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五世在公开场合继续假装一切都好。他定期会见教宗，向他保证：“我很乐意讨论将米兰公国册封给法国国王的第三子，当然要有一些恰当的条件。”皇帝表示，作为回报，保罗三世应当“在一年之后在曼托瓦召开宗教会议”。但一位新的法国大使来到皇帝面前，表示自己只得到授权讨论将米兰公国册封给奥尔良公爵，于是皇帝主动进攻了。[16]1536年4月17日，复活节星期一，教宗、枢机主教团和外交使团按照皇帝的请求，聚集在教宗位于罗马的宅邸，大家都以为皇帝会报告他的突尼斯战役并请求支持去攻打阿尔及尔。不料查理五世花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十分沉着、面无怒色地，用西班牙语”谴责弗朗索瓦一世背信弃义。[17]
据萨利纳斯记载，“皇帝的演讲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从头到尾叙述了意大利的战事，为我们的行为辩护，并详细描述了法王的过分行为”。查理五世先是引用“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与法王最后一次讲和时的睿智言辞，即‘这是我第十一次与法王议和。与之前的每一次一样，我这一次议和也是因为我渴望给基督教世界带来和平，而不是因为我相信法王会遵守条约，毕竟他之前每一次都食言了’”。
随后查理五世列举了法王背弃的每一项条约，然后谴责弗朗索瓦一世与巴巴罗萨和苏丹沆瀣一气。他随后说，他“始终希望自豪地运用上帝赐予我的全部力量去讨伐异教徒、邪教徒和我们神圣天主教信仰的敌人”，但“法王总是妨害基督教世界的和平，阻挠我向上帝之敌发动战争”。他否认“我想当世界的统治者”，并指出弗朗索瓦一世无故侵犯了萨伏依并且执意要获得米兰，也不管这“是否正当”。为了应对这些不义行为，查理五世宣布，他将于次日与自己在伦巴第集结的军队会合，然后攻入法国，“除非法王与我单独决斗，要么双方全副武装，要么只穿衬衫、只装备剑和匕首，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上，在桥上还是岛屿上，无论是当着双方军队的面，还是以他希望的任何方式进行。除了给他二十天时间考虑之外，我没什么要说的了”。皇帝建议两位君主以米兰和勃艮第为赌注，胜者将获得这两地。[18]
皇帝向竞争对手发出这样的决斗挑战，违背了大臣们的意思。据萨利纳斯说，“洛斯·科沃斯和格朗韦勒预先都不知道皇帝的演讲内容。陛下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表达的。我想，如果这两位大臣预先知道，就会让皇帝的演讲更克制一些，至少不会发出决斗挑战”。在场的法国外交官请求洛斯·科沃斯和格朗韦勒解释，他俩回答说：“应当只对第一部分严肃对待。”也就是说，弗朗索瓦一世应当无视决斗的挑战。[19]但查理五世对自己的挑战非常看重。5月4日，他问自己在罗马的大使，法王是否有回复，因为“我在圣父面前的演讲中给法王的二十天期限将于下周日到期”。
弗朗索瓦一世最终拒绝了，并开玩笑说，他俩的剑“太短，不能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打斗”。但查理五世立刻紧紧抓住法王轻佻的答复，将其与1528年那次没有下文的决斗挑战进行比较：“［法王］说我们的剑太短，不能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打斗，这是对的。上一次我在西班牙而他在巴黎的时候，他用非常侮辱人的言辞邀请我与他决斗，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20]
查理五世指挥作战
皇帝离开罗马，与集结在伦巴第的军队会合，在锡耶纳、佛罗伦萨和卢卡（这三座城市分别是三个独立国家的首都）走过凯旋门，接受人们的欢呼赞颂。萨利纳斯报告称，“陛下在这些城市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部分是因为人们爱戴他，部分是因为有些人怕他”，因为“除了宫廷人员之外，他还带来了5000名久经沙场的西班牙步兵与300名骑士。其他道路上挤满了轻骑兵，所以整个意大利都有军队在行进”。萨利纳斯还说，查理五世“对这场战争热情洋溢，一心想要入侵法国，我相信他不会欢迎能够转移他注意力的事情”。“他在与军队会合的途中花了一些时间练习小规模战斗……他的健康极佳，比我之前看过的情形都要好。”[21]
查理五世还命令皇后、玛丽与斐迪南动员资源，同时向弗朗索瓦一世发动进攻。“我不知道法王要战争还是和平，”他告诉玛丽，“但我首先会准备我的武器，然后再谈判。”玛丽表示同意，向斐迪南透露道：“尽管我一直憎恨战争，但现在最好还是打仗，因为我不确定在别的时间所有条件都会对皇帝陛下有利。”[22]6月9日，查理五世向弟弟宣布：“我做好行军准备的时候会立刻派遣一名传令官向法王宣战。”并补充道：“我会竭尽全力向他复仇。”和往常一样，复仇在他的政治思考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希望，在上帝的佑助下，我能从海陆两路向法王发动猛烈进攻，让他后悔自己发动了这场战争。”在意大利消息灵通的英格兰人理查德·莫里森预测，皇帝很快就会得胜，因为尽管法国人开场打得不错，但他们还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所以那算不上什么胜利”。等到法军遇到莱瓦的士兵就不一样了，因为莱瓦的士兵“对饮血比喝酒更习以为常”。[23]
皇帝很清楚应当如何部署这些嗜血的精兵。他已经请莱瓦和多里亚制订弗朗索瓦一世再次开战时的应对计划。莱瓦和多里亚都主张再次入侵普罗旺斯，但建议做一个改变：1524年“波旁公爵攻打马赛的时候”，“法国为了援救该城不得不集中全部力量。如果当初我们有海军，就能拿下马赛”，所以这一次多里亚必须运用他的舰队去封锁马赛。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查理五世是否应当像在北非时那样，亲自指挥作战。尽管莱瓦“提出很多理由，主张陛下不要亲自进入法国”，但皇帝“还是犹豫不决，所以请作战会议讨论此事。最终，经过认真讨论之后，陛下决定御驾亲征”。1536年7月17日，他动身去法国，“选择了最短但是最难走的路线，率领着一支西班牙和德意志步兵部队”。[24]
起初一切进展顺利。查理五世就像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样，开始翻山越岭的时候“打扮得像一名士兵”，“身穿紧身裤、束腰外衣和铠甲，身上佩戴一条鲜红色缎带，这是表明身份的唯一符号”。一名西班牙老兵报告称：“我们全速前进，像蚂蚁一样背负重物，因为我们每人都携带了六天的口粮。”皇帝与士兵一同受苦，因为“我们开始爬山……每天午夜开拔，举着火把前进”。7月25日，他们跨越法国边境，但因为查理五世“为了整顿全军的秩序而到处视察，精疲力竭”，于是全体官兵休整了三天。皇帝对掉队士兵和逃兵毫不留情。
（有一天，）他看见一名士兵脱离队伍，于是跟着他。皇帝在一片树林里堵住了这个逃兵，命令将他绞死。逃兵恳求皇帝饶恕他，陛下拒绝了，于是逃兵被吊死在那里的一棵树上。皇帝这么做是为了让将来每一名士兵都服从命令。[25]
与此同时，拿骚伯爵海因里希三世率领另一支军队从尼德兰出发，奔向索姆河。起初，这个威胁更让弗朗索瓦一世担心，因为巴黎距离索姆河只有150公里。于是他把一些部队从普罗旺斯调往皮卡第。他放弃了普罗旺斯，“命令尽可能地搬走该地区的粮草，销毁不能搬走的部分，让敌军在那里无以为继”。所以，弗朗索瓦一世制造了一个庞大的陷阱，对查理五世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原路返回。[26]
但查理五世一意孤行地继续前进。他于8月5日抵达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自立为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尔勒国王。历史上的神圣罗马皇帝曾经用过这两个头衔。他这么做也许是想吞并该地区，但其他地区的事态发展让他很难这么做。在伊斯坦布尔，弗朗索瓦一世的代表与苏莱曼大帝达成了军事和经济合作的正式条约，期限为两位君主的有生之年。苏丹立刻兴兵入侵匈牙利，所以斐迪南无法像之前承诺的那样派遣一支远征军去法国。[27]在尼德兰，玛丽对“英格兰、法国和海尔德之间”越来越深度的合作和“大家都在招兵买马”的情况感到担忧。她恳求兄长授权她与法国签订中立条约，但他拒绝了，并命令她支持他们那位被废黜的姻亲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去夺回王位。尽管她的军队占领并吞并了格罗宁根城及其周边地区，但他们在针对丹麦人的作战中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更糟糕的是，根特和佛兰德省的其他城市拒绝继续纳税，这让拿骚伯爵向索姆河的进军举步维艰。[28]
在普罗旺斯，一名法国传令官抵达，请查理五世解释为什么要入侵法国。皇帝提醒对方：“你的国王说过，我和他的剑相距遥远，无法决斗。所以我尽量缩短了双方之间的距离，随时准备与他单挑，或者两军对决。为了这个目的，我会全副武装地恭候他，就像我向教宗承诺的那样。”[29]这一次，法王仍然不理睬决斗的挑战。他的长子，即法国王太子，于8月10日突然去世，这给解决冲突带来了一个潜在的转机，因为意大利统治者不太可能接受奥尔良公爵亨利（他现在成了王太子）成为米兰公爵。但弗朗索瓦一世表示，只要查理五世“仍然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留在法国境内”，他就拒绝与查理五世谈判。弗朗索瓦一世在等待饥饿迫使入侵者自行撤退。1536年9月4日，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皇帝“自抵达法国以来，已经因为疾病和饥饿而损失了七八千名士兵”。“秘密征询了谋臣的意见之后”，他通知拿骚伯爵，他不得不从法国撤军。[30]他承诺，最后一次尝试攻打马赛后再撤退；但他攻打马赛的努力也失败了，因为切萨雷·弗雷戈索（弗朗索瓦一世任命他为“热那亚总督”）率领一群流亡者偷袭了热那亚，迫使多里亚和他的桨帆船放弃普罗旺斯外海的封锁线，匆匆赶回去保卫自己的基地。9月12日，查理五世和他的军队开始了漫长的撤退。[31]
法军在推进的过程中发现，帝国军队抛弃的营地里“到处是死人死马，有的人被埋葬时还穿着甲胄，野地里随处可见长枪和其他兵器”。法军追击帝国军队的时候，“能看见成堆成堆的人和马，有奄奄一息的，也有已经死亡的，这景象真是恐怖和凄凉，让最坚定、最顽固的敌人看了也心生怜悯。看到这些惨景的人都会觉得，这比约瑟夫斯[32]描绘的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景象还要恐怖”。[33]
此次惨败对查理五世的影响极大。萨利纳斯描述他“心情极为郁闷，身体状态不佳。这也许是因为他积劳成疾，也许是因为他［1532年］在雷根斯堡的疾病复发了，因为他的阴囊瘙痒”。病痛也许能解释皇帝的一次极端行为：十二名法国射手和两名男童藏在一座塔楼里，射杀了皇帝的朋友、军人和诗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最终皇帝承诺不会把这群法军送去当划桨奴隶，于是他们投降了。皇帝没有食言，但“把那十二个人绞死，把两个男童的耳朵割掉”。[34]此后，查理五世日夜兼程，直到抵达热那亚。他肯定对敌人造成了许多损害，有一个目击者估计法国的损失高达300万杜卡特；另一个目击者说，普罗旺斯需要半个世纪才能恢复元气。但皇帝的可耻撤退以及军队损失过半（莱瓦和许多“对饮血比喝酒更习以为常”的老兵都命丧黄泉），意味着他已经输掉了此次战役。他幸存的士兵不得不在热那亚及其周边地区过冬，“一贫如洗，因为没有面包，不得不吃蘑菇度日”。[35]
很多人对皇帝的失败幸灾乐祸。在普罗旺斯，市民们撰写了攻击查理五世的韵文史诗。一位法国外交官挖苦道，皇帝指挥此役的基础就是“一幅阿尔卑斯山和普罗旺斯平原的地图，他时刻把地图拿在手里或捧在眼前。他经常认真地研读地图，用它来执行自己的计划、实现自己的心愿，他开始幻想自己手里拿的不是地图，而是真实的土地”。在意大利，仍在为自己的家乡佛罗伦萨的命运而愤恨不平的米开朗琪罗也嘲讽道：
如果皇帝在进入普罗旺斯之前让人绘制了罗讷河的地图，他就不会蒙受如此惨重的损失，也不会如此狼狈地撤军；那么罗马也不会有人把他描绘成倒着走路的螃蟹，两边还画上赫拉克勒斯之柱和“走得更远”的座右铭。
罗马的另一幅海报画的不是赫拉克勒斯之柱，而是一条河，配图的文字为“NON PLVS VLTRA RHODANVS”（走得不能比罗讷河更远）。最残酷的挖苦是，还有一幅画描绘皇帝骑在马背上，文字为“PLVS RETRO”（撤得更远）。[36]这些讽刺笑话包含一定的真相：在过去一年多里，查理五世一直享受着夸张的赞美和浮夸的颂词，说他比古典时代和《圣经》里的英雄更伟大。也许他真的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无懈可击的，“幸运”必然会给他无穷无尽的胜利，所以他愿意冒着极大风险去豪赌。
回到和平的奇怪道路
1536年11月15日，尽管“患了重感冒，并且政务极其繁忙，导致他无法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高效率地理政”，但查理五世又来了一次豪赌：他命令多里亚的桨帆船把他从热那亚送回巴塞罗那。这一次，命运对他微笑，他于三周后安全抵达。他已经让家人到托尔德西利亚斯与自己见面，于是他骑马横穿西班牙去与家人团圆。“一路无事，”萨利纳斯写道，“尽管他几次从马背跌落。骑行过快的人经常会这样。”这提醒了我们，在近代早期的道路上，骑马旅行仍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随后，“他在托尔德西利亚斯休息了七天”。[37]
但他休息不了多久，因为1537年给他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挫折。1月，皇帝得知，弗朗索瓦一世宣布没收佛兰德、阿图瓦和夏洛莱这三个伯爵领地。它们虽属于查理五世，却是法国王室的附庸。并且，在佛罗伦萨，希望恢复共和国的亲法派密谋者杀害了查理五世的女婿亚历山德罗公爵。4月，查理五世请求卡斯蒂利亚议会给他提供更多资金，这时一群城市代表在塞维利亚的胡安·德·门多萨的领导下坚决反对。“陛下得知堂胡安说了什么之后大怒，厉声辱骂他”。议会闭幕后，门多萨要求得到其他代表都得到的奖赏，“陛下答道，为了以儆效尤，不会给堂胡安他想要的东西”。[38]
复活节期间，皇帝尽量和家人一起放松心情，举办了一些比武和斗牛，他偶尔参加。一头公牛戳伤了路易斯·德·阿维拉[39]，查理五世亲自来救援，“投掷长枪，刺入公牛的身体”，但不久之后“他得知皇后怀孕”，于是再次准备离开宫廷。皇后发出抗议，告诉丈夫“她也要来，哪怕她的子宫翻腾到喉咙口”。但她这是白费口舌：查理五世在7月动身前往阿拉贡，没有带她。伊莎贝拉皇后又一次在没有丈夫陪伴的情况下分娩，这一次生了一个儿子，按照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习惯取名为胡安。但这个孩子于六个月后夭折，于是腓力王子又一次成为皇帝和皇后唯一的儿子。[40]
查理五世担心妻子的生育年龄已经快结束了，于是匆匆赶回，想“再造一个孩子”。但佩德罗·希龙（身为王室内廷的主要管理者，他拥有特殊的视角）惊讶地注意到，尽管皇帝陪在皇后身边，但这一次“皇后非常悲伤，她的面容和服饰让人一看就知道她的心情很差。她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丈夫在身边的时候就打扮得漂漂亮亮，而是只穿黑色，仿佛他还在远方”。如果她这么做是想让丈夫感到内疚，那么就失败了，因为不到一个月后，皇后怀孕，而查理五世又一次离开了她。[41]
皇帝急于在北非继续作战，于是来到巴塞罗那，监督与法国的和谈。10月，他授权妹妹玛丽与法国缔结地区性的停火协定，尽管他对她提议的一些条件感到不安，因为这些条件：
……可能在我的其他王国与领地的臣民当中造成怨恨情绪。不过，因为我对你完全信任，并且你比我更了解这对我的尼德兰臣民意味着什么，更何况你在现场而我在远方，所以我授权你按照你的判断自行裁决，我承诺一定会批准你谈成的条约。[42]
现在，皇帝授权洛斯·科沃斯和格朗韦勒前往加泰罗尼亚边境的萨尔塞斯，与法国人正式开始谈全面的停火协定。尽管查理五世留在巴塞罗那，但他还是密切关注谈判的结果。有一次，一名信使在深更半夜从萨尔塞斯抵达，送来了停火协定的草案，“陛下立即接见了我”。与洛艾萨（仍然是查理五世的良心导师）“详细谈了如何回应”之后，“陛下说，他之前在考虑别的办法，但现在还不是将其公开的时间，甚至不能告诉他的大臣或妻子，他必须等到时机成熟才能将其公开”。洛艾萨督促他至少要征询洛斯·科沃斯的意见，查理五世“答道，他想自己找到解决方案”，所以不准其他大臣或外交官去萨尔塞斯。[43]
之所以这么神神秘秘的，是因为查理五世秘密接见了一名法国使节。“你可以看到，”皇帝狡黠地告诉这名使节，“说到底，所有的困难都是因为缺乏信任。”尽管两位君主可以继续“通过各自的使节来传递自己的心愿和意图”，但查理五世相信，他与弗朗索瓦一世面对面沟通才是“缔结和约的最真诚也是最好的办法”。他开玩笑说，两位君主“还算年轻，还能一起捕猎一头公鹿，并且距离也不算太远，为了一项好的事业可以聚到一起来”。不过，他认识到，“两位君主之间互不信任，所以需要第三方在他们之间调停，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他提议让保罗三世担任第三方。[44]
教宗同意了，并建议在尼斯港会谈，这是萨伏依公国所剩无几的没有被法国人占领的地方之一。查理五世于1538年5月9日乘桨帆船从巴塞罗那抵达尼斯，他和弗朗索瓦一世分别单独与教宗会谈了很长时间。经过三个星期的讨价还价，皇帝同意把米兰册封给弗朗索瓦一世的幼子昂古莱姆公爵查理（现在被提升为奥尔良公爵），并将斐迪南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他；弗朗索瓦一世则同意停止支持海尔德公爵卡雷尔二世。
两位君主同意停战十年，然后于6月20日离开了尼斯。尽管他们始终没有见面，但同意在不是那么正式的场合继续谈判，地点选在艾格莫尔特，这是尼斯和巴塞罗那路途中点的一个港口城市，算是中立地点，表示双方互惠互利。7月14日，弗朗索瓦一世看见查理五世的桨帆船接近艾格莫尔特，于是冲动地带领一些卫兵去欢迎贵宾。查理五世同样冲动地“走下两级阶梯去迎接法王，两人一起上船”。他们站在艉楼甲板上，当着两国廷臣的面，“笑容可掬地拥抱了五六次”。随后（据查理五世说）他们单独谈了两个小时，“优雅地互相恭维，确认我们的意愿是永远当真正的好朋友。我们还同意，我们本人不会谈具体的细节，而是将其托付给双方的大臣”。两位君主用膳时，争先恐后地表达自己的谦卑：他们争论谁应当先落座。皇帝开玩笑说：“您的年纪比我大。”法王回答：“我承认，我更老，也更蠢。”席间“皇帝通常都只在法王先尝了某道菜之后才吃，以示谦让”。这一定是个漫长的夜晚。[45]
法王敢于登上曾经的敌人的桨帆船，这表现出对皇帝的极大信任，令查理五世肃然起敬。尽管一个世纪以前勃艮第公爵约翰被法国人杀害的记忆还没有淡去，查理五世在次日为了表达自己对法国人的信任，接受了上岸的邀请。不过，法国王太子和弟弟来迎接他时，他还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皇帝双膝跪下，拥抱两位王子。有些人认为，皇帝这种自谦的表现是因为当初虐待在西班牙当人质的法国王太子而请求宽恕。又一次盛宴之后，两位君主继续友好协商，并同意“不相信于对方有害的谣言，不做于对方有害的事情”；为了进一步团结两家而“缔结几门婚姻”；并互相配合，对付路德派和土耳其人。他们随后交换了戒指。弗朗索瓦一世宣布：“我以绅士的身份宣誓，所有敢于与您的领土为敌的人，都将是我的敌人。我发誓用我的全部财产和力量与其作战，不惜拿我本人的生命冒险。”皇帝“也发出了类似的誓言”。[46]
两国的外交取得了如此重大的突破，对此最感到惊讶的可能就是两位君主本人。7月18日晚上，回到自己的桨帆船之后，查理五世写信告诉玛丽，“是上帝促使我们和解并恢复了友谊”，并指示她避免做任何可能危及他与弗朗索瓦一世的“真诚的、完美的友谊”的事情。弗朗索瓦一世则在当晚指示自己的大使们，“从来没有两位君主像我们这样互敬互爱”，并命令“从今往后，必须把皇帝的事务视为我本人的事务，给予最大的重视”。[47]
皇帝给儿子的指示
查理五世从艾格莫尔特返回西班牙之后，“决心亲自”去讨伐阿尔及尔。他这个计划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他认识到，他需要“先向我们在此地的臣民隐瞒这个计划”，因为西班牙人不会希望他这么快又离开。但他向斐迪南保证：“我不仅想要进行这项事业，而且觉得自己非去不可。此事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对你很重要，对我和我的领地也很重要。”[48]地中海中部的事态很快就让他更加坚定了决心。1538年9月，在亚得里亚海入口处的普雷韦扎，巴巴罗萨指挥下的奥斯曼舰队与安德烈亚·多里亚指挥下的基督教联合舰队对决。多里亚最终撤退，遭到巴巴罗萨的追击。但在随后一个月里，风暴摧毁了土耳其人的很多桨帆船，多里亚抓住这个机会，在一场短暂的围攻之后占领了新堡要塞（今天黑山的新海尔采格），在那里留下4000名西班牙士兵作为驻军。[49]
现在，查理五世召开了卡斯蒂利亚议会。以他的名义发表的长篇开幕演说里详细记录了他在近期战争中取得的成就（都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之外）以及相应的开销（超过600万杜卡特的贷款，需要西班牙偿付），最后要求征收更多赋税，从而为他在地中海“计划发动的军事行动提供军费”。其中包括一笔所有臣民必须缴纳的临时税。参加议会的七十五位贵族对此事讨论了三个月，然后决定“陛下不应当再提这笔消费税，近期也不应当离开本王国”。[50]皇帝起初“没有表现出恼火，而是一种睿智的超然”，因为他认识到，议会的反对“不是因为骄傲或者对他的憎恨，而是因为考虑到王国的疲敝”。但在若干年后，历史学家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偶然向皇帝提到了这一届在托莱多召开的议会”，皇帝答道：“我尽量不去想那次议会。”从此他再也没有召集贵族去参加卡斯蒂利亚议会，此后的每一届议会都只有三十六名代表（十八座城镇，分别派两名代表）出席。[51]
萨利纳斯悲哀地写道：“不管何处，天空都在变得昏暗。我不知道这次日食将在何时结束，也不知道我们的下场是什么样的。”但查理五世表现得若无其事。他“狩猎十二天或两周，纵情享受”，回来之后组织了一场壮观的杆子游戏，他全家和一大群民众观看了比赛。[52]他肯定和皇后也有一些独处的时间，因为她第九次怀孕了。但在1539年4月21日，她又产下一个死胎。“自从她怀孕以来”，查理五世说，他的妻子“始终有恙”；尽管她在分娩之后身体似乎有所好转，但还是在十天后去世了。[53]
这场出乎意料的悲剧对查理五世的打击非常大。“蒙受了如此沉重和可怕的损失，我的焦虑和悲痛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他写信给斐迪南，然后隐居到托莱多城外拉西斯拉的圣哲罗姆会修道院，在那里哀悼了七个星期。萨利纳斯明白，皇后的去世对帝国的影响极大。首先，萨利纳斯狡黠地提醒斐迪南（他在1527年之前一直是查理五世的继承人）：“因为皇帝现在没有配偶，也不打算再婚，所以这些王国的继承人就只是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我们不知道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打算是什么，但我们凡人必须考虑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他预言：“近期的事件会导致皇帝的计划发生一些变化。”他还提到，尼德兰发生了针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公开反抗。[54]
查理五世的妹妹玛丽为尼德兰设计的1538年年度预算表明，尼德兰的年收入为233628镑，支出为441184镑，债务为1356381镑（将近70万杜卡特）。她认为，尼德兰的财政状况如此糟糕，是因为针对法国与丹麦的战争开销太大。她还警示道，她不敢征收更多赋税，尤其是因为根特城拒绝继续纳税，尽管皇帝的一封信提醒该城的行政长官：“我一直相信和希望，我不在尼德兰期间，你们会努力比其他城市更加勤勉地帮助、辅佐和服务我，因为根特是我的家乡。”[55]皇帝还警告，如果根特人不主动纳税，他会强迫他们，但根特人不理睬他。根特的精英集团拒绝向尼德兰中央政府纳税，也拒绝提供兵员，甚至拒绝参加玛丽派遣的为皇后致哀的代表团。
1539年8月，根特的行会控制了市议会，不久之后审判并处决了一名据说践踏了该城特权的行政长官。随后一个月里，根特市民派遣了一个秘密使团去巴黎，请求军事援助。[56]大约在同一时间，消息传到西班牙：在六周的围攻之后，巴巴罗萨终于迫使新堡守军投降，随后他冷酷无情地处决了西班牙籍的城防司令和几乎全部守军将士。
对查理五世来说幸运的是，在这个危急时刻，弗朗索瓦一世仍然遵守在艾格莫尔特达成的协议。皇帝表示想“从西班牙取道法国去尼德兰，从而再次与法王面谈和狩猎，并与法王和王后，即皇帝的姐姐［埃莉诺］多待一些时间，放松一下”。法王表示欢迎。在一段时间里，皇帝“因为皇后的去世而感到无比悲痛，所以离群索居”，但他不能对尼德兰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置之不理，因为此时佛兰德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已经掀起公开反叛。[57]玛丽直言不讳地告诉兄长：“陛下在这里是当主人还是仆人，已经成了问题。”她说，只有他立即亲自干预，才能恢复秩序、迫使尼德兰服从他。北欧的其他一些事态也令人不安。膝下无子的海尔德公爵卡雷尔二世去世后，海尔德的等级会议接受克莱沃公爵威廉为新的统治者；亨利八世娶了威廉的姐姐——克莱沃的安娜为自己的第四任妻子，安娜的一个姐姐则嫁给了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58]，他是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领导人。如果英格兰与那些对皇帝心怀不满的德意志诸侯结盟，就对皇帝的利益构成了显而易见的威胁。[59]
查理五世原打算让多里亚的桨帆船到巴塞罗那来接他去热那亚，然后他在热那亚准备对土耳其人发动新的海上作战，随后再翻越阿尔卑斯山去尼德兰。但在1539年10月，北方的严重形势迫使他改变计划。现在他要穿过法国的心脏地带。这个决定需要双重的欺骗。一方面，他需要向教宗和威尼斯人（即他在神圣联盟[60]中的盟友）以及他自己的大臣解释这个戏剧性事态。但是，如他向自己的驻意大利特使路易斯·德·阿维拉·苏尼加解释的那样，“尽管他们都需要知道这个决定，但目前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更多”，这个决定也反映了他当前所处的整体弱势。[61]另一方面，他还需要欺骗他的西班牙臣民。查理五世担心，如果西班牙臣民知道他要仰仗宿敌（法国）的好意，就会发出普遍的抗议，所以他恳求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廷臣写来“热情洋溢的书信，劝我进行这趟旅行，而不要说你们已经知道这是我自己想去的”。他还请求法国人保证，他在法国期间，不与他谈国家大事。[62]
法国人寄来他需要的书信（用来掩盖他去法国的真实目的）之后，查理五世回想起他第一次离开西班牙期间险些让他丢掉王位的叛乱，于是采取措施，建立一个民众可以接受的摄政政府。他任命儿子——十一岁的腓力为摄政王，但把行政大权交给枢机主教塔韦拉，让他担任王国总督、御前会议主席和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查理五世还准备了两套指示：第一套是写给他的大臣们的，详细规定了他们的行政职责和义务（既有对皇帝的义务，也有互相之间的义务）。第二套是写给腓力的“警示、意见与建议”。假如在查理五世还没有达成自己的政策目标之前“上帝就把我召唤到他身边”，“腓力王子能够通过这些指示知道我的计划”，做好准备，采纳正确的宗教策略、王朝策略和政治策略，“从而能安享太平与繁荣”。这是皇帝给儿子的许多建议书当中的最早一篇，它能够揭示皇帝内心最深层的思考。腓力王子漫长的政治学徒期就这样开始了。[63]
皇帝先是告诫腓力要热爱上帝、保卫教会，然后敦促他要仰仗自己的亲人：
他［腓力］应当与我的弟弟罗马人国王［斐迪南］及其子女，即我的侄子和侄女们；与法国王后［埃莉诺］和匈牙利王后［玛丽］；与葡萄牙国王和王后［卡塔利娜］及其子女……维持良好、真诚、完美的友谊与谅解……延续我们与他们现有的、一贯的友谊与谅解。
随后查理五世谈了三个有争议的话题：法国、尼德兰和米兰。他认为这三个问题是一体的，因为目前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友好关系的前提是，双方能够“顺利解决”关涉到尼德兰和米兰的“所有争端与竞争”，并用联姻来敲定相应的条约。尽管查理五世刚刚同意奥尔良公爵（就是过去的昂古莱姆公爵）娶他的女儿玛丽亚，并用米兰作嫁妆，但皇帝向儿子揭示，他和皇后在遗嘱里规定，“如果除了腓力王子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儿子”，那么玛丽亚将会嫁给斐迪南的儿子之一，然后这对夫妇将统治尼德兰。尼德兰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关键，因为尼德兰发生了动乱，原因是“有许多教派反对我们的神圣信仰，他们表面上是要争取自由，并建立新形式的以共识为基础的政府，但这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王朝失去尼德兰，还会导致我们的神圣信仰失去尼德兰”。所以，皇帝打算背弃之前的所有打算，让玛丽亚嫁给奥尔良公爵，而把尼德兰“传给我们的儿子即腓力王子，如果可能的话，让他继承尼德兰”。不过，他向腓力保证，如果最终“我将尼德兰册封给玛丽亚及其未来的丈夫，是为了避免上述的风险，也是为了基督教世界的福祉和我儿子的好处，为了他将要继承的诸王国与其他领地的利益”。皇帝令人费解的复杂安排包含了两项引人注目的洞见：查理五世愿意背弃向自己的亲弟弟做出的庄严承诺（皇帝后来于1551年在奥格斯堡又对斐迪南食言了一次）；并且他预测到，如果腓力同时继承了西班牙和尼德兰，那么尼德兰可能发生反叛（查理五世退位十年后，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随后，皇帝指示腓力针对另外三个国家，即葡萄牙、萨伏依和英格兰必须采纳以下政策：皇帝的女儿胡安娜必须嫁给葡萄牙的王位继承人若昂王子；法国人必须从萨伏依撤军，并将其归还给萨伏依公爵；在英格兰方面，腓力“必须小心谨慎，不能粗心大意地同意可能损害我们的［天主教］信仰的条件”，因为那样可能会让新教得胜。另外，家庭关系要求腓力促进玛丽（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的利益，并“在对你方便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帮助她、支持她”。查理五世在同一天给自己的遗嘱签署了一份附录，在其中重复了给腓力的指示，并补充了一条：皇帝死后，大臣们“必须将米兰公国交给我的弟弟……罗马人国王，他也是我的皇位继承人”，并要求斐迪南执行他的其他遗愿。[64]
因为查理五世活过了这个关头，所以这份遗嘱附录和给腓力王子的指示都没有被执行，但这两份文件揭示了将在16世纪余下时间里主宰西班牙外交政策的几大问题：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分支维持友好关系；与葡萄牙王室联姻；将米兰或尼德兰或这二者从西班牙分离；恢复萨伏依公爵的地位；捍卫天主教信仰，保护英格兰王位的天主教徒继承人。这两份文件还体现了两种将在16世纪余下时间里损害西班牙外交政策的思维：随时可以背弃曾经做出的庄严承诺；不肯放弃任何领土。所以，查理五世在1539年的指示以惊人的方式凸显了他的儿子将要继承的这个君主国的长处和短处。
从法国去尼德兰
1539年11月11日，查理五世向孩子们道别，带着一小队随从启程去法国。他的行动让几乎所有人都大为惊愕。资深外交官和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告诉一个密友：“就连皇帝本人也不会相信这条新闻，因为它令人难以置信。”法国驻伦敦大使报告称：“所有人都大为震惊，尤其是国王的大臣们。”[65]大家的惊愕很容易解释。仅仅在十三年前，落败的弗朗索瓦一世来到西班牙，相信自己能通过与查理五世面对面会谈来解决争端，结果自己被投入监狱、受到持续监视；他把两个儿子送来当人质才换得了自己的自由，而查理五世百般虐待两位法国王子。即便如此，如今的法国王太子，即当年的人质之一，再次进入西班牙，迎接和欢迎皇帝一行人，并引领他们去巴黎。查理五世于1540年1月1日抵达巴黎，有多达20万人欢呼迎接他。不到两年前，查理五世还被法国人怒斥为邪恶帝国的统治者，而如今法国人用凯旋门、盛大的排场和欢迎演说来迎接他。人们的惊愕还有另一个原因：在12月和1月做这样漫长的陆路旅行似乎是极其愚蠢的事情，但恺撒的好运气又一次救了他：1539年与1540年之交的冬季是有记载以来西欧最温暖、最干燥的冬季之一，有些地方在10月至次年3月之间没有降水。和往常一样，查理五世认为自己受到的热烈欢迎都是理所当然的。“我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和欢迎，人们对我表现出极大的爱意和热情，我不可能要求更多了，”他写道，“我整天狩猎、放鹰，晚上跳舞跳到睡觉时间。”[66]
他受到热烈欢迎有两方面的原因。在多年战乱和不计其数的挫折之后，绝大多数法国人很高兴看到和平终于回来了；而且弗朗索瓦一世热切希望用自己王国的广袤和富庶来让客人眼花缭乱。两位君主见面时，弗朗索瓦一世赠给对方一套价值4万杜卡特的华服。尽管查理五世谢绝了，继续穿“黑色衣服，戴黑色毡帽，不戴任何徽章，因为他还在给皇后服丧”，但他一定注意到了法国的繁华富庶的种种表现。[67]
皇帝从巴黎去尼德兰，弗朗索瓦一世陪他来到边境。按照之前的约定，法王没有提起米兰的问题，并高声宣称，绅士不会占客人的便宜（他当初在西班牙被囚禁时曾指控查理五世占客人的便宜），但查理五世还是承诺，“等我的弟弟即罗马人国王来到布鲁塞尔、我征求了他的意见之后，我会做需要做的事情”，即把米兰交给奥尔良公爵。[68]但他得先对付佛兰德的反叛者。
皇帝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于1540年2月进入根特之前部署了超过3000名德意志士兵“到宫殿四面八方，若有必要，他们可以迅速集结起来”。在“我率领随从和卫兵，即五个连的武士”“通过市集广场之前，这些部队都集结在那里”。[69]查理五世认真查看了根特市民和佛兰德其他地区的人造反的证据，最终将一百多名男女处决、处以肉刑或放逐（往往是在酷刑折磨之后）。他还没收了这些人的财产并收缴高额罚金，还收缴了佛兰德省之前拒绝缴纳的所有赋税。他撤销了根特城的特权，废除或削弱了当地的各种机构，没收了所有火炮和其他重武器。
然后，就像他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公社起义之后做的那样，他主持了一场最后的戏剧性表演。5月1日，他来到一家修道院，纪念亡妻的一周年忌日。两天后，他再一次部署了“驻扎在城内的全体士兵，令其全副武装地据守街道和十字路口”，然后从高台上观看根特城的全体精英从他面前走过。他们都不戴帽子，脖子上套着绞索，只穿衬衫。他们跪下恳求饶恕，但皇帝在一段时间里“目视远方，一言不发，似乎在思考根特人究竟做了什么，他是否应当宽恕他们”，直到玛丽恳求他宽恕他们，“以纪念他在那里出生”。这时他才雍容大度地宽恕大家。他还为一座即将施工的要塞奠基。该要塞的地址就在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在之前的一次叛乱结束之后选定的地方。[70]
斐迪南来到根特，与兄长和妹妹会合。兄妹三人显然讨论了查理五世百年之后如何分割他的领土，因为皇帝在这时向弗朗索瓦一世提出了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方案来解决他们的纠纷。他提议把尼德兰册封给自己的女儿玛丽亚，让她嫁给奥尔良公爵；弗朗索瓦一世则放弃对米兰和萨伏依的一切主张。查理五世也将放弃对勃艮第的主张。但皇帝坚持要求，他的女儿和未来女婿只是他在尼德兰的“副手”，皇帝本人在世的时候将继续担当他们的宗主；并且如果玛丽亚没有留下继承人，尼德兰将回到哈布斯堡家族手中。他还要求弗朗索瓦一世承诺帮助皇帝消灭德意志的路德派；帮助斐迪南将土耳其人逐出匈牙利；准许腓力王子迎娶纳瓦拉的女继承人胡安娜·德·阿尔布雷[71]；并把法国的一些广袤土地册封给奥尔良公爵。[72]
这个提议与之前的方案相去甚远，法国人完全不能接受。但查理五世似乎注意不到这一点。即便在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还写道，他“写信给法王，做出了极大让步，但法王居然不接受，于是大家都期待的和平化为泡影”。皇帝显然不理解，从萨伏依撤军会严重地削弱法国，腓力与胡安娜·德·阿尔布雷的婚姻会巩固西班牙的北部边境，而奥尔良公爵在法国境内获得大量土地将会威胁法国的稳定，就像一个世纪以前勃艮第公爵获得自己的庞大封地，几乎毁掉了法国一样。
在皇帝宫廷的法国大使警告道：“众所周知，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不喜欢皇帝的提议，此地的平民百姓相信两国的和谈已经谈崩，有些人已经在害怕战争会爆发。”英格兰大使托马斯·怀亚特[73]也同意。他写道：“法国的事情已经没戏了，仿佛只不过是一场梦。”他预测：“米兰永远不会到法国人手里。”他还认为，查理五世严重冒犯了法王。简而言之，怀亚特认为法国人必然会再次宣战。事实的确如此。[74]
尽管弗朗索瓦一世在1540年5月建议“暂时搁置问题”（查理五世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双方都开始秘密地采取措施来改变现状。7月，皇帝通知弟弟，“在考虑了你和我的公事之后，我决定返回西班牙”，既是“因为我与法国的关系处于当前的状态”，也是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只有我的西班牙诸王国能够维持我的力量”。三个月后，他又设计了一次重大的欺骗。皇帝担心，一旦米兰“落入敌人手中，或者无力保卫它的人手中”，会发生一场“对整个基督教世界有害，对我的儿子、我的诸王国、领地与臣民以及我的兄弟有害的大规模战争”，于是他把米兰公国册封给了腓力王子；并给自己的遗嘱起草了新的附录，撤销了之前的命令，即把米兰直接交给斐迪南。皇帝说，“我相信他［斐迪南］一定能理解我这么做的苦衷”，这说明查理五世在没有通知弟弟的情况下，已经单方面决定减少弟弟将来得到的遗产。[75]弗朗索瓦一世则赐了5500杜卡特给“他的宫廷总管和驻黎凡特[76]大使”安东尼奥·林孔。苏莱曼大帝接见了林孔，与他谈了好几个小时。苏丹此前“从来没有如此久地接见过世界上的任何人”。随后林孔返回法国，协调苏莱曼大帝与他的“挚友和兄弟”弗朗索瓦一世如何联合攻击哈布斯堡家族。[77]
与此同时，查理五世利用夏季不寻常的干燥天气，巡视了尼德兰各省，在佛兰德的动荡之后恢复自己的权威。他还说服尼德兰的等级会议批准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法律和宗教提案。等级会议通过了一些管理破产、垄断权、高利贷和货币的法律，监督世俗法官与宗教法官的法律，将地区性法典标准化的法律，以及将所有被判定为异端分子的人处以死刑的法律。查理五世还给三个议事会（负责在他离开之后辅佐玛丽）发布了修改后的指示，调整了三个议事会的人员构成和工作程序。和往常一样，他监控了自己其他领地的局势，批准了洛斯·科沃斯提出的一项提议，即在西曼卡斯要塞设立新的档案馆。卡斯蒂利亚中央政府的所有现存档案都将被转移到那里。[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