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后，皇帝在口述《回忆录》时对这个结局做了“架空历史”的谨慎推测：
如果我们能够对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做评判，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相信，假如皇帝在那一天能够抵达埃佩尔奈（他做不到，尽管埃佩尔奈就在3里［5公里］之外），他就能率军从该城的石桥过河，或者架设舟桥过河……那样的话，他们就能从敌人尚未设防的方向攻击法军在山顶上的营地，上帝就会把胜利赐给他喜欢的那一方。[64]
于是皇帝回到最初的计划，即沿着马恩河进军巴黎。
在皇帝军中的外国外交官对法国人几乎毫无抵抗一事感到惊愕：帝国军队向四面八方分散兵力去搜粮和劫掠的时候，没有法军的散兵骚扰他们；也没有法军部队保护帝国军队前进路线上的村镇。如纳瓦杰罗所说：“谁能想到，法国人竟然这样敞开了他们自己的毁灭之路？”曼托瓦大使卡米洛·卡皮卢波有相当多的军事经验，他注意到：“敌对的两军分别在河流两岸纵火，整个乡村似乎都在熊熊燃烧。这真是恐怖的景象，最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打动。”[65]
尼古拉斯·沃顿写道，因为“皇帝蒙蔽了法王，法王没想到皇帝在今年就打到距离他这么近的地方”，还因为“天气晴朗，对我们极其有利，并且我们在途中找到了大量物资”，所以帝国军队势如破竹，就连较大的城镇也来不及准备恰当的防御，只能一枪未发地举手投降。有一次，与前锋部队一起行动的查理五世召唤一个勃艮第骑兵单位，“问我们，这里是什么地区”。据乔维奥说，在罗马，“人人都屏住呼吸，汗流满面，两位君主的支持者都是既满怀希望又感到害怕”，焦急地等待战局的消息。[66]
他们无须等待很久。9月12日，帝国军队的部分单位已经抵达距离巴黎只有70公里的拉费泰苏茹阿尔，查理五世在这时突然转向北方，迫使苏瓦松投降，于是在埃纳河对岸获得了一个桥头堡。埃纳河是他与亨利八世之间的唯一主要障碍。英军在两天后迫使布洛涅投降。帝国军队和英军终于可以自由地会师并向巴黎挺进。
这样的双重打击给弗朗索瓦一世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他不得不求和。自本次战役开始以来他就一直试图与皇帝谈判，但（皇帝在《回忆录》中得意扬扬地写道）法王“看到皇帝陛下率军绕过沙隆之后，就更加努力地求和”。皇帝以缓兵之计来争取时间，提醒弗朗索瓦一世，他不可能抛弃亨利八世而与法王单独媾和，但（皇帝洋洋自得地补充道）“他已经深入法国腹地，却不知道英王在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好消息送到英王那里”。9月7日，查理五世为安托万·佩勒诺获得了安全通行的保证，让他去布洛涅，把正在讨论的和平条件通知亨利八世，并摸清“英王是否愿意继续作战，以及还要打多久？他是否打算立即开始进军？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选择哪条路线？”佩勒诺还送去了秘密的最后通牒：除非亨利八世“准备立即开始进攻，我将不得不撤军并接受法国人提出的和平条件”。[67]
皇帝的虚张声势掩盖了他所处的困境。他是否应当与弗朗索瓦一世签订一项能够达成他的绝大多数目标的单独和约，尽管这意味着背弃他的英格兰盟友？或者他是否应当与亨利八世配合，联手向巴黎进军，从而迫使弗朗索瓦一世做出更多让步？格朗韦勒强烈建议采取第一种办法。他认为，继续作战将意味着蹂躏更多的法国领土，“这只会增强法王及其臣民对我们的仇恨，并无好处”。并且，那样的话，查理五世还不得不在新占领的城镇驻军并为其提供军饷和给养，却不能给基督教世界带来团结，从而为针对土耳其人的新一轮十字军东征做准备。格朗韦勒最后提出的建议在后世会被称为“现实政治”：“陛下，国家大事和其他事务一样，有一条准则：我们必须关注所议事务的现实状况，来决定哪些事情是可能的，哪些事情根据上帝的意志和人类的理智是可以办得到的，而不是仅仅因为个人的考虑而冒很大的风险，就像现在的情况一样。”格朗韦勒警示道，亨利八世永远不会兑现诺言向巴黎进军，他在巩固了布洛涅的防务之后就会班师回朝。所以查理五世必须在这之前与法国单独议和。[68]
还有两方面的务实考虑能够支持格朗韦勒的论点。尽管自圣迪济耶投降以来天气极其有利，但现在已经是秋季，随时可能下起瓢泼大雨，这就会阻碍进一步的行动；没有军饷，部队就会变得焦躁不安，一些德意志官兵“已经发生哗变，所以皇帝命令将其中二十人溺死在马恩河里，然后亲手殴打了另外几人”。[69]查理五世原本计算自己可以支撑到9月25日，这个日子很快就要到了。洛斯·科沃斯警示道：“在今年和明年，整个西班牙已经没有办法筹集到哪怕是一个杜卡特。”洛艾萨敦促皇帝尽快与法国人达成协议，“哪怕这意味着放弃您的一些权利”；腓力王子强调“我在西班牙没有办法筹钱”，然后表示：“如果世人看到您在有能力彻底消灭敌人的时候却选择宽大为怀，缔造和平，那么世人都会赞颂您。”至于尼德兰，皇帝抱怨道，“尽管他在那里有足够的钱给部队支付军饷，他却没有办法拿到尼德兰的资金”。[70]
所以皇帝没有办法维持现状。恰在这时，弗朗索瓦一世得知布洛涅陷落，于是在绝望之下同意了查理五世提出的几乎全部条件，换取立刻停战。不久之后，佩勒诺来到帝国军队的大本营，带来了亨利八世的书信：英王不情愿地同意皇帝与法国单独议和。9月18日，在拉昂附近的克雷皮，弗朗索瓦一世及其两个儿子的代表承诺放弃对那不勒斯和尼德兰的一切主张；废止与土耳其人的盟约，改为出兵参加查理五世领导的新的十字军东征；归还《尼斯条约》之后征服的所有土地（包括朗德尔西）；并交出人质，以保证法王履行本条约。作为回报，皇帝同意归还他在法国境内占领的全部土地，并永久性放弃对勃艮第公国的主张。
他还重复了自己之前的提议，即奥尔良公爵可以娶他的长女玛丽亚，以尼德兰为嫁妆（不过查理五世在世的时候仍然是尼德兰的君主）；或者娶斐迪南的女儿安娜，以米兰为嫁妆（在条约签署一年后生效）。皇帝承诺在四个月内在这两种方案中做决定，而弗朗索瓦一世发誓在条约履行之后立刻从萨伏依-皮埃蒙特撤军，并把法国心脏地带的一大块领土册封给奥尔良公爵。[71]
次日，弗朗索瓦一世签署了一份密约，承诺向查理五世和斐迪南提供“全心全意的支持，去平息德意志的宗教纷争”；法王宣布自己是“任何企图阻挠上述行动的人的敌人”；并允许“将我承诺用于对抗土耳其人的骑兵和步兵改为用于镇压上述异端分子”。此外，法王还将派遣一个代表团参加在特伦托“或皇帝指定的其他地方”举行的宗教会议，纠正教会的弊端，终结宗教分裂；他还将劝说瑞士各州归还曾属于萨伏依公爵的全部领土，包括日内瓦。最后，如果亨利八世将来向查理五世宣战，弗朗索瓦一世承诺“我将公开宣布自己是英格兰国王的敌人”。[72]
查理五世赢得了惊人的胜利。在十周里，他率领约4万军队和强大的炮兵部队横穿法国，行程近300公里，占领、洗劫或烧毁了沿途的所有城镇与村庄。事实证明，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根本无力阻挡他，最终不得不满足他的每一项要求。皇帝不仅收复了在阿尔及尔损失的“声望”，还达成了十八个月前他向儿子表达的雄心壮志：“将我们的敌人打倒在地，为我们争取恢复元气的时间和空间。”[73]
保罗·乔维奥表示同意。得知《克雷皮条约》的可以公开的部分条件之后，他向一个朋友吐露心迹：“我不知道该为了这样的和平欢笑还是哭泣。”因为这样的和平虽然结束了战争、让无辜平民免于兵燹残害，并且创建了对抗土耳其人的基督教统一战线，但也让查理五世成为意大利的主宰者。乔维奥也很难相信，弗朗索瓦一世“花了二十三年的时间，几乎持续不断地为米兰公国而战斗，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花费了这么多金钱和力气，蒙受了那么大的损失，最后居然大笔一挥就全盘放弃了”。法王承诺交出人质而对方不需要交出人质，这似乎尤其耻辱。乔维奥窃笑道，查理五世能够对法国人耍出的“唯一花招”就是“勾引他们的女人”。[74]但乔维奥不知道《克雷皮条约》的秘密条款：皇帝的下一个花招不是勾引法国女人，而是镇压德意志的路德派。
[1] 细节来自AGS E 638/106，Vasto to Charles，7 July 1541，copy；AGS E 1374/167，Vasto to Los Cobos，6 July 1541，and f. 238，Gómez Suárez de Figueroa to Charles，8 July 1541；Ruble，Le mariage，149-51，Charles de Boisot to Marie of Hungary，12 Aug. 1541；and Tausserat-Radel，Correspondance，Ⅰ，361-3，Guillaume Pellicier，French ambassador in Venice，to Georges d’Armagnac，French ambassador in Rome，23 July 1541；and AGS E，434-8，Pellicier to Francis，6 Oct. 1541。
[2] Sanuto，I diarii，LVI，col. 781，entry for 20 Aug. 1532，记载道，威尼斯有“三个西班牙人，他们企图谋杀”林孔。1541年，瓦斯托侯爵和亨利三世都证实，查理五世“重金悬赏”缉拿林孔，见Tausserat-Radel，Correspondance，Ⅰ，349-53，Pellicier to Francis，9 July 1541 （引用了瓦斯托侯爵的话），and Kaulek，Correspondance，326-8，Marillac to Francis，12 Aug. 1541 （引用了亨利三世的话）。
[3] Tausserat-Radel，Correspondance，Ⅰ，349-53，Pellicier to Francis，9 July 1541；Alba，‘Correspondencia’，83-6，Charles to Vasto，Regensburg，23 June 1541.
[4] Alba，‘Correspondencia’，119-20，Vasto to Charles，9 July 1541；AGS E 638/106，same to same，7 July 1541，以及7月9日的附言（不完整的副本见Alba，‘Correspondencia’，117-19）。信使是Pirro Colonna，由瓦斯托侯爵于7月5日派往雷根斯堡。
[5] AGS E 52/359，‘Lo que paresce que se deve screvir al marqués del Gasto’，国务秘书伊迪亚克斯给查理五世准备的意见书（consulta），没有日期，但应为1541年7月中旬（斜体部分）；Alba，‘Correspondencia’，93，Charles to Vasto，Regensburg，19 July 1541 （并非文本中声称的1542年）。
[6] Alba，‘Correspondencia’，93-4，Charles to Vasto，20 July 1542 （查理五世在一周前写给瓦斯托侯爵的信表达了相同的责备，见Alba，‘Correspondencia’，91-3）。
[7] LCK，Ⅱ，315-18，Charles to Bonvalot，23 July 1541；NBD，Ⅶ，Contarini to Cardinal Farnese，2 Aug. 1541；Alba，‘Correspondencia’，120-1，Charles’s commission to Charles de Boisot，23 July 1541. 又见Ruble，Le mariage，149-51，Boisot to Marie，12 Aug. 1541，报告了他的使命。
[8] Alba，‘Correspondencia’，94-6，Charles to Vasto，8 Aug. 1541 （这封信的印刷版的日期是1542年，但提到了“昨天从因斯布鲁克发出”的另一封信，而查理五世在因斯布鲁克的时间是1541年8月6日和7日，他的整个1542年都是在西班牙度过的）。这封信是“烟幕弹”，因为它揭示了尽管皇帝可能没有亲自下令谋杀两位大使，但他肯定赞同这种行为，并尽力去保护主要的谋杀犯。弗雷戈索是反对多里亚的热那亚流亡者的领袖，见Pacini，La Genova，591-3。
[9] Albicante，Trattato del’intrar in Milano，第四幅和最后一幅版画展示了凯旋门。又见 Mitchell，The majesty，175-6；and Venturelli，‘L’ingresso trionfale’。Chabod，Storia，412注意到了那场毁灭性的风暴。
[10] Catalogue des Actes，Ⅳ，198 （no. 11，914） and 203 （no. 11，935），warrants to Rincón；Tausserat-Radel，Correspondance，Ⅰ，353-4 and 379-80，Pellicier to d’Armagnac，9 and 30 July 1541；Kaulek，Correspondance，322-3，Francis to ambassador Marillac，26 July 1541；and LCK，Ⅱ，324-6，Bonvalot to Charles，3 Aug. 1541 （法国首相说“le droit de la société des hommes”）。
[11] AGS E 1374/167，Vasto to Los Cobos，6 July 1541；Tausserat-Radel，Correspondance，Ⅰ，398-403，Pellicier to Francis，22 Aug. 1541.
[12] Tausserat-Radel，Correspondance，Ⅰ，439-41，Pellicier to Captain Polin，6 Oct. 1541；LCK，Ⅱ，326-7，Charles to Marie，26 Sep. 1541；Giovio，Opera，Ⅰ，269-71，Giovio to Cardinal Pio di Carpi，17 Sep. 1541.
[13] Lestocquoy，Correspondance，99-102，Niccolò Ardinghello to Cardinal Farnese，1 and 3 Dec. 1541；SP，Ⅷ （part Ⅴ，vol. 3），639-44，Ambassador William Paget to Henry，7 Dec. 1541 （此处重复并翻译了弗朗索瓦一世在法国对Ardingh ello说的话）；Lestocquoy，Correspondance，95-8，Nuncio Capodiferro to Farnese，27 Dec. 1541。
[14] LCK，Ⅱ，683-4，Marie to Charles and his reply，July 1538，and 289-90，Marie to Charles，10 Aug. 1538. SP，Ⅷ，307-15，Wotton to Henry，9 and 15 Apr. 1540，and to Cromwell，27 Apr. 1540，其中都是克莱沃公爵努力的细节。
[15] Powell，The complete works，Ⅰ，163-70，182-201 and 201-12，Wyatt to Henry，12 Dec. 1539，7 Jan. 1540 and 3 Feb. 1540.
[16] SP，Ⅷ，374-6，Pate to the duke of Norfolk，4 July 1540；Dumont，Corps，Ⅳ/2，196，treaty between France and Cleves，17 July 1540.
[17] Dumont，Corps，Ⅳ/2，216-17 and 228-30介绍了1541年11月29日法国与丹麦之间的条约，以及1542年6月1日法国与瑞典的条约；SP，Ⅷ，635-44，Paget to Henry，21 Nov. and 7 Dec. 1541 （参见p. 640 n. 1的“法国国王委托德意志的一些首领商定的条款”）；Kaulek，Correspondance，327-31 and 347-51，Marillac to Francis，12 Aug. and 12 Oct. 1541。弗朗索瓦一世授权马里亚克在1542年2月10日敲定婚约的条件，见Kaulek，Correspondance，388。
[18] PEG，Ⅱ，628-31，‘Cry de la guerre ouverte’，12 July 1542 （英文翻译见CSPSp，Ⅵ/2，62-3；Guiffrey，Cronique，392-6，刊载了来自另一份副本的同一文件，日期是1542年7月10日）；Kaulek，Correspondance，431，Instructions to L’Aubespine，8 July 1542，包括宣战书。一年后，弗朗索瓦一世仍然用两位大使被谋杀为理由去索要新税，从而继续对查理五世作战，见BL Eg. Ms. 38，Mandement to raise the taille in Quercy，31 Aug. 1543。
[19] Williams，‘Re-orienting’，21-2，Suleiman to Ferdinand，12/21 Sep. 1541，and Jerome Laski to Ferdinand，Nov. 1541；Kaulek，Correspondance，340-1，Rustem Pasha to Laski，由贝尔格莱德的一个代理人带给弗朗索瓦一世，1541年8月18日，又被转交给英国的马里亚克大使。弗雷戈索和林孔谋杀案直到18世纪90年代仍然是外交界臭名昭著的事件，关于其诸多后续影响，见上文。
[20] Friedensburg，‘Aktenstücke’，45-57，格朗韦勒的奏章，开头写道：“为了让皇帝能更好地决策和发布他的决定。”写于锡耶纳，1541年11月28日。格朗韦勒显然收到了皇帝的弟弟和姐妹发给皇帝的信的副本（e.g. árpad，‘Kiadatlan’，490-3，Ferdinand to Charles，20 Oct. 1541；and BKK，Ⅱ，434，及彩图6，格朗韦勒关于如何回复玛丽在1541年10月15日的信的建议）。
[21] árpad，‘Kiadatlan’，497-9，Charles to Ferdinand，and BKK，Ⅱ，430-3，Charles to Marie，both dated 29 Dec. 1541.
[22] HHStA Belgien PA 32/1/7-10，Charles to Marie，Tordesillas，26 Jan. 1542，这是一份经过大量修改的草稿，大部分是查理五世亲笔写的（很好的副本，很有可能是给玛丽制作的解码版本，见Belgien PA 32/1/11-14）。查理五世是在1541年7月提到“我离开德意志时准备的”收复海尔德的计划的。早在1539年11月，就有一位英格兰外交官预言，一旦查理五世从西班牙来到尼德兰，他就会首先镇压“该地区某些城市的叛乱”，然后攻击海尔德，随后攻击德意志路德派，见SP，Ⅷ，203-5，Stephen Vaughan to Thomas Cromwell，Brussels，19 Nov. 1539。
[23] árpad，‘Kiadatlan’，514-18，Charles to Ferdinand，10 ［not 19］ May 1542.
[24] HHStA Belgien PA 32/4/332-4v，and BKK，Ⅱ，323，Charles to Marie，13 May and 10 June 1542，均为亲笔信。
[25] HHStA Belgien PA 32/3/242-7v，Marie to Charles，30 June 1542，minute，sent ‘tout en cyffre forte’.
[26] SP，Ⅸ，157-63，Bonner to Henry，9 Sep. 1542；HHStA Hs. Blau 596/1/38-40v，Charles to Ferdinand，9 Oct. 1542，register copy；LCK，Ⅱ，364-7，M. de Praet to Charles，24 Sep. 1542.
[27] HHStA Hs. Blau 596/1/44-5，Charles to Ferdinand，3 Nov. 1542，亲笔信，存档副本（发表在árpad，‘Kiadatlan’，537，但有一些错误）。
[28] BL Addl. Ms. 28，706收录了与葡萄牙联姻的契约相关的所有主要文件；HHStA Belgien PA 38/2/183-87v，Charles to Marie，12 Apr. 1543提到了葡萄牙国王给查理五世未来的儿媳预付的15万杜卡特嫁妆，查理五世打算用这笔钱“维持我的开销”，从而安排“我（离开西班牙）的旅程”。
[29] 例如Jehan de Hons提供的情报，见 CSPSp，Ⅵ/1，341-3，and Ⅵ/2，8-9，Chapuys to Charles，16 July 1541 and 7 May 1542。关于他的身份，见idem Ⅵ/2，427，Chapuys to Marie，5 July 1543。David Potter的评论入木三分：“de Hons如何能够有时间抄录主公的这么多加密信函，这才是个谜。”（Potter，Henry Ⅷ，67-8.）
[30] 吉耶讷是法兰西西南部的一个地区，在12世纪与加斯科涅一起构成阿基坦公国。因为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诺嫁给英王亨利二世，阿基坦此后长期受英格兰王室统治，但理论上的最高宗主是法兰西国王。1360年《布雷蒂尼条约》之后，英王爱德华三世获得吉耶讷的完整主权。1451年，吉耶讷被法兰西王室征服。
[31] CSPSp Ⅵ/2，236-8，Charles to Chapuys，23 Jan. 1543；Rymer，Foedera，ⅩⅣ，768-80，treaty between Charles and Henry ‘contra Franciscum cum Turcha confoederatum，de guerra indicenda & Franciae invadenda’，11 Feb. 1543 （Roman style）.
[32] CSPSp Ⅵ/2，236-8，Charles to Chapuys，23 Jan. 1543.
[33] SP，Ⅸ，355-60 and 374-6，Bonner to Henry，15 Apr. and 14 May 1543.
[34] SPs，Ⅸ，374-6，Bonner to Henry，14 May 1543；Ball and Parker，Cómo ser rey，149-59，1543年5月4日和6日的指示的引文都出自这里。
[35] 皇帝使用“我们”和“我们的”这样的词，这很值得注意。他也许是第一次觉得自己和儿子是一个“团队”。
[36] 事实证明这个警示是有道理的，因为查理五世的大臣分成许多派系，见Tellechea Idígoras，Fray Bartolomé，Ⅰ，1559～1562年卡兰萨审判期间五十位廷臣的证词就能体现这些派系斗争。
[37] 此处的“大贵族”，英文为Grandee，西班牙文为Grande，指西班牙的一种高级贵族头衔，拥有超出其他贵族的地位和特权，比如在国王面前无须脱帽、被国王称呼为“我的堂亲”等。西班牙的所有公爵都算是大贵族，但其他衔级（侯爵到男爵）就只有少数才算作大贵族。无头衔的人也可能有大贵族的身份。如果两名贵族的衔级相同，比如都是伯爵，那么有大贵族身份的伯爵高于无大贵族身份的伯爵。另外，有大贵族身份的男爵的地位高于无大贵族身份的侯爵。
[38] 皇帝在评估洛斯·科沃斯时花的时间比用在别人身上的都多。关于洛斯·科沃斯的缺点，查理五世告诉儿子：“我已经警告过他。我相信他会改过自新。”
[39] 安托万·佩勒诺（1517～1586），在1561年之后是格朗韦勒枢机主教，他将会在德意志和尼德兰为皇帝及其儿子服务到1564年，在意大利从1564年工作到1579年，于1579年回到西班牙担任首相。查理五世的预言一点不错：“他会很好地辅佐你。”
[40] 费尔南多·德·巴尔德斯·萨拉斯（1488～1568）曾任巴利亚多利德文书官衙的主席（1535～1539年）、卡斯蒂利亚御前会议主席（1539～1546年）；并自1546年开始，担任塞维利亚大主教和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直到他去世。1520～1522年，他曾陪同查理五世去英格兰、尼德兰和德意志，见Colón de Carvajal，‘Don Fernando de Valdés’。关于他后来与皇帝的交往，见第十五章。
[41] Bibliographie nationale de Belgique，Ⅲ （Brussels，1872），col. 666，Gachard’s entry on Charles；SP，Ⅸ，355-60，Bonner to Henry，15 Apr. 1543.
[42] AGS E 60/193-4，洛艾萨（1530年和1533年教宗与皇帝在博洛尼亚的“峰会”的仍然在世的亲历者）给查理五世的信，1543年9月28日，亲笔信；AGS PR 16/75，查理五世给他的新任驻罗马教廷大使胡安·德·维加的指示，1543年7月5日，详细记录了他在布塞托与保罗三世的会谈。Chabod，Storia，84-7，讨论了教宗从查理五世手中买下米兰的提议，指出皇帝刚刚从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手中接受了15万杜卡特，换取帝国军队占领的两座要塞。
[43] Giovio，Delle Istorie，693 （book XLⅢ；at Busseto in June 1543）；Gachard，‘Notice historique’，45-6，Charles to the Estates of Flanders，13 June 1543 （HHStA Belgien PA 38/3包含12封类似信件的备忘录）。
[44] SP，Ⅸ，450-2，Nicholas Wotton to Henry，Brussels，21 July 1543，holograph；ASF MdP 4301/104-10 and 141，Ricasoli to Duke Cosimo，Speyer，2 Aug. 1543，and Mainz，11 Aug. 1543.
[45] SP，Ⅸ，484-7，Bonner to Henry，Cologne，24 Aug. 1543；Gachard，Analectes historiques，Ⅰ，246-57，Charles to Philip，25 Sep. 1543；Gayangos，Relaciones de Pedro de Gante，97. Arfaioli，‘A clash of dukes’注意到，尽管迪伦不是火炮要塞，它的防御工事部分得到了现代化（就像佛罗伦萨的防御工事在1529～1530年、梅斯在1552年得到现代化一样）。
[46] Brant?me，Oeuvres，Ⅱ，4；Gayangos，Relaciones de Pedro de Gante，96；ASF MdP 4301/179，Ricasoli to Duke Cosimo，from the imperial camp，30 Aug. 1543.
[47] ASF MdP 4301/182，Ricasoli to Duke Cosimo，from the imperial camp，12 Sep. 1543；PEG，Ⅱ，669.
[48] SP，Ⅸ，505-7，Wotton to Henry，9 Sep. 1543 （引用了拉丁文中关于恺撒的说法）；AA 4/95，Charles to Alba，27 Oct. 1543，亲笔附言（copy at f. 46）。
[49] ASF MdP 4301/182-5，Ricasoli to Duke Cosimo，12 Sep. 1543；SP，Ⅸ，505-7，Wotton to Henry，9 Sep. 1543；PEG，Ⅱ，678-82，查理五世给尚托奈男爵的指示，尚托奈男爵是皇帝派到亨利八世身边的特使，奉命提议英格兰与帝国在“明年”联手入侵法国，1543年9月12日。
[50] SP，Ⅸ，522-5，英格兰远征军总司令约翰·沃乐普爵士给亨利八世的信，1543年10月21日，沃乐普在前一天觐见了查理五世；Gachard，Analectes historiques，Ⅱ，216-19，Granvelle to Marie，29 Oct. 1543（将大臣的叙述改为第一人称）。
[51] ASF MdP 4301/280-1，Ricasoli to Duke Cosimo，27 Oct. 1543，引用了马里尼亚诺侯爵的话（‘batterla era una obstinatione di Sua Maestá；）；SP，LⅩ，527-9 and TNA SP 1/182/39-41，Wallop to Paget，22 and 26 Oct. 1543（详细描述了臼炮发射的“炮弹”“向四面八方喷火”）；AGS E 60/193-4，Loaysa to Charles，9 Sep. 1543，亲笔信。
[52] Gayangos，Relaciones de Pedro de Gante，105-6 （进军） and 109 （责备）；Gachard，Trois années，22，Navagero to the Signory，2 Nov. 1543；SP，Ⅸ，538-42，Wallop to Henry，6 Nov. 1543。
[53] SP，Ⅸ，538-42，Wallop to Henry，6 Nov. 1543；SP，Ⅸ，543-5，Wallop to Paget，7 Nov. 1543，带有11月10日的附言；HHStA Hs. Blau 596/1/57，Charles to Ferdinand，19 Nov. 1543；Gachard，Trois années，23，Navagero to the Signory，28 Nov. 1543，包括他的佛罗伦萨同僚无意间听到的另一消息，见ASF MdP 4301/357，Ricasoli to Duke Cosimo，10 Dec. 1543。又见Gachard，Analectes historiques，Ⅱ，34-8，Charles to Marie，4 and 5 Nov. 1543。
[54] Isom-Verhaaren，‘“Barbarossa”’，419，引用了巴巴罗萨写给苏莱曼大帝的信，1544年3月22日。
[55] TNA SP 1/182/157-64，“总督［贡扎加］和国王陛下为入侵法国签订的条约”，草稿经过好几个人的大量修改，不过主要是由佩吉特修改的（部分用法文），没写日期，但在1544年1月4日发给了沃乐普：SP，Ⅸ，576-81. See also AGS E，806/79，Chapuys to Prince Philip，18 Jan. 1544，概述并更新了同意的条件。
[56] 切雷索莱亚尔巴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皮埃蒙特地区，在都灵东南约30公里处。
[57] Du Bellay，Mémoires，Ⅳ，236；TNA SP 1/187/86-8，Wotton to Henry，7 May 1544；Gachard，Trois années，36-7，Navagero and Morosini to the Signory，26 Apr. 1544，在觐见查理五世之后。
[58] ASF MdP 4301/464，Ricasoli to Duke Cosimo，1 Mar. 1544，解码信，引用了罗马教廷大使的话；PEG，Ⅲ，21-5，帝国会议对皇帝提议的回应，施派尔，1544年6月10日。至于丹麦方面，见Bregnsbo，‘Carlos V’，494-5。
[59] Brandi，‘Die Testamente’，96-107，遗嘱附录被见证签署于1544年6月21日，后被密封送至斐迪南处；AGS E 500/73，Charles to Los Cobos，7 July 1544。
[60] BNE MR/43/283，‘Descripció de parte de Francia por donde entró el emperador’，56cm×107cm，没写日期，但应为1544年。
[61] 菲利普·德·科米纳（1447～1511）是勃艮第与法兰西政治家、外交官和作家。他的回忆录是15世纪欧洲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
[62] ASF MdP 4301/503，Ricasoli to Duke Cosimo，14 Mar. 1544；Rozet and Lembey，L’invasion，545-6，Ambassador Heironymo Feruffino to the duke of Ferrara，7 July 1544；Rozet and Lembey，L’invasion，539，same to same，23 June 1544；Rozet and Lembey，L’invasion，666-8，Navagero to the Signory，22 June 1544. Rozet and Lembey，L’invasion，511-743，刊载了威尼斯、费拉拉和曼托瓦的使节发给各自政府的将近200份战地报告的长篇节选。SP，Ⅸ and Ⅹ包括英格兰大使的报告。
[63] HHStA Belgien PA 40/3/293-8，Charles to Marie，20 July 1544. 查理五世于9月23日，也就是比他预计早两天，在康布雷结束了作战。
[64] HHStA Belgien PA 40/3/363-8，Charles to Marie，31 Aug. 1544；CDCV，Ⅳ，522 （《回忆录》）。Rozet and Lembey，L’invasion，574-6，Feruffino to Ferrara，4 Sep. 1544，and 638-48，Camillo Capilupo to the regents of Mantua，19 Sep. 1544，这两封信都对夜间行军做了精彩的叙述。
[65] Rozet and Lembey，L’invasion，713-15，Navagero to the Signory，‘16 leagues from Paris’，6 Sep. 1544；Rozet and Lembey，L’invasion，638-48，Capilupo to the regents of Mantua，19 Sep. 1544.
[66] TNA SP 1/192/36 Wotton to Paget，6 Sep. 1544；Guyon，Mémoires，109；Giovio，Opera，Ⅰ，348-50，Giovio to Cardinal Farnese，23 Sep. 1544. 因此，法国在1544年的军事崩溃差不多和1940年（另一个敌人从东方发动突然袭击）一样迅速而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