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人和珅跌倒
乾隆四十年（1775）十二月，以二十六岁的御前侍卫和珅为正蓝旗满洲副都统。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一月，命和珅补授户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命户部右侍郎和坤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从御前侍卫到军机大臣，和珅只用了四个月。
和珅的迅速崛起，引发了无数猜议，为何他被赏识，被迅速提拔？
和珅得宠，其实原因很简单，他颜值高，心灵巧，又有一定的处理政务能力。
乾隆用人特别在乎长相，能得到重用的官员不但为人机灵，熟读诗书，更要长相英俊。赵翼就因为长得不够俊帅，丢掉了即将到手的状元，年迈后赵翼还发出苦叹：“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赵翼其实该满足了，想那柳永，如此才气，黄龙榜上无名，只好牢骚着奉旨逛青楼。
乾隆朝的大员，如傅恒、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康安等人，无不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纪晓岚虽然才华横溢，但是人长的胖，且相貌不美，一直不被重用。长得俊帅，也是和珅胜出的重要条件。
人长得俊帅，和珅肚皮里也不是稻草。少年时代，和珅进入八旗子弟的重点学校咸宁宫官学就读。和珅在咸宁宫中学习刻苦，熟读四书五经，通晓蒙古文和藏文，诗词书画也有一定水平。丰富的知识面，多才多艺，这些也是和珅出人头地的内在条件。和珅能得到乾隆的宠爱，不单单是那外貌与才华，更重要的是他有着玲珑透彻的心，能体会乾隆的意。乾隆与和珅之间，肉体有无相通，虽有各种八卦，但无实据可查，但二人的灵魂之间，却是交汇的。
在军机大臣任上，和珅表现出色。他的记忆力绝佳，每日皇帝口授的谕旨，听一遍就能默记。各种奏折，虽然连篇累牍，仓促之间批阅，和珅也能提纲挈领，切中要害，奏对均称乾隆心意。处理政务是把好手，体贴皇帝，更是无人能与和珅相比。在作为军机大臣被召见时，若乾隆咳嗽要吐痰，和珅立刻将痰盂端上，乾隆吃瓜子吐壳，他立刻接了吃下。清人笔记里嘲讽他在乾隆面前表现的更像个家奴，可所有的军机大臣，谁不是皇帝的家奴呢？只是和珅演家奴，更加入戏，更加投入，更得皇帝欢心而已。
到了乾隆六十年，就皇帝的接班人问题，举国上下，议论纷纷。
多年之前，乾隆曾对天发誓，如果能在位六十年，将禅位给儿子，以示不敢媲美祖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正式宣布，将在八十五岁时禅让给儿子。
早在乾隆三十八年，皇十五子永琰已被秘密立为皇储，此后他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漫长考察。在此期间，皇储是谁，无人知晓。自雍正创设秘密建储制度后，谁是皇太子无人知晓，如此避开了兄弟争斗，也避免了以太子为中心，形成太子一党，威胁到皇帝本身。乾隆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至乾隆六十年，乾隆有四个儿子还活着，但朝野内外没人知道哪个皇子已被立为皇太子。朝鲜外交使臣来华时，曾就此问题四处询问，不想朝野内外“皆缄口挥手”。由于无法猜测接班人是谁，甚至有人认为皇长孙绵恩，也将进入未来皇帝的候选人梯队。
到了乾隆六十年，乾隆将所立皇储的密件，展示给王公大臣阅看，确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此年永琰三十五岁。在九月三日正式举行确立太子仪式之前，和珅私下给永琰送去一个如意，暗示他已被立为太子。当日永琰收到玉如意时，自然是极为欢喜，不想后日这成了和珅的罪状。
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八十六岁的乾隆在名义上宣告正式退休。当日举行了传位典礼，鼓乐齐鸣之中，乾隆将玉玺授给了皇太子。在外人看来，禅让是一团和气，乾隆是真心想做太上皇了，安享清福了。
玉玺是让出了，可皇帝的宅子却被他占了。退休之前，乾隆已经为自己建好了退休后的养老地宁寿宫，不料禅让之后，他继续赖在养心殿里，不肯移驾。儿子嘉庆也不敢请他走，只好继续住在毓庆宫。乾隆虽然退居二线了，一切待遇照常。新皇称皇帝，乾隆则称“太上皇帝”。太上皇的生日称为万万寿节，新皇帝则称为万寿节。
乾隆退休之后，与其说嘉庆要依照乾隆的心意办事，不若说嘉庆要依和珅的心意办事。没人想到和珅会有这么大的能量，但确是如此。
太上皇很敏感，他也好自豪。他自豪，他是古来最高寿之帝王，他期待着能活过一百岁。他敏感，权力是他的禁区。虽然是太上皇，但一切还得他做主。乾隆是退而不休，禅而不让，仍掌大权。虽然他已经年迈，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时间这把杀猪刀面前，也要卸去他的雄风，磨去他的英明。不过乾隆毫不担心，他有个与自己灵魂相通的影子，这就是和珅。有和珅帮他打点，这江山统治起来还是不太吃力。
乾隆对和珅的信任牢不可破。如果有谁说点和珅的不是，在乾隆看来此人必是别有用心，想挑拨离间二人的亲密关系。乾隆时刻离不开和珅，不论是去圆明园，还是避暑山庄，还是秋狝木兰，和珅时刻伴随着他。太上皇的心思只有和珅能懂，太上皇一个眼神，一个喃喃自语，和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和珅就是乾隆的贴身棉袄，合身，暖和，舒坦，乾隆时刻离不开他，也将一切政务都放心地交给了他。
而嘉庆登基后的主要政务活动，不过是参加祭祀，大阅，传胪之类的礼仪活动而已。新皇帝得时刻谦恭，不能表现出急火火想掌权的心思。嘉庆也不敢说服太上皇彻底放弃权力，他更不敢动和珅丝毫。隐忍的背后，其实他内心愤懑无比，“太上皇信之愈深，皇帝恨之愈切。太上皇愈以为功高，皇帝愈以为罪大。不除和珅则祸害无比，欲除和珅则投鼠伤器”，嘉庆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新皇帝侍奉太上皇，太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不但对太上皇得喜得笑，对和珅，新皇帝也得如此。嘉庆得时刻摆出笑脸，让和珅知道，朕与太上皇一样信赖你，重用你。和珅的权势，在新皇登基之后，更见扩张。嘉庆元年，和珅调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兼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嘉庆二年，又命和珅管理刑部，仍兼理户部。利用乾隆帝对自己的信任，和珅四处培植自己亲信。
嘉庆二年八月，首席军机大臣阿桂死于任上。阿桂似乎洞悉生死，在此年自己的生日上，置酒作乐终日，并训诫子弟要谨慎持家，最后道：“余从此长诀，今后再也不能教导你们了。”阿桂死前，嘱咐家人将所有兵书诗文书稿悉数烧毁，“无以此误后人”。
阿桂一死，和珅升任首席军机大臣，更加飞扬跋扈。
貌似两代帝王对和珅的信任，都牢不可破，而富贵荣华将永伴，功名利禄会长随。臣子中也有忠良耿介之辈，看着和珅飞扬跋扈，责问嘉庆，为何不将他除掉。嘉庆急了，赶紧道：“和相公是朕的左右手，还要靠他办理四海事，你不可乱说。”
嘉庆还不时向和珅示以亲昵。和珅喜欢玩鼻烟壶，嘉庆亲手将他的鼻烟壶没收掉，劝告道：“为了国家大事，和相公你还是把烟戒了吧，身体重要。”
嘉庆帝
当无人之时，嘉庆紧锁双眉，心中的怒火在燃烧，眼瞳中的刀光在闪烁，怒火与刀光之中的，正是这权倾朝野的和相公。
嘉庆三年，乾隆健康状况恶化。此年十一月，因为过度操心平定白莲教的事务，乾隆感染风寒，治愈后头目眩晕，此后饮食渐减，视听大不如前，老态顿增。年迈的太上皇开始迷糊，精力大不如前。昨天说过的事情，太上皇今天就忘掉了；刚刚吃过早饭，太上皇就念叨着怎么还没吃早饭，让太监再上一份；到了春天，老皇帝却带上了冬天的帽子。人虽迷糊，可太上皇却仍然放不下心，担心儿子处理不好国家大事。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上午，八十九岁的乾隆作诗《望捷》，期待着平息白莲教的消息早日传来，之后突然病发，于养心殿病逝。乾隆死后，北京市面上一切如常，只是官员除掉了帽上的红络。京内舆论认为乾隆的去世，乃是百岁老人的平常事，无须惊慌。
乾隆去世后，在颁布的料理丧事王公大臣名单上，和珅列在诸王之后，众大臣之首。这是嘉庆喂给和珅的定心丸，和珅果然被迷惑了，“且自喜依任如故”。“自喜”二字，活生生地点出了和珅的心态，他对乾隆的忠心与感情，只是为了权力。太上皇死了，只要能保住权力，内心自然还是欢喜的，当然表面上的痛哭功夫还得做足。
不料到了第二天，风云突变，和珅被革去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官职，被下令在宫内昼夜看守殡殿，不得随意出入，实际上已处于软禁状态。对着乾隆的梓宫，不知此时的和珅作何感想。随后嘉庆又下旨指责和珅冒功领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导致白莲教起义经年未能平息。这道旨一下，大局已明朗，所有王公大臣都知道这是要惩办和珅了，于是纷纷附和。
正月初五，以刘墉为首的大臣开始上奏，指责和珅的各种不法行径。这刘墉，后世以“刘罗锅”闻名，他的父亲乃是已故去的首席军机大臣刘统勋。
正月初八，嘉庆下旨革除和珅及福长安所有职务，下令刑部将二人逮捕收监，又下令查抄二人家产。被抓时，和珅穿了件皮袍，随身带了个鼻烟壶鼻烟包。富贵荣华，幻若浮云。被查抄家产时，和珅的家人正在吃饭。知道富贵已到尽头时，一些人惊恐的难以自制，竟然开始呕吐。
和珅突然跌倒，和孝公主多次入宫，借着皇帝妹妹的身份，想求皇帝网开一面。但嘉庆下定决心，要拿和绅开刀。正月十一日，嘉庆颁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嘉庆认为和珅的罪行与鳌拜、年羹尧、讷亲相比，尤其过之，为了国体起见，特意加恩赐和珅自尽。
正月十五日夜间，京师内是一片繁华，火树银花，香车游骑，金吾不禁，玉漏相催。在狱中的和珅作诗两首，感怀前事，无限伤感，无限凄凉。和珅是乾隆十五年出生，被赐自尽的此年刚好五十岁。
正月十八日，和珅收到白练一条，在生命的尽头，和珅留下绝命诗云：“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日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和珅死后，他在北京的住宅被分割，前半段被分给了嘉庆的亲弟弟永璘，后半段则留给了和珅儿子丰绅殷德与和孝公主。和珅在驴肉胡同的老宅子，给了和琳儿子丰珅宜绵。永璘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和珅的豪宅后，对房子加以改造，使之更符合王的身份。此府后世被转到了恭亲王奕訢手里，成为著名的恭王府。
嘉庆新政
好大喜功的乾隆耗尽了国库，留给嘉庆一个烂摊子。嘉庆当政之后，国库收入不足，人口过度膨胀，官员贪腐严重，河患频繁出现。
为挽救危局，嘉庆一度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帜，在内政上做了些改革。
嘉庆是个勤奋的人，他提倡“崇俭黜奢”、“勤政务实”，并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做皇子时，嘉庆就很节俭，逢年过节，送给师傅们的礼物不过是荷包食物等简单物件，“从未有以陈设玩器相持赠者”。在收拾了和珅之后，嘉庆令各地官员停止进贡如意、玉、铜、瓷、书画、插瓶、挂屏之类的物件。在嘉庆看来，贡物都是民脂民膏，借着进贡之名，官员大肆盘剥民众。此后嘉庆又颁布了系列谕旨，严禁奢侈之风。
天尚未明，嘉庆就早早起床，在蜡烛下批阅奏章，早膳之后，每日照例召见大臣十余人。嘉庆四年的夏天，京师天气格外炎热，睿亲王淳颖为皇帝着想，怕嘉庆操劳过度，将本该递上的奏折撤下。嘉庆得悉后，下令将淳颖交给宗人府圈禁，并指示：“今后凡有奏折，均必须直达朕前，听朕批示，不得擅自撤下。”
对乾隆朝后期形成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官风，嘉庆也大力整顿。嘉庆四年，浙江旱灾，偶尔下了几滴雨，浙江巡抚玉德赶紧报告：“天降甘露了，粮价也下来了。”嘉庆看后斥责：“此等奏报，不可粉饰。”嘉庆五年，云南发生水灾，云南巡抚江兰报称当年收获颇丰。嘉庆立刻将他革职，并指令今后再有粉饰太平者予以严惩。
不过粉饰太平者还是陆续不断。嘉庆九年，北方蝗虫肆虐，皇宫之中，漫天飞舞的都是蝗虫，随手一抓，就能抓到十多个。不想直隶总督颜检竟然上奏称，蝗虫灾害不足为虑，蝗虫们是来吃青草的，不吃庄稼，“飞蝗不伤禾嘉，惟食青草”。嘉庆看了奏折后，是否会为官员的智商着急？
嘉庆朝初期整顿吏治，起到了些效果，暂时刹住了乾隆朝晚期官吏贪腐的风气。同时嘉庆严查各省钱粮亏空，治河赈灾，体察民情，减免税收，裁减冗员，让世人顿有“咸与维新”之感。改革春风，扑面而来。
在“咸与维新”的旗帜之下，嘉庆对军机处做了一些改革，其目的是将一度松散的权力，再次紧握在皇帝手中。
清代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以皇权大一统为主线，通过各种方式分权。而军机处的设置，不过是大一统皇权中的一个环节。皇帝要发号施令，要保证政务通达，这就需要效率。军机处的廷寄与谕旨，使皇帝能得心应手的控制。
和珅秉政以前，所有奏折直接送达皇帝拆阅，然后再将副本发给军机处。在权势巩固，掌握军机处后，和珅改变此做法，令将奏折的副本同时送交军机处。和珅这一刀，就在皇权中切开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中分出的权力，就是他和珅威福自擅的空间。
奏折本是在皇帝批阅之后，再发交军机处。现在同时递送皇帝与军机处，军机大臣们就可以及早就奏折的处理做好准备，并能揣摩到皇帝的心意。如是，皇帝是省心也更开心，而军机处的权势也扩大了。
而自嘉庆初年五省教乱后，乾隆日夜等待前线军情。不想和珅在军机处，将各路军营送来的军情有选择的递送，常报喜不报忧。和珅跌倒之后，延误军情被视为一大罪状，归于五省教乱经年未能平息的重要原因。
嘉庆对和珅恨到家了，曾私下询问军机大臣吴熊光，和珅可有不臣之心。吴熊光看得却是透彻，对嘉庆道：“想谋反的必然要收买人心，比如王莽。和珅只顾捞钱，不顾名声，天下人都厌恶他，所以他不会谋反。”可和珅这样的蛀虫，寄生在大清帝国身上，土壤里的养分都要被他给吸干了。更重要的是，皇帝的权力如何能让他人来分来分去。
有鉴于此，把握大权之后，嘉庆采取系列措施，限制军机处权势的扩张。在擒拿和珅的当日，嘉庆发布上谕，要求各部文武大臣及各省督抚，今后凡有奏折，“俱应直达朕前，俱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
此外，还警告不可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并称拆阅奏折之后，嘉庆自然会和军机大臣当面会商，再交各部门办理。
过了十一天，嘉庆再次发出上谕警告称，以前和珅专擅用事，所以有投递军机处另封事件。此后各省所有抄送奏折副本都不得再递送军机处。嘉庆警告，此次整顿后如果还有重蹈前辙者，将重治其罪，绝不宽贷。嘉庆五年，在四川前线镇压五省教乱的广兴，投递奏折时另行咨文送到军机处。嘉庆知悉后，将他降为四品京官，并不得再奏事。
在制度上，嘉庆也加以完善，健全军机处的保密及用人机制。设立军机处的初衷，一是为了效率，二是为了保密。保密工作在雍正年间，及乾隆朝早中期做的很好。但到了乾隆晚年，随着皇帝的老去，和珅的专权，军机处的保密工作开始走下风。
军机处台阶上，窗外走廊边常挤满了京内各部官员，他们以禀报公务为借口，过来探听消息。往往奏折皇帝还没有批阅，街头巷尾就已开始风传消息了。宫廷的一切，都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八卦消息更是人人爱听。
每日在天子身边的军机章京，自然成了人们打探消息的去处。乾隆年间曾担任过军机章京的策拔克，做了外官之后，利用在军机处的关系打探消息。在寄给军机章京的信内，策拔克甚至探询圆明园同乐园上演的是什么戏。嘉庆知道后不无愤怒：“大内演戏，无干伊事，探询何为？”
嘉庆五年发布谕旨：“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首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述朕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泄漏。”为了加强保密工作，嘉庆特意规定，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处理当日所奉谕旨，不得处理其他各部的文件，其他各部官员不得到军机处去回事，满汉文武大臣不准去军机处找军机大臣聊天，军机章京办事处不准外人偷窥，军机章京不得将文书带回家办理，京中王大臣不得请军机章京代办陈奏事件。
隆宗门内南侧军机章京值班房
此外，嘉庆还派御史到隆宗门军机处办公室坐镇，每天监视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如果有泄密事件，可以立刻上奏。同时也让军机大臣监视御史，如果御史迟到或者早退，也可以上奏报告，双方互相监视，以为保密。而在保密的功能之外，御史实际上也扮演了监视军机处的角色，以限制军机处扩张权势。
在军机章京的选任上，以往都是军机大臣挑选可靠的内阁中书、笔帖式充任，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军机处保送章京时，基本上从六部挑选，但工部保送人员被录用者最少，因为工部与军机处工作的切合度最弱。
嘉庆四年又规定，嗣后由内阁、六部从中书、笔帖式中选择人品端正，年富力强，字画端正者，交给军机大臣带领引见，再由皇帝挑选。记名人员则在军机章京有空缺时，按秩序补任。军机章京在乾隆朝尚无定额，此时正式确认满汉章京各十六人。同时规定，凡大员子弟，不得保送为军机章京。当年军机大臣引见的各部人员，有十五人被录用为章京，另有二十人按名次候补。此后每年引见的人员一般在十个左右，录用者有六、七人。
嘉庆十一年，又规定军机章京须经过考试，凡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带领引见。考试时，限时三刻交卷，字数须满三百，过时不交卷者立刻淘汰。此年考试题目是“勤政殿疏”，工部笔帖式董萼得了第一名。
嘉庆四年，因为擒拿了和珅之后，国家事务繁忙，军机处缺人，嘉庆就让成亲王永瑆入军机处帮忙。过了不久，嘉庆觉得不妥，亲王辅政，位高权重，容易滋生弊端，遂让成亲王永瑆退出军机处，并规定此后王公不得入军机处，以免专擅。
看到嘉庆大力整顿军机处，善于捕捉政治风向的御史也开始跟风。
嘉庆七年，御史王宁?上奏，认为军机大臣权力过重，应加以限制。对此嘉庆批驳道，各省所寄信件及所拟谕旨，断然不能让很多人分工承担，交由军机处拟写发放，事有统汇，能提高效率。而军机大臣奉旨撰写谕旨，并不是将皇帝的权力转给军机大臣。“我朝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将此奏掷还。”
嘉庆十年，御史何元烺上奏，请将军机处名称加以改变。何元烺认为，军机处所承办的都是军事事务。现在军事事务已告停，似应更改名目，以表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对此奏嘉庆予以否决。嘉庆认为，自雍正年间创设以来，军机处这一名称沿用已久，所负责的谕旨及文书工作均是大事，并不是专一于军事事务。现在三省教匪叛乱已经肃清，四海升平，不改军机二字，才表示真正天下太平。
俯瞰隆宗门两侧军机处
嘉庆对于军机处的系列改革，起到了拨乱反正之效，使皇权得到了加强，也使军机处在制度与法律上被确认下来。
然而，嘉庆朝初期出现的“咸与维新”，却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在官吏选拔任用、官制设置、国库管理、农商政策等方面，嘉庆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变革，他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咸与维新”短期能挽回些许颓势，但不能避免清廷走向衰败。
在做皇子的时代，嘉庆就已表现了他守成的倾向，在一首诗中他写道：“守成继圣王，功德尽巍峨。”嘉庆四年，在扳倒和珅之后，就如何选拔人才嘉庆指出：“自当率循旧章举行。”嘉庆六年二月，嘉庆在谕旨中宣称：“列圣旧章，自当恪守。”
在嘉庆十六年（1811）嘉庆所作的《守成论》中，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守成思想。他认为：“守成二字，所系至重”。之所以要守成，原因很多：其一，嘉定认为开国君主都神武过人，大清国尤甚，祖宗所订立的规章制度完美绝伦，后世只需好好守着就是。其二，如果妄行改革，则祸福难测。唐宋以来，凡提倡改革的君主都没有好下场。在嘉庆看来，守成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不守成者，天必亡之，“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守成论》是嘉庆的执政宣言，是嘉庆一朝乃至后世皇帝的执政纲领。守成的后果是，该怎样还是怎样。既然官员任用机制不能变革，选用的多数还是庸碌之徒。当运动式的反腐结束之后，官员们照样贪污。既然不能开源节流，国库照样还是拮据。当欧洲开始工业革命时，清国还在原地踏步。
保守的嘉庆，在方方面面都以祖先的成法为依据，时刻遵循而不敢逾越。历代帝王的实录，成为了嘉庆晚年执政的依据。皇帝死后都要编撰实录，实录中择取了各个时期的谕旨，皇帝的起居，婚丧礼仪等各种活动。编排实录的本意是作为档案而加以保存，不想在嘉庆看来，这实录却是现实执政的根据。
实录成为了嘉庆手中的万能宝典，尽管前所未有的难题不断涌现，但只要一恭阅祖先皇帝们的实录，嘉庆立即能从祖先们身上汲取经验，加以处置。然而时代不同，人物不同，祖先们的成法、做法业已过时。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靠论语治天下，嘉庆没有那份天资，他有的是勤奋，有的是翻阅列祖列宗们实录的刻苦精神，在他手中，几部实录可治天下。他骄傲地宣称：“朕综理庶政，无不率由旧章。”
风雨飘摇之中，清廷走到了嘉庆二十五年。
木讷宰相曹振镛
虽有早期波澜壮阔的五省白莲教起义，后期直击中枢的林清事变，嘉庆小心翼翼操控着大清这艘巨舰，总算在风浪之中停泊靠岸，将它顺利交给了儿子。
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前往木兰秋狝，七月二十四日抵达热河。次日嘉庆照常批阅奏章，接见群臣，不料当晚即在避暑山庄突然病死。随后绵宁接位，是为道光皇帝。
道光接班后，却面临着千疮百孔的局面，民间普遍贫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财政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在十九世纪出现重大逆转，从十八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此逆转始于道光朝，因此被称为“道光萧条”。
道光萧条原因复杂，根据李伯重教授的研究，道光时代，全球气候剧降，气候变冷，低温导致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季风停留并交锋，导致降水量增加。频繁的水灾，既使得政府在河工上的开支激增，也使得农业产量下降，这又加剧了萧条。焦头烂额之中，道光帝还得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跨海而来的欧美列强。
君王们留给儿子的除了江山，还有帮助打点江山的老臣。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也培养了一批可以重用的大臣，并指望他们能辅佐儿子，挽回颓势。老臣们的名单可以罗列出很长很长。在长长的名单之中，一名外表木讷，战战兢兢的安徽人，最终博取了道光的宠信，执掌军机处十四年，他就是曹振镛。
曹振镛出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六岁时考中进士，到翰林院任职。曹振镛得到乾隆赏识，一路高升，历任侍读、侍读学士等职。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在乾隆朝也是一方大员，在刑兵工户四部先后担任过侍郎，也在南书房行走。乾隆朝晚期，夹在老臣阿桂与权臣和珅中间，曹文埴左右为难，于是申请退休。
到了嘉庆朝，曹文埴的辞职，被视作是对珅专擅的抗拒，成为了政治资本，儿子曹振镛得到大用，在各部担任过要职。从嘉庆十六年，到道光十五年去世时，曹振镛一直担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是清代任期最长者。
道光登基后，军机处元老众多，如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人，均久历政事，在军机处多年，暂时也轮不到曹振镛出头，不想军机大臣们的一个错误，让他脱颖而出。
却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死前，让军机大臣们拟定遗诏。遗诏拟好之后，道光伤心欲绝，也无暇细看，以为军机大臣们在军机处混了多年，断不会出错，就在八月初五，向全国人民公布。到了九月，道光静心下来之后，再审读遗诏时，却发现其中有个错误。原来几个军机大臣把乾隆的出生地给搞错了，乾隆出生在雍和宫，在遗诏中变成了出生在避暑山庄。
道光一看大惊，赶紧让曹振镛去查核。结果不管查乾隆朝实录还是乾隆御制诗集，乾隆都是出生在雍和宫。
将皇帝出生地搞错，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且所拟遗诏已颁行天下，无可挽回。当年的军机大臣共有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四人。年轻点的卢荫溥、文孚被连降五级，仍留在军机处帮忙辅政，年迈的托津、戴均元则被连降四级，赶出军机处。
随后道光命曹振镛入军机处，三个月后又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在道光朝，曹振镛以首席军机大臣兼内阁首揆，前后长达十四年，权倾朝野，恩眷之隆，当世无匹。
道光当政之后，英和与曹振镛同入军机处，一满一汉，共主朝政。但英和入军机处没有多久，就被赶了出来，此后再没入军机处。如果英和在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也轮不上曹振镛长期担任，而道光朝的政坛也不会如此沉闷。英和被赶出军机处，与他主持废除“陋规”有关。
清代官员账面工资极低，以至有人称是“亘古未有”。其实历朝历代，官员们的账面工资都不是很高。中国古代不奉行高新养廉政策，主要在于儒家奉行以德治国，当官的目标在儒家典籍中被描述为庄严无比的“治国平天下”。但当官不能不吃饭，要吃饭就得向现实低头，理想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常使初入官场的书生们困扰不已。理想终究敌不过现实，面子比不上上肚子，脊梁还是得向稻粱弯曲。有道德洁癖的官员，最终会被视为异类而淘汰。
清代官员账面上的工资，一品大员每年不过一百八十两，每月只合十五两。七品知县更是可怜，每年薪水只有四十五两。为了补贴官员，雍正朝开始给官员发“养廉银”作为补贴。“养廉银”督抚每年所得较多。乾隆得知亲信李侍尧贪腐后，大骂他：“每年养廉银都有万两，你怎么还贪污？”知县的养廉银较少，从几百到一千两不等。
“养廉银”等于是发给官员们的生活补贴，但各级官员开支繁多，这点银子根本不够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要靠“陋规”，才能过上滋润日子。
“陋规”的种类很多，外省的官员逢年过节都要给京官送上各种孝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根据自己的人际关系与官场人脉多少，外官每次孝敬的京官人数从十几人到上百人不等，数目从几两到几百两不等。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礼”，如岁金、节礼、程仪、贽礼、赆礼、贺仪之类，礼种类繁多，从地方特产到古玩字画，无所不包。逢年过节时，各地官员送礼物入京的车络绎不绝，所幸当日还不至导致大面积交通堵塞。
至于地方官员，也是各显神通，广开财源。每逢各种节日及官员生日之类，下级要过来送门礼，如春节、端午、中秋、官员及官员老婆生日时的“三节两寿”礼之类，也是名目繁多。
这些礼节性的陋规，只是小头，对官员们来说不过是零花钱而已。陋规中的大头，则来源于火耗、关税、盐课、漕运等。以火耗为例。地方州县在征税之后，要将碎银铸造成五十两一个的大银锭。在铸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损耗。正常铸银的损耗不过百分之一二，官方就将这些损耗额外摊派到民众头上。
对于征收火耗，政府没有明确规定，地方官员就将火耗加派到十分之一二，或者十分之三四，捞取巨额利益。州县一级捞到钱了，自然要孝敬督抚，督抚们则孝敬京官，彼此共享此项巨利。火耗之外，在盐业，漕运、驿站等领域，官员们通过各种手法，也捞取巨额陋规。
陋规收入在正常工资的十倍，乃至百倍以上。根据地区不同，陋规的收入也不同，但即使最偏僻的地区，陋规的收入也很可观。
与京官相比，地方官获取陋规的机会更多，所得更为丰厚。如雍正元年，河南巡抚一年各项陋规不下二十万两，素称贫瘠的贵州巡抚每年的陋规在二万两左右。道光年间，张集馨担任以“肥缺”而闻名的陕西督粮道，每年陋规有三四十万两。京官刘彬士得知自己被外放到浙江任巡抚后，踌躇满志地道：“老夫穷翰林出身，在京二十余年，欠下一屁股债，今番须要还债了。”浙江人闻听后，惊呼刘彬士如“饿虎出林，急不能待。”
陋规拿不上台面，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存在，且都分了一杯羹，达成利益共享。陋规的危害极大，它既造成了国库的损失，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嘉庆年间，有大臣提出将陋规的数目明确、合法化，以杜绝弊端，嘉庆批复“实不可行”。
道光刚当上皇帝，将颇有创新精神的英和调入军机处。英和一入军机处就建议将各省陋规加以清查，应该革除的就革除，可以保留的就公开、明确。刚当上皇帝的道光还有点锐气，立刻同意，摩拳擦掌，要大干一把。随后十几天，道光接连颁布谕旨，指示地方官员必须清查陋规。不想督抚们却联合起来，给了新皇帝一个下马威。
各省督抚们认为，陋规这种丑事，怎么能明确公开？可以说一套做一套，但是绝不能给民众知道，一旦知道了，怎么进行统治？陋规一禁，官僚怎么维持生活？谁来帮你统治？
道光被督抚们这一逼，顿时没话说了，只好收回成命，下令停止陋规改革。道光尴尬地解释：“朕刚没了老爹，心里乱糟糟，听了英和的话乱搞。朕刚当上皇帝，没啥经验，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多多原谅。”道光在谕旨中还灰溜溜地道：“为君之难，诸臣亦当谅朕之心。”
为了向地方督抚表示歉意，道光不得不将英和作为替罪羊，将他赶出了军机处。两江总督孙玉庭反对废除陋规最为激烈，却被赐给了“公忠大臣”的匾额，于是群臣叹服，竞相赞叹道光为天下圣主。
既然不能改革，那就保持原状，拖延一日是一日了。道光主政时，清国这艘大船已是锈迹斑斑。道光是个没有魄力的皇帝，他无胆无力推行改革，也无心将船的内部构造换掉，重新起航，他只是想将船涂抹一把，不沉即可。但要想这艘船不沉没，对多年积习总是要有所整顿。也正是这一定程度上的整顿，才给了曹振镛一方天地，以收拾颓败之局。
清代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外漕运、盐、国库存银粮之类。在曹振镛辅佐下，道光就漕运、仓库、盐税等，做了系列整顿。曹振镛从政经验丰富，又深得韬光养晦之道，行事不似英和那样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所以能连续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十四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弊政加以整顿。
漕粮弊端，首在浮收，根源在旗丁。运送漕粮的旗丁，在各州县索要帮忙的小费，不给就在漕粮上捣鬼。各地官员为了应对勒索，不得不多征收漕粮。由于漕粮“浮收”严重，各省督抚不堪重负，纷纷打报告给中央请求将上交的漕粮打折。
漕粮运输途中，旗丁也暗中捣鬼，比如将石灰撒入米上，再将温水灌入舱底。待米粒发涨后，每石米可以多出数升。多处来的米就被旗丁盗出贩卖，至于入库的漕粮，因为受过潮自然容易发潮霉变。经过千里运河，江南漕米运抵京仓。一路上各种开支，导致米价暴涨，一石漕米需银十八两，是正常价格的十八倍。
曹振镛建议从源头上着手，各省督抚及漕运总督，打击旗丁勒索州县，一旦查出即从严处理。但曹振镛的办法，不过是周期性的严打运动，时间一长，旗丁照样。所以道光六年，英和主持了漕粮经海路运输北上的试验，效果极佳，成本更少，运输更快。不想各地反对声四起，因为无数人的饭碗将要被断送，无数的利益链将被切断。屈从于压力，道光最后还是选择了走内河运送漕粮。
漕粮之外，盐政更是弊端诸多。一些经过官方许可的盐商，暗中贩卖盐引。清初发行盐引时，好比发行原始股，招商购买，买到盐引的盐商，将名字及盐引数目登记入册，然后按册派给盐引。盐商手中的盐引，可以世代相传。当年没有买原始股的人，眼红于盐业的暴利，就从盐商手中再买盐引。如同股票一样，买的人多了，价格自然被推高，盐价也跟着走高。官府卖的盐价格居高不下，民间贩卖私盐的人自然也就更多，导致官盐卖不掉，政府税收减少。
道光十年（1830），两江总督陶澍整理盐务，决定打破原先盐商对盐引的垄断，开放盐引，让资金涌入。陶澍的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遭到了极大阻力。曹振镛家族很多人在扬州从事盐业交易，陶澍本人则是曹振镛的门生，一时间投鼠忌器，难以下手，就写信给曹振镛讨教。曹振镛看了信后，回复他道：“只要有利于国家，你就放心去做，不要担心我家，世上有饿死的宰相吗？”曹振镛这样表态了，陶澍遂一展身手，整顿盐政。
陶澍
面对危局，道光初期曾有诸多系列整顿措施，诸如改漕入海，裁撤兵员，清查浮收，裁定陋规等等，但这些措施，或是受到官员抵制，不得不提前中止，如裁定陋规；或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如改漕入海；或是收效甚微，一如既往，如清查浮收。唯一能推行下去的改革，也就是陶澍主持的盐引改革。但这改革也仅限于两淮地区，并没有推广到给全国，也不能挽回道光朝衰败的局面。
道光不是个有勇气、有担当的人，所以选了小心谨慎的曹振镛辅政。才气卓著，率性敢言，勇于任事的英和则相应地被冷落。曹振镛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没有英和那样直率敢言，但终究还是能恪尽职守，本人也能洁身自爱，非贪赃枉法之徒。后世对他虽然评价不高，终究未将他列入“奸相”的行列。
在走向萧条的时代，作为首席军机大臣，曹振镛实回天之力，也没法开出根治的药方，只能小心谨慎地辅佐着道光。而在这样的时代，有识之士人都意识到了危机，他们期待着中枢能够振起，有所变革，有所进取，有所突破。然而，曹振镛却让他们失望，于是乎，在众多的民间野史之中，曹振镛也成了庸碌的代言词。
清史稿中，也不见他的显赫政绩，野史之中，更无他的风雅趣谈。后世对曹振镛评价极低，常以“庸庸碌碌”、“只会磕头”来评介他，但曹振镛不是“庸碌”二字所能简单概括的。在道光萧条之中，他小心谨慎的维持着平稳局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整顿，也是着实不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林则徐就将曹振镛赞誉为国朝第一人。
无疑道光喜欢曹振镛，并把他当作是可以依靠的人。曹振镛死后，道光在追悼词中夸奖他：“实心任事，体用兼优，外貌讷然。”
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曹振镛所辅佐的是充满情趣，附庸风雅的帝王，所处的又是一个蒸蒸向上的时代。他木讷的面具一定会脱下，表情一定会更丰富，也会留下更多的文人逸闻。在政治舞台上，他的拳脚也会从慢柔的太极转为刚猛的泰拳。
曹振镛身处萧条之世，他也很是无奈，他没法如盛世的名臣那样，扬眉吐气，扬鞭万里，开拓疆域。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站在经进水的船上，辅佐皇帝，操控着大清这艘巨轮。他如果稍一用力，开的过猛，大清可能就会沉没。
曹振镛主政的十四年间，以无为清静为目标，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道光十五年时，曹振镛走到了最后，他以八十一岁高龄死于任上。道光赐给他象征着文臣最高荣誉的“文正”谥号。
人性极其复杂，很难用一个好字，抑或一个坏字来笼统、绝对地评判一个人。对曹振镛这样的重臣，史书很难评价他，乃至于没法评价他。他就如同一池清水，你仔细看，他是清澈见底的，再细看，其中难免也有污浊。更重要的是，这一池清水，却是一潭死水，死水中沉淀的不仅仅是曹振镛，更是大清帝国。
秦桧再世穆彰阿？
提起清代的权臣，鳌拜给人的印象是飞扬跋扈，和珅是贪腐无度，曹振镛庸庸碌碌的话。那么，一提起穆彰阿，立场坚定的士大夫们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冲到他面前，指着他鼻子痛骂他是“秦桧再世”。但穆彰阿这个“再世秦桧”，青年时却对岳飞崇敬无比。在岳飞墓前，穆彰阿无限感慨，作诗祭奠忠魂，声讨贼桧，不想几十年后，自己却被称为“秦桧”了。
秦桧不是一日炼成的，穆彰阿也不是生来就奸坏的，他早年为官，勇于任事，政绩累累。乾隆四十七年（1783）穆彰阿在北京出生，老爹光泰在嘉庆年做到右翼总兵。大概酒喝多了，光泰毛遂自荐，请兼任兵部侍郎，反而丢了官。所幸儿子穆彰阿争气，嘉庆九年中了举人。此年是英和主考，穆彰阿也算是英和的门生了。
嘉庆十年，穆彰阿初入仕途时，老师英和因为政坛纠纷被连降三级，但不久再被启用。英和也是科举正途出身，对同是满人，才华横溢的门生穆彰阿额外照顾。有人提携，在官场上升起来也快。到嘉庆十九年，穆彰阿已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此后又转任刑部左侍郎。
嘉庆二十年，官运顺畅的支持穆彰阿突然被降职。此年刑部所进呈死刑立决人数多达五十二人。嘉庆素称“仁义”， 用刑主张宽缓。现在一下来了这么多死刑案，嘉庆认定是刑部拖沓，积压了案件所致。受此牵连，穆彰阿也被降职以观后效。降职这回事，其实也是嘉庆磨合下穆彰阿，让他吃点苦头，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前途。到了次年，穆彰阿果然又被大用。
道光朝前期，形成了汉人以曹振镛为首，满人以英和为首的辅政格局。在老师英和的扶持下，再加上办理昌陵（嘉庆陵墓）工程有功，穆彰阿成了道光最亲信的臣子之一。
由于漕运弊端连连，道光朝有改漕入海之说，其中倡议最为卖力者就是英和。道光五年，英和上《筹漕运变通全局疏》，请将漕运改为海运。但地方官员，如两江总督孙玉庭、漕运总督魏元煌等人，对此反应消极。道光遂以陶澎为江苏巡抚，穆彰阿为漕运总督，琦善为两江总督，主持漕运改海运。漕运总督也是个不可小觑的官职，与总督一样，都是正二品。
为了漕运改海运，两江地方大员竟全被撤换，穆彰阿等人自然不敢怠慢。九月份，穆彰阿亲自押送漕船，经海北上，至通州交卸后才回京。初次试验成功之后，次年海运正式启动，第一批八百艘漕船由上海北上。穆彰阿此时改任工部侍郎，以钦差大臣身份在天津验收漕米。验收过程中，穆彰阿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海运章程，加速了漕米入仓的速度。因为办理海运极有功劳，穆彰阿此年被授工部尚书，进入了一品大员行列。
漕运改海运，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年之后，却突然停止。所有人都知道海运的好处，但漕运一改海运，十几万旗丁、水手、纤夫就要失业，流落在江湖，走上亡命之路，运河两岸的无数城镇也将因此而衰落。道光下不了决心，就在道光七年下旨，所有海运停止，一切漕粮照常河运。
道光七年，穆彰阿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军机大臣名称很多，有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之类。军机大臣名目虽多，区别不大，都是军机大臣，只是加上“学习”二字的是实习生。清代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的大臣很多，实习期满，合格的自然留在军机处，皇帝就不再下旨实授了。唯一的例外是穆彰阿，“学习”行走了一年，次年被实授军机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