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查理五世已经在美洲创办了一所大学，并且也是为了回应来自帝国边缘的压力。1548年，多明我会新近在秘鲁设立的分支的修士请求为他们在利马的修道院建立一所附属大学，并派遣他们的分支领导人去请求皇帝批准。这位领导人首先去找利马的市议会，它任命这位修士为利马的代表之一（拉·加斯卡后来也担任过利马的代表），让他去请求皇帝建立“一所学院，令其享有与萨拉曼卡大学相同的特权、豁免权和宪章”，因为“这些地区距离西班牙十分遥远，如果本地人把儿子送到西班牙读大学，花费太大；于是有些人就会因为没有机会上大学而处于无知的状态”。当年晚些时候，查理五世听取了代表们的陈情，然后从“王家金库拨款3000金比索用于维持”这所新学院。这就是延续至今的利马大学（今天的名字是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96]
查理五世真的关心美洲吗
很多人会说，查理五世在这项事业，以及美洲的其他事业当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尤其是在那些他本人没有签字的法案方面。比如，1551年创办利马大学和墨西哥大学并为其拨款的令状发布的时候，皇帝正在奥格斯堡。在令状上签字的人是他在巴利亚多利德的摄政者。[97]但这两件事情，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都需要皇帝的批准，皇帝还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来研讨部分事务。例如，安东尼奥·德·门多萨的那份报告（指责查理五世对美洲事务的处理前后矛盾、不够完整）送到皇帝手里的时候（1552年3月），他正在因斯布鲁克。“我仔细听人朗读了这份报告”，他告诉儿子，因为该报告包含了“一些需要仔细斟酌的方面”。因此他命令，必须对门多萨提出的所有事项“加以讨论和考虑，从而让我做决策的时候已经掌握了全部事实”。[98]
有些官员抱怨皇帝对美洲事物的干预过于频繁，他又经常改主意（也就意味着改变政策），造成了没必要的纷扰。“皇帝陛下及其议事会和修士们，”门多萨抗议道，“浪费了太多时间、太多纸张和墨水，左右踌躇，发布互相矛盾的命令，每天都改变政府的体制。”[99]这样前后不一致的情况非常多。例如，尽管皇帝在1535年庄严宣布，在1541年和1542年又重申，“我和我的继承人”永远不会“将特拉斯卡拉城及其领土从王室直接控制的范围分离出去”，但他多次食言，把那个省份的土地册封给一些西班牙人。尽管副王们支持特拉斯卡拉人的抗议，但皇帝对这些土地的封授很少被撤销。[100]“新法”的情况大体上也是这样，它们于1542年颁布，1546年就被部分撤销。1550年路易斯·德·贝拉斯科成为墨西哥副王时，查理五世给他的指示是：“维护我为了妥善治理美洲而颁布的‘新法’的所有条文。”但贝拉斯科和他的前任一样，也颁布了许多令状，允许第一代西班牙征服者的儿子继承科尔特斯授予的监护征赋权。这公然违反了“新法”。[101]
不过这样的措施仍然只是例外。查理五世坚决反对“永久性”地授予监护征赋权。1553年他曾请腓力王子考虑“从美洲的监护征赋主那里可以征收什么类型的税费。我觉得监护征赋制很复杂和棘手，因为有很多互相抵触的意见”。腓力王子恪尽职守地召集了一个由神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考虑此事，但他后来报告称，该委员会的一致意见是：“要保全和平定那些土地”，唯一的办法是出售永久性的监护征赋权。查理五世断然拒绝：“你们知道，我从来不喜欢这种措施，并且一直努力避免它。”腓力必须等到自己成为卡斯蒂利亚及其美洲殖民地的统治者之后，那时“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办事，可以签署相关的命令，因为美洲将全部属于你；而且那样的话，我也不需要克服自己的顾虑”。[102]
“自己的顾虑”，查理五世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1549年拉斯·卡萨斯和多明各·德·索托的一次对话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拉斯·卡萨斯不明白，皇帝既然想要执行最好的殖民政策，那么为什么几乎什么都没做。索托是查理五世当时的告解神父，他承认，他们的主公的确没有采取恰当的行动，但部分原因是“很难为美洲事务找到补救的办法，因为它太遥远；尤其因为从美洲来的人们的说法大相径庭，我们很难确定应当相信谁”。拉斯·卡萨斯表示同意，并补充道，不仅美洲“距离皇帝太遥远，即使是为了较近地区的繁重公务，皇帝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所以要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需要的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脑力与体力，还需要很多人的努力”。[103]这样的建议产生了结果：不久之后，查理五世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讨论征服、探索和垦殖”美洲的“最恰当的方法”，“并检查皇帝陛下在美洲的臣民的正确状态，而不至于危害陛下的良心”。这个委员会在巴利亚多利德（西班牙的行政首都）开会，有来自各个中央议事会的九位大臣参加，还有两位主教和四位神学家（包括多明各·德·索托）。在好几个星期的会议期间，他们听取并讨论了拉斯·卡萨斯和人文主义学者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的提案。委员会的好几位成员有美洲经验，有的人亲身去过美洲（比如拉·加斯卡和特略·德·桑多瓦尔），有的人拥有关于美洲的间接经验（比如主持会议的蒙德哈尔侯爵是门多萨副王的兄弟，索托曾参与派遣传教士去美洲的工作）。最后，他们给查理五世的意见是：通过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在美洲获取更多的领土和臣民将会“危害皇帝陛下的良心”，因为“在这些征服过程中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罪孽”。拉斯·卡萨斯把自己在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作为一本小书发表，题为《西印度毁灭述略》，献给腓力王子，希望他能“更有效地劝告和说服皇帝陛下拒绝”继续执行某些恶政（比如授予监护征赋权）。[104]
查理五世本人也倾向于这样的意见。让·格拉皮翁向教宗申请去美洲传教并得到批准之后，于1522年辞去了御前告解神父的职务。接替格拉皮翁的洛艾萨成为西印度议事会主席，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他于1546年去世。索托在成为查理五世的告解神父之前也打算去美洲传教，后来在1550～1551年巴利亚多利德的美洲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05]难怪查理五世关涉到美洲的好几道御旨中说，索托“代表我身为帝王的良心”。相关的例子很多，这里举出两例：1528年“关于如何对待土著居民”的法令中说，当前的做法“是对上帝的犯罪”，也给“我身为帝王的良心带来了沉重负担”；次年，皇帝命令西印度议事会提出恰当的法案来“维护我身为帝王的良心，也是为了保住新西班牙”。[106]
查理五世的大臣和子民不仅很快就学会了尊重他的道德顾虑，还学会了如何利用他的顾虑。1530年，科尔特斯派往西班牙的一名代表向皇帝请愿的形式就是诉诸“陛下的良心”。次年，墨西哥检审庭的法官声称，为了“陛下的良心”，有必要派遣更多的传教士。1533年，科尔特斯声称“将整个国家［墨西哥］分割并分配给”“征服者和第一批殖民者，不仅对于保全墨西哥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为了陛下的良心考虑”。[107]拉·加斯卡在1549年给阿里卡行政长官的一封信中也巧妙地运用了这个理由。阿里卡是秘鲁的一座城市，虽然已经有了“新法”，却仍然把土著送到波托西的银矿里做苦工。拉·加斯卡强调，“禁止将土著居民送去矿里”的法律条款并未被撤销，并且也不可能被撤销，因为“当皇帝陛下发现伊斯帕尼奥拉岛、古巴和［加勒比海］其他岛屿的土著居民因为被送去矿里做苦工而大批死亡后，就坚信不疑，如果他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他就会下地狱。因此他永远不会同意”。拉·加斯卡还警告道：“把土著居民送到170里格之外的矿井，这样的事情是掩盖不了的。这是对上帝的冒犯，也是对皇帝陛下的良心的冒犯，很容易激起他的怒火。”[108]因此必须停止这种恶行。
拉·加斯卡的这些言论并不是孤立的。人们经常用“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这句话来解释查理五世那种神圣的使命感。他的官员认为，阿塔瓦尔帕的赎金是天赐的礼物，让皇帝得以“继续对土耳其人、路德派和其他的信仰之敌作战”。在西班牙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平定秘鲁的小册子描述了“这个路德派教徒贡萨洛·皮萨罗犯下的累累暴行，他不尊重宗教事务和宗教信仰，也不尊重国王的事业”。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皮萨罗或其追随者同情新教，但把他定性为异端分子很符合查理五世的思想。为了他的“良心”，也是为了物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皇帝不可能对新大陆事务置若罔闻。[109]
[1] 查理五世及其同时代人说到新大陆的时候，通常用的是哥伦布所说的“印度”一词。在本书中，我通常使用“美洲”的说法，但有一些例外，尤其是“西印度议事会”，即负责处理王室美洲事务的顾问机构。我通常把cédula翻译为“令状”（warrant），把provisión翻译为“宪章”。对encomiendas（授予强制劳动力的文书）、encomenderos（得到这种授权的定居者）和repartimiento（原指分配encomiendas的过程，后来与encomiendas同义），我没有找到合适的翻译，所以还用西班牙语。
[2] Gómara，Hispania Victrix，dedication. 查理五世不以为然，命令查禁该书。见第十四章。Brading，The first America，44-50对该书及其接受史做了精彩的分析。
[3] Konetzke，Colección，Ⅰ，216-20，from the New Laws，20 Nov. 1542. 对于16世纪初美洲的人口（包括欧洲人和土著）有很多互相矛盾的估测。我遵循的是Newson，‘The demographic impact’，in Boyd-Bowman，‘Patterns’及其引用的文献中的数字。
[4] 数字出自Semboloni Capitani，La construcción，71，185-6 and 314，根据最初几位副王留存至今的“政府文献”（Libros de Gobierno）计算得出。
[5] 教省（ecclesiastical province）是基督教的教会管区制度中的一种行政区划，等级在教区之上，通常由数个教区组成。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圣公会等都实行此制度。
[6] Pietschmann，Alemania，109；idem，‘Carlos Ⅴ y la formación’，469；and idem，‘Carlos Ⅴ y América’，265.
[7] Cedillo，El cardenal Cisneros，Ⅱ，268，Charles to Cisneros，28 June 1516；AGNM Mercedes Ⅳ/331v-332v，order of Viceroy Velasco，Mexico，10 Apr. 1556，引用了卡斯蒂利亚摄政者胡安娜公主的令状，1555年9月4日。
[8] Giménez Fernández，Las Casas，Ⅱ，77，Charles to the Casa de la Contratación，25 Feb. 1518；SLID，Ⅲ，234-6 （‘Retiro，estancia y muerte’）. 又见SLID，Ⅲ，235 n. 183，Quijada to Vázquez de Molina，12 Nov. 1556传递出查理五世对该床罩的赞美及他的更多要求。
[9] AGI IG 419/7/78，warrant to Laurent de Gorrevod，Zaragoza，18 Aug. 1518；AGI IG 420/8/37-8，warrant to Adam de Vivaldo，Tomás de Forne ‘and company’，24 Jan. 1519. 查理五世还签署令状给其他一些人，允许他们进口奴隶，例如AGI IG 419/7/110是1518年9月24日给萨拉戈萨的阿斯托加侯爵的授权书，允许他运送400名奴隶，其中100名是在被授权的垄断期内，剩余的是在那之后。
[10] AGI IG 421/12/296-7，与Enrique Ehinger和Jerónimo Sayler的契约，布尔戈斯，1528年2月12日；AGI Justicia 1169/4/2，西印度议事会的财政主管起诉侵犯韦尔泽家族垄断权的人，1530年2月～1533年8月。数字出自http：//www.slavevoyages.org/assessment/estimates。
[11] Las Casas，Historia，IV，368；Giménez Fernández，Las Casas，II，90-1，royal warrant of 13 Jan. 1518. Idem，II，57-60，“1517年12月11日东印度议事会全体会议”讨论了这份文献（据Giménez Fernández的说法，查理五世主持了这次会议）。
[12] Las Casas，Historia，Ⅳ，377（拉斯·卡萨斯说，麦哲伦送来地球仪的时候，“我就在首相的房间里”）。在环球航行的幸存者返回的时候，查理五世显然认识到了地球仪的好处，因为他给弟弟送去一个地球仪（Morsolin，‘Francesco Chiericati’，231，Chiericati to Isabella d’Este，Nuremberg，10 Jan. 1523）；次年，他在巴达霍斯会议的谈判代表带去了两台地球仪，见Brendecke，Imperio，164-9。
[13] Fernández de Navarrete，Colección，Ⅳ，116-21，‘Capitulación y asiento’ between Charles and Magellan，22 Mar. 1518，copy. 关于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先例，见 Owens，‘By my absolute royal authority’，ch. 2。关于涉及美洲的最早例子，见 Nader，The Book，265-7，the Catholic Monarchs to Columbus，23 Apr. 1497。
[14] AGI Patronato 34 ramo 2，Magellan to Charles，Seville，24 Oct. 1518，亲笔信（刊载于Fernández de Navarrete，Colección，Ⅳ，124-7，但是没有关键的签注“Recibida y proveydo en vj de noviembre”）。如果麦哲伦于次年抵达，那么他申请资助的努力可能失败，因为那时查理五世及其大臣的头等大事是为皇帝的德意志之行做准备。
[15] CODOIN… América，ⅩⅫ，38-46，contract with Velázquez，13 Nov. 1518. Martínez，Hernán Cortés，131-41评估了对于科尔特斯远征规模的不同估算；但不管他麾下有12艘船还是11艘船，远征队的规模都远远大于贝拉斯克斯发动的两次远征（只有3～4艘船）。
[16] Cortés，Cartas，65，‘Carta de Relación’ of the town council of Veracruz to Charles and Joanna，10 July 1519；AGI México 95/1，‘Pedimiento que hiso Francisco Aluares Chico，procurador desta Villa Rica de la Vera Cruz’，20 June 1519（抄录见Schwaller and Nader，The first letter，有所出入）。请愿书出现在AGI里，表明它是由给查理五世送去汇报的使者一同送去的。请愿书中也提到了汇报。Russo，‘Cortés’s objects’，描述了1519年的样品（muestra），说其中的大金轮代表“国王的五分之一税”，而剩余的东西是征服者们送给国王的礼物，“在五分之一之外”。
[17] Las Casas，Historia，Ⅴ，95，98，Giménez Fernández，Las Casas，Ⅱ，742-53讨论了此事并给出了日期。
[18] AGI IG 420/8/173-5，Charles to the Casa de la Contratación and to the messengers from Veracruz，Molins del Rey，5 Dec. 1519，存档副本，由Los Cobos背书“Sobre la Nueva Espa?a”。见Ramos，Hernán Cortés，175-6 and 199 notes 22 and 25，谈到六名年轻的托托纳克印第安人的身份（四男两女）；and Giménez Fernández，‘El alzamiento’，关于查理五世本人对他们的兴趣。
[19] Cosenza，‘Copia litterarvm’，Valladolid，7 Mar. 1520；Sanuto，I diarii，ⅩⅩⅧ，cols 375-6，Cornaro to the Signory，6 Mar. 1520.Cortés，Cartas，71-6，说查理五世“4月初复活节期间在巴利亚多利德”收到样品，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1520年的圣周查理五世是在加利西亚度过的，不在巴利亚多利德。Cosenza，Corner和其他人的证词证明了查理五世“在3月初”收到礼物。See Ramos，Hernán Cortés，178-93仅通过政府档案来确定时间地点的努力失败了。
[20] Giménez Fernández，Las Casas，Ⅱ，790-810，描述了1520年5月12～19日议事会关于美洲问题的辩论，pp.794-9刊载了1520年5月17日的拉科鲁尼亚宣言。
[21] Dürer，Diary，64，entry for 27 Aug. 1520. 尽管样品中很少有东西留存至今，但其中来自韦拉克鲁斯周边地区的“印第安人的两本书”现存于?NB Codex Vindobonensis MexicanusⅠ，and BL Codex Zouche-Nutall。
[22] 我接受Matthew Restall的说法，即蒙特祖马可能企图逮捕科尔特斯及其部下（Restall，When Montezuma，144-8）。除了Restall给出的理由之外，十三年后在秘鲁，阿塔瓦尔帕肯定也有类似的计划，见Pogo，‘The Anonymous’，246。
[23] Cortés，Cartas，80 and 181，Cortés to Charles，30 Oct. 1520.
[24] Giménez Fernández，Las Casas，Ⅱ，1182 and 1103 n. 3785，引用了在1521年4月11～14日发的令状，以及1521年9月6日发给Diego Colón及其他西班牙官员的令状。Giménez Fernández，Las Casas，Ⅱ，1254-86记载道，每一份涉及美洲事务的令状都有加蒂纳拉的标记（se?al）。我十分钦佩Pérez的研究，但不同意他在 La revolución，667的说法，即“似乎卡斯蒂利亚的事件对美洲没有影响”。
[25] Cortés，Cartas，182，科尔特斯的第二封信的附录被收入第一个印刷版。Sanuto，I diarii，ⅩⅩⅩⅢ，cols 501-3 and 557，Contarini to the Signory，24 Sep. and 24 Nov. 1522，明确表示特诺奇提特兰失陷的消息是和它被收复的消息同时传到西班牙的。
[26] Cortés，Cartas，275，Cortés to Charles，15 May 1522；Haring，‘Ledgers’，175，记载了财政主管Julián de Alderete送到西班牙的资金。一支法国分舰队拦截并夺走了这批财物，但没有抢走相关的记录档案，所以查理五世知道议会能拿出什么来，参见Johnson，Cultural hierarchy，113 and 117-19。
[27] AGI Patronato 48/20，Juan Sebastián El Cano to Charles，Seville，6 Sep. 1522，copy；LCK，Ⅰ，73，Charles to Margaret，31 Oct. 1522.
[28] Avonto，Mercurino，47-51，关于官员的使命（p. 49的引文）；CODOIN，Ⅰ，97-100，and CODOIN … América，ⅩⅩⅥ，59-70，Charles to Cortés，15 Oct. 1522 （三份令状）；AGI IG 415/2/451-63，“1522年10月分发给新西班牙”的指令的存档副本。
[29] Brandi，‘Aus den Kabinettsakten’，183-6，加蒂纳拉的建议书，1523年11～12月，以及加蒂纳拉、戈尔沃、拉薛尔、拉罗什、拿骚和埃尔南多·德·维加（委员会里的唯一西班牙人）的投票，以及查理五世的书面指示；AGS Quitaciones de Corte 20，nómina of Loaysa，4 Aug. 1524。
[30] Libros de Anta?o，Ⅷ，368-76，Navagero to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Toledo，12 Sep. 1525；BL Cott. Ms. Vespasian C.Ⅲ/158-75v，Tunstal，Wingfield and Sampson to Henry，2 June 1525报告了他们与首相的会面。
[31] CODOIN … Ultramar，Ⅸ，214-26，instructions to Luis Ponce de León，4 Nov. 1525；CODOIN，Ⅰ，101-2，Charles to Cortés，4 Nov. 1525 （答复他在1524年10月15日写的“Carta de Relación”）。
[32] Bornate，‘Historia’，458-76，‘Consigli del gran cancellier all’Imperatore’，Sep. 1525，亲笔备忘录（p. 460有所引用）；CODOIN … Ultramar，Ⅸ，214-26，instructions to Luis Ponce de León，4 Nov. 1525 （Avonto，Mercurino，93-7，讨论了这个指示及同一天的另一个指示）。
[33] Gómara，Hispania Victrix，book 192，on ‘Cómo vino Cortés a Espa?a’，包括洛艾萨的信的文本。1528年4月5日，查理五世签署了一份令状，授权科尔特斯前来（Martínez，Documentos，Ⅲ，11-12），但科尔特斯在4月中旬就离开了韦拉克鲁斯，所以他显然是在皇帝的令状送抵之前就出发了。
[34] Gómara，Hispania Victrix，book 192. Van Deusen，‘Coming to Castile’，叙述了在1528年与科尔特斯一同到西班牙并留在那里的200名谦卑的美洲土著的人生经历。
[35]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Ms. 22，474，pp. 1-14 （美洲土著），77 （科尔特斯） and 83 （多里亚）。这些美丽的图画可见http：//dlib.gnm.de/item/Hs22474/213/html；另见Cline，‘Hernando Cortés’中的讨论。
[36] AGI Patronato 16/2/8，Charles to ‘gouernador don Hernando Cortés marqués del Valle’，1 Apr. 1529 （不完整且有错误的版本见CODOIN … América，Ⅻ，379-80）；AGI IG 737/1，查理五世给西印度议事会的命令，1529年5月24日，命令准备相关文件；AGI Patronato 16/2/13，14 and 15，日期为1529年7月6日的王室令状，得到公证的副本（又见AGI México 1088/1 ff. 23-7，and printed in CODOIN … América，Ⅻ，291-7 and 380-6；and Martínez，Documentos，Ⅲ，49-61）。Martínez，Hernán Cortés，505-10，列举了1529年册封给科尔特斯的村庄，并描述它们与他索要的村庄有何种不同。
[37] AGI México 1088/1/38-9，Charles to the Audiencia of Mexico，10 Aug. 1528.
[38] AGI IG 737/4，Tavera to Charles，10 Dec. 1529. 后来成为墨西哥副王的安东尼奥·德·门多萨是索要“报酬太过分”的人之一。
[39] Cadenas y Vicent，Carlos Ⅰ，261-71，‘Capitulación con los armadores sobre la dicha Specería’，13 Nov. 1522（指的是García Jofré de Loaysa领导的殖民香料群岛的远征，这支远征队于1525年离开拉科鲁尼亚）；LCK，Ⅰ，73，Charles to Margaret，31 Oct. 1522。
[40] Brendecke，Imperio，164-9；Cortés，Cartas，325，‘Carta de Relación’ to Charles，15 Oct. 1524.
[41] Fernández de Navarette，Colección，Ⅴ，440-1，Charles to Cortés，20 June 1526. Cabrero Fernández，‘El empe?o’，1093注意到了塞维利亚谈判的失败。
[42] BMECB Ms. Granvelle，Ⅰ，153-5，Charles to Baron Montfort，23 Dec. 1528，亲笔信（刊载于PEG，I，441-4，但有一些错误）。
[43] Cabrero Fernández，‘El empe?o’，记载了关于《萨拉戈萨条约》条款激烈的讨价还价，并刊载了最终文本，由加蒂纳拉和洛艾萨在1529年4月22日签字。
[44] AGI Patronato 275/20，查理五世给墨西哥检审庭的信，马德里，1535年3月13日（Gibson，Tlaxcala，229根据AGNM内的一个副本，认为日期是5月13日，但AGI 的副本清楚地说是3月13日）；AGI IG 422/16/201，royal warrant to pay Diego Rodríguez de Narváez，12 May 1535。
[45] AGI IG 415/2/352-364，给门多萨指示的草稿，1535年4月25日（背书“dezima”）以及1536年7月14日的（背书“duodezima”，带有大量注解）。CODOIN … América，ⅩⅩⅢ，423-45 and 454-67，and Hanke，Los virreyes，Ⅰ，21-38，刊载了这些文件，但没有注释。Merluzzi，‘“Con el cuidado”’，158-65，详细讨论了查理五世给门多萨的各种指示。
[46] BNE Ms. Res. 261/70，Cortés to Charles，Madrid，26 June 1540；AGI Patronato 16/1/19，same to same，3 Feb. 1544 （背面写着“无须回复”及Francisco de Eraso的说明）。
[47] AGI IG 737/1，Charles to council of the Indies，Barcelona，24 May 1529（这封信还宣布授予科尔特斯一个贵族头衔和土地）；Porras Barrenechea，Cedulario，Ⅰ，18-30，royal warrants，26 July 1529。
[48] 细节来自Pogo，‘The anonymous’ （Cristóbal de Mena），242；and Xérez，Verdadera relación，91-2 and 96。
[49] Libro primero de Cabildos，Ⅲ，127，Hernando Pizarro to Charles，Seville，14 Jan. 1534.
[50] Cieza de León，Primera parte （1553），f. 234 （Part Ⅰ，book 94）；Libro primero de Cabildos，Ⅲ，127-8，Charles to the Casa de la Contratación，21 Jan. 1534；Medina，La imprenta，Ⅰ，163-70，‘Relación del oro del Perú que recibimos’，Feb. 1534，and Charles to the Casa，30 Jan. 1535.
[51] CODOIN … Ultramar，2a series Ⅹ，160-7，idem，ⅩⅤ，113，and AGI Patronato 90A/1/10，royal warrants to Pizarro，8 Mar. 1533，21 May 1534 and 10 Oct. 1537.
[52] Maples，‘The death’，将皮萨罗1541年被杀的书面记录与他在1984年检查的骸骨上的伤痕进行了精彩的匹配。
[53] Vitoria，Relectio de Indis，137-9，Vitoria to Fray Miguel de Arcos，8 Nov. 1534.
[54] AGI Justicia 259/2/25-26v，‘Descargos del Virrey’，Mexico，30 Oct. 1546，descargo 38，回应他在战时残害土著居民的指控。（我感谢贝瑟尼·阿拉姆核实了这个说法。）Martínez，Hernán Cortés，135，讨论了放狗咬人（aperreamiento）的做法，并配了一幅来自本地史料的令人不安的插图。
[55] Hanke，The Spanish struggle，73 （教宗诏书）；Sandoval，Historia，Ⅲ，70 （Book 24，ch. 8：the Constable of Castile）；Vitoria，Relectio de Indis，99。维多利亚在1538年写了他的演讲稿，1539年1月发表演讲。它于1557年在法国首次出版。查理五世有没有回忆起1534年他访问萨拉曼卡大学时听过维多利亚的课？（见上文）
[56] Pere?a Vicente，‘El emperador Carlos Ⅴ’，385-6；Vitoria，Relectio de Indis，152-3，Charles to the prior of San Esteban，10 Nov. 1539. 他在第二天便启程前往法国。
[57] Pere?a Vicente，‘El emperador Carlos Ⅴ’，379，and Fernández álvarez，Carlos Ⅴ：el César，641-3，都认为阿尔及尔的失败和“新法”之间有联系。虽然他们没有给出根据，但这种说法令人信服。
[58] Danvila y Collado，El poder civil，Ⅴ，313，petición 94 of the Cortes of Castile，Valladolid，Apr. 1542；Las Casas，Brevíssima relación，ff. 3-3v，说腓力曾经的教师西利塞奥“即卡塔赫纳主教，向我要了一些材料，并献给王子殿下”。Pere?a Vicente，‘El emperador’，393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拉斯·卡萨斯的朋友和敌人都正确地认为他就是“新法的教父”。
[59] CODOIN，LⅩⅩⅥ，340-55，新法的文本，由皇帝于1542年11月20日在巴塞罗那签署，但直到1543年7月才在塞维利亚颁布。查理五世的道歉见法律文本的序言：idem，340-1。
[60] CODOIN … Ultramar，2a series Ⅹ，86-93，charter of the empress to the governor of Santa Marta，4 Apr. 1531；CODOIN … América，XLI，198-204，royal warrant，26 May 1536；Paso y Troncoso，Epistolario，Ⅳ，60-1，the Audiencia of Mexico to Charles，8 Oct. 1543.
[61] CODOIN … Ultramar，2a series Ⅹ，60. Paso y Troncoso，Epistolario，Ⅳ，64-75，López to the emperor ‘en su consejo’，Mexico，25 Oct. 1543.又见Tomás López Medel，Colonización，62-80，López Medel to Regents Maximilian and María，25 Mar. 1551中类似的批评。
[62] Cortijo Oca?a，Cartas，60-5，Gómez Díaz de la Reguera to Alonso Díaz de la Reguera，San Salvador （先是在危地马拉，现在是在萨尔瓦多的首府），1 Aug. 1545。
[63] Pérez de Tudela Bueso，Documentos，Ⅱ，383-95，Gonzalo Pizarro to Charles，未写日期（很可能是1544年8月2日或3日），and 193-7，199-203，same to the Cabildo of Lima and to Blasco Nu?ez Vela，2 Aug. 1544，and to the Audiencia of Lima，3 Aug. 1544。英文概述见From Panama to Peru，17-25。
[64] Calvete de Estrella，Rebelión，Ⅰ，97-9. 尽管卡尔韦特是在1565～1567年根据拉·加斯卡的请求撰写他的专著的，但卡尔韦特在辩论时是王子的教师，也是王子宫廷的重要成员，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其叙述的真实性。CDCV，Ⅱ，398，腓力给查理五世的信，1545年6月30日，确认了当月进行的议事会辩论的主旨。
[65] Calvete de Estrella，Rebelión，Ⅰ，101-2；Hampe Martínez，Don Pedro，77，Los Cobos to La Gasca，29 Aug. 1545. 关于美洲反叛者当中有曾经的公社起义者，见Calvete de Estrella，Rebelión，I，280，and pp. 140-1 above。Pietschman，‘Carlos Ⅴ y la formación’，446-54将皮萨罗反叛与公社起义做了对比。
[66] CDCV，Ⅱ，398-9，Philip to Charles，and Hampe Martínez，Don Pedro，76，Los Cobos to Charles，both 30 June 1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