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外交官、大臣或编年史家似乎都没有提过这位女士，他们的沉默也许有点令人意外，但此时的查理很少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让他们去大书特书。桑丘·科塔的《回忆录》只记录了查理去西班牙之前的一个决定：一天（几乎可以肯定是在1515年与1516年之交的冬季），他“决定自己应当像其他君主一样拥有自己的座右铭，于是用匕首在布鲁塞尔住处的一扇窗上刻下了自己的座右铭：‘走得更远’（法文为Plus oultre）”。[11]这句座右铭与赫拉克勒斯之柱[12]有联系，所以有两层意思：查理将会超越之前的各帝国的地理极限；他的勇气、声望与荣耀也将超越古代英雄。这句座右铭很快闻名遐迩。
1516年10月，查理的医生兼谋臣路易吉·马利亚诺在向金羊毛骑士的集会发表演讲时提及这句座右铭，呼吁年轻的国王成为“新的赫拉克勒斯，新的阿特拉斯[13]”。一年后，这句座右铭和赫拉克勒斯之柱都出现在查理去西班牙时乘坐的旗舰主帆的显眼位置。[14]等到皇帝在巴塞罗那参加金羊毛骑士团的下一次会议时，这句座右铭的拉丁文版本（Plus Ultra）出现在他的座位背后。后来在上千个其他地点，皇帝都用这句座右铭作为装饰。科塔虽然没有说查理是如何想出这句座右铭的（它既有个人意义，也有英雄气概和骑士精神），但它很可能出自罗曼司史诗《特洛伊史》，这部作品是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请人创作的。大胆查理拥有该书的一部制作精美的插图抄本，将其收入公爵图书馆。他的妻子约克的玛格丽特（查理五世的第一个保姆）酷爱此书，命人将其译为英文。到1516年，查理肯定已经听人朗读过该书好几次。书中就有据说出自赫拉克勒斯之柱的铭文：“此处之外，再无一物。”这句话里就有plus和oultre两个词。[15]
和科塔一样，洛朗·维塔尔也觉得关于年轻的查理无事可记。维塔尔在编年史《首次西班牙之旅》里用了整整一章介绍“上帝赐给我们的主公天主教国王的优异品格”，但也只是“他不能忍受说脏话”，“他言语诚实，行为正直”和“他憎恨阿谀奉承和饶舌之徒”这样的泛泛之谈，很少举出具体的例子。另外，维塔尔即便为了支撑这些“优异品格”也只能提出一个例证：十二岁时，查理责备“一个老仆”，因为他为了排挤另一个仆人，在查理面前说那人的坏话。[16]
史家举不出例子来，无疑说明年轻的查理很少有令人难忘的言行。维塔尔在详细叙述从根特到萨拉戈萨的漫长旅途（为期九个月）的文字中只记载了一次较长的对话，而且仅仅涉及舰队驶向西班牙途中因为无风而止步不前时，查理命令在各艘船之间分享饮食。迪·贝亚蒂斯在此次航海开始不久前记录了“午饭或晚饭后，陛下坐在桌首，优雅地接见大家”，不过“陛下一言不发”。科纳也注意到查理“在接见人和开会时很少说话”。“他让首相或其他某位在场的大臣回应。他自己说话的时候，也只是说会按照此事的重要程度，将其交给首相、谢夫尔男爵或其他什么人处置。”[17]
科纳和其他大使经常说谢夫尔男爵是“另一位国王”（alter rex），而伊拉斯谟注意到，谢夫尔男爵“最无足轻重的话也是法律”。维塔尔援引《旧约》里的例子来为查理“偏好和尊重长者的意见”辩护：“罗波安不听老人言，只听年轻人和无知者的话，结果被逐出自己的王国。”[18][19]但其他人就不像维塔尔那么客气了。1516年，一位西班牙使节报告称，查理“被大臣吆五喝六，自己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除了大臣的建议和调教，他自己说不出什么来。他亦步亦趋地追随自己的谋臣，被他们攥在手掌心里”。次年，一位威尼斯外交官声称：“他很少说话，智力有限。”另外两人说：“他们三次拜见过他，却从未听他吐出一个字，一应事务均由他的谋臣处理。”一位英格兰外交官则不留情面地说：“卡斯蒂利亚国王只不过是个白痴，他的谋臣极其腐败。”[20]
这么说显然是不公正的。洛朗·维塔尔很清楚查理及其谋臣为什么如此行事：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做不得已的事情”；为了“保卫这位孤儿王子的财产”，直到他长大成人、能够成功地自己“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必须避免战争，所以不得不做出令人不快的让步。谢夫尔男爵细致地、有意识地帮助王子为那一天的到来做准备。法国外交官马丁·迪·贝莱没有理由赞扬自己主公的主要竞争对手，却在1515年到访查理宫廷的时候说：“来自各省的公文都会被呈送给王子，哪怕夜色已深。他阅读过公文之后会将其内容报告给自己的议事会，然后议事会当着他的面讨论。”迪·贝莱的一位同僚对谢夫尔男爵“竟然给年轻王子的头脑施加如此重担，而他明明有办法让王子过得轻松一些”表示惊讶时，谢夫尔男爵答道：“他年幼的时候，我是他的教师和守护者……如果到我死的时候他还不能处理自己的事务，那么他就需要找别的教师，因为他没有得到处理政务的恰当训练。”[21]
不过，谢夫尔男爵以及他之前的玛格丽特和马克西米利安事无巨细的管理，似乎扼杀了查理的自主精神和独立性。这也许能解释他为什么如此依赖长者，不仅依赖谢夫尔男爵和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他们与马克西米利安是同辈人），还依赖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和拿骚伯爵海因里希三世（他们的年龄是查理的两倍）。当然了，这些人，再加上美男子腓力的其余仍然在世的谋臣，构成了查理与他父亲的世界之间的重要纽带，这能解释查理的政策当中一些往往被忽视的延续性。但查理后来意识到了过于信赖个别大臣的危险性。他于1543年写给儿子腓力（当时腓力的年纪和查理第一次到西班牙时差不多）的秘密指示就包括了一项严正的警示，要求腓力避免当初查理与谢夫尔男爵之间的那种关系：
你应当始终和许多人讨论你的事务，而不是过于依赖和仰仗其中的个别人。那样固然可以节约你的时间，却不符合你的利益，尤其是在起初，因为他们会立刻说你被他们操纵了，而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从你那里得到特别恩宠的人会变得过于骄傲，过于拔高自己，这会给你制造不计其数的麻烦。最终其他人会抱怨。[22]
这的确是睿智的建议，但皇帝仅仅是在受过反复修改的一页纸（比这份指示的其他页面的修改都多）上添加了这条建议。这有些奇怪，也许反映了他自己的羞耻和尴尬，因为他自己当初的做法与这相反，结果激发了多场叛乱，让他险些丧失了在西班牙的遗产（见彩图9）。
[1] Keniston，Memorias，142. 关于年轻查理的类似肖像，还可参见 Mártir de Anglería，Epistolario，Ⅲ，101-2 （#515），letter to Luis Hurtado de Mendoza，13 Jan. 1513。
[2] Di Beatis，The travel journal，89-90；Sanuto，Ⅰ diarii，ⅩⅩⅢ，col. 11，letter from Giovanni Badoer，23 Oct. 1516；idem，ⅩⅩⅩ，col. 324，Final Relation of Francesco Corner，6 June 1521.
[3] Di Beatis，The travel journal，90；Gachard，Collection，Ⅲ，261-2 （Vital）；Sanuto，Ⅰ diarii，ⅩⅩⅧ，col. 488，Corner to the Signory，Santiago de Compostela，12 Apr. 1520.
[4] Mártir de Anglería，Epistolario，Ⅲ，157-9 （#539），letter to Luis Hurtado de Mendoza，2 June 1514 （也可参见该书第39页及以上引用的资料来源）；BL Cott. Ms. Galba B.Ⅴ/202-6，Worcester，Tunstal and Wingfield to Henry Ⅷ，Antwerp，19 Apr. 1517，报告了他们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谈话。
[5] CWE，Ⅴ，6-13，Erasmus to Thomas More，c. 10 July 1517：‘non placet Hispaniae’.
[6] BNP，Ⅱ，66-7，La Roche-Beaucourt to the Grand Master of France，8 Jan. 1519.
[7] Mártir de Anglería，Epistolario，Ⅲ，347-8 （#633），letter to the marquesses of Los Vélez and Mondéjar，12 Jan. 1519；Crouzet，Charles Quint，21-5讨论了这件事情，说它发生在主显节，并推测了查理发病的心理根源。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他认识查理五世）在Book ⅩⅩⅩ，ch. 35，of his Historia de Carlos Ⅴ中说，皇帝在结婚前患有“morbus comitiali”，即癫痫。
[8] Di Beatis，The travel journal，90；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col. 325，Final Relation of Corner，6 June 1521.
[9] L&P Henry Ⅷ，Ⅱ/2，94-5，Knight to Wolsey，16 Feb. 1517；KFF，Ⅰ，70-1，Ferdinand to Charles，25 June 1523，裴迪南发现了他们的祖父的亲笔文件，“说他自己都记不得他们所有人”，但命令他的两个孙子照料所有的私生子。
[10] BRB Ms. Ⅱ-2270，Charles to Nassau，22 Jan. 1518，亲笔信（收录于Gossart，Charles-Quint：roi d’Espagne，217-20）；Gachard，Collection，Ⅲ，159 （Vital）；BL Cott. Ms. Vespasian C.Ⅰ/121-4，Spinelly to Henry Ⅷ，Valladolid，7 Jan. 1518 （斯皮内利在“好”“女人”两个词之间插入了“温柔”一词）；Morgan，Ireland 1518，13-15，讨论了维塔尔的生平及其编年史。
[11] Keniston，Memorias，73. 科塔没有给出日期，但他谈到了“堂卡洛斯王子”，这表明此事发生在查理于1516年3月成为卡斯蒂利亚国王之前。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此事发生在Earl Rosenthal的两篇博学且配有精美插图的文章‘Plus Ultra’ 和‘The invention’讨论的其他所有座右铭的例子发表之前。
[12] “赫拉克勒斯之柱”是直布罗陀海峡南北两岸的巨岩，北面一柱是位于英属直布罗陀境内的直布罗陀巨岩，而南面一柱则在北非，但确切是哪座山峰没有定论。根据希腊神话，这两大巨岩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所立，为他捕捉巨人革律翁之行留下纪念。赫拉克勒斯双柱之内的海洋即地中海。
[13] 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里的泰坦巨神之一，被宙斯降罪，不得不用双肩支撑苍天。“大西洋”（Atlantic）一词即出自他的名字（Atlas）。英雄赫拉克勒斯奉命前往赫斯珀里得斯（阿特拉斯的女儿）守护的圣园盗取金苹果的时候，向阿特拉斯求助，并答应在阿特拉斯离开的时间里代替他背负天空。摘得金苹果后，阿特拉斯却不愿再把赫拉克勒斯肩上的天空接过去，于是赫拉克勒斯假装同意，但是要求阿特拉斯在他去找一副垫肩时，也替他扛一会儿。等阿特拉斯把天空举到自己的肩上，赫拉克勒斯便捡起金苹果逃之夭夭，阿特拉斯只好继续肩负擎天的重任。
[14] 很多作者，包括Rosenthal，认为这个图案源自Marliano于1516年10月28日在金羊毛骑士团大会上的讲话（全文见Freher，Rerum，Ⅲ，146-9）。Bataillon，‘Plus oultre’，23-7指出，上述说法是在1830年之后才出现的。而且，他虽然不知道科塔的说法，却仍然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渊博知识，建议历史学家们到别处寻找该座右铭的源头。
[15] 好人腓力的随行神父Raoul Le Fèvre在1464年向公爵献上一部《特洛伊史汇编》（Le recoeil des histoires de Troyes）的抄本。该书很快变得非常流行，远远不只是在勃艮第宫廷：我们知道它有二十五种抄本和五种印刷版，而且它的英译本是第一本印刷版英文书。Le Fèvre认为，赫拉克勒斯双柱之一上面有一句警告性质的铭文：“不要再向远处去探索更多的土地，也不要再试图征服更远的江山。你越向西走，找到的土地就越少。”（Ne passe oultre pour quérir terre/Ne pour loingz royaulmes conquerre./Plus en Occident t’en yras/Et moins de terre trouveras.）
[16] Gachard，Voyages，Ⅲ，264-9.
[17] Gachard，Voyages，Ⅲ，67-87 （Vital）；Di Beatis，The travel journal，90；Sanuto，Ⅰ diarii，ⅩⅩⅣ，col. 272，Hironimo de la Vedoa to the Doge，Brussels，4 May 1517；Sanuto，Ⅰ diarii，ⅩⅩⅤ，cols 306 and 326-7，and ⅩⅩⅦ，cols 70-1，Corner to the Signory，24 Feb. 1518，8 Mar. 1518 and 25 Feb. 1519.
[18] 根据《圣经·旧约》的记载，以色列联合王国的所罗门王任命耶罗波安为官吏，他目睹所罗门的奢侈和好大喜功造成的民间疾苦，于是图谋带领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脱离所罗门的统治，独立建国。阴谋败露，耶罗波安逃往埃及，得到法老的庇护。所罗门驾崩后，耶罗波安返回以色列，请求新王罗波安（所罗门的儿子）体察民情、减轻赋税。罗波安拒绝，于是以色列人将他赶回耶路撒冷，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北方的以色列王国（以撒马利亚为首都）和南方的犹大王国（罗波安统治，以耶路撒冷为首都）。耶罗波安就是北方的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任国王，统治时间是约公元前931～前910年。
[19] Sanuto，Ⅰ diarii，ⅩⅩⅩ，col. 325，Final Relation of Corner，6 June 1521；CWE，Ⅴ，6-13 （#597），Erasmus to Thomas More，c. 10 July 1517，and 72-5 （#628），Erasmus to Beatus Rhenanus，23 Aug. 1517；Gachard，Voyages，Ⅲ，266 （Vital）.
[20] Gachard，‘Mémoire’，23，Manrique to Cisneros，8 Mar. 1516；Sanuto，Ⅰ diarii，ⅩⅩⅣ，col. 89，Relation of Dr Marin Zorzi，17 Mar，1517；CSPV，Ⅱ，420，Ambassador Marco Minio to the Signory，16 Sep. 1517，转述了刚从查理宫廷国来的两位外交官的报告；BL Cott. Ms. Vitellius B.ⅩⅩ/55，Richard Pace to Wolsey，17 May 1517。
[21] Gachard，Voyages，Ⅲ，12-14；Du Bellay，Mémoires，Ⅰ，58.
[22] Ball and Parker，Cómo ser rey，155，Charles’s instructions，6 May 1543.弗里德里希生于1482年，海因里希三世生于1483年。
第二部 权力的游戏
“你玩权力的游戏，结局要么赢，要么死。没有其他选择。”
——瑟曦·兰尼斯特告诉埃德·史塔克，《权力的游戏》，第1季第7集（2011）
四 从西班牙国王到罗马人国王，1517～1519年
终于抵达西班牙
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于1516年1月驾崩的几周之后，约翰·斯泰尔大使从马德里写信说，除非查理“于今年夏天抵达西班牙，否则这里一定会动荡不堪、滋生麻烦”。在一段时期之内，斯泰尔的话似乎显得夸张了。不仅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给新国王发去一连串令他宽心的关于卡斯蒂利亚的报告，阿拉贡的最高司法官也认可查理为王位的当然继承人和胡安娜“患病、精神不正常和疯癫”期间的法定监护人。与此同时，那不勒斯副王报告称：“整个王国安享太平，秩序井然，服从新国王，与先王在世时并无二致。”尽管一些西西里贵族得知斐迪南驾崩后就发起叛乱，但副王很快就恢复了那里的秩序。这一系列乐观的报告让查理决定执行外祖父在北非进行一次新作战的计划：1517年5月，他从布鲁塞尔命令西斯内罗斯向阿尔及尔发动海陆并进的攻势。[1]
但此时卡斯蒂利亚已经失控。尽管西斯内罗斯的地位很暧昧，起初他还能比较轻松地掌控局势。一群权贵询问他“你凭借谁的权力统治国家”时，枢机主教“指着露台（他在那里以及其他的制高点都部署了许多火炮）说：‘国王留给我的是这些权力，我将凭借它们，在王子的许可之下统治卡斯蒂利亚，直到殿下驾到或者发出别的命令。’”但这样低劣的策略不可能长时间奏效。编年史家巴尔托洛梅·莱奥纳尔多·德·阿亨索拉回顾这段历史时抱怨道：“枢机主教做事过于专横跋扈。”尤其是，“他将许多曾经对他尽忠职守的人免职，剥夺了另外一些人的薪水，还剥夺了一些要人的地租和税收”。很多受到影响的人逃往“尼德兰，躲到王子身边”。这就损害了西斯内罗斯的权威，因为“在王子的宫廷，大家听到的尽是对卡斯蒂利亚局势的抱怨”。[2]
很多留在西班牙的人也是满腹牢骚。有些贵族和城市公开反对西斯内罗斯的政策。尽管枢机主教在给查理的信里继续报喜不报忧，比如他在1517年3月写道，“一切正常，安享太平”，但卡斯蒂利亚的一些主要城市发出威胁，说如果查理在10月还没有抵达西班牙，它们将召开王国议会。最后，查理在这个期限的不久前（1517年9月20日）首次踏上了西班牙土地。[3]
新的统治者驾到时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查理赞助出版了一些宣扬他的合法性的书籍（包括彼得·马特的《新大陆报告》的一个新版本和《胡安二世编年史》，胡安二世就是查理的曾外祖父[4]）；也许是为了估测自己需要多少经费，他还拿到了母亲十年前去西班牙期间她的内廷日志的副本。[5]通过从姨父英王亨利八世那里贷款，查理带来了在安特卫普新铸的4万西班牙杜卡特当作旅费，但起初他没有机会购物。他的舰队的导航员未能正确判断他们的登陆地点，所以查理、埃莉诺和一些廷臣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小港口比利亚维西奥萨上岸，那里没有设施来运送他的辎重和补给物资。据国王的一名随从说：“一共两百人，包括领主、绅士和淑女，却只有不到四十匹马。也没有地方可以买马，首先因为此地位于崇山峻岭，道路崎岖难行；其次是因为主要的城镇正在爆发疫病。”[6]这里说的“疫病”就是腺鼠疫，在查理第一次到访西班牙期间，腺鼠疫一直肆虐，这影响了他的决策，也让他的臣民满腹怨恨。
洛朗·维塔尔和主公一起登陆，他试图把当时的局面描述得更积极一些。维塔尔宣称，“国王及诸位大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困难的条件”，“亲自帮忙”做所有需要做的工作，“假装自己正处于田园牧歌的幻境中，享用当地面粉和鸡蛋做成的煎蛋卷和煎饼”；但这种假装的享受很难硬撑下去，因为“很多人只能睡在稻草上”。等到他们把当地的食品一扫而空之后，大家的笑脸就装不下去了。王室一行人只能继续前进，但因为他们只找到了几辆牛车（让女士们乘坐）和一些驮马和骡子（供查理和其他几位贵人骑乘），大部分人只能步行。[7]
这群狼狈的旅人在“极其糟糕、令人疲惫的沿海道路”上艰难跋涉，遭遇了倾盆大雨和“寒冷的黑雾”，最终抵达了港口圣比森特德拉瓦尔克拉，在那里找到了条件较好的住宿和新鲜食品，总算是恢复了精气神。查理后来向姑姑玛格丽特吹嘘：“在我们的路途沿线，该地区的王公贵族纷纷来向我请安，并带来许多百姓，他们个个忠心耿耿、充满善意。”他还傲慢地说：“我相信，在此地，还从来没有过一位国王像我这样得到普遍的欢迎和爱戴。”但没过多久他就卧病在床，几乎什么都吃不下。医生尝试了各种药物，“经常添加独角兽的角磨成的粉”。他病得很重，“就连弄臣也没办法逗他一笑”。[8]
医生的结论是，“海边的空气是罪魁祸首”，于是国王及其小小的随从队伍没有继续赶路去桑坦德（他的舰队将大部分补给物资运到了那里），而是径直翻山越岭（有的山峰海拔高达近2000米）前往卡斯蒂利亚。不管放在什么时候，这都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尤其是查理此时身体状况很差。起初他们经过的是村庄，“即便在国王的下榻地也没有挂毯，只能用熊皮替代”，但随后他们经过的小村就只有“家徒四壁”的小屋，之后来到的一个地方的“每一座房屋都臭气熏天，因为牲口通常都睡在室内，传播疾病”。国王一行人不得不搭建帐篷，准备露营，但很快又遇到了“寒冷的黑雾”，然后是暴风骤雨，甚至下雪，于是他们不得不躲进室内，和臭烘烘的、浑身跳蚤的牲畜一起过夜。就连一贯乐观的维塔尔也沮丧起来。他悲哀地写道：“自从国王登陆并抵达西班牙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天。”但他们只走了80公里。[9]
国王一行人在帕伦西亚附近与他们的辎重队伍会合之后，条件有所好转，但他们的苦难远远没有结束。10月31日，他们经过了“好几个村庄，只能看得见教堂，因为村民的房屋和住所都埋在地下，藏在隐蔽的地方，就像兔子洞”；查理在万灵节那天晚上庄严地进入袖珍小镇贝塞里尔德坎波斯之后，“他命令在他的住宿地庄严地做晚祷，但当晚没有吃饭”，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吃。
从1517年6月查理从根特启航到在万灵节抵达贝塞里尔德坎波斯之间的四个月，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凄凉的日子，也是最没有成效的：在这期间他几乎没有处理任何公务，尽管其他地方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北非，阿尔及尔的穆斯林守军歼灭了查理派去讨伐他们的绝大部分远征军，这在西班牙全境引发了惊恐和愤怒。在更东边的地方，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率军征服了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并自立为哈里发。根据研究奥斯曼历史的专家安德鲁·赫斯的说法，这“不仅让奥斯曼人一跃成为庞大的穆斯林世界的领导者，还给了伊斯坦布尔政权足够的资源，将其力量向北投射到维也纳城下，向西投射到直布罗陀海峡”。在这两个地方，奥斯曼人遇到的抵抗者都是哈布斯堡家族。“16世纪的世界大战”就这样开始了。在查理的余下统治时间里，他的注意力始终被这场战争吸引，他的资源也不断被这场战争吞噬。[10]对未来同等重要的是，萨克森维滕贝格大学此时还默默无闻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正在准备一份清单，列举了反对赎罪券之理论与实践的理由。赎罪券是教会向捐钱捐物给教会事业的人发放的一种文书。10月31日，查理在贝塞里尔德坎波斯忍饥挨饿的同时，路德在维滕贝格发表了探讨赎罪券的意义与效果的《九十五条论纲》。到这一年结束时，这份檄文已经印刷了成百上千份，有德文和拉丁文版本。16世纪的另一场世界大战已经拉开序幕。
母亲和她的孩子
查理安排卡斯蒂利亚议会在巴利亚多利德开会并宣布他为国王。他的廷臣们现在赶往巴利亚多利德，但他和埃莉诺先去了托尔德西利亚斯。他向弟弟斐迪南解释道：“我来到这些王国的主要目的是尽我所能地看望、服务和安慰女王陛下［胡安娜］。为了这个目的，我决定在做任何关涉到王国的决定之前，先去拜见女王陛下，亲吻她的双手。”1517年11月4日，查理和埃莉诺骑马来到托尔德西利亚斯，拜访他们已经十二年没有见过的母亲。姐弟俩先到母亲为他们准备的套房（都装饰着胡安娜从尼德兰带来的精美绝伦的壁毯）稍事休息，然后在谢夫尔男爵的陪同下去拜见女王。
查理跪在母亲面前。胡安娜“问了国王三次，他真的是她的儿子吗”，并说：“这么短的时间，你已经长这么大了。”随后她“亲吻他的面颊，并亲吻埃莉诺公主的面颊”。然后她说：“去休息吧，你们一定累坏了。”[11]姐弟俩恭顺地回到各自的套房，但谢夫尔男爵留在女王身边与她“谈了足足半个钟头”。胡安娜说，她对谢夫尔男爵记忆犹新，因为她在尼德兰的时候就认识他。于是他利用这个优势，提议：“陛下不妨现在就授予［查理］完整的王权，这样他就能在您的有生之年学会治理和统治您的人民。”[12]她同意了（或者说，查理的大臣们后来是这么说的）。这极大地增强了查理在卡斯蒂利亚的权威，因为之前议会仅仅认可他母亲为他们的合法君主。从此以后，一直到1555年，尽管她一直是卡斯蒂利亚的“女王和君主”，尽管她的名字和儿子的名字一起出现在钱币和公文上，胡安娜从来没有挑战过查理以他俩的名义统治的权力。
另外，胡安娜没有对“阿拉贡女王”的头衔提出主张，起初是因为她身边的人都假装阿拉贡国王斐迪南还活着。这种欺骗是这样开始的：在斐迪南驾崩不久之后，西斯内罗斯和摄政会议认定国王的死讯会让胡安娜伤心欲绝，所以决定暂时不告诉她。1518年3月，事态变得更加严重。查理任命德尼亚侯爵贝尔纳多·德·桑多瓦尔·罗哈斯为她母亲内廷的总管和托尔德西利亚斯城的总督。用贝瑟尼·阿拉姆的话说，“在国王的批准之下，德尼亚侯爵为胡安娜炮制了一个虚构世界”。[13]
这个虚构世界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他们在女王周围建立了双重的沉默之墙。德尼亚侯爵禁止她走进任何有窗户的房间，以防止她看见外界的人或与其谈话。他“把她锁在自己的房间里，那里除了烛光之外没有任何光亮”。他还只允许经过精挑细选的女仆（由德尼亚侯爵夫人监管）侍奉女王，并吩咐精挑细选的卫兵阻止其他任何人接近女王。这些女仆和卫兵也是囚徒，不能离开宫殿，不能与外界的任何人交流，甚至不能与查理的其他大臣交流，因为（如德尼亚侯爵所说）“此地发生的一切应当严格保密，尤其不能让御前会议的人知道”。
德尼亚侯爵还坚持只有他和他的妻子能够与胡安娜交谈。如果必须有外界的人（比如医生）来见胡安娜，德尼亚侯爵就让每个访客发誓绝不说任何与他创建的虚构世界矛盾的话。[14]有一天，胡安娜召见德尼亚侯爵，“对我［德尼亚侯爵］大发怨言，说我否认她的主公［斐迪南］即国王陛下已经去世，并坚持要我告诉她，斐迪南究竟是不是还活着，因为这对她非常重要。我回答，我对她一直讲的是真话。我说，如果不是这样，陛下［查理］会告诉她”。马克西米利安的死讯送达后，德尼亚侯爵立刻给谎言增添了一个新的层次：
这一次我告诉她，陛下［查理］现在是皇帝了，因为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退位了，选帝侯们进行了新的选举。我还说，她应当为此感谢上帝。她答道：“是这样吗？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还活着吗？因为我相信他已经去世了。”我向她保证，他还在世。[15]
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为什么要把女王，即查理的母亲，骗得稀里糊涂？为什么要这样羞辱她？古斯塔夫·贝尔根罗特首次发表了查理与德尼亚侯爵之间冷酷无情的部分书信，他推测，查理与德尼亚侯爵的目的是让世人继续相信胡安娜是个疯子，所以没有执政能力。但贝尔根罗特的解释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在这个虚构世界之外，（除了查理等人之外）无人知道这个世界的存在。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之所以哄骗胡安娜说她父亲还活着，是因为，如德尼亚侯爵所说，通过欺骗能更轻松地控制她：
我已经告诉女王陛下，我的主公和国王陛下，即她的父亲，仍然在世，因为一旦有什么事情让她不高兴，我就可以说这是国王陛下的命令。她非常爱他，所以比较容易忍受这一切。如果她知道他已经去世，就不会这么容易乖乖听话了。
另外，这种欺骗也让德尼亚侯爵能够安抚胡安娜说，她的儿子“来到西班牙主要是为了确保一应事务都令她满意”，但因为“斐迪南国王”拒绝，所以“您［查理］没有取得成功”。[16]
欺骗母亲带来的好处无疑能够解释查理为什么不仅容忍诸多的谎言，还帮忙扩大了谎言。1518年10月，托尔德西利亚斯受到瘟疫的威胁。为了谨慎起见，查理决定把女王撤到更安全的地方。查理指示德尼亚侯爵，如果他母亲拒绝离开宫殿，“因为女王陛下畏惧死亡，尤其是害怕瘟疫造成的死亡，那么你必须告诉她，瘟疫太严重，染病的人在两天之内或更短的时间内就会死亡；……你可以安排神父拿着十字架在宫外一天经过好几次，假装是送葬”。查理还再次表示支持德尼亚侯爵对胡安娜的蒙骗：“如你所说，最好不要让任何人与女王陛下谈起你认为可能不合适的东西。我觉得最好是这样：一旦女王陛下问起某人，你们就告诉她，那人染上了瘟疫，被送到城外了。”他还命令所有侍奉胡安娜的人都服从德尼亚侯爵，“仿佛是我亲自下的命令”。查理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谎言和长期软禁会对母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17]
查理对待自己的弟弟也很差。在离开尼德兰不久之前，查理收到一份报告，说年轻的斐迪南的内廷里有些人在搞阴谋，企图推举他们的主公为“这些王国的总督，以女王的名义统治”。于是查理派遣一名信使火速赶到西斯内罗斯和阿德里安身边，指示他们解雇并流放了斐迪南内廷的三十多名官员。据一个目击者说，“该计划是在一天之内执行完毕的，这大胆的举动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目前殿下［查理］除了斐迪南之外没有任何继承人”。[18]
据说，随后的调查显示有人企图将斐迪南带到阿拉贡，还有其他一些“令人发指”的阴谋。普鲁登希奥·德·桑多瓦尔[19]借助后见之明评论道，曾在卡斯蒂利亚侍奉斐迪南的人“全部，或者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两年后的公社起义”。但这是两年后的事情。目前，查理集中力量确保弟弟的忠诚，给他写了一封私人的信，向他保证：“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应当始终铭记我对你的爱。”他承诺：“我会写信给你，告诉你可以在何地与我会合。在此之前，先尽情享乐吧。”查理还督促西斯内罗斯让斐迪南明白：“我命令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他的好处、他的福祉，因为我对他的爱总是压倒一切的。他必须将我视为兄长和真正的父亲。”[20]
枢机主教对查理的这一席话并不信服。西斯内罗斯知道查理打算把弟弟送到尼德兰，于是恳求“把这事情办得让我们的王国满意，也就是说，不要让他走的时候身无分文、满心绝望”。枢机主教提议，也许“可以向他承诺，把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百年之后留下的土地当中属于陛下的份额留给他”。[21]西斯内罗斯还没有面见查理就去世了，所以查理可以有恃无恐地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枢机主教的建议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他曾与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密切合作，并曾四次独立治理卡斯蒂利亚（1506～1507年、1510年、1512年和1516～1517年）。所以他从自己的经验知道王国每个组成部分的长处和短处。但这些丰富的经验与洞见都与他一同消逝了。枢机主教的去世还给查理留下了“一杯毒酒”，因为托莱多大主教的位置（及其每年8万杜卡特的收入）空缺了。查理决定提名纪尧姆·德·克罗伊（谢夫尔男爵的侄子，曾经是查理的侍童，现年十九岁，已经成为神父，正在鲁汶大学读书）为西斯内罗斯的继任者。这是新任西班牙国王的第一个重大错误。
开始受挫
谢夫尔男爵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儿女，所以始终竭力提携自己的侄子，说服查理将他任命为尼德兰最富裕的两家修道院的院长、康布雷大主教和科里亚（在卡斯蒂利亚）主教，最终让他登上枢机主教的高位。谢夫尔男爵现在恳求查理任命他的侄子为托莱多大主教。[22]据维塔尔记载，“起初国王不置可否，说自己会考虑一下”，因为还有其他人对托莱多大主教的位置表现出兴趣。于是他“请求御前会议商议应当将这个职位给谁，因为他想先听听御前会议的意见”。维塔尔继续写道，但是“觊觎该职位的人太多，国王和御前会议都左右为难”。这表明御前会议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伊拉斯谟后来声称，查理曾邀请他一起去西班牙，而他之所以拒绝，就是因为“我看到宫廷分裂成许多派系，有西班牙人的派系、犹太人的派系和法国人的派系，有谢夫尔男爵的支持者和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支持者，有那不勒斯人、西西里人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党羽”。在挑选新任托莱多大主教时，“谢夫尔男爵的支持者”最终占了上风，这或许并不意外。[23]
查理已经把一些外国人任命到卡斯蒂利亚的教区主教位置上，比如路易吉·马利亚诺成为图伊主教，克罗伊成为科里亚主教。查理的这种做法明目张胆地违背了伊莎贝拉女王的遗嘱，因为她规定只有卡斯蒂利亚国民才能担任卡斯蒂利亚的世俗职务和教会职务。查理的做法引发了一些敌对的评论，所以他在提名克罗伊为托莱多大主教之前采取了一个预防措施：签署文件，宣布克罗伊已经归化为卡斯蒂利亚国民。但这个任命仍然很有争议。埃莉诺的秘书桑丘·科塔报告称，阿拉贡的阿方索（斐迪南国王的私生子，担任萨拉戈萨大主教，自他父亲驾崩以来担任阿拉贡王国的摄政王）动身前往托尔德西利亚斯，希望获得托莱多大主教的职位，这时“国王写信给他，让他不要来，因为他已经任命其他人为托莱多大主教了”。这种粗暴的回复自然而然地疏远了阿方索。后来查理恳求阿方索帮助他争取阿拉贡人的支持时，阿方索拒绝伸出援手。据彼得·马特记载，在巴利亚多利德，“所有人都说国王对他的舅舅阿方索很不礼貌、很粗鲁”。马特也认识到，任命克罗伊为托莱多大主教的做法“更加明目张胆地违反了这个王国的法律与风俗，一定会在将来掀起动荡”。他预言：“从这些种子里能长出什么样的果实，时间自然会告诉我们。”[24]
在这些种子生长的同时，查理处理了一些家事。在托尔德西利亚斯，他和埃莉诺与他们的妹妹——十岁的卡塔利娜一起待了一段时间，并为他们的父亲安排了一场迟来太久的葬礼。胡安娜一直把腓力的遗骸保存在托尔德西利亚斯。墓地本身很简朴，因为查理打算将来把腓力的遗骸送到格拉纳达，安葬在天主教双王身边。但在接见议会之前为已故国王举办葬礼，凸显了查理作为君主的合法性。查理和埃莉诺现在离开了托尔德西利亚斯，去见他们的弟弟，即十四岁的斐迪南。国王拥抱弟弟，册封他为金羊毛骑士，并“解释了关于该骑士团的好几个精妙、高贵和充满骑士风度的事项”。随后，在多达6000人的随从队伍的陪同下，伊莎贝拉女王的三个孙辈一起在盛大的仪式中进入巴利亚多利德城。据维塔尔记载，就连这座城市的“年长的市民和商人”也声称，卡斯蒂利亚无人“见过这样一位高贵而威风凛凛的国王入城”。[25]
卡斯蒂利亚议会几乎立刻投票批准拨给查理60万杜卡特的经费（金额比之前的任何一次拨款都高得多），并认可查理为国王（他母亲仍然是女王），但他们也给查理呈送了将近一百桩申诉案件，请他处理。有些申诉是很传统的，没有争议，比如“请陛下禁止掷骰子赌博”“请陛下命令铸造铜币和其他辅币，因为本王国缺少小额钱币”。还有一些申诉虽然要求更多，但不会对国王构成威胁，比如“他们恳求陛下满足我们的心愿，说卡斯蒂利亚语”和“请陛下至少每周两次接见外臣”。只有少数申诉涉及的是近期的事态：“我们恳求陛下……规定，在您结婚生子之前，斐迪南王子不要离开这些王国”；卡斯蒂利亚的所有职位，不管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都不应当授予外国人”；“永远不应当向外国人授予归化入籍的文书，已经授予的应当撤销”；“托莱多大主教应当前来，居住在这些王国”。[26]
查理立刻处理了部分申诉，包括他不会说西班牙语的问题。据一位勃艮第大臣说，到1518年春季，国王“与贵族交谈时用卡斯蒂利亚语，现在已经掌握了这种语言和该国的风俗习惯”。马特也同意，并告诉一些通信伙伴：“国王突然开始说西班牙语，并且表达流畅，仿佛他是在你们当中出生并长大的。看来他学得非常快。”查理还开始在接见外臣时独立发言，而不是依赖谋臣以他的名义发言，尽管他的句子很简短，并且往往是套话。[27]
在斐迪南的十五岁生日时，查理为他设立了单独的内廷，然后三姐弟一起去萨拉戈萨，与阿拉贡王国议会面谈。但在途中，查理在事先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违背了卡斯蒂利亚议会明确表达的意愿，命令弟弟离开自己出生的家乡，立刻走海路去尼德兰，到他们的姑姑玛格丽特身边生活。当然，查理这么做就兑现了自己离开尼德兰之前向尼德兰臣民所做的承诺（见第三章）。但现在突然做这样的决定，表明了查理内心的恐惧。据查理的编年史家阿隆索·德·圣克鲁斯记载：
在巴利亚多利德与议会成员谈话的时候，谢夫尔男爵和首相［勒·绍瓦热］得知……查理国王受到很多人的憎恨，而他的弟弟斐迪南受到所有人的爱戴……于是他们建议把斐迪南送离卡斯蒂利亚王国，这样的话将来如果有某些西班牙封臣起来造反，他们也不能推举斐迪南为领袖。陛下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桑丘·科塔此时就在国王身边。他记载道，斐迪南王子的突然离去“深刻影响了每一个西班牙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因为他们全都非常喜欢斐迪南”；而法国大使也表示：“此地的人民对此事不是非常开心。”[28]
就连通常对查理阿谀奉承的洛朗·维塔尔也注意到了西班牙人对查理逐渐增长的敌意。在巴利亚多利德的时候，好几位神职人员拒绝给国王的随从安排住处，并对负责寻找住宿地的王室官员施加绝罚[29]。有人在教堂大门上张贴海报，抱怨如今外国人统治了他们的国家。国王刚刚离开巴利亚多利德之后，一名修士在布道时“诽谤中伤”尼德兰人，说他们“囚禁”了新的统治者，并任命外国人为卡斯蒂利亚官员，违反了卡斯蒂利亚的法律。国王指示当地的行政长官逮捕这名修士，“并严加惩罚，以儆效尤，让其他修士在将来只敢说真话”。敌意是双向的。据马特说，查理的尼德兰谋臣（其中很多人在十年前灰溜溜地从西班牙逃走，见第一章）“极其蔑视西班牙人，仿佛他们是在阴沟里出生的”。[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