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Calvete de Estrella，Rebelión，Ⅰ，110，议事会围绕拉·加斯卡的要求进行的辩论。比较1529年议事会拒绝推荐索要“报酬太过分”的人担任墨西哥副王，见上文。
[68] AGS，E 641/10，Charles to Los Cobos，Worms，2 Aug. 1545；Konetzke，Colección，Ⅰ，236-7，Charles to the Audiencia of New Spain，Mechelen，20 Oct. 1545；RAH Ms. 9/4846/66，Charles to the council of the Indies，未写日期，但很有可能是在1546年2月。
[69] CODOIN … América，ⅩⅩⅢ，507-19，查理五世给拉·加斯卡的指示，芬洛，1546年2月14日。又见BR Ms. Ⅱ/1960 no. 12/85-93，拉·加斯卡手中的指示草稿的副本，以及他亲笔写的对每一条的评论，揭示了他的要求没有商量的余地。Merluzzi，‘Mediación’，96-7，概括了皇帝最终授予拉·加斯卡的权限。
[70] CODOIN，ⅩⅩⅥ，274-84，关于拉·加斯卡应当如何行动的建议书，没写日期，也没有地点（可能和指示一样，地点是芬洛，日期是1546年2月14日），档案被错误地归档为腓力二世的作品。Hampe Martínez，Don Pedro，84-8精彩地讨论了所有这些文件。
[71] Pérez de Tudela Bueso，Documentos，Ⅰ，375-84，La Gasca to Gonzalo Pizarro，Jauja，16 Dec. 1547 （又刊载于CODOIN，XLIX，260-76；英文概述见From Panama to Peru，439-44）。
[72] Pérez de Tudela Bueso，Documentos，Ⅱ，401-21，La Gasca to Los Cobos，3 May 1548.
[73] 基多即今天厄瓜多尔的首都。
[74] Pérez de Tudela Bueso，Documentos，Ⅱ，401-21 and 258-77，拉·加斯卡给洛斯·科沃斯的信，1548年5月3日，以及给西印度议事会的信，1548年9月26日（CODOIN，XLIX，359-427刊载了同一批信，但日期不同；英文概述见From Panama to Peru，474-82 and 486-8）。
[75] Pérez de Tudela Bueso，Documentos，Ⅱ，607-9，Fernández de Oviedo to La Gasca，3 Jan. 1550 （又见From Panama to Peru，517）。
[76] Hunt PL 122，Charles to La Gasca，26 Feb. 1549 （一封被Pérez de Tudela Bueso，Documentos忽略的信）。
[77] CDCV，Ⅲ，250-5，Charles to María，Augsburg，30 Dec. 1550，and 243-6，Charles to Maximilian and María，20 Oct. 1550.
[78] AGI Patronato 180/7，‘Parecer del virrey don Antonio cerca de los seruicios personales’，and CDCV，Ⅲ，255-7，‘Rela?ión de don Antonio de Mendo?a’，都没写日期，但应当是1550年。恺撒的好运气的其他例子，见本书第八章。
[79] 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希龙（？～1554）是一个西班牙征服者，曾支持秘鲁副王布拉斯科·努涅斯·贝拉平定秘鲁，后来又加入佩德罗·德·拉·加斯卡的王室军队，但在1553年发动了一次叛乱，后被打败，在利马被处决。
[80] Saville，‘Some unpublished letters’，facsimile of letter no. 2，La Gasca to the Audiencia of Guatemala，15 Dec. 1546. Aiton，Antonio de Mendoza，175-6记载了为了回应拉·加斯卡的求援而组建的墨西哥远征军的情况。
[81] CLC，Ⅳ，293-8，speech to the Cortes of Corunna，Apr. 1520；RVEC，146-50，Salinas to Ferdinand，4 Oct. 1523. 在一封日期为1523年12月16日的信中，萨利纳斯将最初的数字从80万金比索修改为180万金比索。
[82] 詹姆斯·D.特雷西为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研究领域为近代早期欧洲、尼德兰等。他著有一部查理五世的传记。
[83] Porras Barrenechea，Las relaciones，38-40，Licenciado Espinosa to Charles，Panama，21 July 1533；RVEC，645-52，Salinas to Castillejo，11 May 1535；Tracy，Emperor，155.
[84] García-Baquero González，‘Agobios carolinos’，313-14，royal warrants of 3 Sep. 1523，22 and 30 Jan. 1535 and Jan. 1543 （斜体部分）。数据来自Haring，‘Ledgers’. García-Baquero González，‘Agobios carolinos’，313-14，说查理五世授权了八次扣押，但Carretero Zamora，Gobernar，382认为有九次。
[85] Viciana，Libro tercero，324 （写于约1564年）。数据来自Tracy，Emperor，111。
[86] Hanke，Los virreyes，Ⅰ，38-57，‘Relación，apuntamientos y avisos que por mandado de Su Majestad di a Luis de Velasco’ by Mendoza，1551-2.
[87] CDCV，Ⅲ，255-7，‘Rela?ión de don Antonio de Mendo?a’，未写日期，但应为1550年（又刊载于Hanke，Los virreyes，Ⅰ，57-8）。见赫罗尼莫·洛佩斯在1543年的类似指责，引用于pp. 361-2 above。
[88] CODOIN … Ultramar，Ⅰ，354-61，Royal warrant to the governor and officials of Cuba，9 Nov. 1526；AGI IG 415/2/352-64，instructions to Mendoza，25 Apr. 1535 and 14 July 1536.
[89] 阿恩特·布兰戴克（1970～）是当代德国历史学家，目前在慕尼黑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
[90] Brendecke，Imperio，184-5，附有对1526年7月20日和10月6日，以及1527年3月16日的皇帝令状的引用。
[91] CODOIN … Ultramar，Ⅸ，239-46，royal charters of 11 May and 21 Aug. 1526；Cadenas y Vicent，Carlos Ⅰ，258-9，royal warrant on coinage，6 June 1544. Konetzke，Colección，Ⅰ，68-338 （nos 31-243）刊载了查理五世颁布的与美洲有关的社会立法；Cadenas y Vicent，Carlos Ⅰ，299-512刊载了1516年到1556年《西印度诸王国的法律汇编》（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中的全部法律；Pérez Bustamente，‘Actividad legislativa’分析了这些法律并计算了总数。Bonal Zazo，‘Disposiciones Carolinas’概述了查理五世为西班牙立的法。
[92] Konetzke，Colección，Ⅰ，175-6，royal warrant to the governor of Nicaragua，9 Sep. 1536.
[93] 农布雷德迪奥斯（字面意思是“上帝之名”）是巴拿马中部的一座城镇。
[94] AGI Patronato 193/18/213-33，关于查格雷斯河的档案，包括一份发给大陆省总督Francisco de Barrionuevo的王室特许状（没写日期，但应当是1534年1月）。我感谢贝瑟尼·阿拉姆提醒我注意这一点。
[95] AGI IG 737/63，‘Lo que resulta para consultar a Vuestra Magestad lo que scriven los del consejo de Indias’，mid-Nov. 1550（没写日期，但奏章提到议事会财政主管Licenciado Villalobos在前不久去世，日期为1550年11月8日，所以肯定是在这不久之后写的）；AGI México 1089/4/419v-423v，三份王室特许状，签法地点为托罗，日期为1551年9月21日，关于墨西哥的新“大学”。该措施发挥了效力的证据见Gerhard，Síntesis，63，mandamiento 253，其中写到副王在1553年11月20日命令给当地多明我会修道院的院长支付100比索，作为他担任神学教授的薪水，因为他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在他被要求教书的每一天都履行了教学职责”。
[96] Lee，Libros de Cabildos，Ⅳ，258，instructions to procuradores，23 Jan. 1550；AGI Lima 566/6/368-368v and 382v-383，给利马检审庭的令状，1551年5月1日，以及命令在墨西哥创办新大学的特许状，1551年5月12日，都是在巴利亚多利德签发的。
[97] 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的网站上说，该大学的创办令状是1551年5月12日在巴利亚多利德签发的，签署人要么是查理五世（他当时在奥格斯堡），要么是胡安娜（她在托尔德西利亚斯）。实际上令状上的签名是“La reyna”（王后），这是查理五世的女儿玛丽亚（波希米亚王后和西班牙摄政者）当时使用的称号。
[98] CDCV，Ⅲ，403-4，Charles to Philip，Mar. 1552.皇帝特别重视葡萄牙人对他的跨大西洋领地的潜在威胁，门多萨的“报告”（见下一条注释）也花了很多篇幅谈这个问题。这个巧合让我们能够确认这两份文件。
[99] CDCV，Ⅲ，255-7，‘Rela?ión de don Antonio de Mendo?a’ （又刊载于Hanke，Los virreyes，Ⅰ，57-8，有一处重要的改正：把“mandar”改为“mudar”）。
[100] AGNM Mercedes Ⅱ/257，‘Provisión del rey para la libertad de los de Tascala’，29 Mar. 1541，reissued 4 Apr. 1542. Gibson，Tlaxcala，80-2探讨了这些相互冲突的法令。
[101] Hanke，Los virreyes，I，131，instructions for Velasco，16 Apr. 1550；AGNM Mercedes III/102 （expediente 253），照顾已故塞巴斯蒂安·罗德里格斯的儿子的令状（mandamientos），时间为1550年7月18日，这是许多类似的命令之一。
[102] CDCV，Ⅲ，577-92，Charles to Philip，2 Apr.，带有1553年4月27日的附言；Kamen，Felipe，60-1引用了他们自1554年9月以来关于美洲土著居民的意见交换。
[103] Bataillon，‘Pour l’epistolario’，384-7，Las Casas to Soto，May 1549提到了两人之前的书信交换。
[104] Las Casas，Brevíssima relación，ff. 3-3v （提案） and ff. 63v-64 （多明各·德·索托修士的控诉的“概述”）；Beltrán de Heredía，Domingo de Soto，645，Maximilian and María，regents，to Soto，7 July and 4 Aug. 1550；Castilla Urbano，‘La superación’，41，council of the Indies to Charles，15 Dec. 1554. Castilla Urbano给出了对该委员会工作最好的简明介绍，委员会于1550年8～9月和1551年4～5月在巴利亚多利德开会。拉·加斯卡只参加了第二轮会议。
[105] Lippens，‘Jean Glapion’，XLV，39-41 （格拉皮翁没有离开西班牙就去世了）；Castet，Annales，Ⅷ，225 （写到格拉皮翁努力组织并带领一群方济各会修士从尼德兰去美洲）；Beltrán de Heredía，Domingo de Soto，Part Ⅱ收录了索托收到和发出的几封关于美洲事务的信。
[106] Konetzke，Colección，113-20，‘Ordenanzas’ issued 4 Dec. 1528，and 131-2，‘Consulta del consejo’，10 Dec. 1529. 1525～1535年的其他例子见pp. 350 and 354 above，and in Konetzke，Colección，103-6 （1528：charter of Charles and Joanna ‘queriendo en esto descargar nuestras conciencias reales’），130-1 （1529：charter issued ‘para descargo de nuestras conciencias’）；诸如此类。
[107] Martínez，Documentos，Ⅲ，136 （Petition of Francisco Nú?ez to Charles，May 1530） and 266-77 （Relación of the Audiencia to Charles，1531），and Ⅳ，62-77 （Relación of Cortés to Charles，1533）.科尔特斯的其他例子（此外还有许多例子）见Martínez，Documentos，Ⅲ，132-5 （1535），190 （1539），210-15 （1540），243-5 （1543），257-70 （1544） and 328 （will of Cortés，clause ⅩⅩⅩⅦ，12 Oct. 1547）。
[108] Pérez de Tudela Bueso，Documentos，Ⅱ，544-7，La Gasca to the magistrates of Arica，28 Sep. 1549，minute. 尽管拉·加斯卡没有说出这份不寻常的信（多处提及查理五世的“脆弱的良心”）的收件人的身份，但我推断收件人在阿里卡，因为它距离波托西恰好170里格。
[109] Espinosa to Charles，Panama，21 July 1533 （p. 368 above）；Este es vn traslado，f. 4（我感谢Danielle Anthony提醒我注意这份罕见的小册子）。
查理五世鼎盛时期的肖像
精通多种语言的皇帝
1557年，一位威尼斯大使回忆道：“曾经，所有人，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查理五世蠢笨而懒惰，但他突然间出人意料地觉醒了，变得机敏、专注而勇敢。”几年后，一位资深大臣评论道：“哈布斯堡家族的男人都很晚熟，我们看到已故的查理五世皇帝就是这样。”[1]查理五世最惊人的“晚熟”表现在于他的语言技能。他于1517年抵达西班牙时，他的臣民惊愕地发现，他只会说也只能听得懂法语。但不到一年之后，他的卡斯蒂利亚语就说得很流利了。1536年，他只借助一些笔记，用西班牙语做了一次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七年后，他用西班牙文给儿子写详细的秘密指示，写满了四十八张纸，其中他犯了少量语法错误，还用了一些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借词与短语，但通篇的表达清晰晓畅。[2]皇帝的意大利语交流能力也经历了类似的进步。他于1529年第一次到意大利半岛时，接受了一些欢迎礼物，但“他无法用意大利语感谢赠送礼物的人，于是他的一名意大利廷臣代替他道谢”。但八年之后，一位意大利大使就报告称：“皇帝陛下总是用意大利语回答我，他还确保我理解他说的每一句话。”年纪大了之后，他的意大利语水平也没有退步。在1553年接见一位英格兰大使时，“皇帝陛下起初嗓子有些嘶哑”，大使“听不清楚，除非皇帝陛下愿意说意大利语；他愿意说意大利语，然后声音也变得洪亮了一些”，在本次接见的余下时间里查理五世一直说意大利语。[3]他的德语水平也有进步。在1520年位于亚琛的加冕礼上，一位大使注意到查理五世需要译员，“因为他还不会说德语”；不过几周之后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开幕时，“皇帝就说了几句简短的德语”。1525年，波兰使节扬·但狄谢克在一次觐见时对皇帝说德语，查理五世“面带微笑，略微脸红”地答道：“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如果我说西班牙语，你可能不会完全理解，而我的德语说得不流利。”但狄谢克阿谀奉承地答道：“‘陛下可以自由地用德语表达自己的意思。’然后皇帝看看四周，看首相［加蒂纳拉］在不在。因为他不在，所以皇帝用德语回答我。我根据记忆尽可能地记录了他的原话……”随后但狄谢克抄录了将近100个词的德语，虽然句子有些奇怪，但能表达意思。[4]1530年查理五世主持奥格斯堡帝国会议的时候，德语已经说得相当好；1543年施派尔帝国会议上，查理五世又一次在所有辩论中都“用德语回答”。[5]截至此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皇帝还掌握了荷兰语，也许是因为他在孩提时代就学会了一些荷兰语，也许是因为“他说的德语方言和他的‘佛兰芒语’几乎没有分别”。[6]
最终，查理五世甚至掌握了拉丁语。1526年，英格兰大使报告称，除非加蒂纳拉“在场，否则皇帝不接见我，因为他虽然听得懂拉丁语，但不愿意用拉丁语回答”。三年后，抵达意大利时，查理五世哀叹自己听不懂人们的拉丁语演讲的“优雅修辞”，并懊恼地补充道：“如果我当初听了我那位值得钦佩的教师［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的话，我现在就不会需要译员才听得懂你们的话。”1540年，他用了同样的借口：“我无法完全理解［一份重要文件］，因为它是拉丁文的。”三年后，他告诉儿子：“没有什么比拉丁文是更必需的、更具有普适性的。所以我强烈建议你努力学习拉丁文，免得将来不敢说。”但皇帝本人直到1552年梅斯围城战期间才采纳了自己给出的建议。他的内廷总管纪尧姆·范·马勒用《圣经武加大译本》向主公传授拉丁文，“皇帝有时吹嘘此事”。[7]
当时的很多人赞扬了查理五世的语言能力。1530年在奥格斯堡，一位外交官赞许地报告称：“皇帝和他的弟弟都能言善辩，能够即刻回答别人的问题，并且会说很多种语言。”他列举了荷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看着他们在多种语言之间切换自如，真是令人愉悦”。两年后，另外一些外交官表示仰慕皇帝“能说四种语言，即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德语（不过他觉得德语很难）的能力，另外他还懂意大利语”。[8]最终，皇帝的语言能力成为一个笑话的主题：
查理五世皇帝曾说，如果我需要和上帝交谈，我用西班牙语，因为西班牙人的语言具有庄重感和威严感；和朋友交谈，我用意大利语，因为意大利人的语言听起来亲切友好；为了勾引女人，我用法语，因为没有比法语更有诱惑力的语言；但如果我要威胁或训斥某人，我就用德语，因为他们的整个语言都是咄咄逼人、严酷和强硬的。[9]
查理五世是如何掌握这么多种语言的？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于1515年去西班牙的时候，查理五世的正式教育就算结束了，他似乎也没有聘请别的教师。但在16世纪，和今天一样，熟练掌握一门外语需要专注、不厌其烦的训练和自信。[10]也许他给儿子的建议能给我们一条线索：他告诫儿子要学会足够多的拉丁语，“免得将来不敢说”。但狄谢克的证词表明，皇帝愿意练习外语，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在公开场合练习，从而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人文主义学者和外交官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在1531年的一封信为我们提供了第二条线索：皇帝觉得语言饶有趣味。一天晚上，阿莱安德罗刚坐到“桌边，借着灯光阅读我［用希伯来文］写的一份备忘录，这时皇帝正好经过”，“问我这是什么文字”。阿莱安德罗告诉他之后，查理五世“用拉丁语背诵了《圣经》的最初两节，问我能不能用希伯来语背诵。我遵命，皇帝陛下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他让阿莱安德罗用希腊语背诵一段《圣经》，他也背诵了，然后皇帝“问我能不能用希腊文书写，我给他看了备忘录的背面，那就是用希腊文写的，他说：‘这太了不起了：真的很美，很神奇。’”阿莱安德罗很高兴“看到皇帝陛下对语言的多样性感到喜悦”，并猜测“他从祖父马克西米利安那里遗传了对语言的兴趣”（这是相当令人信服的猜测）。[11]
查理五世成年之后，还努力学习他幼年受教育时不曾学过的一门学科——数学。据弗朗西斯科·德·博吉亚（查理五世最信任的谋臣之一）的一位传记作者说，1533年皇帝回到西班牙之后，“为了从繁忙公务当中寻得几个钟头的安宁，用这些时间学习数学”，但“如果直接从宇宙学家那里学习，会让他窘迫”，于是他问博吉亚“懂不懂这门学科”。后来成为圣徒的博吉亚承认自己不懂数学，于是查理五世让他去咨询专家，随后博吉亚：
把自己从著名的宇宙学家阿隆索·德·圣克鲁斯和皇帝麾下其他数学家那里学到的知识再传授给皇帝；在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们就掌握了这门学科当中最有价值的原理，精通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狄奥多西[12]的假说和阿波罗尼奥斯[13]的学说……[14]
皇帝懂数学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1543年，“因为我知道陛下热爱数学”，富格尔公司在纽伦堡的一名代表敦促著名天文学家彼得鲁斯·阿皮亚努斯完善查理五世在两年前订制的一种用来计算纬度的特殊器具。他还给皇帝送去一本新书，它提出了“一种神奇的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新理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没有自己的运行轨道。这与之前所有作者的说法都不同”。这本书就是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
统治第一个全球帝国的危险
有些同时代人抱怨说，皇帝对数学的着迷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让他无法及时处理紧急公务。查理五世去世几年后，斐迪南向他的医生透露，他认为查理五世在这方面“有些疏忽大意”：
我不止一次问他：“陛下为什么不通读您的臣民发来的请愿书和公文，而是花费大量时间和闲暇在数学书上？”他笑道：“晚上我精疲力竭，没有办法处理公务。”[16]
但是，查理五世亲自处理了数量惊人的公务，哪怕是在旅行途中。1541年，一位外交官惊讶地报告称：“我今天看到一个为皇帝陛下准备的木制的办公室，内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和一个小凳子。整个办公室可以拆解，然后装在箱子里用骡子拖运。”查理五世还继续亲笔处理最敏感的事务，不过同样的东西他不会写两遍。他有一次向洛斯·科沃斯道歉：“这封信我原本是亲笔写的，后来把墨水瓶打翻了，弄脏了信纸。因为我太懒了，不想再写一遍，于是命令［弗朗西斯科·德·］埃拉索将其加密。”[17]皇帝还确保自己在决策之前完全理解了要处理的事情。
一位威尼斯大使评论道，皇帝通常会“接受各方面的建议，坐在椅子上，对每一件要务都一口气讨论四五个小时，然后写下正面和反面的意见，看哪一种更好”。[18]1546年6月，教宗对皇帝迟迟不向德意志路德派开战表示沮丧，这时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解释道：“皇帝陛下耽搁的原因有很多，五花八门［molte e diverse］，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需要先征求几位诸侯的意见，然后才能在德意志开始这么大规模的冒险。”三个月后，查理五世在一些务实的事务上也表现出同样的审慎。皇帝军营中的威尼斯大使报告称：“昨天晚上，皇帝陛下召开作战会议到午夜之后，今天又开到正午，讨论该做什么。”[19]（见彩图26）
查理五世认识到，他的大臣可能会试图蒙蔽他，所以他设计了一些特定的行政程序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费兰特·贡扎加（在皇帝宫廷长大，后来成为西西里副王、米兰总督和帝国军队的指挥官）曾告诉查理五世，他花了太多时间聆听某些人批评他的大臣[20]。“皇帝陛下答道，他从不相信，现在也仍然不相信任何人对我［贡扎加］的指控，但他希望给所有想与他谈话的人一个机会。”贡扎加愤恨地说：“我的理解是，任何想要说我坏话的人都会得到皇帝的倾听。”
于是，贡扎加指示他在宫廷的代表纳塔莱·穆西抗议某些人的背后中伤。但查理五世的一位主要的政策顾问提醒他：“我们始终会倾听针对任何大臣的任何形式的批评。如果不肯听，就意味着皇帝成了暴君，并且冒犯了神圣律法和人间的律法。”穆西建议，查理五世应当“惩罚诽谤大臣的人”。顾问答道：“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这样的惩罚会吓退其他真正有冤情、真正要控诉这位大臣的人。”[21]提香那幅著名的肖像，即1548年皇帝在奥格斯堡时的肖像，精彩地展现了皇帝的这种品质：查理五世的“鹰眼”（当时的人们是这样说的）冷酷地审视着观看者，寻找口是心非或故意欺骗的迹象（见彩图27）。
皇帝继续在公事和私事上寻求告解神父的指导，不过他并不总是喜欢，也并不总是接受告解神父给出的指导意见。有一次，查理五世向一个亲信抱怨，彼得罗·德·索托修士（1543～1547年担任皇帝的告解神父）“说自己不知道皇帝如何才能得到救赎，并为皇帝感到绝望；修士对皇帝陛下缺乏信心，这让陛下很受伤”。这番对话可能发生在查理五世拒绝索托关于更严格地执行《奥格斯堡临时敕令》的建议时，索托因此辞职了。皇帝表示，如果索托愿意回来，可以给他安排一个主教职位或者至少一笔年金，但索托严词拒绝，并警告道，“陛下应当记得他给过陛下的宗教方面的建议”。[22]1550年，查理五世（或许是过迟地）采纳了索托的一个棘手的建议。皇帝告诉他在西班牙的摄政者：“我的告解神父经常敦促我在我的所有王国和领地禁止并废除利息和借贷，说这是对我的良心的负担。”皇帝继续说道，“如果能解决的话，我比任何人都更希望处理这个问题。这既是为了缓解道德方面的顾虑，也是为了防止”高利息损害他的财政；但他担心，拒付利息可能会毁掉他的信用。不过，“我们知道，这关系到我的良心的安全与安宁，所以这些事情（以及其他一些事情）必须停止”，于是他命令大臣评估政府单方面拒绝缴纳利息可能产生的影响。[23]
此时查理五世已经失去了另一位告解神父——多明各·德·索托修士（与他的前任佩德罗·德·索托没有亲戚关系）。据一位御用编年史家说，“当有人问”索托为什么离开皇帝、返回西班牙时，索托说是因为皇帝不理睬到宫廷请愿的“可怜请愿者”，以及皇帝为了筹钱而兜售各种特权（比如公职、军事修会的骑士身份以及对法律的豁免权），却不考虑购买者的品格。索托对皇帝不满的传闻显然传到了皇帝耳边，因为六个月后索托抗议道：“我没有把自己返回西班牙的原因告诉任何人。”恰恰相反，“对于陛下的事情，我一向严格保密”。他感谢查理五世“将愿意与我分享的那部分良心”（这真是耐人寻味的说法）托付给他，并补充道，自他返回西班牙以来，“我宣称陛下没有任何过错，过错全部在我；我还说，我给陛下提供了一些建议，陛下在深思熟虑之后认为不可能接受”。[24]尽管索托没有具体说是什么事情，但他存世的通信表明，他与皇帝可能在好几个方面有分歧。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费尔南多·德·巴尔德斯好几次写信，请索托确保查理五世及时处理宗教裁判所议事会向御前呈送的事务；其他议事会可能也拜托过索托。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敦促索托劝说皇帝停止对美洲的征服并停止授予永久性监护征赋权（见第十三章）。其他人也许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试图通过索托来获得查理五世的注意和恩宠。[25]
不过，如一位英格兰外交官在1546年说的那样，皇帝“经常我行我素，不征询朋友的意见”（这里的朋友指的是亨利八世）。六年后，教廷特使也说：“皇帝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尤其是，查理五世喜欢“花很长时间深思熟虑，希望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达成自己的目标”。[26]很多人觉得这种决策方式太折磨人了。金羊毛骑士团于1546年召开正式大会时，骑士们向查理五世发出的许多怨言与十五年前的上一次会议上的怨言相同：查理五世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不跟他们打招呼（尤其是两次北非战役）；“他在战时过多地亲身涉险”；“他处理事务太慢”；“他债台高筑，让他的债主叫苦连天”。和往常一样，查理五世“优雅地答复”，坚定地为自己辩护。他提醒骑士们，他的两次北非战役“都需要严格保密，以免被敌人识破意图”（不过他说自己“通知了一些当时在他身边的金羊毛骑士”）；“至于办事的速度太慢，他说这种方法一直对他很有帮助，效果很好”。皇帝还说，他已经命令自己的财政总管查明他的债务究竟有多少，从而准备还债。他继续说道，“至于其余的问题，如果他有错，也是无心之过，绝非恶意为之。他最后向与会者保证，他在将来会更加注意以恰当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27]
距离的暴政
查理五世“办事速度太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他的政府所依赖的通信系统本身就很慢。费尔南·布罗代尔是第一位持续关注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他在1949年写道：
如果我们理解了距离在16世纪的重要性，理解了距离造成的障碍、困难和延迟，我们就能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16世纪的行政问题。尤其是，西班牙帝国幅员辽阔……它需要（对当时来说）极其庞大的海陆交通基础设施，不仅需要军队一刻不停地运动，还需要每天传送数百份命令和报告。这些链接都是沉默的，但至关重要。
布罗代尔提出：“腓力二世的大约一半行动，只能用‘需要维持这些链接’来解释。”而他父亲的情况也是这样。借用布罗代尔那句令人难忘的话，对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来说，“距离是头号公敌”。[28]
查理五世及其同时代人的许多抱怨都能佐证这种理论。1525年，伊拉斯谟在巴塞尔发牢骚说，他写信给在西班牙的一位御前秘书，但“我还没办法知道，你有没有收到那封信。你我之间隔着如此之多的高山、平原和大海，仿佛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四年后，另一位御前秘书从巴塞罗那写信给伊拉斯谟，提醒他：“您在给我或首相［加蒂纳拉］写信之前请务必先查明我们身在何处，因为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确定。”长期担任那不勒斯副王的佩德罗·德·托莱多开玩笑说：“如果他必须等待死神，那么他希望死神在一封从西班牙寄来的信里，因为那样的话死神就永远不会抵达了。”[29]
也许他们夸大其词了？因为查理五世及其大臣拥有一个规模和发达程度都史无前例的邮政系统。1505年，他的父亲任命弗朗切斯科·德·塔克西斯为邮政总长，并给他经费，让他管理由35名员工组成的连通布鲁塞尔和西班牙边境的驿站系统。次年，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与塔克西斯签了合同，建立15个连通奥格斯堡和布鲁塞尔的驿站。十年后，查理五世与塔克西斯签署合同，设定了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要城市之间信件传输的标准时间表，比如布鲁塞尔和托莱多之间在夏季的传输时间是12天，冬天是14天，等等。到16世纪30年代，塔克西斯家族的成员在奥格斯堡、布鲁塞尔、因斯布鲁克、罗马和西班牙担任邮政总管，还有一名成员经常与查理五世一起旅行，以确保不管皇帝身在何处都能享受到高效的邮政服务。[30]
查理五世经常表示希望他的信使“能飞起来”，从而让他更好地追踪局势。有时信使仿佛真的会飞。1519年，选帝侯们在法兰克福选举查理五世为罗马人国王的消息，借助“快马加鞭的信使”，仅仅花了17天就走了超过1300公里，送到正在巴塞罗那的查理五世那里。三年后，一名信使仅仅花了12天就从罗马到了布鲁塞尔，行程超过1500公里，让查理五世得知“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先生当选为教宗”。1545年，一名信使用了不到6天就从罗马抵达沃尔姆斯，行程1300公里。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平均速度分别达到每天76公里、125公里和220公里。到查理五世的统治结束时，信函的传输速度似乎已经达到近代早期的巅峰。[31]
问题在于，信件传输速度的差别很大。尽管我们缺乏对查理五世通信节奏的系统性研究，但皮埃尔·萨尔代拉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见表1）：他分析了1497～1532年威尼斯政府从欧洲各地收到的10000封信。萨尔代拉确定了通过不同邮路送往威尼斯的信件的“标准时间”，即从发信到收信之间最通常的时间间隔。距离越近，在标准时间内送抵的信件的比例就越高，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从因斯布鲁克发往威尼斯的10封信中只有1封在标准时间内送抵；从伦敦、巴黎和巴利亚多利德发出的信有八分之一准时到达；但从巴勒莫和维也纳发出的信中这一比例是五分之一；从那不勒斯和罗马发出的信有超过三分之一能准时送抵。即便如此，威尼斯从罗马收到的1053封信当中有差不多三分之二没有在标准时间送达；有的信不到两天就送到了，有的则需要一周以上。邮件传输的不可预测性让威尼斯政府很难制订和执行计划。
表1 公函送抵威尼斯所需的时间，1497～1532
查理五世的政府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更大，因为他的领地最终占到整个地球的四分之一。16世纪20年代查理五世与斐迪南的通信表明，尽管他们之间的信平均需要40天才能送达，但有的信只需要不到一个月，而有的需要两个多月。这样的差距会直接影响决策，因为发件人和收件人都说不准他们的信件何时能到。就连关系重大的信件的传递也不靠谱，比如斐迪南于1526年9月22日发出的信里包含将近一个月之前摩哈赤战役惨败的消息，这封信花了51天才送到查理五世手中。[32]就连那些最常规的、最常用的邮路，在时间上也很不靠谱。1558年，查理五世于9月21日在尤斯特去世的消息直到11月1日才送到他儿子（当时在尼德兰）手中。前一年，西班牙的一位主教抱怨道，从布鲁塞尔发出的一封信来得太慢，“相同的时间可以去美洲两三趟了，即便那样还是比送到西班牙要快”。这位主教当然是在夸张：从墨西哥发出的信很少有在三个月内送抵宫廷的，从秘鲁发出的信往往需要六个月。1555年8月20日，一位廷臣“从秘鲁来到西班牙，带来了暴君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希龙被处决的消息”，这件事情发生在前一年12月，也就是说，如此重要的消息花了将近9个月才送抵。[33]
即便一封信以创纪录的速度送达，收件人也未必能马上根据其内容采取行动。尤其是密码的运用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耽搁。1525年，英格兰驻西班牙大使收到了他主公的一封密文信件，“于是我们对其进行解码，这项工作花了我们将近两天时间”。三年后，在法军攻打那不勒斯的关键时刻，那不勒斯副王花了五天时间才破译一封截获的关键书信。1546年，菲耶斯基伯爵（正在筹划夺取热那亚的阴谋）的一名代表粗心大意地将一封密文书信的一部分留在了罗马，尽管西班牙驻罗马大使很快搞到了信，他还是不得不将其送往佛罗伦萨破译。[34]如果很多封需要解码的信同时送达，就会造成延误。1543年，亨利八世派驻西班牙的大使埃德蒙·邦纳正急着为他的主公办事，这时一艘桨帆船从热那亚抵达，送来了“大量给皇帝的书信，有的是从尼德兰摄政者［匈牙利王后玛丽］那里发来的，有的是格朗韦勒和其他人从德意志发来的，有的是瓦斯托侯爵从意大利发来的，还有皇帝在意大利的其他朋友发来的”。于是，“尽管我想方设法，不辞辛苦”，邦纳还是花了好几周才从查理五世那里得到他想要的决定，因为查理五世一直忙着处理上述信件。[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