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Walther，Die burgundischen Zentralbeh?rden，93，Jean Marnix to Margaret，9 June 1508；Reiffenberg，Histoire de l’Ordre，279-80，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knights，22 Nov. 1508；Gossart，Charles-Quint et Philippe，Ⅷ and 48-9，‘Règlement de la maison du future roi d’Austrasie’ （未署日期但推定为1510年12月中旬）。
[78] BNE Ms. 20212/67/1，Margaret to Ferdinand，2 Aug. 1508.
二 遗孤王子，1509～1514年
“马克西”
1855年，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赞扬奥地利女大公玛格丽特是“哈布斯堡家族真正的‘铁腕人物’，主要是她的努力‘使得奥地利家族如此伟大’”。[1]和亨利·皮雷纳的赞扬一样，米什莱的评价也有些夸张：尽管事实证明女大公是一位手腕娴熟的行政管理者和精明强干的外交官，但她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取得的成就比她大得多，因为他不仅成功阻止了法国人吞并尼德兰，还为哈布斯堡家族对中欧长达四个世纪的主宰奠定了基础。
就连日常的文书也能体现女大公相对于父皇的从属地位：在普通的公文里，她的签名是“依据皇帝的御旨，玛格丽特”，而正式宣言的署名都是“根据皇帝和大公的旨意”。尼德兰所有的主要官员，无论是神职还是世俗官僚，都是她父亲任命的。尽管在1510年，他因为“厌倦了那些无时无刻不纠缠他的请愿者”，承诺将来会接受玛格丽特及其议事会提出的建议，但“马克西”（这是他在信里的签名）继续向女儿发出连珠炮一般的命令。如果他在尼德兰，就直接向她下命令；如果他在别的地方，就通过书信来指示，其中很多是亲笔信。[2]
父女俩经常发生冲突。1507年，玛格丽特给父亲的一位谋臣写了一封短信，恳求皇帝“先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我，而不是像他通常那样，信里是一种说法，真正做事的时候又是另一种”。两年后，她父亲决定把弗朗什-孔泰的一部分割让给他的债主之一，尽管他已经把这个省份给了她，所以她非常愤怒。“我的主公，我气得说不出话来，”玛格丽特抗议道，“因为我认为，既然我是你的独生女，那么你应当把我的位置放在其他所有人的前面才对。”她怒气冲冲地继续写道：“如果你下定决心要拿走这些土地，那么就拿走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干脆，不要单单拿走这些土地，把弗朗什-孔泰的其余部分和我拥有的一切都拿走吧，因为我不希望在任何事情上违逆你。”[3]这样言辞激烈的抗议有时会让皇帝暴跳如雷。1508年，皇帝宣称，他女儿的信“充满令人费解的谜团，我根本看不懂，甚至不明白它们是有关什么话题的”，然后给她规定了写信的模板（最重要的是，“能用三行字解决的，就不要用十行”）。两年后，他把她的来信当中“我没有烧掉的部分”寄还，因为它们“不可理喻，我觉得你一定以为我是法国人”（在皇帝的词典里，这显然是最恶劣的侮辱）。随后他提醒她，“我任命你去治理我的领土和我的子民，我总是说你的好话，总是赞扬你”；但他最后发出了显而易见的威胁：“如果你继续毫无缘由地给我写粗鲁的信，我相信你很快就会让我改变主意。”[4]
这是一个空洞无力的威胁，马克西米利安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只有他的女儿能够有效地执行他的政策，所以他通常对她都充满温情，很体谅她。所以，有一次，他让她立即放下手头正在做的一切事情，马上亲自到卢森堡来接受命令。但随后他又缓和了语气说道：“那会扰乱你日常的工作，即确保驻扎在尼德兰的12000名官兵领到军饷，而这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所以我决定亲自去见你。”他也逐渐学会接受她的政治建议。玛格丽特得知父亲打算让斐迪南（查理的弟弟）成为西班牙若干军事修会的大团长，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没有任何可以为它辩护的理由”，因为“这足以让查理王子失去西班牙的诸王国”。马克西米利安立刻接受了玛格丽特的意见。[5]
玛格丽特发现，在与父亲面对面的时候很难与他争执。腓力去世后，马克西米利安到过尼德兰四次（1508年11月至1509年3月、1512年春、1513年夏、1517年年初），每一次都和女儿与孙辈待了很长时间。在查理的姐姐埃莉诺写的信当中，留存至今的最早的一封告诉玛格丽特：“因为你喜欢看到我们开心，我想告诉你，我们的祖父来看望我们了，这让我们都非常开心。”[6]孩子们“非常开心”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马克西米利安是个有趣的人。他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和他们一起跳舞，给他们钱用来打牌，还带他们乘船或乘马车去他在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及其周边的多处住宅玩耍。1509年，在查理宣誓成为佛兰德伯爵不久之后，他和祖父一起走过根特街头，一边喊着“赏金”，一边向人群抛撒钱币。这景象是九岁的男孩永远不会忘记的。马克西米利安下榻在布鲁塞尔的公爵宫殿时，特地吩咐让“我的孙子住在我隔壁的房间”。[7]他还精心给孩子们准备礼物。有一次，在一天的狩猎结束后，他给孙女们送去“我今天杀死的鹿的一部分”，用来“给孩子们做午饭或晚饭”。还有一次，他给查理送去一对黄铜做的玩具骑士，它们被装在轮子上，可以用绳索和滑轮系统操纵，查理及其玩伴可以用这个玩具来学习骑士竞技（见彩图4）。[8]1512年，皇帝命人为查理制作了一套骑士比武用的甲胄，镶金嵌银，并带有金羊毛骑士的徽记。马克西米利安还送给女儿“一部大开本的羊皮纸做的书，写满赞美诗”，这是请一位著名的抄写人制作的，作为给女儿的1511年“新年礼物”。在这本书的书名页里，皇帝慈祥地看着坐在他脚边的玛格丽特、查理及其姐妹。这真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家庭的缩影（见彩图5）。[9]
马克西米利安懂得这些东西的价值。他是父母的独生子，在中东欧默默无闻地长大，幼年生活相对清贫，直到1477年，也就是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勇敢地骑马横穿半个欧洲，去迎娶勃艮第的玛丽。随后的十五年里，为了保卫她的遗产，他几乎持续不断地与外敌和国内对手斗争，并且对勃艮第文化如痴如醉，（用他最杰出的现代传记作者赫尔曼· 魏斯弗莱克的话说，）“他自己也变成了勃艮第人”。[10]最重要的是，马克西米利安接受了勃艮第人的恢宏梦想，即“重建基督教的世界帝国”。他相信，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首先要制服法国，然后领导一场十字军东征，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君士坦丁堡。他的凌云壮志超越了一切界限。他自称“最高大祭司”[11]，并渴望在死后被封为圣人（就像他之前的一些皇帝，包括查理曼）；他的姿态既像皇帝，也像教宗：分配和赏赐圣俸，将修道院的收入和圣战赎罪券的收入充公；他对待教宗的态度就仿佛他们只不过是为他效力的宗主教，他也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他自己的抱怨）“在我一生中，从未有一位教宗信守对我的诺言”。差不多三十年后，查理五世会向自己的继承人发出几乎如出一辙的抱怨。[12]尽管马克西米利安不得不放弃自己在1496年设计的“宏伟的战争计划”，即征服和分割法国，但他在1513年御驾亲征，在昂吉内加特[13]战役中击溃了“法国人，他们是我们勃艮第王朝的永恒宿敌”。他向查理吹嘘，此役的结局“应当能让法国人在至少十年内萎靡不振”，将来会“帮助我们的王朝收复理应属于我们的土地。我已经向你指明了道路，以后的大业就留给你去完成了，那样你就能勇敢地保卫自己已有的财产，就像我们的前任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做的那样”。[14]
马克西米利安和孙子待在一起的时候无疑直接向他灌输了类似的理念。尽管爷孙俩的对话没有留下直接的文献证据，我们还是能从马克西米利安撰写并送给查理的四部半自传作品中了解其精髓。他的《弗里德里希三世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历史》记载了他早年的成就；《陶伊尔丹克骑士的冒险与英雄一生》（后文简称《陶伊尔丹克》）用韵文记述了他如何赢得勃艮第的玛丽的芳心，以及他在狩猎和鹰猎领域的成功；《白色国王》（Weisskunig这个德语词既可以被理解为“睿智的国王”，也可以被理解为“白色国王”）用散文记述了他接受的教育、帝王的教养和军事成就；《弗莱达尔》记述了他参加过的六十四场比武大会，并配有插图。这几部作品当然有人捉刀代笔，但皇帝密切监督了写作过程，他的目标是创作一部他个人的证词，用亲身例子来教导继承人如何自制、如何治理臣民和世界。[15]
查理在1517年收到皇帝赠送的《白色国王》时，马克西米利安可以拿自己的四项主要成就举例。第一，他保卫并重组了勃艮第治下的尼德兰。四十年前他成为这个国度的统治者时，尼德兰的政治前景似乎非常黯淡。第二，他克服了不同机构、不同传统和不同语言造成的困难，把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阿尔卑斯山麓的多块领土打造成一个国家，即“奥地利”，并用统一的行政机关（设在因斯布鲁克）来治理国家和征收赋税。第三，他还改革了神圣罗马帝国混乱不堪的中央政府，他的改革手段虽然不完美，但几乎一直维持到三个世纪后帝国灭亡时。第四，通过给自己的孙辈安排具有战略意义的婚姻，他使哈布斯堡成为中欧和东欧最显赫的王朝，创建了一个新政体，而他的继承者将在随后四个世纪里不断扩张这个政体。
马克西米利安在1516年对玛格丽特说：“真相是，除了侍奉上帝之外，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推动我们王朝的发展。”几周后他重复了自己的吹嘘（皇帝很少把自己的意见只表达一次）：“我亲爱的女儿，我日日夜夜都在考虑我的继承人的事务。”[16]
查理后来的很多行动直接反映了他祖父的目标和价值观。对少年查理来说，祖父是唯一合适的男性榜样。后来，查理效仿马克西米利安，“肩扛长矛”率领自己的步兵部队；他在亚琛被加冕为罗马人国王，这场加冕礼“是根据档案研究的成果来设计的”，并且他的祖父亲自监督了加冕礼的设计。[17]查理还向法国国王发出决斗的挑战，并邀请奥斯曼苏丹参加比武，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这也是马克西米利安的风格。查理想方设法重新获得查理曼的权力，而哈布斯堡家族自称是查理曼的后代。查理也相信，在领导十字军东征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君士坦丁堡之前，他必须先解决法国。1539年至1540年，根特爆发了反对查理的叛乱。在决定如何惩罚根特时，他研究了祖父在半个世纪以前制订的计划，然后在该计划建议的地方建造了一座要塞。最终，他可以像马克西米利安一样宣称自己在对抗敌人和巡视各领地的过程中“耗光了、丧失了、用尽了我的青春年华”，“长期缺乏睡眠，我的身体经常受到病痛折磨，远远超过了我的身体能够承受和忍受的范围”（马克西米利安和他的孙子一样喜欢煽情）。[18]
查理也沿袭了祖父的一些坏习惯，比如贸然执行自己无力承担的政策。《白色国王》宣称：“每一位君主都用人员和金钱与敌人作战，但勇武好战的政权和声望远比金钱重要。”查理对这种理念坚信不疑，并将其传授给自己的继承人。祖孙两位统治者虽然对自己的个人荣誉一丝不苟，但在金钱方面都挥霍无度，所以查理和马克西米利安一样，在统治结束时留下了一堆财政上的烂摊子。[19]最后，查理还有一点是效仿祖父的，即他对“自己的形象和身后名”（这是彼得·伯克的说法）极其执着。两位统治者都口授了自己的回忆录；请人制作了超过一千种半身像、肖像、勋章和其他带有他们形象的物件；将自己比作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皇帝；要求将自己埋葬在一座教堂的祭坛下；通过文字和视觉把自己与《圣经》人物联系起来，或者允许别人建立这样的联系；并且自视为“不仅是基督教信仰的领袖，还是有神性的人，甚至是圣人，完全有资格宣誓成为教士”。[20]
教育
马克西米利安的《白色国王》用了差不多一半篇幅探讨帝王的教育。有些章节强调睿智的统治者应当虚怀若谷，时刻准备着从任何人那里学习，“不管是普通农民、士兵、贵族还是将领”；有的章节解释了为什么成功的君主应当阅读所有即将对外发出的信件，“不管涉及的是国家大事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才签名，并学会同时向多名秘书口授旨意，从而确保高效的行政管理。最重要的是，《白色国王》坚持要求帝王学习多种语言，花了许多章节描写马克西米利安如何熟练掌握了“法语，是他从妻子那里学习的”，“佛兰芒语，是他从一位年迈的公主那里学习的”，以及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当然还有他的母语德语。“因为他的士兵说的是这七种语言，当各部队的指挥官来找他商议和接受命令时，他能够用每个人的母语与其交谈。”[21]另有五章解释了如何精通不同类型的骑士比武和竞技，还有六章描述狩猎、放鹰和捕鱼的各种方法。随后皇帝评论道：
如果一个不熟悉本话题的人读了本书，也许会觉得年轻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每天除了放鹰打猎之外什么都不做。事实并非如此。国王大多是在大规模作战期间放鹰打猎……他是最优秀的放鹰人，但他更擅长迫使最强大的君主、王公和领主服从他的意志。[22]
马克西米利安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哲学（他的书信也经常谈这方面）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功。在1506年，以及七年之后，他表示希望“查理大公尽快学习荷兰语”；1515年，查理宣誓就任布拉班特公爵时用的就是荷兰语。查理后来还能够流利地说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也能用德语进行有限的交流。[23]但相比之下，查理的拉丁文水平一直很差。1518年，英格兰大使在觐见查理之后抱怨说，“我用拉丁语向国王说话”，而查理的前任教师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不得不持续不断地把英格兰大使的话翻译成法语，而“这位天主教国王随后亲口用法语回答”。三年后，另一位英格兰大使抱怨道，尽管查理聆听了大使宣读的拉丁文书信，但因为他“不太懂拉丁文”，所以“命令将信翻译成法语，从而让他更好地”理解。“勃艮第的语言”始终是他的第一语言。在他的晚年，也就是他隐居在一所西班牙修道院的时候，他的一名随从报告称：“在这里，我们只和陛下说法语。”[24]
马克西米利安在向孙子介绍人文主义思想的时候更为成功。玛格丽特向父亲赞扬了路易斯·卡韦萨·德·巴卡“每天提供的了不起的、非常重要的服务”，说巴卡教导查理“如何塑造自己的行为举止。考虑到他的年纪，他确实从中获益匪浅”；巴卡还“教导他识文断字”，这可能包括传授人文主义教育的基础知识，而不仅仅是“读和写”，因为卡韦萨·德·巴卡是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25]查理身边的另外两人也向他传授平生所学：他的第一位告解神父米歇尔·德·帕维曾担任巴黎大学的校长，在那里教过伊拉斯谟；还有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查理后来说，“他的知识和上佳的礼节风度”都是从阿德里安那里学到的。[26]
阿德里安的主要身份是神学家。他最早于1478年成名，当时他只有十九岁，成了鲁汶大学文学院名列前茅的高才生；到1491年，孀居的勃艮第公爵夫人约克的玛格丽特注意到了他，为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之后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买单。1509年，阿德里安定居梅赫伦，担任大公的教师（以及宫廷布道者），此时他已经是鲁汶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并且是“他那个时代鲁汶大学神学家当中的无冕之王”。这种显赫地位体现在他的薪水上，比如卡韦萨·德·巴卡的日薪是12先令，阿德里安却能拿到24先令。[27]
阿德里安曾在鲁汶大学讲授哲学和神学，后来无疑把鲁汶大学盛行的通过解决问题来学习知识的方法传授给了查理；虽然查理的拉丁文水平很差，但阿德里安肯定确保自己的弟子仍然能了解古典文化。阿德里安为查理提供了亚里士多德和塞内加[28]的哲学著作、李维和塔西佗的历史著作以及维盖提乌斯[29]的兵法的法文译本。他还赞助（并引导自己的弟子去注意）当代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包括西班牙的胡安·路易斯·比韦斯（他于1512年定居到尼德兰）、荷兰的伊拉斯谟（他与查理以及他的多位谋臣通信，笔调相当热情）以及英格兰的托马斯·莫尔（他在安特卫普期间写下了《乌托邦》的第一部分，1516年在鲁汶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30]
查理用的教科书都没有留存下来。但从阿德里安于1520年至1522年（他担任西班牙摄政者期间）写给弟子的书信中可以了解到他的教育理念。有时阿德里安会写一些令人恼火的带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意味的信。很多曾经的教师都忍不住这样责备自己的学生。他在1521年公社起义爆发之后这样责备查理：“［1520年］我们在圣地亚哥[31]的时候，我就告诉过殿下，你已经失去了所有这些臣民的爱戴，但你当时不肯相信我；现在我看到，果然如此。”次年，阿德里安写道，“你似乎还没有忘记从我这里听到和学到的东西，这让我很高兴”；然后刻意补充道，“如果其他人也能和你一样勤奋地追寻关于此事的真相，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天就不会处于这样的麻烦和危险中”。有时阿德里安会提及他和查理一起研读过的著作（“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过，如果我们正与敌国打仗，而某人在与敌国毗邻的地方拥有土地，那就不能允许这样的人参加我们的作战会议……”）。[32]其他时候，他会批评查理（“在这一点上，［陛下］总是命令我用没有效力的方式回应”），对待皇帝的方式仿佛他仍然是个小学生（“为了陛下的荣誉和良心，您应当信守向议会做出的承诺”；“我恳求陛下主持公道……因为您之所以当国王，就是为了这个”）。他告诫查理“履行对上帝的义务，这样他就不会抛弃您，也不会在糟糕的时节遗忘您”；帝王不应当“被其他人操控，仿佛陛下只不过是个缺乏理性、审慎和细心的小孩子。陛下应当密切关注我写下的每一个字”。“相信我，陛下，如果您不更努力地理解这些事务，而是让其他人管事，西班牙就永远不会真正爱您，也不会真心实意地服从您的权威。”即便在查理早就牢牢掌控政局之后，阿德里安仍然奉行“严师出高徒”的路线：
我恳求陛下不要因为国家繁荣而骄傲自满，而是应当感谢我们的上帝，因为您是从他那里得到这些福祉的。陛下应当谦卑地认识到自己有义务感谢上帝，而不是忘恩负义。只有这样，上帝才不会抛弃陛下。扫罗就是因为不遵从上帝的律法而被上帝抛弃的。[33]
当时有些人指责阿德里安过于宠溺他的弟子，但以上这些激烈的批评说明事实恰恰相反。
创建另类宇宙
但是，查理受到的教育里有严重的空白。一位早期的传记作者威廉·斯努卡特·范·斯豪文堡指出，阿德里安让他的学生“在少年时代每天阅读关于恺撒、奥古斯都、查理曼，伊阿宋、基甸及其他古代英雄，勃艮第公爵腓力和查理的战役与胜利的书籍”；查理在1517年从布鲁塞尔的宫廷图书馆带去西班牙的书籍也体现了他阅读范围的狭隘。他这次只带去了十本书，都是法文的，大多数是有泥金插图的编年史抄本和关于骑士精神的书籍，包括“关于耶路撒冷与布永的戈弗雷一道征服圣地的英雄的编年史节略本”，这是一部装帧精美、带有插图的书，记述的是尼德兰人在四个世纪以前的丰功伟绩，无疑能够时刻提醒他自己是勃艮第十字军战士的后代。[34]这样的抄本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而查理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中长大成人的。他的父亲曾在1501年和1506年把同样几本书带到西班牙；而他的姑姑玛格丽特拥有的将近400卷图书中，只有12卷是印刷版的，其余的都是抄本，其中有很多是豪华泥金本，这样的书更适合放在珍奇馆里收藏，而不是摆在现代图书馆里。大多数作品都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有关：卓越的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35]描述的15世纪勃艮第宫廷是一个“梦幻世界”，主宰这个世界的是“一种渴望，即渴望重返想象中的完美往昔”，并通过“行为、风俗、礼节、服装和仪态、对英雄人物的幻象（这些人物充满尊严和荣誉感，睿智，并且最重要的是，彬彬有礼）”来重建这个完美的往昔：
对理想化往昔的模仿使之成为可能：对曾经的“完美”的憧憬，让生活的各种形式都变得高尚……帝王的行动，甚至日常的、普通的行动，都采纳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比较容易被提升到奥秘的境界。出生、婚姻与死亡被置于庄严肃穆而恢宏高贵的形式的外壳之中。与之相伴的情感也被戏剧化和放大。[36]
用乔治·夏特兰（查理的外曾祖父大胆查理的宫廷编年史家）的话说，帝王的宫廷“是最先映入眼帘的东西，因此建立和妥善地经营宫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夏特兰用令人昏昏欲睡的海量细节来描绘每一项宫廷庆典所伴随的复杂仪式。在这些庆典当中，“作为君主和统治者，［查理公爵］的穿着打扮总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华丽庄重”。夏特兰的继任者奥利维耶·德·拉马什在《对勃艮第公爵查理之宫廷的描述》一书中提供了甚至更加烦琐的细节。拉马什的后继者只需要效仿他的榜样就行了。[37]曾任腓力大公教师的拉马什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果敢的骑士》中推崇同样的价值观。这是一部笔调忧郁的韵文史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一位“步入人生之秋”的骑士如何准备自己的最后一场竞技，也就是与死神的较量。而死神是一位女性角色，已经杀死了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他的儿子大胆查理和孙女玛丽。骑士决心在退隐到修道院等待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前，先为这几个死去的人复仇，但首先他要寻找那些能够为他出谋划策的人。他既需要精神方面的建议（比如在最后决战之前要保持虔诚），也需要实际的建议（切勿在动怒时妄动，牢记一切东西）。[38]
《果敢的骑士》给查理五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在1543年给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腓力的亲笔指示中照搬了果敢的骑士得到的大部分建议。七年后，查理五世开始将整部作品从法文翻译成西班牙文，“不仅小心注意语言，而且注意转达诗意和文字的准确含义”。1556年他退隐到西班牙的时候，带去了《果敢的骑士》的两份抄本（一份是法文的，另一份是他的西班牙文译本，配有19幅插图）（见彩图6）。[39]所以，我们在查理五世自己的人生中能够找到如此之多反映《果敢的骑士》的世界观的地方，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比如在1528年和1536年，他热切希望通过决斗来解决复杂的政治争端；他在1538年向一位大使表示：“人在什么时间死，在什么地方死，都是不确定的，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人应当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上帝，因为人知道，他的儿子的未来，以及他自己的生命，完全由上帝裁决。”查理五世的告解神父在1552年回忆：“我听陛下说过：一个人应当在丧失了荣誉的当天就死去，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价值了。”[40]查理五世的勃艮第精神遗产也能解释他对金羊毛骑士团（好人腓力公爵建立了该骑士团）的崇敬、他对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愿景、他抢在“一切都太晚”之前获得荣耀与名望的渴望，以及他不时表现出的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如费德里科·沙博所说：“查理五世内心生活（无论是头脑的还是灵魂的）的最深刻动机都源自勃艮第文化。”[41]
狩猎、射击与捕鱼
查理的文化水平有限，部分原因是他在高中阶段就辍学了。他在十五岁时就结束了正式教育，阿德里安在这一年作为他的特使奔赴西班牙。但在这很久以前，他就明显地表现出偏好户外活动。胡安·德·苏尼加（一位资深廷臣，后来查理将自己的儿子，即未来的腓力二世的教育托付于他）曾向查理抱怨，他八岁的学生（腓力）“一旦出了学校就学得很好”，并调皮地补充道：“在这方面，他很像他父亲当年的样子！”[42]一位德意志编年史家支持苏尼加的说法，表示查理总是“更喜爱兵器而不是书本”，并引用了查理和著名艺术家卢卡斯·克拉纳赫[43]在1547年的一段对话：
“我在梅赫伦的套房里有你画的一幅肖像，画的是我年幼时的样子，”皇帝告诉画家，“我想请你告诉我，当时我的年龄有多大。”克拉纳赫答道：“陛下当时八岁，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牵着您的手。”他继续说道：“但我想为您画像时，您的一位教师知道，您和其他男孩一样，生性好动，但喜欢观看钢铁制成的东西，于是他找到一支特别精致的铁制弩箭，把它摆在墙边，将箭头指向您。于是您的眼睛一直盯着它，直到我把肖像画完。”[44]
查理身边的很多重要人物相信读书太多会适得其反。在差不多两个世纪之后，一位新教徒历史学家格雷戈里奥·莱蒂[45]写道，有一次阿德里安敦促自己高贵的弟子多花点时间掌握拉丁文，王子却顶嘴道：“你是不是以为我的祖父想让我当教师？”尽管莱蒂在此处没有给出资料来源（他一贯如此），但马克西米利安在《白色国王》里确实表达过相同的观点，赞同他自己的教师的看法：“读书太多对孩子既没有好处，也没有用处。”“如果某人读书学习太多，”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阐发自己的观点，“就会影响其他任务。”[46]历史学家贡萨洛·伊列斯卡斯在查理五世驾崩不久之后写道：“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经常说，一位帝王不识字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但如果他没有本事平定他的王国并仁慈地治理国家，也不懂得既不表现出傲慢也不显得残酷，那就更糟糕了。”伊列斯卡斯甚至认为，马克西米利安之所以选择阿德里安担任皇孙的教师，就是因为阿德里安“用更多时间教导孩子值得赞扬的、荣耀体面的行为习惯，而不是读书写字”。[47]
马克西米利安在《陶伊尔丹克》和《白色国王》以及通信中赞颂了体育活动（尤其是狩猎）的妙处。1510年2月，皇帝用他一贯浮夸的文辞喜滋滋地告诉玛格丽特：“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孙子查理如此喜爱狩猎，若非如此，人们或许会认为他是私生子。”他建议，“等到复活节过去，等天气暖和起来之后”，她应当带查理去王家园林，“让他骑马，这对他的健康和力气有好处”。马克西米利安每次到访都强调这一点，并教孙子用火枪和弩弓打猎，以及用网捕猎。[48]
拉绍领主夏尔·德·拉·普佩也是勃艮第宫廷骑士理想的热情支持者。他向查理传授骑术和枪法。查理到了西班牙之后，大家都仰慕他，因为“他对武器的娴熟程度令人惊叹，他骑马时的姿态非常优雅”，这说明普佩的教导是非常成功的。查理的射击技术超过常人，成为梅赫伦的“火枪之王”和布鲁塞尔的“弩弓之王”。1512年，玛格丽特请她宫廷里的英格兰大使“观看王子拉长弓射箭”。长弓是英格兰的国民兵器，他们都认为查理“对长弓的操作十分娴熟”。不幸的是，两年后查理“在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去特尔菲伦城堡练习弩弓，一箭射中了当地的一名手工匠人，导致他重伤而死”。玛格丽特为侄子辩护，说那个受害者“醉醺醺的，状态很差”，并且“这种不幸的事故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但这次误伤人命的事件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向你［马克西米利安］说谎”，她派遣谢夫尔男爵“向你完整地报告整个事件，因为他当时在现场。这样你就能知道真相”。毕竟这是查理有生以来第一次杀人。[49]
此时，查理已经在宫廷每年周而复始的各项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每年新年，他从金库支取100镑，“按照自己的心愿发放和捐赠”；他主持忏悔星期二和复活节的节庆，在圣周五（耶稣受难日）赦免一些犯人；在圣约翰瞻礼日的黄昏，他点燃庞大的篝火堆；在万灵节，他观看比武大会；在圣安德鲁瞻礼日，他与金羊毛骑士们一同用膳。[50]1512年他的宫廷日志显示，他还参加了其他许多活动。一个剧团“在大斋节为主公上演了好几部戏剧”，因此得到13镑赏金；“主公好几次在布鲁塞尔附近狩猎时，若干猎手和其他人为他展开和收起遮光布”，得到18镑赏金，这还仅仅是为了给他们买葡萄酒，从而使他们有力气干活；“一名多明我会修士在大斋节期间在梅赫伦为主公和他的姐妹讲道”，得到28镑的“慈善施舍”。[51]查理和他的姐妹还打牌赌钱（尤其是马克西米利安到场的时候，就加大赌注），他们也喜欢小丑和弄臣的陪伴。1509年，他的财政总管购买了“黄色、红色和白色的布匹，给矮个子小丑做一件精美服装，让他在主公身边显得更体面”；亨利八世觉得有必要赠送一大笔礼金给“卡斯蒂利亚王子的弄臣约翰先生”。[52]
少年查理虽然对读书写作没什么热情，但很喜欢另外几项需要静坐的活动。1515年，“画家雅南”因为“教我们的主公画画”而得到100镑；“大公的礼拜堂的管风琴师”亨利·布雷德尼耶因为“演奏笛子、鲁特琴、翼琴、管风琴和其他乐器”，在查理及其姐妹“有需要的时候随时为其”提供“休闲和娱乐”，得到200镑的年薪。三年前，布雷德尼耶因为（这是他自己粗鲁而直白的说法）“费了很大力气、吃了很多苦头，教授他们乐理和演奏好几种悦耳的乐器”而获得一笔酬金。[53]一本保存至今的为玛格丽特制作的歌曲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查理在梅赫伦听到的歌曲是什么样的。除了一些忧伤的曲子之外，这本歌曲集里还包括当时最著名的音乐家若斯坎·德普雷创作的两首歌：《再无悔恨》（‘Plus nulz regretz’）是为了纪念1507～1508年查理与玛丽·都铎订婚而创作的；还有更知名的《千种悔恨》（‘Mille regretz’），因为查理特别喜欢这首歌，它后来被称为“皇帝之歌”。[54]
查理还酷爱舞蹈。1512年的圣约翰瞻礼日，他与“姐妹和宫廷的年轻人”一跳就是几个钟头。玛格丽特报告称，在他的妹妹伊莎贝拉两年后（十三岁时）出阁时，查理又一次“参加了所有的舞蹈，跳得简直完美，这也许对他的身体来说有点过于辛苦了，因为他次日就发烧了”。四天后，玛格丽特忧虑地报告称，查理“还没有退烧”；又过了一周，他才“退烧了，身体恢复，所以他现在唯一考虑的就是玩乐”。[55]
查理越来越多地到梅赫伦之外的地方玩耍。促使他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1511年年初布鲁塞尔的一次奇特的抗议活动。当时出人意料地下了大雪，霜冻时间很长，于是人们在全城各地创作了许多冰雕。其中一座冰雕就在空荡荡的公爵宫殿之外，描绘的是圣母马利亚怀抱一头独角兽。大家都理解，这是布鲁塞尔市民在请求将来让布鲁塞尔而不是梅赫伦来保护查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越来越多地在冷山宫[56]停留。那里宽敞的房间、喷泉、迷宫和动物园让德意志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1520年发出惊叹：“我从未见过比这更美丽、更得我心、更像天堂的景致。”[57]
权力的门槛
查理也会去他的新都城附近的两处园林——特尔菲伦和海弗莱狩猎。这两个地方也象征着两套互相竞争的政治纲领，因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掌控着特尔菲伦，而谢夫尔男爵是海弗莱的主人。这两套政治纲领最大的分歧在于外交政策。玛格丽特主张与英格兰（尼德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结盟，并与海尔德作战，因为海尔德公爵不断挑战勃艮第的权力。谢夫尔男爵则希望与法国结盟，并与海尔德和平相处。在查理长大成人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玛格丽特都占据了上风。亨利八世（因为他娶了胡安娜的妹妹阿拉贡的凯瑟琳，所以是查理的姨父）在1511年出兵帮助玛格丽特与海尔德作战；次年，他又派遣一支更大的军队去西班牙，帮助他的岳父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对抗法国人；1513年，亨利八世御驾亲征，率领一支大军渡过海峡，与马克西米利安联手在昂吉内加特大败法军。法国人在此役中损失了大批骑士，于是人们（至少是英格兰人）将其称为“马刺之战”。法国的两座城镇泰鲁阿讷和图尔奈向亨利八世投降。不久之后，玛格丽特带查理去恭贺两位胜利者。亨利八世与查理一起做弥撒之后，带着这个小外甥去参观他新近征服的图尔奈。在那里，他们和马克西米利安一起观看了英格兰人为了庆祝胜利而举行的“王家比武”。这是查理在四十年后撰写自传时描述的最早事件，也是他的首次国事访问。[58]
亨利八世说，与外甥的“谈话让他十分开心”，并告诉玛格丽特和马克西米利安，卡斯蒂利亚王妃（即玛丽·都铎，自从五年前与查理订婚后她就一直被称为卡斯蒂利亚王妃）与查理应当在六个月内完婚。三位长辈还同意对查理的内廷做新的安排，免去谢夫尔男爵的“首席宫廷总管”职务；之后，这个职位将由马克西米利安、亨利八世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提名的贵族轮流担任。皇帝中意的人选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因为是“血亲”，并且曾为查理的父亲效劳（陪同腓力去西班牙），因而获得优先地位。现在他成为“在所有会议里继萨伏依公爵夫人［玛格丽特］之后最资深的成员，而如果她不在，他将在会议里代理她，无论是涉及财政还是其他任何事务”。[59]
这些变革似乎表明玛格丽特的路线占了上风，但托马斯·斯皮内利（亨利八世派驻勃艮第的大使）并不信服。他写道，女大公“仅仅因为王子殿下的年幼”而暂时占据上风。斯皮内利预测，等到查理成年的那一天（1515年2月24日，即查理的十五岁生日），谢夫尔男爵及其亲法的盟友就会“迫使”王子放弃与英格兰的盟约以及与玛丽·都铎的婚姻。由于一系列完全意想不到（并且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事件，斯皮内利的预言在查理的十五岁生日之前就成了现实。[60]
1514年1月，路易十二的妻子布列塔尼女公爵安妮去世，于是五十岁的路易十二成了鳏夫，膝下只有两个女儿。因为法国的《萨利克法典》只允许男性继承王位，所以两位公主不可能继承王位。查理的亲戚们对这个事态的回应各不相同，这造成了严重后果。阿拉贡国王斐迪南提议路易十二迎娶查理的姐姐埃莉诺（芳龄十六，所以有能力生下儿子，成为未来的法国国王）；玛格丽特宣布自己愿意嫁给法国国王；而马克西米利安坚持要求查理暂缓与玛丽·都铎的婚姻，因为（按照英格兰驻尼德兰大使的说法）“医生告诉他，如果他们［查理和玛丽］现在圆房，王子可能会因此丧命，或者可能丧失生育能力”。[61]
玛格丽特屡次警告父亲，一再拖延查理与玛丽的婚姻将会疏远亨利八世，因为他已经在亲自安排婚礼（决定新娘的服饰、谁陪同新娘、应当在何地住宿）并一掷千金地准备婚礼后的庆祝活动（包括准备“营帐、房屋和亭子”，王室一行将在那里观赏婚礼之后的“王室比武大会”）。1514年7月6日，玛格丽特焦急地、颇有先见之明地告诉父亲，除非他立刻通知亨利八世他赞同查理与英格兰公主结婚，否则“我担心他会抛弃你，抛弃我们的王朝，改为与法国人交易”。[62]但为时已晚：路易十二已经利用了他的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不团结，向亨利八世提议英法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然后他本人立刻迎娶玛丽·都铎。7月30日，十八岁的卡斯蒂利亚王妃庄重地宣布撕毁与查理的婚约。一周后，路易十二签署文件，承诺给亨利八世100万克朗，以换取他的妹妹的芳心。8月13日，玛丽赤身露体地躺在床上，而路易十二的代理人将自己的一条腿（“从大腿中部往下是赤裸的”）贴近她的腿，象征她与路易十二已经正式圆房。[63]
查理对这些戏剧性的事件做何反应？迟至1514年5月20日（也就是玛丽撕毁婚约的不到两个月之前），一名廷臣说查理“正爱着宫廷里的一个少女”，这时大公“答道，他可以起誓，事实并非如此。他永远不会爱这个少女，也不会爱别的女人，因为他的心只属于玛丽［·都铎］”。[64]也许是妹妹迂回曲折的婚姻之路让他如此自鸣得意。马克西米利安先是在1510年安排伊莎贝拉嫁给海尔德公爵，此时她还不到九岁。皇帝规定，“等到年满十六岁之后她才能去未来丈夫的身边，然后才可以圆房”。但这门婚事没有谈成。1514年4月，皇帝又签署了一份协议，把此时将近十三岁的伊莎贝拉许配给丹麦国王，但要求她等一年后再去丈夫身边。[65]也是在1514年4月，查理十岁的妹妹玛丽离开尼德兰，前往马克西米利安的宫廷，在那里等待他决定她的身体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可以与她的未婚夫——波希米亚与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圆房。
并非只有马克西米利安一个人担心性生活会杀死他的孙辈或者影响其健康：他的很多同时代人相信，正是过度的性生活让天主教双王的继承人胡安王子在新婚不久后就英年早逝。查理本人后来会利用这种谣言来管理他的儿子（还是个少年）新婚之后的性生活（见第十四章）。据说，路易十二娶了十八岁的玛丽·都铎之后急于让她怀孕，“吹嘘自己与她第一次同房就射了五次”。有人听说此事之后预言：“我们只能推测，他为自己挖掘了五座坟墓。如果他能闻得到明年春天的花儿，那么他肯定能再活五十年。”（玛丽·都铎结婚三个月后果然守了寡。）[66]
查理似乎对自己与英格兰公主的婚姻瓦解不以为意。几个月后，他宣称，他的新娘将会是路易十二的女儿勒妮。她虽然只有四岁，却是布列塔尼公国的继承人。按照一位廷臣的说法：
有一天，他的亲密伙伴们与他一起打趣，说他戴了绿帽，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现在需要新的妻子。他们建议，要么是勒妮公主，要么是葡萄牙国王的女儿，要么是匈牙利国王的女儿。我告诉这些年轻绅士，王子会偏爱勒妮公主，这时［查理］立刻答道：“他说的对，因为法国国王的女儿是最好的战利品。并且如果她先死，我就会成为布列塔尼公爵。”
1515年1月19日，查理签署了文件，授权一个特别使团与法国国王商讨有关他婚姻的条件。[67]
这些文件能够揭示两点：查理已经懂得把个人的欲望摆在政治利益之后，把自己未来的妻子主要视为“战利品”；他已经长大成人。签署这些文件差不多算是他得到“解放”（即被宣布成年）之后最早的官方行为。
尽管腓力大公年满十五岁就算成年，玛格丽特还是担心过早宣布查理成年会造成不良后果。1512年11月，她恳求父亲返回尼德兰，协助她面对（在她眼中）包围着她的“极端危险”，“因为我再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些危险。权贵们充满敌意，而平民们满口恶言。我非常害怕。除非找到什么补救的方法，否则会厄运当头”。她恳求马克西米利安“怜悯我，因为我再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她继续写道，很多人“说我为了取悦您而挥霍了一切”，并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她“对当前局势万般遗憾”，以至于“我经常希望自己重新回到母亲腹中”。
六个月后，她再次求援，向马克西米利安报告称，有人在尼德兰的教堂门上张贴“嘲讽我、谴责我”的海报，而有些“恶人”说“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打仗，从而毁掉他们”，并“用可能会煽动人民的恶毒言辞攻击我”。[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