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查理五世审视了他与意大利的主要独立国家的关系。他写道，威尼斯共和国曾反对西班牙，但1529年的条约已经解决了之前的所有纠纷，所以腓力必须遵守该条约，“［与威尼斯人］维持友谊，尽可能地把他们当作好盟友，优待他们”。查理五世还写道，自从1537年“我将佛罗伦萨托付给”科西莫·德·美第奇公爵[47]，“他一直对我和我的事务十分殷勤；我相信他也会对你友好，因为他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了许多好处”。另外，这位公爵“头脑聪明，有很好的判断力，把自己的领地管理得井井有条”，所以腓力必须“在所有事务当中支持他”。同样，“你可以像我一样信任曼托瓦公爵”。
皇帝还相信卢卡共和国和锡耶纳共和国将会继续保持亲帝国的立场，因为这两国的最重要政治目标就是维护意大利的普遍和平。热那亚共和国是西班牙在意大利最重要的盟友，既是因为它与哈布斯堡家族各领地之间的经济纽带，也是因为热那亚是从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岛和西班牙去伦巴第、德意志和尼德兰的必经之路。所以腓力必须竭尽全力维护和增强安德烈亚·多里亚及其盟友的权威，一旦他们遇到困难就必须尽快援助他们（就像前一年查理五世做的那样，见第十二章）。
皇帝只对两位意大利统治者表示担忧。费拉拉公爵娶了法国公主勒妮（她曾是查理五世的未婚妻）。尽管他在近期表现得忠心耿耿（比如，派遣一支部队加入帝国军队，去讨伐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但他毕竟与法国有瓜葛，所以腓力应当“谨慎对待他，仔细地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皇帝还建议儿子小心监视新任帕尔马公爵奥塔维奥·法尔内塞。尽管帕尔马公爵夫人就是查理五世的女儿玛格丽塔，并且她“一向对我恭顺”，但查理五世担心自己保留皮亚琴察（不给奥塔维奥）的决定可能造成麻烦。皇帝向腓力保证，有充分的理由“让你必须把皮亚琴察留在自己手里，因为你是它的合法合理的主人”，但腓力应当“向教宗提议重新审视局势，争取达成协议”。[48]
威尼斯、佛罗伦萨、曼托瓦、卢卡、锡耶纳、热那亚、费拉拉和帕尔马仅仅是意大利北部将近三百个独立国家当中最大的几个。其余国家绝大部分在当地的贵族家系掌控之中，查理五世已经创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或许是近代早期的第一个国际体系）来确保西班牙在那里拥有主宰地位。在积极的方面，皇帝有时会割让领土给这些小国，安排其统治者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公主结婚，或者任命当地统治家族的成员到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威望很高的位置上（比如他提携了曼托瓦公爵的兄弟费兰特·贡扎加）。他在自己的宫廷招待其他一些意大利王公家族的成员，给他们提供奢华的娱乐，鼓励他们透过哈布斯堡家族的视角来看世界。查理五世给这些意大利王公提供年金、礼物、官职和荣誉（最高的荣誉是金羊毛骑士的身份，金羊毛骑士的特权之一是被皇帝称为“我的表弟”）。皇帝建议腓力如法炮制。
意大利近期的一系列反叛表明，外交必须有武力作为后盾。查理五世在西西里、那不勒斯，尤其是米兰，建造了最先进的防御工事，并在每座要塞驻扎了一个训练有素的西班牙大方阵[49]和一些骑兵队伍。他还维持了好几支桨帆船舰队来保卫地中海西部。皇帝警示道，“尽管你将会继承大宗债务，你要继承的国度的财政也已经枯竭，所以你需要想方设法寻求积蓄，但你不可以为了这个理由放弃在意大利长期驻军的政策”，因为驻军是最好的防御，能够阻止“战争爆发，挫败敌人侵占你的领土的图谋”。出于同样的原因，腓力还必须继续维持负责保卫西班牙在地中海各个主要港口的桨帆船舰队。
和往常一样，查理五世认为法国是最大的潜在威胁，因为众所周知，法国国王“经常与我缔结和约或停战协定，却从不遵守，除非他们无力再战，或者想等待机会对我放冷箭”。皇帝通过《马德里条约》《康布雷条约》《克雷皮条约》迫使法国人放弃了一些领土和权益，他相信法国人一定会继续试图将其收复。但腓力必须保持坚定：
你必须坚持要求法国人永久性遵守这几项条约，绝不背离，因为我占领了那些土地，你将继承和占有它们，对其享有充分的、正当合法的权利。如果你在任何方面表现出软弱，那就会敞开一扇大门，让一切都受到质疑……最好是现在守住一切，而不是在将来冒着满盘皆输的风险，被迫保卫残山剩水。如果你的前任能够在上帝的佑助下保住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尼德兰，并成功打退法国人，那么你应当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你保住自己继承的领土。
腓力还必须尝试迫使法国人撤离他们之前占领的所有土地，包括属于腓力的盟友（特别是萨伏依公爵）的土地，“从而让所有人都看到、都知道，你对自己的安全和盟友的安全是非常上心的”。
随后，皇帝比较简略地审视了其他的国际问题，重述了在之前的指示里谈过的几点。他的儿子必须“与葡萄牙维持友好关系”；“与英格兰维持友谊，遵守我与已故的英王［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签订的条约”；与苏格兰达成贸易协议；维持与现任丹麦国王的条约，“但不要卷入关于克里斯蒂安二世国王的争端”，克里斯蒂安二世即查理五世已故妹妹伊莎贝拉的丈夫、已经被废黜的那位国王。查理五世还冷酷无情地写道，腓力应当确保“克里斯蒂安二世永远不能获得自由，这样他就不能发动战争去伤害尼德兰，就像他过去做的那样”。
最后，皇帝讲到自己的领地在未来应当得到怎样的治理。在欧洲，即便已经安排了斐迪南接替他当皇帝，查理五世还是在考虑，是否应当把自己领地的其余部分也分割成几块。这种想法并不新鲜。1505年他父亲的遗嘱规定查理和斐迪南为共同继承人，暗示这兄弟俩将分别统治部分领地。因为奥地利土地是“可分割的”，所以十年后，西斯内罗斯在查理五世宫廷的代表推测，既然“上帝给了他如此丰富的遗产，将来还有更多，他会将其与弟弟分享”。[50]这种分割发生在1521～1522年，但在那之后查理五世在尼德兰和意大利北部都获得了重要的新领土。尼德兰“已经得到了一些新的防御工事，并且正在按照我批准的设计方案建造更多防御工事，各省份也忠心耿耿”。但腓力因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肩负重担，所以“不能居住在尼德兰，也不能经常视察那里”，那么他能否有效地统治尼德兰呢？如果将尼德兰托付给皇帝的女儿玛丽亚和她未来的丈夫马克西米利安，是不是更好？查理五世拿不定主意，“因为此事极其重大。所以在你抵达这里、亲自察看了这个国家并理解其重要性与个性之前，我不打算做决定……上帝保佑，等你来了这里之后，我就能在各方面都做出决定”。
在这份文件的末尾，查理五世谈到了西属美洲，敦促腓力“小心提防法国人派遣舰队去美洲”；如果法国人尝试这么做，必须阻止。即便没有法国人的挑战，腓力也必须紧密控制所有的殖民地官员，“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副王和总督们会变得更加独断专行，让你的臣民求告无门”。另外：
你必须注意了解美洲的情况，既是为了让它始终为上帝服务，也是为了让它服从你；你应当公正地统治美洲，使其人口繁衍，恢复其繁荣，从而让人们忘记征服者们的压迫。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腓力必须“调查土著的监护征赋制，因为关于它的信息和意见各不相同”。这么说真是低调，因为腓力很清楚，就在皇帝写下这些指示的时候，秘鲁正在公开造反！但为了应对自己的权威受到的挑战，查理五世采取的方式是把注意力放在新西班牙（而不是秘鲁）的稳定上，这清楚地揭示了，在他看来，什么样的策略可能在别的地方奏效。[51]
皇帝的政治遗嘱建立在他之前三十年治国理政的经验之上。他的经验往往是通过试错而逐渐积累起来的。政治遗嘱比1543年他给腓力的指示（那时皇帝还觉得“至于我应当告诉你的事情，它们极其晦涩并且具有不确定性，我都不知道如何向你描述，我也不知道是否应当就其向你提供建议”）要高明很多。如今，他已经打败了在欧洲的所有敌人，因此无比自信。根据霍斯特·皮奇曼的洞见：
此时，查理五世主要关心的不是自己遇到的问题的性质或细节，而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保全君主的崇高地位。他面临的问题数不胜数，所以唯一理智的统治方式是借助现有的机构，并确保这些机构始终处于他可以信任的人的掌控之中。[52]
因此，查理五世的政治遗嘱既是对他帝国的现状与问题的坦率概览，也算是处理未来的问题（暂时还不能预测其具体性质）的蓝图。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怕是很难找到与它类似的、由统治者亲自撰写的文件，更不要说比它更高明的文件了。
2.尼德兰
政治遗嘱写完仅仅三个月之后，查理五世就对其中的计划做了首次重大修改，因为他担心如果腓力和玛丽亚都离开了西班牙，“一些权贵可能进入政府，这可能会招致臣民的怨恨”。他拒绝在腓力和玛丽亚都不在西班牙的情况下任命女儿胡安娜为摄政者（因为她只有十三岁，年纪太小），也不肯单独任命她的姐姐玛丽亚，“因为让未婚女子参政永远不会是好事，我也决不会接受”。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我的侄子马克西米利安王子去西班牙，按照已经敲定的协议正式结婚并圆房”，然后留在西班牙，与玛丽亚共同摄政。在马克西米利安抵达之前，腓力必须留在西班牙，然后“向他［马克西米利安］指示你认为他应当知道的事情……向他介绍权贵们和其他到宫廷来的绅士，以及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议事会和大臣们”。换句话说，腓力必须把自己五年前从皇帝那里接受的秘密指示传授给马克西米利安。[53]1548年9月，皇帝返回布鲁塞尔之后，对政治遗嘱做了第二个重要的修改。在布鲁塞尔，他的臣民“燃放烟花，在集市上演他们自己语言的戏剧，表达对皇帝驾临的喜悦，随后全体教士参加了一场体面的、壮观的游行，为皇帝陛下在德意志取得的胜利和他的健康而感谢上帝”。[54]查理五世深受感动，于是命令儿子到尼德兰而不是德意志来见他。
当腓力成功说服卡斯蒂利亚议会通过征税来筹措玛丽亚的嫁妆和他去尼德兰的旅费，并向马克西米利安和玛丽亚介绍了统治的秘密之后，他率领一大群随从前往巴塞罗那，从那里搭乘桨帆船去热那亚。在布鲁塞尔，查理五世担心“要过很久才能再见到儿子，他的慈爱让他一时间想不到别的事情，所以他变得罕见地慷慨，没有注意到儿子此行的巨额开支”。在随后几个月里，“出于慈父之情，皇帝陛下派了四到六个人逐步向他报告他的儿子已经到了何地、估计何时能够抵达”。[55]
因为皇帝及其大臣近期在意大利做了许多咄咄逼人的事情（见第十二章），腓力王子的到来引起了意大利人的恐惧和激动。并且他最初的行为让人非常不放心。在热那亚，他支持那些主张建造一座要塞的人。当费拉拉公爵和其他人带着厚礼来拜见他时，“王子对他们不屑一顾，于是他在整个意大利有了傲慢无礼的名声”。[56]王子到了特伦托之后放松了一些，接见了萨克森选帝侯莫里茨率领的一群德意志权贵组成的欢迎队伍，其中有路德派教徒也有天主教徒。这是腓力第一次见到新教徒，但他没有表现出不安，而是与他们一起吃喝了很长时间。从那里，他骑马穿过德意志，前往布鲁塞尔，于1549年4月1日与六年未曾相见的父亲团圆。
尽管查理五世在政治遗嘱里向儿子承诺，关于尼德兰大统传承的问题“等你来了这里之后，我就能在各方面都做出决定”，但皇帝已经采取了两个重要的初步措施。他说服了“武装的帝国会议”认可他统治下的尼德兰的十七个省（有的是他继承的，有的是他以别的方式获取的）为一个单独的帝国行政圈。[57]这项措施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加强了布鲁塞尔中央政府的权力。首先，尼德兰无须遵守帝国的法律，包括关于宗教妥协的法律（正是这样的法律允许路德派在德意志快速发展壮大）；其次，如果尼德兰遭到攻击，帝国会议的德意志成员有责任保卫尼德兰。
查理五世的另一项重大决定（最终也是灾难性的决定）是，腓力除了继承西班牙之外，还将继承尼德兰。皇帝说服了尼德兰每个省的代表会议认可他的儿子为继承人，并同意，尽管各省都有自己的特权，但它们从今往后将会遵守同一套继承法规，选择同一位君主，从而确保十七个省永远统一。
腓力抵达不久之后，查理五世就带他去视察尼德兰最富庶的南部各省：佛兰德、阿图瓦、埃诺和布拉班特。这些省份的地方政府庄严宣誓，接受腓力为他们的下一任君主。父子俩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用具有象征意义的凯旋门和含义浮夸的戏剧来欢迎他们。有人把他们比作大卫和所罗门，或者阿特拉斯和赫拉克勒斯。有人强调，尽管父子俩被强敌包围，但神圣的武器和世俗的武器一定能帮助他们旗开得胜。腓力多次展示自己身为骑士的高超本领，在根特参加了一次杆子游戏，在安特卫普参加比武，还在玛丽位于班什[58]的宫殿及其周围参加了奢华的庆祝活动。这是查理五世一生中至今仍然得到纪念的少数事件之一，因为每个忏悔星期二[59]，班什市民都会身穿1549年庆祝活动那种风格的稀奇古怪的服装，在街头游行。[60]
但回到布鲁塞尔的时候，父子俩的关系却冷淡了。有些尼德兰人不肯向腓力宣誓效忠，部分理由是“他们不愿意被外国人统治”，尤其是西班牙人；“但更重要的理由是，他们害怕腓力王子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个性，而他也没有做任何努力去拉拢他们”。据一位大使说，“尽管皇帝陛下每天都劝告王子，格朗韦勒也更为委婉地提醒他，但王子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也许就是与儿子的摩擦让查理五世决定留在布鲁塞尔，而让腓力和玛丽去视察尼德兰北部的主要城市。不管怎么说，他们回来的时候，父子关系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在1549年11月30日圣安德鲁日的金羊毛骑士团年度弥撒期间，上面提到的那位大使注意到：“王子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坐到皇帝陛下旁边。在整个礼拜期间，他俩一直在谈话……看来他们已经解决了之前让他们不满的纠纷。”[61]随后，皇帝新近获得的领土的代表和他继承的领土的代表欢聚一堂，组成等级会议，再次集体宣誓接受腓力为继承人。随后七个月，王子一直待在布鲁塞尔，飨宴、跳舞、狩猎、比武，并接受父皇关于“若干要务”的指示。“皇帝让他每天到他的套房待两三个小时，部分是为了开会，部分是为了面授机宜。”[62]
对历史发号施令
1550年5月，在庄严肃穆地纪念皇后的第十一个忌日之后，查理五世和儿子离开了布鲁塞尔，去参加帝国会议。在科隆，皇帝一行人登上莱茵河上的驳船，“那些船有高质量的玻璃窗，有冷杉木做成的座椅，在船上就像坐在室内一样”，所以他们“不知道船是在航行还是止步不前”。[63]随后两周里，他们逆流而上，“皇帝在闲暇时光开始记载自己的旅行和作战经历”，用的是法文。据他的宫廷总管纪尧姆·范·马勒（来自布鲁日的人文主义学者）说，“这部作品文笔优雅，其文风足以彰显作者的聪明才智与雄辩”。范·马勒还屈尊俯就地说：“我之前绝对想不到，皇帝居然还有这样的能耐，因为他自己告诉过我，他在读书期间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只是单纯依赖自己的思考和行动。”[64]抵达奥格斯堡之后，皇帝仍然继续笔耕。一位大使写道：“皇帝每天都花两三个钟头亲笔写作，从而让他的事迹永垂不朽。纪尧姆·范·马勒帮助他。”最终，皇帝的《回忆录》的篇幅达到了150页手抄本。[65]
查理五世为什么要花费力气写《回忆录》？1557年弗朗西斯科·德·博吉亚前去尤斯特拜访的时候，皇帝问他：“在你看来，一个人记录自己的事迹，是不是有虚荣的成分？”但皇帝不等对方回答，就表示：
他记录了自己的南征北战……不是因为渴求荣耀，也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因为需要让大家知道真相，因为他读过的本时代的历史学家的作品扭曲了真相，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出于偏见和不公。[66]
这也许能解释皇帝为什么在《回忆录》中使用第三人称，并省略了许多私人细节，比如完全没有涉及他的整个童年。尽管他写到自己在1513年与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起见到了亨利八世，“在那里，他们讨论并同意宣布大公［查理］成年”，但《回忆录》的叙述是从两年后尼德兰的各省等级会议“接受他为他们的主公”开始的。结尾是1548年夏季他从德意志返回布鲁塞尔。[67]根据文风的不同，《回忆录》可分为两部分。在记述对海尔德的征服之前，查理五世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他身为君主亲力亲为的事件。他甚至列举了某些活动的次数：会见英格兰国王和法国国王的次数（分别是三次）；任命姑姑和妹妹为尼德兰摄政者的次数（玛格丽特是三次，玛丽是五次）；在大西洋航行的次数（三次），在地中海航行的次数（八次）；痛风病发作的次数（1528年之后是十七次）；诸如此类。[68]但写到1543年之后，《回忆录》的节奏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从游记变成了作战日志，对随后五年所用的篇幅达到之前三十年所占篇幅的两倍。皇帝详细叙述了自己在讨伐法国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作战中发挥的作用，为他自己的多个重要决定（比如1544年如果他占领了沙隆的马恩河桥梁会发生什么）辩护，分析了敌人的一些决定（他记录了1546年3月到1547年4月德意志路德派领袖的六个“错误”），并解释，“在上帝的支持下”，他们如何把敌人打得“一败涂地”。[69]
文风的变化，其实是查理五世及其亲信重写历史、粉饰他形象的大规模活动的一部分。1548年，塞维利亚历史学家佩德罗·梅西亚撰写的一部溜须拍马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传记被送到了正在奥格斯堡的查理五世手中，“他、他的告解神父多明各·德·索托和其他显赫的廷臣读了之后大感满意”。于是，查理五世请梅西亚撰写一部类似的关于他的统治时代的史书。[70]两年后，保罗·乔维奥（或许是当时欧洲最有名的历史学家）的“通史”杀青，他给查理五世送了关于突尼斯战役的那一章的副本，“请陛下过目和审定，然后我再送去印刷”。乔维奥谄媚地承诺“修改、增补和删减，完全听从陛下的意思，因为陛下拥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完美无瑕的判断力”。乔维奥这么说显然只是客气话。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皇帝把这事当真了。他把书稿交给路易斯·德·阿维拉·苏尼加（突尼斯战役的老将，后来担任查理五世与其他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络人）评估。据佛罗伦萨驻查理五世宫廷的大使说，“皇帝陛下渴求荣耀，认为乔维奥贬低了他的成就”，并且“持续不断地试图贬低他”，而查理五世希望自己的事迹“得到比现在更多的赞颂”。于是，阿维拉给乔维奥发去了修改要求：“突出皇帝无私的勇气，以及他义无反顾地直面危险的大无畏精神”，从而确保皇帝的“威名和荣誉不被激情的迷雾所遮蔽”。因为这本书将在佛罗伦萨出版，阿维拉还请求科西莫公爵“确保修正［乔维奥的］错误，在全部改正之前不准出版”。尽管乔维奥修改了若干事实错误，但他拒绝修改自己对查理五世的描绘。[71]
查理五世对乔维奥著作的审查失败了，但成功地修改了另一本让他恼火的书，即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的《胜利的西班牙》，该书于1553年8月在梅迪纳德尔坎波出版。该书不仅把征服墨西哥描绘成几乎完全是埃尔南·科尔特斯一个人的功劳，而且怪罪查理五世忽视美洲：“如果陛下不是忙于别处的战争，那么我们在美洲就能有更多的发现和征服，让更多人皈依基督教。”这一次，阿维拉请他的门客范·马勒出马，为了更正戈马拉作品里的错误，专门请求佩德罗·德·拉·加斯卡详细记述他平定秘鲁期间的主要事件。三个月后，一道御旨宣布：“不得出售或阅读《胜利的西班牙》；不得印刷；已经发行的书应当收回，并送交西印度议事会。”政府官员审讯了每一个书商，了解他们经手的该书的情况，包括“他们从何人手中获得该书、售给何人、价格如何。因为皇帝陛下需要知道这些信息”。[72]
阿维拉本人在皇帝的《回忆录》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查理五世抄袭了阿维拉的《德意志战记》的若干细节，并且歪曲了好几个事件，当然是尽可能地美化自己。最过分的一点可能是关于阿尔瓦公爵的记述：查理五世很少提到他，如果提到，就说他是“皇帝麾下的指挥官”，并把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皇帝甚至说，在米尔贝格战役不久前发现易北河上关键渡口的功劳属于他自己，而阿维拉（目击者）和皇帝本人（在关于此役的第一篇记述中）都清楚地表明，这是阿尔瓦公爵的功劳。另外，尽管皇帝提及那些他巧妙运用的盟友的名字，比如比伦伯爵和尼德兰军队、奥塔维奥·法尔内塞和教廷军队、萨克森公爵莫里茨，以及“罗马人国王，即皇帝的弟弟”（不过斐迪南出场较晚），但查理五世自己永远是最核心的人物。[73]
如理查德·L.卡根[74]所说，“查理五世主持着一个机构，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宣传部”。在米尔贝格战役之后，皇帝及其支持者聘请写手和艺术家，创作了大量文学和艺术作品，把他美化为基督教世界的头号捍卫者。查理五世把提香请到奥格斯堡，提香就在那里创作出了最令人难忘的两幅查理五世肖像：在战争中春风得意的皇帝；在和平时期英明睿智的皇帝（见彩图25和彩图27）。[75]不久之后，查理五世请莱昂内·莱昂尼[76]创作了一系列英雄主义风格的雕塑（包括全身像、半身像和浮雕，材质有青铜的，也有大理石的），其中七座是皇帝的雕像，三座是腓力的，三座是皇后的，两座是玛丽的。其中尺寸最大的一座是真人尺寸的皇帝雕像，铠甲可以取下，露出皇帝的裸体像；皇帝警惕地站在被打倒的敌人之上，做好随时再次拿起武器的准备（见彩图29）。与此同时，玛丽聘请威廉·德·潘纳马克制作了一套以维尔摩恩的草图为蓝本的巨幅壁毯，纪念突尼斯战役的胜利（见彩图20）。查理五世在威尼斯的大使监督了阿维拉的《德意志战记》和一系列纪念皇帝近期每一次胜利的雕版画的出版。[77]不过，并非所有宣传图画都是皇帝及其大臣找人制作的。尼德兰的一些书籍装订工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添加他们君主的肖像（往往身着铠甲）和他“走得更远”的纹章。很多市政厅，甚至教堂，也会展示皇帝的雕像和肖像。1521年，施瓦本哈尔市市长的那个“淘气、放肆、桀骜不驯的女儿”安娜·比希勒，曾请她的秘密情人之一（当时正在参加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为我画一幅皇帝的素描肖像，描绘他的真实相貌，不要画得比他真人更英俊，也不要更丑，因为这样的一幅素描会很有价值”。她的很多同胞收集带有皇帝肖像的象棋或跳棋棋子，无疑也会用它们下棋（在查理五世在位时期，象棋和跳棋这两种游戏风行一时，大受欢迎，见彩图30）。[78]1550年，莱昂尼偶然看见一块饰有恺撒和奥古斯都肖像的“珍稀奇妙的宝石”，这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用缟玛瑙制作一块精美的浮雕宝石，背面是皇后肖像，正面是腓力和查理五世，皇帝头戴桂冠，身穿米尔贝格战役时的铠甲。这也是在提醒世人，皇帝是战争的胜利者，也是和平的守卫者，并且他拥有一个优秀的继承人（见彩图31）。[79]
3.德意志
皇帝撰写《回忆录》至少部分是为了对弟弟施加影响。皇帝不厌其烦地说自己如何支持斐迪南并增加他的利益，对弟弟既有直接的支援（帮助他当选为罗马人国王；派遣军队和调动资金去保卫他的领地，抵抗土耳其人），也有间接的帮助（迫使教宗召开大公会议，这主要是为了给德意志带来宗教和平；击溃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皇帝命令范·马勒将《回忆录》从法文翻译成拉丁文，做好付梓的准备，但后来没有实现，也许是因为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召开的家族峰会（目的是讨论他的各领地的传承）激起了大家的怒火：在意大利，皇帝册封腓力为米兰公爵，于是斐迪南获取米兰的希望破灭了；在尼德兰，皇帝原本承诺让马克西米利安和玛丽亚继承他的位置，后来食言；在西班牙，假如查理五世比她的母亲更早去世，那么斐迪南可能会挑战腓力，索取卡斯蒂利亚共治君主的地位；但麻烦最大的地区是神圣罗马帝国。[80]
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雅各布·施图尔姆可能是第一个猜到了查理五世的宏大设计的人。1547年12月，施图尔姆在“武装的帝国会议”期间报告称，他听到了一些传闻，说皇帝把他的儿子召唤到德意志，目的是安排他成为下一任皇帝。四个月后，威尼斯大使也报告了这种说法。1548年6月，在奥格斯堡的罗马教廷大使报告称，不仅“很多人怀疑皇帝陛下想安排他的儿子成为罗马人国王，从而把帝位留在自家”，而且很多人反对皇帝的这个企图。教廷大使带着挖苦的口吻补充道，不过，“皇帝陛下以他惯常的权威和威严，完全无视”反对意见。“他过去会庄严地接见选帝侯，如今他们很少能见得到他。就算见到了，他们还要先在他的前厅等待一个钟头，甚至更久。”罗马教廷大使还报告了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在一次晚宴上的爆发：“他说自己是真正的德意志人，决不容忍不是真正德意志人的家伙成为皇帝”，并厉声谴责“西班牙人企图统治德意志”的想法。[81]
斐迪南暂时对这些证据置之不理，直到1549年春季，他向玛丽抗议了“一些在我看来难以置信的事情”，即有传闻说，“在我的侄子腓力王子的宫廷，以及在帝国境内，人们公开说，皇帝陛下已经和我讨论过把罗马人国王的地位和头衔转交给腓力王子的事情”。斐迪南否认有过这样的讨论，并补充道：“我不相信皇帝陛下的脑子里有过这样的念头，哪怕是在睡梦中，也不相信他将来会有这样的念头，因为我一直把他当作好哥哥。他不仅是我的哥哥，还是我真正的父亲。”玛丽向斐迪南保证，这样的传闻都是无聊的流言蜚语，不过她也补充了一句：“我坚信不疑，这么大的事情，陛下一定会当面与你谈。”[82]
此事就这样暂时平息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查理五世、腓力和玛丽在尼德兰；斐迪南在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在西班牙。但就在1550年5月，皇帝和他的儿子启程去奥格斯堡之前，玛丽写信给斐迪南：“此信应绝对保密，仅供你一人阅读，阅后即焚。”她在信里把“我对我们的兄长和侄子的意图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斐迪南，并补充说，“如果你能安排与我见面，我更愿意和你面谈”。在这封信里，她证实了之前自己否认的全部传闻。她写道：
（腓力王子）非常想在你之后接管帝国，并提出了方方面面的理由，因为这似乎是维持我们整个皇朝的关键步骤。皇帝觉得这样做有利有弊，所以在与你见面之前不会拿定主意。他会让你决定，什么才是对我们的皇朝和整个基督教世界最有利的办法。
她还强调，相关的决定必须得到马克西米利安的同意，因为如果马克西米利安公开反对腓力，“将会造成永久性的敌意和竞争，这必然会毁掉他们俩”。最后她提醒斐迪南，他欠了查理五世多少恩情，尤其是“他恩宠你，推举你为罗马人国王，而不推举他自己的儿子”。现在斐迪南应当知恩图报，支持腓力当皇帝，而不是自己的儿子。[83]
玛丽的论辩很巧妙，显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但这就违背了查理五世多次向斐迪南做出的承诺，即让马克西米利安继承斐迪南的位置。斐迪南对如此蛮横的要求感到很受伤，但又不愿意冒犯“他真正的父亲”，于是来到奥格斯堡，建议让腓力及其继承人永久性担任帝国在意大利的摄政者。这是一个很理智的提议，给腓力的东西比他最终得到的要多得多，但查理五世拒绝了，并重复了自己的要求，即斐迪南必须说服选帝侯们选举腓力为皇帝的直接继承人，也许可以先给腓力一个“皇帝的第二副手”的身份（第一副手是斐迪南）。斐迪南预感到这将酿成大祸。“如果我们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通过暴烈的、不合适的手段来确保我们的家族继续控制帝国，”他向玛丽警示道，“我们就会失去帝国，并给我们的敌人一个机会去夺取它。”改变皇位继承顺序“也许会让那些强大的、比西班牙距离帝国更近的人产生想法”。因此，他忧心忡忡地继续说，“我希望我们能暂不讨论”预选腓力为罗马人国王的想法。
在我看来，［暂不讨论］才是最好的办法。理由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认为［让腓力成为罗马人国王］得不到选帝侯们的同意，如果提出来，就会在许多地方招致各种形式的敌意和抵制，我希望避免这种局面。我相信，一旦提出你的计划［让腓力成为罗马人国王］，你就会发现我的预测是正确的：最好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提出来。[84]
查理五世不同意，并且命令玛丽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立即赶来，帮助他说服斐迪南，因为“在奥格斯堡要决定的事情比其他一切事情都更重要”。就在她抵达之前，格朗韦勒于1550年8月27日突然去世，于是皇帝身边少了一个重要的温和派。尽管查理五世命令佩勒诺接过亡父的工作，但他缺少父亲的权威。[85]查理五世与斐迪南的兄弟关系迅速恶化，直到11月的一天晚上，斐迪南宣布，因为有传闻说奥斯曼军队将再次入侵匈牙利，他将再次要求帝国会议提供帮助。查理五世又一次打断弟弟的话，说匈牙利并没有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不应当动用本届帝国会议筹集的资金，他打算用那笔钱在德意志办一些事情。但斐迪南不肯让步。他说，他的良心、他的荣誉，以及保护他自己的产业的需求，都要求他动员德意志的资源，去匈牙利打一场新的战役。查理五世听了大怒，怒斥弟弟“总是以良心和荣誉为借口，替自己想做的事情辩解”。他还说，帝国会议之前征收的所有赋税的大部分都被斐迪南拿去了，而“我什么都没得到。你却仍然想把一切据为己有。最终”，查理五世告诉斐迪南，“我们得搞清楚，谁才是皇帝。是你还是我”。他还威胁，如果弟弟继续坚持要求帝国会议拨款给他，他（皇帝）就公开反对斐迪南。斐迪南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86]
将这轮激烈争吵的情况告诉玛丽之后，查理五世怒道，“已故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对他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像“我亲爱的兄弟即罗马人国王对待我的方式那样恶劣。我最恨的一点是”，“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看不见他脸上有懊悔或羞耻的痕迹。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信赖上帝，恳求他赐给我弟弟一点理智和智慧，赐给我力量和耐心”。求上帝也没用。两兄弟不肯对话。[87]查理五世把玛丽叫到奥格斯堡。1551年3月，经过好几周的激烈争论，她从中斡旋，促成了两个哥哥之间的一项协议：帝位将在家族的两个分支之间轮流，斐迪南将继承帝位，但承诺将帝国对意大利的统治权交给腓力，并安排选举腓力为罗马人国王；腓力当上皇帝之后，将确保选举马克西米利安为他的继承人，并且腓力不在德意志期间，马克西米利安担任帝国摄政者。腓力还承诺支持斐迪南和马克西米利安在帝国与匈牙利的事业，不干预帝国事务（除非斐迪南请求），并迎娶斐迪南的女儿之一。[88]
尽管马克西米利安不情愿地口头同意这项“家族契约”，但拒绝签字，抱怨说他的伯父（现在也是他的岳父）的“标准操作流程”“始终是高人一等，牢牢控制身边的人”。斐迪南签署了该协议，但仍然满腹怨恨。
若干年后，斐迪南回忆说，当年他曾警示查理五世，“这会在帝国境内造成困难、反叛和动乱，他不会成功”，但皇帝坚持要求斐迪南父子“服从他的意志，所以我们不得不遵命［hubimos de hacer lo que se hizo］；不久之后我们就发现，我的预言一点不错，因为德意志诸侯发现了我们的计划之后就起兵反对皇帝陛下”。[89]
“家族契约”对查理五世自米尔贝格战役以来辛辛苦苦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如罗杰·阿斯卡姆所说，到1551年夏季，“整个帝国之内没有几个诸侯是皇帝没有得罪的。他的弟弟斐迪南和侄子马克西米利安……却表现得很精明”。但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似乎都看不清形势。
腓力坚信他和父皇已经取得胜利，于是在1551年5月离开奥格斯堡，回西班牙去摄政。不久之后，查理五世也动身了。或许，理查德·莫里森（阿斯卡姆的继任者，英格兰驻帝国大使）的精明判断是正确的，皇帝之所以离开奥格斯堡，是因为“奥格斯堡是他们父子久别之后的团圆之地，现在他们再次分开了，所以他想离开那个地方一段时间”。腓力要在四年多之后才会再次见到父亲，那时哈布斯堡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90]
[1] Bodart，Tiziano，209，Ambassador Leonardi to the duke of Urbino，18 Mar. 1530；Firpo，Relazioni，Ⅱ，541 （Mocenigo） and Ⅲ，55 （Badoer）. 关于查理五世有第四个私生女的错误说法，见附录四。
[2] Crutzen，‘L’origine’，159-62引用了查理五世于1522年8月1日赐给让娜24镑年金的令状，时间肯定是在她分娩不久之后；1542年10月31日，也就是让娜去世不久之后，皇帝命令将这笔年金转给她的几个女儿；1559年，让娜的两个姊妹向她们的外甥女“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当时是尼德兰摄政者）申请一笔金钱，并提醒她，她们是“贫穷的体面人”，“靠编织壁毯谋生”。
[3] KFF，I，474-8，Charles to Ferdinand，4 Oct. 1526 ［计划将“我在佛兰德斯的私生女”（ma bastarde qu’est en Flandres）嫁给费拉拉公爵的儿子］；AGS PR 45/18，Instructions to Leyva and Caracciolo，27 June 1529 （将她许配给曼托瓦的继承人）；AGS PR 45/84，1529年7月23日订立的婚约；RAH Ms. Salazar A-44/135，查理五世赋予玛格丽塔合法身份，1529年7月9日。
[4] 即前文讲到的皮耶路易吉·法尔内塞（被与帝国军队勾结的密谋者杀害）的儿子。
[5] AGS E 867/3 and 6，Charles to Lope Hurtado de Mendoza，2 Jan. 1538，and to the marquis of Aguilar，3 Feb. 1538.
[6] Gachard，Correspondance de Marguerite，Ⅱ，ⅴ-ⅶ，Charles to Margarita，11 Apr. and 15 Aug. 1540，均为亲笔信。玛格丽塔给查理五世的信都佚失了，但英格兰大使曾偶然听到皇帝的廷臣“谈到玛格丽塔与奥塔维奥要离婚”，见Powell，The complete works，I，242，Thomas Wyatt to Thomas Cromwell，Ghent，2 Apr. 1540。
[7] Giovio，Pauli Iovii opera，I，312-13，Giovio （与皇帝一起旅行） to Nicolas Raynce and Girolamo Angleria，7 June 1543 （‘Il bel duca Ottavio chiavò in Pavia quattro volte la prima notte la sua Madama’）；NBD，Ⅷ，520-6，Nuncio Dandini to Cardinal Farnese，5-6 Jan. 1546 （关于查理五世对双胞胎的兴趣）。
[8] AGS E 644/101，Charles to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19 Sep./7 Oct. 1547 （关于“卡玛利诺公爵的疾病”）。关于玛格丽塔后来的人生，见d’Onofrio，Il carteggio intimo；de Iongh，Madama；and Steen，Margaret。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长大之后成为西班牙最成功的将领之一。
[9] 原文是：le yzo hazer una se?al nela pierna derecha。那么se?al是什么意思？两年前，查理五世抱怨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土著“hierran de una se?al en el rostro”以表示他们是奴隶（并试图将这种做法常规化），见Konetzke，Colección，I，109-11，royal order of 20 Nov. 1528，issued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me，the king’。这里的意思显然是烙印，所以查理五世可能下令在女儿身上烙印（而不仅仅是文身）。
[10] GS E 142/135，Camillo Enobarbo于1562年呈送给腓力二世的《关于乌尔索莉娜·德拉·潘纳夫人的简要报告》（Breve Relación del caso de la Se?ora Orsolina de la Pe?a），以及相关的支持文件，包括f. 134，查理五世给乌尔索莉娜·德拉·潘纳的两封亲笔信，日期分别为1536年4月13日和19日，用法文和意大利文写成；及f. 142，塔代娅给腓力二世的信，1536年10月12日。这些文件的不完美抄录版见CODOIN，LXXXVIII，512-21。Gossart，‘Deux filles’讨论了这些文件。
[11] BNMV Ms. Italiani，Classe Ⅶ，cod. 1009/408v，Gasparo Contarini to the Council of Ten，28 Jan. 1525（提及“皇帝陛下的女儿，她在巴利亚多利德待了十八个月”）。关于Girolamo da Nogarola和皇帝在1524年5月给他的神秘礼物，即“2000斯库多，用作他女儿的嫁妆”，见Cicogna，Delle Inscrizioni，Ⅵ，240-1。
[12] 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是一座城镇，在今天的西班牙西部，属于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的阿维拉省。
[13] AGS E 5/231，Prioress María de Aragón to Henry of Nassau，28 Mar. 1524，亲笔信（部分刊载于CODOIN，LⅩⅩⅩⅧ，510-11）。Díaz del Valle y de la Puerta，Historia del reyno de León，Ⅱ，parte 1a，f. 86，说（未给出资料来源）“皇帝的另一个女儿是奥地利的胡安娜，1530年去世，年仅七岁，是马德里加尔城的奥斯定会的新修女，她就被埋葬在那里”。Zurdo Manso and Cerro Calvo，Madrigal，40说（同样未给出资料来源），胡安娜在1530年“溺死在修道院的水井里”。我感谢Ruth MacKay和Felipe Vidales del Castillo与我一起讨论了胡安娜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