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能看的皇帝的资料。然后点击“更多信息”按钮，就会出现至少569份与查理五世相关的文献（因为MAP在扩张，所以数目会不断增加）。每个条目包含誊写的文本和至少部分英文翻译。尽管这个项目起初是关于物质文化的数据库，所以并没有集中于政治或军事领域，但仍然包含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细节，比如对查理五世1541年旅行时携带的便携式木制办公室的描述（有了它，皇帝就能一边旅行一边处理公务）。[84]此外，因为MAP正在将美第奇档案电子化，很多与查理五世相关的文献可以在线查阅全文。
最后，尽管与皇帝相关的文献分散在ASF各处，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MdP：Carteggio Universale filza 329完全是1530～1556年查理五世发给科西莫公爵的书信和特许状。这些文献已经完全电子化，可以通过基本搜索获取，或者通过这个链接：http：//bia.medici.org/DocSources/src/volbase/ShareVolume.do？summaryId=890。
（ⅱ）梵蒂冈城
梵蒂冈宗座档案馆（ASV）
教廷的外交官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于1520～1521年的通信已经被出版过两次：Balan，Monumenta 出版了书信原件；不久之后，Brieger，Quellen 提供了他的通信记录中的文本。Brieger纠正了Balan为阿莱安德罗书信提出的日期，出版了更多书信，并为两部书提供了一份索引（concordance）（Quellen，xiv-xv），但Balan的解读有时更好。Serassi，Delle lettere 出版了罗马教廷大使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在1525～1527年发出的许多报告。罗马教廷驻德意志大使在1533～1556年的报告绝大多数以文件一览表的形式出版于十七卷本的NBD：Erste Abteilung。查理五世主要出现在第六卷和第七卷（1540～1544年）、第八至十一卷（1545～1549年）、第十二至十四卷和第十六卷（1550～1556年），以及两卷重要的增补（涉及Lorenzo Campeggio和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的出使，1530～1532年）。此外，Pastor，‘Correspondenz’，Dittich，‘Nuntiaturberichte’ 和Schultze，‘Dreizehn Depeschen’都出版了1541年雷根斯堡帝国会议期间教廷使节的报告。关于查理五世与教宗阿德里安六世和克雷芒七世的直接通信，分别见Gachard，Correspondance de Charles-Quint et d’Adrien 和Va?es，‘Carta s’。
（ⅲ）曼托瓦
曼托瓦国家档案馆（ASMa）
Archivio Gonzaga：Corrispondenza estera 包含了曼托瓦驻皇帝宫廷的外交官发回的报告。曼托瓦公爵显然把其中许多与威尼斯人分享了，因为萨努多将它们（或者是它们的一部分）抄录进了自己的《日记》。但曼托瓦公爵分享的是报告的全部吗？或者，除了报告，他有没有分享别的东西？只有仔细比对两套文件才能做出判断。
（ⅳ）摩德纳
摩德纳国家档案馆（ASMo）
Cancellaria ducale：ambasciatori，sub-series ‘Alemagna’，‘Italia’ and ‘Spagna’包含了费拉拉公爵派驻查理五世宫廷的外交官发回的报告。
（ⅴ）都灵
都灵国家档案馆（AST）
1536年法军入侵萨伏依公国，迫使卡洛三世公爵及其继承人埃马努埃莱·菲利贝托流亡，直到1559年的《勒卡托-康布雷西和约》。因为只有通过皇帝的支持才有可能复国，卡洛三世公爵在皇帝的宫廷设置了常驻大使。他就是斯特罗皮亚纳伯爵乔万尼·托马索·德·兰戈斯科。他在给公爵及其继承人的报告中提供了大量细节，原因之一是，据另一位（嫉妒的？）外交官说，斯特罗皮亚纳伯爵“睡在皇帝的卧室里”。[85]斯特罗皮亚纳伯爵报告的原件在AST Lettere di ministri：Vienna，mazzi 2，3 and 4。Greppi，‘Extraits’出版了1546～1559年很多报告的法文摘要（注释里抄录了很多意大利文的原文）。
（ⅵ）威尼斯
每一位威尼斯大使在出使完成之后都会写一份述职报告。1524年之后，每一位大使都必须将述职报告向元老院宣读，并在两周后以书面形式提交。述职报告都是相当长的文件。1525年，加斯帕罗·孔塔里尼（此前在查理五世的宫廷度过了五十二个月）花了三个小时才读完自己的述职报告，其篇幅超过了60页。[86]每一份述职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相同的话题：地理和资源；城市与贵族的财富；近期历史；统治者、他的亲人与主要谋臣的性格、外貌与健康状况。由于威尼斯政府的这种习惯，历史学家可以找到大使们对不同时期的查理五世的近距离描绘，比如温琴佐·奎里尼在1506年、弗朗切斯科·科纳在1521年、加斯帕罗·孔塔里尼在1525年、尼科洛·蒂耶波洛在1532年、贝尔纳多·纳瓦杰罗在1546年、阿尔维斯·莫切尼戈在1548年、马里诺·卡瓦利在1551年和费德里科·巴多厄在1557年的描绘。[87]
19世纪，Eugenio Alberì出版了绝大多数威尼斯大使的述职报告（但顺序很混乱）；一个世纪之后，Luigi Firpo开始重新出版其中的很多份，又补充了曾在其他地方出版的一些，按照出使的国家和日期来排布。第二卷和第三卷（德意志1506～1554年和1557～1654年）和第九卷（西班牙1497～1598年）包括了派驻查理五世宫廷的威尼斯大使的述职报告。除了奎里尼和科纳的述职报告之外，全都可以在线查阅：http：//www.bibliotecaitaliana.it。[88]
此外，就像其他统治者派遣的使节一样，威尼斯大使也会定期向政府发送报告，这些报告的摘要被出版在两个地方：CSPV（可通过BHO阅读电子版）和马里诺·萨努多的《日记》：见http：//onlinebooks.library.upenn.edu/webbin/metabook？id=sanudodiary。
1496年，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的萨努多决定自己撰写一部编年史。于是他每天搜集相关材料，记录他认为重要的威尼斯档案和辩论，直到1533年9月他去世前不久。共和国的政治精英认可他的工作的价值，特别批准他参考政府档案，从而让他的《日记》紧跟时代步伐。萨努多本人曾吹嘘：“我看到的、理解的，不光是这座城市的真相，还有整个世界的真相。我可以说，任何作家只要想写一部高质量的现代史，都必须参考我的《日记》。”[89]他搜集的材料多达58卷大开本，按照萨努多自己的设计，根据每一份文献被送抵威尼斯的年、月、日排序。如果历史学家想要追踪通信的某种“线索”，可能会被他的排序方法搞糊涂，因为不同地方的外交官发来的报告即便描述的是同一事件，也不会同时送抵威尼斯；但萨努多能够告诉研究威尼斯的历史学家，当时的威尼斯政府知道什么，又是何时知道的，这样就能帮助研究通信的历史学家测量执行公务的信使的速度（见表2）。关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类似的资料。
Rawdon Brown编辑了CSPV的前几卷。他经常使用萨努多抄录的外交官信件，而不是信件原件，但Brown这么做，是在马里诺·萨努多的《日记》的印刷版本提供原件的卷号和页码之前，它们与印刷版本中的信息不吻合，所以很难将二者对应起来。此外，Brown抄录时犯了一些错误。[90]
四位威尼斯驻查理五世宫廷的大使的述职报告已经被全部或部分出版：奎里尼的述职报告见von H?fler，‘Depeschen’；安德烈亚·纳瓦杰罗的述职报告见Cicogna，Delle Inscrizioni，Ⅵ；贝尔纳多·纳瓦杰罗的述职报告见Gachard，Trois années（来自?NB中他的通信的存档文件）；巴多厄的述职报告见Stirling-Maxwell，Notices。另外有两套外交官信件保存至今：BNMV Ms. Italiani Clase Ⅶ，cod. 1009包含1521～1525年孔塔里尼从查理五世宫廷发出的信；BAV Vat. Lat. 6753包含1525～1528年他的继任者安德烈亚·纳瓦杰罗的信。Turba，Venetianische Depeschen 提供了1538年之后驻帝国宫廷的威尼斯大使发出的报告的摘要和节选，这些报告的原件如今保存在威尼斯国家档案馆。
5.波兰
来自但泽的人文主义学者和诗人约翰内斯·冯·霍芬（Johannes von H?fen，所以他的拉丁文名字是Johannes Dantiscus，西班牙文名字是Dantisco，波兰文名字是Dantiszek，即但狄谢克）在1518～1519年、1522～1523年和1525～1532年担任波兰-立陶宛国王齐格蒙特一世驻查理五世宫廷的大使。也许是因为沉闷无聊（他在信里经常抱怨无聊），但狄谢克的报告里满是对他看到的人物、地方与事件的描述，所以他提供的信息比绝大多数外交官都多。他还与科尔特斯等人通信，讨论美洲的事情，并搜集与新大陆相关的材料，带回波兰。[91]但狄谢克的很多公函都已经出版，见Górski，Acta Tomiciana，这是波兰政治家彼得·托米茨基（Piotr Tomicki）的文件，由他的秘书收集和保存。前十三卷可以在线查阅：http：//www.wbc.poznan.pl/publication/32217。约翰内斯·冯·霍芬发出或收到的6000封存世信件当中的很多（绝大多数是拉丁文和德文的）已经有了完整的可检索的在线版：Corpus of Joannes Dantiscus’ texts and correspondence （http：//dantiscus.al.uw.edu.pl/？menu=clat&f=clat）。1994年，Fontán and Axer，Espa?oles y polacos 出版了但狄谢克从查理五世宫廷发出的40多封外交信函的西班牙文译本（还有其他很多有趣的文献，包括他关于美洲的通信）。
6.葡萄牙
奥地利王朝和阿维斯王朝有着紧密的亲戚关系：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先后娶了查理五世的两个姨母，然后娶了他的姐姐；查理五世娶了若昂三世的妹妹，若昂三世则娶了奥地利的卡塔利娜；若昂三世与卡塔利娜的儿子若昂王子娶了查理五世的女儿胡安娜，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二世娶了若昂王子的姐姐玛丽亚·曼努埃拉。这些关系意味着，在皇帝宫廷的葡萄牙大使会特别仔细地描述查理五世的行为，尤其是他如何对待阿维斯王朝的成员。例如，1526～1527年的报告写道，皇帝夫妇仍然“非常相爱，非常幸福”（见Braamcamp Freire，‘Ida’）。这些报告出自ANTT CC，这是人们在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的混乱之后建立的一个套系，绝大多数存世文献根据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不管其出处、收件人或收件日期。ANTT CC，Part Ⅰ，ma?o 21 （1517） to ma?o 103 （1558）包含了皇帝和在他的宫廷的外交官发来的信函。https：//digitarq.arquivos.pt/details？id=3767259提供了对该套系内每一份文献的简短描述。
五 编年史与史书
关于查理五世的最后一类重要文献是同时代人撰写的编年史。在尼德兰，让·莫利奈（Jean Molinet，1475～1507年任职）、他的外甥让·勒迈尔·德·贝尔热（1507～1512年任职）、雷米·迪·皮伊（Remy du Puys，1515～1516年任职）和内特斯海姆的海因里希·科尔内利乌斯·阿格里帕（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of Nettesheim，1530～1532年任职）都担任过勃艮第宫廷的史官，但他们的历史著作不多。而查理五世的图书馆员威廉·斯努卡特·范·斯豪文堡虽然从来没有被任命为御用史官，却在1559年出版了一部300页的皇帝传记。该书在1563年之前出版了另外三个版本，16世纪90年代又出了两个版本。[92]在卡斯蒂利亚，九位学者担任过查理五世的御用史官：安东尼奥·德·内夫里哈（Antonio de Nebrija，1509～1522年任职）、彼得·马特·德·安杰拉（1520～1526年任职）、贝尔纳多·真蒂莱（Bernardo Gentile，1523～1526年任职）、安东尼奥·德·格瓦拉（1525～1545年任职）、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1536～1573年任职）、弗洛里安·德·奥坎波（1539～1558年任职）、贝尔纳韦·德·布斯托（1546～1557年任职）、佩德罗·梅西亚（1548～1551年任职） 和胡安·派斯·德·卡斯特罗（1556～1568年任职）。这些学者都受过人文主义的训练，都有大学文凭，不过只有三位（梅西亚、奥坎波和塞普尔韦达）之前有著史的经验。他们全都花了太多时间做研究（或者忙于其他项目），而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写作。[93]
Morel-Fatio，Historiography of Charles Ⅴ. Part Ⅰ （1913）对上述每一位西班牙编年史家的作品做了精妙的评价，不过有好几部作品后来出了新版。比如有人在1920～1925年用圣克鲁斯的手抄本制作了一套将近4000页的《查理五世皇帝编年史》，并在马德里出版了五卷本；梅西亚的编年史在1945年出版了一个评注版；1953～1957年，何塞·洛佩斯·德·托罗（José López de Toro）出版了彼得·马特书信集的四卷本西班牙文译本；希龙的史书在1964年出了完整版；塞普尔韦达的《查理五世皇帝行状录》在1995～2010年出版了拉丁文原文与西班牙文译本对照的六卷本，非常精美。[94]
在九位御用编年史家当中，只有塞普尔韦达采访过查理五世，并请他解释做某些事情的动机和他的感受。塞普尔韦达对皇帝的最后几年做了批评性质的评价（第三十章），但他的《查理五世传》直到18世纪80年代才被印刷出版。[95]另外三位编年史家无须采访皇帝，因为他们已经对皇帝非常熟悉：格瓦拉是他的宫廷神父；希龙曾担任他的宫廷管理大臣（Alcalde de Casa y Corte，在西班牙宫廷负责维持纪律的官员）；圣克鲁斯曾教查理五世数学，并陪同他旅行。[96]还有其他一些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自己与皇帝待在一起的时光，按照时间顺序如下。
（1）让·旺德内斯的日记记录了1506～1551年查理五世的动向，详细描述了好几次重大事件。
（2）桑丘·科塔在1510年至1518年10月（他和埃莉诺一起去葡萄牙的时间）也写了日记。
（3）洛朗·维塔尔在1517年6月（他和查理五世一起离开尼德兰）和1518年4月（他与斐迪南一同返回尼德兰）之间记录了查理五世宫廷的日常生活。
（4）弗朗西希罗·德·苏尼加被称为“西班牙宫廷的官方长舌妇”（chismógrafo official de la corte Espa?ola），他于1517～1529年陪同查理五世，从1522年起担任宫廷弄臣。苏尼加失宠之后写了一部充满恶意的书，描写宫廷生活，对宫廷的许多人大肆攻击。该书写成之后，几乎立即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1532年，苏尼加被自己在书中攻击的一个人刺死，可见他的攻击多么招人忌恨。[97]
（5）马丁·加西亚·塞雷萨达的《论述》（Treatise）是一位在1522～1545年为查理五世效力的普通军人的叙述，极其详细（往往具体到每一天）。作者“作为目击者”，亲眼见证了皇帝如何率领军队作战。
（6）来自弗朗什-孔泰的费里·德·居永从1523年开始在查理五世的军中服役，起初是骑士侍从，1539年晋升为“卫队弓箭手”，所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君主。居永在自己的《回忆录》（应当是1566年之后撰写的）的部分章节里完全没有出场，但在有些章节里是主角。他对查理五世的主要战役的后勤提供了独特的细节，包括从一位下级军官的视角对“我们的皇帝”发出的一些批评。[98]
（7）路易斯·德·阿维拉·苏尼加根据自己在查理五世身边的经历，撰写了一部关于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的《德意志战记》，于1548年出版，其中对皇帝的描述非常正面。他还担任皇帝的史官，监督其他历史学家的工作。[99]
（8）查理五世是保罗·乔维奥的《当代史》（History of his own times）第二部分的核心人物。该书写到1547年为止，于1552年出版。除了广泛阅读，乔维奥还采访了查理五世和他的主要副手（有时是当面采访，有时是通过书信）以及他的敌人（乔维奥采访了一些在突尼斯被俘、1536年被皇帝带到罗马的穆斯林；他在1547年8月给正在狱中的萨克森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和黑森方伯发了采访问题，请他们谈谈他们的反叛为什么失败）。[100]乔维奥还运用了自己的亲身体验，因为他于1529年、1536年、1541年和1543年见过查理五世。[101]
（9）约翰内斯·斯莱登在1555年出版了《对查理五世皇帝治下宗教与公共事务的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state of religion and public affairs under Emperor Charles Ⅴ），是用拉丁文写的，但不久之后该书就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斯莱登一开始就吹嘘：“我这部书完全基于我勤奋地搜集的文献。”但作为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官方史官，他主要搜集的是关于宗教和公共事务的文献，而不是关于查理五世的。他用50页的篇幅描写德意志的近期战争，却只用6行记述突尼斯战役。斯莱登几乎完全不提皇帝的外貌或思考。查理五世不喜欢他的作品（这不足为奇），但斯莱登提供了有关皇帝的德意志政策及其反对派的重要洞见。[102]
（10）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于1557～1558年撰写了他的《查理五世编年史》，不过有些段落仍然是笔记的形式，而不是成品。作者曾陪同查理五世参加阿尔及尔战役，也许还见证了其他一些事件，所以他的叙述非常生动。[103]
（11）弗洛里安·德·奥坎波的《编年史》原计划有八十四章，但只出版了五章。不过他留下的一些笔记本里满是关于西班牙状况的材料：BNE Ms. 9936 和9937，分别涉及1521～1543年和1550～1558年，都是从BSLE Ms Ⅴ-Ⅱ-4，‘Relación de cosas sucedidas en la Cristiandad desde 1510 hasta 1558’中抄录的，由派斯（可能还有布斯托）校注。
（12）普鲁登希奥·德·桑多瓦尔修士出生于约1551年，他的人生与他的《查理五世皇帝的生平与事迹》（首版于1604～1606年）的传主几乎没有交集。桑多瓦尔大量借鉴（有时是照抄）了戈马拉、格瓦拉、梅西亚和圣克鲁斯的编年史。不过，他说自己读过或者掌握了他在《查理五世皇帝的生平与事迹》中引用的许多材料，这提醒了我们，他确实能够接触到不计其数的国家公文，包括一些如今已经佚失的材料；而那些保存至今的原件证实，桑多瓦尔确实准确地引用了原文。[104]
查理五世还出现在当时的其他许多作品中，他无法控制这些作品。下列作品中经常提到查理五世：来自施特拉尔松德的巴托洛梅乌斯·萨斯特罗的《回忆录》，萨斯特罗在16世纪40年代多次观察过皇帝；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写到1534年为止）；托马斯·胡伯特（Thomas Hubert，也叫利奥迪乌斯）写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传记，他从1522年到1555年去世前担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秘书和特使。胡伯特记录了他与主公关于皇室成员（包括查理五世的姐姐埃莉诺，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517年和1522年曾试图娶她）的多次谈话，还引用了普法尔茨档案中的材料。[105]查理五世还出现在大量以他的历次战役为主题的编年史中：Voigt，‘Die Geschichtschreibung’出版了关于突尼斯战役和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的文章目录，都经过研究，今天仍然有价值。Nordman，Tempête 编辑了一套关于阿尔及尔大败的绝佳的史料集，有基督徒方面的，也有穆斯林方面的史料。
六 文化记录
1.建筑
查理五世在尼德兰居住过的四座宫殿都已经被毁。在根特，在他的出生地——城墙宫［Hof Ten Walle，后来为了纪念他，改名为王子宫（Prinsenhof）］的那个房间，人们在1685年装饰了描绘他丰功伟绩的壁画，但这座宫殿于1835年毁于火灾。梅赫伦的“皇宫”，即查理五世度过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的地方，后来成了修道院，在18世纪初被拆毁（如今已修复）。布鲁塞尔庞大的公爵宫殿（查理五世在那里举行过很多重要的仪式，包括1515年他的亲政典礼和四十年后他的退位仪式）在1731年的火灾中几乎全毁，不过近期的发掘发现了皇帝统治时期增添的一些建筑的痕迹。他于1553～1556年居住的那座宫殿园林内的小屋于1778年被拆毁，没有留下任何踪迹。[106]
查理五世的宫殿当中只有两座大体完好地保存至今，都在西班牙。1532年，查理五世访问曼托瓦期间，请人在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的核心地带建造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建筑。尽管他曾多次计划去那里，但始终没有看到新建筑。[107]不过另一项大型工程的建筑图纸得到过皇帝的亲自审查和批准，即尤斯特的套房，他的人生的最后十九个月就是在那里度过的。该套房在他去世不久后成为修道院的一部分，但在1809年被法军抢劫和焚毁。修道院于1837年废弃，不久之后整个套房也就荒废了。1958年，也就是查理五世逝世四百周年纪念的前不久，才开始了认真的修复工程，于1999～2002年取得圆满成功。[108]
2.艺术呈现
查理五世及其亲信密切监督了画家、雕塑家、雕版画家和其他艺术家对帝国的艺术呈现。Wohlfeil，‘Retratos’和Checa Cremades，Carlos Ⅴ，以及Burke，‘Presenting’对这些艺术品做了极好的概述。存世的作品包括被称为查理五世“官方肖像”（见彩图19）的全身尺寸肖像系列；彩色玻璃窗、木雕（见彩图15）、青铜像（见彩图21和彩图29）、钱币与纪念章（见彩图16和彩图17）、挂毯（见彩图20）、浮雕宝石（见彩图31）和细密画（见彩图33）。游戏所用的棋子等也可以用于宣传，比如将皇帝及其家人的肖像画到棋子上（见彩图30）。[109]
有了印刷术之后，很多图像就可以量产。皇帝进入自己统治下每座城市（从1515年的布鲁日开始，见彩图7和第三章）的入城式也可以被制作成图像并量产。最高峰可能要算1549年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巡视尼德兰各地时留下的凯旋门，其图像可见Calvete de Estrella，El felicíssimo viaje. Jacquot，Fêtes et cérémonies，其中有很多例子。而对个别纪念活动的新的研究也不断发表，比如Borrás Gualis，La imagen triunfal 研究的是在西班牙塔拉索纳创作的纪念查理五世1530年在博洛尼亚加冕的精彩壁画。
查理五世的很多大臣获得了皇帝的肖像或其他纪念品，来缅怀他们已故的主公（或者他们努力去获取这样的纪念品，比如第十七章记述了第一代奥利瓦雷斯伯爵努力获取提香所作的查理五世在米尔贝格肖像的副本，但没有成功）。路易斯·德·阿维拉·苏尼加被有些人视为皇帝的宠臣，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他说服了查理五世退隐到尤斯特（靠近阿维拉在普拉森西亚的宫殿）。阿维拉在自己的宫殿创建了一家不折不扣的“查理五世博物馆”，里面装饰了描绘皇帝主要战役的壁画（阿维拉描述其中关于朗蒂战役的壁画时，查理五世说它不准确），并且满是皇帝赐给他的纪念品，包括蓬佩奥·莱昂尼于1555年创作的一座大理石半身像。普拉森西亚的米拉贝尔宫至今仍有一个“查理五世沙龙”，但其中的藏品可能不会在那里待多久了：莱昂尼的半身像在2017年被拿去拍卖，开价40万欧元，但后来又被撤出了拍卖会。[110]
3.音乐
查理五世年轻时在梅赫伦就学过好几种乐器，终其一生都喜欢听高雅的音乐。他听得肯定很仔细，因为他注意到弗朗西斯科·格雷罗在尤斯特为他演奏的一些经文歌抄袭了其他人的作品（见第十六章）。Mary Tiffany Ferer在她那部研究查理五世宫廷音乐的高水平著作中承认，“未发现皇帝亲自赞助和提携音乐家或其作品的证据”，但一些特定的音乐作品与特定的事件（比如博洛尼亚的加冕礼、帝国会议的开幕式和皇后去世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111]对查理五世的音乐的最佳介绍，仍然是鲁汶大学音乐学教授Ignace Bossuyt那篇论证充分的长篇论文‘Charles Ⅴ：a life story in music’。这篇论文按照时间顺序，通过音乐来介绍查理五世的政治生涯。
另外，查理五世熟悉的很多作曲家的作品有高水平的录制版本，包括若斯坎·德普雷、彼得·阿拉米尔（Peter Alamire）、胡安·德·安谢塔、路易斯·德·纳瓦埃斯（Luis de Narváez）、让·库尔图瓦（Jean Courtois）、弗朗西斯科·格雷罗、尼古拉·贡贝尔（Nicholas Gombert）、克里斯托瓦尔·德·莫拉莱斯等。查理五世历史的爱好者很幸运，因为有些乐团复原了皇帝曾听过的音乐，比如在2018年10月，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圣三一学院，奥里戈乐团（Ensemble Origo）演奏了1530年2月24日在博洛尼亚的查理五世加冕礼上演奏过的部分曲目。
七 印刷版的一手资料
比利时历史学家和档案研究者路易·普罗斯佩·加沙尔整理出版的关于查理五世的文献多于古往今来的任何人。他在史料中只发现了一个时序上的缺口。他在1842年抱怨道：“等到查理五世开始闪光之后，历史学才对他感兴趣。”
这样一位声名远播、权势遮天的君主，如果我们能知道他是如何成长的，就太有趣了。他的头脑对欧洲的命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能一步步地观察这样一个头脑是如何发展的，就再好不过了……然而不幸的是，相关的史料没有留存下来。
但加沙尔这一次说错了。2011年，Anna Margarete Schlegelmilch基于令人眼花缭乱的七种语言的史料，出版了对于这个主题的多达650页的研究著作，题为《查理五世的青少年时代：一位勃艮第君主的文化环境与教育》（The adolescence of Charles Ⅴ：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of a Burgundian prince）。她对多语言材料进行的细致研究证明，在查理五世“开始闪光”之前就有大量材料留存下来。[112]
对于查理五世人生的余下时光，那些只包括一种档案（AGS、ASV）的印刷版材料，或者只有一种来源的材料（比如威尼斯外交官的述职报告），已经在上文的关于各种档案的部分列举了。但有些重要的出版物包括来自多种来源的史料，例如下面提及的这些。
1.西班牙
CODOIN，共一百一十二卷，包括西班牙档案馆中保存的许多由查理五世撰写或与他相关的文献（Laiglesia，Estudios，Ⅲ，61-73以字母顺序列举了这些文献）。CLC，vols Ⅳ and Ⅴ出版了查理五世统治时期卡斯蒂利亚议会生成的文献（可在线查阅：https：//bibliotecadigital.jcyl.es/es/consulta/registro.cmd？id=16930）。天主教国王斐迪南和查理五世的最后遗嘱的影印版在2016年和1983年分别由J. M. Calderón Ortega，以及M. Fernández álvarez与J. L. de la Pe?a出版。
在西班牙出版的印刷版材料中最重要的要数CDCV。1956年，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得到了这样的指示：“阿尔瓦雷斯，查理五世逝世四百周年快到了，我们得做点什么。”堂曼努埃尔回忆道：“自那以后，我就忙着收集关于皇帝的史料。”[113]由于一些对于海外研究的大规模资助以及50万比塞塔的出版资助，长达2800页的五卷本CDCV 在1973～1981年得以出版，包括825份文献（几乎全都是全文刊出）和皇帝《回忆录》的西班牙文译本，以及累积的索引。[114]
2.德国
1893年出版了Deutsche Reichstagsakten，jüngere Reihe. Deutsche Reichstagsakten unter Kaiser Karl Ⅴ. （RTA）的第一卷，包括查理五世成为罗马人国王（1516年至1519年7月）的过程的文献史。第二卷（1896）涉及的时期是从查理五世当选到沃尔姆斯帝国会议结束（1519年7月～1521年5月）。这两卷都包含了外国大使的相关报告以及内部文件。如Henry Cohn所说，这些文献“让之前写过的一切都显得过时了”。但德国之外的历史学家很少使用这些文献。[115]关于查理五世亲自主持的其他会议，第十卷（1992年出版，1602页，分为三部分）包含1532年雷根斯堡帝国会议的文件；第十五卷（2001年出版，2404页，分为四部分）包含1544年施派尔帝国会议的文件；第十六卷（2003年出版，1740页，分为两部分）包含1545年沃尔姆斯帝国会议的文件；第十七卷（2006年出版，596页）包含1546年雷根斯堡帝国会议的文件；第十八卷（2006年出版，2760页，分为三部分）包含1547～1548年奥格斯堡帝国会议的文件；第十九卷（2005年出版，1681页，分为三部分）包含1550～1551年奥格斯堡帝国会议的文件。还有两卷目前正在整理，将会涉及查理五世主持的另外两次帝国会议：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会议（第九卷）和1541年雷根斯堡帝国会议（第十四卷）。对于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会议，还可以参考F?rstemann，Urkundenbuch 里的文献。Von Druffel and Brandi，Briefe und Akten，vols Ⅱ-Ⅳ出版了许多关于1546～1555年帝国会议的文献。
Kohler，Quellen 出版了120份关于查理五世的重要文献，它们都被翻译成了现代德文。其中大部分来自印刷版的一手和二手材料（见第ⅩⅤ～ⅩⅫ页的清单）。这些文献很少有原文是德文的，但#10是个有趣的例外：查理五世的“德意志财政总管”在1520年的账目记录了为帮助他当选为罗马人国王而以他的名义支付的款项。[116]Kohler在他那部优秀的传记Carlos Ⅴ中引用并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份文献。
2001年，美因茨的科学与文学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开始将其收藏的Regesta Imperii 电子化，这是对1558年之前历代教宗和皇帝的活动的编年记载，形式是摘要（‘Regesten’：目前有超过13万个条目可用）。在那之后，科学与文学院为其增添了引用或拓展了Regesta文献的细节，例如提供了相关各卷和史料集的内容的详细目录，并给出相关内容的链接。目前有超过200万种文献可用。详见http：//www.regesta-imperii.de/en/research/ri-online.html#c958。举个例子，Boone and Demoor，Charles Ⅴ in context，有一章可以在线查阅：http：//opac.regesta-imperii.de/lang_en/anzeige.php？sammelwerk=Charles+Ⅴ+in+context.+The+making+of+a+European+identity&pk=973091。
3.比利时
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一些史料被出版为六卷巨著，包含他的政府发出的全部法令（Recueil des Ordinnances）和一部基于（并经常引用）比利时地方和中央档案的史书：Henne，Histoire du règne de Charles-Quint en Belgique，十卷本。
4.意大利
Henne的著作出版不久之后，Giuseppe de Leva开始出版一部类似的关于意大利的史书，刊出了一系列史料，来源范围极广，包括意大利和海外的许多档案馆与图书馆，时间下限是1552年，那就是Storia documentata di Carlo Ⅴ，五卷本。
八 二手材料
从查理五世在世的时候开始，就有他的传记问世。迄今为止，有至少十几种语言的数千种查理五世传记出版。到1600年，就已经超过100种。1956年，罗亚尔·泰勒指出，在现有的全部研究著作中，“最首要的”是卡尔·布兰迪的Kaiser Karl Ⅴ. Werden und Schicksal einer Pers?nlichkeit und eines Weltreiches，其第一卷出版于1937年，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布兰迪从1907年开始写一部查理五世的传记，打算把赫尔曼·鲍姆加登未完成的三卷本著作续下去。但布兰迪后来决心从头开始，花了三十年来研究各种一手和二手材料。
1941年，布兰迪出版了第二卷Kaiser Karl Ⅴ：Quellen und Er?rterungen，该卷描述并经常抄录第一卷德文版每一页引用的史料（另外还补充了一篇文章，B&S，ⅩⅨ，161-257，‘Aus den Kabinettsakten des Kaisers’，它包含了布兰迪在第一卷出版之后发现的一些特别重要的文献）。[117]有些人也许会批评布兰迪花了太多篇幅在德意志的政治和宗教发展上，而没有足够重视经济和社会问题，或者对里尔和西班牙的档案馆的文献引用太少，但布兰迪的传记（尤其是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设想，把两卷合起来阅读的话）仍然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至今它仍然是评判其他关于查理五世的著作的标杆。[118]
1958年（查理五世逝世四百周年）前后出版了一大批传记，四次国际会议上还发表了67篇各种语言的论文，Kohler，Carlos Ⅴ，403-4提供了相关的详细信息。2000年（查理五世诞辰五百周年）前后又出版了一大批著作。最重要的是，“腓力二世与查理五世百年纪念协会”（Sociedad estatal para la conmemoración de los centenarios de Felipe Ⅱ y Carlos Ⅴ）在2000年赞助了五次国际会议和六次展览，并出版了相应的文章（共275篇）和目录，以及大量关于查理五世的论文和史料集，共计25000页。Blockmans and Mout，The world，1-11 and 337-47提供了相关的详细信息。比利时也纪念了皇帝的诞辰五百周年：“查理五世委员会”用佛兰芒文发表的286页报告详细记载了它在2000年支持的各种与查理五世相关的活动，包括38种相关出版物的清单。[119]
Chaunu and Escamilla，Charles，1，133～60对2000年之前的各种相关出版物做了极好的概述。关于2000年之后的出版物，可参考三种在线资源：在Katalog der deutschen Nationalbibliothek的在线版https：//portal.dnb.de/opac.htm？method=simpleSearch&query=118560093搜索“Karl Ⅴ”；在Dialnet.unirioja.es搜索“Carlos V”和“Charles-Quint”；参考“塞万提斯虚拟图书馆”（Biblioteca Virtual Cervantes）的“Carlos Quinto”部分。[120]
九 佚失文献
詹姆斯·阿特拉斯在他那部关于传记与着魔的传记家的绝佳著作中写道：“传记作者永远不可能把所有信息都写下来。故事永远写不完整。这是本行业的内在风险……传记就像精神分析一样，永远是不完整的；传主就像精神分析的病人一样，永远是不可知的。”[121]但不可知的东西有两种：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