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英制1夸脱=1136.5225毫升。
[51] De Witte，‘Cornelis’，187-8，letters to Marie of Hungary，10 July and 7 Aug. 1548；Giles，The whole works，Ⅰ，ⅱ，267-8，Roger Ascham to Edward Raven，Augsburg，29 Jan. 1551；Von Ranke，Deutsche Geschichte，Ⅴ，370-1，‘Sommaire’ of Marillac，1550-1.
[52] Sastrow，Herkommen，Ⅱ，86-8，基于他对皇帝在布鲁塞尔时、在奥格斯堡帝国会议期间、施派尔帝国会议（两次）和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期间用餐时间的观察（另一个译本见Social Germany，230-1）。上文有更早的对查理五世用餐习惯的观察。Rijksmuseum，Amsterdam，BK-NM-562-566是1532年在意大利为查理五世制作的一套便携餐具（一把叉子和四把餐刀），也许就是萨斯特罗观察到的那一套。
[53] ASF MdP 4308，unfol.，Bernardo de’Medici to Cosimo，22 July 1550 （‘certo è eccellentissimo imberciatore’）；Reiffenberg，Lettres，19-21，van Male to Praet，9 June 1551.
[54] SP，Ⅹ，319-21，and TNA SP 1/212/42，Paget to Petrie，1 Mar. and 16 Dec. 1545；NBD，Ⅷ，68-70，Verallo to Cardinal Farnese，9 Feb. 1545 （斜体部分）。
[55] Alarcón，Viajes，66-9 （1872年9月的描述）；Ordi，‘The severe gout’，519。又见Appendix Ⅱ。
[56] Sastrow，Herkommen，Ⅱ，88（另一个译本见Social Germany，231）。在德国哈雷的阿德尔斯霍夫酒店，查理五世的粉丝可以享用他在1541年和1546年下榻在这个地点的一座大房子时用的菜单上的佳肴，见Ozment，The bürgermeister’s daughter，145。尽管酒店可提供饮食，但如果要真正像皇帝一样用餐，请自带小丑和弄臣。
[57] Rassow，Die Kaiser-Idee，433-6，‘Las pláticas que el emperador passó con ［el embajador francés］ por la misma forma y palabras’，by Idiáquez，1538 （斜体部分）；ASF MdP 4306/71，Bernardo de’ Medici to Duke Cosimo，28 June 1548。
[58] BL Cott. Ms. Vespasian C.ⅩⅢ/258，John Brereton to Wriothesley，Valladolid，23 June 1537；Nott，The works，Ⅱ，518-23，‘Sir Thomas Wyatt’s memorial’，Nov. 1537.
[59] 弗朗西斯科·德·恩西纳斯（1518？～1552）是西班牙的古典学者、翻译家、作家和新教改革家。他将《新约》翻译为西班牙文。他拿着这个译本拜见查理五世不久之后，被皇帝的告解神父佩德罗·德·索托下令逮捕，但成功越狱，一度流亡英格兰，最后在斯特拉斯堡死于瘟疫。
[60] Enzinas，Mémoires，I，205-7，描述了1543年11月25日的觐见，他向皇帝献上了一部《新约》西班牙文译本。恩西纳斯运气很好：查理五世在两周前查禁了他的书，视其为异端，但没有意识到禁书的作者如今就站在他面前（Enzinas，Mémoires，I，642-4）。萨斯特罗也说，查理五世每天晚饭后“坐在一扇飘窗上，所有人都可以来找他，或者呈送请愿书并解释自己的事情。皇帝会当场做出决定”（Sastrow，Herkommen，Ⅱ，88）。
[61] ASF MdP 4308，unfol.，Bernardo de’ Medici to Cosimo，29 June 1551；CSPF Edward Ⅵ，137-8，Dr Wotton to the Privy Council，30 June 1551. 关于1548年一次觐见时说的其他“尖刻辛辣的言辞”，见上文。
[62] Von Ranke，Deutsche Geschichte，Ⅴ，366-70，Marillac’s report on his embassy，1550. 见1538年托马斯·怀亚特大使的相同结论：“皇帝对别人毫不关心，除非他需要他们。”（Brigden，Thomas Wyatt，374，翻译自怀亚特对一位意大利大使的抱怨。）
[63] NBD，XII，198-200，Camaiani to Pope Julius，22 Feb. 1552.
[64] Lenz，Briefwechsel，II，225-32，Bucer to Bullinger，23 Dec. 1543，Latin.
第四部 衰落
“你需要扪心自问……”
“我什么都不需要做：我是国王！”
——瑟曦·兰尼斯特与她的儿子乔佛里·拜拉席恩一世的对话，《权力的游戏》第3季第2集（2013）
十四 一家之主，1548～1551年
皇帝的私生活
1.三个私生女
1530年，一位曼托瓦外交官说，查理五世“每晚在陪睡的女人身上都要花两个杜卡特”。1548年，一位威尼斯大使声称，皇帝的“御医和非常熟悉他的人都说，皇帝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贪恋女色的男人，与许多女人发生过关系”。下一任威尼斯大使在1557年说，皇帝“不管到了哪里都会纵情享受肉体的欢愉，不介意对方是上流贵妇还是下贱阶层的女人”。这几位外交官都没有给出信息来源，所以他们的说法很容易被视为没有根据的飞短流长。但查理五世本人承认了自己的四个私生子女，其中两个孩子的母亲在怀孕时是十几岁的女仆（谱系2）。[1]
1521年年末，查理五世在尼德兰的奥德纳尔德城堡居住了六周，在那里勾引了女仆让娜·范·德·根斯特。让娜生孩子的时候，皇帝已经返回西班牙。但他留下了指示，给他与让娜的女儿取名为“玛格丽特”（用的是他的姑姑的名字），然后把孩子送到布鲁塞尔，交给一名廷臣抚养。让娜同意放弃自己的孩子，作为交换，查理五世赐给她一笔数额不大的年金，并安排她嫁给一个社会地位比她高得多的人。二十年后，他得知让娜去世后，就将她的年金转交给她的合法子女。[2]玛格丽特女大公很关爱与自己同名的侄孙女，给她买礼物，教她骑马和打猎，有时还邀请她参加宫廷的活动。查理五世曾考虑“把我那个生活在尼德兰的私生女”嫁给一位意大利王公，从而拉拢他。皇帝首先考虑的是费拉拉公爵的儿子，然后是曼托瓦的继承人，最后是教宗的侄子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1529年，他授权女儿使用“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名号，并颁布宣言，将她的身份合法化。两年后他返回布鲁塞尔时第一次见到了女儿。不久之后，根据教宗克雷芒七世的请求，他同意让“我亲爱的、挚爱的女儿”在罗马生活，并指示她的女家庭教师教“玛格丽塔”（这是她后来为人熟知的名字）哪些课程、行为举止应当是什么样的。1536年，她在十三岁时嫁给了当时的佛罗伦萨公爵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查理五世亲自主持婚礼。但这门婚事的结局不好：一年之后，亚历山德罗被一名心怀不满的亲戚刺杀。[3]
谱系2 查理五世和伊莎贝拉的家谱
伊莎贝拉皇后共怀孕九次，但只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而其中只有两人生了不止一个继承人：玛丽亚生了九个孩子；在腓力二世与四任妻子的婚姻中只有两个孩子长大成人。查理五世另有四个私生子：玛格丽塔生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人夭折）；另一个私生女胡安娜未婚；第三个私生女叫塔代娅；还有一个私生子叫赫罗尼莫，即后来有名的堂胡安。
尽管年轻的寡妇开始在书信里署名为“悲伤的玛格丽塔”，但她很享受自己新近获得的自由，直到查理五世再次干预她的生活。1538年1月，皇帝通知她的宫廷总管（是他任命的）：“我知道公爵夫人［玛格丽塔］有时外出打猎，一去就是两三天，甚至四天。”并命令总管“用你能想得到的任何办法阻止她这么做。如果她外出打猎，不准她夜不归宿”。2月，查理五世接受了教宗保罗三世的建议，让他的孙子奥塔维奥·法尔内塞[4]迎娶玛格丽塔。不久之后，婚礼在西斯廷教堂举行。[5]这门婚事也不美满。在新婚之夜，年仅十四岁的奥塔维奥无法圆房，此后玛格丽塔拒绝与他同房。
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粗鲁地抱怨自己的不幸处境，这促使皇帝“第一次亲笔给你写信”。他先是批评她的措辞，“你不应当对任何基督徒说这样的话，尤其对我，因为我是你的父亲”，然后采用了他经常用来对付亲人的那种“被动攻击性人格障碍”的语调：“截至目前我还没有强迫过你，我也不希望对你使用强制手段。我更愿意以父亲的身份教导你该怎么做。我希望，也相信，我的教导、建议和恳求会比其他人的强迫和威胁对你更有好处。”最后他表示，希望上帝“会教导、指引和促使你恪守本分，履行你对我和对你自己应尽的义务，因为你是个孝顺的女儿；我承诺，我会永远当你的慈父”。
玛格丽塔显然又发出了针对丈夫的抱怨。几周后，查理五世又亲笔写信给她。这一次，他道歉说，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是这种情况”，他就不会把这门婚事强加于她。但是现在，“如果我不建议和告诫你维护自己的荣誉与良心的话，我作为父亲就失职了，也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皇帝的建议是，当“奥塔维奥的好妻子”。[6]不过，皇帝还是想方设法为女儿排忧解难：1541年，皇帝带奥塔维奥参加了阿尔及尔远征，并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两年。这暂时缓解了夫妻之间的矛盾。据一个消息灵通的人说，他俩再团圆之后，“奥塔维奥公爵第一次与妻子同房，一夜四次。1545年8月，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查理五世很喜欢［对他的两个外孙］嘘寒问暖，想知道他们有多高了、长得胖不胖，兄弟俩有什么不同”。[7]两年后，皇帝发现奥塔维奥染上了梅毒，于是态度又变了，“想方设法避免公爵夫人被传染”。玛格丽塔后来没有再生孩子，她和奥塔维奥不情愿地服从了查理五世的要求，即把双胞胎中唯一存活的那个，即亚历山德罗，送到西班牙抚养。[8]
查理五世还引诱了佩鲁贾的乌尔索莉娜·德拉·潘纳，这个“大美人”是一位贵族的遗孀，1522年在尼德兰宫廷期间与查理五世有一段情缘。皇帝发现潘纳怀孕后就立刻把她送回意大利，她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塔代娅。这个孩子被托付给附近一家女修院的修女，但在八年后，即查理五世加冕的不久前，他让塔代娅去博洛尼亚见他。他公开承认她是他的女儿，然后“命人在她右腿膝下做了一个标记”，也就是说让人（可能是用某种尖利的器具）在她身上做了一个永久性标记（耶稣之名的缩写）。这真是不寻常的事情。[9]塔代娅随后被送回女修院，直到1532年查理五世让她第二次来见他，这次见面的时间不久。随后她又被送回，皇帝还指示：“若无皇帝陛下的许可，不可以将她交给其母或其他任何人。”他无疑打算把她（就像玛格丽塔一样）当作联姻的工具，所以当乌尔索莉娜同父异母的兄弟闯进女修院劫走塔代娅并强迫她嫁给当地一位贵族时，皇帝大发雷霆。他给乌尔索莉娜写信，责备她，但很快就冷静下来：“尽管我对你很生气，但夫人一定会感激我，因为我会让递交此信的信使给你送去3000金克朗，供我们的女儿使用。”1550年，塔代娅的母亲和丈夫都已经去世，她来到罗马，当了修女，但当她听说查理五世已经退位并搬到尤斯特之后，便写信给他，请求允许她去西班牙。她一直没有收到回复，于是在1562年派人去找腓力二世，提出同样的请求，还送去了能够证明她的高贵身份的文件。但是查理五世一贯没心没肺，所以没有告诉过腓力二世，他还有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这很可能是腓力二世第一次知道塔代娅的存在。他在这方面和父亲一样冷漠麻木，所以只是把塔代娅的信存档，然后什么也没做。[10]
查理五世的第三个私生女于1523年出生于巴利亚多利德，母亲可能是一位流亡的威尼斯贵族的女儿。[11]孩子被取名为胡安娜。皇帝立刻把母子送到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12]的一家女修院，那里的院长玛丽亚·德·阿拉贡（天主教国王斐迪南的私生女，所以是查理五世的姨妈）奉命照顾她们。次年，院长报告称，那个女婴“年纪虽小，发育却极好，大约一个月前开始蹒跚学步，只需要大人拉着她的小胳膊”，并特意补充道：“她的相貌越来越像皇帝。”她还说，孩子的母亲“非常伤心，因为陛下自从把胡安娜送来这里之后，从来不想她，也没有派人来问她过得怎么样”。孩子的母亲哀求查理五世下一次到托尔德西利亚斯（距离这家修道院不远）看望胡安娜女王时顺便来看望她们母子。但在1530年，小胡安娜跌进修道院的水井溺死了，被埋葬在马德里加尔，自始至终没有见过父亲。[13]
查理五世在婚后不再像以前那样放荡，但诱惑很少远离他。1531年他为妹妹玛丽（即将担任尼德兰摄政者）建立内廷的时候，任命“年轻的寡妇埃格蒙特”为玛丽的侍从女官之一，并在给弟弟斐迪南的信中花了大量篇幅为自己的这个选择辩护。这种辩护本身就很可疑：“为了向你证明我并没有因为喜欢年轻女人而昏头，我一直等到现在，也就是我即将离开的时候才做了任命，这样任何人都不能说我有所企图。我不是那么糟糕的丈夫。”[14]但查理五世的告解神父加西亚·德·洛艾萨就不是这么确定了。他曾告诫皇帝：“永远不要让你邪恶的肉欲支配你。”好几个观察者都谈到过皇帝“对年轻女子的明显兴趣”。
所以，在1530年，“六十名本地女子，有老有少，有俊有丑”，欢迎查理五世到因斯布鲁克的时候，“他和她们每一个人都握手，并亲吻了比较年轻的女人”。五年后，查理五世在那不勒斯举行入城式的时候，承认自己有打情骂俏的轻浮行为。“众所周知，这座城市非常美丽，生活在这里的女人同样美丽又优雅”，他告诉廷臣们：
我和别的男人一样，也想讨得她们的欢心。我抵达的那天上午，我让理发师给我修剪头发、剃须并洒香水。他在我面前摆了一面镜子。我看看镜中的自己，看见［一些白发］……我震惊地问：“那是什么？”理发师答道：“两三根白头发。”实际上有十几根。“把那些都剪掉，”我告诉他，“一根不留。”
“你们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吗？”皇帝自问自答，“不久之后，我又照照镜子，发现新生的白发数量是之前剪掉的三倍。如果我现在还要把白发都剪掉，那么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满头白雪了。”[15]
尽管早生华发，皇帝于1535～1536年居住在那不勒斯期间，（据他身边的一些人说）还是“利用各种节庆活动，结识了那不勒斯的所有贵妇小姐”。尤其是他每天都见萨莱诺公爵夫人。一天晚上，在化装舞会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亲吻她的手”。为了得到她的青睐，不管她要求什么，皇帝都满口答应（包括赦免了一个已经被判刑的谋杀犯，后来皇帝为此事表达过懊悔）。[16]两年后，在巴塞罗那的一次化装舞会上，“皇帝和其他绅士一样谈天、欢笑。他告诉一位与他交谈的女士，他就是皇帝，并摘下面具让对方辨认，然后让她假装不认识他，继续像对待其他绅士一样对待他”。关于皇帝“乔装打扮”的传闻很快传到了宫廷。皇后的秘书胡安·巴斯克斯·德·莫利纳责怪自己的舅舅洛斯·科沃斯也参加化装舞会。洛斯·科沃斯答道：“他们说我半夜才回来，这是一派胡言。”然后又承认自己有三次乔装打扮出门，其中一次是“和皇帝一起。既然皇帝陛下很享受，那么那些流言蜚语就没什么分量”。但这些流言蜚语很快对皇后产生了影响。查理五世又一次把怀孕的皇后抛下，自己外出。据皇后的一位侍从女官说，“皇后对他的离去十分愤恨”。[17]
2.一个私生子
皇后去世后，查理五世更加放肆地与女人们调情。1546年4月至8月，他住在雷根斯堡、参加帝国会议并准备镇压德意志路德派期间，引诱了少女芭芭拉·布隆贝格。芭芭拉与他的儿子腓力同龄，是一个皮革工匠的女儿，与查理五世下榻的客栈的老板有亲戚关系，所以她能来去自如而不引起注意。1547年2月24日，也就是查理五世的生日那天，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赫罗尼莫。他后来被称为奥地利的堂胡安。[18]
查理五世起初的反应和玛格丽塔出生之后类似：他安排把孩子与母亲分开，把孩子送到布鲁塞尔。不过，虽然他公开表达对“我的小私生女”的宠爱并把她当作联姻政治的棋子，却隐瞒私生子的存在。1550年，他强迫自己的乐师之一弗朗索瓦·马西签署一份经过宣誓的文件，说皇帝的近侍阿德里安·迪布瓦授权马西把阿德里安的私生子送到西班牙，“因为阿德里安不想让妻子知道”，并在西班牙抚养这个孩子，直到有新的指示。我们之所以知道有这份文件，是因为查理五世将它的一个副本放在了他在1554年起草并签署（没有证人）的遗嘱的秘密附录里，并在其中承认，他，而不是迪布瓦，才是那孩子的父亲：“皇后去世后，我在德意志期间与一个未婚女子生了一个私生子。他的名字是赫罗尼莫。”皇帝命令将马西的宣誓证词和秘密附录都封印起来，严格保密，在他死后才能拆封。这无疑是因为皇帝对自己在四十六岁时与一个少女发生关系感到羞耻。[19]与此同时，皇帝安排玛格达莱娜·德·乌略亚夫人（皇帝的战友路易斯·门德斯·德·基哈达的妻子）负责在他们的城堡比利亚加尔西亚-德坎波斯（距离巴利亚多利德50公里）抚养皇帝的秘密私生子。这孩子就在那里一直待到1558年，皇帝在这一年命令基哈达把赫罗尼莫带到尤斯特附近。查理五世在去世前只见过这个儿子一面，但拒绝承认他，而是让皇帝的合法子女自己去发现他们还有一个兄弟（见第十五章）。
查理五世对芭芭拉·布隆贝格比较好。她后来嫁给了皇帝属下的一名下级书记员希罗尼穆斯·克格尔，皇帝赐给他100镑，“以表彰他为皇帝提供的高水平服务，并在他从皇帝那里获得合适的职位之前解决他的开销”。不久之后克格尔还获得了100弗洛林的年金，“条件是他必须居住在尼德兰，并根据摄政者［玛丽］的需求随时侍奉她，执行她的命令”。芭芭拉和丈夫以布鲁塞尔为家，在那里生养了三个孩子。[20]尽管1553年至1556年芭芭拉和查理五世都生活在布鲁塞尔，但她可能仅仅远距离见过他。不过皇帝在临终时很想念芭芭拉，命令一名亲信助手从他的私人账户支取“600克朗的金币”（这是一笔厚礼）送给她。随后皇帝失去知觉，于次日去世。[21]
教育继承人
查理五世始终对儿子和继承人腓力王子关怀备至。儿子出生前，皇帝陪在皇后身边，这是很稀罕的事情。有人建议给这孩子取一个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的传统名字，比如费尔南多或胡安，皇帝拒绝了，并用自己父亲腓力的名字给孩子取名，尽管皇帝与自己的父亲几乎没见过面。据一位大使说，“皇帝对自己的新生儿子万般宠爱，喜不自胜，除了组织庆祝活动之外什么都不做”（见第七章）。1529年查理五世乘船去意大利的时候，在西班牙留下了两个合法子女，腓力和玛丽亚（这个女儿生于1528年）。他启程不久之后，皇后又生下一个儿子费尔南多，不过他一年后夭折了。1535年皇帝在北非期间，皇后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胡安娜。
1529～1533年，查理五世在各地旅行期间，邀请他遇见的三个仰慕伊拉斯谟的人来担任王子的教师：在萨拉曼卡大学任教的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门多萨；帕多瓦大学的法学教授、来自弗里斯兰的约阿希姆·维格利乌斯·范·埃塔；还有当时最卓越的人文主义学者之一胡安·路易斯·比韦斯，他当时生活在尼德兰。这三位后来都在不同岗位上为皇帝效力，但都没有接受王子教师的职位。于是查理五世设立了一个小型委员会来选拔一名教师。该委员会很快在十五名候选人当中挑出了三人，其中之一是胡安·马丁内斯·德·吉哈罗（一般用他的姓氏的拉丁文形式“西利塞奥”来称呼他），他是一位四十八岁的神父，出身卑微，曾在巴黎大学读书，出版过关于哲学和数学的书，后来成为萨拉曼卡大学的哲学教授，皇帝在1534年6月视察该大学时听过他的讲座。不久之后，皇帝任命西利塞奥为腓力王子的教师。[22]
一年之后，查理五世为腓力设立了单独的内廷，并选择胡安·德·苏尼加·阿韦利亚内达为内廷总管。此人是二十五年前流亡到尼德兰为皇帝效劳的腓力党人之一。皇帝并没有参照勃艮第的模式来组织儿子的内廷（皇帝自己的内廷是勃艮第风格的），而是努力模仿他的舅舅胡安（最后一位土生土长的卡斯蒂利亚王子）的内廷。于是皇帝指示苏尼加从已故胡安王子的内廷成员那里搜寻关于该内廷的详细信息。其中一人，即历史学家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来到宫廷，后来奉命写下了他能记得的关于胡安王子内廷的所有信息，因为皇帝希望自己的儿子“得到的教养和侍奉像他的舅公一样”。腓力将会成为“一位真正的卡斯蒂利亚王子”。[23]此后，腓力王子的随从人员就只有男性仆人（皇帝任命了大约四十人）。苏尼加（或其副手）晚上睡在腓力的房间内，白天也时刻密切监护他。苏尼加说：“只有在我写信给陛下的时候”，或者王子“在学习，或者与他的母亲在一起、我不能打扰的时候”，“我才不在王子身边”。[24]
苏尼加在王子学习的时候不能陪在旁边，这反映了卡斯蒂利亚的传统，即“王子应当有两人教他不同的东西：一位教师教他读书写字和良好的习惯，还有一位教师教他军事和骑士的武艺”。[25]西利塞奥负责教王子及其六名侍童读书写字和祈祷，不过因为这位教师很宽纵，所以学生的进步不快。1536年2月，西利塞奥禀报查理五世，他要把王子的拉丁文学习“暂停一些日子”，“因为基础语法太困难”；四年后，王子十三岁时，西利塞奥宣布：“我们刚刚开始学拉丁文作文。”[26]西利塞奥的宽松课程，以及他对人文主义的敌视，都不能促进王子的智力发育：到1538年年末，王子的图书室仅有十六种书，除了一本“皇室谱系”和三本西班牙文与拉丁文语法书之外，全都是祈祷书。另外，如何塞·路易斯·贡萨洛·桑切斯-莫莱罗[27]所说，“1535年至1541年，用来教导未来的腓力二世的很多书都是抄本形式”，所以，就像二十年前腓力二世的父亲一样，“他的学业参考的是上一个世纪的审美和文化标准”。[28]
西利塞奥在鼓励腓力的宗教虔诚方面取得了更多成功。就连严厉而虔诚的苏尼加在1535年就任内廷总管时也肃然起敬，说：“王子自然而然地敬畏上帝，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个年纪的人就如此虔诚。”王子很快得到了好几件宗教器物，包括三本开本很小但装帧精美的礼拜书，他可以将其悬挂在腰带上，或者摆在他的床头柜上；一本时祷书；还有一本插图精美的袖珍本《玫瑰经》。[29]1535年之后，腓力的大多数早晨用于祈祷，然后（如果他身体健康的话）在苏尼加的儿子们，以及洛斯·科沃斯和弗朗西斯科·德·博吉亚的陪伴下读书学习。这年8月，八岁的腓力得知父皇在突尼斯取得胜利，不禁欢呼雀跃，“决定亲笔给陛下写一封信”。但他很少主动写东西。苏尼加抱怨道：“他一旦离开学校就能学得很好！”[30]
皇后于1539年意外去世，这促使查理五世给他儿女的生活带来了三种重要的改变。他命令让女儿们先搬到老卡斯蒂利亚的阿雷瓦洛，然后搬到阿兰胡埃斯以南的奥卡尼亚，她们可以在这个远离宫廷尘嚣的地方长大成人。此后，查理五世对女儿们的生活既有直接的控制（尽管他自称公务繁忙，连回复公函的时间都没有，却有时间亲自起草命令让女儿们搬家），也有间接的控制（指示腓力执行关于姐妹们的命令，比如1544年把玛丽亚嫁给奥尔良公爵查理的计划，以及四年后把玛丽亚嫁给马克西米利安的计划，见第十一章）。[31]玛丽亚结婚后，查理五世命令让胡安娜居住在偏僻的小地方，远离她的兄长和姐姐，让任何贵族都没有办法拜访她。最终，皇帝把她送到了卫生条件不佳的小镇——杜罗河畔的阿兰达，让她在那里照料他的孙子堂卡洛斯[32]（比她小十岁）。皇帝不准玛丽亚去看望妹妹，在1550年让十五岁的胡安娜搬到托罗时也禁止她在途中去拜访姐姐。次年，他不情愿地允许胡安娜在玛丽亚和马克西米利安前往德意志之前拜访他们，但这对姐妹此后再也没有机会相见。[33]
查理五世还严密地管教自己的儿子。皇后去世后，皇帝增加了腓力内廷的人手，把苏尼加提升为内廷大总管（mayordomo mayor），同时让他继续担任王子的教师。两年后，因为西利塞奥给王子传授拉丁文的努力失败，查理五世感到受挫，于是命令苏尼加、塔韦拉和洛斯·科沃斯开会提议一名新教师。他们推荐的人选是出生于加泰罗尼亚的胡安·克里斯托瓦尔·卡尔韦特·德·埃斯特雷利亚，据说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血统纯净”（limpio de sangre），意思是他没有犹太人或穆斯林祖先。于是查理五世指示卡尔韦特“向王子及其所有侍童传授语法”。没过多久，皇帝又任命了另外三名教师：来自巴伦西亚的奥诺拉托·胡安负责教王子数学和建筑学；来自科尔多瓦的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教历史和地理；来自托莱多的弗朗西斯科·德·巴尔加斯·梅西亚教神学。尽管这四名教师都是西班牙人（虽然来自不同地区），但都曾在欧洲广泛游历，眼界广阔，能够开拓王子及其学伴的视野。[34]卡尔韦特与西利塞奥不同，对人文主义学术热情洋溢。在不到一年里，他就为王子购买了140种图书，使他的藏书数量增加了一倍还不止。
1542年，皇帝带儿子去了纳瓦拉、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每一个王国都认可腓力为他的继承人。卡尔韦特、胡安和塞普尔韦达都陪伴腓力及其父皇旅行，抓住每一个机会向腓力传授他未来的臣民的不同语言、文化和历史。途中，王子欣赏了古迹、钱币和铭文；接见了波斯国王的大使和刚果国王的兄弟；从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修士手中接受了《西印度毁灭述略》的一份抄本（见第十三章）。法国人在攻打佩皮尼昂（加泰罗尼亚的第二大城市）的消息传来后，塞普尔韦达领导廷臣们讨论了救援佩皮尼昂的最佳办法，这是腓力第一次接触军事策略。
此外，在这趟旅途中，以及返回马德里之后，查理五世都在教导儿子治国理政的艺术。他无疑打算定期向儿子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但皇帝于1543年启程去指挥针对法国和海尔德的军事行动，于是不得不中止对儿子的教导。这轮战争也让皇帝无法亲自主持腓力的婚事。
1542年9月，查理五世“请求葡萄牙国王把他的长女”玛丽亚·曼努埃拉嫁给腓力，因为“我儿已经到了娶亲的年纪，从而延续王朝的血脉”。这位公主不仅是查理五世的妹妹卡塔利娜的女儿，还是已故皇后的侄女，所以查理五世需要获得教宗的多重许可，从而豁免“王子和公主之间的每一种血亲关系”（见彩图28）。[35]因此婚礼不得不推迟，于是查理五世写信向儿子解释婚姻的责任。在1543年5月给腓力的指示中，皇帝用了将近四页的篇幅谈性的话题。
“我儿，上帝保佑，你很快要结婚了”，皇帝这样开始道。不过在十六岁时就发生性关系“对身体的发育和力量可能是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可能造成身体虚弱，影响生育能力，甚至导致死亡”。他已经盘问了儿子，确保他还是处男（“我确信你对于自己的过去说的是实话，你信守了对我的诺言［即在结婚前守贞］”）。现在他要求王子在婚后表现出同样的节制。“我要求你在圆房之后称病，尽量远离你的妻子，不要很快再次去拜访她，也不要经常去。并且你与她相聚的时候，也不要久留。”[36]
对于这种令人惊愕的要求，查理五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王子死于房事过频，“你的妹妹们和她们的丈夫将会继承你的位置：想象一下，这会给我的老年带来怎样的悲伤！”他还采取措施，确保年轻的夫妇服从他关于节欲的指示。他把指示发给苏尼加，命令王子“当着他［苏尼加］的面朗读，从而让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就提醒你”。另外，“为了确保此事不出纰漏”，皇帝说，“我已经命令［苏尼加］按照自己的判断劝诫你，还要采取措施，确保你服从我的指示，尽管这可能会激怒你”。更加具有侮辱性的是，等玛丽亚·曼努埃拉来到西班牙之后，皇帝命令弗朗西斯科·德·博吉亚及其妻子对她“如法炮制”，“让她与你［腓力］保持距离，除了你的健康状况能够承受的时候”。皇帝的这一系列操作显然在不到十六岁的少年心中制造了对性的复杂情结。[37]
腓力长大成人
后来，腓力二世把自己亲政的时间从父亲离开西班牙时算起。1574年，腓力二世提醒一位大臣：“我从1543年开始治国。”两年后，他拒绝改变自己的统治风格，因为“我处理公务已经将近三十六年了”。[38]他说得对。皇帝原本打算让儿子只签署那些“与他的内廷有关的委任状和其他公文”，在其他方面都严格遵守皇帝的指示，但皇帝很快就发现自己的算计出错了。1543年10月，在一封指示儿子送钱给他从而维持对法作战的信中，查理五世亲笔在末尾处添加了一段，其内容简直是情感勒索：“我儿，我坚信不疑，等你读到我这段话并看到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的时候，你作为孝子一定会竭尽全力，不会把父亲抛弃在这样的处境里……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给我送来士兵和金钱，不得有误。”不到两周后，皇帝再次提笔，继续向儿子施压。在花费大量笔墨向西班牙索要援兵和金钱之后，皇帝温情地写道：“我儿，我再一次请求你表现自己多么孝顺。”但王子不为所动。他的西班牙谋臣们担心财政的压力会引发骚乱，所以在他们的鼓励下，王子一直拖到1544年2月，也就是收信的四个月后（！）才回复，并且花了不少篇幅解释自己为什么打算什么都不做：
我无比真诚地恳求陛下理解我写下这封信时的本意。我并不是想限制陛下的宏图大略（它是陛下的勇气的果实），而是想提醒您，当前局势不妙，基督教世界处于悲苦之中，您的诸王国精疲力竭，大规模战争必然带来严重的破坏（无论战争是多么合理合法），而且我们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敌人的舰队虎视眈眈，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抵抗敌人。
腓力强调，“如果陛下希望避免不可逆转的灾难的话”，结束所有战争才是唯一务实的策略。[39]
何塞·路易斯·贡萨洛·桑切斯-莫莱罗指出，在这封信里，“腓力首次揭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的立场无疑让查理五世极其恼火。[40]其他一些事态也让皇帝不满。1545年2月，皇帝给苏尼加发去一封长信，里面满是对儿子（快十八岁了）的牢骚，哀叹“我不在西班牙期间，有些小事开始萌芽”。查理五世承认，很多“小事”是无法挽回的。所以，皇帝希望“他［腓力］最好不要外出打猎时这么晚才回来”，也不要荒废学业。
但我知道他已经结婚了，忙于国家大事，并且已经过了听得进告诫的年龄，所以在我看来，应当允许他按照自己的心愿行事。我不应当对他唠叨，那样他会对一切都感到恼火。
皇帝对其他一些“小事”表达了更密切的关注，比如“他的糟糕习惯，他起床和上床睡觉、穿衣和脱衣都浪费了很多时间”；“对祈祷和告解不够全神贯注”；尤其是在王子的弄臣家中“发生了某些事情”。不过皇帝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41]
查理五世不情愿地认识到，自己过于依赖来自西班牙的资源和支持，这就限制了他作为父亲的权威。他给苏尼加写信发牢骚的同一天，还又一次写信给腓力索要金钱：“相信我，如果这一次不能创造奇迹的话，我的各项事业将无以为继”，因为如果没有经费，“我会被打倒在地”，而只有腓力能够筹集到经费，所以查理五世绝对不能疏远自己的儿子。此外，玛丽亚·曼努埃拉怀孕之后，皇帝就不再唠叨青少年性生活过频的风险，而是对王子的性能力开玩笑：“祝贺她怀孕：你做得比我预期的要好，因为我原以为你还需要一年时间！”此后皇帝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地干预儿子的私生活，并告诉苏尼加：“我不会像以前那样经常给你写信了，因为我这个可怜的老罪人已经做不了什么了。我也会减少对儿子的干预。”[42]
随着奉皇帝之命来指导腓力的“年岁较长的成熟人士”逐渐离开，腓力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腓力“最忠实的谋臣”（也是督促他节欲的人）苏尼加于1546年去世以后，查理五世没有任命新的人来取代他。同年，资深大臣枢机主教塔韦拉也去世了。阿尔瓦公爵离开西班牙，去德意志与皇帝会合。弗朗西斯科·德·洛斯·科沃斯因为患病，退隐到自己的庄园，不久之后在那里去世。1546年6月，查理五世正式认可了迟早要来的事情：作为册封腓力为米兰（帝国的采邑）公爵的序曲，他签署了一份宣言，宣布从此之后他的儿子“获得独立，不再受我作为家长的控制”。[43]
此后，查理五世主要是试图通过书信来控制腓力的行为。但就像和皇后通信时一样，给腓力的绝大多数信也是口授给秘书的，皇帝只是偶尔亲笔添加一小段文字。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他给儿子的信（就像之前给妻子的信一样）显得冷淡，而他给妹妹玛丽和弟弟斐迪南的信却显得很亲热，其中很多是他亲笔写的，并且往往包含生动的细节，甚至自嘲。在查理五世给儿子写的大约500封存世的信里，怕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亲热劲头。甚至当腓力的妻子于1545年8月去世时，皇帝的吊唁信都是口授的，但皇帝在给洛斯·科沃斯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悲伤：“科沃斯：既然上帝要以这种方式打击我和我的儿子，那么我无话可说。但要悔恨的事情太多。在一切事务当中我们都必须接受上帝的意志，我现在就要这么做。请安慰我的儿子，让他也接受上帝的意志。”[44]
保障大统的传承
1.帝国的蓝图
粉碎了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批敌人之后，查理五世把思绪转向自己产业的未来。1547年圣诞节，皇帝从奥格斯堡写信给儿子：“我已经决定，你应当尽快到这里来。”皇帝还让玛丽亚陪兄长一起来。“既然我已经敲定了”她与马克西米利安的婚姻的条件，腓力必须让妹妹同意。几周后，查理五世得知，他的女儿表示希望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于是他发去了更加紧迫的命令。“我坚信不疑”，查理五世告诉儿子，玛丽亚“会服从我，因为她理应服从我，因为我非常爱她。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关心她的福祉和幸福”；但假如玛丽亚继续抵抗，腓力必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她详细解释她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就像四年前的“两种方案”一样，查理五世期望女儿为了家族的利益牺牲自己。[45]
1548年1月18日，皇帝为儿子撰写了一份长篇的政策分析，它有时被称为他的“政治遗嘱”。就像五年前皇帝给腓力的秘密指示一样，他之所以写这份文件，是因为担心自己可能很快会死亡，所以他必须向儿子解释自己的宏图大略。皇帝承认，“我过去的辛劳导致一些旧疾复发，并且近期我的生命经常受到威胁”，因此“我说不准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不知道上帝的意志是什么，于是我决定在这封信里向你告知我当前的考虑，以备不测”。与1543年的秘密指示不同，这份文件的受众很广。至少有二十八个副本保存至今，其中之一被保存在格朗韦勒的档案当中，这表明查理五世在起草文件的时候可能让自己的主要大臣参加了。1606年，桑多瓦尔在他半官方的《查理五世皇帝的生平与事迹》中发表了该文件的全文。[46]
在文件的开头，就像1539年和1543年的建议书一样，皇帝敦促腓力“将自己的全部意愿和行动置于上帝的意志之下”，并将保卫天主教信仰视为自己的主要责任。然后他表示，为了保卫帝国，“他不得不在许多地方打了许多场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开销，不过他自鸣得意地写道：“在上帝的佑助下（感谢上帝！），我坚持了下来，保卫了自己的领土，并获得了一些优质的、重要的新领土。”因此，腓力的主要需求是确保一段时期的和平，让他的臣民能够休养生息。但是：
希望避免和遏制战争的人未必总是能成功……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统治者，拥有极其广袤的领土和极多的国家，其分布又特别分散。上帝仁慈地把这些领土和国家给了我，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会把它们都传给你。和平与否，取决于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善意或者恶意。
所以腓力必须保持警惕，时刻准备作战，保住自己的领土。
随后查理五世概述了每一块领土的防御能力，把重点放在他的儿子可能遇到的挑战上。他写道：
（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你必须认真观察并花费力气去理解其他国家与统治者的行动，并在所有地区维持自己的朋友和线人，否则难以（或者根本不可能）维持和平，也难以避开、抵制或制衡敌人对你或你的领土的图谋……尤其是因为你的各领地是分散的，并且招人嫉妒。
因此，首先，“你最好的朋友、最值得信赖的伙伴”必然是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他已经被确定为下一任神圣罗马皇帝。一方面，叔叔斐迪南能为腓力出谋划策；另一方面，身为皇帝，他的支持对腓力控制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以及保障这两地之间的通畅交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其次，腓力必须始终与教宗保持良好关系。不过，就像皇帝在之前的建议书当中写过的那样，他也知道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查理五世抱怨道：“你已经知道当前的教宗保罗三世是怎么对待我的。”虽然他表示，也许换了教宗之后局势会改善，但他指出，有两方面的问题会继续制造冲突：教宗自称对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拥有宗主权；西班牙王室对西班牙教会的庇护。因此他建议儿子“以忠顺的教会之子的身份服从”未来的教宗，“不要给他们对你不满的理由。但也不能损害你的诸王国的显赫地位、繁荣与太平”。也就是说，腓力不可以放弃自己的任何领土，哪怕是割让给天主教会的最高领袖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