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查理五世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看望母亲时开始筹划自己的反制措施。“如你所知，”他在一封给玛丽的长篇亲笔信中透露，“我希望避免战争。”但因为大量证据表明弗朗索瓦一世“企图在能够给我造成最大损害的地方发动进攻”，即尼德兰和纳瓦拉，所以“我需要挫败他的阴谋，从而保护自己”。在之前的夏季，他已经制订了“计划，在随后两年里尽我所能地收复海尔德，并惩罚克莱沃公爵”，“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时间框架，是因为我需要处理好其他事务，并在西班牙筹集我目前缺乏的资金。但如果法国现在向我开战，这些计划就失效了”。所以，查理五世在考虑，也许“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也许他可以穿过意大利和德意志，向海尔德发动突然袭击？
他请求玛丽尽快就这个问题给出建议，因为“我吃不准究竟怎样才是最好的路线，因为格朗韦勒先生不在我身边，没人能给我出谋划策”（皇帝这是承认了格朗韦勒的重要性），“而如果我向此地［西班牙］的议事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肯定永远不会同意我离开这些王国，而是想尽办法阻止我离开”。[22]1542年5月，他下了决心。他通知斐迪南，他打算去巴塞罗那，“从那里登船”去意大利，但“考虑到各方面情况，我恐怕要到作战季节结束才能抵达德意志……我的计划是在冬天抵达德意志，在施派尔召开帝国会议”，他继续写道，“随后采取措施，收复海尔德，若有必要就动武”。[23]
皇帝后来严格遵守了这个计划，但他又病倒了，所以不得不推迟计划的执行。他的“躯干、身侧和脖子疼痛难忍，我不敢相信这些病痛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我经常不得不使用手杖。所以你可以判断”，他对玛丽开玩笑道，在即将开始的战争中“我能不能担当你的勇敢的捍卫者”。最后他带着超然的语气写道：“时间会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我希望上帝会指引我，并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最多地行善。”[24]但在当前，上帝的指引似乎很暧昧。战争于1542年6月开始，丹麦人扣押了所有属于皇帝臣民的船只与货物，并给克莱沃公爵送去军队和资金。克莱沃公爵动员了14000名步兵、2000名骑兵和18门大炮。
7月，这支军队吸收了根特和其他地方的一心要向皇帝复仇的流亡者，然后大胆地冲向安特卫普，以丹麦国王和法国国王的名义勒令该城投降。此时，一支丹麦舰队在荷兰沿海游弋；一支法国陆军在奥尔良公爵的指挥下征服了卢森堡的绝大部分地区；另一支陆军在法国王太子的指挥下整装待发，准备入侵阿图瓦；弗朗索瓦一世本人准备攻打佩皮尼昂；纳瓦拉国王也动员了军队，企图收复他的失地。好几路敌人的配合相当有力，让查理五世及其大臣措手不及。玛丽向他发出警示：
我相信，自我们的祖父即已故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那些战争以来，尼德兰还没有遇到过今天这样的危险。因为我们腹背受敌，我不知道应当先对付哪一条战线。最糟糕的是，敌人做了充分的准备，而我们毫无准备。我们被打得措手不及。
她匆忙逮捕、拷问并处决所有被怀疑通敌的尼德兰人，从而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但她主张，只有查理五世亲临现场才能挽救他祖先的土地。她这么说是白费口舌，因为只要法军还在西班牙的土地上，查理五世就不敢离开伊比利亚半岛。[25]
最终，查理五世熬过了1542年的危机，而且受到的损失相对较小。阿尔瓦公爵在加泰罗尼亚边境组织了有效的防御，迫使入侵者撤退。但这次是险胜。英格兰驻西班牙大使写道：“皇帝像一位睿智的君主和经验丰富的统帅，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各地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敌人为数众多，并且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差一点就把他压垮了。”查理五世自己也同意。他向弟弟承认：
法国国王进攻了鲁西永和纳瓦拉。他觉得在这里一定能打得我措手不及。他相信这一切都会属于他，我不会抵抗；他通过奇袭拿下佩皮尼昂之后就可以推进到巴利亚多利德。让我把真相告诉你：如果他的军队在他预定的时间出发，我就处于严重的劣势，因为我之前没想到他还可以这么做……但上帝给了我时间来加固和修理佩皮尼昂的防御工事，并为其输送给养。
尼德兰能够得救也主要是因为法国人的无能。奥尔良公爵听到他父亲计划与查理五世打一场大决战的传闻之后立刻率军南下，于是玛丽得以收复绝大部分失地。不过，和西班牙的情况一样，“法国国王及其追随者计划的针对尼德兰的攻击如此猛烈，并且筹备得如此仔细和机密，我们觉得他们在这里没有造成更多破坏，简直是奇迹”。[26]
危机解除之后，查理五世访问了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说服这两地的议会批准征税并认可腓力王子为他的王位继承人。随后查理五世返回卡斯蒂利亚去过圣诞节，身边带着他的全部三个合法子女（这也是他们父子四人最后一次聚在一起）。1543年1月15日，他命令自己的内廷人员准备陪他去意大利。六周后，他动身前往巴塞罗那。“我不可能无所不为、无所不在”，他提醒斐迪南，所以“你不能指望我的帮助，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但他还是以挖苦的语气写道：“我希望很快就能让我亲爱的兄弟和朋友，那位最虔诚的国王恢复理智。”（查理五世在更为愉快的时期用这个称号来称呼弗朗索瓦一世。）[27]
但这个过程需要一些重要的外交活动。经过激烈的谈判，查理五世的使节在葡萄牙谈成了两门亲上加亲的婚姻：胡安娜公主将嫁给葡萄牙王位继承人若昂王子，而若昂王子的姐姐玛丽亚·曼努埃拉将与腓力王子结婚。这两对未婚夫妇之间有好几重血亲关系，所以他们的婚姻需要教宗的批准，这需要时间（见彩图28），但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查理五世的妹妹卡塔利娜的丈夫）同意预先支付女儿嫁妆的一半。查理五世立刻把这笔钱当作他去意大利的旅费。[28]
他还去找亨利八世。这位英王一度遭到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唾弃，但如今受到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的拉拢。与法王相比，皇帝有好几个优势。首先，尽管弗朗索瓦一世在公开场合表示很想让自己的幼子与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都铎结婚，但法王私下里对此有很深的顾虑；其次，法王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的亲密联盟让亨利八世很恼火；最后，帝国派驻英格兰的大使尤斯塔斯·沙皮已经说服法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抄录和分享法王的大量书信，沙皮利用这些情报来阻挠法国人的一举一动。[29]
1543年1月，查理五世授权沙皮直接与玛丽和格朗韦勒联络，从而设计出“达成我的目标的最佳办法”。2月，他签署了一项条约，解决了帝国与英格兰之间现有的全部问题，并约定两国君主联合入侵法国，查理五世将获得勃艮第和皮卡第，亨利八世则垂涎诺曼底和吉耶讷[30]。[31]
至于两国对付法国的最佳策略究竟是什么，皇帝还不是很确定。他授权沙皮与亨利八世谈条件的同一封信还告诉沙皮，尽管安德烈亚·多里亚的桨帆船会“送我亲自去最危险的地方，从而用我的全部力量抵抗敌人，但目前我还不能告诉你，我会亲自去哪些地方，因为我还不是很确定敌人的意图是什么”。[32]不过，为了准备自己的旅程，皇帝在巴塞罗那集结了军队和舰船，集中了资金和弹药，并欢迎贵族和其他志愿者参加他的下一次作战。他还签署了一些指示，留给他不在西班牙期间治理当地的人。他在附近的一家修道院度过圣周，然后在1543年5月1日，“为皇后举行追思仪式和弥撒之后”（这一天是她的四周年忌日），查理五世登上了多里亚的桨帆船，前往热那亚。[33]
如何当国王
皇帝的舰队启航不久之后遇上了逆风，不得不在加泰罗尼亚的小港口帕拉莫斯（位于巴塞罗那以北130公里处）停了十天。有些人认为，查理五世在那里停留是为了方便后来者加入他的舰队，但英格兰大使埃德蒙·邦纳知道真相：“这既是为了甩掉在巴塞罗那整天纠缠他的一大群人，也是为了在这个安宁的地方为西班牙做好充分的安排。”查理五世利用这里的“安宁”撰写了他一生中写过的最长的文件：给腓力的两份亲笔指示。十六岁的腓力将担任西班牙摄政王。在第一份文件里，“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给你立下恰当的规矩，但我相信上帝会引导我的笔，让我告诉你需要做什么”。随后查理五世列举了负责任的统治者应当如何行事的清单：尊崇上帝，公正地统治；尽量不要许下难以兑现的诺言；诸如此类。[34]第二份文件或许是由一位近代早期统治者付诸笔端的最重要的政治分析。尽管很多君主会为自己的继承人提供书面的建议，但查理五世自己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建议；并且，他的跨大西洋的帝国极其广袤和复杂，前人的经验不能为他提供可参考的样板。
皇帝强调：“我写下并发送给你的这份机密文件，是仅供你一人阅读的，所以你必须对其严格保密，将其严密保管，让任何人都看不到，连你的妻子也不行。”然后他对自己前往北欧之旅的风险做了悲观的评估：“这是对我的荣誉与声望、我的生命和我的财政来说最危险的旅程。”他表示抱歉，说自己“把我将来要传给你的诸王国与领地置于如此极端危险的处境”；如果他有不测，“我的财政会处于不理想的状态，你会遇到许多困难，你会看到我如今的收入是多么少、负担是多么重”。不过，他豪迈地表示，如果他为了保卫这些王国与领地而献出生命，“我会心满意足，因为我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帮助你而死的”。然后他阐述了自己的大战略，这样的话，“如果我在此次旅途中被俘或被扣押”，他的儿子就能够知道“我现在的计划是什么”。
如果法国国王预料到了我的行动，在我航海和陆路旅行期间动员力量来攻击我，我会努力自卫；因为我的财力有限，不能把战争长时间拖下去，所以我可能不得不孤注一掷地与他决战。但如果他没有在我旅行途中攻击我，我会通过佛兰德或德意志攻击他，希望能够借此与他正面交锋，当然也是以他愿意与我交锋，或者被迫与我交锋为前提。为了削弱他的力量，我打算让阿尔瓦公爵率领目前在佩皮尼昂的德意志和西班牙军队，再加上权贵和高级教士们以及各城市将要征集的军队，去入侵朗格多克；并用桨帆船从海上袭掠普罗旺斯，用我在意大利的军队袭掠多菲内和皮埃蒙特。
这是绝佳的计划，但查理五世懊恼地承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执行它，部分原因是缺乏所需的粮草，部分原因是缺少金钱和给养，部分是因为很多人不愿意让这些部队在本王国境外作战，还因为在我明确知道土耳其人的意图之前，我的桨帆船舰队不能自由行动。”无论如何，“此次旅程对我的荣誉和声望的风险在于，我要做的事情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我不知道它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或好处：时间不多了，我手头拮据，而敌人做好了充分准备”。不过，他指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一个潜在办法。尽管在1538年的卡斯蒂利亚议会之后“我发誓永远不请求它”征收消费税，但他不认为这个誓言对腓力有约束力。因此，在紧急情况下：
我会立刻写信给你，粗略地告诉你需要做什么，并亲笔添加注释。我会告诉你，现在就是证明你的能力的时候了，你必须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既是为了援助你的父亲，也是因为你应当解决我缺乏资金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坚定地向所有人发言，敦促他们推动［征收消费税］。
“有了这些税款，再加上从西印度来的资金（如果有的话），以及我在其他地方的臣民提供的资金”，皇帝希望他的大胆战略能够“快速将我们的敌人打倒在地，为我们争取恢复元气的时间和空间，并让我们不再为了御敌而每天付出巨大的代价”。[35]
查理五世重复说，他的指示“仅供你一人阅读，你必须对其严格保密”，然后审视了他培养来辅佐腓力治理西班牙的每一位大臣的长处和短处，以及王子“在我不在西班牙期间，尤其是如果上帝在我这趟旅途中召唤我的话”，应当仰仗哪些人的意见。皇帝已经口头警示过儿子：“我的大臣们互相之间的敌意或结盟，以及他们当中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密谋集团，在他们当中造成了严重的不安情绪，对我们的利益造成了很大损害。”如今，尽管他的这些私下里的顾虑有可能在将来被公之于众（的确如此），他还是以书面形式重复了自己相关的思考，因为“大臣们在公开场合逢迎奉承，口吐空洞的甜言蜜语，但私下里他们做的事情恰恰相反，所以你必须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查理五世警示道，每一位高级大臣“都会试图通过巧言令色来接近你，让你相信你必须而且只能依赖他一个人”。[36]皇帝从塔韦拉开始，说他“会以谦卑和圣洁为掩护来接近你。你应当尊崇他，在道德问题上相信他，因为他在这些方面会给你很好的建议。你应当要求他与你讨论事务时给你良策，做到公平公正，并且把优秀的、公正的人士任命到重要的岗位上。但在其他事务方面，不要仅仅信赖他一个人，现在不行，将来也永远不行”。然后是阿尔瓦公爵，尽管在军事问题上“他是我们在这些王国拥有的卓越人才”，但查理五世把他排除在王子的亲信谋臣圈子之外，因为“最好不要让大贵族[37]参与王国的治理”，还因为“自从我认识他以来，我就觉得他野心勃勃，企图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尽管他表面上奴颜婢膝，表现得非常谦卑和谦虚；而你更年轻，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在你面前会是什么模样！”
随后皇帝谈到了洛斯·科沃斯。“他不像过去那样勤奋了”，查理五世哀叹道；并且，尽管“到目前为止他都表现得不偏不倚，在我看来他最近开始表现出倾向性”。不过，“他对我的所有事务都经验丰富，相关的知识非常渊博。我相信，在这些事务当中，你肯定找不到比他更适合辅佐你的人。我也相信他会做得很好，并且清正廉洁”。因此，“你最好像我一样与他交往，永远不和他单独接触，永远不让他的权限超出你给他的具体指示”。最后皇帝总结道：“恩宠他，因为他为我服务得很好。我相信很多人想要伤害他，但他不应当遭到那样的对待。”[38]
查理五世对胡安·德·苏尼加的批评者的态度是相同的：
你必须认识到，因为在过去和现在围绕在你身边的人都对你很宽纵，都想讨好你，所以你也许会觉得堂胡安很严苛；如果他像其他人一样，那么你一定事事如意，但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甚至对那些资格老的人也没有好处，更不要说缺乏知识或自制力的青年了。知识和自制力都是通过年龄增长和经验积累才能获得的。
但是，皇帝继续写道，苏尼加“有偏见，主要是针对洛斯·科沃斯，但也针对阿尔瓦公爵……我认为，他的偏见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从我手中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那么多的奖赏，并且他认为洛斯·科沃斯不但没有帮助他获得奖赏，甚至减少了他得到的”奖赏。“此外，他认为他们几个人的血统高贵程度不同，为我服务的年限和资历也不同。”这指的是苏尼加属于贵族中的名门望族，并且自1506年开始就为查理五世效力；而洛斯·科沃斯出身卑微，而且1516年才到查理五世身边。“虽然他们有这些毛病，”皇帝总结道，“你不会找到比这两人更有能力辅佐你也更让我喜欢的人。”
至于这些王国的外交事务，以及意大利、尼德兰、德意志、法国、英格兰和其他国王与权贵及其政府的事务，我相信没有比格朗韦勒更懂行的人，也没有比他在这些事务上更有经验的人。在这些领域，他过去给了我很好的辅佐，现在依旧能给我上佳的建议。他很忠诚（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你任用他是不会错的。
查理五世还赞扬了格朗韦勒的儿子安托万·佩勒诺，他在前一年成为阿拉斯主教，腓力参加了他的就职典礼。“他还年轻，但头开得很好。我相信他也会很好地辅佐你。”[39]
查理五世对另外三名高级大臣的评价就不是那么正面了。他对王子曾经的教师西利塞奥没有什么好印象。“你知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好人。但他肯定不是最适合教导你的人。他过于热忱地想要讨好你。”目前“他是你的私人神父和告解神父。他已经在你的教育方面宽纵了你，如果他在道德方面再宽纵你的话，不是好事”。因此皇帝建议“你任命一位优秀的修士当你的告解神父”。然后皇帝谈到了自己曾经的告解神父洛艾萨，他现在是塞维利亚大主教和负责美洲事务的大臣。“他曾经是极好的大臣，如今大体上还是，不过因为健康状况不佳，不如以前能干了。我过去经常征询他的意见，尤其是在任用大臣和其他人事问题上，他也确实给了我极好的建议。”
腓力可以“试一试，看他是否合适，但请记住，我觉得他现在是个随大流的人。如果他表示想去自己的主教区，那么你可以鼓励他去，但要有策略，不要对他失礼”。最后，皇帝评价了卡斯蒂利亚御前会议主席费尔南多·德·巴尔德斯。[40]尽管“他是个善良的人，但在我看来，他不适合担任这样的职务，不过我找不到更称职的人，也不知道有更称职的人”。所以王子必须尽可能地运用巴尔德斯的有限才干。
所以，皇帝不仅坦诚地为腓力评估了每一位大臣，还教导他如何与那些自私自利或者才干平庸的人打交道，以及如何除掉令人不满的高官，“但要有策略，不要对他失礼”。做出这些关键性的评估肯定是很困难的，相应的页面上有大量补充和删改（多于其他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见彩图9）。
掌权将近三十年之后，皇帝比绝大多数政治家更清楚地懂得“可能性”的局限。“吾儿，我很清楚自己可以告诉你更多，也应当告诉你更多”，但是：
那些我可以告诉你的东西，有些与当前的主题无关，而我已经把最关键的东西告诉了你；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还会随时向你重复。至于我应当告诉你的事情，它们极其晦涩并且具有不确定性，我都不知道如何向你描述，我也不知道是否应当就其向你提供建议，因为它们充满了自相矛盾和糊涂之处，要么是因为事情的状况本身，要么是因为良心的缘故。
所以，假如查理五世在本次作战期间死亡，腓力必须：
采纳良策，与上帝维持安宁的关系，因为我对于自己应当做什么也是犹豫不决、倍感困惑，所以没办法给别人具体的建议。并且，给我造成这些困惑的，恰恰就是我所处的困境。我努力去做必须做的事情时，我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托付给上帝之手，让他安排一切事务。上帝的作为和命令，我都会满意。
查理五世起草这两份文件时用了四十八页对开纸，然后审读和修改，最后签名“我，国王”，并将其秘密送给儿子。
卓越的比利时档案研究员和历史学家路易·普罗斯佩·加沙尔赞誉这两份指示为“智慧与远见卓识的纪念碑，源于对治国艺术的娴熟经验和对人与事的深刻理解。单凭这两份文件就足以让查理五世名列那个时代的一流政治家之列”。查理五世给儿子上了一堂“如何当国王”的大师课。英格兰大使邦纳注意到，尽管皇帝在“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返回西班牙，因为他需要“在其他地方停留，尤其是佛兰德和德意志”，但他在开始自己的高风险行动之前，“已经把西班牙诸王国的事务都安排妥当”。[41]
海尔德的灭亡
1543年5月25日，查理五世率领拥有140艘舰船的舰队抵达热那亚。尽管皇帝急于开始去德意志的旅程，但还是绕道再次去拜会保罗三世，努力解决双方的分歧。洛艾萨提醒他：“经验告诉我们，与教宗的会议很少能给我们带来优势或美名，但我还是建议陛下忍受这样的会谈，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从而从教廷获得最大的好处。”在这次为期四天的峰会期间，查理五世敦促教宗向弗朗索瓦一世宣战（因为法王与土耳其人公开结盟），但这是白费功夫。教宗拒绝的理由是，如果他向法王宣战，法王就可能效仿亨利八世，不再服从罗马。
查理五世在劝说保罗三世召开宗教会议的时候更为成功。新的宗教会议将在帝国南部边境的城市特伦托举行，这个地点是他的德意志臣民能够接受的。查理五世还说服了教宗征募4000名士兵去匈牙利对抗土耳其人。然后，令查理五世意外的是，保罗三世提出，如果皇帝册封他的儿子皮耶路易吉·法尔内塞为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公爵（这两地原本是米兰公国的一部分），他就给皇帝提供100万杜卡特。教宗的理由是，这样对意大利的和平有利。查理五世答应考虑此事。[42]
皇帝准备离开的时候会见了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保罗·乔维奥。“他［查理五世］笑容可掬、漫不经心地对我说：‘乔维奥，你需要再次拿起笔了，抓紧时间在你的历史书里把截至目前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吧，因为即将开始的战争会给你一个全新的任务。’”皇帝还略微谦虚地向他的尼德兰臣民保证：“我已经决定亲自来营救你们”，从而“在你们的帮助下，在造物主的佑助下，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的敌人将来永远不再骚扰你们，不管他们是否愿意”。[43]
起初，查理五世被群敌包围。他对此早有预料。苏莱曼大帝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杀进了匈牙利，占领了埃斯泰尔戈姆和塞克什白堡；巴巴罗萨率领土耳其舰队闯入地中海西部，与法国舰队会师，攻打尼斯；法军还入侵了埃诺。皇帝决定无视这些威胁，而是率领他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军队前往施派尔，在那里与好几个团的德意志老兵、配备120门火炮的攻城部队和一队船只与驳船会合，“让他的全军从水路［莱茵河］顺流而下”。这样查理五世就掌握了主动权，因为他可以选择“先对付克莱沃公爵”还是“进入摩泽尔河，取道卢森堡进入法国，或者径直去”尼德兰。与查理五世同行的佛罗伦萨大使乔万尼·巴蒂斯塔·里卡索利排除了第一个选项，因为“向自己的诸侯国开战不会带来多少光荣，何况战争充满不确定性，皇帝完全可能输给这个诸侯国”。但里卡索利错了。[44]
查理五世及其军队于8月3日离开施派尔，顺流而下，进展迅速，在波恩登陆。随后，皇帝检阅全军，然后开往迪伦，这是克莱沃公爵威廉统治下防备最森严的城市之一。查理五世命令该城投降，遭到拒绝，于是下令“惩罚它的抗命不遵和犯上作乱，以儆效尤”。他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军队很乐意执行这道命令。在一次勇敢的突击之后，他们屠杀了约700名守军。其余守军全部被俘，皇帝命令：“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尤其是我在尼德兰的诸侯，将受到惩罚。”据一名参与者说，他看到“他们绞死了俘虏当中曾臣服于皇帝的人，并砍掉所有德意志俘虏的两根手指，因为他们曾用这两根手指宣誓服从皇帝”。[45]
和之前的历次作战一样，这一次查理五世也是身先士卒。在最后的总攻开始之前，他与士兵们在一起，只见他“身穿全副甲胄，身披金线制成的上衣，英姿飒爽，鼓舞士兵们，并表达自己对这个地方是多么憎恨，多么渴望向其复仇”。有人看到他“全副武装、骑在马上”，于是建议他退后，免得被炮弹击中，这时“皇帝陛下答道，现在不是抛弃部下的时候，哪怕炮弹把他的双眼打瞎”。里卡索利大使嘲笑道：“他既是将军，也是上校，也是军士长，什么都是。他身穿全副甲胄，亲临所有地点，持续不断地操劳，事必躬亲，什么都要看，什么都要做，这真是令人惊愕。他实在太勤奋了，很快就会受到责难，因为他什么都想知道，反而耽搁了作战。”[46]但大使又说错了。
其他城镇为了避免重蹈迪伦的覆辙，纷纷献城投降。1543年9月7日，克莱沃公爵威廉在得到安全通行的担保之后，来到皇帝的军营，“双膝跪下，合掌哀求宽恕”。皇帝就像三年前在根特做的那样，表情严肃地“提醒公爵，他在过去犯了多少罪过”，并在一段时间内假装自己将从重处罚对方。即便在威廉获准亲吻皇帝的手之后，他也不得不签署一份可耻的协议，将整个海尔德割让给查理五世。不久之后，皇帝的新公国的各等级向他宣誓效忠，他则承诺保护他们的传统特权。[47]
对于和查理五世一同旅行的英格兰外交官尼古拉斯·沃顿来说，这是：
许多年来发生的最奇怪的事情之一，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仅仅因为一座城镇在敌人的攻击下失陷，整个国家就完全沦陷了，而没有做坚决的抵抗。所以恺撒［查理五世］可以像［尤利乌斯·］恺撒那样告诉他的朋友：我来，我看见，我征服。
尽管这位新恺撒没有使用这句目空一切的狂言，但他告诉阿尔瓦公爵：“上帝在海尔德赐予的胜利让我很是喜悦。感谢上帝给我如此丰厚的奖赏，除掉了我的眼中钉。”[48]他的确有充分的理由高兴：此次战役保障了尼德兰东部边境的安全（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并且“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尤其是在德意志诸侯当中，他们全都战栗不止，因为他在几天之内就办成了他们相信和希望他需要许多个月才能做到的事情”。而法国国王“在德意志名誉扫地，受到所有人的贬低、怪罪和责备”，因为他抛弃了自己的盟友。
沃顿写道：“看来上帝打算惩罚法国国王。他没有支援克莱沃公爵。而如果克莱沃公爵的力量还在，哪怕力量不强，也能给皇帝造成很多困难，比法王单独给皇帝造成的困难多得多。”现在弗朗索瓦一世“可能不得不在自己的土地上打仗，导致他自己的国家生灵涂炭”。[49]
不过，亲临前线也让查理五世付出了代价。他的体重急剧下降，以至于他穿上铠甲的时候发现“铠甲对他来说过于宽大，于是让人给他做了一件塞满棉花的上衣”作为穿铠甲时的衬垫。他宣布自己要去正在攻打朗德尔西（在法国边境上）的军队那里，并迫使弗朗索瓦一世冒险与他正面对垒。这让格朗韦勒大感惊恐，赶紧劝他不要去。他告诉主公，这是“我见过您做的最危险的事情，我宁愿自己死一百次，也不愿赞同您的这个决定”。在“遍地沼泽、即便健康的人也容易染病死去的地方”作战，是非常鲁莽的行为。因此查理五世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决定是“逆天之举，任何告解神父或神学家都不会赞同。您再也不是年轻人了，再也不能进行只有年轻人能胜任的冒险”，格朗韦勒总结道，“您不应当拿自己的身体冒险，因为您的健康不允许。假如您有什么不测，您已经取得的成绩就全白费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向上帝或世人解释”。查理五世冷淡地听自己的主要谋臣讲了这一席话之后，做了告解，领了圣餐，然后赶往朗德尔西城下的军营。[50]
起初，皇帝集中注意力于他的攻城大炮，其中有一些是臼炮，能以很大的弧度将炮弹投入城内（臼炮在当时显然是一种新发明）。他的至少一名高级指挥官说攻打该城是“浪费时间”，因为“不可能通过强攻拿下这座要塞，但皇帝对这些大炮很着迷”。不过，此时指挥着36000名步兵和6000名骑兵的查理五世寻求与敌人决战，也许是因为受了洛艾萨的鼓励，他敦促皇帝引诱法国人“再打一场，让他们比在帕维亚输得更惨”。[51]弗朗索瓦一世及其野战军逼近的消息传来后，查理五世召开作战会议，于1543年11月3日“排兵布阵。然后他的军队开始推进，越过极其平坦的原野，敌人不可能看不见他们”。皇帝希望他的敌人“还记得自己吹过的所有牛，即希望与皇帝正面交锋”。
查理五世指挥作战的时候发了脾气。“一位大贵族不停问他问题，直到皇帝粗暴地命令他闭嘴。大贵族问：‘陛下生气了吗？’皇帝答道：‘是的，我生气了，因为你是个老头子，却不停问我问题！’”这句责备无疑反映了此役的极大风险。威尼斯大使贝尔纳多·纳瓦杰罗写道，如果帝国军队和法军这次真的正面对垒，“这将是我们时代最壮观的景象”。但最后没有打起来。弗朗索瓦一世或许是记起了帕维亚的惨败，于是借助夜色掩护，率军“全速”撤退。帝国军队“发现法军撤退之后立即追击，皇帝亲自骑马参加”，但只抓获了少量敌军士兵，“皇帝命令处死这些俘虏，因为他们是帝国的臣民”。[52]
查理五世再次召开作战会议，指出“今年为时已晚，恶劣天气即将降临”，并且“这里的周边地区已经被蹂躏得很惨，很难找到粮草，所以今年不可能有什么战绩了”。弗朗索瓦一世让他的部分士兵复员，然后“将很大一部分士兵驻扎在要塞里”。查理五世提议“如法炮制，并征求我们所有人的意见，问我们是否同意”。大家都同意，但在军队解散之前，皇帝先进入康布雷城，命令修建一座要塞。康布雷在理论上是帝国的采邑，其统治者在上一次战役期间支持法国。皇帝告诉斐迪南：“若没有这座要塞，神圣罗马帝国就会失去康布雷及其周边地区。”而“正在施工的要塞将会保障帝国在康布雷的权威”。查理五世洋洋自得地告诉纳瓦杰罗，法王或许占领了朗德尔西，“但我迫使他逃之夭夭”，并补充道，“法王越是想当土耳其人和路德派教徒，我就越是高兴，希望上帝会捍卫自己的事业”。[53]
战备
两位统治者都在为下一场战役做准备，首先是心急火燎地寻找盟友。巴巴罗萨的115艘桨帆船和43艘帆船的船员在土伦港过冬，由法国人承担相应的开销，准备来年春季与法国人联合攻击热那亚、那不勒斯或撒丁岛。为了安顿这些奥斯曼水手，弗朗索瓦一世已经强迫土伦市民撤离。但在1544年3月，巴巴罗萨意识到，他的东道主并没有资源在地中海发动作战，于是他在两个月后率领舰队返回了伊斯坦布尔。弗朗索瓦一世与奥斯曼帝国的公开结盟疏远了其他所有基督教统治者，不管他们是路德派教徒还是天主教徒，而法王没有从这次结盟中得到任何好处。[54]查理五世则确定了在下一场战役中与亨利八世合作的宏伟战略。
（1544年1月，皇帝和英王）达成一致，皇帝将率军入侵法国的香槟地区，然后向巴黎进军；英王将在最适合渡河的时间渡过索姆河，入侵法国，然后从那里开往巴黎。
两位君主都将御驾亲征，时间不迟于1544年6月20日，各自率领32000人的军队并配备100门大炮。[55]
弗朗索瓦一世不知道皇帝与英王的盟约，所以调动他的精锐部队，企图再次攻打米兰。1544年4月14日，法军在切雷索莱亚尔巴[56]大败瓦斯托侯爵。马丁·迪·贝莱（法王任命的皮埃蒙特总督，他统治皮埃蒙特的梦想快要成真了）说：“如果皇帝看到米兰公国遭到蹂躏、随时可能失陷，并且那不勒斯王国有强大的亲法派系，那么他将不得不重新部署军队，去保卫自己现有的领土，而不是冒着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风险去试图征服别人的领土。”但迪·贝莱对战争的理解已经过时了。驻皇帝宫廷的英格兰大使得知帝国军队的此次失败之后评论道：“看来法国人在切雷索莱亚尔巴得到的荣耀比实际收益要多。因为我不觉得他们有机会夺得任何一座城镇或城堡，伦巴第的整体局势也不大可能有什么变化。”查理五世同意这种看法，对威尼斯大使说：“我只怜悯那些为了我的事业而牺牲的可怜士兵”，因为“我把伦巴第的防御准备得很好，给养也充足”。[57]
皇帝说到的现象是西方战争的一个新发展，被后人称为“军事革命”：阵地战发生了变革，防守一方占据优势，于是野战大体上变得多余。建筑师吉安·马利亚·奥尔贾蒂先是在热那亚周围建造了一系列构成交叉射界的堡垒，后来去米兰，重新设计了现有的防御工事，并补充了一系列装备大炮的星形堡垒，来保卫这个公国。他一共设计或建造了将近七十处新式防御工事。他在米兰周围营造的防御工事以庞大的斯福尔扎城堡为核心，一直到18世纪90年代都能成功地保卫这座城市，甚至今天仍然能控制进入内城区的交通。哈布斯堡家族也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营造了一些配备火炮的要塞。在匈牙利，意大利工程师为主要的边境要塞增添了堡垒；在尼德兰，他们在尼德兰与法国的边境上修建了数量众多的新式防御工事，并安排了强大的预备据点。根特要塞是在1540年叛乱之后建造的，拥有全长385米、厚度超过7米的城墙；安特卫普的城墙是1542年遭到海尔德军队攻击之后建造的，全长近5公里，包括9座堡垒。
在边境的另一侧，1544年，一百多名意大利工程师在吉罗拉莫·马里尼的领导下升级了法国的若干要塞，但他们集中力量于法国北部边境的要塞和意大利的几个前哨阵地，大体上忽视了法国东部边境。因此，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马奇诺防线没有延伸到比利时一样，弗朗索瓦一世的新式防线也没有延伸到香槟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被历史证明是致命的错误。
查理五世发现了敌人的弱点，于是试图利用它。首先，他在施派尔召开帝国会议，寻求它的军事支持去攻击法国。起初他似乎觉得这是白费功夫，所以告诉罗马教廷大使，“我想到几乎每个钟头都降落到我头上的灾祸与负担时，简直想死”（对他这样坚定的天主教徒来说，这真是不寻常的告白），但他还是坚持下去了。1544年5月23日，他承诺永远放弃他的妹婿克里斯蒂安二世，然后与丹麦外交官签署了和约。6月10日，他承诺继续奉行宗教宽容政策，“直到举行德意志民族的普遍的、自由的基督教会议”来解决所有宗教分歧。随后，帝国会议宣布：“法王和苏丹一样是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我们必须用武力对抗土耳其人和法王。”帝国会议授权查理五世征募24000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部分用来对付土耳其人，部分用来对付法国人，具体由”皇帝决定。[58]
赢得此次胜利之后，查理五世在梅斯等了三周，等待他的攻城炮兵和增援部队，包括萨克森公爵莫里茨和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边疆伯爵阿尔布雷希特·亚西比德（德意志的两位重要的路德派领袖）征募的骑兵部队。因为战争必然会有风险，查理五世给自己的遗嘱增添了一个新附录，明确废除了他在艾格莫尔特与弗朗索瓦一世会谈之后订立的几门婚事。他写道，因为“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统治西班牙和尼德兰，因为“统治者需要从其中一国去另一国了解当地所需的措施，我本人就经常被迫这么做，其间蒙受了极大的风险，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开销”，所以假如皇帝和腓力都辞世了，皇帝的女儿玛丽亚将嫁给皇帝的侄子马克西米利安，这对夫妇将共同统治西班牙及其附属地。皇帝的女儿胡安娜将嫁给马克西米利安的弟弟，“而无视我之前与葡萄牙国王订立的条约，即让胡安娜嫁给他的儿子”，胡安娜和马克西米利安的弟弟将共同统治尼德兰。也许是因为这个决定悍然违背了之前的承诺，查理五世将新遗嘱附录的一个密封副本交给洛斯·科沃斯，命令将附录与他的遗嘱一同保存，暂时不得启封。尽管他“概括了新附录的要点，你可以把它分享给”腓力王子，但洛斯·科沃斯必须“口头传达给他，也就是说只能有你和他两人可以知道内容”。[59]
现在，查理五世集中注意力于打败和羞辱法国。八年前他入侵普罗旺斯的时候对地图的依赖曾招致嘲笑，但他如今仍然请人制作了一幅巨幅地图，将勃艮第首府第戎画在最左边，将巴黎画在最右边，还画了所有的主要河流（马恩河、塞纳河和约讷河）以及河上的桥梁（见彩图23）。最终，查理五世没有跨过这些河流中的任何一条，但他和他的军队仍然前进到距离法国都城只有70公里的地方。[60]
“将我们的敌人打倒在地”
帝国军队的作战于1544年5月开始，首先是一次突然袭击，收复了法国人在前一年占领的卢森堡领土。随后帝国军队转向南方的香槟，入侵法国。这不仅遵循了不久前与亨利八世达成一致的战略计划，走的也是几十年前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进军巴黎的路线（皇帝最喜欢的书之一《菲利普·德·科米纳回忆录》记录了此事，科米纳[61]是那次进军的目击者）。查理五世的军队像他那位祖先的军队一样，起初进展神速。弗朗索瓦一世指望科梅尔西能够抵抗三周，但该城遭受三天的猛烈炮击之后就投降了，于是帝国军队得以渡过默兹河，于7月13日抵达圣迪济耶处的马恩河。但在那里，帝国军队首次遭遇了火炮要塞，并且是马里尼本人设计和防守的（地图5）。
皇帝心情极佳。有些人觉得他们“在过去十年里从未见过他如此健康、俊朗和开心”。但也有人对作战的风险感到担忧。费拉拉大使评论道：“计算一下他在各领地的军队，那么此次战争给皇帝陛下带来的开销不会少于50万杜卡特。”大使无疑是回想起了不久前的阿尔及尔惨败，于是补充道：“如果耽搁十二天或二十天，或者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威尼斯大使也同意：每耽搁一天，“对皇帝就越不利，对法王就越有利……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是罕见的现象，即便最巧妙的计划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62]查理五世抵达圣迪济耶不久之后就遇到了第一个障碍。
他担心粮草和弹药快用完了，于是命令他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军队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就像在迪伦做的那样。但这一次，他们被守军打退，伤亡惨重。不过，在400公里之外，亨利八世率军在加来登陆，与正在攻打蒙特勒伊和布洛涅的英格兰与尼德兰军队会师，迫使弗朗索瓦一世从意大利撤军，并且无法援救圣迪济耶。于是，皇帝又一次占据了主动权。
召开作战会议讨论“今年余下时间做什么”之后，查理五世于7月20日向玛丽解释了自己的战略。首先，他要用大炮和炸药攻破圣迪济耶，“否则敌军就能骚扰我的军队并切断我军的补给线”；然后，“按照我之前的计划，向沙隆进军”，沙隆位于马恩河下游。亨利八世的参战让皇帝“暂时搁置了我在此役中的个人利益，即占领勃艮第公国，在那里或许可以占领一些地方并建功立业”；但现在“我觉得没有比沙隆更好的目标”，因为“这会让法国国王及其臣民震惊，给他们造成极大损害，并且我军的目标一直是深入法国的心脏，迫使敌人变得通情达理”。和通常情况一样，查理五世还考虑了后勤状况，尤其是“我能够在多长时间内给这支军队支付军饷。做了各方面的考虑和计算之后”，他告诉玛丽，“我觉得我们应当能支撑到9月25日，但那之后就不行了”。虽然他（像在他宫廷的大使们一样）也认识到“在战争中，任何事情都是不确定的”，但他最后虔诚地总结道，“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能让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在他的佑助下，我们将竭尽全力”迫使弗朗索瓦一世屈服。[63]
地图5 1544年战役
在1544年8月和9月，查理五世率领4万军队和一支炮兵部队横穿法国，如入无人之境。他沿着马恩河北岸，从圣迪济耶前进到距离巴黎70公里的拉费泰苏茹阿尔。随后他转向北方，试图与亨利八世率领的英军会师，但在克雷皮，查理五世与法国单独媾和，签订了一项对自己有利的条约。
由于马里尼设计和建造的军事建筑固若金汤，圣迪济耶坚持到8月17日才投降，随后胜利者不得不花几天时间修理他们自己破坏的防御工事，从而让这座城镇能够担当为前进中的军队提供粮草与弹药的仓库。这个意想不到的耽搁迫使查理五世改变了他的战略：现在他计划“对沙隆实施侦察，仿佛我要攻打它，但我的意图其实是在上帝的佑助下进军巴黎”。“弗朗索瓦一世在马恩河南岸雅隆的一处设防营地集结了45000人”的情报也是查理五世改变计划的原因。他于午夜开拔，率领军队和炮兵借着月光强行军，奔向埃佩尔奈，希望在那里渡过马恩河，然后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攻击雅隆。但查理五世抵达埃佩尔奈的时候，法军已经控制了该城，并在唯一可以过河的桥梁上构建了防御工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