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五世的秘书处起草了一份秘密宣言，判处黑森方伯“十年徒刑”。查理五世亲自修改了文件，将量刑提高为“十五年”。这相当于终身监禁，因为犯人此时已经四十六岁了。[17]
1550年12月，黑森方伯设下计谋，企图在法国、德意志和尼德兰的一些密谋者的帮助下从梅赫伦越狱，结果与他的西班牙狱卒发生枪战。越狱失败了，但这种在查理五世的“祖传领地对他的司法权的挑战，以及企图杀害狱卒队长及其士兵的行为”令皇帝暴跳如雷，他指示官员威胁黑森方伯菲利普，如果他“不主动向你们供认全部真相，我会用武力强迫他招供”。这种策略奏效了：黑森方伯泪流满面，供出了他的同谋（其中很多人很快也被投入监狱）。随后，查理五世命令将黑森方伯搬到一个没有窗户的牢房，剥夺了他的随身现金和仆人，不准他与外界接触。
莫里茨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查理五世永远不会释放他的岳父，于是莫里茨与梅克伦堡公爵及其盟友秘密谈成了一项协议，宣誓要争取解放黑森方伯并“捍卫德意志的自由”，若有需要，他们愿意与法国结盟。[18]
1551年10月，西班牙军队离开符腾堡、去参加围攻帕尔马的战役时，莫里茨及其北德盟友与法国国王签订了秘密的“联盟条约，共同反对查理五世皇帝，保卫选帝侯、诸侯和帝国各等级的特权与自由”，挫败查理五世“将野蛮、不可忍受和永久性的奴役强加于他们的”企图，“他已经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建立了这样的暴政”。亨利二世承诺每月提供一笔经费，维持一支联盟军队，为德意志的自由、路德派信仰和解放黑森方伯而战。他还承诺占领洛林境内属于帝国的一些法语区城市，包括梅斯、图勒和凡尔登，并“在尼德兰点燃熊熊大火，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作为回报，参加联盟的德意志诸侯承诺帮助亨利二世收复之前被查理五世占领的全部法国领土，并支持他参选下一任皇帝。[19]
团体迷思
涉及面如此广泛的密谋是不可能保密的，查理五世的很多大臣向宫廷报告了令人担忧的蛛丝马迹。但令人震惊的是，宫廷里无人理睬这些警报。部分原因在于一种后来被称为“团体迷思”的思维模式：决策者不鼓励别人表达不同意见，同时用尽可能减少分歧的方式来引导讨论，从而创建意见一致的虚假表象。这种问题并不新鲜。1519年，奥地利的玛格丽特派去德意志安排选举查理为罗马人国王的一位大臣就察觉到了这种危险。“对您实话实说，”他向玛格丽特吐露，“诸位大臣因为害怕得罪国王，不敢开诚布公。”然后这位大臣恳求玛格丽特不要把他的不同意见告诉别人。查理五世依赖于对报告的概述，而不看报告原件，这就让“团体迷思”的问题雪上加霜，因为这种制度让他身边的大臣能够扣押不发他们不喜欢的文件。例如，1544年，加西亚·德·洛艾萨的一封信祝贺皇帝打败了克莱沃，然后恳求“陛下采取措施议和，哪怕这意味着要丢掉您的一些正当权益”。但查理五世始终没有读到这封信，而是依赖一名秘书向他朗读这封信的概要。秘书省略了议和的建议。[20]据阿斯卡姆说，到1551年，皇帝“要考虑的事情太多，每一件事情都足以让他忙得不可开交：土耳其人在海陆两面的威胁、法国人在他四面八方惹的麻烦”，以及马格德堡和北德的其他抵抗中心；但“皇帝对自己的智慧评价过高，冲昏了头脑，只喜欢自己的意见；轻率地否决其他人的所有建议（聪明人往往会盲目自大，这也往往会伤害聪明人）”。就这样，查理五世让自己受到了种种蒙蔽。[21]
查理五世愿意向其征询意见的大臣越来越少。1545年，一名廷臣指出：“皇帝陛下决定只和德·格朗韦勒先生讨论他的事务，因为皇帝认为他忠心耿耿、老成谋国。”三年后，罗马教廷大使报告称，现在阿拉斯主教安托万·佩勒诺和他父亲格朗韦勒一起，垄断了皇帝的事务：“所有事情都由他俩处理。除非经过他们的手，否则任何事情都办不成，因为皇帝陛下只不过是这个朝廷第三重要的人。”这种评价真是有意思。罗马教廷大使还表示：“在这个朝廷，要想把事情办成，必须行贿。”他举的例子是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据这位大使说，科西莫给格朗韦勒和他的儿子送了厚礼，因此才能“在这个朝廷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威尼斯大使说得更具体。他说，科西莫给格朗韦勒每年15000克朗的年金，如果另有特殊需求的话，还会给他更多，“如果算上德意志、西班牙和尼德兰的人士的所有贿赂，那么格朗韦勒每年能得到10万克朗”。[22]
也许很多人会说这些指控是恶意的流言蜚语，但科西莫留下了极好的档案，所以历史学家能够查明他的许多贿赂。例如，1543年年初，公爵给格朗韦勒送去冬季用的暖和的床具与卧室饰物，“因为我知道你要去气候寒冷的德意志”。两年后，公爵送去好几箱甜葡萄酒、阿纽洛·布龙齐诺[23]创作的祭坛画，还派去一名工程师，为格朗韦勒庄园内的沼泽排水，科西莫承担了该工程师的薪水长达“三四个月，如果更久的话也没问题”。1547年，公爵给格朗韦勒送去一些红色缎子床罩，并请求把特雷莫利（一座从热那亚反叛者菲耶斯基伯爵手中充公的庄园）以25000克朗的便宜价格卖给他。[24]
那些想要或者需要从查理五世那里得到一些东西的人，似乎容忍了格朗韦勒经营的腐败体制，但他于1550年去世后，就开始有人愤恨地抱怨他的儿子安托万贪得无厌。据费兰特·贡扎加说，格朗韦勒始终“懂得，永远不能不尊重皇帝陛下的大臣们”，而佩勒诺在1551年到1553年间二十三次批评贡扎加作为米兰总督的表现，包括他夺取皮亚琴察的行动（“佩勒诺认为这是一切挫折的原因”）以及他未能夺取帕尔马一事（“此事花费了50万杜卡特的金币”），所以“在当前，哪怕我［贡扎加］是恺撒或汉尼拔，他［佩勒诺］也不会对我满意”。[25]
不顺从格朗韦勒父子的人，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罢免。这也是“团体迷思”的一个关键方面。就连皇帝的告解神父也不能幸免。1548年8月，格朗韦勒安排朝廷与奥格斯堡的路德派布道者达成妥协，允许他们保住自己的生计，条件是他们支持和遵守《奥格斯堡临时敕令》。一直敦促查理五世武力镇压德意志路德派的佩德罗·德·索托修士坚决反对格朗韦勒的这个措施，呼吁颁布一道御旨，剥夺那些布道者的生计，除非他们承认错误并遵循天主教的全部教义。皇帝命令格朗韦勒设立一个由大臣和神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包括索托）来讨论此事。除了索托之外，所有人都同意，“皇帝陛下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执行这样一道御旨”。次日，索托向查理五世发出抗议。皇帝支持多数派意见，于是索托辞去了御前告解神父的职务，随即返回西班牙的一家修道院，还说了“一些放肆犯上的话”（至少格朗韦勒是这么说的）。[26]
有些人认为皇帝已经脱离实际。他的侄子兼女婿马克西米利安曾在萨克森近距离观察查理五世指挥作战，后来在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也与皇帝有过近距离接触；马克西米利安在西班牙担任摄政者时还从远距离观察过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认为，查理五世最大的错误是，“他处理自己的事务时通常表现得极其固执、缺乏变通”。佩勒诺则发出了不同的怨言。他向玛丽抱怨道：“我发现皇帝陛下过于消极和懒散。”
在每一件事情当中，皇帝陛下都对找到解决办法不抱希望；不管别人给他提什么意见，他都回答：“对每一个问题，都必须寻找最不坏的解决方案……”有人向他建议，我们应当拉拢英格兰人、威尼斯人、德意志诸侯和其他人，并赢得人民的好感，他似乎嗤之以鼻，对这些人都非常轻蔑。[27]
查理五世统治的最低点
“团体迷思”，再加上皇帝及其亲信全神贯注于其他问题，导致他们忽视了德意志，包括萨克森选帝侯莫里茨对他们的潜在威胁。“尽管我并不是很依赖莫里茨的善意”，佩勒诺告诉玛丽（她是向查理五世报告有人阴谋反对他的人之一）：
我不相信［莫里茨］敢公开反对皇帝陛下，因为……他胆子太小，做不了这样的大事；他太穷，承担不了这样大的开销；并且他在萨克森太不得民心。他也害怕我们会释放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因为后者虽然已经垮台，但在萨克森颇受爱戴，能够轻松地［把莫里茨］赶走。[28]
玛丽强调“我们的敌人太多，希望我们倒霉的人太多；朋友却太少，希望我们过得好的人太少”，并重复，“所有人都同意，莫里茨选帝侯与法国也有联系”，并且与“所有那些敌视皇帝的德意志人建立了联系”。因此她敦促兄长从奥格斯堡北上，进入德意志心脏地带，从而更好地把握那里的局势。[29]但查理五世仍然不肯听，并且南下去了因斯布鲁克，更加使自己无法及时了解帝国的局势发展。
阿斯卡姆的分析和玛丽类似：查理五世确实已经冒犯了他的很多德意志朋友和支持者。阿斯卡姆举的例子是路易斯·德·阿维拉不久前出版的关于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的《德意志战记》（见第十二章），其中贬低或批评了好几位德意志诸侯的行为，包括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二世（他当面向查理五世抱怨了该书对他的描绘）、勃兰登堡边疆伯爵阿尔布雷希特·亚西比德（他大发雷霆，向阿维拉发出了决斗的挑战）和巴伐利亚公爵（“他变得对新教徒联盟更为友好”）。阿斯卡姆指出，尽管一位廷臣可以在短期内“取悦他的主公”，“但他最终可能给主公带来很多损害，正如路易斯·德·阿维拉的这本书伤害了皇帝”，因为皇帝后来“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却丧尽民心”。[30]
查理五世的女儿玛丽亚及其两个孩子（这是查理五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孙辈）于圣诞节前夜抵达因斯布鲁克，也许他因此而分了神。据佛罗伦萨大使说，皇帝一看到玛丽亚“就从座椅上起身，脱帽，笑容满面地向她走去”。他“无比温柔地亲吻了她的面颊，然后父女俩一起欢笑”。随后他亲吻了两个孩子“许多次，这表明了他是多么疼爱他们，见到他们是多么开心”。新年不久之后，“为了让皇帝更开心”，斐迪南的几个年纪较小的女儿也“来到皇帝身边，她们很享受在这个僻静地方的生活”。但皇帝为了天伦之乐付出了代价：罗马教廷大使恼火地写道，“这意味着［皇帝及其大臣］在这段时间不问朝政，他的朝廷在这段时间办事极慢，耽搁极多”。[31]
罗马教廷大使还表示遗憾，尽管“皇帝陛下和优秀的角斗士一样，在做决定之前会征询别人的意见”，但“如今为他操办事务的人少之又少”。一言以蔽之，朝廷仍然有严重的“团体迷思”的问题。[32]1552年新年，有人写信给皇帝说，观察到法国人向德意志境内输送黄金，佩勒诺却对此嗤之以鼻。至于“萨克森、勃兰登堡、黑森、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之间的联盟，我向陛下保证，这无关紧要［che non è niente］”。三周后，佩勒诺又一次否定了关于反对皇帝的阴谋和国内外势力勾结的传闻，并且对“莫里茨在马格德堡投降之后拒绝解散自己的军队”的消息不以为然，因为，根据佩勒诺的高傲宣言，萨克森选帝侯没有理由与皇帝决裂；并且即便莫里茨敢反对皇帝，他和他所谓的盟友也都“既没有头脑也没有资金”来维持一场成功的反叛。
迟至1552年2月26日，查理五世在莫里茨的行为当中仍然“未发现任何值得批评的东西”，“找不到理由对他采取措施”。但就在当天，玛丽发现了反帝阴谋的铁证：莫里茨写给他的一些德意志盟友的书信被截获，其中包含他的阴谋的细节，以及一些招兵买马的命令状。她派人快马加鞭把这些书信送给皇兄。[33]
查理五世如梦初醒。他赶紧签署了一些给德意志各城镇与诸侯的书信，敦促他们拒绝新教徒联盟的提议。他请求斐迪南安抚莫里茨，承诺释放黑森方伯，并偿付皇帝欠路德派统治者的债务。但他这是空口说白话，因为他的金库空空如也。“让这场帕尔马战争见鬼去吧！”皇帝向妹妹哀叹，“它毁了我，因为我把从美洲来的全部金钱都用于帕尔马方面，现在钱都花完了。”[34]两支路德派军队，分别由莫里茨和阿尔布雷希特·亚西比德指挥，挥师南下，沿途的几乎每一座城镇都主动开门归顺。在每一座城镇，新教诸侯都帮助之前被查理五世赶走的行政长官和路德派布道者卷土重来。新教军队于1552年4月4日胜利进入奥格斯堡。几天后，梅斯向法国人开门献城，当地行政长官认可“在本城下榻的”亨利二世为“德意志自由的保护者与捍卫者”。[35]
此时的皇帝财政破产、孤立无援。他悲哀地向玛丽解释：“我一个铜板也找不到，也没人愿意借一个铜板给我，在德意志也找不到一个人愿意支持我。”他甚至怀疑弟弟的忠诚：“我看到此次动乱如此普遍，他［斐迪南］给我提供的关于当前局势的消息如此含糊，而且他既没有给我提供帮助，也没有建议我应当如何操作”（这是极不公正的指控），“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与此次阴谋的始作俑者有什么秘密的谅解，所以他才对我的事务不是那么上心”。[36]最糟糕的是，因斯布鲁克距离查理五世的主要基地太远，增援部队很难抵达他身边。他恳求儿子从西班牙送来金钱和军队，但自己也不知道该把金钱和军队送往何地：攻入德意志的法军将他与尼德兰之间的交通线切断了；如果他去维也纳与斐迪南会合，就等于欠了弟弟的恩情，也许会危及“家族契约”。于是，统治半个世界的皇帝不情愿地得出结论，要想安全，唯一办法是留在因斯布鲁克。不过即便在那里，他也觉得不安全，所以把《回忆录》的手抄本寄给儿子，“以免丢失。请务必妥善保管，不得拆封”。[37]
奥格斯堡的陷落令查理五世的处境急剧恶化。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向斐迪南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如果我继续在这里逗留，迟早会一觉醒来被敌人俘虏。”但如果他翻越阿尔卑斯山逃跑，“我相信整个意大利会立即反叛，尼德兰会任凭法国发落”。皇帝悲愤地总结道：“那将是任何一位帝王经受过的最严重的耻辱。”因此：
我信赖上帝，将自己托付于上帝之手。我决定，我宁愿被世人当作一个老傻瓜，也不愿在患病而衰弱的老年失去自己的一切，却不曾努力去抗争。看到我目前的处境，以及上述的障碍，我深知自己要么经受莫大的耻辱，要么将自己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我选择了危险的道路，因为那样的话，我的命运将由上帝主宰。我不会在这里坐等敌人的羞辱。
他宣布自己打算秘密离开因斯布鲁克，尝试前往尼德兰，到了那里他就安全了。“如果上帝愿意给我一个有利的结局，再好不过；如果他另有打算，我也宁愿自己在抗争和努力的过程中死亡或者被俘，而不是继续舒舒服服地等死。愿上帝做出对他最有利的安排。”[38]
事实证明查理五世对天意的信任是错误的。尽管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因斯布鲁克的宫殿，但他向尼德兰的方向刚刚走了80公里就得知，莫里茨的军队阻断了他的前进路线。于是他忧心忡忡地返回因斯布鲁克，再次向西班牙求援。他认识到莫里茨的意图是“向我逼近，将我逐出德意志”，所以恳求腓力“火速”给他送来尽可能多的西班牙士兵，“最重要的是还要送来金钱，因为你知道这对我的荣誉和声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对保住上帝赐予我们的土地是多么重要”。他用“我们”这个词，又一次巧妙地提醒腓力：查理五世失去了东西，等于腓力也失去了。[39]
现在，皇帝下定决心要克制自己的傲气，去维也纳避难，但（他抱怨）斐迪南“在很多信里反复说，我绝对不可以去他那里，因为那样会毁掉他和他的事务，并且他在那里无法为我提供任何支援”。皇帝在前一年强加于斐迪南的“家族契约”让斐迪南没有理由为自己侄子的家产而战斗。[40]
斐迪南试图保持中立。他首先去了莫里茨的大本营，查明莫里茨的意图，然后去了因斯布鲁克，摸清查理五世愿意做出什么样的让步。但皇帝愿意给出的最好条件仅仅是：叛军解散两周之后，他释放黑森方伯；并请帝国会议最终解决宗教纷争，而帝国会议是被天主教徒主宰的。于是莫里茨率军继续推进，冲向阻隔在他们与因斯布鲁克之间的阿尔卑斯山隘道。桑多瓦尔的《查理五世皇帝的生平与事迹》设想了查理五世于5月19日得知这个惊人消息时的情景：“连带走御用衣服和饰物的时间都没有。他星夜逃遁，有人说他逃脱得极为侥幸，他刚走出一扇门，莫里茨的士兵就从另一扇门进来了。”[41]
桑多瓦尔说得可能有点夸张，但查理五世确实蒙受了极大的羞辱：他不得不逃往50公里之外的布伦纳山口，去寻求避难所。一位大使抱怨道：“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们骑马行进了几乎一整夜，周围伸手不见五指。”皇帝一行人终于抵达“一个条件恶劣的小村”之后，征用了“几张床单，好让皇帝有地方睡觉，因为他的行李还没到”。五天后，在300公里之外，查理五世“因为痛风而无法行走，只能躺在轿子里”，和他的随从一起抵达了相对安全的菲拉赫，这是奥地利克恩滕省的一个偏僻城镇。他们在那里待了两个月。[42]
萨伏依大使斯特罗皮亚纳伯爵概括了查理五世目前面对的战略困境。他不仅需要恢复自己在德意志的权威，从而“洗雪狼狈逃离因斯布鲁克的奇耻大辱”；还需要“打击法国人的放肆，收复被他们占领的土地”，否则“他的处境很危险，可能被逐出德意志和他的世袭领地”。更糟糕的是，如果亨利二世“为了反对皇帝而动员法国的全部力量，以及德意志、波兰和土耳其人的部分力量，并在意大利煽风点火，那么皇帝可能失去意大利和尼德兰。皇帝唯一的办法是”，斯特罗皮亚纳伯爵总结道，“阉割法国雄鸡，把它变成阉鸡”。[43]
查理五世同意这种大胆的分析，但他需要争取时间。于是他派弟弟再次与莫里茨（此时在帕绍）谈判，并指示斐迪南尽量拖延时间，等待援兵和金钱从西班牙送抵。但斐迪南担心法国干预，所以没有服从皇帝的指示。他向新教徒做出了重要的让步：所有路德派统治者及其臣民获得永久性的信仰自由；立刻释放黑森方伯；不再要求德意志诸侯帮助皇帝反对法国；承诺将来召开诸侯大会，处理大家对皇帝的怨言。斐迪南甚至承诺，如果查理五世不遵守这些条件，斐迪南和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将向皇帝开战。斐迪南把这些条件发送给皇帝，并亲笔写了一封短信。在信中，“你最谦卑、最忠顺的弟弟”警告查理五世，除非他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否则他必须接受这些条件。[44]
查理五世读这些文件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回信。尽管“我不打算向路德派开战，目前我也没有那么做所需的资源”，但他认为这些条件，尤其是要求他施行普遍的宗教宽容的条件，简直是“敲诈勒索”：
我不能接受他们企图强加于我的桎梏……如果我接受他们的条件，我就不得不承诺永远不会镇压异端。将来有朝一日，我的良心会迫使我去反对异端……我经常写信或者口头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同意做违背我的职责与良心的事情……
他指出，如果授予普遍的信仰自由，那就“毁掉了上两届帝国会议做出的决定，而没有征询可能受影响的人的意见。我不能这么做，也绝不会做，尤其是因为此事对他们极其重要”。查理五世继续写道，更何况，这样的让步会毁掉“《奥格斯堡临时敕令》，以及我们之前花费极大力气、付出了极大代价才在宗教问题上取得的成绩”。他说，自己的决定不是因为骄傲，“因为如果问题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辱的话，为了和平我甘愿受辱……但问题在于，个人的屈辱是我可以承受的，但良心的重担是我不能承受的。所以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条约”。[45]
查理五世表示愿意“担保，不管下一届帝国会议对宗教问题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接受”，也就是说，他的良心允许他再做一次临时性的让步，但不能做永久性的让步。和之前的很多次情形一样，他这次也授予斐迪南全权，以皇帝的名义谈判，“因为你身处一线”。但这一次，皇帝提出：
有一个条件，现在就告诉你：除了上述的让步之外，我不愿意做任何妥协，也不认为自己受任何妥协的约束。在这一层意思上，对方的条件越苛刻就越好，因为我打算让下一届帝国会议知道［新教徒联盟的］大奸大恶，以及我现在是受到胁迫才做让步的，所以我不认为自己受到［暂时做出的让步］的约束。
这恰恰就是1526年弗朗索瓦一世签订《马德里条约》之前对查理五世耍的花招，并且当时让查理五世大发雷霆。现在，除了亲笔短信之外，皇帝还敦促弟弟尽可能地拖延谈判，因为“时间是我们的最大优势。有了时间，敌人就会被削弱，而我们能集结兵力。我只需要十五到二十天”。
这个时期的另外两封信能够体现皇帝受到极端威胁时的坚忍不拔。他得知，玛丽亚和马克西米利安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前一年冬季在因斯布鲁克得到过他的宠爱的那个孩子，夭折了。尽管“我的右手有根手指疼痛难忍”，他还是亲笔写了吊唁信，提醒斐迪南，“说到底，我们必须接受上帝的意志”，随后祈祷“上帝佑助你处理当前的问题，从而为上帝效力，保障我们的事业的繁荣”。随后他给马克西米利安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亲笔信（并称他为“我儿”，署名为“你的慈父查理”）：“赞美上帝的一切旨意。我们必须接受他的意志，同时恳求他保佑我们这些尚在世间的人，并赐福于我们。”尽管在个人和政治层面都遇到挫折，查理五世还是坚信上帝会推进他和他的家族的利益。[46]
几天后，查理五世告诉玛丽，他打算“离开德意志，把皇位交给”斐迪南，并授权他向路德派诸侯做出他们想要的让步，因为“他［斐迪南］说他的良心允许他这么做，而我的良心不允许”。在信使带着这封信出发之前，查理五世返回了因斯布鲁克。他告诉玛丽，他的这个行动会“激励一些人，让另一些人震惊”。因为力量平衡已经戏剧性地变为对他有利：阿尔瓦公爵率领5000名西班牙步兵驰援，“还来了很多绅士，他们愿意为了侍奉皇帝陛下献出自己的私产”，另外还送来了“200万杜卡特的钱币，或者随时可以铸币的金银”，这笔财富来自秘鲁。皇帝的副将们还在各地招兵买马，准备为他效力。与皇帝同行的罗马教廷大使认识到，查理五世现在“不仅可以自卫，还可以攻击敌人，报仇雪恨”。[47]
皇帝的反击
“阿尔瓦公爵带着西班牙军队和大笔资金抵达，这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查理五世身边的一名随从写道，“现在大家在公爵的套房里召开作战会议，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讨论。”援军的抵达也增强了斐迪南的谈判地位。一周后，在帕绍，他和莫里茨达成了初步协议。斐迪南代表兄长承诺：无条件赦免所有曾拿起武器反叛皇帝的人；立即释放黑森方伯菲利普和萨克森的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召开一次帝国会议来最终解决宗教问题；处理米尔贝格战役以来皇帝及其下属的所谓滥权行为。作为回报，新教徒联盟的成员同意要么在十天之内解散军队，要么把军队送去保卫匈牙利。
莫里茨几乎是立刻率军去对抗土耳其人，而查理五世进入因斯布鲁克，“骑着马，表现得比通常情况下更为强健有力，马鞍上放着火绳枪”。几个月前还显得“衰老，被多重疾病折磨得十分憔悴”的皇帝如今在德意志统领着超过68000人的军队，在尼德兰还有41000人，在意大利北部有24000人。现在他要用这些军队做什么呢？[48]
他可以在意大利发动一次战役，因为帕尔马的犯上作乱让查理五世在意大利发号施令的能力受到质疑。但在1552年7月，威尼斯拒绝了法国的结盟提议，于是意大利的其他绝大多数统治者也在皇帝与法国之间保持中立。只有锡耶纳共和国鲁莽地与皇帝作对，其首都的市民驱逐了西班牙驻军，并高呼“法国、自由和胜利！”查理五世相信他在意大利的大臣有足够的力量阻止锡耶纳的反叛“传染”到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他宣布：“我已经决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为德意志事务寻找解决方案，因为我的事业的成功依赖于德意志的太平。”[49]
这个决定导致了查理五世在位时期最糟糕的一次战略灾难——梅斯围城战。对历史学家来说幸运的是，留存至今的大量史料，尤其是皇帝本人以及他的宫廷的大使们的书信，让我们能够详细地复原他走向灾难的路径。
尽管《帕绍条约》恢复了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和平，但查理五世仍然面对着两个重要的敌人。勃兰登堡边疆伯爵阿尔布雷希特·亚西比德率领约12000人占领了特里尔，蹂躏了附近的天主教地区，并威胁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卢森堡公国；法国人则在梅斯留下了一支强大的驻军。帝国军队现在分成两个梯队，向莱茵河进军。查理五世又一次身穿全副铠甲，率领主力部队前进。阿尔瓦公爵指挥前锋部队，每晚扎营，次日早晨出发，查理五世率领的主力部队当晚进驻前锋留下的营地。罗马教廷大使卡马亚尼报告称（语气夹杂着敬慕和恼怒），他猜不透帝国军队的目的地。尽管在9月，他认识到查理五世企图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渡过莱茵河，但他还是吃不准查理五世的最终目的地是特里尔还是梅斯。
尽管“在此地的几乎所有廷臣都相信皇帝陛下打算竭尽全力从法国人手中收复梅斯”，但罗马教廷大使还是忧心忡忡，因为当年适合作战的时间所剩无几，瓢泼大雨和刺骨寒风的季节快要到了。不过，他承认，占领梅斯或者打败阿尔布雷希特·亚西比德“将会提升皇帝陛下的声望”，尤其是如果皇帝御驾亲征的话。[50]查理五世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的御医告诫他“不要亲自参战，既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也是因为他身临前线反而会比待在后方制造出更多的问题”，但皇帝“答道，不管怎么样，他都打算继续前进”。他还告诉儿子：
尽管有困难（因为时节已晚，并且在这样的大业当中必然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但我希望上帝把一切都掌握在手中，并指引我得到一个成功的结局。至少我会竭尽全力、尽我所能，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以身涉险。[51]
查理五世表面上自信满怀，但心中也有疑虑。早在6月，他就预测，法军会潜伏到“卢森堡边境附近，牵制我军，与此同时完成梅斯的防御工事”。三个月后，也许是回忆起了自己在因戈尔施塔特的经历，他担心一旦梅斯有了现代化的防御工事，“我们就没有办法占领它了”。并且，“如果这座城市留在法国人手中，它就能为他们提供一条深入德意志、直逼莱茵河的通衢大道”，并“切断尼德兰和勃艮第之间的交通线”。因此他必须抓紧时间，尽快拿下梅斯。他承认，因为缺乏粮草、时节已晚、梅斯的法国守军兵强马壮并且资源充足，以及他自己缺钱，所以“我们无法长期围城，无法用饥饿迫使敌人守军投降”。
因此他请求玛丽向每一个“熟悉那个地方，尤其是近期去过那里”的人征询意见，从而判断“能否通过强攻拿下梅斯”。如果不行的话，她请教的专家必须“告诉我，我指挥的这支军队应当做什么，才能在今年剩余的适合作战的时间里尽可能地重创敌人”。不管怎么样，她必须给他送来一些坑道工兵（以及额外的掘壕工具，“因为有些工具在使用时损坏了，有时需要让士兵们挖掘”）；给他送来她能够提供的全部炮兵（“因为在火炮方面永远需要专家”）；还需要工程师（“因为如果我要建造攻城工事的话，我需要优秀的工程师，既是为了向其他人解释应当做什么，也是为了设计攻城工事并监督其建造”）。[52]
考虑到皇帝面临的诸多不利条件，玛丽（不足为奇地）建议他不要去攻打梅斯，而是进攻距离尼德兰和安全的冬季营地较近的某地。查理五世（同样不足为奇地）表示反对，和十年前阿尔及尔战役时他坚持硬撑下去的理由相同。“在我看来，我们没有别的行动路径，因为如果我们放弃围城，我就不得不解散我的军队；那么我就花费了巨资，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此我决定花费更多金钱，并等着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不会不等着看看命运会给我带来什么，就自己半途而废。”[53]
根据卡马亚尼对军事形势的评估，皇帝的决定显得特别轻率。“从兵力来看，皇帝的军队足以承担任何作战行动”，这位罗马教廷大使说：
但从兵员的状态和质量来看，大部分德意志步兵的素质都很差：装备差，并且缺乏军事经验。西班牙步兵里有一些曾参加帕尔马围城战的最优秀的老兵，但大部分人是刚刚从西班牙来的，素质也很差，并且病号很多……骑兵的兵力也不如敌人。
卡马亚尼同意查理五世的意见，即“如果这支军队在今年能够取得任何战果，更多要感谢皇帝一贯的好运气，而不是其他什么”。[54]
在一段时间里，命运又一次向查理五世露出笑脸。在尼德兰，他的军队占领了埃丹，迫使亨利二世从法国东部边境调遣部队和资源去北部边境。在德意志，阿尔瓦公爵说服阿尔布雷希特·亚西比德接受了《帕绍条约》，并与他合兵一处，去攻打梅斯。查理五世哀叹自己不得不与阿尔布雷希特·亚西比德这样讨厌的家伙（此人自称“吃神父的狂魔”）结盟。“如果可以不与他结盟，我会很高兴，因为我想给他应得的惩罚。”但皇帝不情愿地驳回了自己的良心的要求，因为如果没有阿尔布雷希特·亚西比德的军队，“我们就不能完成对这座大城市的合围，那样的话，敌军就可以随时向其增援”。与查理五世同行的国务秘书弗朗西斯科·德·埃拉索也感到悲观。他认为，围攻梅斯“比什么都不做要强”，因为如果什么都不做，批评者就会嘲弄说“这支庞大的军队之所以集结起来，仅仅是为了陪皇帝陛下去尼德兰”。[55]
“史上最精彩的围城战”
1552年10月23日，帝国军队开始在梅斯城周围挖掘堑壕，但皇帝没有留在那里观看。据埃拉索说，在前一个月，贝尔斯多普医生“坚持要求皇帝陛下绝不能去堑壕里，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并且他到最前线会造成更大的困难”，但皇帝“告诉他，不管怎么样，他都下定决心要冒一次险”。他快到梅斯的时候才改变主意，因为“我的痛风病发作得很厉害，今天我不得不卧床”。于是，他决定去梅斯以北30公里处的蒂永维尔，“在那里比待在军营稍微舒适一些，能让我比较快地恢复”。[56]
他部署在梅斯城下的军队就不是那么“舒适”了。在这年夏季，法国守军修建了厚厚的壁垒，建造了许多碉堡，拆除了城墙外的所有建筑物，创建了一座配备火炮的要塞。这让帝国军队里尼德兰部队的指挥官十分担忧，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座戒备森严的城镇被人通过强攻拿下”。他很快就抱怨“守军每天都发动袭击，他们都是勇敢的战士，能征善战”。[57]僵持一个月之后，查理五世担心“战局进展不顺利，我本人的声望也受到了影响，因为我距离战场很近，仿佛我亲临前线。另外，如果我真的在前线的话，我也许可以处理一些事情”。于是他离开了蒂永维尔的病榻，南下开赴前线，“兴高采烈”地来到梅斯城下的军营。
11月22日，在阿尔瓦公爵和阿尔布雷希特·亚西比德的陪伴下，皇帝“骑马巡视堑壕和炮兵阵地，看上去神采奕奕”。次日，他进入堑壕，指挥了一轮猛烈炮击，200公里外的“斯特拉斯堡都听得见雷鸣般的炮声”。[58]
但是，长达一周的狂轰滥炸仅仅在外层城墙上打开了25米长的缺口。他的部队拒绝发动强攻，因为敌军堡垒的大炮俯瞰缺口，虎视眈眈。随后，“为了在此役中想尽一切办法，免得将来追悔莫及”，查理五世命令在城墙下安置炸药并引爆。但如之前的炮轰一样，爆破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有些人认为这是白费功夫，因为“不可能用爆破的手段占领梅斯”。他们责怪皇帝“固执己见，可以说是顽固”。一周后，查理五世返回了蒂永维尔。据威尼斯大使说：“现在宫廷和军队都明显地灰心丧气了，他们不相信还有希望攻克梅斯。”[59]
十年后，法国军人和作家布朗托姆领主皮埃尔·德·布尔代耶说，皇帝尝试攻克梅斯的战斗是“史上最精彩的围城战”，但当时在堑壕里的士兵可不是这么想的。萨伏依大使写道：“天寒地冻，大批士兵被冻死；其余士兵逃之夭夭，因为他们找不到粮草。”英格兰大使声称：“自我出生以来，还从没经历过今年圣诞节这么冷的天气。”即便在二十年之后，佩勒诺仍然“两腿都感受到在梅斯城下体验过的那种酷寒”。[60]查理五世也吃了不少苦头。他在蒂永维尔的病榻上悲愤地写信给玛丽：“我吃得很少，以至于我开始相信，人是不可能饿死的。我身上的肥肉都没了。我完全没有目前的行当［mestier］所需的力量。”他的行当就是打仗。“我在床上听弥撒，除了吃午饭之外不起床。寒冷和体弱迫使我下午四五点钟就睡觉。”纪尧姆·范·马勒给皇帝高声朗读古典著作的段落，尤其是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这部历史书记载了许多成功的围城战），以及《旧约》，特别是《但以理书》和《诗篇》（里面有很多关于勇气和坚忍不拔、最终战胜千难万险的故事）。查理五世甚至撰写了“一本书，其中摘录了《诗篇》的一些精彩段落”。拉·加斯卡（平定秘鲁的英雄，如今是西班牙的一位主教）认为皇帝的这本书“非常虔诚，证明了皇帝陛下神圣而虔诚的意图”。[61]
但这样的虔诚还不足以打动造物主：当皇帝的主力部队在梅斯城下束手无策时，法军封锁了埃丹。于是战局转为对查理五世不利。“我的好妹妹，”他写信给玛丽，“法国人针对埃丹的行动也许会产生重大后果。我已经对这座城市［梅斯］尝试了一切办法，却看不到占领它的希望。为了避免因为疾病而白白地损兵折将，也是为了救援埃丹……我最终决定放弃围城。”阿尔瓦公爵巧妙地伪装了撤军的行动。1553年新年夜间11点，帝国军队静悄悄地放弃了他们的堑壕。[62]
胜利的守军升起旗帜，颁发了一种勋章来挖苦查理五世的座右铭。在这种勋章上，一只鹰被拴在赫拉克勒斯双柱上；勋章的铭文是“NON ULTRA METAS”，有双重意思，一是“不能通过梅斯”，二是“不能越过这些界线”。[63]据威尼斯大使说，此次围城战“夺去了25000名士兵的生命，这还不算男孩、妇女、随军商贩和其他人；另外损失了25000匹马”。斯特罗皮亚纳报告称：“帝国军队的损失比公开的说法多得多。廷臣们要么已死，要么奄奄一息。”还有很多士兵因为患病或负伤而被丢下，只能听凭法国人发落。阿尔瓦公爵抛弃了大量“甲胄、大炮、长枪、刀剑和其他兵器，还丢弃了不计其数的辎重和绝大部分帐篷”，在撤退途中还把另外30门火炮及其炮车丢进河里。[64]不过，如果不撤军的话，说不定更惨。
七十五年前，就在60公里之外的地方，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在冬季攻打南锡，结果一败涂地，公爵本人死亡。皇帝很熟悉这个先例，因为两年前他命人将这位祖先的遗骸从位于南锡的简陋坟墓中挖掘出来，然后大张旗鼓地运到哈布斯堡领地下葬。[65]
尽管皇帝放弃了梅斯围城战，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他很快在大臣们当中引发了一场激烈争吵，因为他命令，“既然他没有钱支付给德意志官兵，［阿尔瓦］公爵应当对官兵好言相劝，承诺到了特里尔之后支付军饷。公爵回答，他不知道如何创造奇迹”，并建议查理五世将这个任务托付给“那些建议皇帝坚持攻打梅斯，却没有准备所需的金钱与物资的大臣”（主要指的是佩勒诺），“这在他的大臣们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就在他们大吵特吵的时候，法军收复了埃丹。[66]
皇帝进退维谷
查理五世的每一项计划都流产了。帕尔马、锡耶纳和梅斯向他挑战并取得胜利；他丢失了埃丹；他还不得不同意继续宽容德意志的路德派。并且，这次史无前例的长期动员损耗了他的财政。根据詹姆斯·特雷西的计算，1552年卡斯蒂利亚国库签署的贷款合同“是查理五世在位期间涉及金额最大的一宗”，多达370万杜卡特，而“金额第二高的贷款是1553年的”，为220万杜卡特。在尼德兰，国库开支从1550年的130万杜卡特飙升到1552年的600万杜卡特，1553年的数目甚至更高，达到了他统治时期的最高峰。[67]
皇帝还损害了自己的健康。1552年圣诞前夜，范·马勒报告称，他的主公“经常抱怨自己的肠胃问题和腹泻”，但皇帝仍然坚持喝“在寒冷地方放了一夜的冰冷啤酒。他沉迷于这样的极端饮食习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肯改正”。范·马勒警示道：“就算是身体健康、强壮有力的人，也不能承受在冬季破晓之前喝冰啤酒，何况是他这个年纪的人，而且他的健康早已经受到了疾病、舟车劳顿和艰苦工作的损害。”他还抱怨说，查理五世经常“猛吃牡蛎，无论是生的、煮熟的还是煎的，他都狼吞虎咽，还吃几乎所有种类的鱼”，尽管“每天黎明前我都听见他的痛苦呻吟和叹息”。一周后，“皇帝的肠胃和痔疮好了些”，但是贝尔斯多普医生注意到，查理五世已经完全没了胃口，“靠鸡蛋和汤维持生命”。
英格兰大使理查德·莫里森在1553年1月觐见皇帝后写道，他从未见过查理五世“如此濒临死亡，如此面如死灰，他的手如此枯瘦和苍白；在过去，即便他身体的其他部位患病，眼睛也洋溢着活力，如今却变得眼神黯淡、迟钝，看上去时日无多了”。[68]皇帝花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布鲁塞尔，这段路程他在过去只需要一周。他进城时“坐在敞篷的轿子里，眼睛始终盯着天空”。据斯特罗皮亚纳说：“皇帝陛下身体羸弱，对吃喝没有兴趣。他忍受着极多的痛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疾病。他的状态让我不寒而栗。”[69]
查理五世仍然在梦想复仇。1553年2月，尽管身体状况很差，他还是出席了尼德兰的等级会议，要求他们批准征收150万杜卡特的新税。但他首先愤怒地控诉了法国人的奸诈。他说，亨利二世国王占领了帝国的一些地区，“企图接管它们，像他奴役自己的王国一样奴役那些地区”；法王煽动德意志人造反；最重要的是，他怂恿土耳其人在地中海和匈牙利发动进攻。这番痛斥让查理五世精疲力竭，他随后到冷山宫的套房休息。之后的四个月里，（据威尼斯大使说）他“对每件事情”和每个人大发牢骚。[70]
皇帝似乎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垮了。据他的尼德兰谋臣尼古拉斯·尼古莱说，“关节炎蔓延到了皇帝的全部肢体、关节和神经”，寒冷的天气又增加了他的痛苦。此外，他还患有黏膜炎，“发作的时候他不能说话；说话的时候声音太小，仆人听不见或者听不懂”。最后，“他的痔疮肿得很厉害，给他造成了很多痛苦，但要将其归位，又会让他疼得流出眼泪”。尼古莱写道，这些疾病组合起来，压垮了皇帝的精神，所以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优雅而和蔼，而是变得悲哀和抑郁，“他经常号啕大哭，泪如雨下，仿佛是个孩童……皇帝陛下不想听国事，也不想签署大臣准备的少量文件”。
他拒绝接见外臣，也不肯公开露面。他把资深大臣路易·德·普莱特从御前赶走，“因为他经常要和皇帝谈国事”。安托万·佩勒诺抱怨自己尽忠职守却遭到公众的辱骂，以此为由索要一个油水丰厚的职位。皇帝听了他的话，不禁大发雷霆：“你说别人因为自己的功劳得到奖赏，而你没有得到奖赏。你办的事情太多，如果每件事情都要得到奖赏的话，我可没有本事满足你。”尼古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