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盖棺论定
历史永远不能被浓缩为一本账簿的区区一个条目……查理五世的历史必须是对他的生平、他的成就和他的时代的所有解读的总和。绝不能省略任何东西，不管是金钱、行动、意图、确定性还是运气。
——费尔南·布罗代尔，1958年[1]
重新审视恺撒的好运气
1550年年底，资深的法国外交官夏尔·德·马里亚克试图向他的主公解释查理五世“如此光辉的原因”。此时皇帝的辉煌正处于巅峰状态。马里亚克首先把重点放在查理五世本身之外的因素上。他认为，查理五世获得成功的“第一原因，也是主要原因”，是“与他打交道的人犯了错误”。马里亚克先以自己的同胞为例。虽然他没有讲得很具体，只是说“我们应当前进的时候却撤退，应当等待的时候却冒进”，但法国人犯错误的例子是很容易找的：如果弗朗索瓦一世在1525年的帕维亚围城战中不是那么莽撞，在伦巴第的帝国军队就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如果他在1546年向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提供军事援助，查理五世就很难打败德意志路德派；诸如此类。马里亚克继续写道，皇帝的“光辉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能够“分化敌人的联盟，拉拢那些对他有好感的人”，并“在敌人当中播撒猜疑的种子，让他们不是那么愿意攻击他”。马里亚克举的例子包括波旁公爵、安德烈亚·多里亚和法国的“另外一千人”。马里亚克指出，查理五世得胜的第三个原因是，“他让全世界相信他是一位虔诚、公正而守信的君主，所以人们比较容易信任他”，结果就是“如果他的某个举动被认为是错误的，那么也是他的大臣背黑锅，大家不会觉得始作俑者是他这样虔诚的君主”。马里亚克愤怒地写道：“这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他给出了很多例子：查理五世饶恕了洗劫罗马的行为；把纳瓦拉、米兰、皮亚琴察和乌得勒支留在自己手中；镇压佛罗伦萨共和国；在锡耶纳和康布雷建造要塞；抛弃自己的亲人，比如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任其自生自灭。[2]
马里亚克的论断过于简单化了。虽然敌人自己犯下的愚蠢错误对查理五世的成功有帮助，但他身上也有积极的因素，特别是他的好运气。在马里亚克对皇帝做出如上分析的差不多同一时间，佛罗伦萨大使也写了一篇文章，强调皇帝的好运气：“恺撒的运气极好，所以他能战胜一切困难，打败竞争对手，避开他们设下的圈套；哪怕他的事业处于低潮，甚至处于绝望的低谷时，他也能驱散任何抑郁的情绪。”[3]佛罗伦萨大使肯定想到了查理五世在不计其数的政治和军事情境中交的好运，从帕维亚战役开始，到敌人接二连三的错误使得他战胜了兵力超过他的路德派军队（见第十二章）。但皇帝的好运气还不止这些。
1488年到1509年间发生的一系列婚姻、出生和死亡（高潮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和热尔梅娜·德·富瓦的独生子夭折）共同作用，使得年轻的卢森堡公爵成为四个独立国家的唯一统治者。只要诸多因素当中有一个发生变化，查理五世就不会拥有这么多领地。1545年，奥尔良公爵的死使得查理五世避开了《克雷皮条约》的要求，无须割让米兰或尼德兰给法国人。此外，好运气也让查理五世好几次绝境逢生。在1538年的尼斯峰会期间，他带领廷臣走上一座将海岸与一艘桨帆船连接起来的桥，他的姐姐刚刚乘这艘船抵达。“他们互相拥抱的时候”，桥突然塌了，姐弟俩都落入水中，“浑身湿透，但很快被搭救”。次年，皇帝访问法国昂布瓦斯的时候，骑马走进一台将城堡各层连通起来的原始升降机，有火炬和蜡烛为升降机照明。升降机突然起火，但查理五世成功逃脱，毫发无伤。[4]
查理五世的生活方式导致他经常遇险，但几乎每一次他都毫发无伤。1535年占领突尼斯不久之后，他两次从马背上摔下，被马踢伤了双腿（见第九章）；两年后，他从巴塞罗那骑马火速赶往托尔德西利亚斯与家人团圆，据一位大使报告称，在这趟旅途中“皇帝几次落马，骑马疾驰的人往往会这样摔跤”。但在1532年他就不是这么幸运了，在打猎时被坐骑甩到地上，虽然双脚先着地，但是重重地撞上岩石，导致一条腿负伤，从此他走路一直有点一瘸一拐。不过，他还是要比祖母勃艮第的玛丽和女婿葡萄牙王子若昂幸运得多，这两位都是因为坠马伤重不治而亡的。[5]查理五世运气好的另一个表现是，他多次亲临前线，在突尼斯、阿尔及尔、迪伦、因戈尔施塔特和其他地方遭遇敌人的火力袭击，但都得以生还。在帝王当中，他的曾外祖父勃艮第公爵查理和他的妹夫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都战死沙场，另一个妹夫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在战斗中被俘，死在狱中。在查理五世的将领当中，波旁公爵马革裹尸，奥兰治亲王菲利贝尔和勒内都死于战伤，后者“坐在皇帝通常坐的位置时”被一发炮弹击中。[6]查理五世还参加过许多次比武大会，都安然无恙，并且躲过了至少一次暗杀：1546年，“三个意大利人向法国国王承诺，他们在四个月内一定会杀死皇帝”。次年，查理五世面对荷枪实弹的哗变士兵，他们向他索要“金钱或鲜血”，一名醉酒的士兵还用火绳枪向查理五世射击，但他都毫发未伤。[7]其他人就不是这么幸运了：1547年，皇帝的国务秘书阿隆索·德·伊迪亚克斯骑马穿过萨克森时被一群新教徒伏击并谋杀；皇帝的竞争对手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则于1559年死于比武时发生的事故。
当然，如果查理五世的运气能够比这更好，历史就会大不一样。如果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在帕维亚战役中死亡，那么就会留下一个只有六岁的继承人；如果首相加蒂纳拉多活几个月，就能在1530年的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调解天主教徒和路德派的纠纷；如果教宗利奥十世或克雷芒七世召开了大公会议来处理教会的弊端并阐明教义（就像后来的特伦托会议那样），宗教改革的路径也许会不同；如果查理五世在阿尔及尔早几天率军登陆，也许能在他的部队和舰队毁于风暴之前占领那座城市；如果玛丽·都铎的寿命和她妹妹伊丽莎白一样长，活到1587年（或者仅仅像她母亲凯瑟琳一样活到1567年），而不是1558年，那么也许会有充分的时间在英格兰彻底恢复天主教信仰。如果上述的情况发生，查理五世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
如何让局面更糟？
如果查理五世能够避免一些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举动，也能取得更多的成就。1551年，拿骚伯爵威廉（查理五世曾经的宠臣“我的海因里希”[8]的弟弟和继承人）向一位朋友抱怨道：“现在还想为皇帝效力的人，肯定是西班牙人：而对于我们的民族［德意志人］，他仅仅在有需求或者有企图的时候才召唤我们。”[9]我们很容易说这种指控是有偏见的，因为就在前不久，拿骚伯爵由于支持施马尔卡尔登联盟而失去了皇帝的宠信。但查理五世自己的行动也能证明这一点。让·格拉皮翁于1522年离开皇帝之后，皇帝就只选西班牙人当他的告解神父。1522～1523年，他还愿意把自己的三个私生女托付给尼德兰人；但在1550年，他把私生子（后来的堂胡安）托付给了西班牙人。他还确保自己的继承人腓力成长为一位“真正的卡斯蒂利亚王子”。[10]在公务方面，他也变得倾向于西班牙。1523年，英格兰外交官注意到，查理五世现在每天都“征询西班牙大贵族的意见”，而“之前他们从未参加过任何高端会议”。十年后，查理五世的绝大多数亲信谋臣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他的大部分资金也来自那里：1540年，他向弟弟透露，他已经耗尽了尼德兰的资源，所以在那里“无法筹措更多资金”去执行他的计划，“现在只有我的西班牙王国能够支持我”。他对西班牙的偏向越来越厉害：16世纪50年代，为了筹措军费，皇帝在卡斯蒂利亚贷款的金额达到在尼德兰贷款的四倍。[11]
拿骚伯爵威廉有一点说得对，查理五世身边确实很少有德意志谋臣。尽管他的一些亲戚与德意志的显要诸侯结了婚，比如他的几个外甥女或侄女分别嫁给了普法尔茨选帝侯、克莱沃公爵和巴伐利亚公爵，但他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致力于帮助他在德意志达成政治与宗教目标的统治者网络，也没有建立起一支得力的德意志大臣的队伍。因此，1541年年末他努力解决德意志的宗教纷争时，他的德意志秘书奥伯恩贝格尔病倒后，皇帝居然“找不到一个人把我的指示翻译成德文”，于是他不得不给自己的主要谈判代表送去“一张签了名的白纸，以后再写上指示的内容”。皇帝对德意志人的忽视很快就酿成恶果。1542年5月，斐迪南抱怨道，查理五世签署的文件甚至对天主教统治者领地内的路德派教徒也予以宽容。斐迪南问，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史无前例的让步。奥伯恩贝格尔抗议道，“文件传到他手里的时候已经一切就绪，只等皇帝签名，因为事先已经得到处理文件的议事会成员的批准。因此”，查理五世向弟弟解释道，“我相信文件应当是我希望的样子，并且因为文件是德文的，我没有读就签名了”。他继续说，不幸的是，“我不能撤销这些让步，因为我这里没有该文件的副本”，而且他还“缺少一位能用拉丁文或德文写作的秘书”。查理五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许多政策最终流产，一点都不奇怪。[12]
查理五世偶尔还会发现他的大臣的其他缺点。1520年，他的两位驻英格兰大使，一个是西班牙人，另一个是尼德兰人，为了自己用明文发送密信而道歉：
尽管我们收到了您的命令，即所有重要事务都必须加密，但目前我们不知道如何加密，我们的秘书也不懂法文。
八年后，查理五世怀疑国务秘书让·拉勒芒叛国和贪腐，于是将他解职，但在国外的官员仍然继续发来只有拉勒芒能解读的密文，于是皇帝“只能回复那些我能看得懂的讯息”。他给拉勒芒发去一份紧急讯息，“请他给我发来一份密码本”；但密码本到了之后，查理五世却忘记了自己在罗马的代表的名字，因此口述了一封信给“我的大使某某某和某某某”。[13]
这些都是疏忽大意造成的错误，而查理五世有时还会出于个人原因犯下错误，雪上加霜。他的告解神父让·格拉皮翁在1521年说，皇帝不肯原谅和忘怀别人的错误，因此造成了许多麻烦。次年，加蒂纳拉告诉一位同僚，他们的主公“渴望向伤害过他的法国人复仇”。三十年后，皇帝率领一支庞大的帝国军队穿过德意志时，罗马教廷大使认识到，查理五世现在“不仅可以自卫，还可以攻击敌人，报仇雪恨”。[14]霍斯特·皮奇曼指出，“与路德的冲突、宗教团结的破碎，再加上公社起义”，都让查理五世下定决心要让反叛者付出代价，哪怕他的严厉反而让更多人成为他的不共戴天之敌：1520～1521年他的臣民的两次反叛“对年轻的皇帝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让他后来面对索取自由的城镇和宗教异端时都做出凶暴的反应，不仅对德意志和西班牙是这样，对美洲也是如此”。查理五世大概会同意皮奇曼的看法。1522年，他宣布自己打算“极其严厉地惩罚”公社起义领导人，“让后世铭记不忘”。三十年后，他仍然在惩罚曾经的公社起义者的“儿孙”。1531年，得知布鲁塞尔发生暴乱和抢劫之后，他命令妹妹玛丽“严惩那些丑恶的暴徒，以儆效尤”。她抗议说他太严苛了，他答道：“你也许觉得我在无故镇压，但我不会道歉。”所以，在随后四年里，叛乱的嫌疑犯仍然不断遭到逮捕、审判和处决，并且往往在死前受过酷刑折磨。[15]查理五世还会严惩那些并非他的臣民的人，比如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保证履行《马德里条约》而作为人质交出的两位法国小王子。1529年，查理五世命令，不准两位小王子外出打猎，不准他们接待来自法国的访客；还让他们穿寒酸的衣服，他的姑姑玛格丽特为此责备道：“这两位小王子没有做任何错事，所以不能让他们为了父亲的罪过而受罚。”几年后，一位反叛领袖被不公正地处死，查理五世只用这样一句冷冰冰的话批准此事：“死人不会再打仗。”[16]
查理五世的自私（或者说是别人眼中他的自私）也制造了许多问题。在最后一次离开尼德兰不久前，一位大使注意到：“皇帝陛下更喜欢索取，而不是给予。”之前也有很多人发表过类似的评论。1539年，驻查理五世宫廷的英格兰大使认为皇帝“睿智而狡黠”，总是“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肯为了别人冒险，除非这样能获得荣耀和丰厚的利益”。五年后，一位法国大臣问：“皇帝总是撒谎，那么他的友谊算什么？只要他贪得无厌的欲望得到满足，他才不在乎自己的朋友、父亲和其他所有人都毁灭……他是个欲壑难填的人。”1547年，保罗三世在一次接见皇帝时更精练地说：“陛下是忘恩负义之徒，只在自己有需要时才记得朋友。”[17]
最重要的是，查理五世撒的谎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他肯定会否认自己曾撒谎，因为他有一次向弟弟斐迪南保证：“我素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哪怕遵守诺言意味着放弃获得个人利益的绝佳机会。”[18]不过，有很多证据表明，只要撒谎对他有利，他就经常撒谎，哪怕是对最亲的亲人（例如，蒙蔽他的母亲，让她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1541年，他庄严地“以皇后的灵魂起誓，他对弗雷戈索和林孔的下落一无所知”，尽管他已经采取措施保护谋杀了这两位外交官的官员，使其免受法律追究。
十年后，尽管曾经承诺不会判处黑森方伯菲利普终身监禁，查理五世还是秘密地将他的刑期延长了十五年。因为方伯已经四十六岁了，这意味着他很可能死在狱中。1547年，查理五世麾下的将领费兰特·贡扎加从教宗保罗三世的儿子皮耶路易吉·法尔内塞手中夺走了皮亚琴察，查理五世否认自己事前知道贡扎加的图谋，但仍然拒绝把皮亚琴察归还法尔内塞的继承人奥塔维奥。这样的谎言自然会造成严重后果。弗朗索瓦一世以他的两位大使被刺杀为由，向查理五世宣战；皇帝把黑森方伯关在监狱里，促使方伯的女婿萨克森选帝侯莫里茨反叛；保罗三世拒绝重启特伦托会议，除非查理五世将皮亚琴察归还奥塔维奥。皇帝的一些谎言还对后世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弗朗索瓦·拉伯雷在1552年首版的小说《巨人传》中谴责查理五世囚禁黑森方伯菲利普是一种背叛行为。1576年，让·博丹[19]在《国家六论》中谴责“卑劣而可耻地谋杀弗雷戈索和林孔”是臭名昭著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国际法领域的很多作者将会重复让·博丹的批评。1799年，两名法国外交官在前往一次和会途中，在奥地利境内被谋杀，法国政府将这桩罪行描绘为“哈布斯堡家族令欧洲震惊的一系列暴行中的最新一起，其最早的例子就是查理五世自认为凌驾于法律之上，命令刺杀法国国王派往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大使”。[20]
16世纪上半叶的三场革命
尽管查理五世的这些“自残”行为削弱了他，但这些事件的影响与16世纪上半叶的三场革命带来的挑战相比，就不值一提了。这三场革命分别是军事革命、宗教革命和行政革命。
火炮要塞的横空出世给欧洲的陆战艺术带来了一场革命。火炮要塞是一种犬牙交错的防御体系，由星形堡垒和加固城墙之外的前哨阵地构成，被称为“新式”（alla moderna或à la manière moderne）要塞。通常只有在规模空前强大的军队的全面封锁之后，火炮要塞才会投降。据斯蒂文·冈恩[21]估计，在16世纪60年代，“拥有4万人或更多兵力的军队的作战区域在16世纪20年代只能支撑1万军队”。通过封锁迫使火炮要塞投降，通常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之久，所以围城战成为整个战争的关键。[22]
查理五世第一次发现这种真理是在1529年。在这几年前，佛罗伦萨共和国为了预防遭到围攻，把现有的塔楼和门楼改建成棱角分明的堡垒，用厚厚的泥土护墙加固中世纪的城墙，并在城外建造堡垒来掩护薄弱点。查理五世麾下的将领奥兰治亲王菲利贝尔在攻打佛罗伦萨时，上述的防御工事让双方僵持不下，菲利贝尔暴跳如雷。他在给皇帝的亲笔信中反复抱怨，他缺乏火炮、兵员和金钱，这都会影响本次围城战的结局。1529年10月，菲利贝尔描述自己是“全世界最绝望的人”，并向查理五世警示道：“如果陛下真的想要这座城镇，您肯定可以得到，但就凭我手里的这么点兵是不行的，因为，请相信我，我仅靠现有的力量需要好几年才能拿下这座城镇。如果您现在就要胜利，必须立刻给我增援10000人或12000人，在河的另一侧完成攻城工事，还要给我一些优秀的炮兵。”[23]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佛罗伦萨坚守了十一个月之久。1544年，火炮要塞再一次破坏了查理五世的作战计划（圣迪济耶阻挡他对法国的入侵一个多月）；1551年他的军队围攻帕尔马失败，破坏了他的战略计划；1552年，他攻打梅斯又铩羽而归。
要攻克敌人的火炮要塞，就需要强大的军队，而要维持强大的军队，就面临新的问题：有组织的哗变。奥兰治亲王在佛罗伦萨围城战期间抱怨道：“因为缺钱，您的全军处于哗变的边缘……如果上帝不像他平素那样创造奇迹，如果您不想办法解决，我相信必然会发生普遍的哗变。”其他一些人也同意奥兰治亲王的担忧。在意大利的帝国军队的犯上作乱行为促使费拉拉公爵告诉皇帝：“我们目前不敢接受这样一支桀骜不驯、恣意妄为［exfrenato］的军队的指挥权。”费拉拉公爵很明智：在帕维亚大捷前夕，在伦巴第的西班牙军队曾短暂地哗变，1537～1538年成千上万名西班牙军人又一次哗变（在普罗旺斯战役失败之后），在1547年又一次哗变（在打败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之后），1553年在尼德兰又一次哗变（在攻打梅斯之后）。[24]
火炮还给查理五世时代的海战带来了变革。在地中海，桨帆船的中线上可以安装大炮，用于轰击岸上的目标（比如1535年在拉格莱塔）或互相轰击（比如1538年在普雷韦扎）。与此同时，桨帆船舰队的作战半径大幅增长。西西里副王在1557年忧虑地评论道：
今天的情况与三四十年前大不相同。当年我们说到土耳其人，仿佛他们在地球的另一端；如今他们距离如此之近，对基督教世界的事务如此熟悉，以至于西西里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君士坦丁堡，就像传到了西班牙。他们的舰队每年都从西西里岛经过，已经成了见怪不怪的事情。[25]
在大西洋，海战的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风帆战舰开始在下层甲板装备重型火炮（这要感谢船体上的炮门的发明）。1545年，一支法国远征军企图在怀特岛登陆，随后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八世的盖伦帆船之间发生了一场炮战。1558年，停泊在岸边的西班牙盖伦帆船用炮火帮助陆军打败了被困在格拉沃利讷[26]附近沙滩上的法军。
这些科技上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海战的开销。与步兵团或骑兵团不同，战舰（不管是盖伦帆船还是桨帆船）不可能在战役开始时动员，然后等战役结束就解散。统治者要么维持一支常备海军，要么找到合适的人并为其提供资金，让他维持海军。1522年，皇帝之所以能够在大西洋航行、前往西班牙，是因为亨利八世借给他一些英格兰海军的船只。1529年、1535年、1541年和1543年，查理五世之所以能够横穿地中海，是因为有安德烈亚·多里亚维持的桨帆船舰队护送他。
根据詹姆斯·特雷西的计算，陆战和海战的革新使查理五世的战争开销从16世纪30年代的平均每年43万杜卡特猛增到40年代的90万杜卡特，增长了一倍还多，50年代又有新的增加。并且，意外之财（无论是法国国王的赎金还是从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获取的战利品）在30年代帮助皇帝解决了军费开支的将近一半，但在40年代就只能覆盖不到五分之一，50年代就更少了。于是他从银行家那里贷款，并扣押他的臣民的私人财产，这就产生了一种永远不能偿付的国债。腓力二世登基几个月之后，他的财政顾问计算得出，他在各领地一共负债超过1000万杜卡特，并且他已经将随后四年的全部收入都用来还债。
不久之后，国库未能如期还债（这是西班牙历史上的头一遭），于是强行将尚未偿付的高息贷款转化为低息贷款。[27]查理五世的战争还造成了高昂的机会成本：皇帝御驾亲征（1532年至1554年，他亲自指挥作战的时间累计至少有600天）的时候，几乎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一位在查理五世最后一次战役期间陪同他旅行的外交官抱怨道：“皇帝陛下在战时不处理其他朝政。”[28]
马丁·路德引发的宗教革命也让查理五世不时地需要集中注意力应付。通过每一届帝国会议发表的《会议纪要》，我们能对宗教辩论占用的时间有个概念：简单地清点一下《会议纪要》的页码，我们就会发现，在沃尔姆斯，“与路德的讨论和关于路德的讨论”占据了该届会议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1532年在雷根斯堡对宗教妥协所做的讨论也占用了差不多的时间；1547～1548年奥格斯堡帝国会议期间，创造一种让路德派和天主教徒都能接受的教义的努力占用了八分之一的时间。[29]有时皇帝会亲自干预（比如1521年他在沃尔姆斯的时候）；有时他旁听辩论（比如1530年在奥格斯堡，他聆听了新教徒缓慢地宣读路德派信条）；在幕后，他还花了大量时间与主要的德意志诸侯飨宴和狩猎，从而争取他们支持他的宗教计划。他花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与教宗会谈、接见教宗的使节，以及给教宗写亲笔信，从而争取罗马支持他的宗教提案。
查理五世曾试图封住路德及其支持者的口，但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奥斯曼人多次沿着多瑙河进攻，迫使他授权在宗教问题上让步，从而换取路德派统治者的军事支持。路德派领导人很清楚自己拥有的优势：黑森方伯菲利普在1529年告诉路德，因为他和他的伙伴们是哈布斯堡家族抵挡土耳其人的“最大的、最主要的力量来源”，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都不应当同意为皇帝陛下提供任何援助，除非他先承诺给我们安宁，不要为了福音书而骚扰我们”。[30]这种政策让查理五世不得不做出一系列让步，于是路德宗不仅在其已经扎根的邦国发展壮大，还向别的邦国扩张。直到在1547年与苏丹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停战协定，皇帝才有机会尝试强迫在德意志实现宗教和解。
查理五世在统治他的帝国的时候，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挑战。杰里米·苏里在研究美国最高权力及其陷阱的卓越著作《不可能的总统制》中指出，有时大国变得过于复杂，不是单单一个人能够治理的。具体来讲，苏里认为，“创建了战后美国总统制”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最后一位能够主宰总统制的总统”。
罗斯福的后继者们面临的问题是：权力太大，责任太重，诱惑太大。罗斯福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总统，因为这个官职在当时还足够小，他还控制得住，不过也是勉强能控制住。在他之后，总统的权力持续扩张，超出了行政的能力……［直到］21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官职向其担任者提出了非人类的苛求，以至于任何人都不可能成功地当好总统……总统承受的压力极大，需要快速地对全球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所以总统几乎没有空间来思考或创造新政策。
简而言之，美国总统制变成了“不可能的总统制”。[31]从现存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查理五世和罗斯福有一种相似之处：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最后一位能够主宰它”的统治者。他实际上统治着一个不可能被统治的帝国。
尽管在1515年，当查理五世以佛兰德伯爵的身份举行布鲁日入城式的时候，就有人在盛大的仪式中暗示他可能会继承诸多领地，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整个欧洲，都没有对此做好真正的思想准备：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将成为一系列国家的统治者。1516年，伊拉斯谟写道：“查理王子要来接管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好几个王国（他们说是九个或十个）。”伊拉斯谟还颇有先见之明地（不过也是徒劳地）补充道：“我希望这不仅对王子有好处，对我们的国家也有好处。”[32]查理五世很快又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和阿兹特克的土地，创建了一个规模空前的跨大西洋帝国。他的副手们还会吞并米兰公国、尼德兰的好几个省份以及美洲的更多土地，包括印加帝国。并且，他的所有欧洲领地的人口都在他统治时期有了增长，比如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
这些发展导致查理五世不可能把近期历史当作参考。就连七个世纪前的查理曼也不曾拥有如此广袤的领土。没有可供参考的先例，这也许能解释他的决策为什么显得杂乱无章。查理五世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试验（有时是试错）来学习。
也不止他一个人是这样。杰弗里·埃尔顿[33]在1953年出版的那本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中，将亨利八世时期英格兰中央政府活动的猛增称为“都铎政府革命”。这轮革命以亨利八世的两位首席大臣托马斯·沃尔西和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行政革新为核心。在四个世纪以前，这种现象吸引了居住在尼德兰的英格兰商人与外交官斯蒂芬·沃恩的注意。1534年，沃恩将克伦威尔的工作量与让·卡龙德莱（“皇帝在这些地区的主要谋臣”）相比，并预测这两位大臣的“聪慧头脑”会因为持续增多的公务所要求的“不断旅行”而变得迟钝。所以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承担、越来越不愿意为了君主的事务和其他事情而进行长途旅行”，并且他们“英年早逝的风险”也越来越大。[34]
尽管加蒂纳拉无疑会抱怨查理五世的管理风格毫无必要地增加了他的大臣的“舟车劳顿”，但他一定会非常同意沃恩的看法。在1523年的一份语气愤恨的备忘录中，首相抱怨道：“自从我开始为陛下服务以来，我不辞辛苦地为您的事务建立恰当的秩序，为了这件事情向您呈送了好几份建议书”，但“始终没有办法让您处理这些事情［ne fut jamays possible de vous reduisre a y entendre］”。这份备忘录显然同样被皇帝忽视了，因为不久之后加蒂纳拉又写了一份更加直言不讳的备忘录。“每天发生的大多数重要事务需要很久才能决定，以至于做出决定的时候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机遇已经丧失，这让我十分遗憾，”他在开头这样写道，“我想不出来这种错误的缘由在哪里，除非陛下想要效仿已故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他也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出决定，并用自己缺钱作为借口。但陛下不能用这个借口，因为所有金钱都随时供您调拨。”加蒂纳拉指出，查理五世的拖延耽搁是很危险的，其原因不是缺乏资源，而是他未能有效地部署和使用手中的充足资源。[35]
弥赛亚式帝国主义与“可能性的局限”
加蒂纳拉的备忘录指出，他的主公在决策时的迟缓与他的弥赛亚式帝国主义思想有联系。据加蒂纳拉说，皇帝“迟迟不肯决定任何事情，因为您［皇帝］期待上帝会在您的事务中创造奇迹，就像他过去创造了一些奇迹一样。但这是很危险的做法，因为把一切都留给上帝处理，可能会激怒他”。查理五世仍然不理睬加蒂纳拉的进言。在1535年的突尼斯战役中，查理五世不止一次说，他只不过是上帝的副手，所以他依赖造物主来安排成功的结局。1541年秋季，他不顾专家们的反对，坚持要攻击阿尔及尔，“因为天气在上帝的掌控之中”。1552年秋季，他同样固执地决定攻打梅斯，因为“上帝会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引导我，带来成功的结局”。
查理五世经常向他的告解神父（有时还向神学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寻求保证，以确认自己的行动和愿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他们很少给出让他失望的回答。他的告解神父洛艾萨有一次向他承诺：“我比以往更加坚信不疑，陛下一定会战胜当前的所有困难，上帝会让您的所有敌人拜倒在您脚下。并且，上帝要求您只有在克服了障碍之后才能取得胜利，所以陛下一定要耐心，一定要精神百倍地继续努力。”还有一次，洛艾萨在提出了一种行动方案之后又收回了自己的见解，并向查理五世保证：“如果陛下坚持要听从别人的建议（我会很遗憾，因为看不到它有什么好处），那么我就会从这样的信念中求得安慰：陛下得到了上帝的引导，而我们其他人都看不清真相。”这样的信念能够解释，为什么神迹能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西班牙的战略文化里发挥重要作用。[36]
查理五世的弥赛亚式信念产生了好几重后果。在基本的层面，得到上天佑助的“证据”使他以正义使者自居，变得固执己见、不肯变通，也让他变得唐突莽撞、盲目自信。安托万·佩勒诺有一次吹嘘道：“在绝望的处境当中，在大家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总会发生什么事情，拯救皇帝陛下。”但这就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反馈回路”：过去发生的所谓“神迹”提高了皇帝的期望，让他相信，尽管困难重重，一定还会发生更多的神迹。[37]另外，这还让他不愿意制定紧急预案：因为既然上帝已经站在皇帝那边，那么如果皇帝为可能的失败制定预案的话，就意味着他对上帝缺乏信仰。并且，对天意的迷信也意味着，当以信仰为基础的政策遇到困难时，他不肯放弃，甚至不肯对其加以修改，于是敌人就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协调自己的资源，最终挫败查理五世的战略目标。
尽管查理五世对神迹坚信不疑，并且依赖那些向他鼓吹神迹的人，但他在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会注意伊拉斯谟在1517年的告诫：“一位奉上帝的旨意统治如此之多王国的君主，不应当轻视任何人热情提出的建议，而应当从中挑选他认为最值得遵循的。”三十年后，拿骚伯爵威廉承认，皇帝挑选大臣的时候“不考虑他们的家世、财富或地位，只看重经验和过去的成就”。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弗朗西斯科·德·洛斯·科沃斯、佩德罗·德·拉·加斯卡和其他很多人都是很好的例子，卓越的才华让这些出身卑微的人在皇帝身边攀升到高位。[38]查理五世还明智地将许多关键问题委托给身在帝国边缘的副手们来决策。他很早就开始把权力下放：1516年8月，关于卡斯蒂利亚局势的互相矛盾的报告让查理五世感到困惑，于是他从布鲁塞尔发送了两套指示给卡斯蒂利亚的摄政者——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请您自己斟酌决定”。查理五世还重申，最终决策权“属于您”。1531年，他让弟弟主持德意志的朝政，并对他的权力不做任何限制：如果“时间和局势”不允许斐迪南先征求皇帝的意见，他就可以在“重大事务”当中不考虑皇帝之前做出的指示。[39]
当查理五世能够认识到可能性的局限时，他通常能取得成功。1532年4月，他决定，“我在本年度的计划是保卫基督教世界，抵挡土耳其人，因为我认识到现在要发动进攻为时尚早”。次年，他的妹妹玛丽抱怨道，她没有办法应对自己面临的诸多挑战，于是查理五世安慰她：“我也有过这些［负面的］想法，以及其他一些想法，但当我把它们从脑海中驱逐出去之后，就经常发现我其实有办法做得更好，有办法应付自己面临的艰难工作。”他补充道：“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坚持不懈，努力去做可能的事情，因为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去做不可能的事情。上帝不希望人们把自己累死。”按照他的习惯，查理五世在同一份文件里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在这方面我可以给你很好的建议，因为我对这事有经验。
我不想说自己做了一切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很少有人会这样，也很少有人做得到。但我们都应当尽力而为。上帝不会强人所难，不会要求我们做不可能办到的事情。[40]
1538年，在艾格莫尔特会见法国王室成员的最后一天，查理五世对法国王太子说：“先生，你和我的儿子绝不能像你父亲和我这样愚蠢。”次年，查理五世不情愿地推迟了与威尼斯和教廷国一起筹划的地中海军事行动，因为“尽管我是皇帝，我也只能做凡人做得到的事情，因为我毕竟是凡人”。1542年，他告诉斐迪南：“某些公务的紧迫性意味着，我只能做办得到的事情，而不是我想做的事情。”[41]
皇帝的这些话代表了他的真实想法。1535年，他放弃了又一次冒险，从而将全部资源和注意力投入突尼斯战役，因为“我们必须根据当前的形势来调整，集中力量于最紧迫的事务”。1552年，他认识到自己缺乏资金在北非的马赫迪耶（帝国军队在两年前占领该城，并大张旗鼓地宣扬）维持驻军，于是命令拆除当地的城防工事，放弃该城。三年后，佛罗伦萨大使对皇帝打算退隐到西班牙的说法表示怀疑时，“皇帝陛下答道：‘是的，那是真的，我的打算仍然是这样。但在执行重大计划的时候，局势瞬息万变，所以我们有时不得不放弃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42]无论是对于行动还是言辞，查理五世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务实精神。
玛丽抱怨道，尼德兰贵族对她提出了非常伤人的批评，查理五世答道：“我对这样的批评已经耳熟能详，所以根本不在意。”有一次，英格兰大使觐见皇帝时抱怨某些西班牙神父在布道中攻击英格兰国王，查理五世提醒大使：“神父们只要有理由，甚至会攻击我。这种事情是不可能被阻止的。”大使坚持要抗议，查理五世答道：“国王也控制不了别人的舌头。如果国王给了别人批评他的理由，别人就会批评他。这是没办法的事情。”[43]查理五世不仅不理睬批评，也不理睬他不欢迎的溢美之词。1530年他在博洛尼亚加冕时，历史学家和教宗的司仪保罗·乔维奥“高声告诉他：‘今天，不可战胜的君王，您受到召唤，获得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冠。’”不过乔维奥后来懊恼地写道：“皇帝陛下听了这话，只是微微一笑。”五年后，征服突尼斯之后，查理五世又一次拒绝理睬某些人要求他远征君士坦丁堡的呼吁，并宣布，他将“根据时节和可能性的局限”来行事。[44]
帝国的统治工具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说：“事后回顾来看，一切成功的政策似乎都是预先注定的。领导人喜欢把成功的政策归功于自己的先见之明，把一连串的随机应变称为预先的谋划。”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等历史学家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在那部了不起的著作《世界帝国史》中写道：“帝国并不都是相似的。它们创建、采纳和传播了不同的统治工具。”并且，“帝国的统治工具既不是可以随机使用的一套把戏，也不是预先设定的统治方案。帝国每天都面对挑战，所以必须随机应变”。[45]
查理五世的帝国在地理上是分散的，所以就更需要随机应变，因为，如赫尔穆特·G.柯尼希斯贝格尔[46]在1958年（皇帝驾崩四百周年）所说，查理五世“不是亚历山大和拿破仑那样的征服者。在查理五世统治的每一个国家，他都是通过继承获得政权的合法统治者，他宣誓要维护该国的法律和风俗”。这意味着，皇帝往往是对瞬息万变的局势做出被动的反应，尤其是对他当前居住的那片领地的优先需求做出反应，而不是积极主动地执行自己的政策。[47]在1522年和1529年之间，他居住在西班牙的时候，伊比利亚半岛的要求通常是他最优先考虑的；而在1543～1556年，他在德意志和尼德兰之间来回穿梭的时候，他就往往优先考虑对这两地的治理者和臣民来说重要的事情。皇帝不同领地的事务之间的竞争，往往给他施加了很大压力。
1544～1545年的“两种方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对于查理五世应当将帝国的哪一个部分割让给法国（见第十二章），米兰、尼德兰和西班牙的统治精英给出了互相抵触的建议。另一个例子是，皇帝对奴役美洲土著的政策摇摆不定，也是因为修士和殖民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见第十三章）。不过，尽管需要随机应变、创新和妥协，但查理五世的帝国统治工具包括了一种预先设定的模式，其中有四个核心元素：王朝、骑士精神、声望和信仰。
皇帝对王朝利益的投入是很容易被证明的：他不断想方设法收复曾属于他的祖先（尤其是勃艮第公爵）的土地。在1526年的《马德里条约》中，他要求法国归还整个勃艮第公国。尽管他在三年后的《康布雷条约》中放弃了绝大多数的权利主张，但他在1534年向姐姐埃莉诺（法国王后）保证，他“会坚持要求收复勃艮第公国，它是我们的祖产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比米兰更重要”。1539年，一位英格兰外交官从查理五世关于大战略的对话中推断，“他内心里更关心海尔德，而不是米兰或整个意大利”。次年，皇帝用来诱惑法国的条件包括“放弃我对勃艮第公国的全部权益和主张，尽管我对其拥有合法合理的权利”，仿佛他对勃艮第的主张还有价值。[48]
查理五世对勃艮第的忠诚，包含了对勃艮第的骑士价值观的忠诚。他相信政治问题可以用决斗来解决；为了赢得贵妇人的莞尔一笑，值得亲身参加竞技；他也许还会领导一场十字军东征，为基督教世界收复君士坦丁堡。洛艾萨在1532年写道：“陛下对荣誉的爱，比对生命和财富的爱多一千倍。”八年后，亨利八世要求立刻交出一个为皇帝效力的英格兰人，因为英王视其为叛徒。查理五世愤怒地回答，即便他自己成了“伦敦塔里的囚徒，我也不会同意”牺牲一个忠诚的仆人，因为那会“玷污我的荣誉和我的良心”。不久之后，他告诉自己的告解神父：“一个人失去荣誉的那一天就应当死去，因为他已经毫无价值了。”[49]最后，他一直尊崇勃艮第的金羊毛骑士团：他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主持每一次骑士团大会的经过；他带到尤斯特的少数书籍中就有一部插图版的骑士团团规。[50]
查理五世对声望的爱也“比对生命和财富的爱多一千倍”。他在1525年的自我评价中特别强调“维护我的声望”，并担心“光阴似箭，人终有一死，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留下令人难忘的印迹就死去”（见第六章）。他于1529年离开西班牙后，尽管口头上承认摄政者（皇后）面临许多困难（“我很清楚这些王国存在的问题……”），但他始终认为自己面对的困难更重要，因为这“事关我的荣誉和我的生命”，所以如果不给他送去他需要的部队和财宝，就“对我的生命、我的领地和我的声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这是在企图“勒索”皇后（及其谋臣），让他们觉得，假如皇帝有什么不测，一定是他们的错。[51]
1543年，他向儿子和继承人保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捍卫我的荣誉”，并揭示，他计划攻击敌人，是“为了我的荣誉和我的声望，所以我才进行风险如此之大的冒险”（见第十一章）。次年，他准备入侵法国的时候，警告了西班牙的大臣们，如果他们不立刻给他送来军费，“这不仅会让目前已经送到的巨款打水漂，还会损害我的声望，那才是我最怨恨的”。1551年，他宣称，“我下定决心”攻打帕尔马，“如果半途而废，就会严重损害我的声望”。次年，他坚持要求特伦托会议允许路德派神学家发言，因为如果不准他们发言，“显然会损害我的声望。维护我的声望和侍奉上帝是一回事”。他亲临梅斯城下的堑壕，是因为“那里的进展不顺利，所以事关我的声望”。[52]
最后，我们也很容易观察到皇帝的坚定信仰，以及信仰对他的政治抉择产生的影响。终其一生，他每天都做礼拜，每个复活节都退隐到一家修道院去修行，退位之后干脆住进了修道院。在1521年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他在与路德对峙时许下了一个诺言，后来一直没有食言：“我下定决心，要投入我的诸王国与领地、我的朋友、我的躯体、我的鲜血、我的生命和我的灵魂”，去与异端思想做斗争，因为“如果由于我自己的疏忽，竟允许异端思想或者对基督教的诋毁在人们的心中扎根，就会给我自己和我的继承者带来永恒的耻辱”。1540年，英格兰大使在一次觐见皇帝时请求释放一些被托莱多宗教裁判所逮捕的英格兰商人，查理五世断然拒绝，因为“我不能阻挠宗教裁判所。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的信仰”，并补充道：“我向你保证，我不会阻挠我的宗教裁判所。”[53]皇帝担心，“如果他允许异端思想继续传播，他会下地狱”，这也让他拒绝了好几项能够给他带来重要的政治好处的政策，特别是永久性宽容德意志路德派，或者向美洲殖民者授予永久性的监护征赋权。1554年，“为了我的良心”，他指示儿子研究他占领皮亚琴察和纳瓦拉的行为是否符合公义。次年，他宣称，他已经决定退位，“因为我知道自己无法满足我的良心的要求”。[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