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气暴躁的老人
除了试图修改历史，查理五世还努力掌控当下。科拉尔说，在尤斯特的时候，“皇帝陛下会参加每一次弥撒和讲道，除非他从儿子腓力二世国王或者女儿胡安娜公主那里收到了重要的信：在这种时候，他就派人通知我们不要等他，因为他正忙着”。加斯特卢也告诉一位同僚，“皇帝陛下很高兴”听到关于外交事务的最新消息，“信使抵达时，他会询问他们，从而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信息”。有将近250封查理五世在尤斯特签发的书信留存至今，也就是说，他居住在尤斯特的时候平均每两天就会发出一封信以上。[68]
这也许会让人觉得，如玛丽亚·何塞·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所说的那样，皇帝“仍在影响，甚至操控儿子的政策”。但她随即就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并列举了查理五世企图操控局势但失败的许多例子。[69]在查理五世统治初期，他就在《努瓦永条约》中承诺解决纳瓦拉的主权归属问题，后来也多次做出类似的承诺，现在他又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胡安娜（查理五世的女儿）和她位于巴利亚多利德的摄政政府挫败了他。他还试图将外甥女葡萄牙公主玛丽亚（埃莉诺的女儿）吸引到卡斯蒂利亚，但若昂三世国王拒绝了。若昂三世驾崩后，胡安娜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塞巴斯蒂昂被指定为葡萄牙王位继承人，查理五世又试图让胡安娜成为葡萄牙摄政者，但他的妹妹卡塔利娜（若昂三世的遗孀）战胜了他，自己成了摄政者。上述的每一个事件，以及另外几起事件，都让查理五世写了大量书信，还让许多使者和大使来到尤斯特，但直到最后，皇帝都没能称心如意。
皇帝还丧失了在腓力二世那里的影响力。的确，查理五世抵达尤斯特不久之后，儿子就请他再次掌管西班牙：
我无比谦卑而坚持地恳求陛下同意，不仅用您的建议和意见（这是我能够得到的最宝贵资产）帮助我、协助我，还请您离开修道院，去对您的健康最有裨益、最适合处理政务的地方居住，运用您的权威……因为万事万物的命运都依赖于您的决定。
此外，腓力二世还请求“陛下就战争的问题给我提供意见，以及为了获得最好的结果，我应当在何处、如何开展和参加本次战役”。[70]于是查理五世给儿子发去了他要求的大量建议，但腓力二世很快就不再理睬他的意见了。1557年11月，消息传来，法军正在从意大利半岛回国，这让皇帝大为惊慌。他向腓力二世发出警示：“如果敌人发现你已经解散了军队，他可能会决定集中兵力，在今年冬天尝试收复一些失地，或者征服新的土地。”所以腓力二世应当在冬季维持一支强大军队，“运用这支军队，更放心大胆地挑战敌人，阻止敌人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腓力二世根本没有读这封信。他对父亲啰唆并且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的书信感到腻烦，所以只读了埃拉索准备的概要。这一次，国务秘书给这封信的标注是“无须回复”，并省略了查理五世“在8月8日、9月17日和22日，以及11月15日给陛下的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71]1558年1月，从意大利撤回的法军攻击了英格兰的飞地加来，腓力二世只能无助地眼睁睁看着法军在三周之内征服了整个加来。
查理五世的很多旧臣如今也对他不理不睬，可以说是人走茶凉。1557年4月和5月，他试图从费尔南多·德·巴尔德斯那里借钱，支付儿子在尼德兰的军队的军饷。巴尔德斯曾任卡斯蒂利亚御前会议主席，查理五世在私下里说他“不适合担任这样的职务”（见第十一章）。查理五世后来任命巴尔德斯为塞维利亚大主教，这是西班牙最富裕的一个教区，但这位大主教拒绝贷款给皇帝，“这让我［查理五世］颇为震惊，因为是我抬举了你，你享受那个教区的收益已经有那么久”。皇帝怒气冲冲地威胁，如果大主教不立刻掏钱，“国王［腓力二世］会毫不犹豫地拿你开刀，以儆效尤，而我会支持他”。但巴尔德斯继续支吾搪塞。[72]他的一位同僚听说一位高级大臣曾在1557年秋季花了很多时间“在尤斯特和皇帝在一起”，于是评论道：“与皇帝谈判，仿佛与一个死人谈判。”据摄政者的一位谋臣说，几个月后，从尤斯特传来命令，要求“我们向皇帝解释，为什么我们口口声声说要执行皇帝的命令，却阳奉阴违”。这是哈布斯堡君主国每一个地方的官僚都遵循的经典法则：“我服从，但不执行。”（obedezco pero no cumplo）[73]
随着时光流逝，查理五世对公共事务越来越直言不讳。法军在圣康坦惨败[74]，而腓力二世不在现场，皇帝毫不掩饰对此的失望（“他的儿子没有亲身参加此役，这让他很不高兴”）。腓力二世给了教宗保罗四世慷慨的条件，皇帝也公开表示不赞同（“这项和约让他暴跳如雷，因为他认为这是丧权辱国”）。[75]他告诉胡安娜，如果奥兰[76]失陷，“我不会愿意待在西班牙或美洲，我要去一个听不见这噩耗的地方”。他还向腓力二世抱怨，加来被法国人占领“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让我悲哀和焦虑”。[77]他曾明确命令塞维利亚西印度贸易总署的官员将最近一批从美洲运抵的香料充公并送往尼德兰。但官员没有执行这道命令，导致查理五世大发雷霆。他怒斥道：“如果我身体健康的话，我就亲自去塞维利亚，查清楚这件坏事究竟是谁干的。我会逮捕西印度贸易总署的每一位官员，并把此事一查到底。”“逮捕他们之后，我会把他们投入大牢，把他们披枷带锁地在大白天运到西曼卡斯［的要塞］，我不会把他们关进那里的牢房或塔楼，而是把他们扔进地牢。”[78]
但大家都把他的话当耳旁风。摄政者的一位谋臣对一位同僚冷淡地表示：“尤斯特接二连三地给我们发来命令”，“有的命令让我们流泪，有的让我们哈哈大笑”。他继续说道，“有一件让我发笑的事情”是，皇帝命令“御前会议把西印度贸易总署的官员绞死”，因为“在本王国，无人为那件事情负责”。在这件事情以及其他许多事情里，因为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良心去承担我们的主公即皇帝命令的极端措施”，所以皇帝的旧臣们也对他置之不理。[79]
有人在巴利亚多利德、塞维利亚和西班牙的其他一些地方发现了路德派的组织，这让皇帝又一次大发雷霆。查理五世敦促胡安娜摈弃处理异端分子的常规程序（即承认错误的异端分子“如果是初犯并且表现出悔恨的话，可以得到赦免”），而是“把他们当作叛徒、暴乱分子和扰乱和平的歹徒来处置，绝不姑息”，“查明真相之后，你应当将顽固不化的人活活烧死，砍掉认罪的人的脑袋”。他在这封信的末尾写道：“相信我，女儿，如果不将异端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不铁面无情、一视同仁地阻止这种邪恶，我相信国王或其他人将来都没有办法。”他把这封直言不讳的信的副本发给腓力二世，并亲笔添加了一个类似的严正警示：“你一定能想象得到，这里发生的邪恶之事让我极为震惊。你看看我为了此事写给你妹妹的信。你需要写信给她。你必须极其严肃地处理此事，并对罪人严惩不贷。”[80]
像查理五世这样（据说）为了寻得安宁而隐居到修道院的人，却发出如此毫无节制的怒火，也许有些奇怪。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把在尤斯特的查理五世比作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放弃权力的君主发现，他再也没有办法强迫儿女服从他。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非常敏锐地指出，查理五世每一次爆发都可能是因为他回忆起了某种不愉快的经历，要么是他被挫败，要么是让他显得很无能的事情。[81]所以，腓力二世没能很好地利用圣康坦大捷以及教宗发出的挑战，都让查理五世回忆起了自己当年的失败：未能充分利用帕维亚战役的胜利，以及罗马城遭洗劫。丧失奥兰的风险让他想起自己的那场灾难性的阿尔及尔战役。发现塞维利亚的官员无视他的命令、没有扣押货物，他大为震怒，“因为我自己处在类似的困境中、岌岌可危之时，那里的官员仍然我行我素；有一大笔钱从美洲运抵，他们却始终没有告诉我”。最后，发现路德派在西班牙生根发芽也让他震怒，部分是因为“这就发生在我眼皮底下”，“并且是在我到西班牙退隐和休息的时候”，还有部分原因是此事让他想起“我在德意志忍受了那么多挫折，付出了那么多代价，还牺牲了我的健康”，就是为了消灭路德派，但最终也是徒劳。[82]
查理五世在信中提到了“我的健康”，实际上查理五世在这几次大爆发的时候，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病痛的折磨。他在尤斯特的随从代他写的几乎每一封信都提到某种让皇帝痛苦不堪的疾病。有时他变得听天由命，有一次告诉基哈达：“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如果我的痛风病不发作，我会感到遗憾，因为如果不是痛风让我痛苦的话，也会有其他的疾病让我难受。我可能会得哮喘或其他什么给我制造更多麻烦的疾病，所以我不会因为得了痛风而懊恼。”四个月后，他告诉一位医生，“在他的诸多造成痛苦的疾病当中，如果非选不可的话，他通常会选择那些他的耐受力最强的疾病”。[83]
老朋友的拜访能够让他暂时振作起来。他的随从注意到，他很高兴与弗朗西斯科·德·博吉亚（来了尤斯特两次）和路易斯·德·阿维拉（“他住在普拉森西亚，所以经常来亲吻皇帝陛下的手”）谈话，也喜欢与姐姐埃莉诺和妹妹玛丽相伴。另一件让他高兴的事情是第一次见到他与芭芭拉·布隆贝格的儿子（此时仍然被称为赫罗尼莫）。查理五世把这个孩子托付给基哈达和他的妻子玛格达莱娜·德·乌略亚，他们在自己位于巴利亚多利德附近的偏僻城堡悉心抚养赫罗尼莫。1558年7月，查理五世让基哈达把他的妻子和“其他人”（y lo demás，指的是赫罗尼莫）带到尤斯特附近居住。这个月晚些时候，玛格达莱娜“把那个男孩”带到了皇帝的宫殿，无疑把他打扮成侍童，因为皇帝仍然坚持要求在腓力二世“抵达之前”对赫罗尼莫的存在严格保密。[84]
查理五世明确邀请玛格达莱娜和“其他人”到他身边生活，所以肯定是期望更多地见到儿子。他肯定下了命令，让他的幼子“学习与他的年龄和身份相称的知识”，以便在腓力二世回到西班牙之后参与宫廷生活。但死神阻止了这些计划。赫罗尼莫下一次来到尤斯特修道院的时候，将会站在基哈达身旁，目睹修士们为他的亡父举行庄严的葬礼。[85]
最后的日子
“三个袋子分别装着一套精细丝绸制成的床帷，它们被挂在床帘下用于防蚊。”[86]这是皇帝驾崩一周之后，人们对他在尤斯特的财产所列清单中的一条。这是当时唯一一次提及皇帝的真正死因：恶性疟原虫。它会造成人类可能感染的最严重的一种疟疾，这种疾病通过疟蚊的叮咬传播。尽管查理五世随从中的高级成员（基哈达、加斯特卢、马泰斯和贝尔斯多普）都对他的健康极其关注，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皇帝的痛风病或“他的通常疾病”，即慢性痔疮，以及相应的疗法（1556年与1557年之交的冬季，他们为皇帝搜寻一种草药，请了意大利、尼德兰和西班牙的专家）。他们还密切观察他的身体状况，准确记录他每天的饮食、睡眠时间以及每晚失眠多长时间，以及大小便的次数和性状。[87]
1558年2月，查理五世已经显得虚弱了很多。此时，阿维拉报告称：“我看到皇帝卧床不起，极其虚弱，脸色很差，毫无食欲。”两个月后，一名御医哀叹道，“他一整天很少步行超过十五步或二十步”，导致他的脚变得“有些麻木，生了疮”。[88]8月的暑热迫使皇帝“睡觉时开着门和窗”，他的健康状况因此进一步恶化。基哈达抱怨道，他的一名仆人死了，“还有十三人或十四人患病，包括我自己：我发烧了好几次”。这可能是因为蚊子从敞开的门窗飞进来，侵入了精细丝绸制成的床帷。[89]
根据科拉尔的说法，查理五世在1558年8月31日对自己的死亡有了一种突然的预感，因为“今天皇帝陛下想走出套房内面向西方的那个房间”，但是：
他坐在那里的一张椅子上，命令将皇后的肖像取来。他凝视亡妻的肖像一段时间，然后命令把《花园中的祈祷》取来。他花了很长时间阅读这本书，并深思熟虑。最后他要求看《最后审判》，在看的时候，全身战栗着转向马泰斯医生，说：“医生，我病了。”[90]
次日，查理五世“感到背部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扩散到身体两侧和头部”，三个钟头之后“他开始觉得热，头很疼”。据马泰斯医生说：“我们看得出，皇帝陛下对这次新的发烧很害怕，因为他立刻想要修改遗嘱。”但还没来得及这么做，查理五世就“恍然出神，记不得这一天发生的任何事情”。
他恢复精气神之后，口渴难耐。尽管廷臣们尽量限制他的饮水量，但“他一刻不停地要求喝水”。基哈达补充道：“我还从未见过他不穿外衣，但今天他只穿着贴身的衬衫，用一条床单盖到胸部，此外一丝不挂。”他还注意到，“皇帝陛下的全身看上去有些蜡黄”。[91]
9月9日，查理五世“命令将他的遗嘱的一个副本取来，让人读给他听，看有没有需要增添或删除的东西。然后他起草了一个附录”。该附录的开头是告诫儿子铲除异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应严惩路德派教徒。”查理五世随后指示，将他安葬在修道院的教堂内（不过他也授权腓力二世决定他的最终安息之地，条件是必须与皇后葬在一处）。如果他被安葬在尤斯特，他希望儿子提供“一套雪花石膏或大理石的祭坛装饰”，是他和亲人的塑像，“参考提香画的那幅《最后审判》里的模样”。他还指示腓力二世向在尤斯特侍奉他的人支付一系列“赞助金和年金”。随后他最后一次提笔，写下了“查理”字样，写得几乎和五十年前他第一次签名时同样艰难（见彩图2）。[92]
皇帝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虚弱不堪，精疲力竭”。基哈达谨慎地建议“我们应当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以防上帝让他的疾病继续发展，造成生命危险”。他的谨慎是很有道理的。在随后两周里，皇帝连续发寒、痉挛、发烧、头痛、呕吐、腹泻，这一切令他的体力衰竭。他什么都不吃，不断抱怨疼痛。9月19日，“在长达二十二个小时里，我们没法让皇帝陛下说一句话”，他“后来说自己不记得昨天发生的任何事情”。[93]
查理五世在9月20日有所恢复，将思绪转向了芭芭拉·布隆贝格。尽管他们在十年前的一段私情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查理五世现在却召唤基哈达，命令他向一名特殊信使“支付600金克朗，从皇帝的私人金库支取，用这笔钱为他指定的某人购买200弗洛林的年金”。为了向腓力二世解释这笔神秘的馈赠，基哈达明确表示，这笔年金的受益人是“陛下知道的那个人的母亲”，即赫罗尼莫的母亲。[94]这笔馈赠似乎是皇帝的最后一个举动。当天晚些时候，巴尔托洛梅·卡兰萨（腓力二世提名他为托莱多大主教，派他回西班牙，把一些秘密文件交给父亲）抵达尤斯特。
皇帝临终前皈依了路德宗？
尽管查理五世在晚年曾发表过一些激烈的言辞，说要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来镇压路德派，但他其实有时对路德派表现出善意。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发表之前，查理五世和他身边的一些亲信（包括他的告解神父让·格拉皮翁）一样，似乎对路德批判教会感到一些同情。1525年，他甚至揣测：“也许将来我们会发现，马丁·路德是对的。”（见第七章）1530年，查理五世庄严地主持了帝国会议，路德派的发言人宣读了《奥格斯堡信条》。皇帝后来批准暂时对德意志路德派统治者实施宽容。尽管他在1546年攻击他们，但不久之后他任命两个后来被判定为异端分子的人（科斯坦蒂诺·庞塞·德·拉·富恩特和阿古斯丁·卡萨利亚）为他的宫廷神父和布道者，还任命另一个后来被谴责为异端分子的人（胡安·希尔，通常被称为埃吉迪奥博士）为托尔图沙主教。尤斯特的小图书馆里有一些书籍（其中不仅有科斯坦蒂诺的小册子，还有路易斯·德·格拉纳达修士与伊拉斯谟的作品）的作者后来被谴责为异端（皇帝驾崩后，科斯坦蒂诺的书被立即交给宗教裁判所，格拉纳达的作品被就地烧毁）。此外，查理五世可能还拥有一本非拉丁文的《圣经》，他的姐妹埃莉诺和玛丽以及马泰斯医生就拥有这样的书。1558年5月，马泰斯宣称，“得到皇帝的批准后，他在尼德兰买了一本法文版的《圣经》”，并“问我可否保留并阅读该书”。宗教法官不准他保留，于是在随后一个月里，“当着皇帝陛下的告解神父的面，我将该书焚毁”。查理五世去世后的财产清单里也没有法文版的《圣经》，所以如果皇帝曾经拥有一本，那么可能被马泰斯连同他自己的那本一起烧毁了。无论如何，何塞·路易斯·贡萨洛·桑切斯-莫莱罗尖刻地评论道：“异端思想跟随皇帝的行李来到了尤斯特。”[95]
在临终前，查理五世可能与异端思想有过另一次亲密接触。为了证明大主教卡兰萨有路德宗思想，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费尔南多·德·巴尔德斯收集了见证皇帝临终时刻的二十人的宣誓证词。这是皇帝一生中被记载得最为详细的一段时间。
有些人觉得，查理五世对卡兰萨的接待有些冷淡，也许是因为有传闻说，卡兰萨可能有异端思想。皇帝对卡兰萨的最初一句话的确带着责备的意味：“你来晚了，大主教。”但随后皇帝振作起来，“问：‘我儿子怎么样？’大主教答道：‘他很好，在为陛下效劳。’”随后皇帝问：“对巴利亚多利德的异端分子是怎么处置的？”卡兰萨答道：“现在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陛下的健康。”这时“皇帝闭上眼睛，躺倒在枕头上”。[96]
卡兰萨退下了，但几个钟头之后，查理五世的随从请他回去，因为皇帝似乎已经奄奄一息。皇帝命人取来“他在妻子去世后为自己的这个时刻准备的耶稣受难像，然后凝视着耶稣像，也许是为了抵抗撒旦的诱惑。他恳求宽恕他的所有罪孽”。[97]卡兰萨朗读了《诗篇》第130章“从深处向你求告”。查理五世请他不要读了，大主教安慰他说：“陛下一定要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我们的救主基督，因为其他事情都无关紧要［todo lo demás es burla］。”在聚集于皇帝病榻周围的好几个人听起来，这句话似乎有路德宗的意思，后来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罪起诉卡兰萨的时候，这几个人就是这么做证的。但就算查理五世注意到了，也没有流露出来。随后他的脉搏稳定下来，一直休息到午夜，但在那时又发生了新一轮痉挛。
卡兰萨匆匆赶来，把皇后临终前攥在手里的那个十字架塞到皇帝手里。大主教的手碰到了皇帝的手。大主教警示道：“请陛下不要让魔鬼扰乱您的心绪，不要回忆自己的罪孽。在这种时刻，魔鬼经常会诱骗人去回忆那些事情。请将希望寄托于已经为您赎罪的上帝。因为陛下已经做了天主教基督徒应当做的一切，并且领了圣餐，所以您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从皇帝此时的“虚弱手势来看”，“有些人相信这一席话对陛下起到了宽慰的作用”。但卡兰萨还想要更多。一位“坐在皇帝的床脚”，也就是坐在大主教旁边的贵族说：“‘做过那么多大事的人，临终时却如此安详，这让我惊愕。’大主教答道：‘这样的自信一点都不让我高兴。’”不过卡兰萨还是给皇帝做了临终涂油礼，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进一步告解。
其他人注意到了这种不合常规的现象，后来以此为证据反对卡兰萨。9月21日凌晨2点，查理五世气若游丝地说：“救我，我要死了。”在卡兰萨的坚持下，皇帝一手抓住一根蜡烛，另一手拿着妻子的十字架，“举到自己唇边”。在痉挛五次之后，“他深深叹息，说‘时辰到了’”，“又呼吸了两三次，然后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上帝”。[98]
死亡与手指
查理五世发生痉挛的规律和强度让他的医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患有“一种非常严重的双重疟疾”，因此他们加强了放血和通便疗法，但这进一步削弱了病人的体质。不过医生无法确定他的病因，更不要说设计出有效的治疗方法了。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传播疟疾的疟原虫直到1880年才被发现；尽管1558年就有人知道金鸡纳树皮可以治疗疟疾，但在当时拥有这种知识的仅限于遥远的秘鲁的克丘亚人。直到2004年，一个医学小组对查理五世的一根指骨进行了临床检查，发现了“大量疟疾寄生虫”，我们才明确知道他的健康衰弱和死亡的原因。
这个医学小组认为，他们通过显微镜拍摄的照片可以作为“热带医学史或医学史的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寄生虫的化石清晰可见”，显示出有“两代寄生虫”。这说明皇帝两次感染了恶性疟原虫疟疾。[99]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查理五世是到了尤斯特之后才感染这种致命疾病的，因为尤斯特“在不久前还是西班牙最严重的疟疾疫区之一”。带头指导相关测试的专家胡利安·德·苏卢埃塔博士认为，查理五世可能是在1558年8月才感染的。
在关于该地区疟疾易感性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尤斯特修道院附近发现了高密度的疟蚊，这是疟疾在西班牙的主要媒介生物……皇帝在尤斯特患病的时间是夏末秋初，正好是恶性疟原虫在西班牙传播最广的时间。[100]
查理五世在自己的套房附近建造了鱼塘和喷泉，这为蚊子的繁衍提供了绝佳环境，也成为疟疾的绝佳培养皿。
[1] TNA SP 69/5/58，Mason to Queen Mary，Brussels，10 Oct. 1554；NBD，ⅪⅤ，140 n. 6，Nuncio Muzzarelli to Cardinal del Monte，14 Oct. 1554 （查理五世“昨天去狩猎了”）；Tytler，England，Ⅱ，456，Mason to Philip and Mary，9 Nov. 1554；AGS E 508/235-6，Secretary Diego de Vargas to Philip，30 Nov. 1554；Tytler，England，Ⅱ，462-6，Mason to the Privy Council，25 Dec. 1554（斜体字的部分是梅森用法文写的，并补充道：“因为太长了，我就省略了。”这对历史学家来说很不幸）。
[2] CODOIN，Ⅲ，531-6，Ruy Gómez to Eraso，12 Aug. 1554，and reply，29 Nov. 1554（腓力对埃拉索的回信做的批示表明，腓力读到了父亲那些充满恶意的文字）。
[3] AGS PR 55 no. 30 and no. 27 ff. 124-7，Instructions of Charles to Eraso，1 Sep. 1554（只有第30号文件有日期，但埃拉索显然也带走了没有日期的第27号指示）。
[4] Tytler，England，Ⅱ，451-7，Mason to Philip and Mary，9 Nov. 1554.
[5] CSPV，Ⅵ/1，Badoer to the Signory，3 Jan. 1556. CDCV，Ⅳ，118-232，刊载了查理五世和腓力互相竞争，都与胡安娜通信的部分信件。
[6] CDCV，Ⅳ，127-30，Philip to Charles，London，16 Nov. 1554；Morel-Fatio，‘Une histoire’，30-1.
[7] TNA SP 69/6/67-9，Mason to Queen Mary，11 Apr. 1555.
[8] Pastor，History of the popes，ⅪⅤ，130，威尼斯使者在1555年7月一次觐见保罗四世之后的报告。Lutz，Christianitas afflicta，374-98，精彩地叙述了这些事态的发展。
[9] ASF MdP 4318 unfol.，Pandolfini to Duke Cosimo，31 May 1555；Ribier，Lettres，Ⅱ，633-7 （Mar. 1556）.
[10] TNA SP 69/6/67-9，Mason to Queen Mary，11 Apr. 1555；CSPV，Ⅵ/1，39-41，Badoer to the Signory，6 Apr. 1555；TNA SP 69/6/75，Mason to the Privy Council，26 Apr. 1555 （刊载于Tytler，England，Ⅱ，466-8，但有一些错误）。实际上查理五世在1509年2月，也就是四十六年前就得到了嘉德骑士团的徽章。
[11] Jordan Gschwend，‘Verdadero padre’，3，030-1，Anna de Andrade to Catalina（查理五世最小的妹妹，也是葡萄牙王后） Brussels，15 Aug. 1554；Bataillon，‘Charles-Quint’，402，引用了普里亚诺·德·韦尔加修士于1556年4月19日在阿尔卡拉的布道。Sepúlveda，Historia de Carlos Ⅴ，Book ⅩⅩⅩ，ch. 25说，“他五十岁时开始掉牙”。
[12] Aram，Juana，277-8注意到腓力的廷臣们得知他的祖母去世后如释重负。Stirling-Maxwell，Notices，27记载了皇帝在1556年的命令，即允许其他人穿戴丝绸，但说他自己会继续给母亲戴孝，直到他辞世。
[13] LCK，Ⅲ，622-8 and 681-3，Charles to Ferdinand，8 ［recte 10］ June 1554 and 19 Sep. 1555（查理五世写道，他决定“再也不为宗教问题烦扰自己”，这是语气非常强烈的说法）。RTA，XX/4，3，012-3，158，刊载了1555年9月22日发布的帝国会议决议（Reichsabschied）的全部144条，核心问题就是宗教。Tüchle，‘The peace’，精彩地概述了此次和约的构建与执行。
[14] CSPV，Ⅵ/1，186-8，Badoer to the Signory，Brussels，14 Sep. 1555；NBD，XIV，302-4，Muzzarelli to Paul Ⅳ，15 Sep. 1555；Gachard，Analectes Belgiques，70-2，Charles to the governor of Hainaut，26 Sep. 1555.
[15] Gachard，‘L’abdication’，891-4，关于犯上作乱的省份（埃诺和海尔德，上艾瑟尔和德伦特），and 901 and 923-48关于其他省份。另见CSPV，Ⅵ/1，214-16 and 218-20，Badoer to the Signory，Brussels 16 and 23 Oct. 1555；and GRM Introduction，82 n. 3 on the total（“大厅里有超过1000人”）。Le Petit，La grande chronique，Ⅱ，235，刊载了查理五世此次的演讲稿。
[16] 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1533～1584），即著名的“沉默者”威廉。他原本为德意志的拿骚-迪伦堡伯爵，1544年继承了堂兄勒内·德·沙龙的奥兰治亲王头衔，建立了奥兰治-拿骚家族。
威廉在匈牙利王后玛丽（西属尼德兰摄政者，查理五世的妹妹）的宫廷长大，得到玛丽和查理五世的宠信，为哈布斯堡家族效力，后来在西属尼德兰摄政者——帕尔马的玛格丽特（查理五世的私生女，本书作者称她为玛格丽塔）的宫廷服务。后来，腓力二世加强中央集权，剥夺尼德兰当地人的政治权力并迫害新教徒，激起了尼德兰人的反抗。威廉成为尼德兰起义（也叫尼德兰革命或八十年战争）的主要领袖，对抗他曾经的主公西班牙国王。他被推举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第一执政，被尼德兰人誉为“祖国之父”。他的后代是尼德兰共和国的世袭统治者，后来成为荷兰国王。
[17] Gachard，Analectes Belgiques，77-9，引用了一个目击者的话；ASF MdP 4319/240v，Ricasoli to Duke Cosimo，22/26 Oct. 1555；SLID，Ⅲ，142 n. 111，‘Escrito de Corte’。其他目击者注意到皇帝说话时“眼镜起雾了”（mist ses lunettes），而且他拿着“几张纸”（zekere rolleken），见GRM Introduction，87 n. 1，and CSPV，Ⅵ/1，221-4，Badoer to the Signory，26 Oct. 1555。
[18] 演讲和事件是根据Gachard，Analectes Belgiques，87-91，‘Receuil de ce que l’empereur dit de bouche aux estatz generaulx’还原的，几乎可以肯定是佩勒诺根据查理五世用的“笔记”编纂的（我用的是第一人称）；Le Petit，La grande chronique，Ⅱ，236；Stirling-Maxwell，Notices，14-19，Badoer to the Signory，26 Oct. 1555；and Kervyn de Lettenhove，Relations politiques，Ⅰ，4-7，Mason to Petrie，27 Oct. 1555，带有一份关于过程的“笔记”。其他细节来自ASF MdP 4319/240v，Ricasoli to Duke Cosimo，22/26 Oct. 1555；SLID，Ⅲ，142 n. 111，‘Escrito de Corte’；and the Spanish Cancionero and Ieper Manuscript cited in GRM。将关于此次仪式的各种记述协调的困难，见下文。
[19] GRM Introduction，98，刊载了Joachim Viglius记录的“国王说的每一个字”。约翰·梅森爵士表示不认可，说“国王不能很好地用恰当的语言向民众讲话”，见Kervyn de Lettenhove，Relations politiques，I，6。PEG，Ⅳ，486-9刊登了查理五世在1555年10月25日让出尼德兰统治者地位的诏书。
[20] Gachard，Analectes Belgiques，102-6，letters patent，25 Oct. 1555. 因为仪式把所有人累坏了，腓力和等级会议直到次日才交换誓言，见Gachard，Analectes Belgiques，79-80。
[21] CSPV，Ⅵ/1，242-3 and 288-9，Badoer to the Signory，11 Nov. and 22 Dec. 1555.
[22] Stirling-Maxwell，Notices，28-33，Badoer to the Signory，16 Jan. 1556 （CSPV，Ⅵ/1，317-18做了概述）。另见Mayr，‘Die letzte Abdankung’，156-8刊登的同时代人对仪式的叙述。至于查理五世为了这次演讲有没有使用相同的笔记，史料没有提及这个问题。
[23] GRM Introduction，110-42详细描述了每一次退位；AGS PR 45/9，查理五世于1556年1月16日任命腓力为他在意大利的摄政者。由于阿拉贡官吏的阻挠，查理五世不得不在1556年7月又一次宣布退位，而腓力二世直到于1564年亲自去阿拉贡，才被正式认可为阿拉贡国王，见 Buyreu Juan，La corona de Aragón，85-90。
[24] CSPV，Ⅵ/1，321-2，Badoer to the Signory，19 Jan. 1556；Rodríguez-Salgado，‘Los últimos combates’，97，Charles to Maximilian，Jan. 1556.
[25] Stirling-Maxwell，Notices，14-19，Badoer to the Signory，31 Mar. 1556 （概述见CSPV，Ⅵ/1，394-5）。
[26] 加斯帕尔·德·科利尼（1519～1572）是法国贵族、军事家和政治家，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是新教徒（胡格诺派）的领袖。在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对抗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的时代，科利尼作为法军将领表现出色。后来他皈依了新教。在法王查理九世（亨利二世的儿子）在位时期，科利尼是宫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后，科利尼死于1572年8月24日针对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27] Ribier，Lettres，Ⅱ，633-7 （刊载于Cimber and Danjou，Archives curieuses，1e série，Ⅲ，296-306），目击者对1556年3月法国大使的记录；CSPV，Ⅵ/1，389-90，Badoer to the Signory，28 Mar. 1556 （弗雷戈索的孩子们）；Paredes，‘The confusion’ （挂毯）。查理五世无疑记得《果敢的骑士》接近末尾的第330～333诗节，那里入木三分地描写了衰老所必然带来的人体功能丧失，见La Marche，Le chevalier délibéré，283-5。
[28] ASF MdP 4319/528，Ricasoli to Duke Cosimo，31 Mar. 1556；Kervyn de Lettenhove，Relations politiques，I，43，Mason to Peter Vannes，29 June 1556.
[29] CSPV，Ⅵ/1，468-71，Badoer to the Signory，31 May 1556.
[30] LCK，Ⅲ，693，Charles to Ferdinand，3 Nov. 1556. LCK，Ⅲ，698-9 and 702-3，same to same，5，16 and 28 May 1556充满了对推迟行程的抱怨。
[31] Badoer注意到查理五世离开布鲁塞尔时流泪了，见Stirling-Maxwell，Notices，51-2。关于皇位空缺了600天，见Neuhaus，‘Von Karl Ⅴ. zu Ferdinand I.’。Kohler，Quellen，480-2，其中刊载了查理五世将全部权力移交给弟弟的文书，日期为1556年8月3日。
[32] PEG，Ⅳ，469-80，玛丽给查理五世的信，没写日期，但应当是1555年8月（一封很有意思的信）。关于玛丽打算和兄长一起回西班牙的传闻早就在宫廷流传了，见NBD，ⅪⅤ，176-7，Muzzarelli to Monte，18 Nov. 1554，relating ‘li discorsi de speculativi’。
[33] ASF MdP 4320/152-3，Ricasoli to Duke Cosimo，29 Aug. 1556. 大使补充道：“他对我吐露心迹那么久，让我惊愕。”保罗四世刚刚过了八十岁生日，他比查理五世多活了将近一年。
[34] CSPV，Ⅵ/1，622-4，Badoer to the Signory，16 Sep. 1556；BNF F.f. 16，121/295-316，‘Discours de l’embarquement de l’empereur’，由法国大使的一名部下在1556年10月30日编纂。又见SLID，Ⅲ，169 n. 137，查理五世的舰队司令路易斯·德·卡瓦哈尔的日志的条目。
[35] AGS E 883/15，Juan Manrique de Lara to Princess Joanna，Rome，1 Apr. 1556（教宗说“史上最奇怪的事情”）；Ribadeneyra，Vida，f. 98v（基于博吉亚“若干年后告诉我的话”，并补充说，尽管查理五世起初保密，但后来告诉博吉亚：“现在既然我已经退位，你可以谈这件事情了。”）；Sigüenza，Historia，Ⅱ，148（说查理五世在1554年腓力王子到访的“十二年前”命令考察尤斯特，也就是说在1542年或那之前）。“某某某”指的肯定是路易斯·德·阿维拉·苏尼加，他居住在尤斯特修道院附近，所以对尤斯特应当比较熟悉（而查理五世不熟悉尤斯特）。阿维拉或许是西根萨说的“渊博而审慎的人”之一。
[36] AGS PR 55/30，Instructions to Francisco de Eraso on what he must say to Philip，1 Sep. 1554；Stirling-Maxwell，Notices，28-33，Badoer to the Signory，16 Jan. 1556 （概述见CSPV，Ⅵ/1，317-18），将两份文件里的第一人称换成第三人称。
[37] Mignet，Charles-Quint，188 n. 1，Lorenzo Pirez de Tavora to John Ⅲ，Yuste，15 Feb. 1558.
[38] Anon.，La renunciación，first item（1556年出版的一份两页的大幅报纸，其中包括“他自从童年时代就计划退位”的说法）。1550～1551年，查理五世将《果敢的骑士》从法文翻译为西班牙文，见Gonzalo Sánchez-Molero，Regia biblioteca，Ⅰ，314-15，and Checa Cremades，‘El caballe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