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五世去世很久之后，他的愿景仍然在影响西班牙的战略思维。1548年的政治遗嘱至少有二十八个手抄本副本保存至今。1600年的西班牙驻萨伏依大使显然手里有一本，因为他曾提醒君主腓力三世：“皇帝陛下在给已故的国王，即我们的主公［腓力二世］的指示中谈到过法国人的阴谋诡计，还说我们应当对与法国人的和约一概持不信任态度。”大使坚持认为，皇帝的这条建议基于天意，所以仍然有效。六年后，普鲁登希奥·德·桑多瓦尔在他的畅销书《查理五世皇帝的生平与事迹》中全文刊出了查理五世给腓力二世的建议。从此以后，所有人都可以阅读、欣赏和遵循查理五世的指示。[25]
皇帝死后还“出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洛佩·德·阿吉雷[26]（这个“残酷的暴君”于1561年在秘鲁发动叛乱时吸引了很多支持者）向“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不可战胜的查理五世之子”发出过正式挑战。几年后，咄咄逼人的洛伦索·德·比利亚维森西奥修士对新教在尼德兰的迅速传播感到惊恐，于是向腓力二世警示道：“您的父亲，即皇帝的神圣骨头在唉声叹气。如果您丢失了这些对西班牙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的省份，他的鬼魂会要求上帝惩罚您。”比较正面的例子是，16世纪60年代，赫罗尼莫·森佩雷和路易斯·萨帕塔·德·查韦斯都在长篇史诗（1560年出版的《查理之歌》和1566年出版的《著名的查理》）中赞颂过查理五世的功绩，路易斯·德·阿维拉·苏尼加还在他位于普拉森西亚的宫殿的“查理五世大厅”内的皇帝大理石半身像上添了一句慷慨激昂的铭文：
查理五世
这就够了，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他是谁。[27]
1568年，曾陪同查理五世远征突尼斯的奥利瓦雷斯伯爵想为他在塞维利亚的藏画添加新品，于是请帕尔马公爵奥塔维奥“帮我购买一幅皇帝全副武装跨越易北河的油画，因为曾为他效力的人竟然缺少这样一幅精彩的肖像，实在不成体统。我相信提香拥有这幅画的原作。既然他住在距离阁下很近的地方，请命令他为我制作一个副本”。奥利瓦雷斯伯爵还写道：“全世界都有义务铭记这样一位勇敢而幸运的帝王的事迹。”1570年，腓力二世给弟弟堂胡安写了一份建议书，谈及如何镇压格拉纳达造反的摩里斯科人时，在末尾写道：“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爱你，希望看到你事事顺利，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的儿子。”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许多舰船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沿海沉没，其中好几艘载有奥格斯堡的格雷戈尔·勒夫勒铸造的重型火炮。这些火炮是查理五世在打败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之后没收来的。每一门炮上都有查理五世的华丽徽章（见彩图38）。次年，曾在皇帝身边担任侍童的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在关于征服智利的史诗《阿劳卡纳》中十五次提到“伟大的查理五世”和“伟大的皇帝，战无不胜的查理五世”。[28]
即便在认识他的人相继去世（芭芭拉·布隆贝格卒于1597年，腓力二世于1598年驾崩，查理五世的女儿玛丽亚卒于1603年）之后，皇帝仍然获得了许多正面的评价。1604年，赫罗尼莫·德·门迭塔[29]在他关于墨西哥皈依基督教的史书中赞扬了“最虔诚的、永垂不朽的皇帝查理五世”。两年后，普鲁登希奥·德·桑多瓦尔在他的史书中叙述了查理五世在尤斯特的葬礼，说那些认识皇帝的人“安葬他时都泪流满面”，并补充道：“这很正常，因为我虽然只通过阅读对他有所了解，但也忍不住落泪。”1611年，塞瓦斯蒂安·德·科瓦鲁维亚斯在他的《西班牙文词典》的“查理”词条中写道：“我们有五位叫这个名字的皇帝，其中第五位是世界之王。”不久之后，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里两次提到查理五世，一次是1535年攻克突尼斯城外拉格莱塔要塞的“战无不胜的查理五世”，另一次是于次年访问罗马的“伟大的皇帝查理五世”。1638年，腓力四世的首席大臣奥利瓦雷斯伯爵兼公爵[30]请他的主公注意尤斯特的“皇帝套房”已经半壁倾颓，并请求国王任命他为“皇宫”守护者，让他在那里监管翻修工程，为这座“皇宫”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住户建造配得上他的荣耀的纪念建筑。奥利瓦雷斯后来在自己位于洛埃切斯的庄园复制了尤斯特“皇宫”和修道院的许多建筑特点。[31]皇帝在尼德兰也长期享有盛誉，这部分要归功于《查理五世皇帝英勇和有趣的事迹》这样的著作，该书的法文版和荷兰文版于1675年首次出版，将他描绘成“读者诸君能够效仿的最了不起的英雄”。1999年，一项对荷兰文的传说、轶闻、童话和谜语所做的调查显示，有大约160种故事提及“善良的老查理”。[32]
皇帝去世很久之后，人们仍然不断兴建纪念他的公共建筑，例如1631年巴勒莫的真人尺寸的雕像（见彩图21）。多明我会修士托马索·康帕内拉[33]在关于西班牙王国之伟大的著作中提议在南极竖立一座查理五世雕像，以象征他的统治范围囊括整个世界。这还真是“走得更远”。[34]同样惊人的是，从16世纪90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开始，意大利、德意志和英格兰流传了一份题为《查理五世皇帝临终前给儿子腓力二世的最后指示》的文件，到1750年，该文件至少有50种手抄版本和2种印刷版本。然而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或者以伪书为基础，因为皇帝从来没有写过这样一份文件。但他的成就，以及他的真实指示的广泛流传，都让他拥有一种近乎神话的权威，所以有人会给伪书冠以他的名字。[35]
到了20世纪依然如此。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法西斯政权鼓励西班牙历史学家将查理五世视为统一国家的伟大英雄和西班牙价值观的代表：1942年，巴利亚多利德大学设立了“帝国历史研讨班”，专门出版西曼卡斯档案馆的相关文件。1958年，一个纪念查理五世逝世四百周年的委员会安排了一些纪念会议，监管了对尤斯特和格拉纳达的查理五世宫殿的维修，并于当年9月21日在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举行追思仪式，佛朗哥亲自参加。“帝国历史研讨班”的著名成员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后来成为“查理五世的欧洲视野”史学观点的热情倡导者，将皇帝描述为“基督教欧洲的政治统一的伟大先驱”。[36]这么看的人不止他一个。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在1962年发表了一次演讲，把查理五世算作“梦想欧洲统一”的人士之一。三年后，夏尔·特尔林登子爵[37]出版了《查理五世，两个世界的皇帝》，该书配有精美绝伦的插图。这本书一共出版了十九版，有七种语言的版本，其中说查理五世是欧洲统一思想的先行者。这种说法显然说服了比利时和西班牙政府，它们都在20世纪80年代发行了印有提香笔下查理五世肖像的埃居硬币（在当时看来，埃居，而不是欧元，可能成为欧洲的统一货币）：皇帝骑着马在米尔贝格，他的西班牙军队击溃德意志路德派教徒。竟然选择这个图像作为欧洲统一的象征，真是怪哉。1994年，曾任欧洲议会议长的恩里克·巴龙·克雷斯波发表了题为《查理五世的欧洲和马斯特里赫特的欧洲》的演讲，认为查理五世“创建了一个本质上与今天的欧共体契合的欧洲，只不过法国不在其范围之内”。但既然法国不被包括在查理五世的欧洲之内，那么这个比喻其实没有意义。[38]
皇帝与他的批评者
戴高乐、特尔林登和巴龙·克雷斯波都忽视了彼得·拉索[39]在1958年发出的警示：“谁会想把这样失败的人当作理想化的领导人？历史上的查理五世不能成为欧洲统一的象征。”戴高乐等人还忽视了查理五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批判。在意大利，用卡拉布里亚方言写成的“滑稽剧”《皇帝在卡瓦得到接待》嘲讽了1536年皇帝在卡瓦德蒂雷尼镇（位于萨莱诺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巡游。在这部滑稽剧中，当地居民往往被描绘为无知而好争辩的乡巴佬，而皇帝的形象是“德意志小家伙”（tedeschino），额头上有一行字“只要有钱，做什么都行”，并且他对臣民无比轻蔑、不管不问。他拒绝停下脚步品尝当地美食（一根香肠和一杯葡萄酒），也不尊重当地不计其数的圣物（据说包括巴兰的驴[40]的半个耳朵和基督本人打喷嚏时从鼻子里喷出来的液体，后者被储藏在一个小玻璃瓶里），因此激怒了当地市民。[41]有些法国作家更过分，把查理五世描绘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编年史家克洛德·阿东在皇帝去世不久后写道：“法国人可以把他称为阿提拉，因为他是法国的头号敌人和迫害者。”绝大多数新教徒也是这么看的。约翰·诺克斯[42]在《苏格兰宗教改革史》中自豪地回忆道，1554年他流亡德意志的时候曾说皇帝“像尼禄一样，是基督之敌”，因为皇帝“维持和倡导偶像崇拜”。[43]
在西班牙也有批评皇帝的人。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的《查理五世传》于16世纪60年代完成，其中说查理五世打了太多的战争（“有些战争是出于国防的需要，也有些虽然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但并不是非打不可”），这些战争的昂贵代价让他的臣民变得贫穷。塞普尔韦达还批评了皇帝的固执（“一旦他做了决定，就很难让他放弃”）；批评皇帝为了筹钱而兜售法律豁免权；批评皇帝在统治后期只向极少数人征询意见；还批评皇帝“五十岁之后”拒绝快速、及时地处理朝政，“因为他陷入抑郁”。不足为奇的是，腓力二世拒绝将塞普尔韦达的著作出版印刷。[44]1611年，住在巴利亚多利德的方济各会修士安东尼奥·达萨出版了他写的修会历史，其中记述了他的几位同僚的梦境。其中有一位叫作贡萨洛·门德斯的修士，他在危地马拉传教期间报告说自己见过一个幻象，看到已故皇帝的灵魂“在他去世四年后”，也就是1562年，升上天堂。达萨认为，上帝把查理五世留在炼狱煎熬了四年，“是因为他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原本可以抓捕路德，却没有处罚他”。不过即便在想象的空间里，恺撒的好运气仍然有效：与查理五世相比，查理曼驾崩不久后，有人梦见他堕入地狱，“一头野兽撕扯他的阳具”。[45]
后来的绝大多数新教徒敌视查理五世，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得知他的同行威廉·罗伯逊打算写一部查理五世传记时说：“你的主人公不是很有意思”，“尽管他的故事的有些部分也许很有趣，但枯燥乏味的故事还是太多，整体看来没什么魅力”。不过罗伯逊还是坚持写作，并取得了成功。他的三卷本《查理五世皇帝统治史》于1769年出版，很快成为一部权威著作，被翻译成德文（1770～1771年）、法文（1771年）、俄文（1775～1778年）、意大利文（1836年）、阿拉伯文（1842年），最终在1846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罗伯逊为这部书获得了3500镑的预付金，这是史无前例的数字。这部书的出版“为他奠定了欧洲最卓越历史学家之一的声望”。
罗伯逊赞扬了查理五世对“每一件需要他关注的事情”给予的“仔细而审慎的斟酌”，但同时认为“他的政治品格有不计其数的缺陷”。尤其是，他“野心勃勃”；他“持续不断地打仗，这不仅压榨他的臣民，使其精疲力竭，还让他没有时间去关注国内的治安，去改良他的诸王国”；最重要的是，他“从事的事业极其复杂又艰难，使他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往往运用卑劣的欺骗手段，这与他的极高才华是不相称的。他有时行事卑鄙，与这样一位伟大帝王的荣誉也是不匹配的”。罗伯逊对皇帝的负面评价甚至体现在索引中：“查理五世”这个条目下方列有皇帝的“残忍”“不公”“傲慢”行为、他的“欺骗手段”（有三个次级条目）、“被成功冲昏头脑”，当然还有“他的偏执和不宽容”。[46]
罗伯逊写作的时候，还没有条件运用公共档案馆里的材料，但即便等到学者们能够使用档案馆里的手抄本之后，皇帝的形象也仍然得不到改善。在德意志，以档案为基础进行历史研究的先驱利奥波德·冯·兰克和赫尔曼·鲍姆加登（都是路德派牧师的后代）都主要把查理五世视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落伍人物，所以他建立多民族国家和阻止新教传播的努力都是必然失败的。与这两位德意志学者同时代的苏格兰人威廉·斯特林-麦克斯韦爵士则运用多重比喻，如此谴责查理五世：
他是历史上曾经从事政治或外交通信的最令人腻烦的写作者之一……即便在争吵时，他也缺乏活力，永远受到谨慎与保守的羁绊。在对他每日的辛劳理政、自私阴谋和可耻竞争的枯燥记录当中，鲜有人类情感或激情的火星迸发出来；他的计划繁多，但他的野心永远不能超越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47]
法国历史学家也对查理五世有很多贬抑。儒勒·米什莱在他那部颇有影响的《法国史》中写道，与弗朗索瓦一世相比，查理五世“是个苍白无趣的书虫，学识渊博、能言善辩，但文风拙劣，演讲的时候也是自吹自擂、毫无风雅可言”。绝大多数意大利历史学家对查理五世同样持批判态度，大谈特谈皇帝如何“掐灭了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自由，征服了米兰，排挤了威尼斯，掌控了热那亚，洗劫了罗马，并帮助教宗消灭所有敢于反对现存秩序的声音”。朱塞佩·加拉索[48]在2001年评论道，查理五世讨人喜欢的地方不多。[49]
很多西班牙历史学家也把他们的第一位哈布斯堡统治者视为“外来的君主，骄傲而顽固不化，是专制君主的典型”。如果他们关注这个历史时期的话，一般倾向于集中关注查理五世的同时代人，比如他的母亲胡安娜女王、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美洲征服者，以及主要的公社起义者，而把查理五世视为“二流人物”。在1877年至1901年西班牙王家历史学院《学报》发表的265篇涉及16世纪的论文中，没有一篇是直接探讨查理五世的。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当摄影师查尔斯·克利福德于19世纪50年代探访尤斯特时，他骑骡子从夸科斯村“穿过庞大的橡树林和蜿蜒曲折的山区小径，只有当地农民才知道这些小径，也只有他们会在这里行走”，然后却只发现了“凄凉的废墟和残垣断壁”：“所有东西都潮湿、毁坏和腐烂了”，“完全荒废，没有任何维修保养”。有人愿意帮助克利福德把“我们的床搬到皇帝的房间”，但他拒绝了，“因为我不愿意与那个房间现在的主人竞争，它们就是蝙蝠和夜鸟，在向着没了屋顶的破败教堂呼号”。[50]
一个世纪之后，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追寻克利福德的路线，从夸科斯来到尤斯特，发现与克利福德的见闻相比，这里没有什么变化。“修道院和皇帝套房完全破败”的景象让他“为那个逝去的世界感到无比悲凉。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有时光荣，有时混乱，从今天的废墟里几乎完全看不见它了”。但在那时，西班牙人已经着手恢复那个逝去的世界。最重要的是，卡尔·布兰迪花了三十年研究查理五世，在1937年至1941年发表了具有开拓意义的两卷本传记，“几乎完全基于对现存最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的全新而深入的研究”。不过，布兰迪对自己的研究主题有所顾虑，因此他用这样的警句开始全书：“历史上，有些人的创造力超过了凡人。他们用自然之力从事创造，为后世奠定思想与行动的律法。但查理五世皇帝不属于这样的人。”不过，布兰迪继续写道：
查理五世一生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不胜枚举，但他的人生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主宰他的帝王生涯的是王朝原则。该原则在他身上，比在世界历史中的其他任何一位统治者身上，都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君主，他都受到该原则的道德压力，这就给他的道路设置了许多危险的诱惑。[51]
布兰迪的“能动性与结构”框架曾被用于阐释很多政治家。查理五世曾经的谋臣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在皇帝出生的那天用过一个“狐狸与刺猬”的比喻，并使之闻名于世：“狐狸见多识广，但刺猬只知道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布兰迪的“能动性与结构”框架也经常被伪装成“狐狸与刺猬”的形式。伊拉斯谟的这句名言暗示，刺猬的世界观是集中于一点的，它有着强烈的信念，并将其运用到所有的情境当中；而狐狸更务实，它根据不同的情境来调整自己的视角。简而言之，刺猬受信仰驱动，狐狸则把实证作为审时度势的基础。在布兰迪看来，查理五世是经典的刺猬。但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不管是狐狸还是刺猬，有人能够比查理五世更成功地统治他继承的广袤领地吗？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他的统治？[52]
[1] 年轻的马塞尔可能是在读儒勒·米什莱的童书《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1515～1547》（巴黎，1887）时睡着了。
[2] GRM，Ⅰ，405-7，Quijada to Vázquez de Molina，26 Sep. 1558；SLID，Ⅱ，136 （Corral）；Snouckaert van Schouwenburg，De republica 于1559年5月在根特首次获准出版，后来多次再版。
[3] Marín Cruzado，‘El retrato’，123写到将查理五世表现为东方三博士之一的三个例子；Archivo Municipal de Zaragoza，caja 7775，Pope Leo Ⅹ to Ferdinand of Aragon，1 Nov. 1515（感谢贝瑟尼·阿拉姆与我分享这份惊人的文献）。Checa Cremades，Carlos Ⅴ，163-71对“皇帝作为新弥赛亚的形象”做了精彩的概述。
[4] NBD，2. Erg?nzungsband 1532，424-8，Aleandro to Sanga，21 Aug. 1532，and 441-4，Aleandro to Pope Clement，1 Sep. 1532. 关于查理五世与莫尔霍的更多事情，见Lenowitz，The Jewish Messiahs，103-23 （Fig. 5.2，on p. 106展现了莫尔霍的旗帜和长袍），and Fraenkel-Goldschmidt，The historical writings，187-99 and 323-4 （Joseph of Rosheim’s account）. 关于更多与查理五世同时代的弥赛亚的信息，见Parker，‘The place’，167-73。
[5] Menegus Bornemann，‘Los títulos’，225-30刊登了Ocoyoacac（从墨西哥城去托卢卡的路上的一座小镇）的原始地契，其中多处写到“我们的伟大国王查理五世”。又见Ruiz Medrano，Mexico’s indigenous communities，112-24 and 175-8。
[6] 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先王祠内有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的二十六位国王或王后的大理石棺，最后一位安葬在那里的国王是阿方索十三世。
[7] Los Santos，Descripción，167-8 and 176；［Caimo］，Lettere，Ⅱ，32-53，letter from El Escorial on 22 Aug. 1755. 关于皇帝的遗骸，详见本书附录二。
[8] Leti，Vita，Ⅳ，412-13 （总数） and 463 （引文）。Auernhammer and D?uble，‘Die exequien’，154-7，and Schraven，Festive funerals，table 2.1，（不完整地）列举了为查理五世举行的葬礼仪式。Thomas，Gesammelte Schriften，Ⅰ，435-6，列举了到1743年为止的提及奥格斯堡“大追悼会”（grosser Totenfeier）的出版物，从当时的一幅插图版抄本开始，见?NB Ms. Codex 7566。
[9] Calvete de Estrella，El tvmvlo （巴利亚多利德）；La magnifiqve et svmptvevse pompe fvnèbre （布鲁塞尔）；Anon.，Aigentliche unnd wahrhaffte Beschreibung and Thomas，Gesammelte Schriften，Ⅰ，433-52 （奥格斯堡）。
[10] Calvete de Estrella，El tvmvlo，f. 6v. Abella Rubio，‘El túmulo’，包括卡尔韦特描述的图像的三幅复原图；Redondo Cantera and Serr?o，‘El pintor portugués’，记载了卡尔韦特设计灵柩台用的时间。其他西班牙城市的悼念活动，见Bouza Brey，‘Las exequias’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Checa Cremades，‘Un programa’ （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nd Noguiera，‘Les répercussions’，211-13。Sandoval，Historia，Ⅱ，620-37，刊载了布鲁塞尔和罗马（1559年3月4日）举行的悼念活动的详情。
[11] Burgon，Life and times，Ⅰ，254-5，Richard Clough to Thomas Gresham，2 Jan. 1559. 关于1516年的仪式，见上文第三章。
[12] Rose，‘La hija pródiga’描述了利马举行的纪念活动，并说波托西，也许还有库斯科和基多，也举行了追悼会。
[13] 经文歌（motet）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宗教音乐体裁。
[14] 在西班牙人抵达美洲之前，特拉特洛尔科是墨西哥谷地的一座城邦，居民为墨西加人。西班牙人在这里建立了圣克鲁斯学院，它是美洲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今天特拉特洛尔科的遗址在墨西哥城内。
[15] Cervantes de Salazar，Túmulo Imperial，191，195 （概述见Peset Reig，‘Fundación’，552-3，对Sanchis Amat，‘Los poemas’中的文本做了分析）。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该著作的副本包括灵柩台的完整图像（其他副本只有该图像的一部分），见http：//alfama.sim.ucm.es/dioscorides/consulta_libro.asp？ref=B22329791&idioma=0。Olton，‘To shepherd’，复制并讨论了《特拉特洛尔科册子本》（Tlatelolco Codex）中的图像，完成于1562年。Bossuyt，‘Charles’，160，记载了莫拉莱斯的故事。
[16] Aguirre Landa，‘Viejos y nuevos’，41-4，分别描述了AGS CSR 180，134 and 142的目录。Varela，La muerte，85 and 145说天主教双王的遗嘱只要求为他们举办1万场弥撒，而腓力四世的遗嘱要求10万场，腓力五世则要求20万场。
[17] AGS CSR 133 legajo 11，f. 108 （债务总额超过20万杜卡特）；f. 129，real cédula of July 1559；and f. 113，Consulta de descargos，and Philip’s rescript，11 Feb. 1579。
[18] 罗斯玛丽·马尔卡希（1942～2012）是一位爱尔兰学者，研究领域为16～17世纪西班牙艺术与西班牙文艺复兴。
[19] Mulcahy，Philip Ⅱ，50. Pérez de Tudela，‘El cenotafio’精彩地描述了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查理五世及其亲人的塑像，以及塑像是如何被运到那里的。腓力二世也许是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雕像完成，所以把葬礼塑像的数量从七座减少到五座，即减掉了他的两个幼年夭折的兄弟的塑像。
[20] CCG，Ⅺ，277-8，Juan de Idiáquez to Cardinal Granvelle，El Escorial，22 Sep. 1584. See CODOIN，Ⅶ，90-118 （‘Memorias’ of Fray Juan de San Jerónimo’） and Varela，La muerte，27-8谈到查理五世的遗体如何被运到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塞维利亚王家城堡的瓷砖画（作于1577～1578年）于2015～2017年向游客开放。
[21] BZ 144/39，Mateo Vázquez to Philip and rescript，28 Dec. 1574 （其文本内容请见上文第十一章）。皇帝给他儿子带来的更多影响的例子，见 Tellechea Idígoras，Fray Bartolomé，Ⅰ，319-21，Interrogation of Philip by the Inquisition，11 Jan. 1560，and Ball and Parker，Cómo ser rey，26-7。
[22] Fernández Terricabras，‘La reforma de las órdenes’，193，Philip to Luis de Requesens，May 1569，斜体部分。更多例子见FBD，chs 5 and 8。
[23] Parker，‘The place of Tudor England’，205，Philip to the duke of Alba，14 Sep. 1571（这是1569～1571年腓力二世关于推翻伊丽莎白的讨论的一部分）；AGS E 165/2-3，Philip to Archduke Albert，14 Sep. 1587。
[24] LCK，Ⅲ，512-13，Charles to Marie，13 Nov. 1552，亲笔信；BZ 144/61，Vázquez to Philip，and rescript，31 May 1575。更多类似的战略坚持，见Parker，‘Incest’。
[25] Plaisant，Aspetti e problemi，111，Mendo Rodríguez de Ledesma to Philip Ⅲ，14 Sep. 1600.
[26] 洛佩·德·阿吉雷（1510～1561）是在南美活动的西班牙征服者之一，是巴斯克人，以残酷和犯上作乱著称。1561年，他写信给西班牙政府，挑战腓力二世的权威，宣布建立独立的秘鲁国家，但最终被西班牙政府军杀死。传说他曾在亚马孙流域寻找“黄金国”。
[27] AGI Patronato 29/13，challenge of Aguirre，1561；AGS E 531/91，Fray Lorenzo de Villavicencio to Philip Ⅱ，6 Oct. 1566. 半身像（由莱昂内·莱昂尼及其子蓬佩奥创作）下面的铭文为：“CAROLO QUINTO/ET E ASSAY QUESTO PERCHE SE/SA PER TUTO IL MONDO IL RESTO”。http：//plasenciahistorica.blogspot.com/2009/07/busto-de-carlos-v.html
[28] ASP CF 127 ［Spagna 4］，unfol.，count of Olivares to Octavio，duke of Parma，2 Nov. 1568；BNE Ms. 20210/69/20，Philip to Don John，3 Mar. 1570，亲笔信；AGS CS 2a/280/1485-6，1519-20，1532-3，1540-1，1646-7 and 1655-6描述了1587～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携带的德意志人格雷戈尔·勒夫勒铸造的重型火炮。我感谢Colin和Paula Martin帮助我确认了失踪的勒夫勒大炮。
[29] 赫罗尼莫·德·门迭塔（1525～1604）是多明我会修士和历史学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待在墨西哥和中美洲，著有《美洲教会史》。
[30] 加斯帕尔·德·古斯曼（1587～1645），奥利瓦雷斯伯爵兼公爵，是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宠臣，1621～1643年担任首相，力主改革、强化中央集权、复兴工商业、提高航运竞争力，在伊比利亚半岛实行大团结，继而推动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联合称霸欧洲。这些计划在十多年内接连失败，让西班牙最终损失惨重，不但导致西班牙的“黄金时代”与海陆霸权彻底结束，而且中央集权与加税政策引发了加泰罗尼亚叛乱和葡萄牙独立。1643年，奥利瓦雷斯被免去首相职务并流放，客死异乡。
[31] Mendieta，Historia，470 （Book Ⅳ，ch. 29）；Covarrubias，Tesoro de la lengva castellana，f. 202v；Sandoval，Historia，Ⅱ，618 （Book ⅩⅩⅫ，ch. 17）；Cervantes，Don Quijote，Ⅰ，ch. 39 and Ⅱ，ch. 8；Elliott ‘Monarquía’，699，petition of Olivares，June 1638；Ponce de León，‘La arquitectura’，关于在洛埃切斯复制尤斯特建筑的情况。
[32] De Grieck，De heerlycke ende vrolycke daeden，introduction；Lox，Van stropdragers，passim.
[33] 托马索·康帕内拉（1568～1639）是意大利的多明我会修士、哲学家、神学家、占星学家和诗人。康帕内拉的宗教思想较为激进，曾多次被捕，前后在狱中度过近三十年。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太阳城》。这本书借助航海家与招待所管理员的对话，描绘了一个完全废除私有制的社会，启发了后来空想社会主义的众多理论与实践。
[34] Campanella，De monarchia，98-9.
[35] Brandi，‘Die politische Testamente’，277-86 （the ‘last instructions’）. 这些伪书的详细情况，见本书附录三。理查德·卡根提醒我，查理五世还出现在1941年的好莱坞电影《马耳他猎鹰》中。
[36] 细节来自Peiró Martín，En los altares，167-86，引用了Fernández álvarez，Evolución del pensamiento histórico en los tiempos modernos（Madrid：Editora Nacional，1974），127。他的观点到1999年还没有变：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的传记题为《查理五世：新大陆与旧大陆的唯一皇帝，2000年的欧洲需要的人》（Carlos Ⅴ，el único emperador del Viejo y Nuevo Mundo：un hombre para la Europa del a?o 2000）（Carlos Ⅴ：el César，853）。
[37] 夏尔·特尔林登子爵（1878～1972）是比利时的历史学家，为鲁汶大学的教授，曾任巴黎和会期间比利时代表团的顾问，激烈批评协约国对奥匈帝国的肢解。
[38] De Gaulle，Discours，428 （根据1962年7月3日发表的一次演讲）；Terlinden，Carolus Quintus（1975），插图非常精美，这要感谢巴黎与尼德兰银行的一笔资助；Barón Crespo，‘La Europa’ （在一次关于查理五世与欧洲的会议上发表）。2018年，克雷斯波男爵从尤斯特欧洲学院基金会获得了“查理五世欧洲奖”，以表彰他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努力。
[39] 彼得·拉索（1889～1961）是德国历史学家和科隆大学的教授。
[40] 根据《旧约·民数记》，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下出埃及，在沙漠中漫游了四十年，来到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摩押王看到希伯来人这么多，心里非常害怕，于是派人去请先知巴兰来诅咒他们。巴兰骑上驴前去。上帝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就派天使拦阻他。只有驴能看见天使，不敢再往前走。巴兰就打驴。上帝给了驴说话的能力，并让巴兰看见天使。天使说：“你为什么三次打你的驴呢？因为你走的道路不正，所以我前来阻挡你。驴看见我就三次偏转过去，它若不这样偏转，我早就把你杀了。”巴兰表示认罪，但天使允许他继续去见摩押王。后来巴兰不顾摩押王的反对，忠实地表达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祝福。
[41] Rassow，‘Das Bild’，15 （斜体部分）；Torraca，Studi，104-16 and 543-70。《皇帝在卡瓦得到接待》（La ricevuta dell’imperatore alla Cava）的文本首次出现在17世纪初的一份“狂欢节滑稽剧”手抄本中，但肯定是几年前创作的。查理五世于1535年11月22日通过卡瓦的细节及其开销，见Saletta，‘Il viaggio’，part Ⅱ，86-8。
[42] 约翰·诺克斯（约1514～1572）是苏格兰神学家、加尔文宗牧师和作家，是苏格兰宗教改革的领袖，建立了苏格兰的长老宗。
[43] Haton’s Mémoires translated by Potter，‘Emperor Charles’，138 n. 18；Knox，The history，79，引用了‘A faithful admonition of Johne Knox to the professours of God’s truthe in England’ （1554）。这部作品还把“邪恶的玛丽·都铎”比作耶洗别。
[44] Sepúlveda，Historia de Carlos Ⅴ，Book ⅩⅩⅥ：88，Book ⅩⅩⅦ：34，Book ⅩⅩⅩ的绝大部分批评了皇帝。尽管弗洛里安·德·奥坎波（和塞普尔韦达一样）始终没有发表他写的查理五世历史，但他在16世纪50年代记的笔记包括很多关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对卡斯蒂利亚有害的怨言，见BNE Ms. 9937，‘Noticias de varios sucesos’。
[45] Daza，Quarta parte，Book Ⅱ ch. 36 （pp. 137-8，又见Sandoval，Historia，Ⅱ，637-9 and SLID，Ⅱ，63-6：门德斯直到1582年临终时才说出了自己看到的幻象）；Ganz，‘Charlemagne in Hell’ （我感谢弗里茨·格拉夫讲出了这个精彩的故事）。
[46] Burton，Life，Ⅱ，84-5，Hume to Robertson，c. 1760；Robertson，The history，Ⅲ，276-80 （评价） and 518-26 （“查理五世”的索引条目）。在积极的一面，罗伯逊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观点的人：查理五世的统治意味着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它以均势的理念为特点。查理五世如何让他的第一位苏格兰传记作者致富，见ODNB，s.v. William Robertson。
[47] Von Ranke，Deutsche Geschichte；Baumgarten，Geschichte Karls V.；Stirling-Maxwell，The cloister life，260. 另见本书引言中引用的古斯塔夫·贝尔根罗特对查理五世的负面评价。
[48] 朱塞佩·加拉索（1929～2018）为意大利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49] Michelet，Histoire，263 （“书虫”的说法很奇怪，因为查理五世很少读书）；Galasso，‘La storiografia’，155-6。
[50] Peiró Martín，En los altares，111-13；Clifford，Photographic scramble，18-19 （出版于约1860年，配有已知最早的尤斯特现场照片）。米盖尔·德·乌纳穆诺于1908年参观尤斯特之后，以类似的说法抱怨了从夸科斯村去尤斯特的小径非常难走，以及他抵达修道院时看到的破败景象，见Unamuno，Obras completas，Ⅵ，277-82，‘Yuste’。
[51] Fernández álvarez，Carlos V：el César，849 （描述了他“于1955年或1956年”首次访问尤斯特的情景）；Brandi，The emperor，12，15 （‘Introduction：Charles’s character and place in history’），斜体部分。
[52] Erasmus，Adages （Paris 1500，经常被再版），87-91 （Adage 1-Ⅴ-18：‘Multa novit vulpes，verum echinus unum magn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