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iglesia，Estudios，Ⅲ，101-413列举了RAH藏品Salazar y Castro 中关于查理五世的手抄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该藏品的在线目录可搜索，包括对每一份文献的详细描述，按照卷和页排列。RAH Salazar y Castro A-17至A-44满是1521～1529年查理五世与其在意大利的大臣的通信，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特别重要。
RAH还获得了洛佩·德·索里亚（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资深外交官之一）的档案。Ibarra y Rodríguez and Arsenio de Izaga，‘Catálogo’描述了该藏品：RAH Ms. 9/1951-1954。前两卷包括1523～1538年查理五世写给索里亚的将近100封信的原件（有时与萨拉萨尔·卡斯特罗的文献重合）。另外，RAH Ms. 9/4817（旧编号是Mu?oz A-83）包含查理五世给塞萨公爵（他的驻罗马大使，1522～1526年）的一些信的摘要和草稿，往往被首相加蒂纳拉修改过（这整套文献似乎曾属于他），详见Catálogo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Juan Bautista Mu?oz，I （Madrid，1954），205-16。
Looz-Corswarem，‘Die r?mische Korrespondenz’对存放于西曼卡斯和马德里的教廷与西班牙朝廷之间的书信提供了很有帮助的指南，见上文。
（ⅲ）埃斯科里亚尔（马德里）
埃斯科里亚尔的圣洛伦索修道院王家图书馆（Real Biblioteca del Monasterio de San Lorenzo de El Escorial，简称BSLE）
Laiglesia，Estudios，Ⅲ，83-5写道，该图书馆手抄本的西班牙文手抄本的目录描述了303种与查理五世相关的小册子（codices），其中很多是由御用编年史家弗洛里安·德·奥坎波、贝尔纳韦·德·布斯托和胡安·派斯·德·卡斯特罗编纂的。此外，先王祠里有查理五世的干尸，详见附录二。
（ⅳ）塞维利亚
西印度综合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简称AGI）
AGI包含西印度议事会处理过的大部分文件。和AGS一样，政府认为特别重要的文件（条约、授权书、教宗圣谕）被归档到Patronato 当中。被称为Indiferente General 的套系包含了西印度议事会发给国王的许多奏章。西印度议事会与在美洲的王室官员和其他人的通信是按照地理范围来组织的（AGI México、AGI Perú等）；关于司法事务的文件（包括审查首任新西班牙副王安东尼奥·德·门多萨的行为而生成的文件）被放在AGI Justicia 中。
（ⅴ）圣库加特-德尔巴列斯
加泰罗尼亚国家档案馆（Arxiu Nacional de Catalunya，简称ANC）
ANC Fons Arxiu del Palau-Requesens，lligalls/legajos 35-100包含腓力王子的宫廷总管胡安·德·苏尼加·阿韦利亚内达的文件，包括他与查理五世的通信，其中绝大多数发表于March，Ni?ez （March假正经地把有些文件的部分段落删除了）。该藏品中的Lligalls/legajos 118-157包含希内特侯爵小姐门西娅·德·门多萨和她的两任丈夫拿骚伯爵海因里希三世和卡拉布里亚公爵斐迪南·德·阿拉贡留下的文件。[56]Bofarull y Sans，Predilección 发表了查理五世及其摄政者发给加泰罗尼亚官员和机构的131封信的全文（有的用加泰罗尼亚文），保存在加泰罗尼亚档案中。
（ⅵ）托莱多
贵族历史档案馆（Archivo Histórico de la Nobleza，简称AHN Nobleza）
1993年，研究者在托莱多为西班牙的贵族家族建立了一个单独的档案中心，不久之后第一批藏品就从AHN搬迁到这里。到2018年，AHN Nobleza包含了将近260个贵族家族的档案。其中很多已经数字化，可以通过PARES查阅，包括很多与查理五世的通信。
此外，还有两个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也获得了查理五世政府生成的一些重要文献集，即法国和美国。
8.法国
（ⅰ）里尔
北方省档案馆（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Nord，简称ADN）
AND包含了关于查理五世最初十七年（他居住在尼德兰时）的大部分存世文献和一直到1530年的很多有关联的史料。这反映了两种情况。
a）勃艮第公爵建立了四个审计局（Chambres des Comptes）来审计其不同领地的账目，分别设在布鲁塞尔、第戎、里尔和海牙。里尔的审计官不仅处理当地的账目，还处理中央政府的账目，包括一部大型账目，财政总管（Receveur Général des Finances）在其中概述每年情况。它总是按照相同的类别来组织，附上原始的令状和收据。Inventaire sommaire de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antérieures à 1790. Nord：Archives civiles，Série B：Chambre des Comptes de Lille，vols 1-8提供了这套藏品的最佳指南（很多条目包括长篇引文）。另外，该套系的每一份单独的文献都有独一无二的登记号（numéro d’immatriculation）。在本书中，从该档案引用的格式如下：ADN B 2170 （72，193），即ADN Archives Anciennes Série B，liasse2170，numéro d’immatriculation 72，193。从该套系引用的材料保留其原始的页码，除非我把罗马数字改成了阿拉伯数字，比如我会把“vixxxij页”改成“第132页”。
b）AND Lettres missives 包含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孀居的萨伏依公爵夫人、1507～1530年大部分时间里的尼德兰摄政者）的文书官衙收发的信件，共约2万封（大部分关涉到玛格丽特自己在弗朗什-孔泰和萨伏依的领地）。她去世后，这些信件被送到里尔的审计局，在19世纪40年代得到重新整理，分成20 套。截至目前，玛格丽特的超过1000封信（其中很多是写给她父亲马克西米利安、以查理为话题的）已经出版在下列套系中（按照出版的时间顺序）：Godefroy，Lettres du roi Louis Ⅻ；Mone，‘Briefwechsel’；Le Glay，Correspondance；van den Bergh，Gedenkstukken；Chmel，Urkunden；Gochard，Lettres and Correspondance de Marguerite；Kreiten，Der Briefwechsel；Walther，Die Anf?nge and ‘Review of Kreiten’；and Bruchet and Lancien，L’itinéraire。[57]
Lettres missives 套系给历史学家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大约一半的书信要么没有日期，要么至少缺年份，并且最早的编者给出了错误的日期。第二，好几位写信者落笔非常匆忙（而马克西米利安有时是在喝醉的情况下写信的），所以誊写他们的文字会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第三，至少在1517年之前，玛格丽特的很多书信没有写收信人（不过具体的上下文一般能给出线索）：“亲爱的好朋友”（Treschier et bien aimé）是写给大使或官员的；“我的表兄弟”（Mon cousin）意味着收信人是宗室成员或金羊毛骑士；“我尊贵的主公和父亲大人”（Mon très redoucté seigneur et père）只能是写给她父亲的。如果有疑问，我会接受安德烈亚斯·瓦尔特（Andreas Walther）在1908年的‘Review of Kreiten’，268-84中提议的日期、收信人和解读。[58]
（ⅱ）巴黎
巴黎的好几家档案馆和图书馆收藏了与查理五世相关的文献，见Hasenclever，‘Die überlieferung der Akten Karls Ⅴ. in Pariser Archiven und Bibliotheken’中的清单。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套系如下。
（a）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简称BNF；曾经又叫帝国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
该图书馆的手抄本藏品包括法国政府的很多与查理五世相关的文件（尤其是在Fonds fran?ais 和Collection Dupuy 系列中）以及法国人收藏或查抄的其他许多物品（尤其是在Manuscrits Espagnols 和Manuscrits Portugais 系列中）。Laiglesia，Estudios，Ⅲ，417-21列举了BNF Ms. Esp.中的所有相关物品。
在线目录http：//archivesetmanuscrits.bnf.fr/ark：/12148/cc7296x提供了对BNF各个手抄本藏品套系中的物品的描述，按照语言分类，还提供了已经电子化的个别手抄本的链接。所以在“Refine”框中输入“Charles-Quint”就能得到可以在线查阅的数百份与查理五世相关的手抄本的细节。例如，在语言分类中选择“葡萄牙语”，选择“61”，就能在线阅读皇帝《回忆录》的唯一一份存世手抄本（详见附录一）。
Gachard，BNP 提供了该图书馆中与比利时历史相关的文献的描述和部分节选，并在每卷末尾提供了条目清单，按照时间顺序排列（Ⅰ，530-4，and Ⅱ，580-6列举了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文献）。Vol.Ⅱ，36-114摘要了在皇帝宫廷的法国外交官的存世报告：La Roche-Beaucourt（1518～1519年，15封信）和Vély（1535～1536年，17封信）的报告的残章；还有马里亚克收藏的三套通信（1548～1550年）。[59]
（b）法国外交部外交档案中心（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简称CADMA），拉库尔讷沃
19世纪，奉命去检查西班牙档案的法国官员梅尔希奥·蒂朗（Melchior Tirán）劫掠了不计其数的文献，并将其送到CADMA（有些后来被转移到法国国家档案馆）。在1940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请求阿道夫·希特勒迫使战败的法国人归还这些文献，元首同意了。CADMA在归还文献之前做了复印。这些复印件以及来自西班牙境外的少量原件和文献如今就在MDE套系中。对该套系中每一卷的描述，见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md-espagne-1-369.pdf。[60]
（ⅲ）贝桑松
贝桑松市立研究与保护图书馆（BMECB）
1694年，贝桑松市立研究与保护图书馆从尼古拉和安托万·佩勒诺·德·格朗韦勒的后人手中获得了八十二卷文献，这就是“格朗韦勒手抄本藏品”。前六卷“Mémoires de ce qui s’est passé sous le ministère du chancelier et du cardinal de Granvell”涉及查理五世的统治时期（PEG出版了该系列的超过700份文献，不过有的不完整）。1992年，该图书馆从唐郡侯爵档案（Trumbull文件）获得了另外十卷格朗韦勒文献。[61]BMECB现在已经扫描了几乎全部“格朗韦勒手抄本藏品”，供在线查阅，还做了每一卷的索引和每一份文件的链接：http：//memoirevive.besancon.fr。[62]其中有些文献具有轰动性，比如查理五世在1554年签署的遗嘱的一个秘密附录涉及他的私生子，即后来的奥地利的堂胡安（BMECB Ms. Granvelle V/265-8，见本书第十五章），还有尼古拉·佩勒诺在1530年（他成为皇帝在外交方面的主要谋臣的年份）和1550年（他去世的年份）之间撰写的各种奏章。
格朗韦勒文献的出版从16世纪末就开始了，大部分近期的藏品（Grata，Des lettres pour gouverner）提供了安托万通信的旧版本的清单，以及包含在Trumbull两卷中的安托万书信的文本：1551年8月到1552年2月之间，安托万与53人之间的149封意大利文书信。
绝大多数与安托万通信的人默默无闻，是在勃艮第、德意志、洛林、尼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担任下级职务的军人、律师、印刷商、商人、神职人员，他们通常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但一个悖论在于，他们的默默无闻恰恰给我们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这些书信的常规性质揭示了是怎样一个庞大的网络在帮助佩勒诺和他的父亲去影响查理五世的决策。关于另一套大型的格朗韦勒文献收藏，见上文。
9.美国
阿彻·亨廷顿和亨利·亨廷顿（两人是堂兄弟）都热爱西班牙，而且继承了足够多的金钱去收购他们想要的东西，并出资建造合适的机构来保存他们的藏品。
（ⅰ）纽约市
美国西班牙学会（HSA）
HAS收藏的与查理五世相关的文献不多，但有两件非常重要。
*Ms. B 2954：1525～1531年查理五世和其他统治者之间的11封信，有的是别人代笔，只有统治者的签名；有的是统治者的亲笔信。由HAS创始人阿彻·M. 亨廷顿在大约1900年购得。
*Ms. B 2955：1543年5月查理五世给儿子的亲笔指示的原件，由亨廷顿在1906年购得，见Ball and Parker，Cómo ser rey。
HSA检索室内的一份打字文件“参考清单：查理五世”（Reference List：Charles Ⅴ）描述了这些文献和馆藏的其他一些文献，并提供其索书号。
（ⅱ）圣马力诺（加利福尼亚）
亨廷顿图书馆、艺术馆、植物园（Hunt）
据说，1544～1548年秘鲁殖民者的反叛给查理五世造成的悲伤超过了其他任何一次反叛（见第十三章）。一个令人惊喜的偶然让历史学家得以通过一套独一无二的文献来还原此次叛乱的起源和它被镇压的过程。在贡萨洛·皮萨罗被打败和处决之后，查理五世的得力大将佩德罗·德·拉·加斯卡缴获了皮萨罗的档案，并在胜利返回西班牙之后将这套档案连同他自己的许多文件，托付给胡安·克里斯托瓦尔·卡尔韦特·德·埃斯特雷利亚，并命令他写一部记述拉·加斯卡的成就的编年史（Calvete de Estrella，Rebelión，写于1565～1567年，但直到19世纪才出版）。1925年，亨利·E.亨廷顿在一次拍卖会上购得拉·加斯卡的将近1000份文献，后来将其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在十个箱子里：Hunt PL 1-946。
该图书馆还拥有这套文献的微缩胶卷副本，以及一卷19世纪的抄本，并制作了打印件的索引“Pizarro-La Gasca transcription volumes：Table of Contents”，1925年在销售目录中出版了英文的摘要，题为《从巴拿马到秘鲁》（From Panama to Peru），但不总是准确。1964年，Juan Pérez de Tudela Bueso出版了Documentos relativos，誊写了如今在亨廷顿图书馆的另一套19世纪的抄本（RAH Mss. 9-9-5-1830 and 1831，曾放在Colección Mu?oz 中）。[63]
但要查阅这套重要文献，会遇到两个问题：
a）亨廷顿图书馆的微缩胶卷和抄本，以及RAH的副本遵循的都是Pérez de Tudela抄录的奇怪序号。而原件（Hunt PL 1-946）和《从巴拿马到秘鲁》中的英文版节选都是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可以通过两个已出版版本中提供的页码来整合不同的文本，但这项工作会遇到另一个困难，就是RAH文本的第1卷（相应地，还有Documentos relativos）对应的是亨廷顿图书馆中的第2卷（相应地，还有《从巴拿马到秘鲁》），反之亦然。所以，贡萨洛·皮萨罗在1544年8月给皇帝的第一封批评“新法”的信的英文摘要，位置是From Panama to Peru，17-20（原始页码是Huntington vol. Ⅰ，ff. 455-60），而在Documentos relativos，Ⅱ，383-95中是RAH Ms. 9-9-5-1831，ff. 455-60。原件的编号是Hunt PL 623。
b）尽管Pérez de Tudela Bueso从亨廷顿图书馆获得了原件的微缩胶卷，并根据它来修改自己的誊写本，但Documentos relativos 漏掉了原件中的很多文献，特别是Huntington vol.Ⅰ，ff. 784-920，它包含1545～1551年拉·加斯卡与查理五世和西印度议事会的绝大部分通信。这些文献的打印件“Preliminary inventory”（共8页）如今存放在亨廷顿图书馆阅览室。[64]
此外，查理五世不管旅行到何方，都会留下文献证据。他在统治时期去过超过1000个地方，很多地方去过多次。关于存世文献的规模，见Vincenzo Saletta根据各地的史料对1535年7月～1536年7月皇帝“胜利游行”（涉足地点从西西里的特拉帕尼到法国边境附近的萨维利亚诺）的还原，Saletta的这部作品有将近200页。[65]
四 外交档案
赫尔曼·鲍姆加登（Hermann Baumgarten）在他的《查理五世历史》（History of Charles Ⅴ）最后一卷的序言中写道，尽管利奥波德·冯·兰克在几十年前建立了历史研究的程序（以新近可以读到的威尼斯外交档案为基础），但“如果他今天坐在维也纳档案馆，一定会集中全部注意力于查理五世及其亲信留下的材料。与皇帝、他的弟弟和姐妹、他的议事会与他的大使的通信相比，威尼斯大使的述职报告和日常报告就成了二流史料”。[66]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查理五世独特的重要性吸引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从古铁雷·戈麦斯·德·富恩萨利达开始。他是1500年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派往尼德兰的特使，他的部分任务就是报告将要继承这两位君主的位置的小孙子的健康状况和性格。有了保存在阿尔瓦档案中的富恩萨利达报告，我们对婴儿时期的查理五世就有了详细了解（见第一章）。
富恩萨利达是一个很小的精英群体的成员，因为在当时，常驻大使还是很少见的。1512年，英格兰外交官敦促亨利八世在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宫廷设置常驻代表，因为“如果写信给皇帝，信很容易被抛在一边，很容易被遗忘，而如果派遣一位常驻大使”，就能“迫使皇帝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67]欧洲各国的常驻大使的数量稳步增加，他们发送报告的频率也在增加。早在1476年，米兰公爵就提醒他派驻勃艮第公爵查理（查理五世的外曾祖父）宫廷的使节：“我明确地要求你、命令你每天给我写信，否则对你处以极刑。”半个世纪之后，很多大使的确是每天给自己的主公写信。[68]到查理五世退位时，教宗、英格兰、费拉拉、佛罗伦萨、法国、曼托瓦、米兰、波兰、葡萄牙、威尼斯和他弟弟斐迪南派遣到他那里的一百多位外交官已经书写了数万份报告，记述皇帝的言行，并从查理五世宫廷的视角描述各种事件、人物和地点。据亨利八世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大臣说，“大使”应当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有经验的人”，他们应当能够密切观察自己奉命与之打交道的外国君主，“能够对他了如指掌”，并“感受到他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如Elizabeth Gleason指出的那样，好几位大使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还太年轻。例如威尼斯大使加斯帕罗·孔塔里尼起初“写报告时很稚嫩，报告里满是鸡毛蒜皮的细节”，但他在1521～1525年从查理五世的宫廷写了将近400封信，在这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精明、理智和消息灵通。[69]
大使们会特别仔细地记录他们在觐见外国君主时发生的事情，“认真记录那里发生的对话、事件和交流；对话的时长、方式和激烈程度，记录原话和回答”。即便查理五世“用了太多话来解释一切”以至于事后大使记不得皇帝的每一句话，大使也应当“记下我能记得的所有对话”。[70]如今有数百份描述查理五世在接见外国大使时的服装、姿态、表情和脸色的文件存世，有的文笔精湛、绘声绘色。大诗人托马斯·怀亚特爵士在1537～1540年担任英格兰驻皇帝宫廷的大使，他的报告（用怀亚特书信的第一位编者的话说）是“我知道的最生动、最有戏剧性的文章之一。读了他的文字，仿佛皇帝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得见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能追踪他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能感受得到他那种了不起的政治上的精明”。不过，（用怀亚特书信的最新一位编者的话说）我们应当记住，怀亚特和其他外交官经常“讲述精彩的故事，幽默或者妙趣横生地描绘场景和人物”，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但不管动机是什么，陪同查理五世的外国大使们都提供了独特的生动描述，让我们知道皇帝笑起来、皱起眉头是什么样子，“用霸道而大胆的言辞打断他们的故事”时是什么样子，听到自己不喜欢听的东西时“摇摇头，发出呸的一声”时是什么样子。[71]
当时和今天一样，一位精明强干的大使也许能通过巧妙的提问，战胜皇帝在“政治上的精明”。1543年12月，亨利八世和查理五世同意联合入侵法国，几个月后，怀亚特在皇帝宫廷的继任者尼古拉斯·沃顿接到指示，要查明皇帝是否打算兑现向英格兰做出的承诺，如果是的话，又打算在何时、从何地发动进攻。于是沃顿向格朗韦勒提了一个有诱导性的问题：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个粗野的国家［德意志］，去快活的、宜人的布拉班特，对吧？”但格朗韦勒识破了我的意图，明白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既不是因为德意志粗野，也不是因为布拉班特宜人。于是他说：“啊！你不可以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不可以回答你。”
格朗韦勒只肯向沃顿保证，皇帝“打算听从他的建议，去法国，并走英王建议的那条路”。沃顿把这个答复禀报亨利八世，希望“尽管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陛下也许明白”。的确如此，因为两位君主已经同意“皇帝将率军从香槟地区入侵法国，向巴黎进军”。格朗韦勒确认他的主公会遵照双方已经同意的计划，沃顿可能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亨利八世一看就明白了。几个月后，两位君主按原计划入侵了法国。[72]
和所有史料一样，外交报告也有局限性。很多大使因为缺乏可靠信息而表示沮丧，因为查理五世在生病时不肯接见他们，或者“军情紧急时他不处理日常事务”，或者他企图封锁消息。例如，在1552年9月攻打梅斯之前，查理五世宣布：“不允许任何大使的部下、秘书或仆人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泄露”他的军营内的情况，并将所有大使驱逐到200公里之外的施派尔。外交官们留在那里，与他们负责与之打交道的君主处于隔绝状态，就这样枯坐了将近五个月。[73]
有时大使会无意中报告假新闻。一位英格兰驻尼德兰使节为自己近期写的一些书信感到“懊悔”，因为“这里的谎言太猖獗，所以什么都不写才是最好的办法”。极具洞察力的波兰大使扬·但狄谢克于1519年抵达查理五世宫廷后，将自己比作刚进大学的新生。他发现这所“大学”有四个“系”：“第一个教耐心；第二个教不信任他人；第三个教伪装；第四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系，教撒谎。”但狄谢克认为，宫廷是“把所有这些本领学得炉火纯青的绝好的学校”。[74]
好在皇帝宫廷这所大学的外交官校友们留下了丰富的材料，所以历史学家一般能分清真相和谎言。例如，1526年9月，查理五世同时接见了敌对他的科尼亚克同盟的三个成员国（法国、教廷国和威尼斯）的大使。外交官们随后立即给自己的主公发了详细报告。因为他们写的是同一个事件，记录的是查理五世的同一段话，所以这些报告是很可靠的。[75]至少大使能够准确记录某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依靠其他史料往往很难摸清这些情况。例如，对于查理五世第一次看到埃尔南·科尔特斯从韦拉克鲁斯发来的财宝和其他礼物（包括一些美洲土著）的时间和地点，就有许多争议。但罗马教廷大使和威尼斯大使的报告能够证明，此事发生在1521年3月初（见第十三章）。
大使们还会复制重要文件，发给自己的主公，有时这些副本成了存世的孤本。比如，1521年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查理五世怒斥马丁·路德的演说的原稿（在皇帝与路德见面的前夜写成）已经佚失，但亨利八世的使节托马斯·斯皮内利（在查理五世宫廷生活了十多年，与他一同去过西班牙、尼德兰和德意志）搞到了一份查理五世亲笔文稿（用法文写成）的副本，这份文件如今保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这就是历史学家能搞得到的最接近亲笔原件的材料。[76]
如果两国元首亲自面谈来确定政策，大使们往往会表达自己的挫折感。经历了十八个月的战争之后，1538年年初，查理五世告诉一位法国外交官，尽管他和弗朗索瓦一世可以继续“通过各自的使节来传递自己的心愿和意图”，但他相信，两位君主面对面沟通才是“获得他们渴望的和平的最真诚也最好的办法”。不久之后，两位君主举行了两次峰会，第一次在尼斯，教宗担任调停者；第二次在艾格莫尔特，两位君主单独谈，没有外交官参加。[77]君主之间会交换不计其数的亲笔信，有时会涉及他们不希望外交官读到的东西。
查理五世给多位统治者写过数不胜数的亲笔信，包括弗朗索瓦一世（皇帝在1525～1526年、1538年和1539～1540年与他会面）、亨利八世（皇帝在1513年、1520年和1522年与他会面）、阿德里安六世（皇帝和他很熟）、克雷芒七世（皇帝与他在1529～1530年和1532～1533年举行过峰会）、保罗三世（皇帝与他在1538年、1541年和1543年举行过峰会）。[78]而对于其他时候，如今存放在英格兰、法国、低地国家、波兰、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意大利的档案馆与图书馆内的成千上万封驻在查理五世宫廷的外交官写的存世书信，就构成了关于皇帝及其面对的问题的宝贵史料。这些书信的主要套系如下。
1.英格兰
（ⅰ）国家档案馆，邱园（TNA）
State Papers套系按照不同君主的统治时期划分，包含中央政府与驻外的外交官之间的通信。
*State Papers 1（二百四十六卷）。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1547年）的公函与私人信件、备忘录和文件的集合，在19世纪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不管文献来源，涉及外交和内政。
*State Papers 2（二十卷）。1516～1539年一套对开纸开本的公函与私人信件、备忘录和文件的集合，在19世纪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不管文献来源。
*State Papers 68（十五卷）。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1547～1553年）涉及外国和加来的信函与文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先是涉及外国的文献，然后是涉及加来的。
*State Papers 69（十三卷）。玛丽一世女王单独统治时期（1553～1554年）和玛丽一世与腓力二世共同统治时期（1554～1558年）涉及外国的信函与文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TNA SP的很多文献在CSP、L&P HENRY Ⅷ、SP 和SPO 也可读到，详见下文。
（ⅱ）大英图书馆，伦敦（BL，曾为大英博物馆图书馆）
（a）科顿手抄本
罗伯特·科顿爵士（Sir Robert Cotton，1571～1631）从十八岁开始收集手抄本。最终，在英国所有由私人收藏的手抄本套系当中，可能要数他的收藏最重要。他将其整理在一系列书架当中，书架上有十二位恺撒及两位皇后的半身像。1702年，科顿的孙子将这套手抄本捐赠给“不列颠民族”。1753年，它被送到刚开放不久的大英博物馆（今天的大英图书馆），保留了科顿独特的分类系统（Galba A.1-E. ⅩⅣ；Vespasian A.1-F. ⅩⅦ等）。BL COTTON Mss.今天包含超过1400份手抄本，其中很多是16世纪初的，很多是从英国国家档案局取走的。20世纪90年代，谢菲尔德大学的一个团队对整套藏品进行了重新编目，并为其内容提供了新的描述：http：//www.hrionline.ac.uk/cotton/cotframe.htm。
（b）其他手抄本
大英图书馆的其他手抄本套系中包含由查理五世撰写或与他相关的大量手抄本。最好的查阅途径是BL site ‘Explore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http：//searcharchives.bl.uk。在“高级搜索”选项中输入“查理五世皇帝”，会得到超过600个结果，从单份令状（比如Addl. Charter 74，946是1538年查理五世任命约翰·奥伯恩贝格尔为他的德文秘书的文件）到整卷文献（比如Addl. Ms. 28，706这一卷包含114张对开纸，主题是查理五世的儿女腓力和胡安娜与他们的葡萄牙表亲的婚姻；查理五世的秘书阿隆索·德·伊迪亚克斯收集了这些文件，他于1542～1543年谈成了这两门婚姻）都有。BL Addl. Mss. 28，572-28，597包含数千份在欧洲各档案馆由古斯塔夫·贝尔根罗特抄录的文献，或者他的抄写员为他抄录的文献，详见上文。
有好几种工具可以帮助查阅这些套系。首先是State Papers Online（下文简称为SPO），这是一个商业化的系统，只有付费用户可以使用。用迪尔梅德·麦卡洛（Diarmaid MacCulloch）[79]的话说，SPO是“现代最伟大的学术成就之一”。SPO的“浏览手抄本”功能可以让我们在线阅读TNA SP的每一卷，以及曾属于该套系的BL Cott. Ms.的各卷。通过“档案签名”（TNA SP 1/220，用手抄本上印制的编号；BL Cotton Ms. Galba B.VI，用最新的编号，等等）可以查阅这些文献。[80]SPO还通过“浏览大事年表”功能让我们能读到下列相关的印刷版史料。
*State Papers，publish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 …King Henry the Eighth，vols 6-11（第五部分：外国通信）：这是保存在TNA SP 1与SP 2中的1473～1547年在海外的英格兰外交官的几乎全部公函的完整誊写版。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21 vols，有的分成好几部分：保存在TNA SP 1与SP 2、BL Cott. Mss和其他套系中的亨利八世政府的全部档案的摘要，以及许多印刷版文献的摘要。每一个条目都有摘要，往往还有长篇引文。最初的编者J. S. Brewer为TNA保存的亨利八世时期的全部史料编目用的是时间顺序。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因为这些文献保存在好几个不同地方，而且大部分文献没有年份，所以“只有通过深入而全面地研究全部通信，才能通过内部证据掌握时序，过后很久才能尝试将其内容概括在一份大事年表中”。[81]Brewer出版了该套系的前四卷，他的助手、TNA的James Gairdner在Brewer去世后完成了该项目，得到了另一位档案研究者R. H. Brodie的帮助。Brodie还出版了第一卷的“修订与增补版”，分上、下两部分，涉及1509～1514年。这些渊博的编者有时抄录了如今已经无法辨认的字句，并找到了一些后来被错误归档的文献。
*Calendars of State Papers，Foreign Series （CSPF），for the reigns of Edward and Mary。这些大事年表与TNA SP 68和69之间也有密切联系：这两套档案都是按照文件一览表的登记号编排的。
只有少量相关的文献被编者遗漏，比如“A diary iournall of the actions in France done by Henry 8th in the 5 yeare of his raigne”，议会书记员John Taylor在其中用拉丁文记载了1513年的战役，包括对第一次与其他国家元首会谈的查理五世的描述（BL Cott. Ms. Cleopatra C.1，#4，f. 92）。
尽管SPO提供了文件一览表摘要和原件之间的链接，但并不总是匹配，因为L&P HENRY Ⅷ和SPO都采用了BL COTTON Mss.的原始页码，而不是今天的页码。所以需要浏览扫描版才能找到原件及其现在的索书号。相反，State Papers和L&P的绝大多数条目要么给出了过时的索书号，要么对TNA SP中的文献根本没有索书号。但SPO用“国家档案馆可提供的密钥”来寻找文献原件。因此，SPO扫描的L&P HENRY Ⅷ包括一个“浏览手抄本”链接，能够直接指向该条目摘要的原件，并提供其现在的索书号和另一个指向每份文献扫描件的链接。因此，SPO是研究查理五世统治的绝佳的在线资源。
2.法国
19世纪末，法国档案馆员采用了他们的英国同行发明的文件一览表（Calendar）技术，在CADMA中出版了弗朗索瓦一世到亨利二世时期三位驻英大使的信件的摘要：Castillon and Marillac in 1537-42 （Kaulek，Correspondance） and Selve in 1546-9 （Lefèvre-Pontarlis，Correspondance）。加沙尔和BNP提供了BNF中法国驻查理五世宫廷大使的存世信件的摘要及其索书号，但这些信件都还没有被整理出版。详见上文。
3.德意志
只有一位德意志统治者在查理五世的宫廷设立了常驻代表，那就是他的弟弟斐迪南（在腓力王子于1527年出生之前，斐迪南还是查理五世的继承人）。RVEC发表了马丁·德·萨利纳斯在1522～1539年写的400封信，不过忽略了“没有史学价值的私事和经济措施”。[82]萨利纳斯很早就认识到埃尔南·科尔特斯为查理五世获得的新土地的重要性，所以不仅鼓励斐迪南直接与墨西哥征服者通信，还复制了一些关于美洲的重要文献，将其发给斐迪南。萨利纳斯的外甥阿隆索·加米斯（Alonso Gamiz）逐渐接替了他的职能：AGS Estado 641bis包含斐迪南与加米斯在1542～1556年的通信（1983年在一次拍卖会上购得），更多通信保存在Archivo Histórico Provincial de álava的Archivo Familiar Gamiz （1998年获得，可通过PARES查阅，在“Búsqueda Sencilla”一栏中输入Alonso de Gamiz；很多信件已经电子化）。
4.意大利
（ⅰ）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ASF）
尽管佛罗伦萨共和国和后来的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公爵（查理五世的女婿）在皇帝宫廷有常驻大使，但他们的书信很少保存至今。1537年科西莫成为佛罗伦萨公爵之后，留下了大量外交信函，保存在ASF Mediceo del Principato （MdP）套系中，绝大多数文献集中在Germania：Corte Imperiale 部分。[83]阿韦拉尔多·赛里斯托利（Averardo Serristori）在1537～1538年和1541年的许多报告被他的后人整理出版，见Serristori，Legazioni。
ASF MdP的许多外交信函已经得到分析，并纳入Medici Archive Project （MAP），可在线查阅。使用者需要注册，然后可以在主菜单顶端的“简单搜索”中输入“Habsburg Karl Ⅴ”，然后点击“搜索”。屏幕右侧会显示所有名字里有这些元素的人，点击皇帝的名字，他的资料会出现在屏幕左侧。或者使用这个链接：http：//bia.medici.org/DocSources/src/peoplebase/SharePerson.do？personId=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