那不勒斯王国议会发表了一次演讲，说他“不仅是来访问的，还要整顿当地的秩序，并为这个王国提供一切有利于诸君福祉的东西，不仅涉及妥当的司法、人民的安康，还有你们关心的其他所有问题”。查理五世任命佩德罗·德·托莱多（阿尔瓦公爵的叔父）为那不勒斯副王。这位副王的政策是处决或严惩那些曾在法国人入侵期间支持他们的人，这让他很快变得不得人心。有些人希望查理五世将他免职，但皇帝让他们失望了。托莱多担任那不勒斯副王一直到1553年，把当地贵族和各城市管得服服帖帖，并征收了巨额赋税去支持皇帝的各种项目，起初是让那不勒斯议会拨款50万杜卡特“用作过去和现今的开销，并在若干年内给皇帝提供100万杜卡特”。查理五世希望用这些钱帮助实现保罗三世设定的目标，即夺取奥斯曼首都，因为（用皇帝的国务秘书的话说）“拉格莱塔、突尼斯、博恩[77]和比塞大[78]一切都好。苏丹没有实力夺取拉格莱塔，但皇帝肯定有实力夺取君士坦丁堡。我祈祷上帝佑助他，让我们能看到他得胜”。[79]
1536年3月，查理五世继续春风得意地向罗马进发。尽管帝国军队洗劫罗马城仅仅是九年前的事情，教宗还是精心准备来迎接他。据在法国大使馆担任医生的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说，保罗三世“把自己宫殿的一半和3000个床位”提供给皇帝使用，并“拆除了古代的圣道[80]沿途的超过200座房屋和三四座教堂”，从而让这位新的恺撒能够率领5000名西班牙老兵、400名骑兵和廷臣（包括来自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的贵族）走过君士坦丁、提图斯[81]和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82]的凯旋门，穿过鲜花广场[83]、渡过台伯河，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去面见教宗。[84]
查理五世抵达罗马的时候正逢圣周，于是他“只带少数几名随从，以私人身份参观了古典名胜和珍奇景点”（这与他大摆排场地访问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往常一样，他在圣周花了很多时间祈祷。他参加了棕枝主日的游行，手捧一束棕榈枝，“当着教宗和枢机主教们的面，无比虔诚地听了圣彼得礼拜堂内的每日礼拜”。在濯足节[85]，他为十三名穷人洗脚；在复活节星期六，“他参观了七座教堂，有二十名廷臣陪同，但没有带卫兵”。次日，在圣彼得大教堂，他“身穿教士长袍”，戴着“主教那种”手套，参加了弥撒。有3万人在场。在整个礼拜过程中，教宗与皇帝表现得特别融洽友好：他们一同起立和坐下；每当教宗脱下和戴上三重冕，查理五世也脱下和戴上自己的皇冠，“就像旧时皇帝做的那样”。[86]
卡尔·布兰迪指出，来到罗马对查理五世来说“如同回家”，因为“这是他的全部心愿的巅峰”：
他与自己统治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私人的联系……他召开并参加尼德兰的等级会议、卡斯蒂利亚议会、阿拉贡议会；不仅召集德意志帝国的选帝侯、诸侯与各等级在地方开会，而且召开帝国会议；最后还召开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等级会议。他从上述每一个国家都吸纳一些显贵加入他的金羊毛骑士团。
为了显示如此之多的胜利累积起来的影响力，人文主义学者纽伦堡的克里斯托弗·朔伊尔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援引“很多用意大利文和德文写的书信”来描述“查理五世皇帝进入古老的帝都”。在该书的书名页，在皇帝肖像下方，是押尼珥对大卫王的预言：“你就可以照着心愿作王。”[87]（见彩图22）[88]朔伊尔不应当这么写，因为发出预言的押尼珥不久之后就被大卫王的追随者谋杀了。这条预言对查理五世来说也不吉利。
[1] CMH，Ⅰ，41-2 and 57-60，Charles to Marie，18 and 28 Jan. 1532，均为亲笔信。
[2] Sanuto，I diarii，LV，col. 597，Tiepolo to the Signory，25 Feb. 1532；CMH，Ⅰ，89-92，Charles to Marie，18 Feb. 1532，亲笔信；Vilar Sánchez，Carlos Ⅴ，397-9 （描绘了皇帝的遗体情况）。
[3] CMH，Ⅰ，110-12 and 126-8，Charles to Marie，8 and 12 Mar. 1532，亲笔信；CDCV，Ⅰ，334-5，Dr Escoriaza to the empress，未署日期（但应为1532年4月6日）；Sanuto，I diarii，LV，cols 658-9 and 671，Mantuan ambassador to the duke，and Venetian ambassadors to the Signory，Regensburg，5 and 12 Mar. 1532.
[4] CMH，Ⅰ，151-7 and 211-17，Charles to Marie，24 Mar. and 3 May 1532，亲笔信；Sanuto，I diarii，LVI，cols 109-10，Tiepolo and Contarini to the Signory，18 Apr. 1532，and 364-5，Contarini on 21 May 1532；Beltrán de Heredía，Cartulario，Ⅱ，450-1，Escoriaza to the empress，22 Apr. 1532。
[5] 里格这个长度单位曾在英国和拉美等地流行，原意是一个人步行一小时的距离。自中世纪以来，不同国家的里格的长度不一。西班牙古时的里格也有浮动，官方曾规定1里格合4180米。
[6] Pocock，Records，Ⅱ，259-62，Augustus Augustinus to Thomas Cromwell，Regensburg，16 May 1532；Sanuto，I diarii，LVI，cols 250 and 261-3，Contarini to the Signory，3 and 11 May 1532；CMH，Ⅰ，221-2，295-9 and 347-50，Charles to Marie，7 May，19 June and 15 July 1532，均为亲笔信。
[7] CSPV，Ⅴ，619-21，Giovanni Antonio Venier to the Doge，8 May 1531，报告了一次觐见弗朗索瓦一世的经历。Necipoglu，‘Suleiman’，描述了苏莱曼大帝的威尼斯四重冠冕和其他宝器。
[8] Von Gévay，Urkunden，Ⅰ，part Ⅴ，87-9，Suleiman to Ferdinand，Esseg （Osijek），12 July 1532，拉丁文以及不太完美的意大利文翻译，后者也可见Sanuto，I diarii，LVI，cols 784-5，来自林孔带去威尼斯的一份副本。
[9] CMH，Ⅰ，281-2，Charles to Marie，12 June 1532，minute. RTA，Ⅹ，149-55讨论了帝国会议期间雷根斯堡居民人口的暴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