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必躬亲
终其一生，查理五世的政策体现出另一种核心元素：相信只有他才能解决帝国面临的问题。他有时也表达了顾虑：在1525年，他做过一次自我剖析（“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做成什么能给我带来荣誉的事情”）；在1543年的指示中说，“我要做的事情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我不知道它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或好处”；在1552年逃离因斯布鲁克时说：“上帝可能对我发怒了。”他担心，他撰写《回忆录》的骄傲行为可能招致上帝的惩罚。但这样的顾虑是相对少见的。[55]皇帝的绝对自信最清楚地体现在他的“峰会外交”当中，即亲自与其他君主面谈以解决纠纷。出于这样的目的，他见过亨利八世四次；见过克雷芒七世两次，见过保罗三世三次；同样见过弗朗索瓦一世三次（不过，弗朗索瓦一世在1525～1526年被囚禁在马德里，这不能算是一次）。但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他的峰会外交政策。1519年，谢夫尔男爵拒绝了法国国王的峰会邀请，理由是，一个世纪以前，勃艮第公爵约翰就是在接受法国人的类似邀请之后被谋杀的。1525～1526年，加蒂纳拉敦促主公不要与身为俘虏的弗朗索瓦一世直接谈判；1543年，在与教宗的一次峰会之后，洛艾萨不耐烦地说：“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会议很少能给我们带来好处或声望。”但皇帝仍然坚持。尽管君主可以继续“通过各自的使节来传递自己的心愿和意图”，但查理五世相信，君主之间的面对面沟通才是解决争端的“最真诚也最好的办法”。[56]
尽管查理五世最终放弃了峰会外交，但他仍然广为游历：在1529年和1550年之间，他几乎一刻不停地在旅行，行程数千公里（见地图1）。玛丽亚·何塞·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推测，查理五世喜欢旅行，是因为：
（旅行能让他）以盔甲锃亮的骑士的英雄形象，前来救援他那些受到极大压力的摄政者和总督。如一位编年史家所说，人们渴望见到他，仿佛干枯龟裂的土地渴望甘霖。支撑查理五世的是这样一种普遍的信念：只有他亲身到场，只有他亲力亲为，才能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他的责任重大，但他的成就感和价值感也很高。他热血沸腾，从内政危机冲向战争，然后又回到内政。
这种评价未免过于苛刻了。如霍斯特·拉贝[57]和彼得·马尔察尔[58]所说：在查理五世的日常生活中，“统治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它不是一套可以轻易地托付给别人的权利和职责”。“统治意味着具体地、亲自地展示权力与权威。因此，如果统治者不在场，就可能会削弱甚至危害他的权威。”而“统治者亲身到场，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现实。对君王不在场的替代方案往往充满不确定性，而且仍然是低效的”。[59]
查理五世本人始终坚信，只要他亲身到场，就能扭亏为盈，转败为胜。1529年2月，他告诉自己的西班牙臣民，他必须离开西班牙去意大利，因为“我在那里的大臣告诉我，只有我亲自到场，才能挽救那里的局势”，并确保“基督教世界和上帝赐予我的领地不会在我统治期间丧失”。不久之后，在巴塞罗那港口的“皇家桨帆船”写的信里，他重复道：“如果我不亲自到意大利，就不可能结束战争并解决基督教世界面临的问题。”两年后，他告诉皇后，除非他留在北欧（而不是按照她的要求返回西班牙），“发生的一切坏事都将是我的错，我会相信发生了这些坏事是因为我做得不够”。[60]
一个悖论是，“从内政危机冲向战争，然后又回到内政”还能带来别的好处。成功的领导人必须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思考和创造。旅行让查理五世能够满足这种需求。他于1543年写给儿子的指示就是一个难得的例子，能够让我们了解这个过程。皇帝于5月1日在巴塞罗那登上桨帆船，但次日因为天气恶劣，他不得不在小港帕拉莫斯躲避。从那时到5月6日，他没有处理通常的朝政，而是撰写并修改了给腓力的建议书，篇幅为48张纸，全都是他独自亲笔写下的。
查理五世经常外出打猎，这也能带来类似的好处：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在1547年的一次觐见会上，罗马教廷大使告诉他，为期两周的“狩猎和享受乡村空气对我［查理五世］有很大好处，帮助我恢复了气色和体力”），狩猎也让他有时间思考自己面对的一些问题及其最佳解决方案。尽管很难从史料中确认他的休闲活动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多少好处，但查理五世经常在刚刚结束狩猎返回的时候做出一系列决定，这应当不是巧合。[61]此外，他从不独自旅行或打猎，所以他的户外活动给了他与身边的人培养感情的机会，并用自己的光辉让他们眼花缭乱。
创造克里斯玛
克利福德·安多[62]在他那部具有先锋意义的著作中研究了维持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这个话题会让查理五世及其大臣也兴趣盎然。安多指出，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行使的权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克里斯玛（领袖魅力）。罗马皇帝们操控信息和媒体，从而在精英群体中达成共识；让精英们相信自己是在积极地参与帝国的国家大事，而不是仅仅为皇帝服务。[63]查理五世也运用他个人的克里斯玛，在帝国各地促成共识。和奥古斯都一样，他从自己的亲人开始，不仅恩宠自己的弟弟和姐妹、侄子侄女和外甥外甥女，还宠信他的内廷成员。在尼德兰，他向自己的第一个乳母芭布·塞韦尔、他的私生子的母亲让娜·范·德·根斯特和芭芭拉·布隆贝格赠予年金，还为其家人安排工作。
在西班牙，他公开对自己的最初几位教师表达尊重：1519年，他授予胡安·德·安谢塔一笔终身薪水，“因为这位胡安为我提供过许多极好的服务”，尽管他此时已经“老态龙钟”，不能在宫廷效力。1523年，查理五世任命路易斯·卡韦萨·德·巴卡为加那利主教，在1530年提升他为萨拉曼卡主教，并在四年后访问该城时对其不吝溢美之词。[64]
这样的慷慨善举，往往让对方终身对皇帝无比爱戴、忠心耿耿。来自克雷莫纳的心灵手巧的发明家贾内洛·托利亚尼“有一天告诉皇帝，皇帝对他的恩情胜过他的父母，因为父母仅仅给了他一段短暂的生命，而皇帝让他留名青史”。1548年，比伦伯爵（两年前，他率领尼德兰军队渡过莱茵河，到因戈尔施塔特与查理五世会师）得知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几个小时，于是立刻派人去请他在皇帝身边效力时最亲密的同僚，并取来他最华美的衣服和金羊毛骑士团的徽章。然后他命人取来一个“精美的高脚杯”（可能是查理五世赠给他的，上面描绘了渡过莱茵河的行动），为主公的健康祝酒，发表演讲感谢皇帝对他的种种恩宠，并“亲笔写了两页纸的信给皇帝”，然后才去世。
1550年，多明各·德·索托修士在为查理五世担任了十八个月的告解神父后返回西班牙。他告诉国务秘书弗朗西斯科·德·埃拉索，“我一辈子从未像现在这样深深地爱戴［tan entra?able amor］”皇帝，“他谦逊、和蔼可亲的话语让我非常渴望再次见到他、为他服务”。两年后，索托告诉埃拉索，皇帝逃离德意志的消息“真正唤醒了我的强烈愿望，我想去他身边，与他一起死，如果我这一趟旅程能有什么作用的话”。[65]有些人把查理五世的行为举止当作教育他人的榜样。1552年1月，参加特伦托会议的一位西班牙主教请求回国，理由是他因为痛风病，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佩勒诺驳回了他的请求，理由是“皇帝陛下患有多种疾病，尤其是痛风。他相信，如果人们生了病，不管在哪里都能找到治疗的办法”。当年10月，梅斯围城战期间，奥兰治亲王威廉以“天气恶劣”为由，请求把他的部队留在法国边境，玛丽驳回了他的请求，要求他“效仿皇帝陛下和他身边的许多优秀贵族的榜样，尽管天气很糟糕，他们仍然留在前线”。[66]
查理五世在创造帝王克里斯玛方面拥有非常有利的条件：他的许多臣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与他相同。在美洲，西班牙征服者写的编年史平均每一千个词就要呼唤上帝三次。他们相信，是上帝赐予他们力量、勇气、慰藉、灵感、援助、支持、胜利和健康；上帝拯救他们，保全他们，奖赏他们，宽恕他们；上帝领导他们，佑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并指引他们。在征服美洲的编年史里，出现得比“上帝”更频繁的词只有“战争”、“黄金”，以及“国王”或与之等同的词（“陛下”“皇帝”“王家”），平均每一千个词里出现“国王”等词八次。在欧洲，加蒂纳拉不断敦促主公把上帝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加蒂纳拉自己的行为也树立了引人注目的榜样：1517年8月，也就是查理五世离开尼德兰去西班牙的不久前，加蒂纳拉（未来的首相）来到斯霍特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勃艮第公爵建立了这家修道院，位于布鲁塞尔城墙之外不远处），为了还愿在那里隐居了七个月。就连讲求实际的商人和银行家在商务信函的开头也要写“耶稣”，也要画十字架，信里也随处可见“如果这是上帝的意志”的字样，结尾必写“基督与你同在”。来自勃艮第的职业军人费里·德·居永的《回忆录》把他服役的多民族部队称为“皇帝的人马”，他最乐意做的就是与“异教徒”作战。居永花了好几页的篇幅描写“史上最精彩的比武大会之一”（瓦斯托侯爵在米兰举办的那次），还详细记述了自己与三名伙伴从皇帝宫廷去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之旅，“沿途见证了许多高尚的虔诚善举”。[67]
许多同时代的人对查理五世发出盛赞。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议会在1523年告诉他：“陛下口中的话，就是上帝口中的，因为上帝让您在人间代表他。”三年后，他的一些卡斯蒂利亚臣民得知奥斯曼人在摩哈赤获胜，于是向皇帝表忠心：“陛下不仅是基督教的宗主，还是整个世界的君王。”1528年，他的一名西班牙臣民恳求造物主“永远保护”查理五世的事业，使之“繁荣昌盛，让您成为世界之王”。在罗马的一位谄媚的外交官声称，有些人“再也不信上帝，而是信仰陛下”。[68]在意大利，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在他最著名的长诗《疯狂的奥兰多》（故事背景是查理曼时代）中写了一个预言，说查理五世是“史上自奥古斯都以来最睿智、最公正的皇帝”，有朝一日会“统治全世界”，因为上帝“希望只有一群羔羊，只有一位牧者”。在尼德兰，对于主题为“谁赢得了最高贵、最辉煌的胜利？”的征文，莱顿修辞院[69]的回答是“查理五世”。他们写的韵文戏剧里包括带着雄鹰的朱庇特、石柱前的赫拉克勒斯和夺得金羊毛的伊阿宋，但查理五世的功业超过了所有这些人。[70]
皇帝的其他一些核心信仰也得到众人的认同，包括“只有查理五世亲身到场才能挽救世人于水火”的信念。1548年，卡斯蒂利亚议会宣布：“我们的国王与合法君主的驾临极其重要，与之相比，我们的其他所有资源都黯然失色。”六年后，一位来自阿拉斯的律师提出，查理五世骑马引领大军的形象“鼓舞了每一个”见到他的人，“这是法国人败退的原因之一”。[71]很多人还和查理五世一样，回忆起古旧的恩怨，并寻求报复。1553年埃丹的法国驻军投降时，这位来自阿拉斯的律师心满意足地写道，俘虏当中包括“罗贝尔·德·拉马克先生的孙子，就是那个罗贝尔·德·拉马克在1521年挑战皇帝，引发了那年的战争”。[72]其他人则和皇帝一样，随处都能发现异端思想的威胁，并对其发出严厉谴责。委内瑞拉的西班牙主教在1535年警示道：“陛下不应当允许任何德意志人到美洲来”，尤其是“那些出身卑贱的人，因为我们在本省发现了一些出身低贱的德意志人，他们是异端分子马丁·路德的追随者”。尽管主教只给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但他指出的事态很可能会吸引皇帝的注意。[73]还有一些人效仿皇帝，在做出困难的决策时把自己的良心当作理由：1537年，查理五世在伦巴第的副手恳求他降低对米兰公国的征税要求，从而“满足我的良心的要求”。十年后，新一任伦巴第总督在遗嘱里恳求查理五世偿付他以皇帝的名义贷的款，“从而减轻立遗嘱者的灵魂承受的负担”。[74]所以，查理五世在使用类似的言辞时，他的很多受众已经具备了类似的心态，所以更容易接受。
全球危机的博弈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966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查理五世的文章里，呼吁现代历史学家想象查理五世处于“一场漫长而困难的全球棋局当中，所以我们应当尝试把自己摆到他的位置上”。布罗代尔强调，“这场棋局不遵守通常的规则”，因为查理五世做出的许多选择是由他的对手（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决定的：皇帝去哪里、花多少钱、如何进攻，都受到了敌人的种种限制。布罗代尔认为，等到查理五世退位时，他在地中海已经大体上失败了；与法国打成平局；在意大利和美洲明显取得了胜利，在英格兰和尼德兰似乎也取胜了；还确保他的儿子不会继续面临他在德意志遇到的棘手问题。不过，布罗代尔告诫道：“政治就像珀涅罗珀织的布[75]，永远不会结束。”查理五世驾崩两个月之后，腓力二世失去了英格兰国王的地位；但在六个月之后，法国不得不接受屈辱的和约，并很快陷入内战。[76]
在布罗代尔之后，很少有历史学家对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估。2000年，米谢勒·埃斯卡米利亚[77]也指出：“因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评估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应当尝试在不同地区分别进行评估。”那么我们不妨接受她的邀请，先从尼德兰开始评估，因为查理五世的统治是从那里开始，也是在那里结束的。皇帝常年的财政要求，以及他的历次战争造成的破坏，都耗尽了尼德兰的资源，还激发了几次叛乱。但他逐步吞并了自己继承的尼德兰土地以东的一些省份，给尼德兰带来了政治统一，提高了它的防御能力。若没有哈布斯堡家族的资源来保卫尼德兰，尼德兰肯定会被法国侵占，从而丧失独立性。现代的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都可以说查理五世是它们的开国元勋。[78]
从查理五世当选为罗马人国王到他退位，德意志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而这些变化（如弗里德里希·埃德尔迈尔[79]所说）主要是由于“宗教问题。在这三十六年里，帝国面对的其他问题要么是因为路德的宗教改革，要么与其有关联”。只有一个例外：1530～1531年，皇帝决定支持弟弟斐迪南而不是自己的儿子腓力参选罗马人国王（也就是下一任皇帝）。这个决定预示了查理五世领地的分割。在1550～1551年的激烈争吵之后，斐迪南成功地把德意志转化为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在互相争斗的阵营之间建立了脆弱的平衡。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同时维持两大宗教的国家。[80]
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意大利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529年加蒂纳拉谈成的和约结束了在意大利北部肆虐数十年的内战，也在实质上终结了法国对那不勒斯的图谋。六年后，有争议的米兰公国的本土统治家族绝嗣，皇帝吞并了这个公国，最终宣布，它和西班牙以及西属意大利的其余部分一样，将被传给他的儿子腓力二世。皇帝的这些成功举措保障了西班牙在随后一个世纪里对意大利北部的掌控，对意大利南部的控制甚至更久。
查理五世还改变了西班牙，尤其是卡斯蒂利亚。他是西哥特时代之后第一位统治整个西班牙的君主，所以对推进西班牙的统一进程（是他的特拉斯塔马拉前任们开启了这个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还斩钉截铁地宣布，卡斯蒂利亚位居“我的诸王国之首”。然而，从经济角度看，这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胡安·曼努埃尔·卡雷特罗·萨莫拉计算得出，在查理五世统治期间，卡斯蒂利亚缴纳的赋税增至原先的三倍，达到1100万杜卡特，并且几乎全部“最终流入奥格斯堡、热那亚和尼德兰的银行家手中，他们用这些钱作为抵押来贷款，给查理五世提供经费，去支持他那些往往与纳税者利益相悖的事业”。并且，皇帝留下了巨额债务，迫使他的儿子登基不久之后就宣布国家破产。[81]
皇帝呼吁对一切有异端嫌疑的人采取极端措施（见第十六章），这也改变了西班牙。在他去世两周前，他的摄政者签署了一份宣言，禁止“印刷或拥有任何被宗教裁判所禁止的书籍”，禁止“未经授权印刷任何书籍”，还禁止“传播任何抄本形式的书籍”。次年，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巴尔德斯发布了禁书目录，列举了将近700种图书，差不多一半是用本族语（意思是非拉丁语）写的，包括让·格拉皮翁、巴尔托洛梅·卡兰萨和弗朗西斯科·德·博吉亚的著作（这三位都是查理五世的亲信），以及“任何引用或探讨《圣经》或圣礼的布道文、书信、论文、祈祷文或手抄本”。[82]这些措施，以及其他一些措施，在卡斯蒂利亚制造了人心惶惶的气氛，迫使好几位出现在禁书目录上的作者逃亡，包括博吉亚，他前不久还在托尔德西利亚斯抚慰过胡安娜女王，也在尤斯特抚慰过查理五世。这位后来被封为圣徒的作者于1559年逃到葡萄牙，两年后应召去罗马，于是不得不隐姓埋名地穿过西班牙，时刻担心自己会步卡兰萨的后尘，被投入监狱。[83]1558～1559年的逮捕和检举狂潮意味着（用腓力二世的亲信之一的话说）：“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不知道谁是基督徒，谁是异端分子了。”所以，他的建议是：“大家最好都闭嘴。”[84]尽管这些严厉措施有效阻止了新教在西班牙传播（很少有异端图书在西班牙流传），并且宗教裁判所也在继续残酷镇压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境内的新教徒（几乎全是外国人），但思想的革新遭到了严重的阻碍。
最后，在西属美洲，尽管查理五世对西班牙人首次抵达美洲之后土著人口的急剧减少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也无情地惩戒了那些为他开辟新帝国的人，包括埃尔南·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兄弟。这些人取得胜利之后，查理五世要么将他们边缘化，要么消灭他们，然后皇帝自己去永久性地控制美洲大陆的资源，将其用于他在欧洲的事业。他还立法保护美洲土著居民，防止他们受到殖民者过于残酷的压迫，并创办学校，为土著提供免费教育。
一杯毒酒
查理五世的最大失败在别的方面。托马斯·怀亚特爵士在1558年说，皇帝认识到自己的领地“天南海北，过于分散”，却仍然希望，“因为他不辞辛苦地治理他的领地，将来能够将其发展壮大；他的儿子（或者其他继承人）能够守成，能够学会勤勉地治国，坚信这些土地是上帝赐予他的，所以他必须让上帝满意”。换句话说，查理五世希望，借助他的继承人的勤勉和上帝的佑助，他的帝国能够在他身后完整地长存。[85]
查理五世的这个雄心壮志忽略了两方面因素。首先，如古罗马皇帝发现的那样，“克里斯玛型的权威有一个内在缺陷，即克里斯玛型的领导人不可能有真正的继承人，因为他自己的品格是独一无二的”。查理五世与他的继承人可以说是虎父犬子。腓力王子在1548～1549年的巡游过程中疏远了他父亲的很多盟友和臣民，并且和父亲一连好几个月关系很僵（见第十四章）。腓力成为英格兰国王（见第十五章）之后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儿子令人失望的表现，有一部分要怪查理五世自己，因为他坚持不懈的微观管理和事必躬亲让腓力二世发展出了强迫症型人格（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是肛门滞留人格），使得他非常不适合统治一个全球帝国。16世纪60年代，腓力二世的固执己见激发了他在西班牙和尼德兰的重要臣民群体的大规模反叛；而在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两面作战。[86]
其次，第二种内在缺陷是，查理五世顽固地通过婚姻来推行他的帝国主义政策。查理五世得到他在欧洲的绝大部分领地，是婚姻的结果：少数几个王朝之间连续好几代的互相通婚。尽管这种政策使他的儿子能够把西班牙和葡萄牙统一起来，却也造成了长期的劣势。在查理五世出生之前，近亲结婚就已经缩小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基因库：勃艮第的玛丽的曾祖辈只有六个人，而不是正常情况的八个人。她的儿子腓力娶了自己的远房亲戚胡安娜，胡安娜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女儿，而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也是特拉斯塔马拉家族不同支系之间多次通婚的后代。即便如此，查理五世的“近亲繁殖系数”也仅有0.037；但他娶了自己的表妹，他的儿子腓力二世也娶了自己的双重表妹[87]，于是哈布斯堡家族的“近亲繁殖系数”猛增。腓力二世的儿子和继承人堂卡洛斯的高祖辈只有六人，而不是正常情况的十六人，他的“近亲繁殖系数”达到了0.211，这和兄妹乱伦或父女乱伦的结果（0.25）差不多。[88]
佩德罗·梅西亚和普鲁登希奥·德·桑多瓦尔等历史学家认为皇帝的“血统”是他最重要的财富，这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和查理五世本人似乎都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伊莎贝拉皇后至少五次流产，是否反映了近亲结婚经常导致的生育力受损。皇帝自己的近亲当中发生的一场危机也发出了令人战栗的警告：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的四个儿女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包括皇后）在1537～1540年死亡，而他的继承人若昂王子已经三岁了，“虽然听力和理解力都不错，但还不会说话。他们说，他如果能活下去，很快就会说话”，但“他太虚弱”，所以玛丽亚·曼努埃拉可能会继承王位。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和阿维斯王朝是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呢？他们安排玛丽亚·曼努埃拉和若昂王子分别与自己的双重表亲结婚，即查理五世的孩子腓力和胡安娜。这两对夫妇最后都只生了一个孩子，分别是堂卡洛斯和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而他俩都没有留下子嗣。[89]
当时有少数人指出了近亲结婚的危险，但被置之不理。1568年，教宗庇护五世拒绝准许腓力二世与他的外甥女安娜（他的妹妹玛丽亚和他们的堂兄弟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女儿）结婚，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知道，堂表亲的婚姻从来没有好结果。”这是在暗示，腓力二世于这一年早些时候决定把他的儿子堂卡洛斯囚禁起来，因为他有“先天缺陷”。但国王不顾教宗的反对，仍然迎娶了安娜。他们的孩子当中只有一人长大成人，即后来的腓力三世。[90]两代人以后，在探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他的双重表亲西班牙公主玛丽·特蕾莎[91]结婚的可能性时，一位外交官记述道：“大家谈到了猎狗。我微笑着说，我们双方的主公原本就是近亲，而猎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要强壮的猎狗，就必须让不同血统的狗交配。”但这种顾虑仍然没有发挥作用：路易十四娶了玛丽·特蕾莎，他们的六个孩子中只有一个长大成人。[92]
除了生物学上的沉重代价之外，“婚姻帝国主义”还制造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一方面，通过乱伦的婚姻获取的一些领地距离中央政府很遥远，并且拥有自己历史悠久的战略竞争关系和政治图谋；另一方面，查理五世帝国的构成对他的一些邻国来说，是虽然不活跃但清晰可见的威胁。波兰历史学家瓦迪斯瓦夫·波切哈曾指出，查理五世于1519年当选为罗马人国王，这“标志着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成为西方政治的恒久问题”，因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霸权是国际社会不能接受的。因此，随后两个世纪里西欧政治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其他国家不断试图拆解查理五世积累起来的不同领地。[93]
当时的很多观察者会同意这种看法。1525年，帕维亚大捷之后，帝国军队占领了伦巴第。枢机主教沃尔西得知此事之后指出，如今法国“在三面被皇帝的领地包围，并且法国处于皇帝领地的中央”，所以查理五世或其继承者无论在何时决定发动进攻，法国人都“不得不同时在三条战线设防”；随后两个世纪里，法国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始终是打破（法国人眼中的）哈布斯堡势力对法国的包围。[94]教廷也感到自己被查理五世的领地包围了：西面是撒丁岛，南面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北面是米兰和其他的帝国采邑。哈布斯堡家族的军队于1526年和1527年占领了教廷国的首都；罗马通常依赖于从西西里来的粮食；教廷国在海陆两路的商贸都受到周围的哈布斯堡基地的钳制。因此，教廷对查理五世针对异教徒（无论在地中海还是匈牙利）的“圣战”或者在德意志针对异端分子的斗争，都只会提供程度有限的支持，因为如果皇帝取得更大胜利，哈布斯堡家族就能进一步加强对意大利中部的控制。
那么，查理五世该怎么办呢？他不可能拒绝祖先在婚姻方面的精心谋划给他带来的意外收获；而他唯一一次认真讨论用土地换和平（1544年的“两种方案”）的时候，他的臣民或谋臣都不能就“用哪些领土换和平”达成一致。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四年之后，皇帝的政治遗嘱告诫儿子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任何领土，因为“如果你在任何方面表现出软弱，那就会敞开一扇大门，让一切都受到质疑……最好是现在守住一切，而不是在将来冒着满盘皆输的风险，被迫保卫残山剩水”。[95]
根据查理五世的现代传记作者之一罗亚尔·泰勒的分析，查理五世成为皇帝，还产生了其他一些负面后果。为了当选罗马人国王，查理五世无所顾忌地大肆举债，后来为了打击路德派和土耳其人又在德意志花费了大量资源，结果发现“他手头能够动用的资源总是不够在取得军事或外交胜利之后乘胜追击”。泰勒随后提问：“债务和异端，异端和债务！他该如何避开这两样？”[96]但是，话又说回来，查理五世又能怎么样呢？他在德意志遇到的两个主要问题（新教的传播和土耳其人的进犯）在他当选的时候都还不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之前没有一位德意志统治者曾同时面对土耳其人与法国人的境外威胁和路德派在国内发起的挑战。
成功转瞬即逝
安托万·佩勒诺曾提醒一位外国大使，尽管皇帝有时“手头拮据”，因为“他统治着这么多国家，包括秘鲁”，但他始终能够战胜法王，因为“法王只有一个王国”。[97]这句吹嘘虽然有真实的成分，但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尽管查理五世确实可以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战胜每一个敌人（1526年和1527年打败教宗，1532年和1535年打败苏丹，1529年和1544年打败法国，1547年打败德意志新教徒），但他的众多敌人迟早会联合起来，迫使查理五世打一场新的战役。皇帝也许曾经期望帕维亚大捷能让他获得有利的和平，让他能够去德意志消灭马丁·路德的追随者，然后去匈牙利领导基督教世界的力量对抗土耳其人。然而弗朗索瓦一世与教宗、英格兰、好几个意大利邦国组成了反哈布斯堡的科尼亚克联盟，最终甚至还和奥斯曼苏丹结盟。查理五世每一次取得成功之后，力量平衡迟早会发生变化，抵消他的每一次成功。
多年后，路德派的市政官员巴托洛梅乌斯·萨斯特罗打断自己的《回忆录》的叙事，强调了“查理五世皇帝的好运气和坏运气”。他认为，查理五世在1547～1548年“武装的帝国会议”上强加于德意志的宗教政策给他带来了噩运：
让我的孩子们铭记查理五世皇帝取得的辉煌成功，以及在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当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可以打破自己“不干涉《奥格斯堡信条》”的诺言。出于对教宗的爱，皇帝陛下考虑向路德的坚固堡垒发动进攻。从此刻起，皇帝的好运气就变成了噩运，他的所有事业都以失败告终。
查理五世在尤斯特的时候曾考虑，他应当在“德意志的战争结束后”就退位，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不会损失声望；而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导致他声望大跌”。[98]
在这个问题上，路德派市政官员和天主教皇帝的意见是一致的：在1548年以前，查理五世在欧洲和美洲高奏凯歌，节节胜利。这让我们很容易忽略他获得的成就是多么辉煌，以及他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难才取得这些胜利。1532年5月，当查理五世正在养伤（之前从马背跌落）并准备与德意志路德派和土耳其陆海军对战的时候，洛艾萨写道：“我恳求陛下保持心情愉快，不要为了您周围的问题这么严重而抑郁。因为您的任务虽然极其困难，超出了人力所及的范围，但您大可以放心，您的良苦用心和坚定信仰一定能够帮助您取得光荣的胜利。”[99]不久之后，皇帝果然离开了病榻，战胜了所有敌人。那么，在1550年之后他为什么不能再铸辉煌呢？
当时的有些人认为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1542年春季，也就是皇帝在阿尔及尔惨败之后，一位法国使节向一位英格兰使节提了一系列反问，暗示查理五世统治着一个注定灭亡的帝国：
英格兰是一个永恒的王国，法国也是。你我的主公，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传承将会延续千秋万代。我们处于同一种气候当中，我们的肤色相同，我们生活在一起。皇帝只不过是一个人，等他死了之后，某个德意志人会成为皇帝，我不知道是谁。西班牙确实也是一个王国，但光是西班牙有什么用？……至于意大利，等皇帝死了之后，谁会成为意大利的主人？[100]
这些预言都错了。单单一个西班牙就足以让腓力二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君主；尽管查理五世未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把全部领地传给儿子，它们却都处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并且，尽管范围有限的基因库和不利的力量平衡最终挫败了查理五世的雄心壮志，更好的管理却能延缓他的帝国的分崩离析，尤其是如果他能继续将权力下放的话（正是这种政策缔造了他早期的成功）。然而，在1548年之后，他忽略或拒绝自己不喜欢的建议，只接受与自己相同的观点，只相信能够支撑自己观点的证据。最终，“团体迷思”渗透了帝国政府高层的每一个级别。
1551年9月，帝国驻罗马大使迭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通常情况下，他是有独立见解的人）给皇帝发去了一份文件，分析了特伦托会议受到的潜在威胁，包括德意志路德派可能动武。门多萨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这肯定是有可能的，因为凡事皆有可能”），但“我们可以认为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仅因为陛下在德意志的权威如此之高，超过了以往，还因为路德派缺少领袖”。皇帝及其亲信想听的就是这个，于是他们接受了门多萨的意见，尽管（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事实证明它是错误的。[101]“团体迷思”，再加上对“恺撒的好运气或者神迹会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坚定信念，使查理五世拱手让出自己在德意志的优势地位，于是他的帝国的完整性遭到致命打击。
1945年，约翰·赫伊津哈声称：“查理五世的整个政治生涯可以这样概括：起初是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好运气，然后是几乎持续不断的错误、目光短浅的行为和失败。”五十年后，约翰·罗伯逊断然否定赫伊津哈的评价：“查理五世的统治重塑了欧洲政治。现代历史学家也许会强调他行使权力时受到的局限”，但“他继承的领地如此广袤，让他得以缔造自罗马帝国以来还不曾有过的强大君主国”。[102]凭借好运气和优越的资源，查理五世保护并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地位。1515年的时候，三位“年轻的强大君主”（查理五世、亨利八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似乎要“永久性地互相厮杀”，但这三位当中只有查理五世笑到了最后。1554年，也就是他的两位竞争对手去世的七年之后，查理五世率军最后一次成功地征讨了法国，并且他的儿子成了英格兰国王。和成功一样，失败也是相对而言的。尽管查理五世的雄心壮志一再受挫，但他掌握的权力之大、掌权时间之久，超过欧洲古往今来的其他任何一位统治者。他在大西洋两岸拥有的领土之广袤也远远超过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君主。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他自己也许会选择这样的标准），他的成功远远超过他的失败。
但我们为什么要接受皇帝愿意接受的衡量标准呢？1972年，费尔南·布罗代尔调皮地警示了为16世纪的大人物立传的风险：
为这样的古人立传时，我们会不会无意识地写了太多关于我们自己、我们所在时代的东西？马塞尔·巴塔永[103]笔下的伊拉斯谟很像马塞尔·巴塔永。我自己花了四十多年研究腓力二世。我曾努力小心翼翼地与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保持距离，但我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在尝试为他辩解，无疑是因为我希望更好地理解他，让他起死回生。[104]
为了更好地理解查理五世、让他起死回生，我有没有试图为他辩解呢？我是不是始终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了恰当的距离呢？腓力二世人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书房闭门不出，而查理五世与他儿子不同，酷爱世人的关注。他自己炮制出大量文献，其他人则创造了更多。因此，有大量史料留存至今，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来评判他。按照21世纪的标准，他的个人缺陷和弱点会损害他的形象，但查理五世的同时代人的评价肯定是正确的：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取得了不寻常的成就。
[1] Braudel，‘Les emprunts’，200.
[2] Von Ranke，Deutsche Geschichte，Ⅴ，366-70，‘Sommaire de l’Ambassade de feu monsieur de Vienne vers l’empereur Charles Ⅴ，en l’année 1550’，有一节题为“Des pars bonnes ou mauvaises qui sont en l’empereur”。马里亚克于1539～1543年担任法国驻英格兰大使，1547～1551年担任法国官驻查理五世宫廷的大使。ASF MdP 3464/29-70，Serristori to Duke Cosimo，17 Sep. 1547给出了马里亚克的论断（关于皇帝的虔诚名声带来的好处）的一个显著例子：赛里斯托利说，查理五世不可能参与了前不久对皮耶路易吉·法尔内塞的谋杀，“因为他是非常优秀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君主”。
[3] ASF MdP 4308，unfol.，Bernardo de’Medici to Duke Cosimo，Augsburg，19 Jan. 1551.
[4] Gayangos，Relaciones de Pedro de Gante，34 （险些溺死）；Gachard，Voyages，Ⅱ，156 （关于昂布瓦斯事件的两种史料，1539年12月14日）。Buttay-Jutier，Fortuna，391 and 419-20，讨论了Girolamo Borgia写于1544年的未发表论著，它分析了查理五世“极好的运气”。
[5] RVEC，794-9，Salinas to Ferdinand，18 Mar. 1537；Vilar Sánchez，Carlos Ⅴ，397-9 （关于他1532年摔下马造成的损害）。
[6] Gayangos，Relaciones de Pedro de Gante，195 （奥兰治亲王死于1544年圣迪济耶围城战期间）。
[7] Henne，Histoire，Ⅷ，298 （letter from Roeulx to Marie，1546 关于这次刺杀企图）；Sastrow，Herkommen，Ⅱ，50-5 （关于哗变者，另一份英文资料可见Social Germany，219-20）；Greppi，‘Extraits’，145，Stroppiana to duke of Savoy，24 Aug. 1547 （关于那名喝醉酒的士兵）。查理五世的好几个敌人是被暗杀的，包括皮耶路易吉·法尔内塞、洛伦齐诺·德·美第奇，还有林孔和弗雷戈索。
[8] “我的海因里希”即拿骚伯爵海因里希三世。拿骚伯爵威廉是他的弟弟，也是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即荷兰国父）的父亲。
[9] Michaud and Poujoulat，Nouvelle collection … Vieilleville，113-15，‘Entretien de M de Vieilleville avec le comte de Nassau’ in 1551. 拿骚伯爵特别担心他的儿子奥兰治亲王威廉“永远得不到皇帝的恩宠”，因为他不是西班牙人。这么想就多虑了。
[10] 具体来讲，他把玛格丽塔托付给廷臣André de Douvrin；把塔代娅托付给Joanna Borgognona（她陪身怀六甲的塔代娅母亲从查理五世的宫廷去意大利）；把胡安娜托付给拿骚的海因里希；把赫罗尼莫托付给路易斯·基哈达；更多细节见本书第十四章。关于查理五世要求儿子成为“真正的卡斯蒂利亚王子”（verdadero príncipe de Castilla），见FBD，ch. 1。
[11] BL Cott. Ms. Vespasian C.Ⅱ/105-6，Thomas Boleyn and Richard Sampson to Wolsey，8 Mar. 1523；NBD，Ⅵ，338-41，Charles to Ferdinand，Bruges，2 July 1540 （‘je ne puis estre soubstenu sinon de mes royaulmes d’Espaigne’）；Braudel，‘Les emprunts’，195 （‘un pour les Pays-Bas，quatre pour la Castille’）. 在1556年夏季，腓力二世确认，自1551年以来，西班牙向尼德兰输送了1100万杜卡特的现金或贷款，用来给他父亲的战争支付军费，见AGS E 513/114，未写题目的文件，但其开头写道，“La magestad del rei nuestro se?or hoyó”。
[12] HHStA Belgien PA 35/1/256-66，Charles to Granvelle，［28］ Dec. 1541；HHStA Hs. Blau 596/1/7 and 11，Charles to Ferdinand，8 Mar. and 10 May 1542. Kohler，Carlos Ⅴ，130-5列举并评估了为查理五世效力的德意志大臣。
[13] Lanz，Aktenstücke，Ⅱ/1，128-9，Elna and Le Sauch to Margaret，London，19 Mar. 1520；AGS E 1555/103，Charles to Miguel Mai，16 May 1529（为没能恰当地回复他的七封信而道歉，因为他缺少正确的解码密钥）；AGS E 1555/130，Charles to ‘Fulano y fulano，mis embaxadores’，16 Sep. 1529。又见AGSE K 1485/6，Granvelle to Los Cobos，6 Jan. 1540，格朗韦勒向他最亲密的同僚道歉，说他“不能亲笔写信，因为我不会写［西班牙文］”；and AGS E 638/88，是洛斯·科沃斯与格朗韦勒在1532年2月合写的一份奏章，洛斯·科沃斯用西班牙文写，格朗韦勒用法文写。查理五世用每一位大臣的母语给他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