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
查理五世撰写的或与他相关的许多文献已经毁于战火。布拉班特的档案馆毁于1695年法军对布鲁塞尔的炮击；1914年，步步紧逼的德军摧毁了鲁汶和伊珀尔的档案馆；1943年，撤退的德军烧毁了那不勒斯的档案馆。有些文献毁于海难。1542年，查理五世向一位大使道歉，说他找不到一些文件，因为它们在前一年的“阿尔及尔战役中丢失了”。[122]更糟糕的是，1559年腓力二世从尼德兰乘船返回西班牙途中，“1540年之后我们的主公皇帝与国王的全部文件”都随同运载它们的船只一起葬身大海，“于是我们失去了一份重要的史料”。[123]另一种重要的损失，即查理五世给弟弟的亲笔信的损失，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在查理五世去世不久之后，斐迪南命令将他与兄长1522年以来的全部通信抄录到特别的档案中：HHStA Hs. Blau 595，596/1-2 and 597/1-3。尽管他的档案馆员“将抄本与原件做了核对和整合”，他们却忽略了皇帝的全部亲笔补遗，也许是因为斐迪南觉得这些东西太敏感了。如果信件原件存世的话，我们就能知道查理五世亲笔写了什么，但对于那些没有原件存世的，我们就只知道损失了一些东西，也许是很重要的东西。[124]
其他很多存世的文献也（至少是部分地）保守了自己的秘密。有些文献即便是当时的人也看不懂：亨利八世的首席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曾抱怨说，在查理五世宫廷的英格兰大使发回的书信“极其晦涩，任何人都很难看懂”。即便句法清楚，存世的文献也往往是用五花八门令人困惑的字体写成的，有的简直让人完全看不懂。《斐迪南一世家书》（The family correspondence of Ferdinand Ⅰ）的编者之一疲惫地评论道：“每一代历史学家当中都应当有人能编辑斐迪南一世及其兄长和姐妹之间的书信，那些书信的字迹实在太难辨认了。”查理五世是写字最难辨认的人之一。他的妹妹玛丽曾责备他的信让人看不懂：“有一两个词写得太潦草了，我看不懂，也不能确定自己猜对了。”[125]（查理五世极难辨认的西班牙文和法文笔迹的例子，见彩图8和彩图9。）但皇帝期望所有收件人都能读懂他的信，所以历史学家必须咬牙坚持。
很多曾经字迹清晰的文献后来损坏了。罗伯特·科顿爵士收集的好几卷手抄本在送抵大英图书馆之前被烧毁，所以现在我们读不到许多在查理五世宫廷的英格兰外交官发出的信件；1541年危地马拉的一次火山喷发导致洪水暴发，摧毁了这块殖民地的首府，导致大部分文件被毁，剩余的也受到损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此外，很多文件是用密文写的，却没有相对应的“明文”留存下来，要么因为收件人很熟悉密文，能够一边阅读一边即时地辨认和解读，要么因为没有密码本留存下来。1516年，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从女儿那里收到了至少一封“你亲手加密的”信；十年后，查理五世告诉弟弟：“你5月9日的信，我已经自己解码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126]古斯塔夫·贝尔根罗特仅在西曼卡斯就遇到大约50种不同的密码。为了解码，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积劳成疾”，直到偶然发现档案馆内的一个盒子里有多种密码本，其中有些“对我解读许多页有帮助；但有的只能用于解读几行”。但由于贝尔根罗特的努力，他抄录（或者他请人抄录）的文件，如今我们都可以阅读全文了，而档案馆中的原件还有很多段落仍然没有得到破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Stix，‘Die Geheimschriftenschlüssel’提供了查理五世的文书官衙用过的24种密码的破译方法，还附加了7幅展示密码和解码方法的图片。[127]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之所以知道自己缺少某些信息，仅仅是因为写信人充满诱惑地宣布，某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不能留下书面证据。比如马克西米利安曾告诉玛格丽特，他向一位特使“口头解释了我的计划”，特使“能够更加机密和坦率地把我的决定告诉你”；玛格丽特有一次告诉枢机主教沃尔西，她的特使会当面向他解释她的计划，“因为这些事情最好是口头交流，而不是通过书面”；查理五世在西班牙的代表也通过可信赖的使者来传递敏感信息，因为“此地的情况比我能够在信里解释的要严重得多”。[128]查理五世有时也坚持要求口头传递敏感信息。1528年，他告诉阿罗伯爵：“你必须到这里来，我才能告诉你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里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应当是任命阿罗伯爵为两位当人质的法国王子的管理者。）二十年后，查理五世告诉弟弟：“此事极其重要，所以我们必须面谈……不能由第三人传递，也不能写信。”（这里的“要事”指的是向德意志路德派开战。）他设想“我们一起谈四五天”。[129]
最后，尽管查理五世自己把大量信息付诸笔端，但他有时会采取措施，给国家大事保密。1515年，他派自己的教师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从布鲁塞尔“去西班牙拜见阿拉贡国王，谈一些无须解释的秘密的要事”。同样的措辞经常出现在他整个统治时期的尼德兰政府的档案里：四十年后，他在布鲁塞尔的财政总管支付了一位大臣500镑，“是为了与陛下有关的一些无须具体说明的要事”；另一名大臣得到50镑，“由他支配，用于陛下不希望具体说明的一些秘密事务”。[130]查理五世有时还命令销毁敏感的文件。1536年，即将与法国爆发战争的时候，他指示自己的驻法大使“烧毁你手中不应当被别人看见的会议纪要和其他文件”。七年后，在与法国的另一场战争的前夜，他在给儿子腓力二世的秘密建议书的开头写道：“我写下并发送给你的这份机密文件，是仅供你一人阅读的；所以你必须对其严格保密，将其严密保管，让任何人都看不到，连你的妻子也不行。”皇帝在建议书的末尾再次严正告诫：“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假如上帝要召唤你到他身边，请一定将这份文件保管好，封印并归还我，或者当着你的面将其烧毁。”[131]
2.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
1543年的建议书并没有被烧毁，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幸事，因为皇帝独自一人撰写了这份文件，并且独此一份。如果运气好，并且研究者足够聪明，就可以查明其他一些“陛下不希望具体说明的秘密事务”，因为通常情况下秘书都会保留发出信件的草稿、副本或摘要，或者发出双份甚至三份内容相同的文件，其中至少一份能够存世。不过，难免有些空白是永远无法填补的。查理五世私人开支的账目就体现了这个问题：我们知道，1530～1532年的账目是存在的，因为尽管该账目已佚失，但19世纪曾有人将其列在一份清单中。或许曾经有涉及1530年之前或1532年之后的账目存在，后来却销声匿迹了。历史学家对是否存在这样的账目一无所知。
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对于政治史和军事史特别严重。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在为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撰写那部卓越的传记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卡洛从1975年也就是传主去世的两年后开始写这部传记，当时约翰逊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都还在世”，可以接受作者的采访。这样的采访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关于第三十六任总统约翰逊的存世书面材料汗牛充栋，足以让查理五世的传记作者们敬畏（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约翰逊图书馆与博物馆藏有3400万份文献），但仍然有很多方面是含糊不清的。不过卡洛可以向那些亲身认识约翰逊的人征询意见，他也的确这么做了。“图书馆里的文献不能解释问题的时候，采访亲历者往往能够揭示真相。”但这也导致了其他方面的挫折，因为卡洛很快发现，并非所有受访者都能提供同等的帮助。卡洛抱怨道：“要等很多年后，亲历者更愿意在受访时开诚布公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权力是如何运作的。那时我们就得回去，看看真正发生了什么。”[132]
在研究查理五世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采访亲历者，尽管比森特·德·卡德纳斯·比森特在《采访查理五世皇帝》（Interviews with Emperor Charles Ⅴ）中做了勇敢的尝试。卡德纳斯·比森特发表了许多关于传主的史料，运用自己的知识提出了一千多个非常有深度的问题，记录了皇帝的答复（通常很简略），然后援引文献或其摘要作为证据。尽管卡德纳斯·比森特强调自己提供的只是“娱乐”，但他的问题是每一位为查理五世立传的作者都渴望得到回答的。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幸的是，因为查理五世早就辞世了，所以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恐怕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133]
[1] Sánchez Alonso，Fuentes，Ⅱ，1 （见pp. 36-165关于“Espa?a en el período 1516-1556”的作品）；Dixon and Fuchs，The histories. In 2001，Kohler，‘Una mirada’对研究查理五世所需的史料做了很好的概述。
[2] Foronda y Aguilera，Estancias y viajes，online at http：//www. cervantesvirtual.com/bib/historia/CarlosV/5_3_foronda_1.shtml. Gould，‘The adventure’，很好地介绍了Foronda及其作品。Vilar Sánchez，Carlos Ⅴ，400-1对查理五世在何处停留给出了略微不同的叙述。
[3] 概述见http：//karl-v.bsz-bw.de/einl.htm，它可以链接到POLKAweb网站。要使用POLKAweb，点击按钮Gesamtsuche（全部搜索）；要寻找查理五世（比如说）在1543年的信件，将Suchart（搜索方式）选为Standard，在Absender（发件人）栏输入Karl，然后输入Datum（日期）：“01.01.1543 bis 31.12.1543”，这就能检索出362封信，信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然后，我们可以点击每一条看详情。
[4] 约翰·达尔伯格-阿克顿（1834～1902），第一代阿克顿男爵，是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他的背景很复杂多元，有英国、那不勒斯、德意志和法国的身份。阿克顿早年师从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后来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有句名言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一定导致腐败”。
[5] BL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Departmental Archive，‘Papers regarding purchase and acquisition of manuscripts，1871-1873’，ff. 1-4，John Dahlberg Acton to J. Winter Jones，12 Aug. 1869，and Paul Friedmann to Edward Bond，14 June 1869. BL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Departmental Archive，‘Papers regarding purchase and acquisition of manuscripts，1871-1873’，ff. 1-95收录了博物馆的图书馆员与贝尔根罗特的后裔之间的通信，1869～1871年。Cartwright，Gustave Bergenroth 叙述了贝尔根罗特的生平，并刊载了关于他计划的查理五世传记的一些书信。
[6] BL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Departmental Archive，‘Papers regarding purchase and acquisition of manuscripts，1871-1873’，ff. 446-57收录了博物馆与弗里德曼之间关于被扣留的十一卷文献的怒气冲冲的通信；Rzepka，Historia kolekcji，121-2简述了克拉科夫藏品的情况。贝尔根罗特文献的更多卷（不过不一定全部与查理五世有关）见TNA PRO 31/11（十四卷抄录自西班牙档案馆，绝大多数出版在CSPSp 中；TNA PRO 31/11/11包含解码方法）；and BNE Ms. 18550/2 （376 ff.中的一卷包含贝尔根罗特的抄录文献，绝大多数出版在CSPSp 中）。
[7] Martínez Millán，La Corte.
[8] Checa Cremades，Inventarios. Vol. Ⅰ包含查理五世的九份财产清单和他母亲的一份财产清单；vol. Ⅱ 包括皇后的九份财产清单；vol.Ⅲ包括查理五世的姑姑玛格丽特的二十二份财产清单，他的姐姐埃莉诺的两份，妹妹伊莎贝拉的七份，弟弟斐迪南的四份，妹妹玛丽的四份和妹妹卡塔利娜的五份，再加上覆盖全部三卷的索引。
[9] SLID，Ⅱ，21-69.
[10] SLID，Ⅱ，71-154 （GRM，Ⅱ，1-69刊载了相同的文本，尽管加沙尔无法识别其作者身份）。17世纪20年代，Fray Luis de Santa María 写了一部 A la cassa y monasterio Ymperial de St Hr.mo. de Yuste。在1999年，尤斯特的修道院获得了这部手抄本的一个19世纪的副本，并出版了影印版（2000年在马德里出版）；但其中关于查理五世的段落似乎照抄了科拉尔的文字。
[11] Stirling-Maxwell，The cloister life（1852），Pichot，Charles-Quint（1854），and Mignet，Charles-Quint（1854），全都基于冈萨雷斯抄录的西曼卡斯文献，CADMA 馆长Mignet在1844年为CADMA获得了这批文献。Gachard，Retraite et mort（3 vols，1854-6），运用了同一批文献，其中大多数与比利时有关，是加西亚·冈萨雷斯及其工作人员在西曼卡斯为路易·普罗斯佩·加沙尔抄录的。
[12] Sánchez Loro，La inquietud postrimera de Carlos Ⅴ （1957-8），part of the ‘Publicaciones de la Jefatura Provincial del Movimiento’. 尽管Sánchez Loro对法西斯政权的热情让他犯了一些错误，做出了一些糟糕的价值判断，但他的三部曲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学术成就，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13] AGS CSR legajos 128-80. Aguirre，‘Viejos y nuevos’，40-4是对这个重要却受忽视的套系的最佳描述。
[14] Los Santos，Descripción breue，167-8 and 176；［Caimo］，Lettere，Ⅱ，32-53，letter from El Escorial，22 Aug. 1755. Varela，La muerte，18～19说查理五世父亲的遗体于1506年得到防腐处理，所以如果皇帝驾崩后他身边的人认为有必要对皇帝的遗体做同样的处理的话，技术是现成的。
[15] Dekker，Egodocuments，7. 另见German History，ⅩⅩⅧ/3 （2010）特刊中关于此话题的绝佳文章。
[16] Neefe，Tafel-Reden of Ferdinand and his doctor；LWT，路德的所谓“桌边谈话”，六卷本。沙博和其他历史学家的类似观点的引文，见上文。
[17] 对皇帝宣传自己形象的工程及其参与者的概述，见Silver，Marketing Maximilian，37-40。
[18] Bornate ‘Mémoire’，394；Rivera Rodríguez，Carlos Ⅴ，25. Brandi，Kaiser Karl Ⅱ，42-5列举并探讨了他于1941年写作时能够看到的关于加蒂纳拉的史料。1981年，首相本人的档案（如今在AS Vercelli）向历史学家开放，成为Headley，The emperor，Boone，Mercurino，and Rivera Rodríguez，Carlos V 的史料基础。
[19] Laiglesia，Estudios，I，41-92，刊载了查理五世签署于1543年5月的十几份指示。关于两份建议书，见本书第十一章和Ball and Parker，Cómo ser rey。关于据说由查理五世在1555年或1556年给腓力的神秘的“最后指示”，见本书附录三。
[20] Firpo，Relazioni，Ⅱ，829，Relation of Marino Cavalli，1551；Brandi，‘Eigenh?ndige Aufzeichnungen’，256-60.
[21] KFF，Ⅱ/2，549-63，（又刊载于LCK，Ⅰ，360-73），Charles to Ferdinand，11 Jan. 1530，备忘录。孔塔里尼说查理五世把这种信当作筹划的手段，见Alberì，Relazioni，2nd series Ⅲ，269-70，Relation of Gasparo Contarini，4 Mar. 1530。
[22] LWT，Ⅱ，182 （#1687） and Ⅲ，233 （#3245），路德在1532年6月至7月的一句评论。Carretero Zamora，Gobernar，59-76分析了查理五世或别人以他的名义发给卡斯蒂利亚议会的“讲话”；Reiffenberg，Histoire 刊载了骑士团书记员的记载。Santa Cruz，Crónica，Ⅱ，454-8刊载了（据他说）查理五世于1528年9月16日发给御前会议的一份“讲话”，为自己去意大利的计划辩解。Rassow，Die Kaiser-Idee，11ff认为这份文件是真实的，并将其当作他所谓的皇帝“1528年纲领”的根据；但布兰迪从文风来看，认为它是伪造的：BKK，Ⅱ，195-6，and ‘Eigenh?ndige Aufzeichnungen’，229-35. Later Beinert，‘Kaiser Karls Ⅴ. Rede’认为圣克鲁斯的文本是真实的，但我认为布兰迪的分析更有说服力，所以省略了这份文件。
[23] 对这番高谈阔论的不同记述，见Morel-Fatio，‘L’espagnol’，and Cadenas，Discurso；退位演讲见费德里科·巴多厄给威尼斯政府的报告，1555年10月26日（刊载于Stirling-Maxwell，Notices，14-19，部分刊载于CSPV，Ⅵ/1，221-4，包括一段经过解码的密文）；Giovanni Battista Ricasoli to Duke Cosimo of Florence，26 Oct. 1555 （ASF MdP 4319/237-41，部分刊载于von Ranke，Deutsche Geschichte，Ⅴ，380）；and Sir John Ma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trie，27 Oct. 1555，附有对此事的一份“记录”（刊载于Kervyn de Lettenhove，Relations politiques，Ⅰ，4-7）。
[24] SLID，Ⅲ，142 n. 111，‘Escrito de Corte de la cesión que Su Majestad ha hecho’ （SLID，Ⅱ，635-8刊载了一个西班牙目击者的记述）。
[25] Heuterus，Rerum Belgicarum，book ⅩⅣ；‘Receuil’刊载于Gachard，Analectes Belgiques，87-91。有几份副本存世，见GRM Introduction，88 n. 1，and Gachard，‘L’abdication’，908 n. 1。
[26] Baumgarten，Geschichte，Ⅲ，vi；Roper，‘“To his most learned and dearest friend”’，285（罗珀写道，“因为路德的作品极多，他的书信塑造宗教改革史本身的写作”，Roper，‘“To his most learned and dearest friend”’，283）。查理五世将他与弗朗索瓦一世的对话发表于Apologie de Charles-Quint（1535，在Gachard，‘Lettre’，306-9中有所讨论）。查理五世亲笔写信给亲信大臣、亲手封信封，从而让其他大臣不知道其内容的例子，见BMECB Ms. Granvelle，Ⅰ，153-5，Charles to Baron Montfort，23 Dec. 1528 （p.206 above）；及1543年5月6日给腓力的秘密指示。
[27] Laferl，‘Las relaciones’，115；CMH（2 vols） and KFF （起初根据斐迪南收到每一封信的时间来排布，所以查理五世较早写的信可能被排在后面，因为斐迪南写信时不知道其内容）。Spielman and Thomas，‘Quellen’刊载了查理五世在1514～1517年写给斐迪南的12封信；von Bucholtz，Geschichte，Ⅸ刊载了斐迪南与其兄长和姊妹之间的许多封信；LCK 也刊载了查理五世、斐迪南和玛丽之间的许多较为重要的书信；árpad，‘Kiadatlan’刊载了1541年10月～1542年11月查理五世与斐迪南的关于匈牙利的通信。
[28] Mazarío Coleto，Isabel. 皇帝夫妇也派遣特使来传递各自健康状况的消息。1956年，罗亚尔·泰勒遗憾地说：“弗里茨·瓦尔泽为了出版查理五世与皇后的书信集而搜集的材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战后消失了。”（The emperor，356）这些材料至今下落不明。
[29] AGS E 142/134 and 134bis，Charles to Ursolina de la Penna，Rome，13 and 19 Apr. 1536. 关于乌尔索莉娜和塔代娅，见本书第十四章。
[30] Gachard，Correspondance de Marguerite，Ⅱ，ii-xiii and lvii-lix刊载了1539年、1540年和1556年查理五世书信的全文，以及其余年份的绝大多数书信的概述。查理五世给儿女的书信都没有腓力二世在1580～1583年给几个女儿的信里那种俏皮的爱意，见Bouza，Cartas。
[31] Gachard，Correspondance de Charles； von H?fler，‘Monumenta Hispanica Ⅰ：Correspondenz des Gobernadors von Castilien … mit Kaiser Karls Ⅴ. im Jahre 1520’；Viaud，Lettres.
[32] Heine，Briefe （1530、1531和1532年查理五世收到的信，用西班牙文出版，附有德文译文和德文的学术附件），and CODOIN，ⅩⅣ，1-234，and XCⅦ，213-84（查理五世和洛斯·科沃斯从1530年到1531年收到的信，包括Heine忽略的一些查理五世收到的信）。关于洛艾萨的生涯，见Nieva Ocampo，‘El confesor’；Martínez Pérez，El confesor，ch.4；and Lehnhoff，Die Beichtv?ter，34-59。
[33] Maurenbrecher，Karl Ⅴ，29*-32*，刊载了Soto’s ‘parescer’ to Charles ‘sobre la empresa de Alemania’。又见Carro，‘Influencia’；Martínez Pérez，El confesor，ch. 9；and Lehnhoff，Die Beichtv?ter，65-71。
[34] Beltrán de Heredía，Domingo de Soto，207-36，and 615-55 （Soto to Charles，25 Aug. 1552，在听闻皇帝从菲拉赫逃离的消息后写的一封安慰信，at pp. 654-5）。又见Lehnhoff，Die Beichtv?ter，71-5。
[35] 在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引用的埃斯科里亚萨的信；De Witte，‘Cornelis’，刊载了贝尔斯多普的13封信，其中11封是1548年从奥格斯堡发出的（尽管他没有像德·维特多次说的那样写信给皇后，因为皇后于1539年去世，而是写给了玛丽）；马泰斯的书信见GRM；Reiffenberg，Lettres，刊载了范·马勒给路易·德·普莱特的34封信。
[36] Ribadeneyra，Vida del P. Francisco de Borja （1592；博吉亚写的或与他有关的七卷已出版的文献也包括大量关于查理五世的材料，见Sanctus Franciscus Borgia）；Sandoval，Historia，‘Historia de la vida… Iuste’，Books Ⅻ-ⅩⅤ。
[37] HHStA档案馆工作人员David Fliri在2018年7月23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证实了这一点。
[38] CSPSp 的前两卷覆盖1520～1525年，忽略了HHStA的文献，但Garrett Mattingly编辑的Further Supplement （出版于1947年）刊载了这些文献的英文概述（除了Lanz，Aktenstücke und Briefe 刊载的文献，因为L&P Henry Ⅷ中已经有一份概述）。同一卷包含曾收入HHStA但后来送回AGRB的许多文献的概述，详情见CSPSp Further Supplement，vii。
[39] Akademische Druck- und Verlagsanstalt of Graz 在1976年出版了一份摹本。（Codices selecti，LVII.）The Morgan Library and Museum，Ms. M.491是一本非常类似的时祷书，是1533年有人为查理五世制作的，也许是从维也纳的那一本复制的，所有细密画见http：//corsair.themorgan.org/cgi-bin/Pwebrecon.cgi？DB=Local&Search_Arg=%22ms+m.491%22+ica&Search_Code=GKEY^&CNT=50&HIST=1。
[40] Aerts，‘L’age’，579-80（加沙尔搜寻档案的活动及其成果的清单），and 590 （引用了Reiffenberg）。
[41] Aerts，‘L’age’，595（各卷文献的清单，几乎全都与政治和外交相关，由加沙尔在1830～1885年出版）。Gachard，Carlos Ⅴ （2015）是他发表于Biographie Nationale de Belgique（1872）的关于查理五世的长文的西班牙文译本，附有Gustaaf Janssens对加沙尔其人及其作品的评价。
[42] 关于加沙尔作为档案馆员和历史学家的了不起的六十年生涯，见https：//dutchrevolt.leiden.edu/dutch/geschiedschrijvers/Pages/Gachard.aspx；Wellens，‘études’；Aerts，‘L’age’（对加沙尔热情地根据日期重新排布文献却不考虑其出处的做法进行了一些批评）；最近的相关著作是Nationaal Biografisch Woordenboek，ⅩⅫ，311-45。
[43] Janssens，‘Fuentes flamencas’，201 n. 41，提到了寻找Lanz出版的文献的当前存放地点的困难，并给出了一些指南。
[44] BRB Ms. Ⅱ-2270，刊载于Gossart，Charles-Quint，217-20，但有一些错误。关于其出处，见De Nederlandsche Spectator，Jaargang 1894，p. 175 （no. 22，2 June 1894，p. 1），在拍卖广告中提到了这份文献。关于其内容，见上文。
[45] Gachet，‘Extrait’，269，and Gachard，‘Notice’，243-4.
[46] 它可能不在希迈的那部分藏品当中，因为它没有出现在E. Dony，‘Les archives du chateau de Chimay. Recueil d’analyses，textes et extraits’，BCRH，LⅩⅩⅩⅥ（1922），11-162。我感谢Wim Blockmans、Claude de Moreau de Gerbehaye、Pierre-Jean Niebes、John O’Neill和Steven Thiry 帮助我寻找该文献的下落。
[47] 如何利用米兰国家档案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的关于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文献，一个极好的例子见Rabà，Potere e poteri。CSP Milan的数字化版本可通过BHO 获得。
[48] Gerhard，Síntesis，12. Gerhard分析了覆盖1548～1553年的四卷中的2911份令状。这四卷为AGNM Civil 1271，AGNM MercedesⅢ，Kraus Ms.和Ayer Ms，按照29个地理区域和6个主题分类。这种分类方式可能对研究墨西哥殖民时代早期的历史学家有帮助，但让人无法研究日常的工作量。
[49] O’Gorman，‘Mandamientos’，刊载了该卷中的全部92份命令的抄录版本。其中5份令状引用了一道御旨。到1550年，门多萨每天发布多达11份令状。
[50] 要体验一下这套绝妙的史料，在浏览器中输入PARES（Portal de Archivos Espa?oles，“西班牙档案门户”），选择Búsqueda Sencilla（简单搜索）。在Buscar（搜索）栏内输入Testamento Carlos Ⅴ（查理五世的遗嘱），日期选择为1554年到1558年；在显示的四套档案的十三个套系当中，选择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Patronato Real（西曼卡斯综合档案馆），在列出的五份文献中点击最后一份：Testamento del emperador Carlos Ⅴ，6 June 1554（查理五世皇帝的遗嘱，1554年6月6日）。不管你居住在何方，不管在什么时间，你都能在线阅读全部100页文献，并打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51] Danvila，Historia，Ⅰ，10-16大肆宣扬了他将自己发表的AGS文献抄录件转移到马德里的努力，从而不仅避免了在辨认古文书时可能遇到的挑战，还避免了生活在“一个不太可能找到体面的生活条件的村庄”。
[52] AGS Estado K，涉及法国的国务会议文件都得到了大量使用。相比之下，因为很重要所以被从其他套系中偷走的文献，现存于AGS E 8334-8343，却基本上被忽视了。
[53] Nú?ez Contreras，Un registro，发表了对每一份文件的概述，很有帮助。
[54] BNE Ms. 18，634 no. 58 （之前是在ff. 260-2），‘Lo que el Comendador Mayor scrivió a Su Magestad desde Gante’，没写日期，但应当出自1531年4月第二周。CDCV，Ⅰ，260-3刊载了这份有意思的奏章，但抄录有很多错误，并且日期不确定。
[55] Moreno Gallego，‘Letras misivas’，45-9令人信服地提出，BR藏品是贡多马尔（Gondomar）伯爵在17世纪30年代在贝桑松获取的，于1806年和贡多马尔藏品的其余部分一起进入王家图书馆。大部分文献已经电子化，但目前（2018年）只能在图书馆现场查看。
[56] 1921年，雷克森斯家族的最后一名后裔将这套档案托付给加泰罗尼亚的耶稣会。这套档案于2011年进入加泰罗尼亚国家档案馆。
[57] ADN Lettres missives 有三套使用指南：Bruchet的打印版书面清单，可在线查看；两本图书形式的目录，其中一本是按照通信人分类的，另一本是按照日期分类，仅可在北方省档案馆的目录室内查阅。
[58] 关于给这些信件确定日期的问题，见上文的“关于日期与引文”。瓦尔特强调需要给父女之间的全部通信做一个新的注疏版，加上正确的日期和抄录；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响应他的呼吁。
[59] 马里亚克大使在1548～1549年的两套通信，分析见BNP，Ⅱ，88-105，通信内容如今可以在线查阅：BNF F. f. 3098-3099 （原先是Mss. 8625-8626），BNF Cinq Cents de Colbert 397-398 and Clairambault 343中有副本（同样可在线查阅）。马里亚克在1550年多的外交信函，分析见BNP，Ⅱ，106-14，内容见BNF NAF 7060 （原先是Ms. Brienne 89），暂时还无法在线查阅。
[60] 这些文献还在巴黎的时候，有人做了两套详细的目录：Daumet，‘Inventaire’；and Paz，Catálogo。关于蒂朗的细节以及他从西班牙档案馆偷窃的后来进入ANF文献，见https：//francearchives.fr/en/facomponent/56390733ecade52ac4b13529b82e 7009b51887b9。CADMA送回西曼卡斯的若干箱文献（现在的编号是AGS E 8334-8343）带有德文Milit?rbefehlshaber in Frankreich（驻法德军总司令）的印章，命令所有海关官员允许其自由通过，日期为1941年10月16日。
[61] Gutiérrez，Trento，Ⅲ，6-10描述了这些文献。
[62] Moreno Gallego，‘Letras misivas’是关于枢机主教的文件如何流散的最佳解释。Van Durme，‘Les Granvelle’概述了格朗韦勒家族以及他们为查理五世所做的工作。
[63]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Obadiah Rich Collection，Mss. 79-82包含RAH部分文献（如果不是全部文献的话）的抄录，以及其他一些RAH似乎没有收录的关于皮萨罗和拉·加斯卡的文献，见Brownrigg，Colonial，70-85. CODOIN，XLIX and L，并刊载了许多与拉·加斯卡平定秘鲁有关的文献；and Saville，‘Some unpublished letters’刊载了拉·加斯卡写给危地马拉的西班牙殖民当局的五封重要的信，揭示了他如何巧妙地动员整个美洲的资源去镇压皮萨罗的叛乱。
[64] 我感谢亨廷顿的加利福尼亚与西班牙档案馆的两任馆长Clay Stalls和已故的Bill Frank帮助我编纂了这份对皮萨罗-拉加斯卡文献的描述。
[65] Saletta，‘Il viaggio’. 我感谢Claudia M?ller Recondo帮助我计算皇帝的行程。另见本书地图1。
[66] Baumgarten，Geschichte，Ⅲ，ⅴ-ⅵ. 他继续写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把查理五世的全部通信整理出版。”我也希望如此。
[67] BL Cott. Ms. Galba B.Ⅲ f. 57，Young and Boleyn to Henry Ⅷ，Brussels，3 Nov. 1512，存档副本。
[68] Senatore，‘Uno mundo de carta’，274，Galeazzo Maria Sforza to Giovan Pietro Panigarola，21 Mar. 1476. Senatore的书名《文牍的世界》出自1448年一位米兰大使的怨言，即他的主公的多边外交制造了“文牍的世界”。一个世纪之后，他的预言成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