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9年，查理五世的图书馆员威廉·斯努卡特·范·斯豪文堡（也是皇帝最早的传记作者之一）斩钉截铁地表示：“像基督、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一样，我们的皇帝查理五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迹写过一本回忆录。”比森特·德·卡德纳斯·比森特（Vicente de Cadenas y Vicent）在1989年出版的BNF Ms. Port. 61当中提出，“相关的疑问太多，所以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应当接受”上面说的回忆录是真实的，因为“它是一份真实性无法证明的文件的译本”。特别是，“纸张的水印似乎与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水印不同”，并且“这份手抄本来到巴黎的经过也是一个谜，所以没人知道它是怎么来到法国王家图书馆的”。[1]
这些异议是很容易驳斥的。首先，BNF Ms. Port. 61所用的纸张的水印与1595年佩皮尼昂（加泰罗尼亚的第二大城市）的一批纸张相似；其次，这份手抄本可能是在1668年，和枢机主教马扎然收藏的其他手抄本一起来到法国王家图书馆的。马扎然是查理五世的曾孙女、法国摄政者奥地利的安娜的主要谋臣。该手抄本进入王家图书馆的时间肯定早于1791年，因为它上面有法国王室的徽章，而如果它在1791年之后进入图书馆，就会被盖上法兰西共和国的徽章。[2]著名的目录学家贝尼托·桑切斯·阿隆索（Benito Sánchez Alonso）认为，这份手抄本是1620年有人在马德里为罗德里戈堡侯爵曼努埃尔·德·莫拉制作的，后来罗德里戈堡侯爵的藏书被马扎然购买，于是它最终来到了法国王家图书馆。[3]
至于斯努卡特·范·斯豪文堡说的查理五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迹写过一本回忆录，这种说法被皇帝的宫廷总管纪尧姆·范·马勒在1550年7月写的一封信彻底驳倒了：在前一个月在莱茵河上航行的闲暇时间里，“皇帝开始记录从1515年到今天他的所有旅行和作战”。范·马勒声称，尽管他之前给主公提供过一些“文本和建议”，但皇帝大体上是根据自己的记忆来写作的。并且当年晚些时候，在范·马勒的帮助下，皇帝在奥格斯堡修改了这部自传。[4]何塞·路易斯·贡萨洛·桑切斯-莫莱罗（José Luis Gonzalo Sánchez-Molero）曾提出，这是“一项庞大的自传事业”的一部分，也许是以皇帝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从事的自吹自擂的文学工程为蓝本，也许是为了引导皇帝希望为他立传的专业历史学家。[5]
BNF Ms. Port. 61开头插入的一段西班牙文的注释说，查理五世在1551年把这部《回忆录》带到了因斯布鲁克，但于次年春天将其送给正在西班牙的儿子，因为他担心路德派军队会俘虏他本人并缴获他的财产。[6]皇帝也许打算在尤斯特继续写《回忆录》，因为他在那里的少量藏书包括好几部历史著作；少数到尤斯特拜访他的人当中有两位历史学家：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和路易斯·德·阿维拉·苏尼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皇帝最后没能写成，因为他的最后一轮疾病突然发作，挫败了他的计划。皇帝在尤斯特的时候肯定把书稿带在身边，因为范·马勒在主公去世后愤恨地抱怨，“路易斯·基哈达几乎动粗，从他手里夺走了他和皇帝陛下一起撰写的《回忆录》”。查理五世驾崩后，人们在清点他的财产时发现了“一个黑色天鹅绒的文件夹，属于纪尧姆·范·马勒，内有若干重要的封印起来的文件，被路易斯·基哈达拿走，呈送给国王陛下［腓力二世］”。也许《回忆录》就在其中？[7]
曾与腓力二世密切合作的西班牙文物学家安布罗西奥·德·莫拉莱斯在1564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了皇帝的《回忆录》，赞扬皇帝“尽管戎马倥偬，还是勤奋地写了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书，连续记载他的事迹”。从这些措辞来看，莫拉莱斯可能读过那部书。而且，在某个时间点，腓力二世将皇帝的《回忆录》托付给秘书弗朗西斯科·德·埃拉索，因为在1569年，范·马勒的门客和御用编年史家胡安·派斯·德·卡斯特罗告诉一位同僚：“我恳求国王陛下允许我读读皇帝为他的每一次战争做了什么样的解释，尤其是德意志战争［1546～1547年］。国王陛下回答说他同意，让我去找埃拉索。”[8]
也许，在埃拉索死后，皇帝的《回忆录》被送到了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因为该修道院的图书馆在17世纪初制作的与查理五世有关的手抄本目录里包括一部题为《他的历史，用法文写成》的手抄本。但在这之后，查理五世的《回忆录》的原稿就销声匿迹了。[9]1620年，原稿肯定在马德里，因为有人将其翻译成葡萄牙文；但这两个版本随后都消失了，直到1860年比利时学者凯尔文·德·莱滕霍弗（Kervijn de Lettenhove）在去巴黎做研究时偶然发现了葡萄牙译本，并将其翻译成法文，于两年后出版。凯尔文的译本虽然有不计其数的错误，但还是很快被翻译为英文、西班牙文和德文。[10]
1913年，阿尔弗雷德·莫雷尔-法蒂奥（Alfred Morel-Fatio）在他出版的《查理五世史学史》（Historiographie de Charles-Quint）中提供了葡文版全文、一个质量好得多的法文译本、渊博的介绍文字和大量注释。1958年，为了纪念查理五世去世四百周年，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Manuel Fernández álvarez）出版了葡文版的西班牙文译本，还写了一篇非常有帮助的序言（再版于CDCV，Ⅳ，459-567）。1989年，卡德纳斯·比森特在《查理五世皇帝的所谓〈回忆录〉》（Las supuestas ‘Memorias’）中发表了葡文版的每一页和西班牙文的对照翻译，并写了一篇序言，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
尽管卡德纳斯·比森特认为BNF Ms. Port. 61的真实性“缺乏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证据”，但这部手抄本看上去确实是以查理五世于1550年夏秋在范·马勒协助下用法文撰写的《回忆录》为底本，于1620年在马德里制作的那个葡萄牙文译本。因此我在本书中大量引用了这部《回忆录》。1913年，阿尔弗雷德·莫雷尔-法蒂奥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查理五世《回忆录》和他于1543年5月6日给儿子的秘密指示的原稿。他的第二个愿望在一个世纪之后实现了：我确认HSA Ms. B 2955 a就是查理五世的那篇亲笔指示。也许他的第一个愿望有朝一日也能实现，但在那之前，研究查理五世的历史学家都必须依赖于BNF Ms. Port. 61。[11]
附录二：查理五世遗体的历史[12]
查理五世于1558年9月21日在西班牙格雷多山区的圣哲罗姆修道院去世。人们遵照他的意愿，将他安葬在那里。十六年后，腓力二世将父亲的遗骸转移到新建的埃斯科里亚尔圣洛伦索王家修道院，那里有为他的王朝准备的陵墓。1654年，根据腓力四世的命令，当地修士准备毕恭毕敬地将皇帝的遗骸从“旧棺材”转移到刚竣工不久的先王祠内“一具用风干的木材制成的新棺材”时，发现了一个“配得上皇帝的地位的奇迹”：
……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值得永恒的敬慕……在他去世九十六年之后，他的遗体仍然保存完好，近看之下，他那充满英雄气概的身体似乎完美无缺：坚毅的面容，五官体现了上天赐予他的聪明才智；天庭饱满，足以承载所有那些胜利的桂冠；双目睁开；浓密的胡须，曾让教会的敌人不知多少次战栗；强壮而有活力的胸膛，显示出他不可战胜的勇气和英勇无敌的心；不屈不挠的强壮胳膊，捍卫了我们的信仰。
“他的全身没有一处腐坏，就连手脚（他在世的时候，手脚都饱受痛风病的折磨）上的指甲和趾甲也完好无损。”皇帝的不腐之身“让一些人相信他是圣徒”。[13]
在21世纪，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热带病（尤其是疟疾）专家胡利安·德·苏卢埃塔·塞夫利安对皇帝遗体不腐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注意到，查理五世是在9月底去世的，恰恰就是“在哈武戈[14]那样的地方，火腿被放入岩洞”的季节。在尤斯特停放皇帝棺材的小墓穴内，每年冬季，气温都会降到零下，所以查理五世的遗体受到了类似于腌制火腿的处理。到1574年，他的儿子命令将皇帝遗体转移到埃斯科里亚尔的时候，遗体已经变成了干尸。[15]
1654年，棺材被敞开了一段时间，让“所有人都能瞻仰”；但此后（除了入侵西班牙的法军在1809年短暂地打开过墓地之外），皇帝的干尸就安宁地躺着，直到1868年西班牙的光荣革命[16]之后，他的墓地成了一处旅游名胜。1870年12月9日，西班牙政府邀请好几位外国使节及其家人从马德里去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参观皇帝的棺材（此时是敞开的）。英国大使阿瑟·莱亚德爵士描述了他的见闻：
皇帝的遗体被裹在白色亚麻布和红色丝绸当中。头上戴着一顶白色亚麻布的无檐帽，帽子上有金线刺绣。在场有一两个人假装能辨认出提香画的肖像上的面部特征，但我觉得这太夸张了。唯一与肖像相似的特点就是下巴，它很有特点（从这张照片上能看得出），非常有奥地利风格。下巴上长着很短的红色胡须。对一具干尸来说，保存得相当好。手脚都很小，很娇弱。
另一位观察者注意到，“他的一条腿曾受过伤，愈合得不好，骨头错位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皇帝1532年摔伤的后果。莱亚德命令马德里画家比森特·帕尔马罗利·罗德里格斯为皇帝遗体画了“油画的写生”，后来这幅画被拍照，并做成明信片出售（见彩图39）。[17]
十八个月后，小说家佩德罗·安东尼奥·德·阿拉尔孔·阿里萨“遵照在马德里度夏的美丽女士们的请求”，参观了“皇帝遗体的第二十次公开展出”。走进先王祠之后，“我们亲眼看见了查理五世敞开的墓地，前方是专门为了展览而搭建的架子，上面摆着棺材，棺材盖被换成了玻璃”。透过玻璃，他们可以看见皇帝“强壮的干尸，从头到脚全裸，保存完好，不过有些干瘪了”。他特别注意到“高高的、非常饱满的胸腔，以及他宽阔而凸起的肩膀，他的头骨很有特点，他拥有很典型的奥地利家族的面部特征，包括张开的嘴和凸出的下巴，这是他的下颚前突症造成的”。阿拉尔孔强调：“这不是骷髅，而是覆盖着深色皮肤的肉体，仍然看得见几根睫毛和眉毛，以及他的胡须和整齐的头发。”[18]
1871年秋季，棺材没有被玻璃覆盖的时候，画家马丁·里科·奥尔特加花了好几天画皇帝遗体的素描。他也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观察结果：“我注意到，他嘴边的胡须被修剪得很整齐，仍然是一种深栗色，而不是肖像里那种灰白色。”他抱怨道：“在画这张素描之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难，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多的障碍和麻烦，因为除了我必须保持一个难受的姿势（我的身体弯成了C形）之外，我距离写生对象只有30厘米。”以里科的素描为基础的雕版画于1872年1月发表在《马德里画报》（La ilustración de Madrid）上。[19]
里科吃了很多苦头才捕捉到皇帝的准确形象，再加上帕尔马罗利的画，就解决了一个关于皇帝外貌的问题。艺术史学家黛安娜·博达尔曾指出，查理五世年轻的时候，人们普遍谈论他的下颚前突症，而随着他年岁增长，越来越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提香那样的艺术家会掩饰这个特点，所以有些人甚至怀疑查理五世是不是真的有下颚前突症。帕尔马罗利的画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疑问：皇帝的下巴确实非常凸出。[20]
1936年，流亡到巴黎的西班牙共和派人士胡利安·德·苏卢埃塔“看到［西班牙］内战期间拍摄、在国际新闻界发表的一张照片，显示一名民兵似乎在搂抱皇帝的干尸，半是开玩笑。干尸的眼睛是睁开的，仿佛要开口说话”。[21]五十年后，苏卢埃塔读到一种新技术，据说可以给干尸重新补充水分，从而对其开展临床试验。他回忆起了自己看到的那张展示皇帝干尸的照片，还想起查理五世是死于疟疾的。于是，苏卢埃塔请求胡安·卡洛斯国王允许检查先王祠内的皇帝遗体。
国王拒绝了，但在2005年，西班牙国家遗产管理局（Patrimonio Nacional）的一名成员提醒苏卢埃塔，“埃斯科里亚尔的圣洛伦索修道院的圣器收藏室内有一个盒子，里面藏着皇帝的一根小指”，因为1868年革命之后，有个参观皇帝棺材的人取下了他的一根指头。马丁·里科的讣告也支持这种说法，其中说，里科在埃斯科里亚尔居住的时候，每天去参观先王祠，负责管理钥匙的官员厌倦了每天给他开门，于是“把钥匙托付给里科，他不需要的时候就把钥匙放在自家。有一名导游听说了这件事情，于是来到里科家，说有个外国人非常想看皇帝的干尸，请求里科把钥匙借来用一下。里科同意了”。查理五世的遗体躺在墓地前方架子上的棺材里，并且没有玻璃保护，这个好奇心重的游客似乎利用了安保的松懈，“向一名警卫行贿20雷亚尔，换取皇帝的身体的一部分。警卫把手伸进棺材，取下了一节手指”。[22]
1870年9月14日，也就是莱亚德、帕尔马罗利、阿拉尔孔和里科到访之前，这节手指辗转到米拉夫洛雷斯侯爵及其妹妹（孀居的马尔托雷尔侯爵夫人）手中。1912年5月31日，他们把手指还给阿方索十三世国王，并附了一封信，保证这节手指“来到我们手中，并非我们的本意，因为我们绝对没有试图获取或保留它”。阿方索十三世将其送回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那里的修道院院长没有为此重新打开墓地，而是将其放进圣器收藏室的一个上锁的红色盒子里。[23]
苏卢埃塔受到这些信息的启发，于是请求胡安·卡洛斯国王允许他检查那根手指。这一次国王同意了。2005年，苏卢埃塔在佩德罗·阿隆索博士的陪同下回到埃斯科里亚尔。阿隆索博士在巴塞罗那大学医院的奥古斯特·皮·苏涅尔生物医学研究所工作，他的实验室在寻找防治疟疾的疫苗。苏卢埃塔后来回忆说，圣洛伦索修道院的院长打开了那个红色盒子，“里面的手指用特殊的纸包裹着，不是我们用来打印的普通纸。修道院院长打开了纸包，戴上白手套，触碰皇帝的手指时毕恭毕敬”。这根已经干尸化的手指的保存状态良好，被“放进一辆灵车，由国民警卫队”护送到巴塞罗那。经过医学检测，发现了“大量疟疾寄生虫，就是害死了皇帝的那种寄生虫”，还显示出严重的痛风病。[24]随后，这根手指被送回到埃斯科里亚尔的圣洛伦索王家修道院，放回圣器收藏室的那个上锁的红色盒子里，今天的编号为Patrimonio Nacional，#10044506。
但是，紧锁的红色盒子里的手指真的属于查理五世吗？有一种相反的证据。里科在1871年给画家马里亚·福尔图尼的一封信中写道：“他下葬的三个世纪以来，身上没有留下任何岁月的痕迹。与你可能读到或听到的相反，我可以保证，他的遗体绝对完好无损，什么都不缺。”[25]里科显然在试图驳斥关于皇帝遗体某些部分遗失的说法。因为米拉夫洛雷斯侯爵说在1870年9月的时候他拥有那节手指，所以里科要反驳的很可能就是这种说法。有意思的是，尽管里科从很多角度画了皇帝遗体的素描，但没有一幅完整呈现了皇帝的左手。里科对皇帝左手小指的描绘总是在第一个关节处戛然而止。里科坚持说皇帝遗体是完好无损的，是不是为了防止有人怀疑他参与了偷走手指的事情？
DNA检测能够确定手指是否属于查理五世，但巴塞罗那大学医院没有获得执行DNA检测的许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确凿无疑地把紧锁的红色盒子里的手指与棺材内的遗体或拥有哈布斯堡基因的人联系起来。[26]不过，三方面的考虑可以支持我们的推断。尽管米拉夫洛雷斯侯爵没有解释他是如何获得那节手指的，也没有说他是怎么知道它属于查理五世的，但他是一位显赫的廷臣，他的妹妹是王后和王太后的侍从女官：他们这样身份的人，如果不是确信那节手指属于查理五世，是不会主动将其归还给国王的。与之类似，1912年的那位圣洛伦索修道院的院长显然也相信那节手指属于查理五世，因为他将其包裹在特殊的纸里，放在紧锁的红色盒子内，然后保存在圣器收藏室。
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巴塞罗那大学医院为干尸化的手指重新补水，并做了检测，证明这根手指属于一个患有严重痛风病的人，并且他两次感染了几乎肯定致命的疟疾，并且他的遗体成了干尸。这都与查理五世的情况吻合。当然，其他人的遗体同时符合这些条件也不是不可能，但概率实在太低了。因此我接受胡利安·德·苏卢埃塔及其同僚的观点，即他们检测的手指确实属于查理五世。
附录三：查理五世给腓力二世的最后指示[27]
《德意志皇帝与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放弃西班牙王位之后给儿子腓力二世的建议》已经有了英文印刷版（1670年出版于伦敦）和法文印刷版（1699年出版于柏林）。此外还有一种德文版、至少二十五种意大利文版和至少二十三种英文版的手抄本存世。除了两个例外，这些手抄本可以分为三类：有40张对开纸（或少于40张）的版本；40张到80张对开纸的版本；更长的版本，分成上、下两部（两个印刷版也属于这一类）。[28]
两个例外之一是维也纳的皇室、宫廷与国家档案馆（Haus-，Hof- und Staatsarchiv）保存的《皇帝让位于他的儿子即国王时给出的理由》（Ragionamento de l’imperatore fatto，quando rinontio tutti suoi regni et stati al re，suo figiuolo，以下简称《理由》）。这份手抄本描述了一次有显赫贵族和大臣见证的会议，时间是1556年1月16日下午4点，地点是皇帝在布鲁塞尔的王家园林内的小屋。查理五世给了儿子一个盒子，内有“拉丁文和卡斯蒂利亚文的许多份遗嘱和许多指示”，以及一个印章。皇帝曾用这个印章签发一份文件，宣布如果他作战时被法国人俘虏，腓力应当拒绝一切赎金的要求。[29]这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宣读各种正式文件，将卡斯蒂利亚王国、阿拉贡王国和西西里王国让给腓力。每读完一份文件，查理五世就宣布：“我同意并确认。”然后他和在场的好几个人签了名。这份手抄本的匿名作者提到，查理五世为自己没有在六年前（他的事务处于较好状态的时候）退位表示懊悔，并说：“‘每个人都可以做三件事情：抗议……’但随后他停了片刻，说他不记得另外两件事情是什么了。”这份手抄本随后写道，查理五世说了“其他很多极其审慎的话”，“引起大家的惊叹和同情，因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人竟然如此谦卑”，但手抄本没有详细记录皇帝究竟说了什么。[30]
这些“极其审慎的话”也许被浓缩到了第二个例外当中：这是唯一一份已知的提及“最后指示”的西班牙语文件，只有一张纸，标题为《光荣的查理五世皇帝前往西班牙时给儿子腓力二世国王留下的指示：关于最佳的治国之道》（以下简称《指示》）。[31]这份手抄本极其简练，所以如果光是读它的话，很难读懂。所以它可能是皇帝在接见儿子之前做的笔记（他在1529～1530年会见教宗克雷芒七世之前就做过笔记，见彩图13；几个月前他发表让出尼德兰统治权的演讲之前也做过笔记），或者是父子俩会谈时某个在场的人做的会议纪要，时间也许就是1556年1月16日。
这两份文件都没有标明时间，但看上去都是真实的。我们从其他史料可以知道，《理由》中列举的与会者确实参加了1月16日的会议。而在这次会议上，皇帝也确实交出了遗嘱，签署了退位书。在这样庄严的场合，查理五世可能确实发表了演讲，《指示》可能也确实指的是他在那一次说的话。文件中可以看到查理五世向儿子讲话时常用的“您”（vos）；《指示》的绝大部分内容是重复皇帝之前给过的建议。唯一的例外是这样的建议：“有必要做一个优秀官员的名单”，以确保只奖赏有资格得到奖赏的人；以及“从你的王国驱逐摩尔人”的命令（加蒂纳拉在三十多年前就敦促皇帝这么做）。[32]
所以，查理五世在1556年9月与儿子分别之前，也许确实给过儿子“关于最佳的治国之道”的最后指示，而《指示》就是存世的唯一相关记载。[33]
但其他所谓的包含了皇帝“最后指示”的手抄本，就不是那么值得信任了。问题倒不在于缺少原稿，因为其他一些真实性万无一失的文件也没有原稿存世，比如查理五世在1548年的政治遗嘱、他的《回忆录》和他在1543年的秘密指示（2009年发现了原稿）。主要的问题在于，文风不对，包括“最亲爱的儿子”的说法［查理五世总是很严肃地称呼“儿子”（Hijo）］，大量采用古典文学和历史的典故（查理五世的其他文字很少引经据典）。另外，可信度最高的段落却绝大部分是近代早期很多“父亲给儿子的忠告”那种陈词滥调。其中详细的政治建议完全没有涉及1553年之后的事件；并且很多日期和事件都不正确。[34]
“最后指示”的诸多版本中，标注时间最早的一种是1592年8月20日，也就是皇帝退位的几十年之后。这是一份意大利文的手抄本，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35]的意大利教师贾科莫·卡斯泰尔韦特罗献给他的。詹姆斯六世肯定相信这份手抄本是真实的，因为他在六年后撰写给自己的儿子的政治遗嘱《帝王的馈赠》（Basilicon Doron）时参考了它。将《帝王的馈赠》翻译成西班牙文的约翰·彭伯顿也相信那份手抄本是真实的，并且特地将这两份文件联系在一起：“正如查理五世给他的儿子腓力二世的指示被翻译成绝大多数语言，也有了很好的英文译本，我们希望陛下的英文指示也会被忠实地翻译成西班牙文，丝毫不减其光辉。”[36]彭伯顿相信“最后指示”有西班牙文的原稿，这种信念也许源自亨利·霍华德勋爵（他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廷臣，也是詹姆斯一世的大臣），他准备了好几个版本的所谓英文译本呈送给女王。其中一个版本据说是“查理五世皇帝临终前给儿子腓力二世的最后指示的副本，从西班牙文译出”；另一个版本据说是“查理五世在放弃西班牙王位时给儿子腓力二世的政治指示”。[37]
霍华德说“最后指示”是查理五世放弃西班牙王位时给出的，这表明霍华德也许使用过一个真实的原稿，因为它与上述的两份真实的文件吻合；并且，乍看上去，他的说法，即“这篇短文最初是用西班牙文写的，后来偶然落入我手中”，似乎也可信。但霍华德从来没有说他是根据西班牙文原稿翻译的。[38]他很有可能是从一个意大利文版本翻译的。霍华德可能是在1592年12月将译本献给女王的，所以也许他剽窃了卡斯泰尔韦特罗的文本，毕竟卡斯泰尔韦特罗在去苏格兰的途中曾在英格兰停留一段时间，并且他和霍华德有很多交集。[39]所以，要么是卡斯泰尔韦特罗捏造了查理五世“最后指示”的众多较短的意大利文版本的底本，要么是他抄录了一份之前就存在的文本（那些相互间很相似的意大利文版本都没有标明时间，所以其中一份或更多份可能是更早写成的；但这些版本都不能与查理五世本人撰写的任何东西扯上关系）。
霍华德暗示，“最后指示”还有一个更长的版本存世：他在英译本的献词中告诉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这篇文章似乎只是一部更长著作的缩略本，这位经验丰富的皇帝在其中更详细地阐述了治国之道。”他哀叹道：“不管多么努力，我都未能找到更长的版本，要么因为它已经消失在时间的摧残之下，要么因为，如某些人所说，西班牙国王将其严格保密，留作特殊用途，就像罗马人保存西比尔女预言家的神谕一样。”[40]也许霍华德在1592年向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献上手抄本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较长的意大利文版本存世；而一个世纪之后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谋臣和宫廷史官安托万·泰西耶为了教育选帝侯的儿子而出版一个法文译本的时候，肯定有某些版本存世。泰西耶说，他用的是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收藏的意大利文版，后来一位“***先生”（原文如此）花了大价钱买下了这份手抄本，“交给译者使用，译者将其从意大利文翻译成法文，因为选帝侯的公子殿下的法文水平比意大利文水平高”。[41]泰西耶将“指示”分为两部分：一是在和平时期如何治国；二是在战时如何领导国家。其他一些版本，比如大约1740年为波兰国王兼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的孩子准备的德文版和意大利文版，则正式将文本分成两部分，篇幅超过100页。[42]
尽管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统治者像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和“***先生”一样，相信他们请人准备的文本是真实的，但我们很难不同意E. W. 迈尔在1919年给出的评判：查理五世“最后指示”的所有意大利文版本都是以一份伪作为基础的，这意味着所有的译本也都是以伪作为基础的。我们也很难不同意卡尔·布兰迪的意见：因为皇帝的崇高地位以及他的其他（真实的）指示的广泛传播，尤其是1548年的政治遗嘱，所以他有了一种近似神话的权威，人们愿意把伪作冠以他的大名，并且（随着时间流逝）后人不断对其添油加醋。所谓“最后指示”的作者绝不是查理五世。[43]
附录四：“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皇帝陛下的女儿”[44]
热尔梅娜·德·富瓦是天主教国王斐迪南的遗孀，后来改嫁卡拉布里亚公爵费尔南多·德·阿拉贡。1536年，她的遗嘱包含重要的一条：“我将133枚大珍珠组成的项链，即我拥有的最好的一条项链，赠给最尊贵的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即我的儿子和主公皇帝陛下的女儿，因为我深爱陛下。”热尔梅娜在几天后去世，卡拉布里亚公爵把她的遗嘱的一个副本呈送给伊莎贝拉皇后，“让陛下看到，她将那些珍珠留给了最尊贵的公主殿下”。[45]
1998年，海梅·德·萨拉萨尔（Jaime de Salazar）在一篇题为《关于一个可能存在的女儿》（Sobre una posible hija）的文章里讨论这两份文件，并提出，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是查理五世皇帝与热尔梅娜的私生女。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在《腓力二世与他的时代》（Felipe Ⅱ y su tiempo，pp.811-812）和《查理五世皇帝》（Carlos Ⅴ：el César，pp.98-99）中接受这种说法，但他和萨拉萨尔除了热尔梅娜的遗嘱和卡拉布里亚公爵的信之外，都没有给出任何证据。斐迪南国王在驾崩前夜写信给外孙，恳求他“始终照料和支持王后陛下，我最亲爱的、挚爱的妻子”，但即便对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来说，与自己的继外祖母乱伦的可能性也太微乎其微了。
比森特·德·卡德纳斯·比森特在一篇题为《无故的诽谤》（Una calumnia gratuita）的文章里驳斥堂曼努埃尔的说法为“精神自慰”（第626～627页），并否认历史上存在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这样一个人；但后来卡德纳斯·比森特改了主意。在不久之后的另一篇文章《对学者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教授的诽谤的澄清》（Aclarada la calumnia del académico y catedrático Manuel Fernández álvarez）里，卡德纳斯·比森特指出，这里的伊莎贝拉是那不勒斯的最后一代特拉斯塔马拉国王的后代，卒于1550年。他认为“卡斯蒂利亚公主”是个错误，而“女儿”仅仅是对皇帝的所有女性亲属的一种敬称。2012年，佩雷·马利亚·奥茨·博施（Pere María Orts i Bosch）在一篇题为《玛格丽塔还是伊莎贝拉》（Margarida o Isabel）的文章里指出，热尔梅娜把珍珠留给了查理五世的私生女帕尔马公爵夫人玛格丽塔，尽管玛格丽塔从来不是“卡斯蒂利亚公主”（她甚至从来没有去过西班牙）。但上述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罗莎·里奥斯·略雷特（Rosa Ríos Lloret）在传记《热尔梅娜·德·富瓦》（Germana de Foix）中正确地指出，热尔梅娜王后的遗嘱只能证明查理五世有一个叫伊莎贝拉的女儿，并且她在1536年还活着（不过其他史料都没有提到过这个女儿）。略雷特没有确认这个女儿的母亲是谁。[46]并且，卡拉布里亚公爵把亡妻的遗产送到皇后那里，而不是送给查理五世，这说明那位公主不是私生女，否则公爵肯定会私下里写信给皇帝。那么她是谁呢？
一部法文版的查理五世宗谱提供了一条线索。宗谱的作者说，查理五世和他的妻子“葡萄牙的伊莎贝拉”有“四个孩子，即腓力二世、费尔南多（早夭）、伊莎贝拉和胡安娜”。巴伦西亚编年史家弗朗西斯科·霍安（Francesc Joan）证实这里的名字“伊莎贝拉”没有写错。霍安在他的《记忆之书》（Llibre de memòries）中记载了全部皇室成员的出生，用的是他们在巴伦西亚的名字。1527年，他把查理五世的继承人的名字记录为“腓力·胡安”（并继续这么称呼他，直到1555年）。次年，他记录了查理五世的女儿的出世，名字是“伊莎贝拉公主”。[47]热尔梅娜在1536年担任巴伦西亚副王，所以帮助她起草遗嘱的公证人无疑用的是皇帝的长女的巴伦西亚名字。
于是，“因为我深爱陛下”，热尔梅娜把自己最精美的珍珠项链赠给了那位在卡斯蒂利亚被称为玛丽亚、在巴伦西亚被称为伊莎贝拉的最尊贵的公主。
1539年伊莎贝拉皇后去世后，人们对其留下的珍宝进行的清点能够证实上面的推断。皇后留下的珍宝在1551年被分给她的三个在世的儿女。相关的冗长档案里有一封查理五世写给女儿玛丽亚（当时是波希米亚王后和西班牙摄政者）的信，其中有一条：“又及，我希望将热尔梅娜王后的133枚珍珠留给你，波希米亚王后。”这133枚珍珠显然就是热尔梅娜在遗嘱里留给“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的遗产。根据当时的估价，每一枚珍珠价值45杜卡特，所以133枚大珍珠组成的项链的确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今天在悬挂于安布拉斯宫[48]的玛丽亚肖像（作于约1557年）上仍然可以欣赏到这条项链。[49]所以，皇帝并没有和热尔梅娜王后或其他任何人生了一个叫伊莎贝拉的女儿。
[1] Snouckaert van Schouwenburg，De republica，137；Cadenas y Vicent，Las supuestas ‘Memorias’，361-2.
[2] 我感谢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档案馆员和古文书学者Olivier Wagner先生证实了Ms. Port. 61的水印与Briquet no. 5704相似，并且这份手抄本曾经属于马扎然。
[3] Sánchez Alonso，Fuentes，Ⅱ，44，no. 4806. BNF Ms. Port. 15，16 and 23，and Ms. Esp. 166，全都是莫拉的手抄本。我感谢Fernando Bouza提醒我注意这一点。
[4] Reiffenberg，Lettres，12-13，van Male to Louis de Praet，17 July 1550. 在CDCV，Ⅳ，361-81中，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驳斥了好几种关于该手抄本的错误观念，包括冯·兰克的说法（Deutsche Geschichte，Ⅵ，73-9，‘über die autobiographischen Aufzeichnungen Carls Ⅴ’），即该手抄本“肯定有”一个西班牙文版本。关于查理五世的《回忆录》是亲笔写的还是口授的，见上文。
[5] Gonzalo Sánchez-Molero，El César，294-392，and Regia biblioteca，Ⅰ，303-4 and 328-31.
[6] Fernández álvarez，CDCV，Ⅳ，471 n. 36令人信服地提出，查理五世于1552年3月将他的《回忆录》托付给了秘密信使胡安·曼里克。
[7] PEG，Ⅵ，290，Perrenot to Philip，7 Mar. 1561；Checa Cremades，Inventarios，Ⅰ，291，查理五世在尤斯特的财产的清单（说这些文件属于Guillermo Miguel Lineo，指的是Malineo，即范·马勒，当时的绝大多数西班牙人这么称呼他）。Gonzalo Sánchez-Molero，El César，363注意到尤斯特有一些历史著作，以此为证据，说皇帝计划在尤斯特继续写《回忆录》。
[8] Gonzalo Sánchez-Molero，Regia biblioteca，Ⅰ，328，Morales to Jerónimo Zurita，20 Nov. 1564；Domingo Malvadi，Bibliofilia Humanista，449-51，Páez de Castro to Zurita，30 Jan. 1569. 看来派斯没来得及读到手抄本就去世了。派斯与范·马勒之间的联系，见Domingo Malvadi，Bibliofilia Humanista，542，派斯死后，他的一些笔记被送给国王。
[9] Gonzalo Sánchez-Molero，El César，295.
[10] Kervyn de Lettenhove，Commentaires. 这份手抄本后来被编号为BNF F. f. 10，230。CDCV，Ⅳ，461-81提供了该手抄本及其各种版本的更多细节。
[11] Morel-Fatio，Historiographie，168 n.1. 关于《回忆录》的丰富讨论，可见Brandi，‘Die politischen Testamente’，286-93；Fernández álvarez，‘Las “Memorias” de Carlos Ⅴ’；Kagan，‘La propaganda’；and Gonzalo Sánchez-Molero，El César，283-302 and 360-4. 这些文本可见本书第十四章。
[12] 我感谢Almudena Pérez de Tudela、Felipe Vidales del Castillo和Patrick Lenaghan提醒我注意关于这个主题的多部关键著作，并与我分享他们的渊博知识。
[13] Los Santos，Descripción breue，167-8 and 176；［Caimo］，Lettere，Ⅱ，32-53，letter from El Escorial，22 Aug. 1755. Varela，La muerte，18-19说查理五世的父亲的遗体在1506年得到防腐处理，他的母亲的遗体在1555年得到防腐处理，所以，皇帝死后，如果他身边的人认为有必要对其遗体做防腐处理的话，当时是有技术可以实现的。
[14] 哈武戈是西班牙南部的一座城镇，在今天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韦尔瓦省，是伊比利亚火腿的著名产地。
[15] Zulueta，Tuan nyamok，338-9；Salomone，‘Se busca malaria’.
[16] 在1868年西班牙的光荣革命中，自由派和共和主义者推翻了女王伊莎贝拉二世（她流亡到法国）的统治，颁布了自由主义宪法。值得一提的是，为西班牙选择一位新国王的争议是普法战争的导火索。1870年，西班牙议会选举一位意大利王子为西班牙国王，称阿玛迪奥一世，但他于1873年年初被迫退位。随后共和政府统治了二十二个月，直到1874年12月底波旁王室复辟，伊莎贝拉二世的儿子阿方索十二世登基。
[17] Stirling-Maxwell，The cloister life ［1891 edition］，408 n. 2，Layard to Stirling-Maxwell，17 May 1871；Thausing，‘Die Leiche’；Vilar Sánchez，Carlos Ⅴ，397-9 （受伤的腿）。
[18] Alarcón y Ariza，Viajes，66-9.
[19] ‘El emperador Carlos Ⅴ，copiado del natural en 1871’，La ilustración de Madrid. Revista de política，ciencias，artes y literatura，Ⅲ，no. 49 （13 Jan. 1872），11，Rico to Mariano Fortuny，El Escorial，18 Dec. 1871. 同一份刊物还在第9页刊载了那幅版画。
[20] Bodart，‘Il mento “posticcio”’.
[21] Zulueta，Tuan nyamok，336. 启发了苏卢埃塔的那幅照片当中很可能并没有查理五世的干尸。尽管苏卢埃塔在巴黎的国际报纸上看到了它，它可能来自西班牙，但研究者搜索了1936年7月到12月（也就是苏卢埃塔在巴黎居住期间）主要的西班牙文报纸（El Liberal，La Libertad，La Voz，El Sol，El Heraldo de Madrid，Estampa，Crónica，El Socialista，Mundo Obrero和CNT），没有发现关于先王祠遭到攻击的新闻，也没有看到皇帝的干尸遭到亵渎的照片。研究者还搜索了一位1936年生活在马德里的法国摄影师（他向法国发回了一些图像和信息）留下的档案，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Archivo Deschamps，conserved in the Archivo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Salamanca）。2016年，研究者采访了两名在1936年在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学习的奥斯定会修士，他们证实，尽管共和派民兵肯定袭击了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带走了许多神父，并在哈拉马河畔帕拉库埃略斯（Paracuellos de Járama）枪决他们，但并没有亵渎先王祠。所以，苏卢埃塔看到的照片不可能是查理五世的干尸。也许国际新闻界刊登了一名民兵与一具干尸的合影，干尸可能来自某个遭到破坏的坟墓，然后报纸刊登了错误的图说，或者苏卢埃塔自己记错了。不管怎么样，这个错误带来了丰厚的成果，因为它让苏卢埃塔坚信，他能证明皇帝死于疟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