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LCK，Ⅱ，284-9，Charles to Marie，18 July 1538；Kaulek，Correspondance，69-70，Francis to Chatillon，18 July 1538.
[48] AGS E 867/64，Charles to the marquis of Aguilar，his ambassador in Rome，7 Sep. 1538；BKK，Ⅱ，273，Charles to Ferdinand，22 Sep. 1538.
[49] 普雷韦扎战役及其意义，见Guilmartin，Gunpowder，42-56 （极有价值的地图见p. 49）；另见Colin Heywood对Guilmartin一书的评论，见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XXXVIII （1975），643-6，其中引用了奥斯曼帝国方面关于此役的史料。
[50] CLC，Ⅴ，46-95，提供了贵族们辩论过程的记录，此后只有五名贵族支持阿尔瓦公爵的意见，即批准征收新税。
[51] Sepúlveda，Historia，ⅩⅧ，18（作者说这番对话发生在“马德里，时间是若干年后”，这只能是指1542年与1543年之交的冬季）。对托莱多议会的精彩讨论，见Fortea Pérez，‘Las últimas Cortes’，245-60；查理五世于1543年指示腓力如有必要就以自己的名义要求征税，见下文。
[52] RVEC，879，Salinas to Ferdinand，28 Oct. 1538；and 887-95，to Castillejo，26 Nov. 1538 （两封信）；idem，897，Salinas to Ferdinand，4 Feb. 1539 （两个月后再次“el emperador se va a holgar a la caza por algunos días”，见RVEC，903-6，same to same，18 Apr. 1539）。
[53] BKK，Ⅱ，288，Charles to Ferdinand，21 Apr. 1539. RVEC，903-6，Salinas to Ferdinand，18 Apr. 1539，声称“en este mes de Mayo que viene，entra ［the empress］ en el noveno mes de su pre?ado”，所以她是在前一年9月怀孕的。
[54] BKK，Ⅱ，289，Charles to Ferdinand，2 May 1539；RVEC，913-15，Salinas to Ferdinand，3 May 1539.
[55] AGRB Audience 868/110-14v，‘Estat’ of expenditure ‘procédent des guerres de France，de Dennemarcke et d’Overyssel’；Gachard，‘Charles-Quint’，col. 617，Charles to the magistrates of Ghent，31 Jan. 1538.
[56] Arnade，‘Privileges’，精彩而精练地叙述了根特起义，并说当地行政长官还允许该城的“修辞院”上演主题明显具有路德宗涵义的戏剧。
[57] Ribier，Lettres，Ⅰ，368-70，Ambassador Tarbes to Montmorency，6 Feb. 1539；RVEC，920-4，Salinas to Ferdinand，11 July and 7 Aug. 1539.
[58] 这个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1503～1554，绰号“宽宏的”）是前文讲到的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绰号“智者”）的侄子。
[59] Gachard，‘Charles-Quint’，col. 625n，Marie to Charles，9 June 1538. SP，Ⅷ，203-5，Stephen Vaughan to Henry，Brussels，19 Nov. 1539精彩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查理五世愿意冒险经由法国去尼德兰有三个原因：“这些地区某些城市的反叛”；亨利八世“与克莱沃家族联姻，这个家族是皇帝的敌人”；以及“皇帝陛下与德意志人的盟约（这是他们的说法）”。沃恩随后（正确地）预测，等到查理五世镇压了国内的反动派之后，就会“扑向海尔德”，随后去攻击德意志路德派。
[60] 指教宗保罗三世在1538年组织的神圣联盟，包括威尼斯、教廷国、马耳他骑士团和西班牙，目的是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当时主要是在海雷丁·巴巴罗萨的领导下）。神圣联盟集结了约300艘舰船的联合舰队，由安德烈亚·多里亚指挥，但在当年9月29日的普雷韦扎海战中兵败。
[61] AGS PR 45/6-7，查理五世给路易斯·德·阿维拉·苏尼加的指示，1539年10月24日和26日。（两份文件都提到路易斯·德·苏尼加，但随后的通信表明使者是路易斯·德·阿维拉·苏尼加。）
[62] Gachard，Relation，249-51，Los Cobos and Granvelle to Fran?ois Bonvalot，imperial ambassador in France，27 Sep. 1539. Gachard，Relation，258-62，刊载了来自法国的邀请信及其他书信，1539年10月7日；Paillard，‘Voyage’，517-18列出了所有寄信者。
[63] CDCV，Ⅱ，32-55，刊载了给腓力的指示和给塔韦拉与洛斯·科沃斯的指示，日期都是1539年11月5日。给腓力的指示的一个法文版见PEG，Ⅱ，549-61。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主张，查理五世是用法语写给腓力的指示的，也许得到了格朗韦勒的帮助，而西班牙文版是一个不完美的译本。这种说法很有道理。
[64] PEG，Ⅱ，542-8，附录的日期为1539年11月5日，原文为拉丁文，这里是法文副本，还有两个副本是西班牙文的，也得到签名。这些文件，就像查理五世在1535年立的遗嘱一样，现已佚失。
[65] Guicciardini，Opere inedite，Ⅹ，324-5，letter to Roberto Pucci，Florence，29 Nov. 1539；Kaulek，Correspondance，143-4，Marillac to Francis，London，14 Nov. 1539. 查理五世的随行人员包括阿尔瓦公爵和路易斯·德·阿维拉。
[66] Gachard，Relation，653-8，Charles to Tavera，Paris，6 Jan. 1540，and ‘Relation du voyage’. Wetter，‘The year-long unprecedented European heat and drought of 1540’，357，and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记载了1539年与1540年之交的冬季天气温暖、没有雨雪。
[67] ASF MdP 4297/7，Alessandro Giovanni Bandini to Agnolo Niccolini，7 Dec. 1539，from Loches，当天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会面。Paillard，‘Voyage’，and Knecht，‘Charles V’s journey’提供了有价值的概述（后者的第154页包括查理五世的旅行路线图）。
[68] Gachard，Relation，662-3，Charles to Tavera，21 Jan. 1540. BL Addl. Ms. 28，592/1-2，Granvelle to Los Cobos，6 Jan. 1540证实“没有讨论婚姻或其他事务”。
[69] Gachard，Relation，668，Charles to Tavera，Ghent，14 Feb. 1540.
[70] Henne，Histoire，Ⅶ，62-5 and 88-95 （在根特和佛兰德其他地方受惩罚的人的名单）；Gachard，Relation，156-60是当时的人对1540年5月3日的“光荣惩罚”（amende honorable）仪式的记述。后来每年7月，根特大街上都会重演这场仪式，作为“根特节”的一部分。Boone，‘From cuckoo’s egg’写道，查理五世在研究了1469年为大胆查理和1492年为马克西米利安绘制的图纸之后，为要塞选址。参见Recueil des ordonnances，Ⅳ，170-91，关于惩罚根特的敕令（1540年4月30日）；198 and 200，关于要塞的敕令（1540年5月5～6日）；and 206-7 and 211-16，惩罚奥德纳尔德的敕令（1540年6月）和惩罚科特赖克的敕令（1540年7月17日）。SP，Ⅷ，339-41，Dr Wotton to Thomas Cromwell，30 Apr. 1540 写到对皇后的纪念。
[71] 胡安娜·德·阿尔布雷（1528～1572）即纳瓦拉女王胡安娜三世。她的母亲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胡安娜与旺多姆公爵安托万·德·波旁结婚，生下了波旁的亨利，也就是法国波旁王朝的首位君主亨利四世。她是法国胡格诺派（加尔文宗的新教徒）的精神领袖，也是法国宗教战争的重要人物。后来，她的孙子路易十三正式吞并了纳瓦拉王国。
[72] PEG，Ⅱ，562-72，Charles’s instructions to Bonvalot，Ghent，24 Mar. 1540.
[73] 托马斯·怀亚特爵士（1503～1542）是英格兰政治家、外交官和著名诗人。一般认为是他将十四行诗这种文学体裁引入英语文学。传说他曾是安妮·博林的恋人。
[74] CDCV，Ⅳ，509 （Memoirs）；Ribier，Lettres，Ⅰ，514-16，ambassadors de Selva and Hellin to Montmorency，Ghent，11 Apr. 1540；Powell，The complete works，Ⅰ，246-59，Wyatt to Cromwell，Ghent，5 and 12 Apr. 1540 （“不是现在，也会是将来”，译自拉丁文）。
[75] PEG，Ⅱ，597-9，Charles to Bonvalot，9 June 1540，接受弗朗索瓦一世的建议，即“暂时维持现状”；and 599-604，codicil to Charles’s will，28 Oct. 1540；NBD，Ⅵ，338-41，Charles to Ferdinand，2 July 1540 （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在1521年表达的相同观点，见上文）。Dumont，Corps，Ⅳ/2，200-2，刊载了查理五世于1540年10月11日将米兰册封给儿子的文书。
[76] 黎凡特（Levant）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一般指中东、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地区。在中古法语中，黎凡特一词即“东方”的意思。黎凡特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传统路线上的重要地区。
[77] Catalogue des Actes，Ⅳ，106 （nos 11，485-6），warrants to Rincón，1 May 1540；Setton，The papacy，Ⅲ，456 （原件为土耳其文）。
[78] Recueil des ordonnances，Ⅳ，229-30，232-8 and 240-53，edicts enacted by Charles in Oct. 1540；AGS E 49/81-5，Los Cobos （西曼卡斯要塞司令） to Juan Vázquez de Molina，26 June 1540 （命令他的外甥确保皇帝在“于西曼卡斯设立一个新档案馆的文书上”签字）；AGS CC，247/1，royal warrant，Brussels，16 Sep. 1540。
[79] NBD，Ⅵ，319-23，Charles to Ferdinand，Brussels，9 June 1540，分享了他的告解神父佩德罗·德·索托的建议。
[80] Martin Luther，Von den Conciliis und Kirchen（Strasbourg，1539）.
[81] Schultze，‘Dreizehn Depeschen’，150-6，Contarini to Cardinal Farnese，13 Mar. 1541.
[82] CSPV，Ⅴ，96-8，Francesco Contarini to the Signory，Regensburg，6 Apr. 1541.
[83] “称义”（Justification）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概念，指上帝使一个有罪的人具有“公义”“无罪”的身份。在宗教改革期间，关于称义的分歧，是新教与天主教分裂的原因之一。新教主张“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指一个罪人得到拯救的唯一原因是上帝的恩典，即对上帝的信仰，而不是靠个人的行为。这有别于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思想，即人要蒙恩得救，除了信仰之外，还必须加上足够的善功补赎。
[84] 天主教认为无酵饼和葡萄酒在神父祝圣时化成基督的身体与血（神学术语称之为“变体”），而新教一般不认同此观点：路德宗认为，基督的圣体、圣血在祝圣之后与饼、酒的元素共存，与饼、酒之质合二为一；加尔文宗认为，圣餐中的饼和酒仍属物质，然而圣灵的光照，使信徒在领受圣餐时，既领受了物质上的饼和酒，同时也与饼和酒中的基督精神有了联结。另外，在当时，按照天主教的传统规矩，信众只领取圣饼，神职人员才可以领取两种（饼和酒）。而按照新教的规矩，信众可以领取两种。
[85] Schultze，‘Dreizehn Depeschen’，159-61，Gasparo Contarini to Cardinal Farnese，18 Mar. 1541 （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规定“圣餐”的特性是“era giá stato determinato”）；Pastor，‘Correspondenz’，388-90，Contarini to Farnese，15 May 1541；Dittich，‘Nuntiaturberichte’，465-72 and 620-3，Morone to Farnese，29 May and 21 June 1541。
[86] CSPV，Ⅴ，105-6 and 107-8，Francesco Contarini to the Signory，22 June and 26 July 1541. 实际上，路德派教徒通过计谋，从雷根斯堡帝国会议决议中获得的利益比从纽伦堡和约获得的更多。
[87] Turba，Venetianische Depeschen，Ⅰ，67-76，Tiepolo，Corner，Contarini，Venier and Mocenigo to the Doge，Nice，24 May 1538.
[88] Lanz，Staatspapiere，263-8，memorandum by Marie，［10］ Aug. 1538. 又见玛丽在同一天写给查理五世的关于同一主题的信：LCK，Ⅱ，289-90。
[89] ASF MdP 652/256，Agnolo Niccolini to Lorenzo Pagni，1 Aug. 1541.他后来发现，他签署的《帝国会议决议》（Reichsabschied）与他的大臣们确认过的那份不同，给了路德派大幅度的让步，见上文。
[90] Gachard，Collection，Ⅱ，189-90，Journal of Jean Vandenesse for Aug. 1541，表明查理五世在8月18日抵达仅仅150公里之外的克雷莫纳。随后他向北转往米兰，离开了热那亚。
[91] Nordman，Tempête，451. 查理五世相信进攻阿尔及尔可以减轻匈牙利受到的压力，证据见Nordman，Tempête，239-40. See also Guyon，Mémoires，87，另一个目击者对出征如此之晚的评估。
[92] CDCV，Ⅳ，511 （Memoirs）；Friedensburg，‘Aktenstücke’，38-42，两份关于“在卢卡要谈的事情”的文件，一份是与查理五世一同旅行的教廷特使写的（他列举了“私密的事情和特殊的事情”），另一份是格朗韦勒写的。
[93] AGS E 53/67-8，Vázquez de Molina to Los Cobos，15 Oct. 1541. 两份指示似乎没能留存至今，但应当和查理五世在1543年5月为儿子准备的作战计划类似，见下文。
[94] 贝贾亚位于阿尔及利亚东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今天是贝贾亚省的首府。
[95] Nordman，Tempête，493 and 495 （Magnalotti）；356-7 and 381-3 （Nicholas Durand de Villegaignon）；and 225-7 （关于被吃的马匹数量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两方面的史料）；Sandoval，Historia，347；Guyon，Mémoires，90；CDCV，Ⅳ，512。
[96] ASF MdP 4298，unfol.，Alessandro Giovanni Bandini to Duke Cosimo，Bougie，4 Nov. 1541 （引用了詹内蒂诺·多里亚的话）；Nordman，Tempête，456 （Gómara），493 （Antonio Magnalotti） and 358 （Villegaignon）；Guyon，Mémoires，92；and ‘P. P.’，‘L’expédition’，187。
[97] Turba，Venetianische Depeschen，Ⅰ，434-6，Francesco Giustiniani to the council of Ten，Bougie，10 Nov. 1541；Guyon，Mémoires，87 （‘néantmoins’）.
[98] 伊玛目是伊斯兰社会的重要人物。在逊尼派中，伊玛目等同于哈里发，是穆罕默德指定的政治继承人。逊尼派认为伊玛目也可能犯错误，但假如他坚持伊斯兰教的仪式，仍要服从他。在什叶派中，伊玛目是拥有绝对宗教权力的人物，只有伊玛目才能明晓和解释《古兰经》的奥秘含义，他是真主选定的，不会犯错。这里指的是主持礼拜的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是一种荣誉称号。
[99] CDCV，Ⅳ，511 n. 105，Charles to Cortes of Castile，1542；and CDCV，Ⅳ，511 （Memoirs）；Nordman，Tempête，564，引用了一个阿尔及尔人的证词；and 212-13，the imam. Idem，248-60给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是突尼斯的胜利“诱惑”查理五世如此鲁莽地行事。
[100] Nordman，Tempête，178；Guyon，Mémoires，91；Anon.，Warhafftige und gewise newe Zeytung，unfol. （感谢Alison Anderson帮我翻译了这份文献。）
[101] Nordman，Tempête，381-3，Villegaignon to du Bellay，25 Oct. 1541.
[102] Nordman，Tempête，497，Antonio Magnalotti，引用 了多里亚的话。
[103] Giovio，Opera，Ⅰ，269-71，Giovio to Cardinal Pio di Carpi，17 Sep. 1541.
[104] CSPSp，Ⅵ/2，105，Charles to Eustache Chapuys，his ambassador in England，12 Aug. 1542 （道歉说他找不到什么与“ayant esté les aultres perdues au voyage d’Algey”相关的文件）；CDCV，Ⅱ，453-8，Charles to Prince Philip，17 Mar. 1546 （用骡子代替马匹）；Charrière，Négociations，I，522-4，‘Rapport d’un agent á Fran?ois Ier sur l’expédition d’Alger’，Dec. 1541。
十一 秋后算账：海尔德和法国，1541～1544年
最恶劣的谋杀
1541年7月2日，查理五世还在雷根斯堡准备远征阿尔及尔的同时，在都灵（位于法国人控制下的皮埃蒙特），切萨雷·弗雷戈索和安东尼奥·林孔率领一小队随从登上两艘内河船，准备从波河顺流而下去威尼斯。他俩现在的身份都是为弗朗索瓦一世效力的外交官。法王命令弗雷戈索在威尼斯代表他，林孔则将从威尼斯去伊斯坦布尔，向苏莱曼大帝报告，法王已经接受了结盟的提议（见第十章）。有朋友向弗雷戈索和林孔发出警报，说有人企图伏击他们。于是“为了欺骗敌人的间谍，他们把自己的全部行李和仆人送上另一艘船”，让它在几天前先启程，“并且派了十到十二人，乔装打扮，骑马行进，让敌人以为是他们”。但这些欺敌手段都失败了：两位大使进入伦巴第公国之后，西班牙士兵拦住他们，将他们劫持并杀害，随后掩埋了尸体，销声匿迹。[1]
查理五世在这之前就曾尝试消灭林孔。1532年，林孔从伊斯坦布尔回法国的途中，三个西班牙人来到威尼斯，企图刺杀他；这次失败之后，查理五世悬赏刺杀林孔。[2]尽管皇帝的间谍持续监视法国外交官们，“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尽在皇帝的掌握之中”，但查理五世在1541年6月23日命令伦巴第总督瓦斯托侯爵放过林孔，因为“即便你能扣押他，也违反了《尼斯条约》，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遵守该条约；如果你已经扣押了他，就必须立即将其释放，并明确表示，之前扣押他没有得到我的批准（事实的确如此），我听说之后立刻命令释放他”。[3]
瓦斯托侯爵在林孔遇害之前就收到了这道命令，但故意抗旨。他后来奴颜婢膝地道歉说：“我宁愿自己死一千次，也不愿此事让陛下动怒，或者损害陛下的利益。”但他补充道：“我做这件事情［谋杀林孔］的唯一原因是，我知道这对您有利。”为了让查理五世理解他的动机，他派一名信使送去了更多的解释，恳求查理五世“在绝对私密的地方聆听信使”的解释。[4]
皇帝对瓦斯托侯爵抗命不从的回应具有关键意义，因为谋杀两位大使将导致帝国与法国之间爆发战争。查理五世的大臣们对此事不抱任何幻想。“考虑到两国在过去的分歧，以及目前的关系，而且陛下不希望给对方开战的借口”，大臣们认为，“陛下不可以赞同瓦斯托侯爵做的事情。但是”，他们继续说道，“我们不能否认，此事做得很漂亮，有助于避免更糟糕的事情”。因此“［瓦斯托侯爵］表现出的机敏应当得到赞赏。不过，为了回避风险，赞赏他必须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尽管皇帝拒绝赞赏瓦斯托侯爵，但既没有批评他，也没有表示与他划清界限。皇帝的这个举动导致帝国不仅与法国之间发生战争，而且与土耳其人也发生了战争。[5]
查理五世居然会同意掩盖瓦斯托侯爵的行为，这令人惊讶，因为当时的政治和现代政治一样，为了某个行为撒谎，往往会比该行为本身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他肯定有能力否决瓦斯托侯爵的行为，因为在次年，瓦斯托侯爵威胁要违反另一道直接命令、从皮埃蒙特撤军（理由是缺乏经费，无力维持这支军队）的时候，查理五世向他发出了严厉的批评：
我拒绝相信你会这么想，也不相信你会考虑这么做，除非你这么说是为了强调自己多么缺钱。即便如此，我不愿听到也不愿读到这样的话，因为你这样身份的人、你这样地位的人不应当说出这样的话来，脑子里甚至都不应当有这样的想法，更不要说表达出来了。[6]
那么，查理五世为什么不这样批评瓦斯托侯爵竟敢谋杀两位法国大使？现有的证据表明，皇帝以为自己可以通过撒谎来蒙混过关，他也确实撒了谎。谋杀事件的三周后，他给自己的驻法大使发了一封信，声称：“不管那两人出了什么事，都与我无关。”他向罗马教廷大使保证，尽管瓦斯托侯爵向他报告称有机会逮捕那两名大使，但“我告诉他，不可以这么做，因为这会危害和平”。并且“按照法国国王的要求”，他任命了一名特别调查员去米兰“寻找和解救”林孔和弗雷戈索。[7]几周后，瓦斯托侯爵请求皇帝允许让杀害林孔和弗雷戈索的刺客们越狱，并让其中一人写一份认罪书，表明他们是独自行动的，不是受人指使。瓦斯托侯爵还发来了认罪书的草稿。皇帝不仅批准这种进一步的欺骗，还建议对草稿做一处修改。“如果你决定允许刺客逃走，并且让其中一人写认罪书给你”，他告诉瓦斯托侯爵，最好再补充一句，说刺客们已经烧掉了所有相关文件，“除了他们身上的一些文件，其中详细记录了他们酝酿的邪恶阴谋”，即将热那亚从安德烈亚·多里亚手中夺走的所谓阴谋。查理五世还建议：“写认罪书的人应当有比较高的衔级，这样其他人才会服从他。”[8]
林孔从阴间复仇
查理五世决定撒谎，这在作战的组织工作方面和政治领域都酿成了灾难。他急于到已经集结完毕、准备远征阿尔及尔的军队那里，却中断了从雷根斯堡去军队集结地的行程，庄严进入米兰城，在那里和瓦斯托侯爵表达了互相的尊重。瓦斯托侯爵聘请当时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之一朱利奥·罗马诺来设计凯旋门，为查理五世歌功颂德（其中一座凯旋门的顶端是查理五世的骑马像，打扮成古罗马皇帝，马蹄下践踏着一个摩尔人、一个土耳其人和一个美洲土著）；并且无论皇帝走到哪里，瓦斯托侯爵都陪同着。“皇帝陛下在两名枢机主教以及他的宫廷的全体公爵、王公与领主的簇拥下，抱着瓦斯托侯爵的儿子，走向大教堂，为这个孩子洗礼”，并担任他的教父。不久之后，瓢泼大雨和狂风摧毁了大多数凯旋门，有些人认为这是凶兆。皇帝在米兰逗留了十天。不管这是不是为了展示他对瓦斯托侯爵的信任，这么长时间的逗留让后来的阿尔及尔战役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很多人相信，如果查理五世提前十天抵达北非，就能在灾难性的风暴摧残他的舰队之前占领阿尔及尔。[9]
查理五世对谋杀的掩饰也导致了一场政治灾难。法国驻威尼斯大使评论道，两位大使被劫持的消息传来之后，“所有人都只谈这个话题”。他（正确地）预测：“这就像一场瘟疫：它传播的时候，人们就不谈别的疾病。”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在林孔启程之前给了他大约1万杜卡特。现在法王请求亨利八世“建议我应当如何处理此事”，并派了一名特使去“把大使遭遇的真实情况禀报给苏丹”。法国首相愤怒地表示：“谋杀大使的恶行不仅违反了各种条约和承诺，也违反了国际法，因为大使是受国际法保护的。”[10]
尽管瓦斯托侯爵和查理五世都继续狡辩，说自己对那场谋杀不知情，但他们选择措辞时非常小心。瓦斯托侯爵坚持说，他绝不会违背“皇帝陛下在林孔去法国时发布的命令，即不要骚扰林孔或他身边的人”（这与事实根本不相干，因为林孔遇害时并不是在去法国的途中，而是刚从法国出来）。皇帝则向外国外交官们保证，“他从来没有向大臣发布过命令，让他们抓捕弗雷戈索和林孔”，并“庄严保证，他的官员绝不敢在他不知情和未批准的情况下做出如此重大的事情”。[11]这些声明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也是刻意误导别人。弗朗索瓦一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向查理五世施加压力，要求他释放两位外交官，或者至少揭示他们的下落。法王向皇帝施压的手段是逮捕并囚禁了正在法国境内旅行的奥地利的格奥尔格（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诸多私生子之一，因此是查理五世的叔父），还扣押了一些西班牙商人。法王还派遣一名特使去卢卡，在皇帝与教宗会晤的时候提出此事。不过查理五世“拒绝接见这名特使，也不准在他面前谈论此事”。保罗三世没有表现出顾虑，而是“声称自己有权管辖、审理和裁决此案”，理由是“基督教君主之间的和约或停战协定，尤其是《尼斯和约》，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何况《尼斯和约》是他斡旋谈成的。皇帝后来说，教宗坚持要求“我［查理五世］立即交出弗雷戈索和林孔，仿佛这两人在我手中，我能把他们交出来似的！”在离开卢卡之前，查理五世又一次做了伪证，“以皇后的灵魂起誓，他对弗雷戈索和林孔的下落一无所知”，然后不情愿地同意将这个外交事件交给教宗仲裁。[12]
1541年10月，两名大使残缺不全的尸体在米兰境内被人发现，弗朗索瓦一世更加愤怒。他告诉教宗的一名特使，“在皇帝从阿尔及尔远征回来之前，他不会对皇帝采取行动，但等皇帝回来之后，他期望皇帝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据一位旁听到这番对话的英格兰使节说，法王对“令人满意”的定义非常清楚：“如果皇帝把米兰及其附属领地都给法王，‘那么我们就能拥有和平’；但如果皇帝不肯，‘就没有必要奢谈和平了’。”有人提醒法王，查理五世建议把尼德兰（而不是米兰）割让给奥尔良公爵。弗朗索瓦一世答道，他“不会让自己的幼子将来有能力向法兰西王国开战”。法王“只想要米兰”。不过，即便知道了查理五世在北非的灾难中幸存并返回西班牙之后，弗朗索瓦一世仍然保持谨慎：受到罗马教廷大使催促的时候，他承认，尽管立刻开战是很容易的事情，但“火里要打的铁块太多，现在时机还不成熟”。[13]
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就是法王要打的“铁块”之一。1537年，他在巴黎举行盛大婚礼，娶了弗朗索瓦一世的一个女儿。她去世后，詹姆斯五世续弦，娶了法国宫廷的重要成员玛丽·德·吉斯。这门婚事也是为了保证苏格兰继续亲法。弗朗索瓦一世运用类似的策略争取到了克莱沃公爵。膝下无子的海尔德公爵卡雷尔二世于1538年去世后，查理五世凭借《霍林赫姆条约》很有优势去主张继承他的领地，但海尔德公国的代表选择邻国的克莱沃公爵威廉为他们的新统治者。玛丽敦促兄长赶紧返回尼德兰，并警示道：“如果现在置尼德兰于不顾，将会严重损害他的声誉。”查理五世答道：“适合作战的季节已经快结束了，现在不能对海尔德开战，而他来年还要去讨伐土耳其人。”玛丽勇敢地反驳道，“如果去打土耳其人，而把此地的事务留在当前的状态”，会使得“您在此地的许多忠实臣民失去对陛下的爱戴”。根特的叛乱迫使查理五世改了主意。他返回尼德兰不久之后，威廉公爵就来请求皇帝认可他作为海尔德公爵的新地位，并寄希望于他的姐姐安娜与亨利八世的婚姻能够让他在皇帝面前硬起腰杆，但皇帝当场拒绝了。[14]
也许是查理五世在法国和尼德兰的成功巡视让他过于自信了。驻皇帝宫廷的英格兰大使托马斯·怀亚特报告称，在1539年12月他觐见皇帝时，查理五世吹嘘道，克莱沃公爵“‘应当对我通情达理……’皇帝手按胸膛说，‘那么他［克莱沃公爵］就会拥有一位君主、一位邻居和一位亲戚；否则他将失去这三样’”。次年1月，在讨论海尔德事务时，怀亚特注意到查理五世“有一种我之前从未见过的激烈情绪。我注意到他的嗓门提高了，表情很严肃，尤其是言辞非常专横跋扈”。在1540年2月的另一次觐见时，怀亚特为克莱沃公爵说了几句好话，皇帝“微微一笑，摇摇头，让我闭嘴”。[15]自负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查理五世似乎没有注意到两件事情：他旅行经过法国时，当地人为了欢迎他而竖立的“所有凯旋门”“在他离开法国时都还屹立着，但如今被拆除并捣毁”；以及克莱沃公爵受到弗朗索瓦一世的欢迎。法王与克莱沃公爵签订了一项互助条约，规定如果其中任何一方遭到第三方攻击，另一方必须援助；并允许法国在克莱沃招募军队；还承诺把纳瓦拉王国的女继承人胡安娜·德·阿尔布雷许配给威廉公爵（皇帝希望把她嫁给他的儿子腓力）。[16]
1541～1542年，法国朝廷开展了更多的外交活动。法王欢迎来自根特和其他地方的曾挑战查理五世的流亡者；与丹麦签署了一项“以汝敌为吾敌，以汝友为吾友的攻守同盟”；派遣使节与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和瑞典国王缔结条约；与德意志的好几位雇佣兵统帅缔结契约，让他们随时待命，准备为法国效力；授权法国驻英格兰大使提议让奥尔良公爵迎娶玛丽·都铎。[17]最凶险的是，弗朗索瓦一世与苏丹确定了协同作战的计划。苏莱曼大帝将率领6万大军重返匈牙利，并让巴巴罗萨率领150艘桨帆船进犯地中海西部；弗朗索瓦一世承诺派遣一支桨帆船分舰队与土耳其舰队合作，允许两国的联合舰队在法国的一处港口过冬，并攻击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尼德兰。
1542年7月，弗朗索瓦一世的准备工作均已完成，于是在多条战线发动了进攻，授权他的臣民武装起来，在各地攻击皇帝及其“臣民和盟友”。他的宣战书中的主要开战理由是：
皇帝对人类犯下了极其严重、极其恶劣和极其怪异的罪行，尤其是对那些拥有王公的头衔与身份的人犯罪，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忍受、永远不能宽容的。他通过自己的大臣，以极其奸诈和惨无人道的手段谋杀了正在前往威尼斯为我们办事的大使切萨雷·弗雷戈索（一位骑士）和安东尼奥·林孔……皇帝此举违反了他与我缔结的停战协定，他的行为让人神共愤，违背了自上帝创世到今天为止君王、国家与共和国之间历史悠久的传统。[18]
苏莱曼大帝的开战理由与之类似。1541年8月，他警告斐迪南，要求他“释放代表法国皇帝前来我朝公干的大使［林孔］，你的兄长查理扣押和逮捕了他……如果不释放大使，你就等于是想要毁灭自己的国度”。苏丹还逮捕了在他宫廷的哈布斯堡大使，并威胁要像“查理对待前来拜见我的安东尼奥·林孔大使一样对待他”。后来苏莱曼大帝把针对哈布斯堡家族的作战称为对杀害林孔的“罪大恶极行为”的复仇。就这样，皇帝的两面三刀让曾经的公社起义者在死后完成了全面的复仇。[19]
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新一轮战争
法国人的宣战并没有让查理五世感到意外。1541年11月，在卢卡峰会之后留在意大利的尼古拉·佩勒诺·德·格朗韦勒起草了一篇颇具洞察力的奏章，以“我们与法国人或土耳其人迟早必有一战，或甚至同时与这两国交战”为基础分析了国际形势。他预测，首当其冲的将是纳瓦拉或米兰，也许在此之前尼德兰会遭到“克莱沃公爵的攻击”。格朗韦勒认为，有效回应的主要障碍在于，“在不同地方同时发生这么多事情”，所有人都会要求查理五世亲临他们那里，所以皇帝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而不是只处理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
例如，尽管皇帝待在德意志能够“鼓励德意志人反抗土耳其人，对意大利和尼德兰局势有帮助，并且能够遏制法国国王和路德派”，但他离开了西班牙，就会让西班牙臣民不满，因为他刚刚到西班牙不久。“并且，如果陛下去了德意志而不是去援救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那两地就会陷入绝望。”在务实的层面，格朗韦勒推荐延长宽容德意志路德派的期限，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延长二十年，换取路德派不仅帮助皇帝对抗土耳其人，还去反对法国人。他还主张与英格兰结盟。亨利八世或许是个异端分子，但这并没有妨碍弗朗索瓦一世和其他天主教统治者与他打交道。并且（格朗韦勒狡黠地补充道），“陛下经常与德意志路德派谈判，而这些人不仅否认教宗的权威，还否认天主教教义的一些重要问题”。最后，他分析了哪种路线更好，是坐等弗朗索瓦一世进攻，还是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最后结论是“因为陛下远离尼德兰和米兰”，所以最好谨慎行事。但他敦促向皇帝在这两地的副手输送资金，从而创建战略预备队。[20]
查理五世将格朗韦勒的奏章发给他的西班牙大臣们，得到他们的正面评价之后就落实了格朗韦勒的主要建议。1541年12月，他通知斐迪南，“考虑到法国与我当前的状况”，如果“路德派要求我们保证继续宽容他们，换取路德派以军事手段支援皇帝”，斐迪南应当向路德派让步（不过宽容的时间越短越好）。同一天，皇帝向玛丽承诺，他将“筹集一大笔经费，将其输送到意大利、德意志和尼德兰，做好应变准备，不管会发生什么”。他还颇有先见之明地预测，冲突可能以法国、丹麦和海尔德军队联合攻击卢森堡开始。[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