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根斯堡帝国会议
此时，查理五世决定先去德意志，然后从那里返回西班牙。他希望在德意志解决所有的宗教纷争，然后在北非发动第二次作战。他深知解决宗教纷争是多么困难。自九年前离开德意志以来，为了换取路德派支持他对抗土耳其人，他搁置了《沃尔姆斯敕令》，暂停惩罚路德派，并同意在未来的宗教会议上讨论路德派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所有分歧。因为路德派觉得未来的宗教会议不大可能决定宽容路德派，于是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成员在1535年投票决定将该联盟的存续延长十二年，并请求外国君主（尤其是丹麦国王、英格兰国王和法国国王）支持。这刺激了一些天主教诸侯，于是他们组建了自己的防御性联盟。
1539年，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和天主教联盟都因为查理五世与法国改善关系而大为警觉，于是都宣布，两个联盟之间不会动武，也不会吸收新成员。他们还承诺派遣神学家参加皇帝组织的一系列致力于解决宗教争端的“友好对话”；而查理五世寻求了“我的告解神父和渊博神学家的意见”，来安排下一届帝国会议的议程。[79]
教宗企图破坏这些会谈，于是打算在威尼斯共和国的维琴察召开一次宗教会议，还请查理五世禁止在帝国会议上讨论宗教问题。查理五世答道，路德派不会参加任何在帝国境外召开的宗教会议。他还指出，宗教会议与帝国会议不同，不会为保卫匈牙利、抵抗土耳其人的事业拨款。路德也在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论宗教会议与教会》中表示，宗教会议不可能带来改革的希望。他也主张仅仅为德意志寻找一个解决方案。于是德意志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友好对话”继续进行。[80]
到1541年1月，德意志的神学家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查理五世命令在下一届帝国会议（预定在雷根斯堡举行）上，当着他的面讨论一份协议的草案。他还努力建立天主教的统一战线。加斯帕罗·孔塔里尼（曾任威尼斯驻皇帝宫廷的大使，如今是教宗派往帝国会议的特使）报告称，他首次觐见皇帝的时候，皇帝表示，天主教阵营里的每个人“必须用统一的声音讲话，不要互相矛盾，这样才能把事情圆满解决”。[81]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查理五世挑选了六位神学家（两个阵营各三位），指示他们寻求共识；他还命令格朗韦勒和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主持这些神学家的讨论。4月6日，帝国会议聆听了“关于皇帝自上一届帝国会议以来所做一切工作的长篇报告”：他成功地将苏丹逐出匈牙利；他尝试让教宗“按照在前几次帝国会议期间做出的承诺”召开一次宗教会议；他在北非的作战（为了保卫基督教世界）与在普罗旺斯的作战（为了恢复萨伏依公爵的地位，因为公爵是帝国诸侯之一）；他成功地与法国议和并恢复尼德兰的秩序。随后议会听取了“用德语发表的、以皇帝的名义所做”的报告（皇帝的德语说得不流利），为本届帝国会议设定了两大目标：为帝国寻找宗教和谐的方案；准备保卫帝国，抵抗土耳其人。[82]
5月，令人普遍感到惊讶的是，神学家们就“称义”[83]的话题达成了共识，然后开始讨论关键的圣餐问题[84]。但孔塔里尼谴责道，圣餐的问题早就由之前的宗教会议决定了。查理五世坚决反对孔塔里尼，原因之一是此时苏莱曼大帝再次率领一支大军逼近了匈牙利，所以（就像1532年一样）皇帝必须向路德派让步，从而获得他们的兵员和军费。皇帝再次表示，教宗不理解他的困境，这让他颇感挫折。孔塔里尼于5月14日觐见皇帝，并“解释路德派在圣餐和告解问题上的错误”，以及“除非他们改变主意，否则我们不可能与他们达成一致”。查理五世“认真聆听”，然后告诉这位枢机主教，“我［孔塔里尼］成功地履行了我的职责，因为他自己［查理五世］不是神学家”（皇帝也许是在挖苦孔塔里尼，因为孔塔里尼曾经是外交官，四年前才成为神父）。皇帝虽然缺乏神学训练，但仍然指出，“两大阵营关于圣餐的分歧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变体论。他问，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能有多难”。两周后，格朗韦勒重复了皇帝的说法：“变体论这个词”是“一个微妙的概念，仅仅对饱学之士才有意义。它对平民百姓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需要知道基督的圣体存在于圣餐中，所以他们必须尊崇圣餐就可以了”。格朗韦勒预言：“等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之后，在其他问题上达成一致就比较容易了。”但如果双方没有“在皇帝离开德意志的三个月内找到解决方案，那么整个德意志都会信奉路德宗”。[85]
次日，即1541年6月21日的黎明，斐迪南抵达雷根斯堡。查理五世得知消息后，立刻起床，“只穿着衬衫在窗前等候。他俩拥抱之后单独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各自休息”。然后，兄弟俩向帝国会议恳求拨款，去救援正遭受奥斯曼人围攻的布达，但议会的路德派成员要求皇帝首先保证继续实行宗教宽容，然后他们再考虑是否拨款。和通常情况一样，他们的心愿达成了。在本届帝国会议的闭幕仪式上，两个阵营同意把所有宗教分歧留到下一次大公会议上解决，并且大公会议必须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举行；如果不举行大公会议的话，就举行一次德意志范围内的宗教会议；如果十八个月内没有举行上述的两种会议，就在下一届帝国会议期间讨论。在此之前，《纽伦堡和约》规定的宗教宽容仍然有效。帝国会议还同意调拨24000名士兵去保卫匈牙利。但这个妥协来得太晚，布达在不到一个月后就失陷了。[86]
阿尔及尔的风暴
查理五世离开雷根斯堡之后去了意大利，而不是匈牙利，这让当时的很多人感到惊愕。但这表明他的大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三年前在尼斯与教宗会谈的时候，他曾向一名威尼斯使节解释：“苏丹向维也纳进军的时候，我看到，想要迫使他与我们正面交锋，并不总是容易办到的，因为他拥有大量骑兵，可以随意前进和撤退，并蹂躏乡村。”查理五世解释道，这让他更倾向于在匈牙利采取守势，“改良那里的防御工事，在边境要塞驻军，但不主动出击”。在将来，他会在海上向土耳其人开战。他告诉大使们，“我在北非作战期间了解到”，要想成功，就需要比以前强大得多的远征军，所以他计划征募和指挥6万人、200艘桨帆船以及“尽可能多的其他舰船”，取道达达尼尔海峡去攻打“君士坦丁堡，它三面环海。我听说拿下它是很容易的事情”。[87]
玛丽得知皇帝的这番言论之后，写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备忘录，提醒查理五世这么做的风险是多么大：
尽管陛下是最崇高的基督教君主，拥有最多的领地和臣民，但陛下没有义务单枪匹马地（或者在仅仅得到少量援助的情况下）保卫基督教世界，更没有义务单独去攻击基督教世界的共同敌人，尤其是像土耳其人那样强大的敌人。何况，即便陛下有这样做的打算，也得考虑您有没有打胜仗所需的力量……不管这样的冒险是多么正当，多么符合基督教精神，如果没有胜算的话，就不应当开始。
玛丽承认，战争“不是我的行当”，但提醒兄长，“我听过很多熟悉土耳其人的人士的介绍”（因为她曾是匈牙利王后）。她还提醒他，自从他的突尼斯远征以来，局势变得多么不利：“如果当初巴巴罗萨没有出来交战，您和您的军队会怎么样？”但突尼斯“位于您的领地的大门口”：如果在遥远的地中海东部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皇帝该怎么办？随后玛丽批评了皇帝御驾亲征的决定（她的丈夫在针对土耳其人的作战中阵亡，这一点让她的意见更有说服力）。“假如陛下在作战期间遇到不测，”她反问道，“您的家庭和我们，您的臣民和您的土地，以及整个基督教信仰，将会怎么样？众所周知，这一切完全依赖于您的生命和声望。如果因为您自己的错误而发生这样的灾祸，您如何在上帝面前问心无愧？”她残酷地继续说道：“陛下的任务是取胜，而不是被战胜。”
即便作战起初很顺利，陛下能够占领一些城镇并开始进军，但如果您缺少继续作战的手段，那么这将是多么大的耻辱、多么大的遗憾。并且，如果陛下希望保住新征服的土地，那么也请考虑一下这么做的开销会有多大；考虑到路途遥远，为新领土提供资源、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保护新领土又是多么困难。[88]
也许是因为被玛丽批评得有些灰头土脸，查理五世抑制住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把目标改为夺取阿尔及尔。它是巴巴罗萨的行动基地，所以是查理五世的西班牙臣民更愿意去攻击的目标。和突尼斯战役一样，这次他的战略也需要两支陆海军分进合击，一支从西班牙出发，另一支从意大利出发。他将亲自指挥两路大军，但本次作战与突尼斯战役相比有两大差别：这一次他将与意大利那一路军队一同出征，并且战役将在秋季进行。
作战行动之所以这么迟，有好几个原因可以解释。最重要的是，雷根斯堡帝国会议拖得比查理五世预想的久得多。但他认为，在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宗教和解方案和为保卫匈牙利获得军费之前，他不能离开会议。7月28日，皇帝终于命令内廷人员收拾行装。次日，“他身穿骑装来到帝国会议”，批准了会议的最终决议。[89]随后他全速前进，有时一天能走60公里，通过布伦纳山口，前往伦巴第的克雷莫纳。但他没有尽快去舰队那里，而是去了米兰，在那里停留了一周后才去热那亚。[90]他在那里又逗留了一段时间，与谋臣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据皇帝随从队伍中的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说：
皇帝在热那亚的时候收到了弟弟的信，说苏莱曼大帝已经占领了布达和整个匈牙利。于是皇帝的谋臣们对于讨伐阿尔及尔的计划产生了分歧。瓦斯托侯爵［伦巴第总督］主张最好留在意大利，那样的话皇帝可以援助斐迪南，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亲自去匈牙利，并保卫正受到法国国王威胁的米兰。
“安德烈亚·多里亚也是这么认为的，”戈马拉补充道，“因为此时已经错过了在北非海岸作战的合适季节。”但皇帝认为，此时巴巴罗萨及其桨帆船去了多瑙河与苏丹会合，所以阿尔及尔实力空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91]
查理五世于9月10日在热那亚登船，但随即又停留了一周，到卢卡与教宗会谈。保罗三世劝他不要去攻击阿尔及尔，“因为适合海战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并且这些部队应当去匈牙利才对”。查理五世则敦促教宗在德意志召开宗教会议，并支持帝国与法国的停战协定，“这样他［查理五世］才能继续保卫基督教世界、反抗土耳其人”。[92]在为期三天的徒劳的会谈之后，在离开雷根斯堡两个月之后，查理五世及其舰队终于在9月28日起航，前往马略卡岛外海，与来自西班牙的远征军会师（地图4）。
因为天气恶劣，查理五世及其舰队直到10月13日才抵达马略卡岛。他们在那里又停了下来，因为查理五世“感到胸部剧痛”。他不得不休息，于是利用这段时间来筹划来年的行动：首先，他将在返回西班牙之后立即在塞维利亚召开卡斯蒂利亚议会；随后去格拉纳达，视察他在阿尔罕布拉宫的新宫殿的进度；然后去阿拉贡，“让王子接受阿拉贡的宣誓效忠”。他的胸部感染不见好转，于是他唤来自己的主要秘书阿隆索·德·伊迪亚克斯和胡安·巴斯克斯·德·莫利纳，告诉他们：
他可能死于此次疾病，要么死在海上，要么在阿尔及尔登陆之后、本次战役结束之前死亡，所以他希望留下一些指示，让大家都知道他的意图。于是他拟定了两套指示，一套的签名是“查理”［写给来自意大利的部队］，交给伊迪亚克斯保管；另一套的签名是“我，国王”，交给我保管［由巴斯克斯·德·莫利纳保管，写给来自西班牙的部队］。
尽管皇帝制定远期规划的能力令人敬佩，但这弥补不了西班牙远征军（指挥官为阿尔瓦公爵）的迟到。该舰队直到9月30日才离开伊比利亚半岛，花了两周才抵达距离马略卡岛130公里的伊维萨岛。因为时间太晚了，查理五世现在决定让两支舰队分别径直驶向北非，在那里会师。这是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巴斯克斯·德·莫利纳叹息道：“上帝保佑他的计划能够成功。”[93]
起初，上帝似乎站在查理五世那边。帝国舰队于1541年10月19日，也就是离开马略卡岛的次日，接近了阿尔及尔海岸。尽管风浪太大导致不能立即登陆，但在四天后，来自西班牙的舰队也抵达了。于是他们立即开始登陆。皇帝迅速将攻城火炮部署到阿尔及尔周围，准备像在拉格莱塔时那样，用攻城火炮和桨帆船上的重型火炮一同向敌人的城市开火（桨帆船上的火炮处于守军火炮的射程之外，但仍能摧毁城墙）。但10月24日夜间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风暴。
随后三天里，惊涛骇浪摧毁了查理五世的许多舰船，迫使幸存的船只寻找避难处。与此同时，狂风、冻雨和冰雹令他的部队士气低落，“他们上岸时没有携带帐篷，也没有带遮风挡雨的大衣或斗篷”。“每一名士兵都瞬间成了落汤鸡，仿佛被丢进了大海。”暴风雨也让帝国军队丧失了他们的战术优势。一名士兵抱怨道：“大雨毁坏了火药和火柴，所以我们的火枪完全无用。”但“我们不熟悉使用弓弩、石块和其他投射武器的打法”，而敌人特别擅长使用这些武器。暴风骤雨使得帝国军队无法将给养运上岸，所以他们缺乏“面包、葡萄酒、肉类、盐和其他所有物资”。部队之所以能够幸存，是因为皇帝命令士兵屠宰军中的马匹。可能有2000匹马因此死亡。10月26日，风暴平息，帝国军队的士兵逃向幸存的船只，但他们刚刚上船，又刮起了一场风暴，“每艘船各自逃命，很多船驶向了与正确方向相反的方向”。查理五世躲到设防的前哨据点贝贾亚[94]，在那里组织大家斋戒，并祈祷天气好转。直到11月23日，暴风才平息，他终于率领舰队残部返回马略卡岛。绝大部分幸存的官兵与舰船从那里返回意大利，而皇帝和其他一些官兵前往卡塔赫纳，于12月1日“半死不活”、跌跌撞撞地上岸。[95]
寻找替罪羊
同情查理五世的目击者强调，他在此役中与士兵同甘共苦。热那亚的一位分舰队指挥官说：“尽管困难重重，但这是自他加入帝国阵营以来亲眼见过的组织最好的一次行动。”据戈马拉说，在阿尔及尔登陆之后，“皇帝四处奔忙，无所不在”，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皇帝在阿尔及尔城下与部下谈话时，“一些听皇帝讲话的士兵突然被敌人的炮火打倒，但皇帝面无惧色，既没有中断讲话，也没有改变神情。他镇定自若地继续讲话，像平时一样威风凛凛”。风暴开始后，“尽管他全身湿透，雨水浸透了他的衬衫，尽管他自登陆以来就忙个不停所以精疲力竭”，他仍然“不去自己的营帐避雨，并请自己的侍从在所有伤员被转移到安全地方之前不要休息”。
他的部下开始屠宰马匹为食的时候，“皇帝想尝尝马肉。为了鼓励大家，他吃了之后说马肉非常美味可口”。自始至终，“在所有人眼中”，他的表现都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将领，既勤奋又审慎”。但这都不足以挽回败局。[96]参加远征的威尼斯大使在自己乘坐的船在贝贾亚外海被风暴捶打的时候既愤怒又害怕，把自己的困境完全归咎于查理五世愚蠢的自负：“此次冒险是皇帝陛下在自己的脑子里想出来的，他不顾所有谋臣和主要盟友的反对；行动的指挥方式也是他在自己的脑子里想出来的。他犯了严重错误”，导致“这支军队怯懦地、凌乱地从阿尔及尔撤退”。威尼斯大使补充道：“皇帝陛下逃不过此次错误的罪责……这里的所有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抱怨他。”勃艮第人也满腹怨恨：二十五年后费里·德·居永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抗议道，“当时，作战季节已经结束了，但既然皇帝陛下下了决心，我们都不得不去”北非。[97]
查理五世本人对此次惨败给出了两个解释：战役开始之前他绕道去见教宗（“与圣父的会谈耽搁了陛下的行程”）；上帝做出了裁决（“因为上帝掌控着天气，于是我们上船出发”）。换句话说，因为讨伐异教徒的事业是神圣的，并且他之前在突尼斯也是遇到极其不利的条件但仍然获胜，所以查理五世期望上帝会赐给他好天气。穆斯林方面的观察者表达了与之惊人相似的情感。一个穆斯林写道：“至高无上的真主送来了一阵风暴”，“把许多舰船抛掷到岩石上”。传说是一位伊玛目[98]的祈祷让真主送来了风暴，于是这位伊玛目成为穆斯林尊崇的对象。[99]
决定此次战役结局的，无疑就是那场风暴。查理五世判断得对，巴巴罗萨及其桨帆船恰巧不在阿尔及尔，这给了查理五世一个重要的优势，他也努力去利用这个优势了。他一方面利用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另一方面假装自己仍然计划去攻打伊斯坦布尔。尽管阿尔及尔守军担心自己才是皇帝的真正目标，于是“驱使400名基督徒奴隶修理城墙，重建已经坍塌的部分，并建造塔楼、部署大炮”，以及“砍伐城镇周围园林的树木，让敌人在战斗时无法利用树木作掩护”，但守军并不知道查理五世将在何时发动进攻。
据一名阿尔及尔目击者说，该城的最大弱点是，“如果敌人发动登陆作战，那么在敌人的舰队启航三天之内，无法判断敌人的攻击目标”。而帝国舰队从马略卡岛到阿尔及尔的航行只需要两天，所以守军难免有些措手不及。所以他们未能阻止帝国军队（4万步兵和4000骑兵）井然有序地登陆。截至10月24日晚上，帝国军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阵地，部署了大炮，把桨帆船停泊在靠近城墙的地方。在自称拥有将近二十年军事经验的居永看来，“如果上帝没有降下风暴，我相信我们在两天之内就能攻克该城”。一部德文著作的匿名作者也同意：“后来的情报表明，当时阿尔及尔城内仅有2000名骑兵和800名土耳其近卫军，所以该城的防御并不稳固。如果我们的军队有给养，无疑能够轻松地占领该城。”[100]
查理五世应当预见到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吗？毕竟马格里布的生态条件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该地区几乎持续不断的冲突严重制约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所以当地的大多数港口城市永久性地依赖进口。把44000名官兵及大量马匹运到这里，无疑会给当地的资源造成极大压力。查理五世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用船运来了大量物资，但因为风暴，物资无法上岸，所以军中严重缺粮。不过，这不是关键问题。如一个幸存者所说，“皇帝允许屠宰马匹，所以在饥荒面前我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我们始终没有办法抵御暴风骤雨”。[101]
这方面的风险也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在阿尔及尔及其周边地区，10月、11月和12月通常是降水量最高的月份，而且经常下瓢泼大雨。例如，在2001年11月，阿尔及尔在48小时之内降水285毫米；2012年9月，阿尔及尔在50小时之内降水227毫米。1541年10月24日开始下倾盆大雨，忍受这场磨难的人们无法精确测量降水量（当时七十四岁的安德烈亚·多里亚仅仅说，他“从未见过如此猛烈、如此恐怖的暴雨”），但他们注意到，大雨和冰雹持续不断地下了50小时，这与2001年和2012年的情形很类似。露天宿营的军队不可能在这样的暴雨中毫发无损。[102]
在风帆时代，任何复杂的两栖作战都有很大的风险，而在深秋时节、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发动入侵，就极大地增加了风险。如保罗·乔维奥所说，他在卢卡见到查理五世之后，“绝不会相信，皇帝原本极其冷静的头脑竟然变得如此愚蠢，因为尽管多里亚和瓦斯托侯爵极力反对，并且尼普顿和埃俄罗斯［分别为海神和风神］也显然对他不利，他却仍然坚持在10月初全速驶往阿尔及尔”。[103]他的这个决定让全军将近一半官兵丧命。有些阵亡，有些死于饥饿和寒冷，也有一些溺死，或者从毁于风暴的船上逃到海岸时被杀死。此次远征还损失了大量装备（包括200门火炮）、几乎全部马匹以及超过100艘舰船（其中17艘为桨帆战船）；很多幸存者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英格兰大使遭遇海难，被救起时只剩身上的衬衫，他说自己损失了超过7000杜卡特的财物和现金，以及英王借给他用的昂贵银器；埃尔南·科尔特斯丢失了一些珠宝首饰）。查理五世损失了部分档案文件，并且在一段时间里，他的卫队在西班牙境内旅行时不得不骑骡子，“因为我们在阿尔及尔损失了太多马匹”。一名法国观察者说，“物质损失总计超过400万金币”，更不要说皇帝的威望蒙受了多么沉重的打击。这个法国人预言：“皇帝在余生会永远铭记自己刚刚蒙受的损失。”“他在此次冒险中损失太大，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办法组织起另一支军队。”因此，对法国人来说，眼下就是撕毁《尼斯条约》、强迫查理五世以劣势条件议和的大好机会。弗朗索瓦一世现在只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开战借口。[104]
[1] Scheurer，Correspondance，Ⅱ，140-4，Jean du Bellay and Hémard de Denonville to Francis Ⅰ，Rome，12 Nov. 1535.
[2] AGS E 1368/105，Gómez Suárez de Figueroa to the empress，Genoa，13 Nov. 1535. SP，Ⅷ，6-7，John Hutton to Thomas Cromwell，Brussels，9 Dec. 1537说米兰的克里斯蒂娜（当时十六岁）回到布鲁塞尔的时候“既是寡妇也是处女”。所以，她的姑姑玛丽担心克里斯蒂娜结婚时年龄太小（见上文）是多虑了。Chabod，Storia，6-9描述了查理五世及其大臣在1534～1535年为了在弗朗切斯科去世且无嗣的情况下控制米兰而做的准备。
[3] CDCV，Ⅰ，451，Charles to the empress，Naples，18 Jan. 1536；AGS E 1180/86，Leyva to Charles，Milan，27 Nov. 1535；RVEC，667-71，Salinas to Ferdinand，6 Dec. 153，在格朗韦勒对米兰的命运“给出了他对三种选项的意见”的会议之后。萨利纳斯提到的“选项”肯定是格朗韦勒所说的“Discours fait incontinent après le trespass du duc Fran?ois-Marie Sforce sur la disposition de l’estat de Milan”，刊载于PEG，Ⅱ，395-410。
[4] AGS E 1180/86，Leyva to Charles，27 Nov. 1536. 关于Giovan’Paolo Sforza在1535年12月12日的死亡（有可能是中毒），见Leva，Storia，Ⅲ，153，and Scheurer，Correspondance，Ⅱ，141 note。
[5] BKK，Ⅱ，254-5，Leyva to Charles，3 Dec. 1535；BL Cott. Ms. Nero B.Ⅶ/113，Bernardino Sandro to Thomas Starkey，Venice，14 Nov. 1535.
[6] Rosso，Istoria，65.
[7] AGS E 1311/11 and 34-7，Soria to Charles 22 Aug. 1535（索里亚在1535年8月9日的信中对威尼斯对查理五世的暧昧立场进行了类似的评判，见AGS E 1311/40-2）。RAH Salazar A-40/446-7，Soria to Charles，25 May 1527写道：“我在意大利已经待了二十八年了。”
[8] PEG，Ⅱ，427，Charles to Hannart，23 Jan. 1536. 又见Mazarío Coleto，Isabel，430，the empress to Charles，4 Dec. 1535，and LCKⅡ，657，Marie to Charles，8 Feb. 1536都抱怨他们缺钱。
[9] Gilliard，‘La política’，233，Gruyères to Granvelle，22 Dec. 1535；AGS E 1024/26，‘Lo que ha sido acordado，so el buen placer de Su Magestad，en lo que toca a los negocios de estado generalmente y a otros particulares deste reyno’ of Naples，31 Dec. 1535 （不完美的英文翻译见CSPSp，Ⅴ，304-8，其错误地将日期写为1536年12月26日）。
[10] CODOIN，ⅩⅣ，201-2，Loaysa to Charles，31 July 1531 （另见Heine，Briefe，369-70，但年份误作1530年）；AGS E 25/207，‘Relación de las cartas’ of Loaysa to Charles，15 Feb. 1532；Heine，Briefe，500-1，Loaysa to Charles，8 June 1532；CDCV，Ⅰ，375-9，Charles to the empress，9 Aug. 1532 （带来了7月27日与德意志路德宗教徒签署《纽伦堡和约》的消息）。一年多前，查理五世曾指示弟弟“向路德宗和其他偏离天主教信仰的人让步，从而使他们更愿意去打退土耳其人”，见KFF，Ⅲ/1，49，Charles to Ferdinand，4 Mar. 1531。
[11] PEG，Ⅱ，445-50，‘Mémoire remis à l’empereur sur la question de la guerre et de la paix’，没写日期，但应为1536年3月。情报工作的失败部分反映在格吕耶尔从瑞士发来的报告中，这些报告过于乐观，到了荒诞的地步，他坚持说“此地一切进展顺利，毫无风波”（Gilliard，‘La política’，231，Gruyères to the empress，22 Dec. 1535）；也有部分原因是弗朗索瓦一世明确保证“他不会尝试做任何对萨伏依公爵不利的事情”（LCK，Ⅱ，226，Charles to Hannart，17 Apr. 1536）。
[12] CDCV，I，455-64，Charles to the empress，1 Feb. 1536.
[13] Leva，Storia，Ⅲ，163-4，引用了如下文字：Minuta de las condiziones que se dieron al papa del parte de Su Magestad cerca de tratar del estado de Milan para el duque de Angouleme，en Roma，a?o de 1536。
[14] PEG，Ⅱ，414-18 and 431-6，Charles to Hannart，14 Dec. 1535 （总结了埃莉诺的密信） and 21 Feb. 1536 （with ‘ung billet apart ziffré’）。
[15] CDCV，Ⅰ，473-6，Charles to the empress，20 Feb. 1536，亲笔信；PEG，Ⅱ，443，Granvelle to Hannart，30 Mar. 1536。
[16] CDCV，Ⅰ，485-90，Charles to the empress，18 Apr. 1536. Leva，Storia，Ⅲ，164-5令人信服地指出，法国大使Vély仅仅带着谈割让米兰给奥尔良公爵的权限前来，促使皇帝发表了这一席话。
[17] Cadenas y Vicent，Discurso，35-7，同时代的记载。
[18] RVEC，712-14，Salinas to Ferdinand，22 Apr. 1536概述了这次演说，并发出了“可以传播的文本，如有需要可以印刷”，可能就是指Morel-Fatio发表的版本，‘L’espagnol’，212-14 （再次刊载于Cadenas y Vicent，Discurso，61-3）。另见LCK，Ⅱ，223-9，Charles to Hannart，即查理五世派驻法国的大使的说法，1536年4月17日；以及法国驻罗马大使根据回忆写下的版本：Charrière，Négociations，Ⅰ，304，Macon （他不懂西班牙语） and Vély to Francis，19 Apr. 1536 （两份文献均重新刊载于Cadenas y Vicent，Discurso，and in Rassow，Die Kaiser-Idee，Beilage 4 and 5）。大使记录道，皇帝是拿着笔记讲话的（‘lisoit en ung billet qu’il avoit á la main’），他在1555年的告别演讲（见本书第十五章）期间也拿着笔记。
[19] RVEC，712-14，Salinas to Ferdinand，22 Apr. 1536；Charrière，Négociations，Ⅰ，304，Macon and Vély to Francis，19 Apr. 1536.
[20] AGS E 1564/40，Charles to the count of Cifuentes，4 May 1536 （又见PEG，Ⅱ，459，Charles to French ambassador Vély，7 May 1536，查理五世问了相同的问题）；Du Bellay，Mémoires，Ⅱ，402-12，Francis to Paul Ⅲ；Recueil d’aucunes lectres，unfol.，Charles to Paul Ⅲ，19 May 1536。
[21] RVEC，707-9，Salinas to Castillejos，21 May 1536 （并不是编者提出的3月31日）；and RVEC，726-30，Salinas to Ferdinand，30 May and 10 June 1536。
[22] LCK，Ⅱ，658-9，Charles to Marie，2 Mar. 1536；KFF，Ⅴ，495-9，Marie to Ferdinand，25 May 1536.
[23] KFF，Ⅴ，514-20，Charles to Ferdinand，9 June 1536；TNA SP 1/103/120-1，Richard Morison （后来派驻查理五世处的英格兰大使） to Thomas Starkey，12 Apr. 1536。
[24] Pocock，Records，Ⅱ，365-6，Clement to Henry，2 Jan. 1533；L&P Henry Ⅷ，Ⅶ，7，Clement to Francis，2 Jan. 1533，并解释了为什么要举行此次会议（也发给了亨利八世）；Pocock，Records，Ⅱ，70-2，Augustus Augustinus to Thomas Cromwell，13 Feb. 1533；KFF，Ⅳ，89-92，Charles to Ferdinand，4 Mar. 1533。
[25] RVEC，756-72，Salinas to Castillejo and to Ferdinand，17 July 1536，4 and 5 Aug. 1536；García Cerezada，Tratado，Ⅱ，151，157-8.
[26] Decrue，Anne de Montmorency，271，Montmorency （普罗旺斯防务负责人） to Francis，1 Aug. 1536。
[27] KFF，Ⅰ，99，Charles to Ferdinand，23 Jan. 1524 （提议收复阿尔及尔、普罗旺斯和多菲内）；Leva，Storia，Ⅲ，169 （关于查理五世是否打算吞并普罗旺斯）。Ordonnances des rois de France. Règne de Fran?ois Ier，Ⅷ，29-37，刊载了弗朗索瓦一世与苏莱曼大帝在1536年2月达成的草案；Setton，The papacy，Ⅳ，401 nn. 20-1证明了其真实性。
[28] LCK，Ⅱ，657-67，概述了玛丽与查理五世1536年的往来书信。
[29] García Cerezada，Tratado，Ⅱ，160.
[30] PEG，Ⅱ，480-1，1536年8月11日教宗大使报告的“实质性内容”；BNF F. f. 3008/144，Montmorency to M. de Humières，2 Sep. 1536 （伤亡人数）；LCK，Ⅱ，248-52，Charles to Nassau，4 Sep. 1536。
[31] 1536年的撤退，见Pacini，La Genova，588-90。
[32] 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37～约100）是一位犹太历史学家，出身豪门，曾参与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的战争，投降后为罗马人效力。罗马将军提图斯（后成为皇帝）于70年攻破并摧毁耶路撒冷时，约瑟夫斯是他的亲信谋士。他的作品《犹太古史》《犹太战史》是了解犹太人在古代和罗马统治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33] BNF Ms. Dupuy 265/297，Jean de Breton，royal secretary，to Jean du Bellay，Arles，20 Sep. 1536；Du Bellay，Mémoires，Ⅱ，299，by Martin du Bellay，他强调“我写下的都是我亲眼所见”。
[34] RVEC，772-86，Salinas to Castillejo，14 Sep. 1536；García Cerezada，Tratado，Ⅱ，195-8；Cienfuegos，La heroyca vida，64. 关于皇帝与诗人的亲近关系，见BNE Ms. 20212/7/2，Garcilaso de la Vega to Charles，Genoa，20 May 1536，签名仅仅为加尔西拉索（这是他写的最后几封信之一）。
[35] Decrue，Anne de Montmorency，286 （威尼斯大使对损失的估计）；Bourrilly，Histoire，Ⅰ，295 （马赛的奥诺雷·德·瓦尔贝尔的预测）；Guyon，Mémoires，71。
[36] Du Bellay，Mémoires，Ⅲ，118-19；Holanda，De la pintvra，181-2 （报告了与米开朗琪罗的一次对话）；Bourrilly，‘Charles-Quint’，277-80 （普罗旺斯人和罗马人的喜悦）。
[37] RVEC，789-99，Salinas to Ferdinand，14 Nov. 1536 and 18 Mar. 1537.
[38] Girón，Crónica，99-100. 关于亚历山德罗公爵遇害的后果，见本书第十二章。
[39] 即下文的重要人物路易斯·德·阿维拉·苏尼加（约1490～约1560），西班牙历史学家，曾任帝国驻罗马大使，1541年陪同查理五世远征北非，还参加了德意志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了一部《德意志战记》。
[40] March，Ni?ez，Ⅱ，337，Do?a Estefanía de Requesens to her mother，18 May 1537；RVEC，794-9 and 820-2，Salinas to Ferdinand，18 Mar. 1537，and to Castillejo，18 Nov. 1537；Girón，Crónica，110.
[41] Girón，Crónica，125.
[42] HHStA Belgien PA 27/5/227，Charles to Marie，6 Oct. 1537.
[43] Rassow，Die Kaiser-Idee，431-2，Idiáquez to Los Cobos and Granvelle，and to Los Cobos alone，15 Jan. 1538. 佛罗伦萨的赛里斯托利大使在通常情况下消息很灵通，但他抱怨说，查理五世向全体外国外交官“隐瞒”了他的意图，见Serristori，Legazioni，47-8，dispatch to Cosimo，29 Dec. 1537。
[44] Rassow，Die Kaiser-Idee，433-7，‘Las pláticas que el emperador passó con el se?or de Pressiu por la misma forma y palabras syn dejar nada’，sent by Idiáquez to Los Cobos and Granvelle，Feb. 1538.
[45] BNF F. f. 3015/123，‘Double des lettres’ sent from Aigues Mortes，probably to Cardinal du Bellay，15 July 1538；TNA SP 3/17/49-v，report sent by Sir Francis Bryan，English ambassador in France，16 July 1538；LCK，Ⅱ，284-9，Charles to Marie，18 July 1538.
[46] Le Person，‘A moment’，20 （出自一位目击者的记述）；LCK，Ⅱ，284-9，Charles to Marie，18 July 1538；TNA SP 3/17/49-v （同上一条注释）。RVEC，869-71，Licenciado Gamiz to Ferdinand，18 July 1538，另一份目击者记录对宣誓和交换戒指的记述几乎完全相同。奥尔良公爵亨利于1336年成为法国王太子，因为他的兄长去世了。这对兄弟在1526年3月到1530年6月期间被查理五世囚禁。关于他们受到的粗暴待遇，见本书第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