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五世）不分昼夜地忙着调整他的许多时钟，将其同步……夜间，他因为失眠，经常唤醒贴身男仆和其他人，命令他们点燃蜡烛和火把，帮助他拆解某些钟，然后将其重新组装起来。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大卫王的《诗篇》以及对其的评论。
据尼古莱说，为了防止发生灾祸，玛丽接管了政府，但大家都知道这只能是临时性的措施。[71]
在玛丽的坚持下，查理五世于1553年4月2日签署了一封信，命令他的儿子返回尼德兰，从而“扬名立威，让世人了解你，让所有人，包括你的敌人，都明白，你不会给他们机会为所欲为”。宫廷的其他人可能不知道这封信。皇帝相信，腓力扬名立威的最好办法就是亲自指挥一场针对法国的军事行动并取胜。但尼德兰已经无力承担军费，所以“你必须自己带来一大笔钱，必须足以恰当地维持这些省份。这是对当前局势的唯一补救办法”，也会避免“你刚到尼德兰就向各省索取新的赋税。这些省份已经财力枯竭，所以如果你要求征税，不仅会丧失他们的好感，还会导致他们格外怨恨你”。“既然局势如此绝望”，查理五世考虑了一些在西班牙筹款的不太正派的办法。他建议兜售骑士身份，每人2000杜卡特（但不向犹太人、穆斯林和公社起义者的后代出售）；他请求教宗允许他出售更多的教会财产；他甚至授权讨论“从美洲的监护征赋制能够得到多少钱”。与此同时，查理五世宣布，如果“我的健康状况允许，并且手边没有别的要务的话”，他计划“于6月底返回德意志，召开帝国会议”，然后“在秋季先去意大利，再从那里去西班牙”。他继续写道：
我非常希望你［腓力］在我动身之前来到这里，好让我与你谈谈那些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事情，并当面听你汇报关于国家［西班牙］的一些不适合留下文字的情况。我觉得，在当前的局势里，你我当中应当至少有一人在尼德兰，所以等我去德意志的时候，我希望你来坐镇尼德兰。[72]
随后查理五世把注意力转向监管儿子（已经二十六岁了）的性生活，就像十年前他做的那样：“自王妃［玛丽亚·曼努埃拉］去世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觉得你有必要续弦，因为你的年纪还轻，并且需要继承人。”和往常一样，最佳选择是一个表姊妹，具体来讲就是查理五世的姐姐埃莉诺与已故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女儿玛丽亚，她现年三十二岁，是欧洲最富有的女人之一。不过，“此事有一个很大的障碍”：作为“家族契约”的一部分，腓力已经承诺迎娶自己的堂姊妹，即斐迪南的女儿之一。
查理五世觉得只要对自己有利，可以随时毁约，但这一次他担心，如果他的儿子“毁弃这门婚约，［斐迪南］会说婚约与‘家族契约’是捆绑在一起的”，于是背弃安排腓力成为皇帝的承诺。“不过，”查理五世继续写道，“我们之前同意，你要当选［为罗马人国王］之后才会娶斐迪南的女儿，而目前几乎没有希望举行选举，因为德意志乱作一团。在局势有所改善之前，我不能建议你接受帝国，哪怕有人主动把帝国献给你。”“你［腓力］现在是适婚年龄，出于这个原因，也是为了取悦我们的臣民，你不应当被之前的约定捆住手脚，而应当按照自己的心愿结婚”，因此查理五世指示儿子向斐迪南发出最后通牒：“既然你与他的女儿之一的婚约是和你的选举捆绑在一起的，你应当请他采取措施帮助你当选，否则就解除婚约，允许你娶自己愿意娶的其他女子。”因为除了斐迪南的几个女儿之外，“我在别处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所以皇帝敦促儿子尽快与里斯本达成协议，尽快结婚和圆房，然后把妻子留在西班牙，自己来尼德兰。[73]1553年6月，腓力遵从父命，派遣亲信鲁伊·戈麦斯·德·席尔瓦与他的姑姑（还是前岳母）卡塔利娜及其丈夫若昂三世国王敲定婚约。
与此同时，法国人的军事压力迫使查理五世在尼德兰又打了一场战役，而不是按照他的计划去德意志。这一次，他得胜了。首先，他派遣经验丰富的将领勒尔伯爵去占领泰鲁阿讷，这是一座设防城镇，是法国在尼德兰的飞地。勒尔伯爵认识到，“除非我们在战争中心狠手辣，否则我们永远不能达成目标”，因此在三周的围城战中，他的炮兵平均每天发射800发炮弹（在梅斯的时候每天仅有300发）；他还在城墙的五个地方实施爆破，迫使目瞪口呆的守军投降。在守军投降之前，皇帝已经宣布该城“将被立即洗劫，然后被夷为平地。不仅要摧毁世俗建筑，还要铲除教堂、修道院和医院。它的城墙将不会留下任何踪迹”。这次他言出必行。据敌视皇帝的法国评论家弗朗索瓦·德·拉比唐说，当皇帝得知泰鲁阿讷陷落后，“眉开眼笑，仿佛那是君士坦丁堡”。在随后两个月里，帝国军队用更多的火药将该城夷为平地。今天能看到，1553年之前的防御工事的地基上已经林木葱葱，只留下一片荒野，城市和大教堂已经踪迹全无。胜利者随后攻打了埃丹。据拉比唐说，“不分昼夜，每个钟头，他们都猛烈炮轰这座城市，还没有人经受过如此凶悍的炮击”。守军投降后，帝国军队又一次实施爆破，摧毁了这座城市。[74]
随后消息传来，亨利二世亲自率军围攻康布雷。皇帝又一次奋起迎战。5月28日，罗马教廷大使发现查理五世“虚弱不堪，连说话的精气神都没有”，并报告称，就连玛丽和她的大臣“也很难让皇帝在一周之内说出哪怕一个词”。但几天后，佩勒诺声称：
我们在为皇帝陛下的公开露面做准备，有时给他披挂整齐，仿佛他身体很健康；有时让他佩剑、穿斗篷。因为他身体虚弱、没力气，我们还让他讲话时比平时更加洪亮、格外有力。简而言之，我们想方设法让他显得比实际情况更活泼和精神（più bella et vivace）。
这种装扮似乎很有效，因为查理五世于1553年6月9日接见外臣（这是他从梅斯撤退之后的第一次觐见会）时，罗马教廷大使声称，“尽管他的面色有些苍白，不过他已经苍白了很多年了”，但如今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聆听和讲话时都像过去一样专注和庄重”。皇帝的脾气也没有变：当罗马教廷大使传递法国的和平建议时，查理五世说亨利二世和他父亲一样，总是试图更改早就决定的事情；并且亨利二世尽管拥有“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的称号，却与土耳其人沆瀣一气，“所以我们不能信任他做出的任何承诺”。因此，查理五世说，“他相信继续打仗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打仗不会让他损失任何东西，而且即便他输掉了战争，他也宁愿输在战场上，而不是被意外地暗杀”。[75]8月，出于“对法国国王的深仇大恨，以及担心如果缺少优秀的领导，他的军队会遇到灾祸”，查理五世决定御驾亲征，“即便这对他的健康有很大损害，因为他整整七个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小套房”。据负责照料他的玛丽说，他去了蒙斯，与他的野战军会合，直到亨利二世国王撤退。为了庆祝此次胜利，皇帝花了一整天“猎杀野猪”，“这一天玩得非常开心”，于是“次日又狩猎了一整天”。[76]
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事态无疑让皇帝心情舒畅，身体状况也大有好转。英格兰与爱尔兰国王爱德华六世于1553年7月6日驾崩，尽管他生前（在谋臣的引导下）签署了一份“御旨”，钦定他的新教徒外甥女简·格雷女士为王位继承人，但支持她的人寥寥无几。经过悬而未决的几天之后，爱德华六世同父异母的姐姐、天主教徒玛丽·都铎打败了简·格雷的支持者，登上王位。这位三十七岁的未婚女王随即向查理五世（她的表兄和曾经的未婚夫）征询意见，并表示她愿意接受他再次求婚。皇帝在妹妹玛丽和佩勒诺的辅佐下，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皇帝说自己年老体衰，无法与玛丽女王结婚，但把他的儿子推出来。皇帝小心翼翼地向她解释了与腓力结婚的好处：玛丽女王能得到“一个丈夫，他在战时能够掌管军队，并履行其他一些不适合由女性承担的职责”，比如组织入侵苏格兰，将其“变成英格兰王国的臣属”，以及发动远征去“收复被外敌侵占的吉耶讷，甚至还可以占领法兰西王国”。此外，在获得了英格兰的王冠之后，腓力即便不能成为罗马人国王，也能够更加稳健地统治西班牙和尼德兰，同时建立一个新的英格兰-尼德兰国家，由腓力和玛丽的继承人统治。这将永久性地巩固哈布斯堡家族对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主宰，从而“遏制法国人，迫使他们通情达理”。[77]
但玛丽·都铎对这样的婚姻前景不是很热情。她登基几天后告诉查理五世的大使西蒙·勒纳尔，她一直过着单身生活，从未体验过爱情。玛丽继续说，身为女人，她不愿改变自己的单身状态；但作为女王，她认识到，为了国家的福祉，她必须结婚，必须有孩子。与勒纳尔讨论这些不熟悉的话题时，她尴尬地“笑了好几次”，并表示希望查理五世“提议的人选应当是天主教徒；她希望有机会先见见对方；并且不能是太年轻的男人”。
谈到腓力时，女王答道，她听说腓力已经与葡萄牙公主玛丽亚有约在先，并且他比她（玛丽女王）小十二岁，“何况王子殿下会想要留在西班牙，统治他的其他领地［而不是英格兰］”。勒纳尔把她的担忧传达给查理五世，他赶紧给出回应。他指出，玛丽“希望预先见一见未来的丈夫”，“这很难安排”，因为“没有任何一位与她地位平等的王子愿意承担辛辛苦苦跑了一趟却遭拒绝的风险”。他给她送去腓力的一幅肖像，是三年前在奥格斯堡的时候由提香绘制的，画得比真人好看。他还向她保证，腓力与她结婚后会在英格兰长期居住。[78]
皇帝的这些操作险些就太晚了。腓力此时已经批准了与葡萄牙公主玛丽亚结婚的契约条件，向葡萄牙宫廷传达此消息的廷臣已经动身。这时，查理五世的紧急信使抵达了，指示腓力迎娶玛丽·都铎。王子赶紧召回那位送信的廷臣，所以相关的文件始终没有送到目的地。腓力授予父亲全权，代表他与英格兰朝廷商谈他的婚姻。[79]玛丽的谋臣和查理五世的使者（以勒纳尔为首）展开了激烈的讨价还价。勒纳尔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向女王解释了，如果通过她的儿女，英格兰王国能与尼德兰联合，这将给英格兰带来多么大的好处”。1553年10月，勒纳尔春风得意地禀报腓力，玛丽·都铎已经拿定主意要嫁给腓力，所以“殿下不妨练习一下说法语或拉丁语”。[80]
皇帝希望通过代理人来举行婚礼，这样的话婚姻就算立即生效；但英格兰人希望“夫妻都能亲身参加婚礼”。于是查理五世要求儿子发来“两份代理授权书，参照所附的草稿的格式，这样我就能根据具体形式选择其一，而无须浪费时间”。王子又一次服从了，但有自己的保留意见。1554年1月4日，他在一位公证人面前签署了一份文件，声明他会“批准、授权和宣誓遵守相应条款，从而让他与最高贵的英格兰女王结婚，但这不会约束或迫使他或他的领地或他的继承人去执行或批准任何条款，尤其是关涉到他的良心的条款”。[81]
王子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英格兰人愿意给出的婚姻条件，因为他已经背弃了与斐迪南的女儿和葡萄牙公主玛丽亚的婚约，所以没了退路。不过皇帝像往常一样，对两次背弃婚约不以为然。一名葡萄牙使者抵达布鲁塞尔，“表达葡萄牙朝廷的不满时……我［查理五世］把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告诉了他，并不打算为自己辩护，也不打算继续讨论此事”。查理五世指示儿子也这么做，“这种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所以最好是若无其事地对待”。[82]
谈成了与英格兰的联姻之后，查理五世对公务的兴趣似乎又一次淡薄了。一位大使在1553年12月说，此时的皇帝很少签署公文，“尽管他接见了一些人，但这些接见仅仅是走过场，因为觐见皇帝的人被预先指示不要谈公事……有些大臣用计谋诱导他聆听了一些公务，签署了很多文件，但这种状况无以为继”。埃拉索（他长期陪伴在皇帝身边，所以对主公的心态有相当准确的了解）向腓力警示了当前岌岌可危的局面。如今的查理五世似乎下定决心要“抛弃一切公务，他的唯一目标似乎就是去西班牙”，但“有迹象表明，假如上帝在此时把陛下带走，而殿下［腓力］不在这里坐镇的话，很快就会出现重大危机”。查理五世本人也告诉儿子，他的身体快不行了。“我近期受到一次挫折。痛风造成的痛苦已经扩散，现在我的整个身体左侧疼痛难忍，右臂也疼，不过没有那么厉害。”不久之后他又道歉说：“因为痛风和其他疾病，我卧床整整五个星期，没有办法理政。”他告诉儿子：
我很清楚，我最好是在你离开西班牙之前返回那里，我也真的很想这么做；但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旅行。并且即便我现在能旅行，也没办法及时集结一支舰队……所以我觉得，我最好还是等你到了这里、与你讨论了［尼德兰的］事务并做好安排之后再离开。所以我会尽力做好准备，争取在明年8月或9月动身。[83]
这一时期，查理五世住在布鲁塞尔王宫周边园林内的一个小屋：这是一个套房，“门口有十级或十二级台阶”，有一个前厅“连通他的接见室和卧室，没有一个房间的面积超过24平方英尺”；一条走廊把他的卧室和他做祷告的小礼拜堂连接起来。公共空间里唯一的装饰是他的纹章和座右铭“走得更远”。墙上和每扇窗户的特制小圆盘上都有纹章和座右铭。如一位罗马教廷大使所说（不过他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座小房子，不比一个加尔都西会修士的住所更大，也不比它更舒适”。[84]另一位教廷外交官报告称，“在小屋内，皇帝陛下部分时间会待在一座大钟旁，它包含了行星运动的天体模型”，皇帝把这座八边的、由弹簧驱动的行星钟称为“小宇宙”。这座设备是由克雷莫纳的贾内洛·托利亚尼制作和维护的，查理五世赞颂他是“钟表匠中的帝王”。钟面是“圆形的，宽近2英尺，高比2英尺多一些”，由多达1800个齿轮驱动，“能够演示行星的各种运动和我们的全部星相学知识”。[85]于1554年4月拜访皇帝宫廷的一位外省律师记载了这座钟及其发明者从意大利抵达时引起的普遍兴奋：“它的新奇让皇帝高兴得手舞足蹈，真让人惊愕。他对这座钟喜爱得不得了。”查理五世对时钟的痴迷在当时成为一个笑话。有一天，他向宫廷总管蒙法尔科耐托男爵抱怨，给他送来的食物总是平淡无味，令人没有胃口。“男爵答道：‘我不知道如何让陛下满意，除非我能为您发明一种新菜肴：钟汤。’皇帝听了哈哈大笑，没有一个人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这么久。”[86]
皇帝长期不在西班牙，再加上他对时钟的痴迷、他糟糕的健康状况以及他在别的地方的职责，都让腓力王子有机会自行决定很多事情。一位贵族粗鲁地说：“我恳求殿下授权，对我在马德里给您的备忘录做出回应，因为我们都知道您可以直接处理所有事务，无须等待德意志方面的批准。”也就是说，无须征求查理五世的意见。[87]腓力于1554年春季准备前往英格兰的时候，赤裸裸地证明了这种看法是多么正确。
皇帝坚决反对在腓力出国期间任命胡安娜（皇帝的女儿）为摄政者。他警示腓力：“你知道胡安娜公主非常傲慢，我还听说她把内廷经营得乱七八糟。”但腓力说服胡安娜在她的丈夫（葡萄牙王储若昂）去世后返回卡斯蒂利亚，然后和她一起待了几天，“向她介绍她需要知道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将请她担任摄政者。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腓力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愿办事，然后亲手挑选了胡安娜的顾问会议的成员，仍然刻意不理睬父亲的提名和建议。最后，腓力给妹妹下达指示的时候也明确不理睬查理五世的指示，或者推翻他的命令。腓力要求，胡安娜“除了我指定的秘书起草的文件之外，不得签署任何文件”；她必须把她与查理五世的所有通信抄送给腓力；她在做任何关涉到西班牙、西属意大利或西属美洲的决定之前，必须征求腓力的意见。[88]
最后，1554年7月13日，腓力携带着大笔现金（足以在尼德兰发动一次新的战役），指挥着一支强大的舰队（足以威慑任何企图拦截他的敌人），启航离开西班牙，去迎娶玛丽·都铎，然后去尼德兰接替查理五世。耽搁了一段时间之后，舰队仅仅花了七天就从拉科鲁尼亚来到南安普敦，英格兰和尼德兰两国使者都在那里恭候他。英格兰使者带来了他的新娘的问候和礼物。尼德兰使者则带来了查理五世的一份声明：他放弃那不勒斯国王的头衔，让位给儿子，于是腓力在结婚前夕成了一位名正言顺的国王。此外，还有一位特使给玛丽女王送来了纪念1535年征服突尼斯的成套壁毯，“这是本时代最精美的艺术品之一”。[89]
皇帝做出了上述的慷慨姿态，还给儿子送去了他的新遗嘱的副本。这份遗嘱是用西班牙文写的，但在布鲁塞尔签发，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皇帝在其统治末期的所思所想。[90]首先是传统的虔诚的指示：在皇帝去世一年之内必须举办3万场弥撒；必须将他的遗体送到格拉纳达，安葬在王家礼拜堂，让他与妻子、父亲和天主教双王一同长眠。在这份遗嘱里，他不像之前那样提到布鲁日或第戎，这表明在他的帝国霸业的视野中，西班牙已经取代了尼德兰和勃艮第。他敦促腓力始终主持公道、保护孤儿寡妇、尊崇天主教会；“我特别命令你恩宠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然后是一系列更具体的指示。皇帝要求将3万杜卡特放到西曼卡斯要塞，装在一个上锁的箱子里，只有皇帝一人拥有钥匙。这笔钱将用来资助他心爱的三项慈善事业：“赎回被囚禁在异教徒土地上的基督徒……优先赎回那些在我亲身参加的战役中被俘的人”；为贫穷少女准备嫁妆；赈济值得帮助的穷人。查理五世曾许诺给他的女儿玛丽亚和胡安娜准备嫁妆，但一直没有落实，现在他命令儿子向两个妹妹分别支付一笔款项作为嫁妆。皇帝还要求儿子把已故的皇后在遗嘱里留给两个女儿的金钱和珠宝首饰都交给她们；并且，“为了我的良心安宁”，腓力王子不仅要清偿查理五世的所有债务，还要清偿查理五世的父亲腓力、姑姑玛格丽特以及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全部债务（这些是查理五世自己没能履行的职责），还要准备1万杜卡特“用于做善事，为胡安娜女王的灵魂祈福”。此时胡安娜女王仍然隐居在托尔德西利亚斯，腓力必须与她共同统治，“就像我之前做的那样”。此外，年轻的腓力国王还必须尊重刚刚与英格兰缔结的婚姻条约中的一个重要条款：他与玛丽亚·曼努埃拉的儿子堂卡洛斯“必须被排除在我的尼德兰领地的继承顺序之外”。腓力还必须保住和守卫米兰，这既是因为“每当米兰被除它之外不拥有任何领地的人统治之时”，意大利就会爆发战争，也是因为“为了保住这个公国，我们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来自各地的大量臣属与子民为了保卫它而献出了生命或鲜血”。但另一方面，腓力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公开地、真诚地考虑，出于公义和理性，是否应当归还”纳瓦拉王国，“或者是否向第三方给出补偿”。纳瓦拉王国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在1512年征服和吞并的。
皇帝命令腓力“尊重和恩宠”皇帝的私生女玛格丽塔（不过腓力“没有义务为她做更多，除非他自己愿意”）。但在这份长达四十九页的新遗嘱中，皇帝只字未提自己另外两个在世的私生子女——在罗马当修女的塔代娅和赫罗尼莫（后来被称为奥地利的堂胡安）。在签署这份遗嘱的当天，皇帝还撰写并签署了一份单独的附录，其中提到了赫罗尼莫，但规定“除了腓力王子之外，任何人不得开启这份文件”（如果腓力比皇帝先去世，这份文件将被交给堂卡洛斯）。查理五世甚至没有揭示赫罗尼莫的下落，只是告诉儿子（或孙子），“如果你不知道赫罗尼莫在哪里”，皇帝的一名副官会讲出全部实情。
查理五世希望赫罗尼莫“成为规矩较严格的某个宗教修会的成员”，但“如果他愿意过世俗生活，我希望并要求为他设立每年2万或3万杜卡特的固定收入”，这相当于一位伯爵或侯爵的岁入。[91]这项慷慨的规定又给腓力增加了一份财政负担，并且，这样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存在会不断提醒他，父亲在四十六岁时和一个十几岁的女仆做了怎样的荒唐事。皇帝没有把这些情况当面告诉腓力，这表明皇帝在道德上是个懦夫。查理五世还给腓力送去“一份拉丁文的文件，以及我的遗嘱。我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和领地都留给他，让他从遗嘱生效之日起能够管理这些财产和领地，视其为全部属于他自己”。[92]
皇帝的最后一战
和之前的遗嘱与附录一样，查理五世这次起草遗嘱也是因为担心自己时日无多，因为他又上前线了。根据英格兰驻皇帝宫廷的大使在6月4日（查理五世签署遗嘱的两天前）写的一封信：“皇帝的身体状况很好，白天能连续行走两三个小时。”一周后，“他处于这四年来最好的状态”，“身强体壮”，“试穿铠甲的时候发现，上身铠甲和铠甲下的鹿皮上衣比通常情况下紧了三根手指的宽度，这意味着他比过去胖了一些”。查理五世当然依旧抱怨自己的健康不佳。6月9日他接见佛罗伦萨大使的时候，一开始就“告诉我，他身体染恙，尤其是痔疮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然后，他突然想起我过去也因为这种疾病吃过很多苦头，并且他觉得我现在看上去很健康，于是让我分享一些细节”。查理五世也克服了痔疮造成的困难：现在“他能自己穿铠甲，有时在园林里能一口气骑马三个钟头”。[93]
查理五世并没有打算再打一场战役，但亨利二世御驾亲征，入侵了尼德兰，占领了新建的要塞马利亚堡。查理五世这样告诉儿子：“这在当前对我们特别危险，因为他能以那里为跳板，轻松地入侵布拉班特公国。这里没有一座要塞能阻挡他。”尽管皇帝的野战军的实力不如法军，他还是决定亲自指挥，并期望腓力也来参加。“请制订来此地的计划”，皇帝写道，并冷冷地补充了一句：“你与女王［玛丽·都铎］结婚并（在上帝的祝福之下）圆房六到八天之后就离开她。”[94]
1554年7月7日，皇帝坐着敞篷轿子离开了布鲁塞尔，他的主要贵族陪伴在身边，市民为他欢呼送行。“他离开时说，如果法国人想打仗，他愿意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战争。”皇帝的亲自出征受到了“他的御前会议和其他所有人”的反对，他们劝他不要这么做，强调“敌人的强大，他的军队暂时还没有力量与敌人对抗，敌人有可能切断他与这座城市［布鲁塞尔］之间的联系，以及一旦他战败，他、他的产业以及所有这些国家将会遇到多么大的危险”。“但这些劝说都无济于事，［查理五世］命令他们不要再争辩，而是与他一同出征。”英格兰大使约翰·梅森爵士觉得前景非常不妙，回忆起了查理五世的“莽撞经常让他遇上极大的障碍，尤其是在梅斯的陆战，还有在阿尔及尔的海战”。梅森警示道：“此次战役比那两次更加危险。”[95]
起初，梅森大使的悲观似乎是很有道理的。查理五世无法阻止法军攻占了好几个地方，包括班什。“那些地方的城防工事都是老式的，缺乏能够适应今天的战争的防御工事。”法军在班什一把火烧掉了玛丽的豪华宫殿。[96]不久之后，查理五世的一些部队哗变了，但他勇敢地骑马走向哗变士兵，扭转了局势。“他按照自己的习惯，与每一位德意志上校和上尉握手，向其他所有人点头致意。”然后他走近哗变士兵，认真听他们的怨言，随后告诉他们：
我的士兵们，你们这样乱哄哄地来找我，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玷污了你们、你们的长官和你们的民族的荣誉，也让我丢脸。我看到你们受到了委屈，很不高兴，但如果将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请一定要通过你们的上校或上尉向我禀报。我一定会为你们主持公道。我会当你们的好皇帝和好国王。至于你们说自己蒙受的冤屈，我会采取措施，查明真相，一定会惩罚那些犯错的人。
“听了这番话，哗变士兵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查理五世“在军营中，在部队当中睡觉”，“然后骑马四处巡视，处理各种事情”。在全军集合点名的时候，“他身着全副铠甲，骑马来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据在场的一名骑兵说，“‘皇帝万岁！’的呼喊持续了一个钟头，振聋发聩，法国国王在他的营地里也一定听得见”。有传闻说法军将发动偷袭，于是“皇帝排兵布阵，骑马在队伍前走来走去，他前方有士兵举着一面大红旗，还有鼓手敲鼓”。[97]
由于腓力王子的舰队送来了大笔金钱，查理五世占了上风，迫使法军从班什撤退，然后“神速地”追击敌人，“一天就前进了21英里；但始终未能追上敌人”。8月4日，受挫的皇帝召开作战会议，商量“在当前的局势下，我们的军队能够做什么；我们决定以牙还牙，入侵法国，在法国境内大搞破坏”。但具体去哪里呢？讨论了好几个目标之后，查理五世弱势地向儿子承认：“我们没办法做决定，因为一切取决于敌人的意图。”皇帝和谋臣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一点就是，现在腓力“绝对不可以”离开英格兰、与父皇会合，因为“你到了这里之后，更可能损失而不是赢得声望……而你在第一次作战时获得声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你需要让全世界肃然起敬”。于是他允许儿子在英格兰停留不止“六到八天”，多与妻子新婚宴尔一些时日。[98]
一周后，法军围攻了朗蒂，这座城镇也“缺乏能够适应今天的战争的防御工事”。法军希望查理五世会为了给朗蒂解围而冒险打一场正面对垒的战役。他没有让敌人得逞，而是巧妙地前进，保护好自己的部队，同时朗蒂在继续抵抗。8月14日，亨利二世不情愿地“借着夜色和次日清晨浓雾的掩护撤军”，并且“名声扫地，因为他们不得不放弃［对朗蒂的进攻］，也不敢与皇帝交锋，尽管他们经常吹嘘自己渴望交锋”。法军撤回法国境内之后才停下脚步。[99]
梅森对这次胜利的意义以及查理五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没有任何疑问。“皇帝在追击敌军的九到十天当中展现了莫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指挥技艺，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皇帝主动出击并向法军主力部队发起挑战，这受到了“他的全体将领的反对”。但如果皇帝没有坚持己见，尼德兰就会惨遭蹂躏，其惨状将“令人很久以后都无法忘怀。但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大无畏的勇气”决定性地打退了敌人。法国人在本次战役中除了“纵火和劫掠了形形色色的穷苦人（这做起来轻松，也很容易遭到报复）之外”没有取得什么战果。[100]
查理五世和往常一样，将此次胜利归因于天意。8月15日，也就是法军撤退的次日，他给儿子（仍然在英格兰）写信：“儿子，上帝像他惯常的那样指引了我们。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那都是我的责任，但上帝给了我们超过预期的成绩。”当天他给阿尔瓦公爵（也在英格兰，负责辅佐腓力）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公爵：你可以想象我是什么感觉……尽管昨天有人说我们应当撤退，那样做的风险会很大。但上帝让敌人撤退了。此外，我们之前以为朗蒂已经丢了，但如今它得救了。”现在，查理五世宣布，他领兵打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尽管我目前的健康状况比预期的要好，但我还是不够强壮，不足以承受去年和今年那样的健康问题。”他还告诉玛丽：“我的状态很不好，我害怕自己会垮掉。”所以“我需要尽可能避免上前线”。[101]两天后，他最后一次离开了军队。两周后，他通知腓力，既然“上帝让局势有了令人满意的结局，让我们恢复了之前损失的一些声望”，而且腓力“已经距离我这么近”，他希望儿子接管大局。查理五世希望能够在1555年1月交接权力，那时“我们可以一起待一段时间，玩一玩”，最好是和玛丽一起，“地点随你定。然后，在给你祝福之后，我会离开你，继续旅程”，返回西班牙。[102]皇帝的设想真是太美好了，怕是很难实现。
[1] Gutiérrez，Trento，Ⅰ，74-80，107-10 and 290-5，查理五世给迭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的信，1550年3月18日和10月30日，以及1551年4月19日（草稿）。查理五世从1524年起就在敦促教宗们在塔兰托召开大公会议，见RAH Ms. 9/4817 f. 216-25v，Charles to Sessa，18 July 1524。
[2] Gutiérrez，Trento，Ⅰ，132-5，Protest，3 Jan. 1551；Gutiérrez，Trento，Ⅲ，22-9，关于召集的信件；Buschbell，Concilium Tridentinum，Ⅺ/2，771-7，Julius to his legate at Trent，16 Jan. 1552，关于笑话。
[3] Gutiérrez，Trento，Ⅰ，425-8，and Ⅱ，63-77，Charles to Toledo，8 Oct. 1551 and 5 Jan. 1552 （CSPSp，Ⅹ，431-5提供了后者的一份英文全译本）。
[4] Gutiérrez，Trento，Ⅱ，240-6，‘Resultan los puntos que se han consultado a Su Magestad’，未写日期，但应为1552年2月；Buschbell，Concilium Tridentinum，Ⅺ/2，771-7，Julius to his legate at Trent，16 Jan. 1552. Gutiérrez，Trento，Ⅲ，397-8赞扬查理五世的成就，因为他至少说服了部分路德派邦国（包括勃兰登堡、符腾堡和斯特拉斯堡）派遣正式代表团去特伦托。
[5] Gutiérrez，Trento，Ⅱ，281-91，Charles to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27 Feb. 1552，minute （CSPSp，Ⅹ，457-64，提供了后者的一份英文全译本）。腓力二世同样会在他自己的利益与上帝的利益之间建立联系，见FBD，225。
[6] Giles，The whole works，Ⅲ，10，Ascham’s Report；Vos and Hatch，Letters，236，Ascham to Cheke，7 July 1553. 法国大使马里亚克在不久前做出的类似评价，见上文。
[7] 即弗朗索瓦一世之子。
[8] Tytler，England，Ⅰ，301-7，Sir John Mason to the Privy Council，29 June 1550；Rymer，Foedera，ⅩⅤ，211-17，treaty of Boulogne，24 Mar. 1550；Alberì，Relazioni，serie Ⅰ，vol. 2，Final Relation of Giovanni Capello，1554.
[9] 欧洲人称之为巴巴里而阿拉伯人称之为马格里布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此地的海盗曾经很猖獗，他们袭击地中海及北大西洋的船只和沿海居民，又从欧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掳走人口作为奴隶贩卖。
[10] ASF MdP 4308，unfol.，Bernardo de’ Medici to Cosimo，29 Sep. and 3 Oct. 1550（关于查理五世的宫廷为庆祝占领马赫迪耶而举办的“大规模庆典”）；LCK，Ⅲ，9-11 and 55-7，Charles to Suleiman，31 Oct. 1550 and 8 Mar. 1551。除了马赫迪耶（也叫“阿非利加”）之外，多里亚还占领了现代突尼斯境内的莫纳斯提尔和苏萨，作战的详细情况见Alonso Acero，‘Cristiandad’，and idem，‘El norte de áfrica’。
[11] Giles，The whole works，Ⅲ，14，Ascham’s Report.
[12] PEG，Ⅲ，504-10，instructions of Julius to the bishop of Imola，31 Mar. 1551；Dumont，Corps，Ⅳ，part Ⅲ，26-7，secret treaty between Henry Ⅱ and Farnese，27 May 1551. Philip’s visit is mentioned in AGS E 646/53，Charles to Philip，9 July 1551.
[13] LCK，Ⅲ，68-71，Charles to Ferdinand，15 Aug. 1551；AGS CMC 1a/1231，García Portillo的账目，1551年10月给下列部队支付军饷：“负责守卫符腾堡公国三座要塞的西班牙步兵与骑兵部队……与此同时他们离开了符腾堡的设防要塞……南下去意大利，去攻打帕尔马”，并支付军饷给拿骚伯爵指挥下的三个连的德意志卫兵。皇帝对帕尔马的战略价值的理解，见CDCV，Ⅱ，128，Charles to Philip，19 June 1543，and 576，his Political Testament of 1548。
[14] Vos and Hatch，Letters，132-8，Ascham to Cheke，11 Nov. 1550，描述了查理五世的路德派对手；Rein，The Chancery of God，and Moritz，Interim und Apokalypse 详细描述了马格德堡的反抗。
[15] Von Druffel，Briefe，Ⅰ，474-6，Henry to Marillac，his ambassador at the imperial court，10 Aug. 1550.
[16] Von Druffel，Briefe，Ⅰ，234-7，Ferdinand to Charles，21 June 1549；LCK，Ⅱ，622-6 and 637-8，Maurice to Philip，27 Jan. 1549 and reply 31 Aug. 1549；Giles，The whole works，Ⅲ，57，Ascham’s Report. Issleib，Aufs?tze，494-7记录了莫里茨和其他人如何努力向腓力王子施压，请他为黑森方伯求情，但查理五世于1549年4月10日拒绝了。囚禁黑森方伯的代价不小：负责看押黑森方伯的300名西班牙士兵在1547～1552年花了查理五世67000杜卡特（AGS CMC 1a/1519/Ⅴ，payment to Diego de Torralva）。
[17] Turba，‘Verhaftung’，228-31，刊载了针对黑森方伯和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宣言（他被判处“终身监禁”），见?NB Codex Vindobonensis Palatinus 9363，这一卷收录了关于两位路德派领袖被囚禁的大量文献。
[18] LCK，Ⅲ，60-7，Charles to Viglius，17 Mar. 1551，and Viglius’s reply，25 Mar. 1551. Benavent Benavent and Bertomeu Masiá，El secuestro，82-99，刊载了关于黑森方伯出逃失败的文献。见Mariotte，Philippe，273-5。
[19] Dumont，Corps，Ⅳ，part Ⅲ，31-3，treaty of Lochau，5 Oct. 1551，ratified by Henry at Chambord，15 Jan. 1552 （德语文本见von Druffel，Briefe，Ⅲ，340-50）。Weber，‘Le traité’精彩地叙述了在《尚博尔条约》签署之前进行的艰难曲折的谈判。
[20] Gachard，Rapport，171，Marnix to Margaret，12 Mar. 1519；AGS E 64/197，Loaysa to Charles，5 Jan. 1544，文件背面有“批示”，都附有查理五世的回复。
[21] Giles，The whole works，I/2，313，Ascham to the Master and Fellows of St John’s College，Cambridge，Augsburg，12 Oct. 1551；and Ⅲ，19-20，Ascham’s Report，written in June-July 1553 （另见查理五世的其他大臣在这个时期发出的书信，表示不相信灾难迫在眉睫，被引用于von Druffel，Briefe，Ⅰ，854 n. 1）。Lutz，Christianitas afflicta，72-84讨论了此时皇帝宫廷的有缺陷的决策方式；Janis，Groupthink 分析了更广泛的“团体迷思”现象。
[22] NBD，Ⅷ，717，report of the nuncio’s conversation with the cardinal of Augsburg，8 June 1545；NBD，Ⅺ，48-54，Pietro Bertano，bishop of Fano，to Cardinal Farnese，Augsburg，29 July 1548；NBD，Ⅺ，563-4，Marino Cavalli to the council of Ten，Augsburg，21 Aug. 1548 （因此是在Bertano揭示了这件事之后不到一个月内）。
[23] 阿纽洛·布龙齐诺（1503～1572），原名阿纽洛·迪·科西莫，是来自佛罗伦萨的画家。“布龙齐诺”是他的绰号，可能指他黝黑的肤色或偏红的发色。他是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的宫廷画家。
[24] References located through the Medici Archive Project：Doc IDs#3820 （1543），#2367 （1545），and#4480 （1547）. 我感谢毛里齐奥·阿尔法约利与我分享这些资料。
[25] ASP GG b 43，unfol.，Natale Musi to Gonzaga，13 Dec. 1553，and Gonzaga’s instructions to Gonzalo Girón，his envoy to Charles，20 Dec. 1553，都涉及前两年贡扎加受到的批评。
[26] NBD，Ⅺ，73 n. 1，Granvelle to Marie，15 Aug. 1548. 索托最终在这件事情上获胜：查理五世后来坚持要求城市内的路德派传道者要么放弃其信仰，要么离开城市（见本书第十二章）。Beltrán de Heredía，Domingo de Soto，231说格朗韦勒把佩德罗·德·索托排挤走，十八个月后还排挤走了接替他的新任御前告解神父多明戈·德·索托。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Historia de Carlos Ⅴ，Book ⅩⅩⅩ，ch. 36说，在洛斯·科沃斯和格朗韦勒死后，查理五世身边只有“极少数人”能与皇帝一起讨论他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