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个女人，对细节极其注意，对权力又相当敏感。奕訢主持朝政日久，又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取胜，一时之间被恭维为周公般的“贤相”，不可避免地开始膨胀，也开始疏于礼节，他忘记了吴延栋的提醒，对慈禧要“惧”。
王公大臣入内廷，需经过总管太监宣旨后方可，奕訢往往不等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廷。在养心殿内，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照例是慈禧先问，奕訢再答。时间一久，奕訢不耐烦了，有时慈禧问话，他就装没听到不回答，有时则故意大声回答。性格敏感，个性强硬的慈禧，开始滋生对奕訢的不满。
对奕訢的打击，由小角色蔡寿祺诱发。蔡寿祺是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一度曾在胜保军中帮办事务。返回京师后蔡寿祺担任起居注官，利用在宫中任职的机会，得以窥探宫内恩怨风云，并揣摩慈禧心意。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蔡寿祺弹劾曾国藩、曾国荃，奏折递上后，留中未发。蔡寿祺这是投石问路，曾国藩办理洋务，与奕訢来往密切，被视为是奕訢党羽。慈禧对于奕訢与地方实力督抚的关系，也是相当不安，“湘乡一门鼎盛，被忌尤甚。”湘乡一门者，曾国藩也。
蔡寿祺精确地捕捉到了慈禧的心思，先打曾国藩投石问路。奏折递上后，慈禧留中不发，间接表明了对蔡寿祺的支持。
到了三月初四，蔡寿祺再上折弹劾奕訢，称他“贪墨、骄盈、徇私、揽权”，建议奕訢归政朝廷，回家养老，另外寻找合适的亲王辅政。蔡寿祺的政治嗅觉相当敏感，他的胆量又足够大，出击的时机又拿捏的如此之好。奏折递上之后，又是留中不发。
蔡寿祺像
三月初五，奕訢悠闲地入宫。
此日慈禧已经做好准备，收拾小叔子，突然对奕訢道：“有人弹劾汝”，并拿出奏折晃了一晃。
不想奕訢一点也不慌张，追问：“何人？”
慈禧道：“蔡寿祺。”
奕訢听了后失声道：“蔡寿祺非好人”。
叔嫂二人闹僵之后，奕訢气冲冲地离开。
慈禧看着小叔子这么牛气，立刻把大学士周祖培等人召了进来，哭哭啼啼诉说恭亲王弄权，已经没法控制了，要将他治罪。
周祖培等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也不好明确表态，只好劝慰慈禧。
慈禧一看这些老臣都不表态，又哭道：“你们应当念先帝的恩情，不要畏惧恭亲王，恭亲王罪不可逭，宜速议。”
周祖培只好拼命磕头道：“此事只能两宫决定，臣等不敢多语。”
慈禧失望地道：“这样要你们有什么用？等皇帝长大亲政了，你们不会觉得过意不去么。”
周祖培也是老奸巨猾，就将球踢给了其他人，建议慈禧去找倭仁商量。
倭仁是蒙古正红旗人，出生平凡，据他自称是“蒙古世仆”。倭仁二十五岁考中进士，此后长期在翰林院供职。倭仁长年研习程朱理学，并奉行终生，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同样信奉理学的曾国藩与倭仁关系极好，并效法倭仁，对自己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每天都要写下来反省。曾国藩在理学修行上做足了功夫，对于贪睡的习惯，大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看到同僚纳了美妾，心中暗羡，之后反思，又大骂自己“真禽兽”。
咸丰朝，面对与太平军作战所带来的财政吃紧问题，倭仁上奏提出应对之策。在奏折中，倭仁认为皇帝应该做足道德功夫，更要坚守尧舜之志，“斯庶绩可次第而理”。咸丰看了倭仁的奏折，不由怒从中来，这道德功夫做得再足，能捞到银子做充军饷吗？能练就百万雄兵吗？能纵横沙场吗？由此咸丰对理学门徒产生恶感，曾问吴廷栋：“何以学程朱者多迂拘？”
咸丰又询问吴廷栋，如何看曾国藩与倭仁二人。吴廷栋评道，曾国藩“激”，倭仁“迂”，此二字刻画入骨，入木三分。
咸丰不喜倭仁，就将他打发去了偏僻的叶尔羌。一路跋涉了六个月，倭仁方才到任。途中路过易水时，遥思荆轲刺秦王于此地告别时的壮烈，不由感慨万千，悲从中来，倭仁竟然想去出家。在叶尔羌，倭仁继续苦行着自己的理学理念，等待着重新出山的机会。此间有人以身家性命保举倭仁，请予以重用，咸丰也不加理睬。
不料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之中，一群被咸丰所瞧不上的理学书生，却交出了份优异的成绩。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等程朱信徒，所立下的赫赫战功，让时人乍舌，于是轻蔑理学的观念为之一变。
同治初年，程朱理学被视为正学，理学大家出入朝堂，倭仁也被大用，选为同治的师傅，执掌翰林院，又升迁为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前三十年未被大用，在同治朝却平步青云，既是理学复兴的表征，也是政局变化与政治运作的结果。
咸丰从京师出逃热河之后，倭仁正担任盛京户部侍郎，接连上疏指责肃顺。当礼亲王世铎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时，倭仁也积极表态支持。待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后，这自然成了政治资本。此外，倭仁与慈禧的心腹周祖培都是河南商城人，两人关系密切，“有通家之谊”。有周祖培在背后助力，倭仁自然列入帝师人选。倭仁被选为帝师后，立即将自己所编写历代帝王事迹献上，两宫太后赐书名为《启心金鉴》。书被放在同治读书的弘德殿内，由倭仁负责讲解。
作为理学大家，倭仁有着强烈的道德洁癖。一执掌翰林院，就制定了《翰林院条规》，要求翰林们每天都要写日记，记载每天的一言一行及读书心得，并由自己来考核。倭仁虽官至一品，身居高位，却操守严格，生活简朴。倭仁曾组织过“吃糠会”，以示居安思危，忆苦思甜。
周祖培这次将球踢给了倭仁，自有他的道理。一方面，倭仁对专注于洋务的恭亲王久有成见，而且敢于出头。另一方面，慈禧对倭仁一直是青睐有加，视为心腹，现在正是倭仁表现的机会。
三月初六，倭仁、周祖培在内阁询问蔡寿祺，所奏有无实据。蔡寿祺虽然胆大包天，但却不够谨慎。被询问时，他无奈地称，所弹劾的恭亲王四大罪状都是风闻，并无实据。虽无实据，但也不是毫无办法，历史上还有“莫须有”三字的先例呢。
三月七日，倭仁奏称，蔡寿祺的弹劾虽无实据，未必尽出无因，请削减恭亲王的权力。慈禧当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谕旨出示，谕旨中指责恭亲王奕訢妄自尊大，目无君上，革去一切职务。慈禧所出示的谕旨，错字连天，语病百出。短短数百字的谕旨中，竟有十二个错字，遂由倭仁、周祖培加以润色修改，不交军机处，而由内阁发下。
慈禧此举是借力打力，抬高内阁地位，压制军机处。自军机处设立之后，内阁有尊荣而无实权，形同傀儡；有大名而无实惠，诚若伴食。慈禧此次直接通过内阁颁布谕旨，既是拉拢内阁学士，也是警告军机处中奕訢的党羽。
奕訢被赶出军机处后，廷寄格式也发生了变化，原先“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的开首语，被改为“军机大臣字寄”。廷寄发到南方后，曾国藩看到廷寄格式发生变化，立刻判断中枢发生巨变，并预测奕訢“若非生死大变，则必斥逐，不与闻枢密大政矣。”
此时军机处人少，李棠阶上奏请调曾国藩入军机处，慈禧却没有同意，这不是帮奕訢拉来外援么。
恭亲王被赶出了军机处，众大臣也不敢发言，到底这是小叔子和嫂子的矛盾。外人不好插嘴，自家人却可以发话。初八日，奕訢的哥哥惇亲王奕誴站出来帮弟弟说话，认为弹劾奕訢的各款都没有实际依据，应该请王公大臣一起开会之后再确定。
奕誴是道光的第五子，生性滑稽，无什大志。不问世事的老五奕誴也出来帮老六站场，慈禧一看不好，唯恐激起皇族内部的众怒，就请来了军机大臣文祥、李棠阶、曹毓瑛，使出妇人的功夫，将奕訢顶撞自己的事一一列举。
文祥等人与恭亲王打了多年交道，知道他的脾气。恭亲王在军机处时，一个人傲然独坐在坑上，有属下过来行礼，他也不回礼，相当倨傲。宝鋆认为他：“人甚聪明，但长于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事遇疑难时，还得我们几人代为主持。”
这次叔嫂两人为了点小事闹翻，影响到了国家大政，军机大臣们只能当和事佬，先是附和慈禧，一起骂奕訢，然后又一起打圆场，认为奕訢习气太深，不知检点，话虽然冲，却不是有心。经过开导，慈禧答应了由王公大臣们一起来讨论奕訢的错误，再做处罚决定。当日李棠阶回家之后，抹了抹头上的汗，在日记中记了一笔：“似有转机”。
老七醇亲王奕譞本在东陵监督施工，十三日赶回京师，一看皇宫大院里闹得沸沸腾腾。虽然奕譞对于六哥奕訢张扬权势也有所不满，此时为了大局考虑，也跑去找慈禧说情，认为只要让恭亲王深刻反省，认识到错误就可以了，“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到了十四日，王公大臣济济一堂，开会讨论，支持恭亲王的竟有七十多人。看着舆论偏向恭亲王，老夫子倭仁见风使舵，嚷嚷着要给恭亲王一次机会。第二天，慈禧单独召见军机大臣商议。文祥帮恭亲王说话，言辞恳切。
李棠阶当天在日记中认为恭亲王复出“大有转机”。李鸿藻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则写道：“恭邸似可渐复，唯与艮相（倭仁）嫌恨日深。”
十六日，两宫皇太后命恭亲王仍管总理衙门，但尚未恢复军机处的职位。李棠阶认为转机不久将到，恭亲王将继续执政军机处。对于此次调和叔嫂关系的文祥，李棠阶佩服的五体投地，在日记中大赞文祥能顾大局，狂呼他是“社稷之臣，吾师乎、吾师乎！”
不想此时突然又生出变数，在慈禧耳边帮恭亲王说好话的人太多了，慈禧又开始不开心。一直拖到四月十三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宝鋆，询问他的意见。宝鋆人聪明，语言幽默，又会说话，把慈禧哄的开开心心，当日下令，明天就让奕訢入军机处。宝鋆的这套功夫，让李棠阶佩服的五体投地，在日记中又是大大地膜拜了一番。
四月十四日，谕旨出来，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没有了议政王的名目，以示裁抑。此场持续了三十九日的政治风波，至此方告结束。上谕中也称：“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恭亲王伏地痛哭，是委屈，是伤心，是不平？
此时他应该想起了吴廷栋的提醒，对慈禧，要“惧”？
经过此次打击，恭亲王的锋芒被挫，权势大减，此后日益谨慎。至于此次风波的挑起者蔡寿祺，因为弹劾之事查无实据，被降二级调用。蔡寿祺一下子暴得大名，惹的毒舌李慈铭羡慕嫉妒恨，大骂他“素无士行，小人之尤。”蔡寿祺此番攻击，首攻曾国藩，再击恭亲王，而慈禧在宣布奕訢罪状时，有“植党”一词，虽未直接点名，但明显是指曾国藩，此后曾国藩益加畏惧。
由此次风波，慈禧展示了她出色的政治手段，先是将奕訢革职以示威，再恢复职务以示恩，所有王公大臣对她敬惧有加。此后慈禧几十年能呼风唤雨，号令群臣，实由此次风波肇始。
此次叔嫂争端之中，军机大臣全站到了奕訢一面，连李棠阶也帮奕訢说话，这也让慈禧觉得有必要在军机处中安插自己的人马。到了十一月，军机大臣李棠阶病死，军机大臣上有空缺，慈禧选定李鸿藻入军机处。
同治四年九月十二日，祁寯藻在京因病去世，死前留下遗嘱，墓志铭不得由达官贵人撰写。同治七年，祁寯藻归葬于故乡寿阳平舒。祁寯藻长子祁世长请此时已为平民的王拯书写墓志铭，也印证了这师徒二人的友情。
李鸿藻守孝风波
嘉庆二十五年（1815）大年初一，李鸿藻出生，此年他的父亲在广西贺县担任知县。据李鸿藻自述，三岁时他就举止凝重，县衙内有对联书画，年幼的他注目良久，若有所思。李鸿藻入学较晚，十岁之前，他长年溜去戏园看戏，乐不思学，对于乐器绘画之类一学就会，至十一岁时才正式开始读四书五经。
李鸿藻字为“兰孙”，意乃高贵子弟。他出身显赫，祖上平定三藩，立下巨功，祖父官至闽浙总督，至父亲时却开始没落。说来也是离奇，李鸿藻的父亲李澈通担任知县时，坐船行于水上，突然被雷击中，得了心脏病。此后李澈通虽一度入京为官，终因病重辞职返乡，此后家道中落，靠典当衣服生活。李鸿藻在贫穷之中度过了少年，所幸书香世家多年的沉淀，在他身上发芽。
道光二十四年，二十五岁的李鸿藻中举，但此后会试上却未能取得突破，在京师为了生活奔波。李鸿藻乡试的主考官杜受田，对他青睐有加，一直予以关照。李鸿藻落魄之时，一度曾在杜受田家中做家庭教师，教杜受田的孙子读书。由于杜受田的关系，李鸿藻得以与祁寯藻、彭蕴章这些政坛大佬有交往。
道光二十七年会试时，李鸿藻名落孙山，此年他的老友张之万却考中状元，入了翰林。李鸿藻哀怨之下，跑去北京宣武门外广惠寺写了两首诗发牢骚。这两首诗写的极哀怨，传诵一时，也被祁寯藻知道。祁寯藻将李鸿藻找过去训斥了一通，并告诫他不可再发牢骚，努力读书改变命运是真。
咸丰元年，三十二岁时，李鸿藻考取军机章京，同时继续准备会试。此时杜受田备受咸丰信赖，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对李鸿藻自然是有所提携。咸丰二年，三十三岁时，李鸿藻考中进士。
当年殿试，祁寯藻是阅卷大臣之一，本想定李鸿藻为第一。不想其他阅卷大臣看试卷时用手摩挲卷子，将字迹磨的不大清晰，找不出他的卷子，遂得了个二甲第十八名。考中进士之后，李鸿藻仕途顺达，一路青云直上。咸丰五年，充山西正考官，此年丁父忧。咸丰七年，李鸿藻外放为河南学政。
咸丰十年，下旨在大臣中挑选品学兼优者担任大阿哥老师。张之万向首席军机大臣彭蕴章推荐李鸿藻，经过彭蕴章再保荐，李鸿藻担任大阿哥载淳的师傅。
学政虽好，但终究不若帝师显赫。李鸿藻得悉自己被推举为帝师后，欣喜若狂，可嘴上却不肯承认，向张之万撒娇道：“我好好一个学政美官，被你给撤了任。”出于对张之万的感激之情，后来李鸿藻对张之万的堂弟张之洞，也是大力加以提拔扶持。
此年七月，英法联军进逼京师，咸丰狼狈出逃。李鸿藻在天津省亲时，听闻皇帝逃到热河，也仓皇赶去，并寄居在友人家中。肃顺一度想笼络李鸿藻，给他提供了住房，但被李鸿藻谢绝。李鸿藻的老师祁寯藻、周祖培、彭蕴章、翁心存等人，对他有知遇之大恩。祁寯藻等人与肃顺是政坛上的死敌，李鸿藻如何能背叛师门，投到肃顺门下。
进入同治朝之后，作为帝师，李鸿藻政坛上的地位更加显赫。对当时京师官场红人的情况，有人用“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来概括。“帝师”，即同治皇帝的师傅，“王佐”指当红的恭亲王、醇亲王两邸的亲信，“鬼使”指总理衙门的工作人员，“神差”指神机营的差使。
同治登基后，身边的老师如祁寯藻、翁心存、倭仁、李鸿藻等人，都是当世的学问大家。祁寯藻讲的书是《经史摘要》，倭仁讲的是《启心金鉴》，翁心存讲的是《历朝政治》，李鸿藻讲的是张之万与南书房翰林所编的《治平宝鉴》。
《治平宝鉴》的主要内容是历代帝王及母后垂帘听政的事迹，这本书让慈禧很是满意，不时让李鸿藻讲给他听。倭仁讲课时庄严肃穆，同治很是畏惧。李鸿藻讲课生动活泼，口才又好，为同治所喜。慈禧对李鸿藻很是满意，常对大臣们讲，从《治平宝鉴》中学到很多东西。
原先在上书房给皇子们教书，师傅们都是坐着讲。可现在的学生是皇帝，是跪，还是站，还是坐，礼法上没有规定。最后礼亲王世铎建议，师傅们讲课时间太久，站跪都不合适，还是坐下来讲吧。对此两宫皇太后也大度地同意。
同治四年，李棠阶去世，军机大臣上有空缺。十一月，李鸿藻被令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李鸿藻的任命，是慈禧深思熟虑的结果。军机处中，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曹毓瑛，都是恭亲王的亲信。此时能在政坛上对奕訢形成制约的势力，却是弘德殿中的帝师们。
同治读书时，初期以祁寯藻、翁心存、倭仁、李鸿藻四人为帝师。翁心存不久即去世，祁寯藻长期生病在家，遂又补入了翁同龢、徐桐。四名帝师以倭仁为中心，在政治上同进同退，形成了一派势力。在政治上，帝师们主张复兴理学，以鼓舞人心，在对外上，他们持强硬态度。帝师们对外的态度多与恭亲王相左，双方屡有碰撞。
恭亲王奕訢
慈禧与恭亲王结成政治联盟，但她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时常以帝师们对恭亲王加以牵制。李鸿藻年富力强，曾做过军机章京，又是内阁大学士，以资历、人望都可以入军机处。选择李鸿藻，也是在恭亲王所控制的军机处中，打入一枚楔子。
李鸿藻与倭仁一起在弘德殿教导同治，又都是理学信徒，在仕途上得到倭仁的助力，自然被选入中枢。李鸿藻进入军机处，也表明以倭仁为中心的保守派，将与以奕訢为中心的洋务派，在军机处形成对峙。
李鸿藻入军机处，祁寯藻也功不可没。李鸿藻是祁寯藻的门生，又有亲家关系。李鸿藻的长女李淑宜嫁给了祁寯藻的孙子祁友慎，双方关系可想而知。祁寯藻此时年迈，重新起用后不再直接参与政务。每有要事，慈禧就派李鸿藻去祁寯藻府上咨询。祁寯藻时常帮李鸿藻造势，云“他日能继承我衣钵者，唯有鸿藻。”祁寯藻的衣钵，自然也就是军机大臣了。
李鸿藻小时过继给叔叔李濬通为嗣，同治五年七月初四，李鸿藻嗣母去世。依照礼法，必须终守三年之丧制，称为“终制”。一般情况下，汉人官员遇有亲丧，丁忧期间要开缺，只按品支给正俸，停支恩俸，停支养廉，停止升转。在特殊情况之下，为了国家大政，可以打破礼法规定，不守三年守孝之制，称“夺情”。
李鸿藻担任的两个职务，军机大臣与帝师都责任重大。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兰孙于书房最吃重，今以忧去，益措手矣。”为了李鸿藻的“夺情”，七月初七，两宫皇太后特意召军机大臣与帝师们会商。倭仁认为“夺情”与礼法不合，持否定态度，其他老师翁同龢、徐桐也表示反对“夺情”。随后恭亲王、醇亲王与军机大臣，又在弘德殿与倭仁、翁同龢、徐桐三人进行了讨论，请他们支持夺情。
恭亲王还拿出了乾隆年间朱轼、于敏中的两份夺情诏书，出示给三位帝师，并表示将李鸿藻留下来，是不得已的苦衷。而倭仁、翁同龢、徐桐三人则坚持己见，不肯让步。这却让平日里一贯幽默的宝鋆很是恼火，讽刺道：“明代酸儒迂腐的弊习，皆不中事理，想必各位不会如此吧。”
三位帝师正踌躇之间，宝鋆乘机道：“就当三位都没有异议了吧。”说完也不等三位帝师吱声，就和其他军机大臣匆匆出去。
七月初九日，两宫皇太后发布懿旨，要求李鸿藻“守孝百日后即赴弘德殿授读，仍在军机处行走，遇朝会不必与列。”为了增加说服力，两宫皇太后还列出了孙家淦、朱轼、于敏中、曾国藩、胡林翼等“夺情”的先例。
为了表示对李鸿藻的优遇，又推恩赐祭一坛、赏银两千两料理丧事，这可是给足李鸿藻面子。不想李鸿藻却死活不肯“夺情”，又上奏请求让他回老家丁忧。不得已之下，十六日，两宫皇太后又颁布谕旨，这次抬出了已死去的咸丰做挡箭牌，意思很明显，你李鸿藻是先皇特意挑选出来做帝师的，你好意思甩手就走么？
两宫皇太后本以为就此能搞定李鸿藻，但李鸿藻继续上奏，恳求回家丁忧。同时李鸿藻也与三名帝师形成共识，不能“夺情”。倭仁、翁同龢、徐桐三人联合上奏，请批准李鸿藻丁忧。
李鸿藻的顽固不化，帝师们的串通一气，让慈禧与军机处很是头痛，遂在二十二日再次开会。此次会议由慈禧主持，开会地点是养心殿东暖阁，与会者有恭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及三名帝师。开会时，军机大臣跪在南面，帝师跪在北面。
这次慈禧很不痛快，首先问三名帝师：“李鸿藻接连上奏，是不是你们不体谅他的苦衷，还是他有别的意见？如果事事都拘泥于礼，则我垂帘听政也不符合礼了？我是不是也不守礼了？”
恭亲王一看慈禧话说的这么重，赶紧责备三名帝师。
宝鋆则说：“这个事情，全靠局中人劝导。”
言下之意，也就是三个帝师不做李鸿藻工作，反而站在他一边帮倒忙。
负责弘德殿事务的醇亲王也赶紧责备，称三个帝师最近不和他商议，连他也蒙在鼓里。
倭仁口才不好，就不开口说话。翁同龢和徐桐一看慈禧和军机大臣们都将矛头对准了自己，也不敢再争执。
帝师们没有话说了，李鸿藻却还没有让步，恭亲王一度前往李鸿藻府上，以“国家休戚与共”相劝，但仍然没有结果。
到了十月，眼看着守孝百日之期将满，李鸿藻再次上奏，称自己愁急万分，心脏病都快发作了，请求成全自己。
两宫皇太后看李鸿藻坚持到这个份上，就准备同意他丁忧。不想此时御史张观准突然杀出，上奏称“贤臣不宜久离”，并“请旨敦促”。
张观准的奏折一上，两宫皇太后也就改变主意，不同意李鸿藻的请求，并劝告他：“将来等你扶灵回老家时，给你批假，这样你就可以忠孝两全了，你也不要再坚持了。”
到了这个份上，李鸿藻知道是没法丁忧了。百日期满之后，李鸿藻上奏称自己身体有恙，请长假养病。两宫皇太后看他没有再坚持丁忧，就妥协了一下，让他“赏假调理”。李鸿藻四次上书，虽无丁忧之名，但有丁忧之实，一直到同治七年十月十五日，服阕后才去销假。
此次李鸿藻守孝所引发的风波，背后却另有文章，三名帝师无一例外的支持李鸿藻终制，甚至在慈禧的多次压力之下，也没有放弃。而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们，却支持“夺情”，让李鸿藻继续留在军机处效力。难道军机处、弘德殿这么缺人，这么需要人吗？
表象的背后，却是理念的坚守与维持。以倭仁为首的帝师们，以程朱理学为旗帜，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倭仁语），在政坛上与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对抗。作为保守派的干将，如果能够破例“夺情”，则李鸿藻如何维系自己的理念？与洋务派相争时，理学中人如何用道德礼法作为武器？
李鸿藻坚持丁忧，坚决不肯夺情，毫无疑义地鼓舞了理学中人的斗志。但以倭仁的耿直木讷，要想在刀光剑影的庙堂之中有所作为，却是极难。正是之后的李鸿藻，汇集理学中人，形成了势力庞大的清流一派，影响着晚清政坛。
褪去李鸿藻理学的神圣外衣，他却不是一个刻板僵硬的人。“人生有酒及时须行乐，君不见明朝伐鼓长沙船”，李鸿藻的老师祁寯藻在诗中这样写，李鸿藻在生活之中这样做。
同是理学中人，与李棠阶、倭仁比起来，李鸿藻显得更加灵活，更会为人，也更会生活。在军机处，他与恭亲王分歧很多，但关系也不坏。恭亲王时常来找他讨要扇面，李鸿藻每求必应，只是有时为自己的作品不够完美而叹息。李鸿藻的扇面在当时很出名，宫内的太监也来讨要，李鸿藻也大力奉承，立刻挥毫。
未来政坛之星荣禄在京师人脉深厚，李鸿藻与他结拜为兄弟，“甚相友善”。后来荣禄回忆，京内高官当中，平生交谊最深的，前有文祥，后有李鸿藻。虽与军机大臣宝鋆时常有政治上的分歧，可二人还是能谈得来。李鸿藻娶了个美貌小妾，体力不支，这种私事，他也去告诉宝鋆，自然又是一番调侃。
李鸿藻年轻时一度财力困窘，做了帝师之后，经济状况完全改善，这却不是寒酸穷困的李棠阶、倭仁所能比拟的。李鸿藻长年主持科考，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有数千人之多。逢年过节，给李鸿藻送红封套的不计其数。所谓红封套，也就是将银票放在红包内送上。由于红包极多，每过三五日，就要由李鸿藻的亲信将红包烧掉。李鸿藻的表弟、天津盐商姚学源，为了借重李鸿藻的力量，在盐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对李鸿藻尽力逢迎。凡是李鸿藻喜欢的古玩字画，均由他在北京的盐店付款。加上门生故吏历年的馈赠，李鸿藻在京师也是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
也许后人会评判李鸿藻言行不一，可如海瑞、李棠阶这样的清官，终生被贫困所煎熬，又有多大的意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道德上的标兵，生活上的苦行僧，世间可以有苦行者，也可以有变通之后的践行者。
同文馆卫道之争
同治五年，军机处人事经历了诸多变动。先是曹毓瑛在三月去世，七月李鸿藻丁忧，遂以胡家玉、汪元方二人补入。十二月，胡家玉被免职，汪元方入军机处不过一年也就去世。
同治六年十月，山西巡抚沈桂芬被调入军机处。
军机处历史上，军机大臣历来由六部尚书、侍郎，内阁大学士兼任。在六部与内阁之间，则以六部侍郎优先，这样的人选既熟悉中枢事务，又具备行政技术背景，甚少有从督抚任上直接提拔为军机大臣者。乾隆三十年，曾有尹继善从两江总督调任军机大臣，但此前尹继善已有在军机处任职的经验。
沈桂芬之所以破例入军机处，在于文祥的大力支持。沈桂芬是文祥的得意门生，二人“交最契”。此外，据小道消息，受到慈禧青睐，也是沈桂芬破例入军机处的重要原因。吴圭庵作诗《小姑篇》，诗云“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深潭不见底，柔蕤故为妍。”“小姑”自然是沈桂芬了，“母命”则是慈禧，讽刺沈桂芬唯慈禧之命是从。
沈桂芬入军机处之后，碰到了个死敌李鸿藻，处处与他为难。李鸿藻地域观念极重，“素持南北之见”，除非不得已的情况，一般不用南方人。沈桂芬虽然籍贯是江苏吴江，却出生在顺天府宛平县，从小在京师长大，也算是北人了。沈、李二人的分歧还是在政见上，即洋务与保守之争。
兵部尚书沈桂芬、户部尚书董恂、工部尚书毛昶熙合影
刚入军机处，沈桂芬就碰上了洋务派与保守派的纷争，起因则是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
同文馆的创设，源于咸丰十年。此年恭亲王请被诱擒的巴夏礼修书，与联军统帅议和。巴夏礼用中文写了封信，又在旁边写了几行英文。这几行英文将京师内的清国官员给难倒，京师之内，竟然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当时中国人将欧美各国横写的字母文字，称为“蟹行文”。蟹行，横行也，以示轻蔑。这几行“蟹行文”中，到底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在此兵临城下，战和之际，不能不慎重对待。好不容易打听到天津有一个广东人懂外文，遂紧急请来辨认，才认清英文不过是巴夏礼的姓名与年月日而已。此时奕訢等清国官员，才意识到了外文的重要性。
同治元年六月，同文馆在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内正式开办，请了英国传教士包尔滕来教授英语，同时限定他只准教语言，不得传教。当年第一批学生十人，都是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随着驻京各国使馆的增多，又陆续增加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
同文馆开设之后，招收学生并不顺利，谁家有子弟入了同文馆学习，一家人都会遭遇社会上的白眼。为了吸引学生，同文馆给每个学生每月三两银子作为补贴，并提供丰厚伙食。此后又逐渐提高补贴，学洋文有成绩者，过一二年增至六两，最多可到每月十二两。西方教员看着同文馆的优厚待遇，不禁感叹：“世界上的学校，没有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
同文馆最初只教授外语，同治五年，恭亲王上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科甲正途士人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学习天文算学。
奕訢此奏一出，顿时激起波澜无数。在士大夫心目之中，读圣贤书才是最至高无上的事业，士人的使命则是出将入相，治理天下，现在让士人们去学习天文算学这类技术活儿，无异于将他们降到一般工匠艺人的地位。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这些士人们将要跟在洋鬼子后面学习，这不啻于承认西学与中国学问并驾齐驱。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着船坚炮利的西方，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恪守中国文化无比优越的观念，将西方的技术嗤之为雕虫小技，认为西方各国根本没有什么文化。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使得士人眼中西方之强大，之领先于中国的，只是、仅是它的科技；而中国的文化，却仍是、并将一直是优于西方，且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在当时士人眼中，西洋列国只是依靠科技之力得到勃兴，在文化上却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的蛮夷番邦。
同治六年正月，就在恭亲王的提议被“准办”之时，御史张盛藻上奏反对。他的理由很简单，科举正途出生的士人，只能读圣贤书，做朝廷官，而不能“习为机巧”。天文算学，在张盛藻看来是有必要学的，但天文可以让钦天监去学习，制造可以让工部的工匠去学习，如果让堂堂儒生去学习这些奇技淫巧，不啻是“师法夷裔”。
张盛藻人微言轻，上的奏折也没有什么份量。但奏折在士人之中流传，一时之间，议论纷纷，竟至无一人肯去同文馆报名。同时舆论也开始指责军机处，“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让士人入同文馆，“此举与士习人心大有关系”，作为理学的领袖人物，倭仁如何能避居幕后。倭仁对士人进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极其忧虑，将它上升到立国之道的高度，认为此举断不可行。倭仁以“圣道卫士”的姿态上阵对抗恭亲王，他的措词极其堂皇：“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的出击，让保守派士人大喜，纷纷配合，京内舆论更加激烈，对同文馆的攻击日甚一日，“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
恭亲王自然不甘示弱，随即反击倭仁。恭亲王先是反击倭仁这批人每天放空炮，对外主战，结果真一打仗，不是袖手旁观，就是纷纷逃避。在对外事务上，这些人毫无了解，只知道举着道义的牌子空谈。要想国家富强，就要制造火器、轮船，这些必须学习天文算学。倭仁认为此举断不可行，导致很多学者裹足不前，那么，谁来办实事？谁来实现国家富强？至于倭仁所主张的，“忠信仁义，足以制敌之命，臣等未敢信”。
三月三日，军机处将恭亲王此折交给倭仁阅看。三月八日，倭仁再上一折，反击恭亲王。倭仁道：“翻阅总理衙门的奏折，认为忠信礼义是空话，没有制敌自强的实效。窃谓不然，要制胜，必须有忠信之人，要自强，必须有礼义之士。如果士人不读诗书，‘奉夷为师’，如何能指望他们‘存心正大，尽力报国？’”
同时倭仁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可以遍求精通天文、算学人才，根本不必去请洋人来做教习么。
恭亲王再次反击道：“请洋人来同文馆，不过是学习他们的技术，而不是要修弟子之礼。”同时又将了倭仁一军，请他推荐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倭仁公忠体国，自必实心保举。”
恭亲王这下子击中了要害，倭仁赶紧上奏，称此前所言，只是担忧洋人来教课，有妨政体，所以言无不尽，而不是意气之争。现在同文馆既已开设，自然不能终止，此外“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恭亲王等洋务派为防止倭仁继续捣乱，使出了个釜底抽薪的绝招，让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同时另外再设一个同文馆，交给倭仁掌管，与同文馆互相砥砺。慈禧此时也开始厌烦倭仁的迂腐，开始倾向于恭亲王，对他的建议立刻听从。
三月十九日，慈禧下令停止争执，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又令倭仁到总理衙门行走，并另设一馆，由倭仁执掌。
这好比将你最痛恨的事物，交给你每天来仔细看护，而以帝王之师，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在总理衙门行走，对于倭仁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三月二十五日，倭仁请求面见慈禧，召见时恭亲王也在一旁，不时出语挖苦倭仁。倭仁无话可说，出来后去给同治授课时，竟然涕泪交集。同治当时没有察觉，翁同龢则惊愕不已。
此时正在丁忧的李鸿藻，也主动邀请倭仁来商量，帮他出谋划策。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推掉总理衙门大臣一职。
三月二十九日，倭仁骑马入朝时，突然眩晕坠马，此后称病不起，躲在家里与门生商量如何对付“鬼子六”奕訢。倭仁此次“坠马”事件，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依照礼制，官至二品、六十岁以上的官员可以坐轿入紫禁城，年已六十四岁，官至一品的倭仁此时骑马，明显是故意而为之。至于倭仁的病，却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被气出来的。
同治六年五月，北方久旱不雨，朝廷下诏让群臣“直言极谏”，以感动老天。直隶州候补知州杨廷熙上奏，认为天久不下雨，是因为设了同文馆，“师敌忘仇”，导致天怒。杨廷熙请撤销同文馆，以弥天变。倭仁反对的不过是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现在杨廷熙要一锅端，将同文馆撤销。
五月二十九日，上谕发出，指责杨廷熙：“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杨廷熙此奏如系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体”。上谕同时严令倭仁假满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倭仁也豁了出去，找了个借口，称自己从马上跌落时将脚摔伤，请求辞去一切职务。两宫皇太后同意他开去翰林院掌院学士等实职，此后倭仁只保留了帝师的身份。
由于倭仁的狙击，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计划遭到重挫。第一次招生时，科甲正途出身的考生寥寥无几，最后勉强从各种人员中录取了三十人，却又是良莠不齐。
学生素质良莠不齐，同文馆的天文算学教师之中，也是奇人充斥。被聘来的天文学教授德国人方根拔，被人评价为“他也许是文学家，可绝非天文学家”。但自恃甚高的他，却一心想要推翻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并构思了一套奇怪的宇宙理论，甚至认为地球的形状是椭圆形。到了次年，天文算学馆就淘汰掉了二十名学生，剩下的十人与学习外语的其他班级合并。
倭仁虽排斥洋务，与洋务的主将曾国藩却关系密切。倭仁是湖南籍理学家唐鉴的弟子，曾国藩则是唐鉴的同乡，由这一层关系二人结识。曾国藩的理学功夫也师从倭仁，倭仁不过年长曾国藩七岁，但曾国藩对倭仁一直以“前辈”相称。早年曾国藩每日里做功课，将自己的一言一行写下，然后交给倭仁批阅，看了倭仁的批阅之后，曾国藩不由“悚然汗下”。
同治七年，天津教案之后，倭仁虽然不满于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当曾国藩被群起指责时，倭仁又开始帮曾国藩说话，认为他处两难之境，也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此处理，也是无奈。同治八年，曾国藩到京后，专门去拜访倭仁，多年不见，两人相谈甚欢。朝廷赐宴群臣时，“东边四席西向，倭仁首座”，“西边四席东向，曾国藩列首座”，两人已有领袖群臣的的风采。
倭仁的品质为人，自然是鹤立鸡群，毋庸置疑，但他的顽固不化，却让曾国藩无奈。私下曾国藩评论倭仁：“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
在经历了乾隆盛世之后，清国开始进入了国力下降的通道，然而，官员贪腐、官场奢华的风气，却一直延续未有变革。在此时代，面对着西方列强的突进，在思想层面上也开始走向回归。曾在学术圈中唱主角的乾嘉学派、考据功夫，开始让位于理学。同治年间的理学复兴，要而论之，不外修身功夫、道德文章，进而以此作为国家的执政理念。
在贪腐无度的官场之中，突然杀出了一批卫道士，他们每日里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洁身自好，并对当时的弊政大力予以攻击，这不啻政坛上的一股清新旋风，顿时让着迷于往昔圣王、先贤事迹的士人们纷纷膜拜效法，并沉迷于其中。咸丰虽不喜欢倭仁，并将他打发去了新疆，可这些另类读书人，在当时又有实在效果。过惯了奢华生活的大清国，此时只能在这些有道德洁癖的书生们辅助之下，蹒跚向前。而在太平天国所兴起的巨变之中，又是这一群书生，摇旗呐喊，中流砥柱，挡住了太平军不可一世的洪流。
同治年间程朱理学的复兴，是在一片喧嚣、一片混乱的局面之中横空出世，它既没有前期的理论酝酿，也未经过长期思想的激辩，它的复兴，只是为了应对当下的时弊，是为了及时给大清这辆破败马车提供治国之道。其中不可避免地，有保守、迂腐、不通时务者，也有明见，通达，顺势而为者。
理学中的通达明见者，前有曾国藩，后有张之洞，他们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先是高举理学旗帜，后又成为洋务派巨擘，由理学之中走出了经世致用洋务之途。其中也有坚持不变，固执旧念者，前有倭仁，后有徐桐，以迂腐之心，誓死捍卫道学。
倭仁虽迂腐，但言行如一，毕生坚守自己的理念，却也是极其难得。京师冬日，萧萧北风，彻骨严寒，群臣之中，只有他穿了件毛绒已磨秃的狐皮大袄，里面穿着普通布衣，身上只配了串朝珠。他从不为门生故吏谋求官职，也不收纳各种陋规，生活简朴。他为人谦恭，讲话时总是细声慢语，碰到腿脚不好的大臣，总是恭敬地走在后面。倭仁的持身论道，在一定程度纠正了往昔颓废迷离的官场风气，对同治中兴不无裨益。
天津教案引发的分歧
随着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签署，天主教取得了在中国各省传教的权利。而根据利益均享原则，其他各国可以分享此项权利，这样信奉新教的英、美等国传教士也可以公开进入中国传教了。
新教在华走上层路线，主要活动在沿海口岸与城市，面向知识分子传教。在资金上，新教传教士依赖于所在国团体与个人捐助，而天主教传教士则要在华自谋生路。新教传教士很少干预中国地方事务，主要在华进行教育、医疗及各种慈善事业，并由此发展教徒。
对西方传教士与教民的不满与怨恨，也导致了各类传言的蔓延。当时中国社会有溺婴的恶行，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创办育婴堂，救济了大批弃婴。这本系善举，但留言偏偏围绕育婴堂展开。各种谣言认为，传教士创办育婴堂的目的是挖食人眼、人心，以此来修炼法术。
在天津，由于民间流传的关于传教士的各种恐怖故事，也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波澜。
同治九年（1870）年夏，在直隶各地发生了“迷拐人口”案件，案件被破获之后，主犯王三纪、刘金玉等人，在招供时为了减轻责任，将天主教堂当作了自己的挡箭牌。
天津地方上拐卖儿童的主犯武兰珍，被捕后供认是天主教堂所主使，将儿童拐卖到法国慈善堂之后，每个人发给大洋五元。此时法国仁慈堂中，收养的弃婴又有三、四十人死去。法国仁慈堂将死婴掩埋后，墓地被野狗刨开，尸体被吃掉，以致于“胸腹皆烂，肠肚外露”。
对于此案中的育婴堂诱拐婴儿事件，美国人芮玛丽的观察相对比较公允：“修女们过于无知和鲁莽。她们出于拯救更多当地中国弃婴的热情，竟然为每一个送来的婴儿支付一小笔钱。这些酬金鼓励了诱拐婴儿的活动。”
天津地方上开始风传育婴堂贩卖儿童，挖眼剖心，以炼制邪药。由此掀起了一场针对法国教堂的风波，天津市民停市，学生罢课，要求官府查办教堂。
五月二十三日，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前去天主教堂调查，结果发现教堂内的情况与诱拐婴儿的罪犯武兰珍所供述情况不符合，就将武兰珍带走，准备处死之后结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