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统治者及其主要谋臣现在做了好几项重要决策。1515年1月，“因为我自己无法充分地感谢上帝，即我的创造者，感谢他赐予我的恩典、荣耀、健康和成功，并且我无德无能，无法在将来获得他的更多恩典”，查理命令在尼德兰各地举行游行和公共祈祷，以恳求上帝继续“赐予我美德和良好的习惯，让我的领地和臣民安享太平、团结与和睦，并引导我为上帝增光添彩，给我自己带来福祉，给我的领地和臣民带来繁荣、富强和太平”。他还开始同时用法文和荷兰文立法，法律文书的开头总是“根据君主的命令”，结尾是“因为这就是我的意愿”。其中一项立法任命杰出的律师和大臣让·勒·绍瓦热为“我们的首相”，这是一个新职位；查理让勒·绍瓦热负责“为所有人主持司法”，“保管我的御玺，并用它签发各种书信与文书”。[8]因为这道御旨没有限制勒·绍瓦热的司法权，所以这意味着他的权威在查理统治的所有领地都畅通无阻，事实也确实如此：首相陪伴查理到各地，每次查理获得一块新领地，首相从一开始就干预该地的事务。
1515年3月，查理签署了一道命令，撤销了他得到“解放”之前朝廷发放的所有年金，“这是因为我不得不处置诸多国家大事，每天的事务越来越繁忙，并且以形形色色的方式不断增加；也是因为我肩负的债务太多”。七个月后，他为自己的内廷颁布了新的规章制度，参考了二十年前他父亲在类似的情况下制定的规矩（查理的很多大臣都记得那件事情，因为他们也曾为腓力效劳）：
地图2 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尼德兰
查理在1515年1月被宣布成年之后，对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西尼德兰各省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巡视，举行盛大的入城式，进入每一座主要城市，作为君主接受民众的欢呼。后来他视察了自己继承的其他省份，包括乌得勒支（1528年获得）和海尔德（1543年征服），但他始终没有去过弗里斯兰（1524年获得）、德伦特和上艾瑟尔（均为1528年获得），以及格罗宁根（1536年获得）。
自我成年并亲政以来，我始终努力，并热切希望在我的一切事务当中创建井井有条的秩序，从而结束过去因为战争和分歧等原因而出现的混乱状况。甚至我的内廷也很混乱，而我和我的大臣、领地与臣民的荣誉和安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廷的秩序。
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近700名官员和卫兵的职责。查理还开始参加枢密院会议。玛格丽特不赞成地写道，他让每一位大臣都直抒胸臆，然后“要求他们以书面形式呈送意见并签名”，这是他的“协商”制度的开端，后来这种制度成为他的决策方式的核心部分。[9]
是谁做出这些决策的？肯定不是玛格丽特。侄子亲政不到三周后，她告诉马克西米利安，她再也不能发号施令，而只能服从“我的主公及其议事会”发布的命令。她气呼呼地说，因此“我不再为国家事务烦心了”，如果皇帝想要什么，“那么你必须写信给谢夫尔男爵和首相”。玛格丽特尤其怨恨自己被贬黜之前政敌搞的那种密谋。她“几乎落泪”地告诉一位英格兰使节，马克西米利安“瞒着她和谢夫尔男爵大人串通，结束了她对王子的指导，严重损害了她的荣誉和声望”。[10]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1515年3月，玛格丽特告诉父亲，查理刚刚“告诉我，他听说路易·马罗顿［玛格丽特的密使］卷入了您宫廷里形形色色的阴谋与交易，给他［查理］造成许多损害、遗憾和不悦，因此他要求我把马罗顿召回”。最后，在8月，她与查理当面对质，因为“我耐心忍受了这种局面很长时间，现在我知道有人无所不用其极地让你不信任我”。她要求，如果有人要批评她，那么请“当着你的面表达，让我能够当面回答，因为我希望别人有话对我当面说，而不是在我背后放冷箭”。她详细地为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辩护，并说自己经常为了国事自掏腰包，最后义正词严地说：
你大可以放心，我的主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让我为您效劳，并通情达理地对待我、尊重我，那么我会忠诚地为你尽心服务，不惜拿我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冒险（我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这样做的）；但如果你愿意相信某些人毫无根据的诽谤，并允许他们这样对待我，那么我宁愿离开，去照管自己微不足道的事务。我已经请求皇帝允许我这么做……所以，我的主公，我请你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图。
根据这份文件背面的一条记录，查理及其议事会只能做出蹩脚的回应：“认可夫人的确是兢兢业业、尽忠职守，并用其他的甜言蜜语抚慰她，还做了一些承诺。”于是玛格丽特命人清点自己的所有财产，显然是打算离开尼德兰。[11]
查理的亲政也损害了马克西米利安的权威。皇帝仍然希望孙子能到他身边来，一起巡视他的奥地利土地，然后在那里以奥地利继承人的身份接受宣誓效忠（见第二章）；但在这之后，皇帝向玛格丽特吐露心迹：“只要他在我手里，就比较容易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妥当。”尤其是，“一旦他离开尼德兰，你就可以像过去惯常的那样管束他”。查理一再拖延，不肯去奥地利，于是皇帝宣布，“他很快要去沃尔姆斯，让王子在那里与他会合……如果王子不愿意来”，他就“亲自去尼德兰，去制造点麻烦”。[12]
但和通常的情况一样，马克西米利安的其他政策，以及他长期的财政困难，挫败了他的这些计划。之前为了让皇帝允许查理亲政，尼德兰等级会议同意给皇帝一笔钱。现在尽管皇帝乐观地授权自己的私人银行家准备接收尼德兰朝廷的款项，查理却一直拖到1515年5月才授权拨款，并且在这十八个月之后才开始支付祖父应得的年金。[13]于是皇帝没有西行去尼德兰，而是留在维也纳，在那里与邻国统治者会谈，并为他的孙辈缔结了两门婚姻（玛丽嫁给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国王，斐迪南迎娶匈牙利国王的妹妹），从而为多瑙河流域中段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这个超级大国将会延续四个世纪之久。
随后，马克西米利安试图恢复自己在尼德兰的权威，手段是恢复玛格丽特对他孙子的影响力。他告诉女儿，他已经写信给查理，“希望他把你留在身边，并做一个好侄儿，好好对待你这样高尚的好姑姑”。马克西米利安还命令玛格丽特“和我的孙子待在一起，不要离开尼德兰，因为你在那里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有极大的益处”。皇帝还写信给查理，说“我毫不怀疑”，查理一定会“在最重大、最困难的事务方面征询玛格丽特的意见，并接受和遵循她的建议”，因为她的建议一定“比其他任何人的要好”。他最后表示，“无论出于天性还是后天的原则，她都会关心我和你的利益与荣誉。我认为，我们三个人是一体的，由同样的心愿和亲情联系起来”。[14]
但马克西米利安这样做是在浪费时间。外国大使们开始将谢夫尔男爵和勒·绍瓦热称为查理的“监护人”或“摄政王”。在一段时间内，哈布斯堡家族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尼德兰事务的掌控。谢夫尔男爵和勒·绍瓦热等人的崛起很快就在尼德兰对法国的恭敬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路易十二于1515年1月1日突然驾崩，这造成了一个微妙的局面。他没有男性继承人，于是他的远房堂侄，出身于瓦卢瓦王朝昂古莱姆分支的二十岁的弗朗索瓦继承了王位，称弗朗索瓦一世。他登基两天后在接受觐见时告诉查理的代表，他“会当［查理的］好亲戚、好朋友和好主公，因为他是我的附庸”；但弗朗索瓦一世补充道，“他不希望自己被查理耍得团团转，就像已故的路易十二被皇帝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耍弄那样”。查理的使者受到这样无端的侮辱，立刻反驳说，尽管查理愿意与法国和平共处，“就像他的父亲之前那样，但我希望陛下明白，你的朋友和附庸当中再也没有比他更有能力伤害陛下的人了”。[15]查理的“监护人”赶紧否认对法国的这种挑衅态度，指示代表查理参加弗朗索瓦一世加冕礼的使者对法王百般逢迎。使者必须为主公不能亲自来参加加冕礼道歉，“因为我［查理］公事繁忙，并且新近成为尼德兰各省的领主”；使者还要表达查理对“如此勇敢、高尚并且风华正茂的君主”登上了法国王位而感到喜悦。
查理指示使者向法王表示，如果“在我亲政之前发生的什么事情”令新国王不悦，恳请新国王“看在我年幼的分儿上”既往不咎；使者还奉命表达查理的愿望，即两位统治者“能够为了共同的利益、公共的福祉和弘扬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而一起做一些大事”。最后，使者还要表示，查理热切希望与法国缔结条约并与勒妮公主（当时只有八岁）结婚。她不仅是已故国王的女儿，还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小姨子[16]。马克西米利安写信敦促使者对勒妮的嫁妆提高要求，查理及其谋臣则赶紧命令使者不要理睬皇帝的命令：
尽管我希望取悦我的主公和父亲［祖父］，让他没有理由抱怨说我们没有遵从他的命令……但你必须竭尽全力，不要让法王及其人民有理由怀疑或想象我打算背弃或撕毁两国盟约。[17]
查理的谋臣有很好的理由去安抚法国。如一位英格兰外交官所说，皇帝现在“疾病缠身，而且阿拉贡国王年事已高”，等皇帝和阿拉贡国王百年之后，查理将会继承他俩的土地和头衔，但前提是他自己的主张能够得到落实。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保障尼德兰与邻国维持和平、排除一切战争的风险。1515年3月在巴黎签署的条约达成了这个目标：弗朗索瓦一世承诺不会攻击查理的领地，也不会帮助别的侵略者（三周后，他禁止海尔德公爵“侵犯卡斯蒂利亚王子的领地”）。他还承诺支持查理对各领地的所有权，反对所有敢于挑战查理的人。
但谈到勒妮的时候，弗朗索瓦一世规定，她要年满十二岁之后才可以到未婚夫身边（这意味着在至少四年之内，查理还不能得到合法的继承人），并且她必须放弃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布列塔尼公国的所有权（当初正是这个公国让查理对勒妮产生兴趣）。她的嫁妆是一些土地，等她去世后，这些土地将回到法国的控制之下。并且，如果查理背弃了娶她的婚约，他将丧失自己作为法国的附庸所拥有的一切领地。“陛下，”查理胆怯地向外祖父阿拉贡国王斐迪南解释，“我真的希望这项条约能够对我的荣誉和利益更为有利，但我接受了能够得到的条件，因为我认识到，在当前条件下，对我来说，好的和平条件比战争更有价值，不管是多么正义的战争。陛下，我恳求您记得我所处的局面，并愉快地接受这一切。”[18]
弗朗索瓦一世在登基的第一年还取得了另一项显著的成功。1515年2月，他推动路易十二的遗孀玛丽·都铎（曾经的“卡斯蒂利亚王妃”，现年十九岁）与英格兰的萨福克公爵秘密结婚。萨福克公爵原本是奉亨利八世之命护送玛丽·都铎返回英格兰的。在与弗朗索瓦一世串通之后，萨福克公爵立刻吹嘘自己已经与新娘“圆房”，并且她“已经怀孕”，这就让她不可能与查理（或其他人）结婚了。[19]随后，因为1513年3月在巴黎签署的条约规定查理既不能攻击法国也不能帮助任何人攻击法国，弗朗索瓦一世抓住机会，率领一支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与威尼斯共和国结盟，于1515年9月13～14日在马里尼亚诺大败米兰公爵的军队。而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和教宗利奥十世都是米兰公爵的盟友。
法军很快占领了米兰和邻近的热那亚共和国，不久之后教宗利奥十世向法国人交出了帕尔马公国和皮亚琴察公国（教宗国和米兰公爵都声称对这两地拥有主权），并以那不勒斯王国最高宗主的身份建议弗朗索瓦一世取代该王国的现任统治者——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不久之后的1516年1月23日，天主教国王斐迪南驾崩，法国人得到了一个天赐良机。
继承西班牙
阿拉贡国王斐迪南的驾崩并不出人意料。他享年六十三岁，是欧洲最老的君主，但（按照英格兰使节约翰·斯泰尔的说法）他“任性地给自己折寿，不管天气好坏总是狩猎或放鹰，遵循他的养鹰人的建议，而不理睬他的医生”。斯泰尔继续描述了斐迪南在卡斯蒂利亚多么不得民心，一个突出的体现就是，他的遗体被运往格拉纳达下葬的途中只有一名卡斯蒂利亚贵族陪同，“无人为驾崩的国王哀悼，无人为他悲痛，从未有一位君主死后受到这样的冷遇”。斯泰尔的结论是，尽管西班牙的所有人“异口同声地”支持查理，“无人反对他”，但已故国王的臣民当中“很少有对君主的爱戴和忠诚”。斯泰尔预测，除非新的统治者尽快到西班牙来宣示自己对遗产的继承权，否则西班牙可能会发生“变故和动荡”。[20]
斯泰尔的分析和预测非常准确，因为斐迪南留下的遗产非常复杂和棘手。首先，当时并不存在“西班牙”这样一个国家。尽管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婚姻在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及其各自的属地之间建立了王朝联合，但国家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自己完整的政府机构、法律、货币和司法体系。王室在每个地区（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权力和政策各不相同，每个邦国都维持着自己的关税壁垒和海关，就连外交政策也不尽相同。伊莎贝拉及其谋臣热衷于攻击穆斯林治下的北非，而斐迪南虽然也支持向伊斯兰世界发动十字军东征，但中意更远的目标（包括收复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所以他花了更多力气去巩固自己在意大利的领地。[21]在1506～1507年，他甚至一直待在那不勒斯。
斐迪南不是自愿远离西班牙的。1504年伊莎贝拉驾崩后，他的卡斯蒂利亚国王头衔就失效了。尽管根据她的遗嘱，在胡安娜与腓力到卡斯蒂利亚登基之前，斐迪南仍然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摄政者，但他在政策和人事任免方面与女儿和女婿的分歧逐渐增多。150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安排自己的外甥女[22]热尔梅娜·德·富瓦嫁给斐迪南，并将法国宣称对那不勒斯拥有的权利都留给斐迪南与热尔梅娜的后代，他们还将继承西西里岛、撒丁岛、阿拉贡和斐迪南的其他所有领地。这个事态令腓力大为警觉和愤怒，他于次年带着一队德意志士兵和一大笔现金（用来行贿）返回西班牙。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让斐迪南在卡斯蒂利亚的大多数追随者都倒向了腓力。1506年6月27日，腓力与斐迪南会面时，腓力带着一大队武装随从，而他的岳父几乎是单人独骑前来的。这一次，斐迪南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离开卡斯蒂利亚（换取一笔收入），并建议腓力剥夺胡安娜的所有权利，声称若不如此，“她的疾病和脾气（出于谨慎，在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一定会毁掉这些王国”。[23]但在同一天，狡猾的斐迪南运用了一种策略，后来给他的外孙制造了麻烦：他在公证人面前发誓，他与腓力签署这几项协议是因为他受到了胁迫，因为“我信任他的承诺和誓言，毫无戒备地”去参会，没想到“他的武装人员对我的人身造成了严重的、明显的威胁”。他声称，他之所以剥夺胡安娜的权利并放弃“对卡斯蒂利亚的管辖权，而它理应属于我”，仅仅是因为“我在上述的威胁和恐惧强迫之下，不得不如此”。所以斐迪南并不认为这些协议具有约束力。[24]腓力不知道斐迪南的这一招，在一个月后与岳父单独会谈了一个多小时。斐迪南声称自己在这期间“详细地给腓力提供了指示和建议，告诉他，在我看来，为了妥善治理这些王国并维持和平，以及其他关涉到我的领地和朋友的事情，他应当如何行事……我和他一直很和睦”。[25]此次会谈之后，斐迪南立刻返回阿拉贡，并于1506年9月4日启航前往那不勒斯。腓力于三周后去世。
此时身怀六甲的胡安娜因为丈夫的突然去世而悲痛不已，似乎无力承担政务，于是枢机主教弗朗西斯科·西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托莱多大主教和西班牙首席主教）召集了腓力和斐迪南的主要支持者开会，说服他们签署一项正式协议，将两党之间的分歧交给一个独立法庭来裁决，而不是动武；随后再召开王国议会，决定下一步如何是好。西斯内罗斯还建立了一个摄政会议，借助它来治理国家，直到斐迪南于1507年返回。斐迪南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卡斯蒂利亚度过，做出了很多对查理有重大影响的决策。在对外方面，斐迪南派遣一支远征军于1509～1510年去北非，征服了好几座穆斯林控制的港口城市；1512年，他又出兵纳瓦拉，占领了该国的南部。[26]尽管这两次胜利在西班牙国内颇受民众欢迎，但也彻底得罪了奥斯曼苏丹和法国国王。查理将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守住外祖父开拓的新领土。在国内，斐迪南的坐镇有助于在腓力去世之后维持公共秩序，确保他的外孙能够继承一个完整的卡斯蒂利亚；但斐迪南在国内的两项举措直接影响到了年轻的西班牙王子。首先，斐迪南返回卡斯蒂利亚后就开始迫害那些“急于看到新政权建立、希望王子或其祖父即皇帝到西班牙”的人，以及那些“曾宣布自己纯粹是腓力国王的臣仆并希望斐迪南国王离开卡斯蒂利亚”的人。没过多久，大多数受到影响的人“决定离开卡斯蒂利亚，去尼德兰”。[27]其次，斐迪南虐待自己的女儿。很多历史学家称她为“疯女胡安娜”，她现在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也是斐迪南在阿拉贡、那不勒斯、撒丁岛和西西里的继承人。
胡安娜的同时代人并非全都认为她“疯了”。1505年，威尼斯驻西班牙大使温琴佐·奎里尼写道，马克西米利安在尼德兰待了好几周，“大部分时间和女王［胡安娜］在一起，几乎持续不断地举办娱乐活动招待她”，并试图劝她与丈夫在动身前往西班牙之前冰释前嫌。马克西米利安“想方设法让她开心，因为他知道，她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她非常抑郁”。奎里尼认为，马克西米利安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几周后，胡安娜乘坐的船在前往西班牙途中被风暴吹到了英格兰，亨利七世见了她，也认为她并没有疯。“我见到她的时候，”亨利七世告诉西班牙大使，“她看上去一切正常，讲话很克制，很优雅，从不损害自己的权威。”另外，“尽管她的丈夫［腓力］和他身边的人都说她疯了，我却觉得她很正常；我现在也是这么相信的”。斐迪南也对胡安娜的“疯癫”抱有怀疑。在斐迪南与腓力会谈并宣布胡安娜没有执政能力的一个月之后，斐迪南敦促腓力容忍胡安娜的行为，“就像他［斐迪南］容忍她的母亲伊莎贝拉女王的行为一样。伊莎贝拉女王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吃醋，变得比胡安娜如今的样子极端得多；在他［斐迪南］的支持下，她恢复了理智，成为大家都熟知的那位贤明女王”。[28]
历史学家贝瑟尼·阿拉姆对史料做过详尽的研究，也支持这些判断，即胡安娜的主要目标是把已故丈夫的庞大领地完整地传给儿子查理。为了这个目标，胡安娜女王坚决拒绝考虑再婚，而是退隐到修道院（先是在布尔戈斯附近，后来在托尔德西利亚斯），并把亡夫的遗骨也带了去。她允许父亲自由地统治卡斯蒂利亚并随心所欲地使用该国的资源，而这让他有办法控制胡安娜，甚至让人殴打她：斐迪南驾崩不久之后，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看守胡安娜的狱卒若有所思地回忆道，当她绝食抗议时，她父亲“命令鞭打她，从而挽救她的生命”。[29]
斐迪南获得了马克西米利安和卡斯蒂利亚议会的同意，在胡安娜在世的时候或者查理年满二十岁之前，斐迪南将一直担任卡斯蒂利亚摄政者和胡安娜的监护人（马克西米利安曾威胁把查理带到西班牙，然后自己担任摄政者）。所以，斐迪南虽然没有解决胡安娜的尴尬地位（她是宣过誓的女王，却拒绝行使权力）造成的难题，却为外孙提供了如何控制女王（一直待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的蓝图。但阿拉贡的前途将会怎样？1509年，热尔梅娜王后给斐迪南生了个儿子，于是他立刻取代胡安娜，成为斐迪南所有王国（包括阿拉贡）的继承人，但这个男婴没过多久就夭折了。斐迪南和热尔梅娜努力再生孩子，并且（根据某些说法）斐迪南求助于某种能够“增强性功能”的“药剂”，但（对查理来说幸运的是）他们一直没能生出孩子，于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国再度分道扬镳的危险消失了。[30]但是，斐迪南在1512年签署了一份遗嘱，规定在他死后，“在查理王子不在西班牙期间，他的弟弟斐迪南应当签署和执行所有与卡斯蒂利亚相关的法令”，而他（斐迪南国王）的私生子萨拉戈萨大主教阿方索将在阿拉贡行使类似的权力（斐迪南长期在海外停留期间，阿方索曾经代理他执政）。次年，斐迪南甚至更进一步，提议分割他和马克西米利安百年之后留下的领土，让年幼的斐迪南继承米兰和奥地利的一半。[31]
这些事态令查理的尼德兰谋臣们大为惊恐。1515年7月，谢夫尔男爵向斐迪南国王保证，查理会“像忠顺的孝子”一样不折不扣地服从他；但谢夫尔男爵（带有威胁意味地）继续说：“我谦卑地恳求陛下投桃报李，不要给他［查理］不服从陛下的理由，因为那样会让他非常伤心。”三个月后，另一件事情让谋臣们更加警觉：他们听说斐迪南国王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大家担心他时日无多了”。谢夫尔男爵决定派遣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查理的教师和谋臣）去“与阿拉贡国王商谈一些秘密要务，在这里就不解释了”。也就是说，如果斐迪南驾崩，阿德里安必须以查理的名义召开西班牙议会，“宣示我［查理］继承两个王国的权利”。[32]
阿德里安最终与斐迪南达成了协议。国王同意认可查理为自己全部领土的继承人，并说服两个王国的议会向他宣誓效忠；斐迪南答应，等查理离开尼德兰之后，立刻把他的孙子斐迪南送到尼德兰；之前腓力国王的一些西班牙支持者逃到了布鲁塞尔，斐迪南没收了这些人的土地和财产，现在他将其物归原主。作为回报，阿德里安确认查理会立刻到西班牙来，但不会（像他父亲当年那样）带着外国军队来；在此之前，查理“将允许国王［斐迪南］继续执掌卡斯蒂利亚的政府”；查理还会从自己的宫廷驱逐斐迪南（眼中的）的所有敌人。[33]1515年12月，阿德里安向一个朋友吹嘘，他对查理的“贡献超过了我这样身份和地位的绝大多数人”。阿德里安随即去瓜达卢佩的修道院过圣诞节，并把年幼的斐迪南也带去了。斐迪南国王动身前往塞维利亚，准备集结陆海军，打算去北非发动一次新的圣战。[34]
但斐迪南的健康状况在此时突然恶化。“他有充分的理由处理好”自己的多个王国的政事，然后于1516年1月22日口授并签署了一份新遗嘱。尽管他认可胡安娜为自己全部领土的继承人，并且查理是她的继承人，但他表示：“根据我确定的事实，她无法理解诸王国的政务，也缺乏执政的必需条件。”因此，“我提名最高贵的查理王子，即我亲爱的外孙，为我的所有王国与领地的总督，让他以他最尊贵的母亲的名义治理、保卫、引导和管理这些王国与领地”。此外，在查理抵达西班牙之前，斐迪南指派自己的私生子萨拉戈萨大主教阿方索治理阿拉贡，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治理卡斯蒂利亚，并授权他们“参照我执政期间的作为来治理国家”。国王于次日驾崩。[35]
所以，斐迪南背弃了前一个月与阿德里安谈成的协议。斐迪南没有宣布查理为自己的继承人和新国王，而仅仅任命他为总督，代理胡安娜执政；此外，在查理抵达西班牙之前，执掌大权的是两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令局势更加复杂的是，年轻的斐迪南得知外祖父驾崩之后，因为“不知道天主教国王已经修改了［1512年］的遗嘱，所以相信自己已经成为国家的总督”，于是传唤御前会议成员到瓜达卢佩见他，并开始以自己的名义发号施令。阿德里安立刻告诉斐迪南，他的外祖父已经改变了主意，并宣布查理已经授权他（阿德里安）而不是西斯内罗斯，在斐迪南驾崩之后治理卡斯蒂利亚；但西斯内罗斯在这时来到了瓜达卢佩，于是局势变得愈发复杂。枢机主教立刻表示，卡斯蒂利亚的法律（和阿拉贡的法律一样）规定，王子在年满二十岁之前不能执政，并且查理此时还不知道外祖父的遗嘱中的那些约束性条款。“各方就这些分歧进行了许多讨论”，直到“大家最终同意征询查理王子的意见，从而让他按照自己的心愿发布命令”。与此同时，西斯内罗斯和阿德里安“应当共同理政和签署文件，他们暂时就是这么做的”。如历史学家何塞·马丁内斯·米连所说，枢机主教在瓜达卢佩的行为相当于“一场不折不扣的政变”。随后，在阿德里安、年轻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亚御前会议成员的陪同下，西斯内罗斯动身前往马德里。在随后的二十个月里，马德里就是卡斯蒂利亚的行政首都。[36]
空位期
斐迪南国王的死讯以及他的遗嘱的一个副本于1516年2月8日被送抵布鲁塞尔。查理立刻命令在尼德兰每一座教堂“持续致哀六周”，“就像我的父王逝世之后那样”。他还写信给从未谋面的弟弟斐迪南，说他现在一定会感到“孤独和悲伤”，而自己对他表示同情并保证，现在“我不仅是你唯一的哥哥，还将像真正的父亲一样待你”。[37]这都是比较容易的工作，真正的挑战是应对西斯内罗斯的政变。不过，外祖父的两面三刀让查理感到自己之前的一项承诺是可以忽略的，即将自己宫廷里的西班牙流亡者（被称为“腓力党人”，因为他们支持查理的父亲腓力）驱逐。
此时在尼德兰宫廷的腓力党人不到五十人，几乎都是城市权贵或贵族家庭的年轻成员（比如胡安·德·苏尼加，查理后来把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腓力托付给他培养）。这些人都没有贵族头衔，只有一个人拥有主教身份：巴达霍斯主教阿隆索·曼里克。他曾直言不讳地支持腓力国王，因此被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囚禁了三年，后来他逃到尼德兰，成为查理的宫廷神父。腓力党人感到报仇雪恨的时机到了，于是敦促查理采用“卡斯蒂利亚国王”的称号。据曼里克说，“王子虽然签名时仍然用‘王子’，但听到他们称他为‘国王’就忍俊不禁”。[38]
1516年3月14日，曼里克在布鲁塞尔圣古都勒大教堂为斐迪南国王主持安魂弥撒，仪式与十二年前伊莎贝拉女王的追思仪式（见第一章）非常相似。一队金羊毛骑士手捧斐迪南的各种徽记纹章，引领查理走进大教堂，站在灵柩台周围。灵柩台上摆放着“一顶金冠和一把剑”。主传令官三次列举已故国王的全部头衔，并呼唤他，教堂中殿的人们悲哀地答道：“他已经与世长辞。”重复三次之后，传令官宣布，查理和胡安娜已经“继承了这些国度”。然后曼里克“从灵柩台上拿起王冠，走向查理……说道：‘陛下，这属于您，因为您是国王。’随后他拿起剑，呈送给查理，说道：‘因为您是国王，这是您用来主持正义的剑。’”新国王转身面对大教堂内的人群，这时喇叭齐鸣，唱诗班用歌声赞颂他。
一周后，查理签署了一系列书信，宣称教宗和皇帝以及很多“审慎而睿智的贵族”和“一些省份和领地”都敦促他“与天主教女王，即我母亲一起（进行统治），我应当采纳国王的称号与头衔，于是我遵从大家的心愿”。随后，他第一次在书信里使用传统的国王的签名：Yo el Rey（我，国王）。随后四十年里，他的所有西班牙文书信都会用这个签名。[39]
这些事态令身在马德里的西斯内罗斯和摄政会议成员大为震惊。几天前，他们发信给查理表示，“我们理解，某些人出于为殿下效力的热情，敦促您现在就采用‘国王’的头衔”，但他们不同意：“我们认为，殿下不应当这么做，这也不符合上帝和世界的利益，因为在您的母亲即女王在世期间……殿下的诸王国国泰民安，因此您没有必要自称国王。”他们还提醒他：“这些王国里的奸恶之徒总是对在位的君主满腹抱怨，并与即将继承王位的人结交，制造分歧和争端，从而更轻松地在国家施行暴政。”因此：
如果殿下现在就自称为国王，可能会造成困难，会严重损害殿下的利益，对女王陛下的头衔构成挑战……这些王国里的心怀不满之辈，以及那些一心危害和平与团结的歹人，就会利用这种局面，用忠诚的语言伪装自己，有些人自称是为殿下效力，有些人则自称服务于您的母亲。[40]
这些告诫都是白费功夫。西斯内罗斯和摄政会议成员得知布鲁塞尔的消息之后，别无选择，只能接受。1516年4月3日，他们授权举行“升起王旗”的仪式，这是宣布卡斯蒂利亚新君主登基的传统仪式。好几座城市立刻宣布“胡安娜女王和查理国王是卡斯蒂利亚”的君主。但也有的城市犹豫不决。萨莫拉直到5月18日才升起王旗，普拉森西亚[41]一直等到7月25日才升起王旗。英格兰大使约翰·斯泰尔注意到，很多卡斯蒂利亚人“因为佛兰芒人未经他们的同意就宣布王子成为卡斯蒂利亚国王而十分不悦并鄙夷这种做法”。[42]
由于这样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渴望获得新统治者及其谋臣的好感，查理的一些新臣民从西班牙赶往布鲁塞尔。据英格兰驻尼德兰大使说，1516年4月，“每天都有很多西班牙人赶来，宫廷里挤满了西班牙人”。三个月后，据西斯内罗斯在布鲁塞尔的密探报告，“他们按照西班牙风俗庆祝了圣雅各瞻礼日：二十四名骑士参加了晚祷和弥撒”。[43]这是一个重要的新事态，因为其中三名骑士来自西班牙社会的精英阶层，地位比腓力党人高。其他的新来者（后来被称为“斐迪南党人”）曾为先王效力，但在西斯内罗斯接管政权之后失去了职位。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科·德·洛斯·科沃斯，他自15世纪90年代起就在伊莎贝拉女王的秘书处任职，自1503年以来从斐迪南那里得到了不少赏赐，所以他很熟悉卡斯蒂利亚及其美洲殖民地错综复杂的财政与文书系统。1516年10月31日，查理命令西斯内罗斯从卡斯蒂利亚国库支取款项，付薪水给洛斯·科沃斯，“因为他来此地为我效劳，现在是我的部下”。六周后，洛斯·科沃斯宣誓成为国王的秘书，在此后三十一年里（直到他去世），他将始终为查理服务：拆封、阅读和摘要关于西班牙政府及其海外领地几乎所有方面的成千上万封书信，并为主公准备回信，请他批准和签名。1543年，查理在给儿子亲笔写下的秘密指示中，评价洛斯·科沃斯所用的篇幅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一位大臣的评价。查理还提及洛斯·科沃斯那样的斐迪南党人（较晚开始为查理服务）和胡安·德·苏尼加那样的腓力党人（十年前就从西班牙逃到尼德兰）之间的长期敌意。[44]
这两派能够达成一致的事情不多，其中之一就是查理必须尽快去西班牙。早在1516年3月，曼里克主教就报告称：“在议事会的一次会议期间，所有人都发言并投票，最后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我们的主公查理王子必须”在这年夏季去西班牙。但曼里克还抱有疑虑，就像十年前有人对查理的父亲是否愿意去西班牙表示怀疑一样，并且怀疑的理由也相同：曼里克说，尽管“王子信誓旦旦地表示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西班牙”，但“此地的人性情多变、反复无常，今天决定的事情明天就忘个精光”。他担心，“如果他们今年夏天不启航，就不得不推迟行程到来年夏天，因为冬季不适合航海，非常危险”。曼里克预言得一点都没错。
六周后，查理通知弟弟斐迪南：“你想象不到我是多么渴望”到西班牙，并承诺：“我会第一时间把我预定登陆的地点或港口通知你。”他补充道，但是目前“我还不能确定。将由上帝和天气决定”。1516年10月，他再次向弟弟道歉：“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所以为了天主教女王（即我的母亲）和我统治的其他所有王国与领地的安全考虑，我必须把行程推迟到明年春天。”于是他命令于1517年3月在米德尔堡[45]集结一支舰队。十一年前他的父母就是从米德尔堡启航去西班牙的。[46]
曼里克推测，查理之所以迟迟不去西班牙，是因为他需要确保在西班牙期间自己的尼德兰领地不会遭到攻击。他认为有三个潜在敌人——英格兰、法国和海尔德。英格兰是最容易安抚的。1516年4月，亨利八世派驻布鲁塞尔的外交官与查理签订了一项条约，解决了现有的贸易纠纷，并承诺，如果有人在查理在西班牙期间攻击尼德兰，英格兰会出兵援助。亨利八世还承诺，如果查理的舰队在去西班牙途中需要一个友好的港口稍事停留，他会欢迎查理。但是与法国达成类似的协议就困难多了。
5月，两国在努瓦永镇举行谈判，但双方都对那不勒斯提出主张，导致谈判破裂，不过双方在8月重启谈判。弗朗索瓦一世（现在自称“法国国王、米兰公爵和热那亚领主”）为查理解除了迎娶勒妮的义务，但要求查理改为迎娶弗朗索瓦一世的女儿，即尚在襁褓中的克洛德。法国将放弃对那不勒斯的主张，以此作为她的嫁妆。在婚礼之前，查理需要每年给法国国王10万克朗，作为那不勒斯王国的贡金，而纳贡也就意味着明确承认法国对那不勒斯拥有权利。双方于8月签订的《努瓦永条约》还要求查理“补偿”弗朗索瓦一世的盟友，即被斐迪南驱逐的那位纳瓦拉国王；查理应当在抵达西班牙的八个月内“研究纳瓦拉国王的要求，补偿他，一直到他满意为止”。作为回报，弗朗索瓦一世发誓不会帮助查理的敌人。
谢夫尔男爵和勒·绍瓦热亲自参加了谈判，他们无疑相信，为了让查理在巩固自己对西班牙及其海外领地的权威的同时，也能够保障尼德兰的安全，在遥远的那不勒斯和纳瓦拉做一些让步是可以接受的代价。在纸面上，迎娶法国公主克洛德的义务似乎风险更大，因为这位公主未满周岁，这意味着查理要到16世纪30年代才能有自己的合法继承人。但两位谋臣也许觉得，他们将来可以背弃这部分条件，就像路易十二背弃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查理的承诺一样。[47]
《努瓦永条约》令查理的英格兰盟友大为震惊。“卡斯蒂利亚国王拥有丰厚的遗产，是自过去五百年以来最强大的君主，”亨利八世的外交官们评论道，“而他居然对法国国王唯唯诺诺。”并且，“法国国王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不会容忍与他地位相当或者更优越的人在意大利占据地盘”，所以那不勒斯和教宗国很可能都会被他控制。更糟糕的是，弗朗索瓦一世“主张”“帝国的皇冠理应属于法国王室，一旦情势许可，他就会夺取皇冠”。而《努瓦永条约》让这种结局的可能性变大了。英格兰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不利的局势，是因为查理“身边有奸臣”（即谢夫尔男爵和勒·绍瓦热），他们“宁愿损害他的部分权利，也不愿得罪法国国王”。英格兰人看不到局势改变的希望，而是预测，谢夫尔男爵和勒·绍瓦热将会“继续主宰卡斯蒂利亚国王，直到他自己看清问题所在。然而在去西班牙之前，他不会看清形势；至于他到了西班牙之后能不能觉醒，只有上帝知道”。[48]
查理在离开尼德兰之前还需要安抚一个敌人，那就是海尔德。他的父亲腓力在1506年曾遇到相同的问题（见第一章）。尽管腓力打败了海尔德并迫使对方接受严苛的和约，卡雷尔二世公爵后来还是运用外交手段，偶尔还用军事手段，有时是在法国人的秘密援助下，恢复了他一度丧失的影响力。曼里克主教在1516年3月说，“我们很有理由害怕海尔德公爵”，因为“法国人倾向于在这种时候支持他……公爵的力量很强大，如果［查理］不设计好对策的话，就太遗憾了”。主教甚至敦促西斯内罗斯和西班牙的摄政会议“提供援助，征服海尔德”。[49]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这样：1543年，查理利用西班牙的军队和财力，征服并吞并了海尔德。但当前查理需要尽快前往西班牙，所以他的谋臣倾向于和平解决海尔德问题。在努瓦永，他们说服弗朗索瓦一世劝诱海尔德公爵保证停火，等待外交官们讨论各种互相竞争的主张；他们还用公爵也许可以娶查理最小的妹妹卡塔利娜的可能性诱惑他。尽管这些努力最后没有结果，但足以暂时遏制海尔德。[50]
但查理此时还在拖延，迟迟没有启程。也许，西斯内罗斯发来的令人宽心的书信让他觉得，等等再去西班牙也不迟。1516年8月，枢机主教写道：
这些王国全都享受着有史以来最安稳的太平……虽然国土广袤，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动荡和疑忌，我们无疑应当感谢上帝：不仅大小城镇，而且权贵们，无一例外都忠顺、安宁。我们不能要求更多了。
一个月后，西斯内罗斯重复道：“这些王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51]查理最显赫的尼德兰臣民也令他宽心。1516年11月，他首次主持金羊毛骑士团的会议。他已经宣誓成为该骑士团的团长，现在提议把骑士的数量从三十一人增加到五十一人，因为自骑士团组建以来，勃艮第王朝统治的领土已经扩张了许多；他还提议保留十个席位给他最卓越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新臣民。与会者表示同意，然后行使了一项属于他们的独一无二的特权：公开检视同僚的缺陷。大会批评了一些骑士的贪婪、酗酒和赌博之后，把注意力转向查理。他们说，因为他年轻，所以可以免受大部分批评；但他们抱怨，他很少就政策问题咨询他们。新任团长承诺将来改进。[52]
现在，查理需要筹集足够的资金，然后才能启航去西班牙。查理向西斯内罗斯解释，“为了安全地来西班牙，他必须确保尼德兰的一切都处于恰当的状态”，所以他需要西班牙人提供至少10万杜卡特[53]，然后他请求尼德兰的等级会议授权征收相当于40万镑的赋税。尽管他父亲在十年前为了相同的用途索要的也是这个金额，会议代表却不同意。“君主向民众索要一笔巨款，并且，”伊拉斯谟这样记载，然后尖刻地补充道，“那些不需要纳税的人，即贵族和教士，立刻表示同意。各城市的代表正在考虑。”他还写道，马克西米利安“通常到尼德兰的时候不带武装，而如今带来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国内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士兵”；伊拉斯谟想问，这究竟是为什么。[54]
答案很简单：皇帝于1517年1月返回尼德兰，是为了最后一次尝试收回对孙子治下各省的控制权。前一个月，玛格丽特派驻皇帝宫廷的代表向她保证，皇帝的目标是“把谢夫尔男爵及其同僚赶下台”，“皇帝在［查理］启航之前不会离开尼德兰，将会亲自执掌尼德兰的政权，从而将其交到您的手中”。[55]马克西米利安举步维艰。1517年4月，他迫使孙子承诺“抓紧时间，在三到四周内”从泽兰启航，然后打听“已经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有人向他报告，查理并没有做准备工作，也没有筹到钱”。马克西米利安因自己受骗而大怒，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他的孙子即国王，让他不要忘了自己的承诺”。5月的第一周，马克西米利安待在泽兰，亲自察看“准备工作”。然后他在利尔见了查理。利尔就是二十年前腓力和胡安娜结婚的地方。尽管有些人察觉到祖孙之间有些冷淡，查理还是命人制作了两扇巨大的彩色玻璃窗，以纪念他们的这次会面。这是祖孙俩最后一次见面。[56]
马克西米利安的唠叨似乎产生了效果，因为查理在1517年6月向等级会议宣布自己即将启程。据一名目击者说，首相让·勒·绍瓦热向参会代表保证，他们的君主非常爱他们，非常不情愿离开他们。这时，很多代表开始哭泣，并且“尽管首相是个坚强的男人，从不轻易流泪，现在看到周围的人们都在哭泣”，他先是“假装咳嗽，然后用手绢擦鼻子，以掩饰自己满眼的泪水”。勒·绍瓦热恢复自制之后，代表查理做了几个承诺：查理将在四年之内返回；他会在自己远离尼德兰期间妥善安排政府工作；他会派遣弟弟斐迪南到尼德兰，这样就能有一位王室成员和他们一起生活。查理还再次伸手要钱，但他估计尼德兰等级会议无法及时筹到钱，于是说服亨利八世借给他10万金弗罗林，专门用来在泽兰集结船只和招募水手，以便他前往西班牙。[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