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AGS E 644/77，Charles to Diego de Mendoza，11 Feb. 1547.
[81] AGS E 643/32，Charles to Francisco de Toledo，11 Apr. 1547. 腓力二世同样使用这样的等位称呼，见 FBD，ch. 5。
[82] LWS，LⅣ，208，in Wider das Babstum zu Rom vom Teuffel gestifft（Wittenberg，1545）；AGS E 644/99，Granvelle to Mendoza，29 Aug. 1547.
[83] Beltrán de Heredía，Domingo de Soto，212-17 and 221-30，表明了皮亚琴察如何决定了整个宗教会议的命运，以及教廷与皇帝的关系，直到保罗三世去世。
[84] Rein，‘Faith and empire’，51，译自《奥格斯堡临时敕令》，and 54. 我对《奥格斯堡临时敕令》的概括要感谢莱因的分析。RTA，ⅩⅧ，1910-48，刊载了该文件的拉丁文全文，它的完整标题很能说明问题：罗马皇帝陛下的宣言，为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宗教，在大公会议召开之前，于1548年5月15日发表和公布，得到各等级的接受（Der R?mischen Keyserlichen Maiestat Erkl?rung，wie es der Religion halbe，imm heyligen Reich，biss zü Ausstrag dess gemeynen Concilii gehalten warden soll，auff dem Reichsstag zü Augspurg，den ⅩⅤ Maij im M.D.XL Ⅷ Jar publiciert und er?ffnet und von gemeynen Stenden angenommen）。有意思的是，腓力二世一直到驾崩时都在办公桌旁摆着一份《奥格斯堡临时敕令》的副本，这是他从玛丽手中继承的。这个副本如今保存在埃斯科里亚尔圣洛伦索修道院图书馆，102-Ⅲ-43。
[85] BD，Ⅹ，327-33，Nuncio Sfondrato to Cardinal Farnese，Augsburg，16 May 1548. 在同一天给玛丽的信中，佩勒诺更直言不讳：“因为教宗没有做他应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BD，Ⅹ，329 n. 1.）
[86] NBD，Ⅺ，15-18，Bertano to Farnese，Augsburg，2 Aug. 1548 （觐见会在那天早上举行）。
[87] Sastrow，Herkommen，Ⅱ，335-46，一名目击者的观点（另一种翻译见Social Germany，247-52）。NBD，Ⅺ，29-32，Bertano to Farnese，10 Aug. 1548，确认了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受到的严酷待遇。
[88] Naujoks，Kaiser Karl，57-8 （奥格斯堡）；Dobras，‘Karl Ⅴ’，215-21 （康斯坦茨）。
[89] Naujoks，Kaiser Karl，61-4 （乌尔姆）；Sastrow，Herkommen，Ⅱ，345-7 （作者在几天后走了和查理五世相同的路线；另一个译本见Social Germany，249-50）。见Naujoks，Kaiser Karl，ⅩⅩⅢ and 169-99，查理五世修改其特许状的二十五座城市。
[90] Fürstenwerth，Verfassungs?nderungen，101，34；Reinhard，‘“Governi stretti”’，160；von Druffel，Briefe，I，180-2，Charles to Ferdinand，10 Dec. 1548. 根特受到的待遇令一些德意志城市的居民感到惊恐：斯特拉斯堡的行政长官于1540年决定“考虑根特的例子。在各方面我们都要更加小心”（引用于Brady，Protestant politics，354）。
[91] Cavalcanti，Trattati，231，出自一篇1552年写给法王亨利二世的专著，但直到1571年才印刷出版（关键词是governi stretti e tirannici，严苛和残暴的统治）。
[92] Details in Hewlett，‘Fortune’s fool’. 布拉马基后来被视为意大利统一的英雄先驱，见Carlo Minutoli，Il primo martire dell’unitá italiana（1844），1863年在卢卡为纪念他而竖立了雕像。
[93] Levin，‘A failure of intelligence’ （引自p. 20）；Pacini，La Genova，595（菲耶斯基对《君主论》的研究）。
[94] Ha-Kohen，Sefer divre ha-yamin，Ⅱ，421-32；Spinola，‘Documenti’，30-2，Figueroa to Prince Philip，6 Jan. 1547. 和布拉马基一样，菲耶斯基后来也被视为意大利统一的先驱，见莱茨（Retz）枢机主教写的关于他的歌剧La congiura（1655/1990）的一个近期版本的引言。
[95] Castaldo，Historia di Napoli，113. Hernando Sánchez，Castilla，311-12，证明派遣宗教法官到那不勒斯的缘由是副王请他的兄弟——罗马的一位高级宗教法官——从教宗那里获取许可，而不是像桑多瓦尔和其他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是因为查理五世的请求。
[96] Vigo，Uno stato nell’ impero，14，引用了Guicciardini （‘dove non ci fusse principe che potesse dare le leggi agli altri’）。
[97] AGNM Mercedes Ⅱ/257，‘Provisión del rey para la libertad de los de Tascala’，29 Mar. 1541，reissued 4 Apr. 1542. Gibson，Tlaxcala，80-2讨论了互相矛盾的立法。
[98] Spinola，‘Documenti’，11-13，Gonzaga to Charles，2 Jan. 1547.
[99] Spinola，‘Documenti’，40-4，Gonzaga to Charles，9 Jan. 1547；idem，47-8 and 55-7，Charles to Figueroa，10 and 14 Jan. 1547；AGS PR 45/71，贡扎加给他派到腓力王子身边的使者Juan Gallego的指示，谈到1548年在热那亚“城内建造一座要塞”。
[100] Spinola，‘Documenti’，57-60，Charles to Gonzaga，14 Jan. 1547.
[101] Spinola，‘Documenti’，64-5，Juan de Vega to Charles，17 Jan. 1547；idem，121-3，Charles to Gonzaga，11 Feb. 1547.
[102] Bertomeu Masiá，La guerra secreta，458-9，Gonzaga to Charles，13 June 1547；Podestà，Dal delitto，90 n. 34，Charles to Gonzaga，28 June 1547. Podestà，Dal delitto，166-73，证明这座要塞的工程真正开始施工是在1547年8月，那时罗马才送来工程所需的资金，并主张贡扎加担忧过早了。但是总督当时在米兰，看不到Podestá使用的财政档案：贡扎加和查理五世一样依赖于道听途说，而他听到的东西让他很惊恐。
[103] AGS E 1193/31，Gonzaga to Charles，12 Oct. 1547；Bertomeu Masiá，La guerra secreta，459-61，Gonzaga to Charles，10 and 23 July 1547；Podestà，Dal delitto，101，Charles to Gonzaga，24 July 1547. 密谋者对报复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法尔内塞家族的人不久之后就刺杀了其中两个密谋者，其余人也时刻战战兢兢，担心自己遭到报复。
[104] AGS E 1465/248，Gonzaga to Charles，Piacenza，12 Sep. 1547，描述了占领该城市的过程，仿佛查理五世对此一无所知；AGS E 1193/31，same to same，12 Oct. 1547，宣布他计划“干掉”斯特罗齐，“佛罗伦萨公爵的大臣”；Brizio，‘“The country”’，55，关于锡耶纳的要塞。
[105] 关于贡扎加在1548年策划的多起司法谋杀事件，见dall’Aglio，The duke’s assassin。
[106] CDCV，Ⅱ，659-62，Charles to Philip，2 Sep. 1548；von Druffel，Briefe，Ⅰ，170-1，Ferdinand to Charles，15 Oct. 1548（莫里茨“是个莽夫”）。查理五世后来吹嘘自己“在符腾堡的三座要塞留下了2000名西班牙驻军”，见CDCV，Ⅳ，567 （《回忆录》）。
[107] Calvete de Estrella，Rebelión，Ⅰ，101-2.
十三 驯服美洲[1]
西属美洲的开端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在1553年的著作《胜利的西班牙：美洲通史第一部与第二部，涉及截至1551年的所有发现与重大事件》（后文简称《胜利的西班牙》）的献词中告诉查理五世：“自创世以来，除了基督的降生与受难之外，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发现美洲。”他还写道，“西班牙人将自己的风俗、语言和武威传播到如此遥远的国度，在这过程中又在海陆两路行进了那么远，没有一个民族在这些方面能与西班牙人媲美”，尤其是西班牙人完成这些伟业所花费的时间极短。[2]戈马拉的论断的第二部分很容易得到证实。查理五世首次踏上西班牙土地的时候，卡斯蒂利亚在大西洋彼岸的领地仅限于巴拿马地峡的几处前哨据点和加勒比海的几个岛屿，总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西班牙国土面积的一半），人口约有200万名土著、5000名欧洲人和几百名非洲奴隶。四十年后皇帝退位时，他的美洲领地不仅包括加勒比海的若干岛屿，还有美洲大陆上的200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西班牙面积的四倍），人口多达约1000万名土著和5万名欧洲人，这些居民全都算作卡斯蒂利亚王国的臣民，（至少在理论上）享有与“我们的卡斯蒂利亚王国臣民同等的待遇，因为他们确实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臣民”，此外还有数千名非洲奴隶。[3]
西班牙在美洲的政府也越来越活跃。16世纪40年代，墨西哥副王每年向官员和民众（其中一半是西班牙人）发布超过500道命令（mandamientos）。到50年代，命令的总数上升到800道。[4]新大陆的教会组织也相应地扩大了。查理五世登基时，美洲共有四位主教，全都听命于塞维利亚大主教。他退位时，美洲有两个独立的教省[5]，有三位大主教和二十一位副主教，全都由王室直接任命；另外还有宗教裁判所的非正式前哨据点，向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负责。
如研究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霍斯特·皮奇曼所说：“在美洲建立政府，或许是查理五世最成功的一项事业。”皮奇曼承认，“在皇帝与其亲人和亲信谋臣的卷帙浩繁的通信里，很少详细提及美洲”，但有三个主要的例外。[6]首先是金钱。查理五世于1516年登基为西班牙国王的几个月之后，就命令自己在卡斯蒂利亚的摄政者在“从美洲运来的金钱”当中抽取45000杜卡特，送往意大利，“从而承担我在那里的开销”。他在整个统治时期经常会用来自美洲的金银为他的帝国霸业买单，尤其是1535年突尼斯战役和1551～1552年攻打帕尔马那样代价高昂的事业（这两场战役的经费大部分来自秘鲁的财宝）。
在查理五世于1555年退位的几周前，他在财政方面仍然有极高的要求：他命令卡斯蒂利亚摄政者确保将墨西哥的现有金银立刻全部运往西班牙，以承担他的对法战争的开销。[7]
查理五世一辈子都对充满异国情调的动植物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在孩提时代在尼德兰见过一些珍奇的动植物（见第一章）。所以，1518年，他从巴利亚多利德写信感谢西印度贸易总署（Casa de la Contratación，设在塞维利亚，负责管理与美洲的所有商贸活动）的官员“送来了曾属于斐迪南国王的两只美洲火鸡和一只鹦鹉，我很喜欢它们”，并请求“再给我送一些来自美洲的鸟儿和类似的动物，因为我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动物”。将近四十年后，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退隐之地，查理五世还兴高采烈地谈到有人给他送来的用于保暖的“两张镶嵌了美洲鸟类羽毛的床罩”，并订购“用同一种材料制成的晨袍和床单”。[8]
查理五世对美洲的第三方面兴趣涉及美洲的居民。1518年，他签署了一份令状，向他的一位勃艮第谋臣授予八年的垄断经营权，“从几内亚或非洲其他地方向美洲运送4000名男女黑奴”。[9]十年后，他签署了另一份合同，授权奥格斯堡韦尔泽公司的代表类似的垄断经营权，在四年内向美洲输送4000名非洲奴隶。该公司需向皇帝的国库缴纳2万杜卡特，算作进口税和关税。这份合同明确规定，这批奴隶将在金矿里劳作，甚至指示韦尔泽家族“送50名德意志高级矿工去美洲”。韦尔泽公司还积极地在王室法庭起诉那些侵犯了他们垄断经营权的人。查理五世后来还颁发了许多旨在将非洲奴隶送往美洲的授权书以换取现金：1511～1515年，被送往美洲的非洲奴隶不到400人；但在1516～1520年，被送往美洲的非洲奴隶接近4000人；查理五世在位期间被送往美洲的非洲奴隶总数超过了3万人。[10]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非洲奴隶的增加其实反映了查理五世对美洲土著居民的关爱。1517年，在他首次抵达西班牙的三个月后，他主持了由主要谋臣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的会议，议程之一就是研讨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修士撰写的《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福祉的指导书》。拉斯·卡萨斯对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有丰富的经验，他起初是那里的殖民者，后来是传教士。他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措辞谴责了那些负责管理新大陆的人对它的残酷压榨，并呼吁对政策做出大范围的改革（包括从非洲运送奴隶到美洲，理由是这样能挽救美洲土著，使其免受剥削）。他后来说，正是他的言论让查理五世决定“采取一些有利于上帝与我自己的事业、有利于美洲及其居民福祉的措施”。[11]
在其他涉及新大陆的事务上，查理五世起初依赖于两位辅政大臣勒·绍瓦热和谢夫尔男爵的建议。斐尔南·麦哲伦于1518年年初来到巴利亚多利德之后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时麦哲伦热切希望查理五世资助他远航去摩鹿加群岛（即传说中的香料群岛），他将走“一条葡萄牙人不会走的航线，即通过他知道的某些海峡”。为了阐明自己的计划，“麦哲伦带了一台彩绘的地球仪”去见勒·绍瓦热，“向他展示了自己将会选择的航线，但特意没有指出他要经过的海峡的位置，免得被别人知道”。勒·绍瓦热最终“与国王和谢夫尔男爵谈了此事”，但没有证据表明查理五世拨冗接见了这位探险家或观赏了他的地球仪。[12]
不过，在1518年3月，查理五世签署了一份合同，承诺给麦哲伦提供五艘舰船以及可供其船员使用两年的物资和薪水，让他们“去发现香料群岛”，并补充道：“我以国王的身份向你承诺，我会兑现向你做出的每一项诺言。”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承诺并不能让麦哲伦满意。查理五世注意到，麦哲伦“恳求我确认和批准”相关的承诺，于是查理五世为了满足他，采用了过去卡斯蒂利亚国王在处理可疑的法律文件时常用的措辞：
根据我本人的意愿、深思熟虑和绝对的王权（我将以国王和君主的身份在此事中运用这样的权威，不承认世界上有比我更高的世俗权威）……我废除和取消任何可能［与对麦哲伦的承诺］矛盾的法律、宣言、命令、惯例和权益……
查理五世还命令“我最亲爱的、挚爱的兄弟和儿子”斐迪南（当时也是查理五世的继承人）以及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全体贵族与官员，“永远”遵守他对麦哲伦做出的承诺。[13]麦哲伦这才放下心来，前往塞维利亚，结果发现那里的西印度贸易总署还缺16000杜卡特才能兑现查理五世的诺言。所以麦哲伦直到1519年8月才从西班牙启航去摩鹿加群岛。[14]
征服墨西哥
查理五世与麦哲伦签了合同不久之后，古巴总督迭戈·贝拉斯克斯就请求皇帝准许他自费发动一次远征，将他的部下不久前在加勒比海西部发现的尤卡坦（估计也是一个大岛）“置于我们的统治和主宰之下”。查理五世同意了，从自己的军械库调拨了“二十支火绳枪”（每支的重量是18公斤）给此次远征使用，并授权总督从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各殖民地招募200人去“发现并平定”尤卡坦。在得到皇帝的这些授权之前，贝拉斯克斯就已经指示自己的秘书埃尔南·科尔特斯去指挥另一支强大得多的部队。1519年2月，11艘舰船载着600名士兵与水手、14门火炮和16匹马，从古巴启航，驶向西方。[15]
科尔特斯抵达美洲大陆之后发现了前一次远征的一名幸存者，此人现在已经精通土著语言。他告诉科尔特斯，内陆有一个富饶强大的国家。科尔特斯在加勒比海沿岸侦察了几周时间，寻找合适的基地，然后率领约600人上岸，在“尤卡坦岛”上建立了一个定居点，并给它取了一个吉利的名字“韦拉克鲁斯”（意思是“真十字架城”）。舰队的军官们成了这座新城市的市议员，并立即选举科尔特斯为该城的行政长官。1519年6月，他们给查理五世发去一封长信（就算不是科尔特斯口述的，也经过了他的批准），宣称：“我们认为，此地的黄金就像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圣殿积攒的一样多。”他们还给皇帝送去一些“样品”，包括将近两百个当地的物件，有黄金、白银和珠宝，由六名身穿民族服装的托托纳克印第安人护送；还给皇帝送去一份请愿书（pedimiento），其上有大约500名殖民者的签名，请求皇帝任命科尔特斯为“这些土地的征服者、总司令和总法官”，直到尤卡坦得到“完全的平定，并将土著居民在我们当中分配。在他［科尔特斯］征服并平定了此地之后，陛下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任命他为总督，任期多久全凭陛下的吩咐”。[16]
科尔特斯请求皇帝背书的时机很巧：那封信、请愿书、六名托托纳克印第安人和韦拉克鲁斯的“样品”送抵西班牙的时候，正逢梅尔库里诺·阿尔博里奥·德·加蒂纳拉接替勒·绍瓦热成为首相和负责新大陆事务的大臣。加蒂纳拉在“其官邸摆了一张桌子，备好纸张和写字台”，命令拉斯·卡萨斯在那里阅读所有发给查理五世的关于美洲事务的书信与文件，然后将“每段内容提炼为一两句话，并附上处理意见，如：‘对于陛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的答复为……’”加蒂纳拉还向主公呈送了拉斯·卡萨斯草拟的一些关于和平地殖民美洲大陆并传教的建议。随后“国王命令巴尔托洛梅修士处理此事”。[17]拉斯·卡萨斯的设想与韦拉克鲁斯定居者的要求（即将新土地“平定，并将土著居民在我们当中分配”）截然相反。
来自“新西班牙”（王室的文书人员用的是这个词，也许是第一次用）的信使和货物抵达的消息传到查理五世耳边的时候，他正在加泰罗尼亚。他写的相关的信表现出他立即对美洲产生了兴趣，也清楚地表明拉斯·卡萨斯对他的影响是多么大：“我很高兴，并感谢上帝，因为在我有生之年［en mi tiempo］我们发现了一片富饶的土地，并且那里的居民表现出有能力接受洗礼和学习基督教教义与我们的神圣天主教信仰。传教是我的主要意愿和希望。”皇帝还命令让那六名托托纳克印第安人穿上特制的欧洲服装（其中“两名领袖”穿丝绸和金线织物的服装，其他人穿精美的布衣），并要求把他们和来自美洲的“其他所有东西”尽快送到“我身边，不管我身在何处”。[18]
1520年3月，六名托托纳克印第安人和美洲货物被送到巴利亚多利德。查理五世正在那里心急如焚地想办法筹钱去英格兰和尼德兰（见第五章）。他立刻将托托纳克印第安人和美洲货物公开展示，以证明自己拥有了新的财富来源。这产生了极好的效果。罗马教廷大使神经紧张地揣测，这是一位强大的外国君主向查理五世纳贡并派遣大使寻求结盟，这将极大地增强查理五世在欧洲的权威。威尼斯大使报告称：“皇帝陛下召见我，亲自向我展示了新发现国度的统治者给他送来的礼物”，其中有“一块周长六尺的很大的满月形金盘”和一块银盘，“用黄金打造或装饰的动物”雕像，以及用“鹦鹉和其他我们不认识的鸟的羽毛做成的”物件。托托纳克印第安人也配合皇帝，告诉威尼斯大使，“他们的国家拥有大量金银”。[19]
1520年5月，查理五世的大臣们在拉科鲁尼亚等待合适风向去英格兰的时候，讨论了如何最妥善地推进皇帝在新大陆的利益。贝拉斯克斯总督派来的代表坚持认为科尔特斯是个抗命不遵的叛贼，必须将他审判、定罪和处决。但御前会议拒绝杀死下金蛋的鹅。他们建议查理五世采取能将来自美洲的收益最大化的折中方案：他们起草了文件，支持贝拉斯克斯在古巴的权威，但没有提及美洲大陆。于是科尔特斯得以自由地遵照韦拉克鲁斯殖民者的要求，去征服和分割美洲内陆。[20]
查理五世离开拉科鲁尼亚的时候带着科尔特斯送来的许多物品，到了布鲁塞尔之后立即在那里公开展示，这又一次取得了惊人的效果。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日记中写道：“我一辈子没有见过如此令我喜悦的东西，因为我在其中看到了巧夺天工的艺术品，不禁称赞这些远方国度的人们心灵手巧。”丢勒（和查理五世一样）并不知道，这些“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当中只有少部分来自韦拉克鲁斯周边的沿海平原，其余的是蒙特祖马派遣到科尔特斯那里的使者送来的礼物。蒙特祖马是特诺奇提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这三个城邦组成的三国联盟（通常称为阿兹特克帝国，控制着墨西哥谷）的最高统治者。[21]
科尔特斯把书信和礼物发往西班牙不久之后，率领500名西班牙人和数百名土著从韦拉克鲁斯出发，深入内陆，途中与一些土著结盟，与另一些土著交恶。蒙特祖马密切监视西班牙人的行程，于1519年11月欢迎他们到他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并把他们安顿在自己的宫殿里。也许他的意图是将他们逮捕并用于宗教仪式的人祭，但科尔特斯先发制人，扣押了东道主，并派遣伙伴们去搜寻和掳掠阿兹特克帝国的资源。[22]
尽管阿兹特克领袖们，尤其是祭司（西班牙入侵者阻止他们从事他们习以为常的宗教仪式，包括为了安抚神灵而进行的人祭）越来越敌视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大胆的行动还是取得了成功。但这时消息传来，贝拉斯克斯总督派来了一支远征军，奉命要逮捕或杀死他。于是科尔特斯留下一小队西班牙士兵看押蒙特祖马及其臣民，然后匆匆赶往海岸，在那里把贝拉斯克斯的几乎全部部下拉拢到自己这边。但特诺奇提特兰的居民趁他不在，发动了起义。蒙特祖马被杀，欧洲人及其盟友逃往特诺奇提特兰以东超过100公里处的特拉斯卡拉。
科尔特斯明白，自己必须在其他人在皇帝耳边攻击他之前，抢先向皇帝解释这些惨案，于是在1520年10月给皇帝写了一封长信，粉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臣私以为，”他谄媚地写道，“此地最好的名字就是‘新西班牙’。”并且因为此地极其富饶，查理五世“可以自立为此地的皇帝，这个头衔不会比德意志皇帝低。陛下已经蒙上帝洪恩统治了德意志”。[23]尽管这封信写得豪情万丈，但科尔特斯不能掩盖事实，即新西班牙已经丧失。如果是在正常的时期，为了这次灾难性的失败他肯定要付出代价，被罚得倾家荡产，或许还会丢掉性命。但公社起义救了他。
加蒂纳拉在西班牙期间一直对美洲兴趣盎然。中央政府的档案显示，从他于1518年10月上任到1520年5月从拉科鲁尼亚启航，他阅读和审批了每一份发往新大陆的公文。相比之下，1520年8月到1521年4月，王室的美洲事务委员会档案却没有留下一道命令。这是档案中独一无二的空白。该委员会随后重启工作的时候，在发给一些海外官员的文书里抱怨称，已经“很多天”没有收到海外官员的信。委员会为此怪罪公社起义：“那些信件有可能被在此地煽动各城市造反的叛贼截获了。”直到1521年9月，委员会才通知其属下的官员：“蒙上帝保佑，这里一切安宁和谐了。”在这之后，委员会才又一次表现出对美洲事务的勤勉。[24]
在西班牙中央政府因为公社起义而无暇管理海外殖民地期间，科尔特斯与墨西哥谷的一些反阿兹特克的势力（最重要的是特拉斯卡拉）结盟，在他们的帮助下封锁特诺奇提特兰，一直到1521年8月最后一批土著守军投降。此时城市已经化为瓦砾堆。科尔特斯立刻论功行赏，向大约2000名欧洲人授予监护征赋权（encomiendas），即从某个特定的土著群体榨取劳役和赋税的权利。这恰恰是拉斯·卡萨斯希望阻止的局面。[25]科尔特斯还给皇帝送去新一批财宝，用财宝来支撑自己在另一封信里的说法。他不仅送去了“价值1万杜卡特的珍珠、珠宝和其他贵重货物”，还送去了他找到的全部贵金属和宝石的五分之一，以及所有“帝王”宝器（权杖、饰有雄鹰的装饰品以及更多宗教仪式所用的金盘和银盘）。科尔特斯还吹嘘了墨西哥距离太平洋是多么近，而在太平洋“一定能发现许多蕴藏大量黄金、珍珠、珠宝与香料的岛屿”。他暗示，只有他担当远征的领导人，才能发现那些岛屿。[26]
大约在同一时期，麦哲伦远航的幸存者返回了西班牙，宣布“我们已经环游世界，向西航行，从东方回来”，并带回了“各种香料的样品”和出产香料的“所有岛屿的国王与君主希望和平与友谊”的宣言。查理五世兴高采烈地告诉姑姑玛格丽特，麦哲伦的远航船队“去了葡萄牙人和其他民族都不曾去过的地方……我决定把他们带回来的香料送到尼德兰”，从而昭示全欧洲，他现在有了获取香料的新渠道。[27]
驯服新西班牙
这些重大事件让皇帝和他的首相决定更加仔细地审视大西洋彼岸的“盛产黄金的新世界”。查理五世于1522年返回西班牙不久之后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加蒂纳拉主持，再次考虑如何处置科尔特斯和贝拉斯克斯之间的竞争关系。该委员会的裁决（用研究加蒂纳拉的著名专家路易吉·阿翁托的话说）“更多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正”。委员会撤销了科尔特斯受到的叛乱指控，建议任命他为“新西班牙总督和总司令”，并敦促给他送去武器、马匹和其他物资，从而巩固和扩张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至于涉及新西班牙的事务，王室直接控制的领域将仅限于财政。王室将任命一名财政主管、一名监察官、一名会计师和其他一些官员，去尽可能地扩张王室在新西班牙的资产。[28]
一年后，加蒂纳拉向查理五世呈送了一份涉及范围广泛的备忘录，谈及他面临的问题，并附有每一位亲信大臣给出的建议。备忘录的第一条谈的是“敬畏上帝”。尽管加蒂纳拉认识到皇帝“天生敬畏和尊崇上帝”，但还是“请陛下注意某些事务，如果您处理得当，上帝会对您满意，更加佑助您的事业”。其中之一就是需要“派遣足够多的有资质的人士去上帝为您揭示的新大陆”，“从而让基督教信仰在那里得到尊崇和弘扬，而不至于压迫和奴役”土著居民。美洲事务委员会的一致意见是支持这条建议，并建议组建一个常设的西印度议事会，由“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人士组成，每周至少开两次会”。美洲事务委员会还接受了加蒂纳拉的另一项建议，即应当由查理五世的告解神父主持西印度议事会。1524年8月，皇帝任命加西亚·德·洛艾萨·门多萨为王家西印度事务最高议事会（Consejo Real y Supremo de las Indias，以下简称“西印度议事会”）主席，弗朗西斯科·德·洛斯·科沃斯担任该议事会的秘书，首相则是议事会成员之一。[29]
几个月后，在墨西哥，科尔特斯又给主公写了一份给自己“涂脂抹粉”的报告，并随信送去另一批财宝的样品。由于科尔特斯的努力，现在皇帝可以支配墨西哥的大宗财富了。威尼斯大使惊叹地欣赏了“一只来自那些土地的鸟，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生物”，以及“许多用精美绝伦的羽毛制成的物件”，最后说：“我们每天都能见到一些新鲜玩意儿。”查理五世及其大臣更感兴趣的不是鹦鹉而是黄金，所以特别欢迎科尔特斯送来的12万金比索，因为（如加蒂纳拉刻意低调地告诉一个英格兰使团的那样）这笔钱对皇帝在意大利与法国人作战“有所助益”。[30]
但新建的西印度议事会反对科尔特斯的行为。查理五世已经下达了明确的命令，不准强迫新西班牙的土著居民为征服者劳动，而是必须“允许土著自由生活”，只要求土著向西班牙人提供“他们曾向蒙特祖马提供的赋税和劳役”。但科尔特斯似乎违反了这道御旨。查理五世写信责备他：“很多人当面或者通过书信向我投诉你和你设立的政府。”皇帝承认，“有些人反对你，是因为嫉妒你为我做的贡献。但为了履行我的职责，即根据当地的法律和风俗来维持公道”，也是为了“我的良心能够坦荡”，皇帝需要采取激进的措施。[31]
起初，加蒂纳拉希望查理五世宣布“他将组建并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去真正征服科尔特斯发现的土地……从而从那些土地蕴含的财富当中获益”，因为加蒂纳拉相信，单是这样的一道宣言，“而无须真正派遣舰队”，就能让科尔特斯老老实实地遵循皇帝的路线。随后首相想到了一些更具有长期性的办法，即把王室用于掌控在西班牙的官员的一种机制引进新大陆：委派一名监察官（juez de residencia）去调查和报告“我们在新西班牙的官员是如何行使职权的”。监察官在与科尔特斯“和我们的官员商量之后，并征询了其他人，尤其是修士们的意见之后”，将决定“让美洲土著居民皈依我们的神圣天主教信仰的最佳办法，并确保土著居民得到公正的善待。传福音是我最主要的愿望和意图”。这些指示显然也是源自拉斯·卡萨斯的观点。[32]但消息传来，王室委派的监察官抵达美洲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后来派去的另一个人也很快去世了。于是西印度议事会尝试另一种办法。1526年，科尔特斯从墨西哥给查理五世发了一封长篇报告，表示希望返回西班牙、解释自己的行为。次年，洛艾萨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建议他到西班牙来，从而觐见和认识陛下”。[33]
科尔特斯无法抵御这条建议的诱惑。1528年5月，他来到西班牙，“打算回应”一些人对他的批评。他的随行队伍中包括蒙特祖马的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墨西哥、特拉斯卡拉和其他城市的其他显赫人物”，以及“几位主要的西班牙征服者”和大约40名土著，其中有12人是曾为蒙特祖马表演的运动员和杂耍艺人。“简而言之，”戈马拉写道，科尔特斯“是以一位大贵族的身份回来的”。[34]凑巧的是，德意志艺术家克里斯托弗·魏蒂茨在同一时间来到了西班牙。他创作了一幅描绘这个多元文化宫廷的水彩画，反映了科尔特斯及其随行人员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魏蒂茨为科尔特斯画像，标题是《这就是为查理五世皇帝赢得了几乎整个美洲的人》。魏蒂茨还给好几位“在皇帝陛下面前献艺”的墨西加运动员和杂耍艺人画了像。[35]
科尔特斯的策略奏效了。皇帝在1529年4月的一封信中告诉他，洛艾萨和洛斯·科沃斯“已经向我禀报了你的请求”，并说他（皇帝）已经指示议事会起草相关的文件。5月，查理五世签署文件，册封科尔特斯为瓦哈卡山谷侯爵，并赐予他在墨西哥城以南约500公里处的“土地和不多于23000名臣属”。皇帝坚持说，这是“永久性的、不可撤销的册封”，为的是奖赏科尔特斯自十年前离开古巴以来为王室立下的汗马功劳（这算是事后追认，赦免了他当初抗命不遵的罪行）。为了保证这次册封，皇帝用的措辞与当初给麦哲伦的保证相同。他命令腓力王子（现在是他的继承人）和全体臣民尊重科尔特斯得到的册封，“无视一切可能与其相悖的法律”，因为皇帝“根据我本人的意愿、深思熟虑和绝对的王权”撤销一切可能与此次册封相矛盾的法律。[36]此外，查理五世还采取了第一批措施，为他的土著居民建立真正得到法律保护的社区。根据新晋侯爵和陪同他的特拉斯卡拉代表的请求，皇帝命令官员们“调查特拉斯卡拉居民在征服墨西哥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如果他们确实有功，可保护特拉斯卡拉居民，使其免受监护征赋制之苦”。[37]
扫尾工作
向美洲发号施令很轻松，但要确保命令得到执行就很难了。1527年11月，皇帝决定把西班牙的另一种体制引进新大陆：他在墨西哥城设立了检审庭（Audiencia），即上诉法庭，由一名院长和五名法官组成，直接向西印度议事会负责。但对这个计划来说不幸的是，有些法官花了一年时间才抵达墨西哥，有两名法官抵达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挑选庭长则花了更长时间。一个由枢机主教塔韦拉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有来自卡斯蒂利亚御前会议、财政委员会和西印度议事会的人）建议任命“一位理智而审慎的绅士”，但他们的第一个人选自称患病，无力渡过大西洋。塔韦拉愤恨地报告称，尽管另外两人“说他们愿意为陛下效劳，但索要的报酬太过分，看来他们并不像自己口口声声说的那样愿意为陛下服务。所以我们开始考虑其他人”。[38]
在开发美洲之外的其他殖民地的工作当中，皇帝取得的成绩很有限。麦哲伦的部下于1522年返回不久之后，查理五世与一群军械匠签了合同，计划装配第二支舰队返回香料群岛，因为“我一贯希望为西班牙诸王国开疆拓土，并让其居民即我的臣民发家致富”。但他也告诉姑姑玛格丽特：“还因为这些事业可能对我本人有利。”他同意出资在拉科鲁尼亚建造一座新的香料交易所，并建造一座新码头和三座用来保护当地港口的要塞。[39]
但因为葡萄牙人的抗议，皇帝不得不推迟这次远航的启动时间。葡萄牙人提出，根据《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摩鹿加群岛理应属于他们。《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了一条分界线，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提出的领土主张分隔开了。确定分界的子午线很容易（非洲、亚洲和巴西属于葡萄牙，美洲除巴西之外属于西班牙），但180度经线几乎无法确定，因为没人知道亚洲和美洲之间土地的经度。麦哲伦远航时携带了大量航海仪器，试图确定分界线，但失败了。所以在1525年，查理五世派遣了一些外交官、领航员和水手（包括麦哲伦环球航行的一些幸存者）去参加一次会议，与葡萄牙人辩论。
这次会议开了六周，没有达成任何决议就散会了。皇帝命令在拉科鲁尼亚的舰队追踪麦哲伦前往香料群岛的航线，并批准了科尔特斯的请求，即派遣一支小舰队沿着美洲的太平洋海岸航行，去寻找“那里有没有一条水道”通往香料群岛。[40]
1526年3月，也就是查理五世迎娶葡萄牙的伊莎贝拉的不久之前，另一个特别委员会（包括加蒂纳拉和洛艾萨）讨论了如何解决伊比利亚半岛两位君主在海外的争端。查理五世也许是因为刚刚打败和俘虏弗朗索瓦一世而振奋，所以拒绝放弃对“我们在摩鹿加群岛的岛屿”的主张，而是重复了给科尔特斯的命令，即从墨西哥派遣一支舰队去寻找和增援已经到了摩鹿加群岛的西班牙人。[41]随后查理五世又与法国交战，所以愿意放弃自己对摩鹿加群岛的主张以从葡萄牙换取金钱。但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察觉到形势对自己有利，于是拖延谈判，希望得到更多好处。“我在考虑彻底中断与葡萄牙人的谈判，”1528年12月，查理五世在给一位勃艮第谋臣的密信中写道，“相信我，尽管［若昂三世国王］是我的妹夫，他也不会从我的国家得到任何粮食、船锚、兵器或他需要的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皇帝希望自己停止谈判的威胁能够促使葡萄牙人妥协，从而迅速给他带来一笔资金，“但如果我能找到别的资金来源，我会拒绝他开出的任何价码”。他继续暴跳如雷地写道：
［与葡萄牙人谈判的僵局］比其他任何事情对我的伤害都更大，因为我的全部计划都以此次谈判的成功为基础。现在我看到机会在流失，大厦将倾，再也没有希望挽回败局，我［对去意大利的旅程］绝望了。你们也许想知道我对此事的态度是不是积极的、耐心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愤怒过。[42]
最终，1529年4月，为了筹集经费去意大利并支持斐迪南在匈牙利的作战，皇帝不得不让步。他放弃了对摩鹿加群岛的主张，并同意，今后如果他的臣民出现在摩鹿加群岛，将被视为“海盗和扰乱和平的罪犯，受到严惩”。作为交换，葡萄牙同意立即向查理五世支付25万杜卡特现金，随后再付10万。现在皇帝有了足够的经费去意大利，但西班牙的香料交易所关门大吉了。也就是说，为了王朝的利益，他牺牲了西班牙的利益。[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