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五世心急如焚地等待着自己的英格兰孙子降生（孩子出生后，腓力就可以渡过海峡到皇帝身边），偶尔骑骡子（他再也不能骑马了）在王家园林里转悠，观赏附近动物园里充满异国情调的动物，就像他少年时常做的那样。除了佩勒诺、他的姐妹埃莉诺与玛丽，以及内廷仆人之外，他很少与人说话。不过，这年春天有两个棘手问题得到了解决。在西班牙，他的母亲胡安娜女王于1555年4月驾崩，享年七十五岁。尽管查理五世宣誓在余生为她戴孝，但他现在终于成了西班牙和西西里的唯一统治者。腓力将来不需要像皇帝的遗嘱规定的那样，与祖母分享君主的头衔。[12]
在德意志，萨克森选帝侯莫里茨伤重不治身亡，他的死缓和了政治气候，促成了宗教纷争的解决。但查理五世不想参与这个过程。1552年，他不情愿地同意在下一届帝国会议之前宽容路德派。现在他通知斐迪南，尽管“上帝知道，我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民族的热忱与挚爱，以及我为了支持你和捍卫我们的奥地利王朝而做出的努力……让我想为德意志的纷争找到解决方案，并亲身参与其中”，但如今他“对解决宗教纷争的方案有”太多顾虑。因此，他授权弟弟在奥格斯堡召开新一届帝国会议，“仿佛我身在西班牙。不要用我的名义，不要动用专属于我的权威”。
得知奥格斯堡帝国会议打算永久性宽容路德派之后，查理五世再次表示“我一贯不愿意卷入这个宗教问题”，并将最终的决定权下放给“你［斐迪南］和你的大臣，因为你们在现场”。1555年9月25日，斐迪南签署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承认德意志诸侯有权合法地信奉天主教或路德宗，也有权将自己的宗教强加于自己的臣民（这种原则后来被称为“教随国定”，即cuius regio，eius religio）；《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还规定，放弃通过使用武力达成宗教目标，并允许出于宗教原因而希望移民的臣民自由出境。[13]
此时情况已经很清楚：玛丽·都铎一再说自己怀孕了，但其实她并没有。腓力离开英格兰，于9月8日返回布鲁塞尔，骑马径直来到皇帝的小屋。父亲“亲热地拥抱和亲吻他，热泪盈眶”。他们已经四年没有见面了。查理五世“指示大臣向腓力汇报他离开奥格斯堡［1551年］以来的所有公务”。此后两位君主“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待在一起，每次互相陪伴两个钟头”，有时坐在桌前，“桌上摆着放公文的托盘”，他们就这样处理公务。两周后，查理五世签署了一项声明，宣布将尼德兰的全部领土移交给腓力，并命令各省的代表会议选择“人数充足的代表”到布鲁塞尔开会，见证这次权力交接。[14]
令人对未来感到悲观的是，皇帝不得不推迟权力交接的仪式，因为两个省份拒绝派遣代表，理由是合法的权力交接必须在它们境内进行，而且还有两个省份甚至根本就没有派人来回话。但最终，哈布斯堡家族治下尼德兰的精英阶层的约一千名代表聚集到布鲁塞尔，参加截至当时尼德兰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会者最多元化的等级会议。在向大会讲话之前，查理五世最后一次召集了金羊毛骑士，通知他们，他打算不仅把领土交给儿子，而且把金羊毛骑士团大团长的身份也移交给他。他请骑士们改为向腓力效忠，并告诫儿子始终要征询金羊毛骑士们的意见，遵从他们的建议。[15]
1555年10月25日（星期五）下午，查理五世骑上骡子，从小屋来到布鲁塞尔的宫殿。一个小时之后，他最后一次缓步走入大厅，拄着拐杖，奥兰治亲王威廉[16]搀扶着他。玛丽、腓力和金羊毛骑士们跟在他后面。皇帝身穿“一件朴素的黑色上衣，戴着律师那种四角帽，佩戴金羊毛骑士团的双重徽记”。为了表示尊重，“代表们在皇帝一行人步入大厅时全都起立”，然后一位谋臣解释了皇帝为什么决定退位并返回西班牙。一名代表进行了优雅的答复，紧接着查理五世摇摇晃晃地起身，“思考片刻”，随后“戴上眼镜，看着自己手里拿的一张纸，上面有七页内容”。[17]然后他向臣民发表讲话。在讲话的一开始，他极富历史感地说：“你们当中的有些人还记得四十年前的主显节前夕，我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陛下决定宣布我成年，当时我只有十五岁。那场仪式就发生在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也差不多是我向诸位讲话的这个钟点。”随后他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自那之后他的旅行：
九次去德意志，六次去西班牙，七次去意大利，十次去尼德兰，四次去法国（有的是在和平时期，有的是在战时），两次去英格兰，两次去北非，一共是四十趟旅行……在这过程中，我八次横渡地中海，三次在大西洋航行，再加上我即将在上帝的佑助下做的航行，那就是四次。
随后，查理五世列举了他的历次战役，它们都是为了“保卫尼德兰和我的其他领地”，以及“为了保卫帝国和宗教”而进行的。但如今，他“感到无力承担治理如此之多国家的重担，也知道他的儿子有能力接过这些重担，于是他希望把自己的余生全部用于侍奉上帝，并将这些国家和其他领地都交给儿子”。此时“他似乎悲伤不已，抽噎起来，讲不下去，泪水从两颊滚落”。梅森想，皇帝流泪也许是因为“看到面前的听众都在流泪。据我观察，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在皇帝演讲期间“没有泪流满面”。最后，“皇帝控制住了自己的呼吸，又戴上眼镜，看着手里的文件，说道：我的视力和记忆力都大不如前了，我越来越感到衰弱无力，无法承担保护诸位、保卫这个国家的使命。这就是我决定返回西班牙的主要原因。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自己能多活一些日子，因为那是只有上帝才能决定的”。查理五世最后督促大家坚守天主教信仰，将其视为唯一的宗教。“如果因为偏离天主教信仰的正道而发生什么灾祸，他请大家吸取邻国的教训”（指的是德意志的宗教纷争）。他还敦促大家服从他的儿子，“因为他是他们的天然君主”。[18]
皇帝站立着讲了半个多钟头，累坏了，最后跌坐到椅子上。这时腓力站起来，用西班牙语恳求父亲再留一段时间，再统治一段时间，好让他“从父亲那里学习治国的经验”。然后腓力也坐下，转向与会者，说了一句法语（世人只听他说过这么一次法语）：“先生们，虽然我听得懂法语，但说得还不流利。所以请阿拉斯主教［佩勒诺］代表我向你们发言。”[19]腓力没有掌握他的臣民的语言，并且在发言期间坐着，而不是按照勃艮第的礼仪规矩站着，这都引起了一些原本不必产生的失望。佩勒诺竭尽全力抚慰大家，再三强调国王并不希望父亲退位，并向听众保证，腓力会尽可能久地待在北欧，以确保尼德兰的太平与繁荣。在那之后，只要尼德兰有需求，腓力会随时回来（这是一个睿智的承诺，但腓力后来食言了）。在仪式的末尾，有人宣读了查理五世的正式宣言，即将他在尼德兰的全部权力移交给儿子。宣言的最后一句是：“我凭借自己充分的、绝对的权力，撤销一切与上述决定抵触或矛盾的法律法规，因为这就是我的意愿。”随后皇帝命令销毁他的私人印玺，就像在四十年前他的亲政仪式上，在同一个房间里，玛格丽特和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印玺被销毁一样。“六点多的时候，这次重要的仪式宣告结束，皇帝立刻穿过园林，返回自己的小屋。”（见彩图32）[20]
尽管仪式很隆重，也很煽情，但其实皇帝仅仅将他在尼德兰的领地和头衔移交给了腓力。皇帝打算先返回西班牙，然后再放弃对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海外领地（美洲、撒丁岛和西西里）的权利。但在11月，“皇帝的痛风病严重恶化”，“以至于无法亲手吃饭”，并且“因为发高烧而卧床不起”。12月，尽管移交权力的所有文件都已经起草完毕，查理五世却无法签字，因为“皇帝的手被包扎起来了”。[21]最后，1556年新年，查理五世的身体有所恢复。他做了告解，领了圣餐，两周后把儿子和一小群廷臣唤到他的小屋，“与他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
他首先说，他感谢上帝终于给了他力气，让他能够履行对自己和对臣民的义务，放弃权力……他知道，因为他耽搁了很久还没有放弃权力，有些人在窃窃私语；不过，在落实自己的决心的时候，他宁愿因为动作迟缓被指责，也不愿做任何仓促鲁莽的事情……然后，就像他放弃尼德兰统治权时做的那样，他以相同的顺序历数了他一生中所有的远征和事业，解释他做那些事情都是因为形势所迫，而不是因为自己想要那么做，并向国王介绍他忠诚而勇敢的臣民，告诫他为臣民主持公道、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22]
他还给了儿子一个盒子，里面装有“许多份拉丁文和卡斯蒂利亚文的遗嘱和许多指示”，接着签署了放弃卡斯蒂利亚及其海外领地统治权的退位书，然后是阿拉贡王国的退位书，最后是西西里国王的退位书。查理五世还签署了放弃帝位的退位书，但根据斐迪南的要求，他没有将其公开。他任命腓力为帝国在意大利的摄政者。[23]
查理五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在退位仪式的三天之后，威尼斯大使费德里科·巴多厄报告称，皇帝“比之前的很长时间都更欢快，多次说他感谢上帝，因为在他放弃了自己的所有领地之后，上帝赐予他希冀已久的精神安宁”，“他对侍从说了一些幽默风趣的话，问他们将来怎么称呼他”，最后说，等他从皇帝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他愿意被称为‘奥地利的堂卡洛斯’”。他还对侄子（也是女婿）马克西米利安说：“我放弃了所有头衔之后，感到比以前好多了，开心多了。”[24]1556年3月，巴多厄发现皇帝“健康状况极好，眼神快活，动作灵敏，比我之前看到的情况好得多”。皇帝也更健谈了。他告诉巴多厄：“我完全是自愿放弃权力的，也是为了满足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我对这事很满意。因为衰老和疾病把我弄得很虚弱，我儿子接管政府的时候也到了。我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肩扛统治国家的重担，我早就期待退位了。之前很多人说我企图成为世界之王，现在大家都可以看清这句话有几分真实了。我向你保证，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主宰世界。即便那是办得到的，我也绝不会有那样的念头。”然后他举起因为痛风而残废的双手，停顿片刻，继续说道：“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尽可能无忧无虑、远离病痛地度过余生。我希望退隐到某个地方，在那里用余下的全部时间侍奉上帝。”[25]
法国海军司令加斯帕尔·德·科利尼[26]率领的法国代表团奉命来签署两国君主前不久缔结的停战协定。科利尼也留下了对这一时期的查理五世的生动描绘。起初，科利尼的使命很不顺利，因为双方刻意互相羞辱。科利尼的随从包括已故的切萨雷·弗雷戈索（见第十一章）的几个儿子（选择他们当谈判代表很不合适），而腓力接见法国代表团的地点是布鲁塞尔宫殿大厅，那里悬挂了贝尔纳德·范·奥利创作的纪念帕维亚战役（法军惨败）的壁毯，“这是16世纪最宏伟的全景画”（所以法国人不可能对其视若无睹），“展现的是已故的伟大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被俘的故事”（见彩图14）。
法国代表团来到查理五世的小屋时可能感到如释重负。皇帝因为痛风病，只能坐着接见他们，穿着一件朴素的“市民常穿的长及膝的上衣，用佛罗伦萨哔叽制成；还有一件黑色的德意志风格的紧身上衣；戴着帽子”（见彩图33）。科利尼先是呈送了亨利二世的亲笔信，但因为“它的封印比通常情况下要紧一些”，查理五世患有关节炎的手指打不开，于是他不情愿地将信递给佩勒诺。然后他抬起头，“优雅地微笑着”对科利尼说：“你会怎样描述我，我的海军司令大人？当我连一封信都打不开的时候，是不是还像一位勇敢的骑士，随时准备参加比武大会，折断一根长枪？”
这时，双方又开始互相羞辱。查理五世评论道，“我听说你们的国王已经有白头发了”，并补充道：“他还是一位年轻王子的时候在西班牙待过，那时他连一根胡须都没有。真是恍如隔世。”皇帝指的是亨利二世被囚禁在佩德拉萨德拉谢拉的时候，现在提起这事真是有失大体，并且毫无必要。随后，查理五世看见了著名的法国弄臣布吕斯凯，于是问：“你还记得马刺之战吗？”（指的是1513年法军在昂吉内加特的溃败。）但这一次皇帝失算了。布吕斯凯伶牙俐齿地回答：“当然记得了，陛下。我记得很清楚，您就是在那个时候得到了那些美丽的红宝石，现在把它们藏在手指上。”他指的是查理五世已经残废的双手。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皇帝说：‘我一定会记住从你这里得到的教训：永远不要嘲笑一个看上去像傻瓜的人。’”[27]
这一轮唇枪舌剑或许改善了查理五世的心情，因为不久之后佛罗伦萨大使报告称：“所有看见皇帝陛下的人都说，他看上去比过去四年都更精神，眼神活泼，极富幽默感。”1556年6月，梅森写道：“皇帝骑着骡子，非常活跃，在过去七年都没有这么活跃过。”[28]不过查理五世仍然继续推迟他的旅行计划。首先，他说自己没钱支付将要留在尼德兰的内廷人员的薪水，这些人的薪水已经被拖欠一段时间了；随后，他说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天气太危险；然后有传闻说，教宗保罗四世打算宣布废黜查理五世和他的弟弟，因为在前不久的帝国会议上，斐迪南“已经同意德意志人可以遵守［路德派的］《奥格斯堡信条》，皇帝也批准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查理五世“大发雷霆”，“每天不等通常开会的时间”就召集国务会议的成员“到他面前，他滔滔不绝地只谈教宗的问题，始终怒气冲冲”。皇帝告诉大臣们，“必须这样办，那样办”（bisogna far così e così），“总是拿他之前如何与好几位教宗打交道的经历来打比方”。这是一个不祥的比方，因为他的军队曾经洗劫罗马。[29]
斐迪南和马克西米利安也让查理五世推迟了行程。1555年11月，查理五世写道，如果能在布鲁塞尔见到弟弟和侄子，“并在我启程去西班牙之前商讨一些事务”，“将是对我的莫大慰藉”。然而，斐迪南断然拒绝去布鲁塞尔（兄弟俩余生再也没有见过面）。马克西米利安和玛丽亚虽然接受了邀请，但没有旅费，所以一再耽搁，直到1556年7月18日才抵达布鲁塞尔。[30]在随后几天里，他们见了查理五世好几次，讨论了他放弃皇位的问题，说服他允许斐迪南自己选择最佳的时机和地点去召开选帝侯大会，让他们认可他成为皇帝。在那之前，查理五世将继续担任皇帝，只是不再处理帝国的政务。次日，他离开布鲁塞尔，“有人看见他走的时候哭泣，并多次转身回头去看他熟悉的那些宫墙。他再也看不到那些宫墙了”。[31]
查理五世不是孤身旅行的。尽管他已经把自己的内廷规模从超过750人削减到150人，让很多内廷人员退休，并让其他人为他的儿子或弟弟服务，但他的两个姐妹决定与他一同去西班牙。埃莉诺最想做的事情是看望自己的女儿玛丽亚。埃莉诺自从三十多年前离开葡萄牙以来就没有见过女儿，因此她想回西班牙（“她更喜欢西班牙而不是尼德兰”）。匈牙利王后玛丽与姐姐埃莉诺一起在尼德兰生活了十年，和她的关系变得很亲密。玛丽担心，埃莉诺和查理五世离开之后，“我会孤身留在一个我不得不从头开始重新认识的国度，并忍受自己不习惯的生活方式”。尽管玛丽从未去过西班牙，但她也希望陪同姐姐和哥哥，并得到了他们的允许。[32]
8月，姐弟三人去了根特。在那里，查理五世向腓力和他的尼德兰大臣们道别，并最后一次接见了一些外国外交官，首先是佛罗伦萨大使。皇帝“讲话的时候很困难，吐字不清”。他宣布：“大使先生，我这次肯定要走了。你可以相信，如果连我的儿子都解决不了世界上的问题，那么我即便留在这里，也无能为力。”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教宗的虚伪和邪恶”，并洋洋自得地补充道：“教宗年纪已经很大了，活不了多久了。”他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33]
皇帝一行人从根特出发，乘轿子和画舫来到泽兰的弗利辛恩，一支拥有五十多艘船的舰队在那里等候。皇帝“在两人的搀扶下走下画舫”。有旁观者说：“从未见过面色如此惨白、如此瘦骨嶙峋和虚弱的君主，他两手残废，嗓音虚弱而断断续续，似乎只有他的精神还在。”就像四十年前第一次去西班牙的那趟旅程一样，查理五世在等待有利风向的时候游览了瓦尔赫伦（这一次乘坐一辆小马车）。他于9月13日登上旗舰，住进一个17平方英尺的特殊舱房。二十名廷臣各有自己的舱房（其中有纪尧姆·范·马勒，“他给皇帝朗读了很多不同的书籍”；还有贾内洛·托利亚尼，“带着他制作的时钟”）。但没过多久刮起了风暴，他们不得不返回岸边。
腓力听到这消息后，骑马来到泽兰，与父亲“谈了一个半钟头”，然后“乘坐一艘小型帆船返回弗利辛恩”。9月17日，皇帝的舰队再次启航，这一次乘风破浪地驶入北海。自此以后，查理五世再也没有见过儿子，也没有见过他的故乡。[34]
最后的旅程
查理五世决定退隐到西班牙格雷多山区尤斯特的圣哲罗姆修道院。教宗说这是“史上最奇怪的事情”。对于皇帝何时、如何下定决心这么做，皇帝本人给出了三种不同说法。在他曾经的廷臣弗朗西斯科·德·博吉亚有一次访问尤斯特时，皇帝问他：
“你还记不记得，1542年我在蒙宗告诉你，我有朝一日会退隐。我现在的确这么做了。”
“我记得很清楚，陛下。”弗朗西斯科神父答道。
“你可以确信，”皇帝说，“除了你和某某某之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里的某某某是一位显赫的绅士。
圣哲罗姆隐修会的历史学家何塞·德·西根萨修士重复了这个故事，并补充说，查理五世不仅在1542年就下定决心要退隐，而且在那时就确定了地点，派遣了一些“渊博而审慎的人去考察尤斯特的圣哲罗姆修道院的建筑、位置、外观和布局。他们给他发去了详细的报告”。[35]
1554年9月，在给儿子的密信中，查理五世给出了另外一些说法。他证实“我在七年前就决定退隐，只是在等你长大成人、积累对公务的经验……我觉得我可以在今年，等你来到［北欧］和结婚之后，就立刻退隐。所以我命人在尤斯特的修道院建造一座套房”。随后与法国的战争迫使皇帝推迟退隐，但现在“我认识到，我既不能做良心要求我做的事情，也不能做我的臣属和子民需要我做的事情”，所以下定决心退位。十八个月后，在离开布鲁塞尔不久前，查理五世在接见威尼斯大使时“手按胸膛”，谈到更多细节：“自从我打败萨克森公爵和黑森方伯［1547年］以来，我就一直在考虑退位。”他说自己已经开始起草必需的文件，将其始终带在身边，但在1554年（这一年，“我在朗蒂打仗，决心与法国国王交战”）之前什么都没做。他在那时意识到：
要是真的与法国国王打起仗，如果我运气不好、输掉了战役（当时我的兵力逊于法王，所以很可能会输），那么我要么会战死沙场，要么被俘，没有办法逃脱这种或那种命运。如果我战死了，那么我的儿子会继承我的全部产业；如果我落入敌手，我希望［腓力］不必用帝王的赎金来赎回我，而仅仅需要把我视为一位普通的绅士。[36]
1558年年初，查理五世向一位到访尤斯特的葡萄牙大使讲述了自己决定退隐到修道院的另一个故事。首先他重复了之前的说法，即1547年“德意志的战争结束之后”他开始认真考虑退位，“承认他当时就应当退位，因为那时他不会损失声望；而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导致他声望大跌”；但他这次说，自己第一次考虑退位是在1535年的突尼斯大捷之后，不过他当时什么都没做，是因为儿子年纪还太小。[37]
上述的三种说法都是可信的。考虑到查理五世很熟悉《果敢的骑士》（这位骑士也计划退隐到修道院），以及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也曾想退位，说不定查理五世甚至更早就下了放下重担的决心。有一份当时的文献说，“他自从童年时代就计划退位”。[38]但不管他之前是怎么想的，又是如何打算的，他在1553年6月之前什么都没做。而在1553年6月，他签署了一份文件，向圣哲罗姆隐修会的总会长支付了3000杜卡特，“用于我已经下令去办的一些事情”。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亲笔信中解释了，这笔钱专门用来“在尤斯特修道院隔壁建造一座房屋，让我以普通人［persona particular］的身份居住在那里，无需仆人和官员”。[39]皇帝还命令儿子亲自去视察那家修道院。腓力于1554年5月视察了那里，表示认可。随即“皇帝陛下命令在尤斯特建造的房屋所需的建材就开始交付”。皇家建筑师路易斯·德·维加勘察了那个地点，画了图纸。该图纸表明“修道院内有一个大房间，作为见习修士的宿舍。如果按照图示将该房间分割，就可以分出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卧室，从床头可以看见教堂的主祭坛”。皇帝批准了。[40]
查理五世还开始收集他准备带去修道院的物品。1551年，他传唤提香到奥格斯堡见他，请提香创作了一幅题为《三位一体》的巨幅油画（后来被称为《最后审判》）。据提香说，查理五世“一直打算把它挂在他将要度过余生的修道院的祭坛之后”。在皇帝为自己的最后旅程准备的画作清单中，排名第一的就是《三位一体》（见彩图34）。[41]查理五世还请一些尼德兰艺术家创作了其他一些绘画或绘画的副本：1555年，他付钱给扬·维尔摩恩，请他画了“一幅《忧愁的男人》，就像提香的那幅一样”。这幅画被按期送到皇帝的宫廷总管手中，和另外二十四幅宗教题材的油画以及他最喜爱的亲人的肖像放在一起。其中有皇后和腓力的肖像（提香作）、儿媳玛丽·都铎的肖像（安东尼奥·莫罗作，但皇帝的清单说这是“托马斯·莫尔的作品”，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玛丽亚和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女的肖像，以及皇帝本人在不同年龄的几幅肖像。[42]
清单里还有一些将要陪伴查理五世的“金银器物和其他物品”，首先是他的私人礼拜堂的器物：一只圣餐杯和做弥撒所需的其他器物，神父的法衣，祭坛的饰物，弥撒书和祈祷书，十字架和耶稣受难像（包括“一只镀金的十字架，上有耶稣受难像，两侧是圣母和圣约翰，十字架底座的中央是皇帝陛下的纹章”）。然后是家用器物，包括“陛下的内室所用的两只小型银花瓶”和“一只白银的尿壶”［ung pispot d’argent］；御用理发师、药剂师、御厨和侍奉他用餐的人所需的金银器；还有查理五世希望带走的时钟的清单，包括托利亚尼设计的“小宇宙”、另外两座大钟（其中一座标出了二十四小时），还有“三个小型的圆形便携时钟”。[43]
和1517年他第一次到西班牙时一样，查理五世为自己的旅途挑选了一些书籍。但这一次他挑的书大多是印刷版的，不是抄本。其中有《果敢的骑士》的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尤利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和路易斯·德·阿维拉的《德意志战记》（也许是为了帮助他修改自己的《回忆录》）；彼得鲁斯·阿皮亚努斯那部卷帙浩繁的《御用天文学》；用来悬挂在墙上的各式各样的大型地图和城市风光图（往往是他去过的地方）；还有弥撒书、诗篇集和《圣经》（可能包括一本法文版的），祈祷书和用来慰藉心灵的书，其中大多数是关于如何准备迎接死亡的。除了《金羊毛骑士团团规》（西蒙·贝宁等人于1531年至1547年绘图制作）之外，皇帝带的泥金手抄本很少。《金羊毛骑士团团规》展示了214名骑士（古人和今人都有）的纹章。他一共带了五十卷书，装在一个箱子里。[44]
查理五世还花了大量时间做精神上的准备。1556年1月，他告诉侄子马克西米利安，他在放弃了所有头衔之后，终于得以“自由地检视和净化我的良心”。据尤斯特的一名修士说，“皇帝在离开尼德兰、到西班牙之前的大约一年里，请了五位学识渊博的神学家和律师，与他们分享了他的所有事务，以及他现有的疑问和顾虑”。查理五世自己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抵达西班牙不久之后，胡安·雷格拉修士（查理五世选择这位圣哲罗姆隐修会修士当自己的告解神父）抗议道：“陛下，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也没有足够的才能为您服务。”……皇帝答道：“胡安修士，你大可不必担心。我和尼德兰的五位饱学之士一起待了一整年，所以我良心坦荡：现在剩下要做的，就是每天起床。”胡安修士听了这话，就放下心来。[45]
查理五世在1556年的驾临和1517年那一次一样，让很多西班牙人大吃一惊。消息传到尤斯特之后，圣哲罗姆隐修会的总会长“十分喜悦，因为之前很多人怀疑皇帝退隐的决心，认为他不可能愿意到尤斯特来。现在这些质疑都被驳倒了”。西班牙的中央政府显然也不相信皇帝会真的退隐到修道院，因为尽管腓力在7月23日和8月11日写信确认皇帝“等天气转晴之后立刻启航”，可是当他于9月28日在拉雷多[46]登陆的时候，当地政府却没有做任何准备，也几乎无人迎接他。御前秘书马丁·德·加斯特卢写道：“皇帝陛下对这种疏忽很恼火，因为他需要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准备好。”没有“为他唱弥撒的神父”，没有医生，“没有邮政官员”。最重要的是，“没人给他写信，也没人派人来向他请安”，这让查理五世“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47]更糟糕的是，秋雨瓢泼，延绵不绝。即将担任皇帝内廷总管的路易斯·基哈达于10月5日抵达拉雷多时发现“所有人都无比腻烦、幻想破灭，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因为“道路糟糕、住宿条件更恶劣”，并且在这个穷乡僻壤很难找到给养，所以基哈达将皇帝的随从队伍拆散，“只有我一人陪伴陛下，坐轿子行进”，只带“一名行政长官和五名卫兵”。他们先行出发，比大队人马领先一天的路程。基哈达抱怨道，“我看到我们的人太少，感到羞耻”，然后补充道：“我看到有许多司法官员陪伴我们，仿佛皇帝和我是被押解的犯人。”[48]最终，皇帝于10月21日进入巴利亚多利德，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孙子，即十一岁的堂卡洛斯[49]（与皇帝同名）。
查理五世最后一次去西班牙的旅程在另一个方面也与他的第一次西班牙之旅相似：在他旅行期间，别的地方发生了重大事件。1556年7月，在皇帝离开布鲁塞尔之前，教宗逮捕了帝国驻罗马的邮政总管，毒刑拷打他，扣押了他的邮件。两个月后，查理五世乘船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保罗四世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怒斥奥地利王朝及其支持者的奸诈，回忆了他的前任保罗三世给皇帝提供的军事援助如何“让皇帝成为德意志的主宰”，以及“皇帝忘恩负义，派人暗杀了教宗的儿子，还夺走了他名下的一座城市”（指皮亚琴察）。保罗四世对自己受到的怠慢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他还追溯了更久远的事情，谴责“皇帝的御前会议在路德派刚刚兴起时决定姑息和怂恿它，只是为了让皇帝成为罗马的主人”。一个月后，在查理五世抵达巴利亚多利德不久前，教宗又在威尼斯大使面前公开谴责皇帝是“恶魔般的［indiavolato］、无灵魂的［senza anima］、渴求基督徒的血、生来注定要毁灭世界的教会分裂者”。保罗四世这样热了身之后，开始描述查理五世如何毁掉了他统治的每一个国家：尼德兰、米兰、西班牙，尤其是那不勒斯。然后教宗预测“等我们被他吞噬之后，你们威尼斯人将成为他的一道沙拉［una insalata a costoro］……不要自欺欺人：皇帝的这些走狗……企图成为意大利的主人”，最终还要主宰整个世界。不久之后，教宗起诉皇帝和他的儿子，罪名是反叛。[50]
查理五世对教宗的咆哮丝毫不在乎。基哈达在拉雷多与主公会合后，震惊地报告称，皇帝“急于把公务抛到脑后，不肯为了任何公务说话、聆听或者做事”。尽管查理五世在巴利亚多利德与女儿胡安娜（摄政者）和胡安·巴斯克斯·德·莫利纳（洛斯·科沃斯的外甥，接替他担任国务秘书）谈了一些国家大事，但他于11月4日向他们以及他的姐妹和孙子告辞。除了大约一百人的随从队伍之外，他不准任何人跟随他。经过西曼卡斯并在梅迪纳德尔坎波过夜之后，他离开了邮政大道（这么做是为了让政府的信使较难确定他的行踪），并呼喊：“感谢上帝！从今往后，我不见任何客人，也不举行任何正式的接待会！”他直截了当地拒绝讨论内政。“至于你想和我讨论的事情，”他粗暴地告诉一位大臣，“我离开了自己的国度之后，也离开了那些政事。”现在他的书信里会说某些事情是“在我在位期间”发生的，意思是，他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落下大幕。[51]
终于退隐
但查理五世无法对寒冷的天气置若罔闻。随着冬天降临，“他开始在夜间感到寒冷。因为我们过夜的地方没有烟囱，我们搬进来一台很好的铁炉子，让负责照看炉子的童仆先去我们的住所，给皇帝的卧室供暖”。[52]查理五世还蒙受了一些来自其他方面的痛苦。据基哈达说，进入格雷多山区的道路是“我走过的最差的路”，所以“骡子抬皇帝的轿子时险象环生，随时可能连骡带轿滚下”陡峭的山坡。在一段3里格的路程当中，当地人“肩扛皇帝陛下”，直到抵达哈兰迪利亚，那里有奥罗佩萨伯爵的城堡，距离尤斯特只有14公里。皇帝不得不在哈兰迪利亚暂住，因为修道院里他的套房还没有被准备好。[53]
在哈兰迪利亚只过了一夜之后，查理五世就抱怨自己的套房不好，坚持要求搬进其他的套房，“卧室旁边要有一条整天有阳光照耀的走廊，还要能看到果园和绿树，有不错的风景”。不过他在这里也很少看见太阳，因为“浓雾从不消散”，“相隔二十步的距离，就看不见人了”。基哈达抱怨道：“这里真的很冷，非常潮湿。”此后连续下了二十七天的雨。基哈达说：“这里一个钟头的雨量比巴利亚多利德一天的雨量还多。”此外，此地食物匮乏，而且价格昂贵，所以“皇帝陛下过得还好，但我们其他人都很讨厌这里”。[54]
加斯特卢和基哈达在哈兰迪利亚生活了四个月，一直在抱怨下雨、沉闷无聊和主公的各种要求。查理五世索要西班牙其他地区出产的“安慰性食物”：鹧鸪、牡蛎、香肠、橄榄、石榴和凤尾鱼。他的贪吃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威廉·斯特林-麦克斯韦爵士[55]在《查理五世皇帝的隐居生活》中的描述只算有一点点夸张：
［基哈达］每次从巴利亚多利德收到高档食品之后，都会沮丧地预言这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他订购食品的时候往往会发出暗示，如果找不到办法履行订单，反而更好。如果皇帝大吃大喝一顿之后没有什么坏的后果，内廷总管会大喜过望……他挡在主公和鳗鱼馅饼之间，就像过去他挡在皇帝和摩尔人的长枪枪尖之间那样。[56]
1556年圣诞节，皇帝的痛风病发作得很严重。他卧床不起两周之久，右手“只能刷牙”。两个月后，他给了一些仆人退休金，允许他们各自回家。此后，在五十一名仆人和八头骡子的陪伴下，皇帝乘轿子来到尤斯特。[57]在礼拜堂做礼拜之后，他接见了住在这里的三十八名修士，并参观了修道院，然后入住自己的套房（位于修道院的南面，也就是阳光明媚的那一面），打算在那里度过余生。
皇帝于1557年2月抵达尤斯特，在那里生活了仅仅十九个月后去世，这扭曲了我们对尤斯特的认识。1858年，英格兰旅行者查尔斯·克利福德在“这个偏僻而荒凉的地方待了两天两夜”并首次拍摄这家修道院之后宣称，这里是“那位伟大君主的最后休息之地，他在这里远离国家大事的纷扰，过着修士一般与世隔绝的生活，为最终的结局做准备。他越来越糟糕的健康状况清楚地表明，他漫长而光辉的一生行将结束”。这是典型的马后炮思维。如艺术史学家安东尼奥·佩拉所说：“查理五世想要的是一个能够退隐的地方，而不是等死的地方：他要的是一个被绿植、人工湖和各种动物环绕的休闲娱乐场所。”[58]
皇帝抵达不久之后，扩建和改良他的住处（我们姑且称之为宫殿）的工程就开始了，由他亲自指挥。虽然没有计划书留存至今，并且这个地方在19世纪被彻底荒废，但根据现存的史料和1567年的一幅详细素描（当时皇帝的新建筑仍然完好，见彩图35），我们可以复原皇帝所做的主要改动。建筑工人给宫殿增添了完整的两翼：东翼的底层是御厨（旧的厨房被一场火灾严重损毁），上层是基哈达的新住处；南翼的底层包括皇帝的药房和食品储藏间，上层是他的御医和其他人的住处。在宫殿之外，查理五世命令建造了“一座小的隐士小屋，称其为伯利恒”，距离他的宫殿约100米，他有时去那里放松。皇帝还建造了一座斜坡，这样他就能乘轿在上层的住处和下方的花园与鱼塘之间行动。花园与鱼塘也经过了翻新：皇帝套房的南面有两个池塘，它们之间有一座喷泉，泉水注入一个铺着蓝瓷砖的池子，皇帝在池子里养了丁鲷。整座建筑四面都有窗户，这是它最宜人也最美丽的特点之一。透过窗户飘进来柠檬树、苹果树和橘子树的芬芳……他的套房的东面是一座大天井，中央有喷泉。
基哈达写道：“皇帝陛下花了很多时间监督建造这座有喷泉的花园。”[59]
查理五世在尤斯特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开始之前，他还监督工人在套房内安装了一个金属的大型桑拿浴室，这是特地从德意志运来的。这是一套相当了不起的装置，对其建造过程的叙述提到“十二个铁十字架，用于承载桑拿浴室窗户的玻璃”，“一张胡桃木的桌子，摆在桑拿浴室内，用来放陛下的书籍”，还有“一张小写字台”。就像几年前在奥格斯堡时那样，在冬天的大部分日子里，查理五世都待在桑拿浴室内。[60]
基哈达确保宫殿的药房始终备好草药、香脂、药膏和大家相信有治疗作用的物品（比如一只独角兽的角，还有“两个包含骨头的手镯，据说对痔疮有疗效”）。理发厅有大量香水（用来掩盖厨房和厕所发出的气味），还有用来给皇帝清洁牙齿、耳朵和舌头，以及剪指甲和趾甲的器具（绝大多数是金银的）。查理五世身边的家具和装饰都是简单雅致的。他用一个饰有“走得更远”字样的小银铃召唤基哈达；用一支金笔“在一个小本子里写下自己想要记住的事情”；他的套房拥有二十五张壁毯和七张地毯。查理五世不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还在继续添置器物。1558年7月4日，“三箱衣服和皇帝陛下的书籍”被送到尤斯特。他去世后，他的私人物品被拍卖，总价值将近2万杜卡特，需要六十多头骡子才能运走。[61]
修士埃尔南多·德·科拉尔是皇帝最后岁月的见证者，后来写了一本书《我们的主公查理五世皇帝如何决定退隐到尤斯特圣哲罗姆修道院的简史》，其中有专门一章讲的是“皇帝陛下如何度过每一天，他做了些什么”。科拉尔写道，每天早晨，“皇帝的套房开门之后，贾内洛［托利亚尼］就立刻走进来，查看行星钟［即‘小宇宙’］并给它上发条。行星钟就摆在皇帝身边的餐具柜上”；随后，皇帝让“他的告解神父胡安·雷格拉修士进来，与他一起祈祷”。这与何塞·德·西根萨修士在几十年后撰写的《圣哲罗姆修道会史》中的说法不太一样。根据他的说法，是雷格拉，而不是托利亚尼，“每天早晨在皇帝的套房开门后立刻进来”，与皇帝一起祈祷，然后“向皇帝解释《时祷书》中显示的异象，从而让皇帝一大清早就产生崇高的思想，并维持一整天”。如果这里说的《时祷书》指的是查理五世收藏的那部精美绝伦的法文泥金手抄本（是在帕维亚战役中从弗朗索瓦一世的营帐缴获的战利品，现存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那么皇帝使用它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不是很崇高的思想：那本书原本是属于他的对手的，现在被他拿来使用，这一定让他格外地满意。[62]
根据科拉尔的说法，皇帝在每日例行的祈祷之后，会让理发师和御医进入他的套房：
马泰斯医生也来了，他们根据皇帝陛下当前的疾病状况，进行相应的治疗。与此同时，他的官员们各自执行自己的任务。到上午10点，一切准备就绪，要在桌边侍奉皇帝的所有人，包括负责宫廷内务的绅士，都去用早餐。皇帝在此时更衣，准备好之后，官员们也吃完了早餐，和皇帝一起去听弥撒。然后，刚才伺候皇帝穿衣的人去吃早餐。皇帝听弥撒的时候，执勤的官员摆好桌子，做好一切准备，让皇帝听完弥撒之后立刻就能吃早餐。
查理五世吃饭的时候经常有人陪伴。十年前在奥格斯堡的时候，他吃饭的时候有弄臣助兴，但如今的情形是这样的：
皇帝吃饭的时候，马泰斯医生和纪尧姆·范·马勒在一旁辩论某些话题，因为他俩都是睿智而饱读诗书的人：有时他们讨论历史，有时谈战争……有时皇帝吃饭时让胡安·雷格拉修士进来，并带来一部圣伯纳德［克莱尔沃的伯纳德］的著作或其他有教育意义的书。饭后，修士会朗读一段时间，直到皇帝犯困去午睡，或者一直读到听布道或听课的时间。
科拉尔著作的下一章描述了“皇帝的每一天如何度过”。在星期日、星期三和星期五的下午3点，他会听布道；在其他日子，他“阅读《圣经》（通常是读《罗马书》）”，周围簇拥着“身穿长袍的修士，非常庄严肃穆”。此外，“根据皇帝的命令，这家修道院每天要做四次弥撒”：一次纪念他父亲；一次给他母亲；“早晨8点的那一次纪念皇后”；另外一次给他自己，“他每天都听，不过有时他睡不好，所以很晚才听”。另外，修道院还为他的儿子腓力以及“皇帝居住在尤斯特期间去世的金羊毛骑士”举行弥撒。每个星期四都以“音乐齐鸣的弥撒”开始，不过“因为皇帝很难起那么早”，所以通常派一名宫廷总管代表他，他本人则待在卧室内听弥撒。[63]
尤斯特的修道院院长后来记得，查理五世非常爱听合唱的祈祷，所以有时会干预。一天，“一位来自普拉森西亚的非常优秀的女低音歌唱家”前来为他献艺，但皇帝不喜欢，于是给修道院院长送去了一条消息，要求“将那名歌手从唱诗班开除”。有时他听合唱时，“如果有人唱错了，他就喃喃低语：‘混账！那家伙唱错了。’”[64]普鲁登希奥·德·桑多瓦尔重述了这个故事，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增添了一些细节（桑多瓦尔的书里经常有这种情况）。他说，一位来自塞维利亚的唱诗班歌手，“名叫格雷罗，我认识他”（即弗朗西斯科·格雷罗，后来成为著名的作曲家）来到了尤斯特：
向皇帝呈上他作曲的一套赞美诗和弥撒曲。皇帝命令唱诗班为他演唱其中一首弥撒曲。弥撒之后，他唤来告解神父，告诉他：“混账［hideputa］，那个格雷罗是个狡猾的贼！这一段出自某某某的作品，这一段出自另外一个人的作品。”听到这话，所有歌手都目瞪口呆，因为他们都没发现格雷罗的剽窃。[65]
查理五世还在尤斯特花了很多时间美化自己的历史形象。他和范·马勒不时修改他的《回忆录》。1557年4月，他同意了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的采访请求，让这位历史学家能够在自己撰写的皇帝传记中澄清一些细节。据塞普尔韦达说，皇帝承诺：“如果你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尽管问就是了，我一定会回答你。”在这次拜访期间，路易斯·德·阿维拉向塞普尔韦达展示了一册《对查理五世皇帝在位期间宗教与公共事务的评论》，该书是前不久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作者是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官方史官约翰内斯·斯莱登[66]。后来阿维拉给塞普尔韦达送了一册，“向我保证，当我修改关于德意志事件的章节时，这本书会很有帮助”。查理五世在去世两个月前坚持要求，如果塞普尔韦达或编年史家弗洛里安·德·奥坎波“在其著作付梓之前去世（因为这两位作者都年事已高），应当注意将其著作妥善出版，切勿佚失”。[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