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CDCV，Ⅳ，523-4 （Memoirs）；Rozet and Lembey，L’invasion，574-6，Feruffino to Ferrara，4 Sep. 1544；von Druffel，‘Kaiser Karl Ⅴ’，266-70，Charles’s instructions to Perrenot，7 Sep. 1544.
[68] AGS E 64/95，Los Cobos to Charles，17 Sep. 1544；BMECB Ms. GranvelleⅢ，166-8，格朗韦勒关于议和的建议，没写日期，但于1544年9月14日或15日呈送给查理五世，草稿经过大量修改（ext in PEG，Ⅲ，26-9，没有体现修改的情况）。格朗韦勒的分析是正确的：亨利八世的军队刚刚占领布洛涅，他就开始计划返回英格兰。
[69] Rozet and Lembey，L’invasion，577-8，Feruffino to Ferrara，11-14 Sep. 1544.
[70] AGS E 64/95，Los Cobos to Granvelle，17 Sep. 1544；AGS E 64/197，Loaysa to Charles，5 Jan. 1544；CDCV，Ⅱ，282-4，Philip to Charles，28 Sep. 1544 （对萨拉曼卡大学神学家的观点的有趣表达，他们认为胜利者不应当消灭失败者，而是应当主动赐予他们和平）；CDCV，Ⅳ，523-4 （Memoirs）。
[71] Dumont，Corps，Ⅳ/2，279-87，treaty of Crépy，18 Sep. 1544.
[72] Hasenclever，‘Die Geheimartikel’，420-2，文本签署于1544年9月19日。
[73] HHStA Hs. Blau 596/1/69v-72，Charles to Marie，19 Sep. 1544，存档副本（部分刊载于von Druffel，‘Kaiser Karl Ⅴ’，270-1）。
[74] Giovio，Opera，Ⅰ，352-4，letter to ‘a friend’，Rome，14 Oct. 1544；Zimmerman，Paolo Giovio，197.
十二 秋后算账：德意志与意大利，1545～1548年
两种方案的选择
又一次打败法国之后，查理五世现在必须设法赢得和平。这并不容易，因为在帝国军队复员之后，法国面临的直接威胁就消失了，很多法国人开始谴责《克雷皮条约》。其中为首的就是法国王太子，他通过法律手段正式抗议条约的要求，即要他放弃对那不勒斯、佛兰德和其他地区的主张。他还怨恨条约给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的有利条件，因为奥尔良公爵除了在法国得到广袤领土之外，还将得到尼德兰或米兰，而这将对法国王室的权威构成严重的威胁。
查理五世则对把自己帝国的任何一块分离出去感到懊恼，不过起初他还是用自己一贯的方式来排忧解闷：消遣和祈祷。1544年11月2日，在姐姐埃莉诺和奥尔良公爵的陪同下，他在布鲁塞尔市场观看了“60名武士打扮成摩里斯科人的模样，展现自己玩杆子游戏的本领”。随后他去了一家修道院，“安心做告解并与上帝交流”，因为他在万灵节那天没有这么做。随后他去打猎，又伤了膝盖，处理政务时不得不“坐在一张非常低矮的椅子上，双腿用黑布缠着，把身体尽可能架高”。[1]
《克雷皮条约》让查理五世有四个月的时间来决定是把米兰还是尼德兰割让给奥尔良公爵。他用这段时间征询了近亲、大臣和盟友的意见。亨利八世出于“我对你的友谊与爱”，首先给出意见，强烈反对割让尼德兰给法国人，“因为皇帝为了这些战争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花费了极多的资源，并且他的臣民因为这些战争已经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和麻烦”，并且考虑到，假如腓力王子有什么不测，玛丽亚公主将“成为皇帝的全部产业的继承人”。因此亨利八世建议查理五世安排奥尔良公爵与斐迪南的女儿之一结婚。并且，米兰是帝国的采邑，所以“在皇帝百年之后，不管谁继承了它，都会遇到许多争议；要想保住米兰就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换句话说，米兰是一杯毒酒。[2]英王的分析很精彩，查理五世的很多大臣都同意。
1544年11月1日，“皇帝身边负责西班牙事务的主要人物”阿隆索·德·伊迪亚克斯来到巴利亚多利德，向腓力及其谋臣解释了“理解皇帝陛下的两个选择所需的全部信息”。腓力王子去询问自己的妹妹玛丽亚的意见，而他的高级大臣则“开了四五次会”（腓力没有参加），讨论两个选择。[3]腓力王子命令一名秘书将每次会议上每位大臣的意见记录在案。这份记录（负责记录的秘书在其中哀叹道，有些大臣“讲话过于冗长”，而有些人“讲得太琐碎，此处没有必要全部写下来”）清楚地表明，查理五世在两年前向儿子做的描述是多么正确：他的大臣之间存在“互相之间的敌意或结盟，以及……密谋集团”。
首先发言的洛艾萨说，查理五世前不久提议割让尼德兰给法国人，但“他们不肯接受”，所以现在再重复谈这些没有意义。并且，因为弗朗索瓦一世“历来更倾向于米兰公国，所以他［洛艾萨］相信，即便我们把尼德兰给法王，也不会带来长期和平，因为那不是他想要的”。枢机主教塔韦拉第二个发言，意见与洛艾萨类似，但理由不同。1529年查理五世离开伊比利亚半岛不久之后，这位枢机主教曾敦促他“将思绪转向征服北非”，因为“那才是最终……能够延续千秋万代的基业，能够传给他的继承人”，而“在意大利获得的收益只是转瞬即逝的光荣”。现在塔韦拉重复自己的观点，即“没有一位西班牙国王能够守住米兰，因为这么做的开销太大，又需要持续不断地花钱”。相比之下，“对陛下来说最重要的，也能够维持他在帝国与德意志的地位的，是尼德兰”，因为“它是遏制法国国王的重中之重”。阿尔瓦公爵是会议当中唯一对主公在欧洲的每一块领地都有实际经验的人，他不同意：
［米兰］是我们在西班牙与德意志和尼德兰之间来往的门户，并且米兰有助于我们保住那些国家，并维护我们在帝国的权威，确保帝国的服从。没了米兰，我们就没办法治理帝国，陛下的诸王国与领地也会永远互相分隔。
阿尔瓦公爵用“多米诺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法国人贪得无厌、野心勃勃，所以一旦他们在米兰站住脚，就必然会尝试获得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到那时陛下就没有办法支援那两国”，因为控制米兰的人就能控制热那亚，那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从西班牙输送援兵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因为我们在加泰罗尼亚和那不勒斯之间缺少一个能够让舰队躲避风雨的港口”。所以查理五世必须保留米兰，而把尼德兰交给法国人。[4]
腓力王子主持了高级大臣的最后一次相关会议之后，写了一封信给父皇，概括了大臣们的不同观点。五位大臣支持洛艾萨和塔韦拉，即认为查理五世应当保住尼德兰，而让奥尔良公爵与斐迪南的女儿结婚，以米兰为嫁妆。另外五位大臣赞同阿尔瓦公爵，即西班牙没有办法有效地保护尼德兰不受法国侵犯（他们指出，之前保卫尼德兰的努力已经严重消耗了原本用来保卫西班牙和西属意大利的资源），而米兰是整个帝国的枢纽与核心。腓力王子支持第二种观点，建议父亲让奥尔良公爵与玛丽亚结婚，以尼德兰为嫁妆。[5]
但查理五世的尼德兰大臣们坚决反对。玛丽及其议事会准备了一份文件，题为“确定《克雷皮条约》涉及的方案时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份文件是问答形式的，包括：
皇帝应当就此事征询哪些尼德兰贵族的意见？是分别单独谈，还是同时询问他们？（回答：应当分别单独谈，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对征询意见的过程保密。）
有无可能找到某种便利条件来争取时间、推迟做决定？（回答：那样的话，法国人可能会怀疑皇帝变卦。）
如果陛下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奥尔良公爵，以尼德兰为嫁妆，那么“他如何获得尼德兰臣民的同意”？（回答：所有尼德兰人都更愿意继续当皇帝陛下及其后代的臣民，如果不行的话，他们愿意接受罗马人国王［斐迪南］的儿女的统治。他们不肯接受其他人。）
尼德兰的议事会还提醒查理五世，“他出生在尼德兰，知道此地的臣民对他多么忠诚，他们为了他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蒙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他们被敌人包围的处境是多么危险，以及宗教方面的混乱是多么危险”。他们恳求他“不要抛弃他们，也不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把他们交给别人”。[6]
查理五世的米兰臣民提出了类似的请求。一个代表团于1544年11月抵达，“恳求皇帝不要将米兰公国交给奥尔良公爵”，部分是因为一旦米兰从哈布斯堡家族手中转到瓦卢瓦王朝手中，那些曾经支持皇帝的人就不得不流亡，而他们的敌人将会掌权。查理五世本打算去德意志与斐迪南面谈自己的困境，但“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按照原计划旅行”。于是他“借助书信和一些值得信赖的官员”来打探弟弟的意见，并得知，斐迪南也主张割让米兰。[7]
据威尼斯大使贝尔纳多·纳瓦杰罗说，查理五世宫廷内关于此难题的激烈争论让“皇帝颇为烦恼，因为他不想食言，但每天他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兑现诺言，就会伤害他自己和他的后代”。纳瓦杰罗大使认为皇帝因为承受沉重压力而损害了健康，并且他的痛风病又发作了。查理五世告诉弟弟，痛风“从我的左肩发端，整个胳膊都疼痛难忍，现在发展到了我的手”。他开始用一根绷带支撑左臂。痛风病发展到脚部之后，他不得不卧床。他开始服用愈创木酚（lignum vitae），这是前不久从加勒比海地区进口的治疗痛风病的药。但它的副作用是产生了黄疸、尿道感染和高烧不退，导致皇帝“身体虚弱、焦躁、不时上床下床”。但他没有办法把问题无限期地拖下去，于是在1545年2月宣布：“我已决定将米兰公国册封给奥尔良公爵”，并把斐迪南的女儿嫁给他。[8]
准备彻底消灭路德派
根据查理五世的《回忆录》，海尔德在1543年的快速垮台“让他看清了局势，察觉到了新的机遇，从此之后，他相信可以用武力让路德派低头，并且如果他巧妙地选择时机和策略的话，就能非常轻松地达成这一目标”。[9]现在，德意志境内和境外的一系列彼此毫无关联的事件让皇帝有机会把那些“新的机遇”变成现实。
1531年，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建立让路德派诸侯与城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皇帝的宫廷多次试图限制诸侯在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的自由（包括限制诸侯对教会财产进行世俗化），但联盟的律师阻挠了皇帝的这些企图；联盟的军队也能提供有效的防御力量，有时还能发动进攻。1534年，黑森方伯菲利普率领联盟的军队迫使哈布斯堡军队撤出符腾堡，恢复了符腾堡先前的统治者的地位，并在该公国境内恢复路德宗信仰。但在1541年，查理五世与黑森方伯缔结了一项条约：皇帝宣布，因为“你已经赢得了我的好感与友谊，所以我赦免和宽恕你对我或我的兄弟不利的一切计划或行为”；作为回报，黑森方伯承诺不与皇帝的任何敌人（包括法国）结盟，而是在帝国会议和国际事务中支持皇帝。[10]
次年，黑森方伯利用自己与皇帝的新盟约，与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联手进攻并占领了信奉天主教的不伦瑞克公爵海因里希二世的领地，借口是他威胁了两座信奉路德宗的城镇。这一次，黑森方伯和萨克森选帝侯没有征询联盟其他成员的意见就动武，所以当他们向联盟索要军费时，路德派诸城市（它们提供了联盟预算的一半以上）拒绝了，并表示，对不伦瑞克的占领“截至目前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恰恰相反，这件事情让我们蒙受了损失、处于下风，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期望此事在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11]查理五世提议，在冲突各方解决争端时可以将不伦瑞克公国交给“第三方”，但他们拒绝了。1545年9月，战火复燃，不伦瑞克公爵海因里希二世得到对方的承诺，“他将得到自己应得的待遇”，于是投降了。黑森方伯旋即将海因里希二世投入监狱，不准他与外界接触，并强迫他皈依路德宗。[12]
不伦瑞克的这场战争在黑森方伯和他的女婿萨克森公爵莫里茨之间造成了矛盾，因为莫里茨曾亲自向不伦瑞克公爵海因里希二世保证，如果他投降，就会得到宽大的条件。而莫里茨和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之间原本就有矛盾。在帝国之内，萨克森领土仅次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但在半个世纪之前，萨克森的统治者分家了：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拥有选帝侯头衔，并统治较大的一块领土，包括路德曾生活和传道的维滕贝格；而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的亲戚莫里茨占据较小的一块领土。同一家族的两个分支之间的竞争在1542年达到高潮。这一年，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占领了一些他曾与莫里茨联合管理的土地，驱逐了莫里茨的部下。莫里茨没有办法对抗强大的亲戚，于是决定讨好哈布斯堡家族：1542年，他与斐迪南在匈牙利并肩作战，对抗土耳其人；1543年至1544年，他与查理五世一起攻打克莱沃和法国，并暗示，如果皇帝支持他对付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他或许会给皇帝提供更多支持。[13]
但若不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查理五世或许还不敢去利用德意志路德派内部的这些矛盾。1545年，弗朗索瓦一世向英格兰发动海陆两路的进攻，占领了怀特岛；次年，苏莱曼大帝派陆军攻打波斯，派海军在印度洋对抗葡萄牙人。所以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同时失去了几个最强大的外国支持者。但查理五世还是命令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再次努力促成他的路德派和天主教臣民之间和解。他于5月16日抵达该城，疼痛难忍的左臂仍然打着绷带。两天后，他接见了枢机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教宗保罗三世的国务秘书，也是他的孙子）。法尔内塞开口先为过去的分歧道歉，这时查理五世大度地打断了他的话：“不必谈过去，让我们从头开始吧。”然后法尔内塞揭示了自己的秘密使命：传达保罗三世教宗的提议，即如果皇帝向路德派动武，教宗将提供兵员和军费，作为支持。[14]
皇帝已经派遣一名使者去伊斯坦布尔，让使者与斐迪南和法王派去的外交官联络，从而签订一项协议，防止“那些偏离了我们神圣信仰的人，即那些自称新教徒的人利用匈牙利的战事来巩固他们的错误信仰，并提出敲诈勒索的要求”。新教徒在以前就这么干过。几天后，皇帝告诉枢机主教法尔内塞，尽管他欢迎教宗的提议，但在皇帝下决心用兵之前，教宗最好提出更好的条件。一个月后，教宗送来了新的提议：如果皇帝现在就向路德派宣战，教宗将提供20万杜卡特的现金，以后再付10万杜卡特，并为一支拥有12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的远征军提供军费。此外，保罗三世承诺批准出售教会在西班牙拥有的价值50万杜卡特的修道院土地，从而支持皇帝的作战。[15]
查理五世命令大臣们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但他们很快就得出结论：“要在今年夏季作战，已经来不及了”，尤其是：
在9月中旬之前我们无法将军队集结完毕，而在9月中旬之后，秋雨和寒冷天气非常不适合作战，在德意志尤其如此。如果开始了战争却不能将其结束，就会白白耗费我们的资源，也会让我们的敌人做好准备、壮起胆来、更加冥顽不灵。到那时，我们就很难占上风。
但查理五世补充道：“就算目前无法开战，我在明年会同样积极。”[16]8月，皇帝中止了帝国会议（它在解决德意志的宗教争端方面几乎止步不前），乘船由莱茵河来到科隆，在那里“为了自己良心的缘故”训斥了科隆大主教赫尔曼·冯·韦德，因为他偏向路德派。随后皇帝从科隆去了布鲁塞尔，准备册封奥尔良公爵为米兰公爵。但在1545年9月9日，奥尔良公爵突然去世了。[17]
五年后，查理五世在《回忆录》中记载道，奥尔良公爵的死讯送到他那里的时候，正是“《克雷皮条约》规定的册封奥尔良公爵为米兰公爵的期限的九天之前”，所以“这消息来得真是太巧了，仿佛是上帝为了自己的秘密目的而安排的”。皇帝当然不会在此时公开这么说，而是向弗朗索瓦一世保证，他“下定决心要信守诺言，绝不食言”，并提议，腓力王子（他的妻子、葡萄牙公主玛丽亚·曼努埃拉刚刚去世）可以娶一位法国公主，然后皇帝把米兰册封给他们的头生子。尽管弗朗索瓦一世似乎愿意接受这一点，但拒绝了查理五世的要求，即法国人从萨伏依公爵的领地撤军。法王要求先对其他事务达成一致再考虑撤军。皇帝没有催促他撤军，因为只要英法战争还在继续，弗朗索瓦一世就没有办法伤害皇帝。皇帝鼓励这样的说法向四面八方传播：他正在筹集资金、集结军队，是为了第三次远征北非。[18]
保罗三世利用这些事态，采取了两方面的关键行动。他把自己的私生子皮耶路易吉·法尔内塞（卡斯特罗公爵）册封为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公爵（这两地都是帝国的采邑）。如果奥尔良公爵成了米兰公爵，教宗绝对不敢这么做。虽然皇帝拒绝认可教宗的这个举动，但也没有公开反对，因为他需要保罗三世支持他在德意志的行动。1545年12月，教宗在意大利与德意志边境上的特伦托召开了已经被耽搁许久的宗教会议。教宗命令与会者先重新确立教义，然后考虑改革教会、涤荡弊端。这和查理五世的意愿恰恰相反，但他这一次也只能接受，免得教宗撤销支持他在德意志对新教徒采取行动的承诺。
皇帝在准备战争，而他的主要谋臣敦促他审慎行事。在西班牙，洛斯·科沃斯表示担心“即将对德意志新教徒采取的措施未必能奏效；因为他们为数众多、顽固不化，所以恐怕会造成很大麻烦”。腓力王子则“提醒陛下，您应当仔细审视自己的行动计划，准备好有利的结局所需的预防措施与资源”，这不仅仅是因为尽管“圣父现在表达善意、愿意支持您，但这种事情有时候会落空，那样的话所有责任和负担就落到陛下一人肩上了”。
在布鲁塞尔，玛丽哀叹道：“那个受诅咒的教派已经声势浩大，我们很难知道哪些人是善良的天主教徒。”她还提醒兄长，一个世纪以前，西吉斯蒙德皇帝曾“试图用武力镇压波希米亚人［指胡斯派］[19]，并在德意志全体诸侯的支持下派遣了好几支军队去讨伐他们，但始终未能成功。最后他们不得不放任波希米亚人自行其是”。她还说：“匈人和汪达尔人就是来自今天的路德派所在的地区，后来那些野蛮人毁坏了法兰西、西班牙与意大利，最后去了非洲。”所以最好不要管路德派。[20]
后来的历史证明，腓力、洛斯·科沃斯和玛丽都是卓越的预言家，但查理五世不理睬他们的建议。不过他行动的时候极其小心谨慎。1546年2月，他收到消息，苏丹签署了与帝国为期一年的停战协定。于是皇帝再次来到德意志，率领约500名骑兵去雷根斯堡主持又一次帝国会议。途中他邀请遇见的所有人“亲眼来看，他只带了自己一贯带在身边的随从，因为他希望和平解决德意志的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21]
尽管这种说法是完全虚假的，但查理五世借此得以在德意志安全地旅行，并与好几位路德派诸侯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其中有黑森方伯菲利普。关于他俩的会谈的存世史料揭示了皇帝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也随时会撒谎。他的《回忆录》里说：“在黑森方伯与皇帝陛下于施派尔举行的会谈中，黑森方伯表现得极其傲慢无礼，于是皇帝陛下用几句话打发了他。”但皇帝不知道的是，黑森方伯详细记录了他俩的会谈内容。根据这些史料，菲利普告诉查理五世，尽管他不太相信大公会议能够解决宗教争端，但“我相信仅仅由德意志人参加的宗教会议更有希望”。随后两人谈到了科隆大主教对路德派的倾向。据菲利普说，皇帝快活地问道：
“那个人怎么能开展改革？他不懂拉丁文。我听说他一辈子做弥撒的次数不超过三次，连悔罪经［弥撒中的关键祈祷文之一］都不懂。”我答道：“我希望陛下知道，他读过许多德文书，对宗教有很深的理解。”皇帝随后说：“宗教改革的意思并不是引进新教义。”[22]
此次会议的另一位目击者也证实了会议期间气氛的轻松愉快。皇帝问到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情况时：
方伯神秘莫测地答道：“尊敬的皇帝陛下，我们只缺一个人。”皇帝小心地问，缺的是什么人。方伯答道：“我希望皇帝陛下也加入虔诚信徒的行列。”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皇帝说：“不，不，我不会加入那些有错误思想的人。”
这显然不是查理五世后来所说的“傲慢无礼”。并且，在谈了“三个多钟头”之后，皇帝、方伯及双方的廷臣一起去打猎了。佛罗伦萨大使报告称：“从这些外部证据来看，他们全都很开心。”[23]
尽管黑森方伯表面上自信满怀，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其实让他很伤脑筋。此时联盟有三十六个成员国，但“分布过于零散、不够集中”，从斯特拉斯堡到波美拉尼亚，从康斯坦茨到汉堡都有联盟的成员国。这些邦国的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宗教信仰，除此之外它们“没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政治传统，各自面对的区域安全问题也各不相同”。联盟“太大了，也过于去中心化，所以没办法像一个16世纪的国家那样有效地行事”。黑森方伯在会见查理五世的两个月前向一些同僚哀叹道：
我们曾经拥有的精神和感情，如今都荡然无存。我们当初组建联盟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成员，那时我们自己承担起赋税的负担，在上帝的佑助下做了很多大事，有时是各自行事，有时是集体努力。但如今，当幸运女神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当我们的宗教急需我们慷慨解囊并且我们面临战争的时候，我们却如此心胸狭隘、如此吝啬钱财。[24]
黑森方伯发出这些哀叹的时候，查理五世已经抵达雷根斯堡，在那里待了四个月。他抽出时间去打猎（“为了娱乐，我与巴伐利亚公爵会合，然后花了七八天时间打猎”），还引诱了少女芭芭拉·布隆贝格（该城一位手工匠人的女儿）；但他并不是事事顺利。[25]尽管路德于1546年2月去世，他的教义仍然风生水起，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新信徒，其中有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二世[26]，即查理五世的姐姐埃莉诺曾经的追求者，如今是皇帝的外甥女丹麦公主多罗特娅的丈夫。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多罗特娅在海德堡接待查理五世的几周前，已经将自己境内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驱逐出境，并让路德派教徒入境。于是路德派选帝侯的人数增至三人，并且他们都没有参加雷根斯堡帝国会议。斐迪南也没有参加帝国会议，说自己忙着处理自己的问题，没有时间去。查理五世震怒，要求弟弟在三周之内前来与自己会合，因为“我想要讨论的事情极其重大，所以我们必须面谈……不能通过中间人，也不能通过书信”。他承诺：“我们谈了四五天之后，你就可以回去处理自己的事情。”（这颇能揭示皇帝对峰会外交的重视。）他还命令斐迪南“检查和维修你的火炮，尽量收集弹药”，并让驻扎在匈牙利的西班牙步兵部队进入待命状态。这暗示了皇帝打算要讨论的究竟是什么方面的事务。皇帝最后以经典的“被动攻击性人格障碍”的语气写道：“你能看到，此事对我是多么重要，因为被浪费的时间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因此我恳求你快马加鞭，尽快到我这里来，因为这事对你的影响最大。”于是斐迪南搁置了手边的事务，于1546年5月28日骑马来到雷根斯堡。
几天后，兄弟俩说服了巴伐利亚公爵允许他们用他的领土作为作战基地，并为皇帝和斐迪南提供军费，条件是巴伐利亚公爵的儿子可以娶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大公。皇帝和斐迪南还说服了萨克森公爵莫里茨在皇帝与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之间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保持中立。[27]查理五世还与教宗的代表签订了正式协议，于是教宗从意大利送来部队和金钱；另外，皇帝还命令自己的德意志支持者开始动员。6月9日，他授权比伦伯爵在尼德兰征募1万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准备用于帝国境内的作战，因为“我在此处的问题除了动武之外别无解决的办法”。他通知玛丽：
我已经决定向萨克森选帝侯和黑森方伯开战，理由是他们扰乱了太平盛世，违反了法律，拒不服从帝国的权威，还囚禁了不伦瑞克公爵及其儿子，侵占了他的土地。尽管我给出上述开战理由，新教徒肯定仍然会认为这是一场宗教战争，但上述理由也许有助于分化他们，或至少延缓他们的动员，或者让他们的动员变得复杂化……和上一次战争［针对不伦瑞克公爵的战争］的情形一样，也许这样的理由还能威慑［路德派城市］，让它们不敢给萨克森和黑森提供资金。
查理五世还签署了一系列给主要的诸侯与城市的书信，确认“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恢复不伦瑞克公爵的地位与领土……并镇压反叛者，而不是因为宗教”。一周后，他签署了一些委任状和指示，发给即将在德意志的一支新军队里为他效力的参谋军官。
查理五世在过去曾多次向路德派保证自己希望和平，那么他是不是始终口是心非、一直企图攻击他们？长期担任英格兰驻帝国宫廷外交官的约翰·梅森爵士不肯相信皇帝竟然会这样厚颜无耻地撒谎，所以告诉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二世：
我简直难以置信，皇帝经常以口头和书面方式表示自己最想要的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太平、福祉与安宁，而如今他居然在世界已经安享太平的时候发动战争，而且我认为这就是自残，因为德意志是他的一部分。他要对这个民族发动战争，简直就像是要撕扯自己的五脏六腑。
弗里德里希二世更明白真相。梅森问他，这支新的帝国军队的攻击对象是谁。“‘当然是新教徒了，’弗里德里希答道，‘还能有谁？’”[28]
四个世纪之后，卡尔·布兰迪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布兰迪认为，查理五世向自己的德意志臣民保证过，“他最想要的就是和平与秩序，除非被逼无奈，绝不动武。在某种意义上讲，他说的是实话”；但“这不是完整的真相”。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29]不同意：“我们不能忘了，查理五世诉诸战争，是因为他相信新教诸侯不会愿意与他谈判。但出于谨慎，他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公之于众。这意味着，如果他在雷根斯堡得到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更多尊重，那么他也许不会继续考虑开战。”[30]也许是这样吧，但阿尔瓦雷斯忽视了查理五世的备战工作的规模与代价。皇帝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决定在打败海尔德之后立刻向德意志路德派开战。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法理解为皇帝的事后偏见。但在1545年2月，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把自己的一个重要决定——为了巩固对法和平，要把米兰交给奥尔良公爵——告诉了儿子）中宣布，他暂时不能返回西班牙，因为北欧“有要事缠身”，尤其是德意志事务。一年后，他向儿子透露，他打算运用自己在海尔德屡试不爽的策略去消灭他的德意志路德派臣民：如果他能“占领一些领土并对其施加严惩，以儆效尤，其他人都会举手投降……完成如此重要的大业，能够极大地推进上帝的事业、提升我的声望，并保障我的各领地的安全，尤其是尼德兰”。[31]
我们也许可以像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那样，认为路德派领袖在雷根斯堡的执拗意味着谈判都是徒劳的。但查理五世既没有抓住有利的国际形势，也没有利用自己几乎是赤裸裸的备战来迫使对方让步，这说明他对谈判早已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打仗。[32]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
不过，查理五世算计错了。1546年6月，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好几个重要成员命令其代表离开帝国会议，并派遣代表去法国和英格兰请求经济援助。不久之后，这几个新教诸侯开始动员军队。到7月中旬，联盟已经在多瑙沃特（距离雷根斯堡只有130公里）集结了7万名步兵、9000名骑兵和100门大炮。据一位英格兰外交官说：“此地人人都说，皇帝发动了一场危险的战争。本次战争将会严重威胁他的产业。这将是一场是事关重大的战争。”威尼斯大使表示同意：“考虑到当前的局势以及皇帝所处的环境，发动此次冒险是他做过的最勇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风险最大也最危险的决定。”[33]
根据路易斯·德·阿维拉·苏尼加撰写的此次战争的半官方战史《最伟大的查理五世在德意志的战记》（下文简称《德意志战记》），如果路德派军队在此刻“抵达，就能把皇帝从雷根斯堡驱逐出去，也就能把他从整个德意志驱逐出去”。[34]但联盟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体系，所以没有办法利用这个机会。因为之前萨克森选帝侯和黑森方伯单方面决定攻击不伦瑞克，联盟的其他成员坚持要求将来的一切军事行动都由作战会议定夺，各城市和诸侯共同提名十人组成作战会议。事实证明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作战会议甚至连谁当总司令都不能达成一致。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黑森方伯菲利普与塞巴斯蒂安·谢尔特林·冯·布尔滕巴赫（他是各城市派遣的军队的指挥官，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拼命争夺总司令的位置。对于最佳战略是什么，联盟也没有一致意见。谢尔特林主张占领阿尔卑斯山的各山口通道，从而阻止帝国军队从意大利派遣援军。萨克森选帝侯害怕自己的本土基地遭到攻击，因此反对谢尔特林的意见。尽管谢尔特林起初占了上风，但他的部队还没有达成目标就被作战会议召回了。[35]
此时，查理五世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微妙，所以当教宗没能如约送来20万杜卡特时，皇帝大发脾气。他传罗马教廷大使觐见。大使发现皇帝“心情极其恶劣”，因为“他原以为教宗会立刻支付全款。而教宗没有这么做，让我们大为震惊，因为整个战事都仰仗着这笔钱”。皇帝愤恨地抱怨道，如果没有这笔军费，“他将不得不去亲吻黑森方伯的脚”。[36]虽然查理五世并没有向黑森方伯屈服，但还是在几天后逃离雷根斯堡，骑马南下去巴伐利亚的设防城镇兰茨胡特，在那里给儿子写了一封赤裸裸的敲诈信，催促他尽快筹款并把钱送来给他，因为：
我必须维持军队至少到10月底，否则不仅会危及我们的天主教信仰，还会损害我的荣誉、我的声望，甚至还会威胁到尼德兰与意大利。我无法预测事态将如何发展，也不知道我本人和我身边的人的命运如何，但我们决不能为了区区30万或40万杜卡特，就把一切都拿去冒险！
查理五世还向洛斯·科沃斯施压，不过是通过奉承他，而不是羞辱他。皇帝承认自己给腓力的信的措辞有些夸张，仿佛皇帝担心“上帝很快会把我带走”。他用近期的事态展示“他［查理五世］已经损失了什么”。皇帝在信中表示对忠诚的大臣洛斯·科沃斯绝对信任，相信他凭借自己的经验知道该怎么做：尽管皇帝对金钱的要求之高“会让你流泪，但不要吃惊，因为你和我一起经历过许多这样的处境。你在过去每一次都帮助我脱离了险境，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你也一定能行”。毕竟皇帝是在捍卫上帝的事业，“上帝为了他的信仰，为了让我侍奉他，把我带到了此地”。[37]
查理五世签发了这两封信之后，局势就转为对他有利。谢尔特林的军队于8月5日抵达多瑙沃特，但因为长途跋涉去阿尔卑斯山又无功而返，已经精疲力竭，所以要求休整四天。联盟的作战会议利用这个时间起草了正式的宣言书，宣布不再效忠于查理五世，理由是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即宽容那些信奉《奥格斯堡信条》的人。萨克森选帝侯主张，他们甚至不应当称查理五世为“皇帝”，而将他称为“根特的查理”。尽管选帝侯的这个意见被大家推翻了，但宣言书送到皇帝那里时，使者还送来了“一根分叉的树枝，这是德意志人的习俗，象征着一位统治者向另一位宣战”。[38]
传递宣言书的使者抵达皇帝营地的日子，恰恰就是来自意大利的援军（有的是教宗派来的，有的原本就是皇帝的军队，这公然违反了查理五世当选皇帝时的承诺，即永远不把外国军队带到德意志）抵达的次日。皇帝拒绝接见联盟的使者，并指示阿尔瓦公爵（皇帝的主要野战司令官）告诉使者和陪同他的侍从，“皇帝理应将他俩绞死，但皇帝宽大为怀，因为他只想惩罚有罪的人”。使者及其侍从带回了一道皇帝敕令的副本，它宣布联盟的领袖为叛徒和逆贼，并威胁要处死任何敢于支持他们的人，并没收其财产。[39]
现在皇帝的军队有1万名意大利士兵和8000名西班牙士兵，以及16000名德意志士兵。他颇有挑衅意味地率军来到距离多瑙沃特不到60公里的巴伐利亚城市因戈尔施塔特。查理五世亲自寻找合适的扎营地点，并发布了一次“模拟警报”，看看他的部队各就各位需要多少时间。萨伏依大使斯特罗皮亚纳伯爵报告称，此次演习“十分精彩，鼓舞人心。我们很高兴看到皇帝陛下全副武装、戴着头盔在军营中行动，视察每一个单位，检查堑壕、火炮和敌人可能发动进攻的地点”。查理五世命令在营地建造堡垒和护墙，材料是“装满泥土的木桶”。这项工程不仅动用了士兵，还调动了“军营中的大量妇孺”。[40]
这些准备工作在1546年8月31日受到了考验。路德派军队在几百米外摆开阵势，开始“快速而猛烈地炮击，弹如雨下”。将近1500发炮弹落入帝国军队的营地，有些炮弹“比人头还大”。斯特罗皮亚纳伯爵报告称，此次炮击“令我的心猛跳不止，但皇帝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超过27发炮弹从他的马脚之间飞过，或者从马头附近掠过，如果再近一些就会打中皇帝”。但皇帝即便“目睹炮弹向他飞来，也不躲闪，而是稳如磐石，面带微笑”。过了一段时间，“陛下站在堑壕里观察敌情，这时敌人准备放炮。皇帝向周围的人呼喊，命令他们隐蔽，自己却傲然屹立”。斯特罗皮亚纳说，“若没有上帝在特殊时刻的全能保护，我相信皇帝早就不在人世了”（见彩图24）。[41]
皇帝对自己的勇敢轻描淡写。他用辛辣讽刺的语调告诉斐迪南：“我在这里与我的邻居和好朋友交换炮火”，“他们能给我的最大愉悦，就是来亲吻我们的防御工事，因为上帝必然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斐迪南并不欣赏这种蛮勇，责备兄长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因为整个事业的成功都依赖于皇帝的存活。他敦促兄长多多珍重。但查理五世答道：“事实是，我们遭到攻击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畏缩，不能给大家立下糟糕的榜样，这就是我为什么会以身犯险。”[42]查理五世答应将来会更好地保护自己。9月4日，联盟军队撤退，皇帝的压力就减轻了。
有些人推测，联盟军队之所以撤退是因为缺水，也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想要引诱皇帝追击他们”。但不管真实原因是什么，联盟的将领都丧失了取胜的最佳机会，他们自己对此心知肚明。谢尔特林在自传中写道：“我建议立即向皇帝的军营发动强攻。如果大家遵照我的建议，那么奥地利王朝就灭亡了。皇帝一辈子都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焦虑和忧愁。”黑森方伯也同意。他在一封密信中写道：“如果大家听我的建议，我们就能迫使皇帝出来交战。但太多的谋士、太多的领导人和太多的主意毁掉了我们的事业。”他还写道：
我多次告诉选帝侯和作战会议，在因戈尔施塔特，我主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可惜我们不懂得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如果是我说了算，我就命令发动强攻。但他们害怕敌人的护墙和壁垒。我相信，如果我们发动强攻，蒙受的损失会比后来疾病造成的损失少。[43]
联盟军队撤退了，并且不断损兵折将，黑森方伯变得绝望起来。首先他向对手发出决斗的挑战：“如果皇帝陛下和阿尔瓦公爵带1000名骑兵来决斗，方伯也会带1000名骑兵与他们对战。”然后他辱骂对手。一名意大利外交官“提到‘皇帝陛下’的一些提议时，方伯驳斥道，‘什么皇帝陛下？他只不过是根特的查理，就像我是黑森的菲利普。如果德意志人能选他为皇帝，那也能废黜他’”。[44]皇帝暂时对黑森方伯的辱骂置之不理，不过此时皇帝的兵力已经上升到与对方相当，因为比伦伯爵于9月14日带着12000名步兵、5000名骑兵和12门野战炮从尼德兰赶来了。
这次调兵遣将在后勤方面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也证明了皇帝在军事上享有明显的优势。他于6月9日命令比伦伯爵集结军队，比伦伯爵于7月20日开始率军开往德意志，尽管那时他和查理五世都不知道两军应当在何地会师（比伦伯爵甚至需要请求“陛下告诉我，哪些人是您的朋友，哪些人是敌人，这样我才能选择恰当的路线”）。8月23日，比伦伯爵的远征军在美因茨附近顺利渡过莱茵河。比伦伯爵在那里接到了查理五世的命令，即穿越敌境向莱茵河进军。这意味着比伦伯爵的部队每夜都需要设防，以免遭到攻击，并且黑森方伯宣称打算拦截比伦伯爵（从而“迫使皇帝贸然出战”或者让比伦伯爵“一头闯进伏击圈”），所以比伦伯爵遭到攻击的可能性很大。但查理五世不断给比伦伯爵发去关于如何避开路德派军队的情报，所以比伦伯爵率领全军安全抵达因戈尔施塔特城外的皇帝军营。他在8周内行军超过800公里。[45]
皇帝之所以能够做出巧妙的指引，是因为他“携带了大量图画和地图，有的描绘德意志全境，有的描绘具体的省份，所以他知道每一个地方的位置和不同地点之间的距离，以及河流山川的走向”。不过他还是接受了阿尔瓦公爵提出的尽量小心谨慎、降低风险的战略：避免正面交锋，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战斗把联盟军队向北驱赶，占领沿途的城市，直到（用查理五世自己的话说）“敌我两军之一因为力竭、恶劣天气、饥饿或其他不得已的原因而被迫解散”。[46]
首先土崩瓦解的是路德派军队。莫里茨和斐迪南签订了攻守同盟并计划入侵萨克森的消息传到联盟军队的营地后，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率领自己的军队回去保卫家园，丢下他的盟友自生自灭。11月16日，联盟军队的作战会议不情愿地决定，他们必须解散，各自准备过冬。[47]斯特拉斯堡的代表雅各布·施图尔姆向黑森方伯抗议说，这“不仅会让皇帝，还会让罗马的敌基督”逐个“吃掉”新教徒的城市和南德各邦，那样的话“我们德意志人将丧失在全世界的声誉，新教信仰也会受到威胁”。施图尔姆说，联盟的成员国或者他们的法国或英格兰盟友肯定可以提供足够的军费，把路德派军队再维持一段时间。黑森方伯在从“我们的营地”发出的回信中训斥施图尔姆不懂当前的军事形势。“我们的骑兵比过去少2000人，步兵少8000人，”黑森方伯抱怨道，“而且由于士气涣散、疾病和开小差，部队仍然在持续减员。”而皇帝“得到了增援，如今他的兵力超过了我们”。至于军费，“之前承诺的军费有三分之一还没有支付到我们手里……我们从英格兰和法国也没有得到一个铜板”。方伯总结道：“我们不能在此地久留，因为我们仅仅用祈祷和诺言维持军队，已经足够久了。”他似乎是骑在马背上签署这封信的，因为他在同一天解散了“我们的营地”，把军队分散，放弃了符腾堡和多瑙河以南的所有城市，甚至抛弃了他的伤兵。[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