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皇帝来说，新西班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他抱怨道，对于下一步如何是好，群臣议论纷纷、意见不一，而且“那些省份太遥远，并且那里的事务与西班牙诸王国的事务大不相同”，所以他感到困惑。最终，出于为新西班牙“做出正确选择”的意愿，以及“为了我的良心”，他决定采取措施，在新西班牙建立一种长期性的力量平衡。根据新西班牙代表的请求，皇帝于1535年3月“以君主的身份承诺，特拉斯卡拉城及其领土将永远直属于我和我的继承人，永不从王室领地分离出去”。这座城市将被永久性“纳入”“卡斯蒂利亚王室领地”。查理五世甚至支付了一名宫廷画师3杜卡特，让他为特拉斯卡拉设计纹章。[44]4月，他任命安东尼奥·德·门多萨为新西班牙副王和总督，兼任检审庭庭长。
查理五世给了新副王三项主要使命。门多萨必须确保向全体土著居民传授正确的基督教教义，因为“我确信不疑，这是让他们敬畏我的最佳方式”，并确保土著居民“安享太平、忠心耿耿”。与此同时，必须增加税收，因为“众所周知，目前为了在欧洲保卫我们的神圣信仰，我们需要大量资源”。因此，门多萨必须在新西班牙征收与卡斯蒂利亚相同种类的赋税（尤其是alcabala，一种营业税），并重新审核所有的免税特权，尤其是授予第一代西班牙殖民者（在公文中被称为“第一批征服者”）及其亲眷的免税特权。最后，副王必须遏制科尔特斯，尽管科尔特斯已经从皇帝本人手中获得了极其广泛的权力。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查理五世授权门多萨“任命瓦哈卡山谷侯爵之外的人去执行我的命令，如果你认为有此必要的话”。[45]
这些措施，以及皇帝的其他一些措施，令科尔特斯怒不可遏，于是他在1540年返回西班牙，“亲吻陛下的手”，并“为我在堂安东尼奥·德·门多萨那里遭受的臭名昭著的挑衅与不公而申冤”。为了得到皇帝的好感，科尔特斯带着几个儿子参加了皇帝那次悲剧性的阿尔及尔远征，并在远征期间丢失了自己的珠宝，但最终没能遂愿。1544年，他在三张大页纸上抒发了自己压抑已久的愤怒：
致神圣的、虔诚的皇帝陛下：我原以为自己年轻时的劳作会为自己的老年挣得一分安闲，因为四十年来我兢兢业业地为陛下效劳，日夜操劳，饮食粗劣，枕戈待旦，以身涉险，挥霍了我的青春和财产……全都是为上帝服务……与此同时传播我的国王的威名，扩大他的疆土。
但是，科尔特斯说：“在陛下的律师面前自卫，比征服敌人的土地要困难得多。”不过他的申诉是徒劳的：一名秘书拦截了这封信，在背面潦草地写下“无须回复”。没有证据表明查理五世读过这封信。[46]科尔特斯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西班牙，但至少能够寿终正寝，而不是像为查理五世赢得另一个美洲殖民帝国的那些人一样死于非命。
秘鲁问题
征服墨西哥之后，西班牙人兵分几路，去美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寻找新的财富。其中两人——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迭戈·德·阿尔马格罗——侦察了今天厄瓜多尔的沿海地区，那里处于印加帝国的边缘。印加帝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可以与阿兹特克帝国媲美。巴拿马总督不准皮萨罗和阿尔马格罗用更强大的兵力做进一步探索，于是皮萨罗返回西班牙，希望得到查理五世的支持。1529年5月，皇帝接受了西印度议事会的建议，即“应当殖民秘鲁，并任命皮萨罗为秘鲁的终身总督，负责该地的开发”。但皇帝坚持要求，殖民秘鲁的过程必须是和平的：
因为根据关于该地区的现有情报，当地居民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能够理解我们的神圣天主教信仰，所以没有必要通过武力征服和压倒他们。我们应当善待他们，报之以爱与慷慨。因此我准许［皮萨罗］带领250人前去。
1530年12月，皮萨罗带领阿尔马格罗和其他一些不安分的冒险家，从巴拿马启航，前往秘鲁。[47]
和十年前的科尔特斯一样，皮萨罗来的时间很巧。尽管印加帝国的国土面积将近100万平方公里，并且由复杂的官僚机构和绝佳的道路与桥梁网络连为一体，帝国却缺少清晰的继承政策：每一位统治者驾崩后，他的男性亲戚将开展一场血腥的斗争，直到其中一人战胜或杀死所有的竞争对手。1527年印加皇帝驾崩后，发生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残酷斗争，战争持续了五年之久，直到前任皇帝的儿子阿塔瓦尔帕的支持者打败并俘虏了他的竞争对手。1532年11月，阿塔瓦尔帕率领4万大军，胜利进军都城库斯科，快走到卡哈马卡的时候邂逅了皮萨罗。此时皮萨罗带领着167个欧洲人（其中三分之一是骑兵）和一些野战炮，也正在前往库斯科。阿塔瓦尔帕自恃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愚蠢地接受了进入卡哈马卡城市广场的邀请。不料皮萨罗在广场周围的房屋里埋伏了大炮和士兵。印加皇帝走进广场后，皮萨罗一声令下，“炮手就向人山人海的广场中央开炮”，他的骑兵趁着混乱立刻发动冲锋。根据胜利者之一的记述：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动手反抗西班牙人，因为他们看到［皮萨罗］在他们当中，并且第一次看到大炮轰鸣和骑兵冲锋的景象，不禁呆若木鸡……这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所以他们乱作一团，各自抱头鼠窜，而不是留下来抵抗。
尽管这次战斗持续的时间不到半个钟头，但结束时“有2000名美洲土著倒毙在广场上，这还不算负伤的人”。也就是说，在卡哈马卡的每一个欧洲人都在不到一小时里杀死了超过十个敌人。[48]
阿塔瓦尔帕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尽管在这次大屠杀之后西班牙人剥去了他的金色长袍和珠宝首饰，给他换上“普通的土著服装”，但皮萨罗尊重他身为印加皇帝的地位，就像科尔特斯对待蒙特祖马那样，允许阿塔瓦尔帕继续发号施令（包括处决皇室的绝大多数成员）和征收所有贵金属作为自己的赎金，并诱骗他相信西班牙人会释放他，让他统治自己赢得的帝国。1533年3月到7月，超过6吨的黄金和12吨白银被送到卡哈马卡，在那里被熔化后铸造成金条银条。拿到赎金之后，皮萨罗立刻命令将阿塔瓦尔帕勒死。
和老前辈科尔特斯一样，皮萨罗为了获得查理五世对其行动的批准，也把相当多的战利品送回西班牙，用来支持皇帝的霸业。其中有“美洲此前从未见过的精美绝伦的工艺品，我相信任何基督教君主都不曾拥有”，它们一定能帮助“皇帝陛下讨伐土耳其人，即我们的神圣信仰的敌人”。[49]来自秘鲁的财宝在1534年被公开展示，就像当年科尔特斯从墨西哥送来的宝物一样，十分引人注目。二十年后，编年史家佩德罗·谢萨·德·莱昂回忆了他当初看到“在塞维利亚展出的神奇物件，都是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答应给西班牙人的宝物”时的兴奋。但查理五世不是那么热情。“我很高兴看到这一切，”他告诉在塞维利亚的官员，“但考虑到把财宝运到这里需要耗费的时间，我认为把最稀罕的金银器物送来给我就可以了。其余的都可以铸造成钱币。”1535年1月，因为准备远征突尼斯而“急需军费”，所以皇帝命令将剩余的金银分配给各家王室铸币厂，在两个月内将其铸成钱币，用来付账。[50]
查理五世懂得如何表达感激。他逆转了之前的政策，“根据议事会的建议，也是为了表示我愿意奖赏该地区的征服者与定居者，尤其是那些愿意留在那里的人士”，他通知皮萨罗，“我同意，将在秘鲁永久性地分配土著居民”。尽管皇帝责备皮萨罗在卡哈马卡的所作所为，“杀死了阿塔瓦尔帕，这让我不高兴，因为他是一位君主”，但皇帝补充道：“既然你认为有必要这么做，我现在就批准。”1537年，他赐给皮萨罗“2万名臣属和侯爵头衔”，以及“从你的家族当中挑选任意一人”作为继承人的权利。[51]
尽管得到了这些丰厚奖赏，皮萨罗在秘鲁的处境还是变得岌岌可危。他把阿塔瓦尔帕的几乎全部赎金分给参与抓获阿塔瓦尔帕的人，从他自己和他的几个兄弟开始。他给自己发了超过4万比索的金银，他的几个兄弟共得到超过6万比索。而阿尔马格罗及其部下因为是在印加皇帝被俘之后才抵达的，一共只得到2万比索。这加剧了西班牙征服者们当中原本就有的矛盾，引发了一场内战，导致数千人死亡，包括皮萨罗和阿尔马格罗。1538年，皮萨罗的兄弟打败阿尔马格罗并将他处死。但三年后，阿尔马格罗的一群支持者包围了皮萨罗总督。尽管他杀死了两名敌人，但他的剑卡在第三名敌人的身体里拔不出来，于是阿尔马格罗的儿子趁机一剑戳进他的咽喉。皮萨罗倒在地上，其他人挥剑向他砍了二十多次。这种骇人听闻的杀戮属于近代早期欧洲典型的血亲仇杀，如今（和其他很多东西一样）传播到了海外殖民地。[52]
新法
这些血淋淋的事件很快就在欧洲广为人知，因为好几位西班牙征服者出版了详细描写血腥征服秘鲁过程的畅销书。萨拉曼卡大学最有地位的神学教授、多明我会修士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向一位同僚哀叹道，他阅读的东西很少能吓到他，但“秘鲁发生的事情令我毛骨悚然”：
我看不到这场战争有何公道可言。我从前不久与阿塔瓦尔帕对战的人们那里得知，阿塔瓦尔帕和他的追随者都并没有以任何形式反对基督教，也没有做任何需要我们对其宣战的事情……我担心，随后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恐怕会更恶劣。[53]
维多利亚的担心很有道理。多年后，门多萨副王对美洲的暴力活动进行了令人胆寒的详细描述。他吹嘘道，他有三种办法来处决土著居民：“用大炮轰击他们，直到他们粉身碎骨；放狗咬他们；或者把他们交给非洲奴隶杀死。”他对这些暴行的辩解是，“我们需要放狗咬他们，或者炮轰他们，既是为了惩罚罪犯，以儆效尤”，也是在遵循欧洲的先例。门多萨年轻的时候曾参与收复格拉纳达的战争，在那期间（他提醒查理五世）“我们曾经殴打许多穆斯林，用乱石砸死了很多穆斯林，因为他们违背我们的神圣信仰。在这样的案例里，无须劳烦法庭”。门多萨补充道，没有被残酷处死的土著“将被当作奴隶”，在西班牙殖民者当中分配。[54]
教宗保罗三世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极为震惊，于1537年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美洲土著不是“为了给我们服务而被创造出来的愚蠢牲畜”，而是真正的人类，所以“理应自由地、合法地享有自己的自由与财产。绝不能以任何形式奴役他们。如果发生了奴役他们的事情，那也是无效的”。他还命令枢机主教塔韦拉将违令者逐出教门。次年，卡斯蒂利亚议会就查理五世关于征收消费税的要求辩论时，参会的资历最深的贵族把皇帝在欧洲和美洲的帝国霸业的高昂代价联系起来：
陛下年纪还轻，还能享有西班牙诸王国许多年，而他让诸王国肩负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对他自己极其不利。要不了几年，西班牙的居民就会被毁掉，就像新大陆的土著居民一样。如果我们按照当前的速度继续下去，几年之后西班牙诸王国的资源就会枯竭，就像在海外最初找到的黄金很快就耗尽了一样。
1539年年初，维多利亚在萨拉曼卡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演讲，严厉谴责了西班牙征服者对美洲土著的虐待。他说，西班牙人奴役土著的时候是不是在遵循王室的命令并不重要，因为他们违反了自然的律法，也违反了神圣的律法。他的演讲还质疑了西班牙统治美洲的法理依据。[55]
查理五世对这些批评做了激烈的回应。他禁止在西班牙发表教宗的诏书，并请教宗将其撤销。1539年11月，在开始那趟横穿法国的旅行之前，皇帝命令萨拉曼卡的多明我会修道院（维多利亚及其多位同僚居住在那里）的院长“立刻召见”所有“曾讨论我对于西印度的权利的学者，不管他们是在布道时讨论还是在课堂上讨论，不管是公开还是秘密讨论；并让他们宣誓之后供认自己在何时何地、在何人面前讨论过此事”。修道院院长随后还必须向一位特别专员呈送调查结果，专员则需将结果禀报朝廷。另外，“除非得到我的特别许可，否则现在和将来任何人都不能就该话题发表布道或讨论，也不允许印刷任何与之相关的作品。如果有人违反我的意志，我将视之为对我的严重冒犯”。[56]
1541年远征阿尔及尔的惨败似乎让皇帝改了主意。他开始怀疑，他之所以失去上帝的眷顾，或许是因为他没有保护他的美洲臣民。他返回西班牙不久之后就开始彻底地审视以他的名义在海外执行的政策。[57]这项工作于1542年4月开始，当时卡斯蒂利亚议会发出的请愿之一就是：“我们恳求陛下纠正美洲土著居民遭受的残酷待遇，因为纠正这些弊端才是为上帝服务，才能保住美洲。否则美洲将会十室九空。”查理五世的回应是设立了一个由13名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由洛艾萨（查理五世曾经的告解神父）主持，委员包括佩德罗·德·索托（查理五世当时的告解神父）以及“一些高级教士、绅士、修士和我的一些谋臣”（其中有洛斯·科沃斯和苏尼加）。
这个特别委员会当着皇帝的面听取了一些专家证人的证词，其中包括像维多利亚那样的神学家，也包括像拉斯·卡萨斯那样不久前刚从美洲回来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与大家分享了关于西班牙人暴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证据。十年后，拉斯·卡萨斯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撰写了《西印度毁灭述略》。拉斯·卡萨斯说，腓力王子的教师胡安·马丁内斯·德·西利塞奥向他要了一份材料，送给腓力王子看。特别委员会随后起草了《关于治理美洲以及要求善待和保护土著居民的新法律法规》。查理五世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听到的东西让他感到羞愧，他下定决心要改革，于是在1542年11月签署了这部“新法”。[58]
这份法律文件的开头比较不寻常，是皇帝的道歉：
多年来，我非常愿意并且热切地希望细致地研究美洲事务，因为美洲对我们为上帝服务和弘扬我们的神圣天主教信仰都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我们需要保护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并妥善地治理他们……［但是］尽管我努力抽出时间处理此事，却因为事务繁忙，也因为我难免需要经常离开西班牙，所以始终未能如愿。
现在，他设立了上述的美洲事务特别委员会来“研讨和处理我发现亟待处理的最重要的事务，并多次听取了委员会在御前的辩论。在吸收了委员会所有成员的意见之后，我做出下列决定……”随后是大约四十个条款，旨在“保护土著人口并使其繁荣昌盛，向其教导和传播我们的天主教信仰，将其视为自由人民和我的臣民，因为这确实是他们的身份”；有一些条款坚持要求，向土著居民索取的赋税和劳役“必须在他们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些条款改革了西印度议事会的办事程序，为秘鲁设立了一个副王职位和一个王家检审庭，还为危地马拉设立了一个王家检审庭。[59]
有三个条款令美洲各地的西班牙殖民者勃然大怒。其中一条规定，除了因为战争或叛乱而被奴役的人之外，全体土著居民（以及所有印第安妇女儿童）应当立即获得自由；并且在将来，西班牙人不得奴役任何土著，哪怕是“卷入叛乱”的土著。另一条规定，今后不再向任何人授予监护征赋权，并规定“每个监护征赋主去世后，为他劳作的奴隶将被纳入王室的庄园”；还命令拥有监护征赋权的王室官员和宗教机构立即放弃该权利。第三个有争议的条款是，“在近期的战争”，即在秘鲁发生的阿尔马格罗与皮萨罗两派之间的战争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人”“将失去土著居民的劳役服务，这些土著将被纳入王室的庄园”。这三个条款最具有决定性，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与皇帝之前发布的一系列指示相抵触。
皇帝在16世纪30年代发布的一些令状向若干西班牙征服者群体授予了“永久性分配的土著居民”，所以每个监护征赋主去世后，他的合法儿女或遗孀可以继承一批土著劳工。同样，根据查理五世在1534年发布的明确命令，被指控抵抗西班牙人的土著、战俘或者被殖民地法庭判定犯有死罪但减刑为苦役的土著，都被视为奴隶。很多殖民者拥有大量这样的奴隶。墨西哥检审庭尖刻地提醒查理五世：“陛下曾告诉我们，这些做法您都批准。”[60]
在很多西班牙殖民者看来，“新法”似乎是皇帝对他们的宣战书，所以他们迅速发动了强有力的反抗。墨西哥城的行政长官赫罗尼莫·洛佩斯也是“最早的征服者”之一，他于1543年10月写信给西印度议事会，发出了或许是最雄辩的抗议。他承认，“陛下的一些命令非常公道，将会有助于按照您的意愿保护和维护这个国度”，但抗议道，如果皇帝食言，废除“监护征赋权可以世袭”的决定，那么“这个国度将无以为继，会完全荒废，被土著居民控制”。而“不可以奴役任何土著，即便他们起来造反”的命令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陛下在鼓励他们明天就起来犯上作乱，因为他们看到，您已经决定不惩罚他们”。
洛佩斯写道，皇帝应当记得，他在美洲的新领地“距离陛下的人身和控制范围极其遥远，并且美洲的土著人口至少是在美洲的西班牙人的一千倍”，所以如果发生动乱，“陛下不可能从塞维利亚或格拉纳达援救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向您求助，您也没有时间派人来援助。所以陛下必须在美洲维持预备队”。因此：
如果美洲像尼德兰、那不勒斯、纳瓦拉或格拉纳达一样是陛下能够亲自视察的地方……那么您最好亲自来看看如何改善当地的条件，但我们距离您太遥远，陛下没办法亲自来看，也没办法从西班牙发号施令，等到您的决定送达我们这里的时候，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第一个跨大西洋帝国的核心问题之一：遥远的距离让查理五世不得不依赖其他人的建议，“但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自己对美洲的有限见闻来给您意见”。洛佩斯特别批评了修士们给皇帝的政治建议，因为“修士们很少有治理城乡的经验，甚至对管理自己的家仆也缺乏经验”，“他们不懂得，要维持如此庞大的事业正常运转，需要多少辛劳、多少鲜血和多少人的生命”。“他们给陛下的建议会让您失去美洲的一切。”所以皇帝应当只听那些真正懂行的人的建议，尤其是像洛佩斯那样的征服者，因为他“亲眼见过美洲的一切”。[61]
和他之前的科尔特斯一样，洛佩斯是在白费功夫。收到这封信的人是西印度议事会主席洛艾萨，他和拉斯·卡萨斯、索托与维多利亚一样，是多明我会的修士。他不大可能放弃自己刚刚说服皇帝采纳的政策，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给洛佩斯的信做了这样的批示：“已阅。无须回复。”西印度议事会任命了自己的成员之一弗朗西斯科·特略·德·桑多瓦尔神父为墨西哥的总监察官，并指示他立刻去墨西哥执行“新法”。西印度议事会还任命对军事和航海都有丰富经验的贵族布拉斯科·努涅斯·贝拉为首任秘鲁副王，向他发布了与桑多瓦尔类似的命令。皇帝的亲信圈子赢得了一场大胜，而他们的胜利险些让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就此结束。
秘鲁的叛乱
在墨西哥和中美洲，门多萨副王立刻看到了“新法”蕴含的危险，于是决定暂缓将其公布，先向皇帝汇报反对的理由。用一个在危地马拉的殖民者1545年的话说：“西班牙的‘新法’没有得到遵守，也无人服从。”[62]努涅斯·贝拉就不像门多萨那样审慎了：他于1544年5月抵达秘鲁之后就执行皇帝的“新法”，开始撤销王室官员、神职人员和参与了近期内战的人的监护征赋权。他的这些行动自然疏远了西班牙殖民者，他们现在至少有5000人。其中很多人向已故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兄弟和继承人贡萨洛寻求庇护。贡萨洛·皮萨罗自己也是一位富有魅力的领袖。
贡萨洛先是起草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以秘鲁的各城市与监护征赋主的名义向皇帝抗议说，“新法”的某些条款威胁到了西班牙在秘鲁的统治。他（像墨西哥副王）一样请求暂缓执行“新法”，直到皇帝听取受“新法”影响的人们的反对意见。[63]和门多萨不同的是，努涅斯·贝拉不理睬殖民者的怨言，而是专横跋扈地行事，还捅死了一位反对他的高级财政官员。于是，利马的检审庭宣布废黜努涅斯·贝拉，将他囚禁起来，并认可贡萨洛为秘鲁总督。
这些令人警觉的消息传到查理五世耳边的时候，他正在尼德兰，所以首先由腓力王子的摄政会议讨论对策。阿尔瓦公爵主张立即派遣一支军队去恢复秩序，因为“这样的抗命不遵、放肆和暴虐行为，只有通过严刑峻法才能纠正或惩罚”。但他的同僚指出，西班牙距离加勒比海非常遥远（大约5000公里），所以大多数士兵会死在横跨大西洋的航行途中，并且皮萨罗的舰队控制着王家军队必须经过的太平洋。[64]
秘鲁局势继续恶化。1545年，努涅斯·贝拉副王成功越狱，重整旗鼓，但皮萨罗穷追不舍，率领800人（其中一些曾经是公社起义者）打败了贝拉和他麾下少量忠于皇帝的人，并将他斩杀。现在整个秘鲁副王辖区掀起了公开叛乱。据一位廷臣说，秘鲁叛军的“大胆和轻率”比公社起义更让皇帝愤怒，“因为公社起义者在西班牙造反的时候，皇帝的权威和声望还比较低，他当时还年轻，缺乏治国经验”。查理五世尤其怨恨身为平民百姓的贡萨洛·皮萨罗竟然企图自立为“秘鲁国王”。“解决秘鲁的问题，”洛斯·科沃斯在1545年7月写道，“已经成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65]
到此时，已经有大量反对“新法”的书信、备忘录和个人证词被从墨西哥送到西班牙，全都敦促皇帝保留世袭的监护征赋权，理由是，监护征赋制虽不完美，却是美洲所有商业、工业和传教事业的基础。就连新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修士也声称，他们的传教工作依赖于印第安人的劳动，所以如果他们不能运用印第安人劳动，就不得不离开美洲。于是，查理五世的谋臣们建议做出重大让步，免得（这是胡安·德·苏尼加的话）将来需要第二次征服美洲，不过这一次是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征服。腓力王子概括了谋臣们的意见，发给父亲：“大家都同意，光靠努力和武力是不足以平定和收复秘鲁的，我们必须授权某位极其审慎、睿智和经验丰富的人士去谈判。”在另一封信里，洛斯·科沃斯向皇帝建议，理想的谈判代表是佩德罗·德·拉·加斯卡。[66]
拉·加斯卡出身于普通人家，曾获得奖学金在阿尔卡拉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攻读法律和神学，师从维多利亚和西利塞奥。后来拉·加斯卡成为神父。1541年，御前会议主席和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塔韦拉任命拉·加斯卡为宗教法官。拉·加斯卡自信得到了枢机主教和洛斯·科沃斯的支持，所以立刻接受了去秘鲁与叛军谈判的使命，但向皇帝索要史无前例的极大权力，否则他就不去秘鲁。他要求获得：赦免任何罪行的权力，不管是民事犯罪还是刑事犯罪，是违反了公法还是私法；开战与议和的权力；若有必要，有权征收王室金库的资金从而组建和维持军队。这样的要求实在放肆，“御前会议讨论了拉·加斯卡的要求，意见不一”；但面对大西洋彼岸大规模叛乱这样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最终建议查理五世接受。[67]
皇帝犹豫了一段时间，因为他知道“美洲的事务极其重大，我必须仔细审视和斟酌必须采取的措施”。但在1545年秋季，他授权向殖民者做一些重要的让步。尽管他仍然不准奴役印第安人，但他撤销了“要求土著居民在监护征赋主死后成为王室的直接臣属的法律”：从今往后，最早一批征服者的遗孀和儿女有权继承他们的监护征赋权。“导致叛乱的其他法律也暂缓执行”，“我命令一切恢复之前的状态”。[68]
此外，查理五世命令召回努涅斯·贝拉（皇帝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并授权拉·加斯卡将副王和利马检审庭的法官停职并送回西班牙，“如果他们犯有任何错误的话”；还授权他“向任何敢于反抗他的神职人员开战”。拉·加斯卡得到了他索要的每一项权力，还领到了“四十份已经加盖御玺的空白委任状，可以将其发给用行动证明自己对陛下忠诚的人”。最后，“有鉴于旅途遥远、险象环生”，查理五世授权拉·加斯卡“提名你认为最有资格”接替他的人；皇帝还指示美洲其他地方的官员“为你提供你需要的一切便利，执行你的一切命令”。[69]
查理五世还给拉·加斯卡写了一封信，提了很多好建议。“因为小事有时会升级为政府无法解决的大问题”，拉·加斯卡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如果你言行不一，人们会认为你反复无常、是无足轻重之辈”。“水至清则无鱼。不要审判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你应当只审判受到指控的人的言行。你必须假装不知道其他人的言行，因为如果要调查每一种违法行为的话，很少有人（或者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无辜的。”和三年前给腓力王子的秘密指示一样，这封信也展示了皇帝对于统治的艺术已经有了多么深刻的体会。[70]
1546年8月，也就是查理五世在因戈尔施塔特面对德意志叛军的同时，拉·加斯卡抵达巴拿马，在那里设立大本营，同时开始设法攻击秘鲁的叛军。直到1547年12月，他向库斯科进发的时候，才感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能够指控贡萨洛·皮萨罗谋反和叛国，将他的行为举止与新西班牙的殖民者做对比：新西班牙的殖民者“没有动武、没有骚乱”地表达了对“新法”的反对，而皮萨罗“不满足于和平地表达不满，而是为非作歹，仿佛已经忘了谁是国王”。他谴责皮萨罗处决异己，怒斥皮萨罗“反叛陛下的恶行”消耗了王室的财政资源。皮萨罗还向拉·加斯卡行贿，“如果我［拉·加斯卡］愿意回到西班牙并建议陛下任命你［皮萨罗］为总督”，皮萨罗就给他2万比索。拉·加斯卡写道：“我对这种贿赂嗤之以鼻。阁下［皮萨罗］居然幻想陛下会派一个可能被金钱腐蚀的人来对付你，真是可笑之至。”他最后向皮萨罗描述了恐怖的前景：如果皮萨罗拒绝“悔过并重新为上帝和皇帝服务，你将失去肉体和灵魂。你很快就会看到”。[71]
拉·加斯卡不是开玩笑的人。1548年4月，他把自己1500人的军队（配备11门火炮）部署到库斯科城外的一处平地，刺激皮萨罗出来应战。随后发生的战斗的参战人数和伤亡人数都比一年前的米尔贝格战役少得多（拉·加斯卡一方只有1名士兵死亡，叛军有45人死亡），但同样具有决定性。在一轮大炮对轰之后（这在美洲大陆上是第一次），许多叛军溜之大吉，而皮萨罗“和他的一些军官既没有抵抗，也不逃跑”，束手就擒。拉·加斯卡考虑“我们是把他们押解到库斯科，在那里处置他们，还是就地处置他们”，最后得出结论：“还是立刻采取行动为好，免得夜长梦多，让他们逃跑了；并且，只要贡萨洛·皮萨罗还活着，此地就没有和平的希望。”贡萨洛和他的四名副将在战场上被斩首，其首级被送到库斯科示众。[72]
如果说此时拉·加斯卡对自己的决定还有所顾虑的话，等他发现库斯科的叛军从旗帜上除去了王室纹章并将其丢在火盆里烧掉”并且“计划在打败我的军队之后立即推举贡萨洛·皮萨罗为王”之后，就全然没有顾虑了。当地主教放逐了为数众多的曾支持皮萨罗的神职人员，包括胡安·科罗内尔，他“之前是基多[73]的教士……写了一本叫《论正义的战争》（De bello justo）的书，为此次叛乱辩护”。世俗法官处决了至少50名皮萨罗的同党，其中有些人死前曾遭受酷刑折磨，肢体被毁坏；另有约1000人受到或轻或重的处罚，通常是流放。这些清洗，再加上“贡萨洛·皮萨罗及其追随者在叛乱期间处死了约340人”，消灭了第一代西班牙征服者的大约三分之一，以及印加皇室的绝大多数成员。
就像二十五年前对待卡斯蒂利亚和巴伦西亚的反叛者一样，查理五世对秘鲁反叛者也毫不手软。有些反叛者曾将金钱和货物送到在西班牙的家属手中，现在查理五世命令西班牙的法官严厉处罚这些亲属，没收其土地、房屋和其他资产，直到被罚没的资产的价值相当于他们从秘鲁获得的资产。他甚至命令没收一些反叛者为了安排自己的女性亲属进修道院而向修道院缴纳的费用。[74]
平定秘鲁的那个人很快闻名遐迩。1550年1月，编年史家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写信祝贺拉·加斯卡“奉皇帝之命进行的冒险”大获全胜，并阿谀奉承地恳求他写一份详细叙述，好放在奥维多的《西印度通史》（是皇帝让他撰写的）里。奥维多宣布，他的史诗将从哥伦布的远航开始，以平定秘鲁的故事结束，因为相关的消息“来得正巧，能够放在我的第三卷里”。拉·加斯卡成为奥维多的巨著当中两章的主角。[75]拉·加斯卡的成功也让查理五世肃然起敬：读了他对打败皮萨罗以及“处置他和他的同伙”的叙述之后，“我十分满意”。皇帝兴高采烈地说，上帝和拉·加斯卡已经创造了合适的条件，让皇帝可以“继续执行我一贯的计划”：弘扬我们的神圣天主教信仰，同时恢复太平与公道，使我的子民与臣属不再遭受残酷的暴行、抢劫和谋杀。查理五世随后宣布，他已经任命安东尼奥·德·门多萨为下一任秘鲁副王，而拉·加斯卡在向门多萨汇报之后，“我准许你在上帝的祝福下返回西班牙，并请你携带尽可能多的金银回国”。[76]拉·加斯卡的成绩又一次超出了皇帝的期望：他于1550年9月在塞维利亚上岸时带来了超过200万杜卡特现金，这是一大笔惊人的意外之财，查理五世一边幻想着应当怎么花这笔钱，一边将它与二十年前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支付的赎金相提并论。这笔钱“极大地增进了我的声望，让我得以执行我构想的所有计划”。[77]
不过，拉·加斯卡的这次冒险其实是险胜。门多萨副王给出了一句精练的评价：“陛下和御前会议的大人们采取的措施是神圣的、正义的，但我们不能否认，正是陛下的‘新法’毁了秘鲁。”他回忆道：“秘鲁发生叛乱的很多年前我就向皇帝警示过，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当时没有更清楚地解释自己的意思，因为我如果解释了，肯定会吃苦头：我很遗憾，陛下、他的谋臣以及修士们联合起来消灭了那里的那些可怜人。”[78]拉·加斯卡发现，不仅有必要在秘鲁维持监护征赋制，甚至还需要将其扩大，把每年超过100万杜卡特的收入分发给支持他的人，但即便这样的数字仍然不够：有些背弃了贡萨洛但没有得到朝廷奖赏或者只得到很少奖赏的人，在1553年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希龙[79]的短暂叛乱期间投奔到他的麾下。
在积极的方面，皮萨罗的覆灭不仅揭示了查理五世对其美洲领地的强大控制力，还展现了他协调美洲资源的能力。1546年12月，拉·加斯卡抵达巴拿马不久之后就提醒其他王室官员，“我们需要美洲的所有地方都服从陛下的命令，听从他的旨意”，并补充道，“在对他的帝王权威与利益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必须“让所有人都聚拢到他的旗帜下，仿佛他本人亲临现场”。拉·加斯卡认为，美洲必须向皇帝展示，“此地的良民愿意为陛下献出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就像西班牙民众愿意全力支持皇帝在匈牙利、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作战”。他的这种言论产生了极佳的效果，尤其是在新西班牙。那里的副王门多萨花了19.2万比索，组建了一支600人的军队在秘鲁服役，由他的儿子指挥。1547年3月，门多萨庄严地检阅了这支远征军。此前美洲还没有过这样的景象。[80]
“一片盛产黄金的新大陆”
1520年在拉科鲁尼亚召开的卡斯蒂利亚议会期间，一篇以查理五世的名义发表的演讲一方面阐述了西班牙人为什么要接受他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另一方面做出承诺，因为他获得了“一片盛产黄金的新大陆，它是上帝专门为了他而创造的，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新大陆并不存在”，所以他的西班牙臣民不必承担他在中欧的新事业的全部开销。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承诺得到了兑现。1523年，马丁·德·萨利纳斯注意到，“从美洲来的船只运来了80万比索的黄金”，并得出结论：“看来上帝在掌管皇帝陛下的事业，因为他的事业一帆风顺。”[81]十年后，阿塔瓦尔帕的赎金在被运往西班牙的途中经过巴拿马时，当地的一位财政官员惊呼道：
因为陛下行走在上帝的正道上，兢兢业业地侍奉他，保卫基督教社会和我们神圣天主教的教会，所以上帝援助陛下，鼓动您的斗志，增加您的资源，帮助您从事神圣的事业，向土耳其人、路德派和其他的信仰之敌开战。
1535年，在巴塞罗那，萨利纳斯惊愕地发现，查理五世“命令他的各王国的铸币师傅都来到这座城市，并把从美洲来的金银都运到这里，将其全部铸成钱币”。他估计这批金银的价值为50万杜卡特。用詹姆斯·特雷西[82]的话说：“突尼斯远征之所以能够发动，完全要感谢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了秘鲁，充实了皇帝的金库。”[83]
从美洲来的财富的绝大部分出自一种起源于卡斯蒂利亚的赋税——“国王的五分之一税”，这意味着在针对信仰之敌的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的五分之一，以及全部矿产的五分之一，都属于国王。在查理五世在位期间，他在墨西哥的收入的一半以上，在秘鲁的收入的五分之四，都来自这种税。其余部分大多来自土著向王室缴纳的贡赋或者没收的财物。查理五世有九次充公了原本发送给个人的资金，并运用欺骗手段掩饰自己的意图。1523年，为了给入侵法国的行动筹集军费，他命令塞维利亚的官员扣押和存储从美洲运来的全部金银、珍珠和商品，不管它们是运给王室的，还是运给“商人和其他个人的。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我命令扣押的”。
1535年，他命令，如果有任何船只“从秘鲁或其他地方运来大宗黄金，就用欺骗或你认为最适合掩饰你意图的手段将其扣押，并派遣一名快速信使［con correo volante］给我送来船上货物的详细清单”。如果这批货物的主人发出抗议并要求收回自己的金钱，那么王室官员必须对其撒谎，“让所有人都相信，你不能将其归还，因为需要时间将这些金银铸造成钱币”。1543年，皇帝准备讨伐海尔德和法国的时候，又一次命令：“从今往后，如果有船只运送8万杜卡特或更多的黄金抵达，你必须将运送给个人的金银和珍珠扣押，绝无例外，然后运用谎言或你喜欢的任何欺骗手段，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是我的命令。”[84]财产被扣押的人得到的补偿是利率极低的政府债券（juros）。
查理五世对这些欺诈的辩解是，他需要捍卫“我的声望和权威，并保卫我的各领地”，但一再发生的扣押大宗资产的行动带来了巨额的经济上的机会成本：出境的金钱，不管是用来支付军饷还是偿还欠银行家的债务，都不能用于投资国内产业；而他在位期间，每年支付政府债券的利息的支出增长了一倍以上。即便如此，真金白银的诱惑还是太大了。巴伦西亚编年史家马蒂·德·比西亚纳后来评论道：“皇帝陛下从美洲获得了极大的好处。有了美洲的财富和西班牙的士兵，他随时都可以比其他任何一位基督教君主做更多的事情。”用今天的话说，在好几个关键时刻，美洲“让查理五世再次伟大”。[85]
经验主义的帝国
为了将自己的资产最大化，查理五世需要克服好几个根本性的障碍，才能有效地对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施行治理。在欧洲，他运用四种策略来控制自己七零八落的领地：他尽可能频繁地访问每一块领地，并在那里停留尽可能久的时间；他授权自己的近亲代表他理政；他通过婚姻来缔结联盟；他创建了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体制结构。他在美洲无法运用前三种策略，所以更加依赖第四种。但和其他领地的情况一样，在美洲，朋党利益和个人私利也往往会影响他的统治。1551年，安东尼奥·德·门多萨根据自己担任副王十六年的丰富经验，给查理五世发了一份报告，抱怨“新西班牙的人更喜欢多管闲事，而不是管好自己的事情”，“他们主要关心的事情就是公共管理，尤其是批评和评判政府的一举一动”。副王继续写道，不幸的是，“给我提意见和批评我的人多如牛毛，但真正出麻烦的时候能够帮助我的人却少之又少”。[86]这种根本性的障碍又产生了另一种障碍。我们不妨再次引用门多萨的报告：“陛下任命我和像我一样的人为副王和总督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新岗位还没有经验；然后陛下又任命一些在西班牙不配得到行政长官职位的人为美洲的法官。您把新大陆托付给一群没有资格、毫无准备的人。”他继续愤恨地写道：“那么陛下期望在2000里格之外会发生什么？当他们尝试做自己不懂的事情的时候，一切都会乱七八糟。”[87]
查理五世很熟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1526年，他对自己无法有效地处理古巴殖民者的请愿（“因为我没有关于那些殖民地及其居民的详细信息或完整数据”）而感到沮丧，于是签署了一份文件，声称：“我希望你们禀报在该岛拥有的房屋、庄园、收入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他还命令古巴总督“收到此文件后立刻详细汇报各方面情况”。十年后，他命令门多萨“始终把你在那些国度的见闻和行动禀报给我……”新任副王必须命人制作“主要城镇与港口的地图……向我汇报每个定居点的位置和海拔，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距离”，并将这些信息发送到西班牙。[88]
查理五世还批准了一些处理这些信息的新手段。1526年他和西印度议事会在塞维利亚的时候，他们视察了西印度贸易总署，命令它整理现有的凌乱的地图与文件，并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地理资料库，“有文字的也有图像的，你们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处理。要咨询每一个懂得航海、对其有经验的人的意见”。官员们还必须确保所有驶过大西洋的领航员“每天记录自己的航行数据，从港口或他们启航的地方开始，一直记录到他们返回塞维利亚时……记录他们每天走过的航程、方位、他们遇到的陆地的纬度”。据阿恩特·布兰戴克[89]说：“全部数据似乎都被收集在一本书里，其中包括超过150名领航员提供的信息。”[90]
通过这些途径获得的海量信息，成为查理五世的一系列立法的基础，他通过这些立法来管理新大陆的经济、社会和行政：“为了增进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繁荣，我命令不得解放结婚的非洲奴隶及其子女”（1526年）；“如有必要，可以在圣多明各城开办妓院”（1526年）；在墨西哥和圣多明各的新铸币厂铸造的钱币的图案必须“一面是城堡、雄狮和石榴”（分别是卡斯蒂利亚、莱昂和格拉纳达的象征），“另一面是两根石柱和一面旗帜，上书‘走得更远’，那是我作为君主的象征”（1544年）；诸如此类。到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时，他已经为自己在西半球的领地签发了超过1000道法案，而为西班牙签发的法案仅有700道。有些法案的存续时间很短暂，或者后来被撤销，但1680年西属美洲法典中的法案有15%是查理五世颁布的。[91]
皇帝还签发了成千上万份公文以处理具体的问题。1536年，他得知尼加拉瓜有个西班牙人强奸了一名土著女子然后纵火烧掉她的房屋，将她烧死，而当地总督虽然“起诉他，却仅仅对他罚款5比索”。对于如此严重的罪行，这样的处罚显然是不够的。于是查理五世命令当地总督重审此案，“并将判决发送给我的西印度议事会”。[92]在这两年前，他授权支付1000杜卡特给某人，设计后来的巴拿马运河的一个原型，因为在巴拿马地峡的官员发来的报告说“改善查格雷斯河的适航性会非常有用”，并且需要提升从巴拿马到农布雷德迪奥斯[93]的货运量。[94]这是“次级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的教科书式范例：处于帝国边缘的官员自行做出决策，仅在事后寻求王室的批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发生在1550年，当时查理五世收到了西印度议事会的一份奏章，其中有门多萨副王的一份报告（他因为长期担任副王，显然自信满怀），提醒大家，他曾多次请求在新西班牙建立“一所大学，在那里传授各学科的知识，并为土著居民和西班牙定居者的孩子提供教育”。门多萨现在“任命了一些人开始教课，希望陛下会同意建立和庇护这样一所大学”。门多萨设想的大学的宪章参考了萨拉曼卡大学和阿尔卡拉大学。议事会注意到当地教士强烈赞成建立新大学，于是建议查理五世为其提供每年1000金比索的经费。相关的王室文件写道：“看来我应当按照议事会的建议来办。”1551年9月，一道御旨授权墨西哥的财政官员每年拨款1000金比索给新的大学。这所大学的教学工作于1553年开始，延续至今。[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