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大批天津民众聚集在天主教堂外等候查案结果，看到教堂内有教民出入，就发声嘲讽。有名教民从教堂内冲出，抓住一名围观民众发辫扭打。此后民众拿了砖块，向教堂抛去发泄。传教士谢福音生怕事态激化，立刻去报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请求支援。（1861年，为了办理通商和外交事务，清廷在天津新设三口通商事务大臣，管理北方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三口指天津、牛庄、登州。三口通商大臣为专职，由崇厚担任。）
崇厚就派了两名巡捕去处理。巡捕到达时，双方已经停手。
此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已在教堂内，就责问巡捕：“为何不将闲人拿去？”
巡捕回道：“彼不闹事，何以拿他？”
丰大业大怒，出来追打巡捕。巡捕逃回通商衙门告状，崇厚又派了一名弁兵到教堂交涉，不想丰大业与秘书西蒙，揪住弁兵发辫，各自带了手抢佩剑，前去通商衙门找崇厚。
到了通商衙门，丰大业与崇厚发生争执。丰大业当场掏枪击发，但没有打中崇厚。看崇厚逃入内室，丰大业狂性大发，拔出佩剑，将室内装饰品砸毁。此后经衙门内巡捕劝阻方才停下，崇厚从内室出来见丰大业，准备继续商谈。不想丰大业又开了一枪，叫嚣：“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事，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
此时“洋人打官滋事”的消息，已从通商衙门中传出。听得朝廷命官被打了，天津城内民情激愤，鸣锣聚众，一万多人涌到通商衙门外助威。丰大业与西蒙拿着枪向外冲，边冲边嚷嚷“当吾者死”。
聚集的民众大多持有兵器，但未动手，给丰大业让出了一条路。丰大业行至浮桥时，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刘杰就来做工作，劝丰大业回去再谈。
不想丰大业对着刘杰大骂，又开枪射击，将刘杰的仆人打伤。围观群众被丰大业的暴行给激怒，一拥而上，将两人打死分尸。
天津民情此时已汹涌，民众随即放火焚烧法国领事馆与天主教堂，法国传教士谢福音被当场击毙。天津东郊的仁慈堂，收养了大批中国弃婴，自然是此波浪潮冲击中的重要目标。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崇厚下令将连接东郊的浮桥收起，不让民众过河。
此时正在天津的骁将陈国瑞，素来仇视洋人，唯恐天下不乱，哪能错过此次机会，下令将浮桥搭上。民众过桥后一起涌向仁慈堂，将仁慈堂烧毁，打死外国传教士、修女合计二十一人，其中法国人十四名、比利时人二名、俄国人三名、英国、意大利各一人。
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联合在华七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提出了惩办凶犯，赔修教堂，赔偿恤金的条件，又要求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以及多事的陈国瑞三人“正法”。法国发出威胁，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将要发动战争。
军机处中，恭亲王奕訢正在休病假，文祥因为母亲去世，回沈阳守孝，军机处实际上由宝鋆主持。负责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则由董恂主持。宝鋆、董恂是奕訢的嫡系，奕訢虽然不在岗，但实际上仍由奕訢操盘。
教案发生之后，军机处紧急给在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发去廷寄，让他至天津处理教案。军机处指示曾国藩，在处理此案时，既要保持地方上的稳定，更不得影响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关系。
在军机处内部，对于此案如何处理存在分歧。宝鋆、沈桂芬，力主满足洋人条件，将涉案官员加以处理。李鸿藻则坚持不可将天津民众定性为无事生非，而应该珍惜民意。五月三十日，军机处在拟稿时，有“天津民情，实属可恶”等语，李鸿藻坚决不同意，力争后删去此句。
曾国藩得悉让自己去处理此案后，内心无比焦灼，这无异于将一个炸弹传到他手里。此案关系重大，既要满足洋人的条件，又要应对国内汹涌的仇洋情绪，一个不慎，可能会有灭顶之灾。
五月二十九日，曾国藩上奏，称自己得了“眩晕之症”，现在“十愈其八”，但身体还是不适，请修养一阵子，等身体完全康复后再前往天津查案。
不久曾国藩又得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被派往法国道歉，他知道已无法回避此案。六月初三，曾国藩竟然给两个儿子写下“遗嘱”，交代他一旦死掉，要将他的灵柩从水路运回湖南，至于他带到北方来的书籍，一定要带回老家。
六月初五，军机处廷寄发到，认为曾国藩“眩晕之症”既然已经康复了八成，问题不大，令他立刻前往天津。曾国藩当时应该痛恨自己多嘴，说什么“十愈其八”，留下把柄。
六月十日，曾国藩到达天津，与英法公使交涉，并拟定了大致的处理意见。
六月十九日，在两宫皇太后召见时，就如何处理教案，李鸿藻与宝鋆、沈桂芬发生激烈争执。御使贾瑚上奏称，天津因为迷拐幼孩酿成巨案，近日京师中也有迷拐幼儿的传闻，请步军统领衙门严查。贾瑚此奏，实际上是对军机处以安抚为主的外交政策不满。李鸿藻对贾瑚的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应该下诏督办。宝鋆、沈桂芬则持反对意见。宝鋆认为天津地方上民众无端杀死法国人，是无事生非，乘机抢劫。李鸿藻对此加以反对，认为民心不可失，应当与西方强硬交涉。
对天津教案，地方大员大多持妥协观点。曾国藩认为洋人绝不会有迷拐儿童的事情，天津地方上各种传言都不存在实际证据。李鸿章则认为不可以用兵，而应软磨为主。丁日昌也支持曾国藩，认为应当如此办理。丁宝桢则认为，如果英法真的不讲理，只能开仗。
六月二十五日，当日天气酷热难当，曾国藩的处理意见送到军机处。
曾国藩的意见很简单，一是洋人无迷拐儿童事，请下旨昭雪，二是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刘杰交刑部治罪。
午后，王公大臣、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共十九人，在乾清宫西暖阁被召见。当日天气闷热，两宫皇太后没有垂帘。王公大臣各持己见，侃侃而谈。
惇亲王奕誴首先发言，认为曾国藩处理外交事务，虽然有不得已之处，但民心不可失。
醇亲王奕譞则认为天津知府、知县无罪，陈国瑞忠勇可用，又认为总理衙门照会内的“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一句失体。
宝鋆、董恂则与醇亲王激辩，双方言语激烈。
两宫皇太后赶紧打圆场道：“洋人是我世仇，你们如果能想出个法子，一举消灭掉洋人，我二人虽死也甘心。可是皇帝现在还小，你们也没什么好办法，一切要从长计较。”
倭仁接话道：“张光藻、刘杰都是好官，不宜加罪！”
大学士瑞麟、朱凤标也跟着附和倭仁，翁同龢则说此事天下注目，还得慎重，希望再问问曾国藩，不必这么早下结论。
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则插嘴道：“现在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哪里有时间来回问答。”
惇亲王认为，如果两件事都听了曾国藩的意见处理，那么必须从重处理被抓捕的两名迷拐幼儿的中国人。
醇亲王则认为，平日里对洋人没有什么准备，遇到事情就用“无可如何”来糖塞。过去屡遭败绩，被洋人羞耻，这次如果有措词失体的地方，一定要加以纠正。
此时双方争执良久，两宫皇太后也已疲惫不堪，就让散会。大臣们跪了良久，腿已麻木，散会时有人竟然腿僵硬的站不起来。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曾国藩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交给刑部处理，陈国瑞被交给总理衙门查办，赔偿抚恤金四十六万两，重修教堂和仁慈堂。至于法国所要求的惩办凶手，共有十六人被处死，而拐卖幼婴的几名罪犯却得以生还。
这十六人又有一番故事。为了应付各国的压力，曾国藩必须杀一些人方能了事。天津四门千总张某，家中有钱，为人狡诈，知道曾国藩的苦恼，就主动帮他解决问题。张某花钱买了十六个贫民投案顶罪，并许诺不会掉脑袋。至审讯结案后，十六人竟被处死，“罔民之罪虽在张，而文正（曾国藩）实操纵之。”
曾国藩知道此番处理教案，必然会落下骂名，事前已给儿子留下遗书，又向崇厚表示“有祸同当，有诽同分”。事后果然如此，得悉此案的处理结果后，曾国藩所题的“湖南会馆”匾额被国子监学生砸碎。湖南地方上讨伐“汉奸”曾国藩的书信，每日有百余封飞来。
李鸿藻虽在军机处中势单力薄，遭到排挤，但他也有诸多外援。除了以倭仁为首的清流派之外，他更是利用自己的帝师身份，直接影响着同治。八月二十五日，在给同治上课时，师徒二人说起天津教案。同治竟然豪气逼人地道：“若得僧格林沁把截海口，不难尽灭此辈（英法）。”又道：“愈将就愈出叉。”此时倭仁也不甘寂寞，致函老友曾国藩抗议，宝鋆认为这是在故意阻挠办案。在两宫皇太后召见军机大臣时，恭亲王一派人马激烈诋毁倭仁。
醇亲王奕譞与恭亲王奕訢政见相左，屡次相争，却未能占上风，不无郁闷。醇亲王却是慈禧制衡奕訢的一枚棋子。奕譞的老婆是慈禧的妹妹，两人有亲，而奕譞为人谨慎，看上去还有些懦弱，不是那么野心勃勃，也让慈禧放心。更重要的是，奕譞在政治观点上与奕訢相左。
醇亲王奕譞
就在奕訢大权独揽的同时，奕譞也被悄悄地培养。他的职位不多，但都很重要，一是主管神机营练兵事务，二是在弘德殿照看小皇帝读书。与能力过人的哥哥奕訢相比，奕譞低调了许多，但这种低调，却是他的政治资本。他在家中高挂“不爱财”匾额，自制煤球取暖，这两点就让他名声在外，号称“操行为诸王之冠”，这自然得到了一批清高士人的拥护。
同治九年十一月，醇亲王以身体不适为由，几次请假养病。军机大臣文祥此时已经回京，就去醇亲王府中探望。醇亲王本以为文祥是来安慰自己，不料文祥却劝他不要负气装病。醇亲王听了后不无愤怒，他自认为自己是为了国家大事而考虑，为了天津被杀的义民而不平，却被文祥视为“负气”。此后，醇亲王接连上奏，指责恭亲王奕訢。
醇亲王更是耻于与主和派大臣为伍，十二月，他上奏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被慈禧挽留。此后醇亲王与恭亲王的裂痕更深，虽是兄弟，形同陌路。同治十年正月，醇亲王上奏，就当前政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虽未点名，但其中“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一句，直指恭亲王。
醇亲王在奏折中认为，现在皇帝尚未主政，一些大臣擅自作主，在处理外交时自作主张，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要挟朝廷。去年的崇厚出使及惩处天津地方官员，就是明证。而在办理“夷务”的过程中，这些大臣收受贿赂，并大量购买礼物送给洋人，“是以德报怨，不一思及国家仇耻”。在涉及洋人事务时，这些官员不是“趁势推之于民以遏夷”，而是“但杀民以谢夷”。
醇亲王上奏时，请慈禧将密折存之宫中，“不可使外人知者”。此奏虽然没有公布，但醇亲王高举反对洋务的旗帜，却在当时鼓舞了清流派，并在政坛与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展开争斗。
天津教案虽然暂时平息，但此起彼伏的教案，却将贯穿整个晚清的历史。同治十三年《万国公报》发表的《耶稣会士致中国书》一文中，西洋人不得不对中国人做广告，宣称：“余西国人，亦人也，非鬼非蜮（yù），有身体，有骨肉。”然而，这种彼此之间的误解，文明之间的冲突，却不是短期之内能够消除的。
折腾皇帝同治
同治一朝在后世的标签是“中兴”，但这中兴，并不是说大清国已经彻底摆脱了危机，进入了蒸蒸日上的时代。“中兴”的标志，一是镇压了太平天国与各地的起义，二是由洋务运动而开启了求富求强之路。至于同治帝，他在整个同治中兴中无足轻重，他正式御宇的时间也不过两年，此间不但无所作为，反而搞得鸡飞狗跳，让军机大臣们头痛不已。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十八岁的皇帝正式亲政，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已算是晚的了，顺治、康熙，都是十四岁开始亲政。同治虽亲政了，可他那野心勃勃，权力欲旺盛的母后慈禧，此年不过三十九岁，怎肯退居幕后。慈禧指示，同治要不时去弘德殿读书，帝师们也照常入值，在重大场合必须有母后坐镇。
同治正式亲政后，英美法俄荷德六国公使表示，要向大清皇帝递交国书。咸丰朝为了公使入京递交国书，曾引爆了英法联军入京之战，最后总算同意洋人公使驻京。此后各国公使多次提出觐见皇帝，递交国书，都被清廷以皇帝年幼为由推却。现在皇帝正式亲政了，也就没有借口了，唯一的分歧就是礼仪。
觐见同治
就觐见时的礼节问题，各方进行了多轮磋商。争论激烈之时，文祥甚至“有掷碎茶杯之事”。最终确定见面时行五鞠躬礼。不料日本公使临时变卦，要求单独觐见，并且行三鞠躬礼。文祥此时正在病中，三夜不曾睡觉，却还得与日本公使争辩。文祥心神不宁，一反常态，曾出恶语，休息一日之后，文祥招待日本公使时，“气喘手颤，让馔敬酒，殷勤备至，竭蹙万状，尽瘁趋公。”就在文祥准备让步时，参与谈判的宝鋆却坚决不同意，听到日本公使有佩服文祥的话，立刻出语大加讥讽。最后商定，日本公使第一个觐见，行三鞠躬礼。
六月初五，同治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五国公使，德国公使因病未来。五国公使入觐时携带多人，文祥命每门截留数人，至紫光阁，仅余翻译而已。
对各国公使觐见时的表现，《京报》以夸张的笔调加以描写，英国公使“五体战栗”，对皇帝的垂问竟然“不能答”。其他公使无不被皇帝的天威震撼，竟有“国书失手落地”。觐见完毕后，公使们无不“汗流浃背，双足不能动”。清廷加恩赐宴时，公使们仍然没有喘息过来，“皆不能赴”。
然而，《申报》报道了真实情况：各国公使“仍各服其国之朝衣，仍各行其国之大礼，一无损越之愆。”清廷在接见藩属国的紫光阁接见各国公使，以降低规格。不想事后洋人们发现了此点，指出在紫光阁觐见是不尊重各国公使的表现，又提出抗议。
接见“洋鬼子”，喜欢玩闹得同治自然是乐意，可惜只有这样的机会极少。每日里接见军机大臣们，却是躲不掉的例行公事，对此同治自有应付之道。召见军机大臣时，他只召见一二人。大臣嘀咕一通后，他立刻三言两语，将军机大臣打发走。至于奏章，他直接批复“知道了”，然后发到军机处，如何处理，你们看着办吧。
正式当皇帝没多久，同治雄心勃勃地准备做件大事，既让老娘慈禧开心，也让自己的精力有地方去发泄。
紫禁城内房屋结构严谨，山色水路不能与圆明园相比，久住让人生厌，素有“红墙绿瓦黑阴沟”的恶评。慈禧在召见军机大臣时，一度曾表示“养心殿地太迫窄”。慈禧对圆明园有着诸多美好的回忆，心里是希望能重修圆明园。慈禧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可儿子还是明白老娘的心思。来年将是慈禧的四十岁生日，为了让老娘安心退休，找个地方快活养老，不要过度干涉儿子的事情，同治决定重修圆明园。重修圆明园的名目，同治说的冠冕堂皇，即为了让两宫皇太后养老。
同治重修圆明园的计划，也与内务府官员的鼓噪有关。
内务府负责管理皇家财产及经费，每年由户部拨出经费，作为皇室开支。内务府专门负责供应皇室消费及工程，凡大的项目，内务官员侵吞虚报，捞得囊中满满。咸丰一朝，军费上的开销将大清国库存银吸空，内务府也跟着过起穷日子，每年支出仅四十余万两。
到了同治朝，随着战事平息，内务府经费也开始宽松，每年能有九十、一百万两不等的经费。对内务府官员而言，最快捷的捞钱方式就是上马大工程，内务府郎中贵宝、文锡、侍读王庆祺等人一起鼓动同治重修圆明园，好发一笔横财。
自清初，就将内务府开销与户部分开，内务府负责皇室财政开支，户部执掌国家财政开支。同治此时不可能将内务府每年一百万两银子的经费，全部挪去重修圆明园，同治遂决定“择要兴修”，重修圆明园的三分之二，同时另谋修园经费。为了筹修园的钱，同治下令京内外官员捐钱。
修园的钱还没有筹到多少，十月初一，御史沈淮上奏，请暂缓重修圆明园。同治看了大怒，将沈淮召过来骂了一顿，并告诉他，朕修园是为了尽孝，你想阻止吗？
十月初八，内府府雇了工人开始着手清理圆明园中的残墙断壁与渣土废料。
十月初九，恭亲王捐了两万两银子，同治一看大喜，到底还是叔叔够意思。不想此时又有多嘴的御史游百川上奏，请停修圆明园。
游百川的反对理由却是极其苍白，自公使驻京之后，一些洋人时常到圆明园遗址游玩，如果重修之后，吸引洋人在附近修建房屋，“听之不可，阻之不能”。
西方人所绘同治帝
同治一看又是勃然大怒，大骂游百川，你阻止朕尽孝之心，天良何在？立刻将游百川革职，同时警告群臣不准再上奏劝阻。
就一个刚登基的皇帝而言，年少气盛，精力无穷，实希望能有天下瞩目之举。搞大工程，大活动，自然吸引民众瞩目，此点古今中外一律。同治将重修圆明园，视为登基之后的“第一得意杰作”，雄心壮志沸腾，已是迫不及待，哪里能容忍别人阻挠。
慈禧对于圆明园是充满了留念，看到皇帝送上的旧居“天地一家春”“万春园”装修图样，慈禧竟然亲自操笔，加以修改。母子一心，其利断金，臣子们也没法阻挡了。同治十三年一月十九日，重修圆明园工程正式开工。
自咸丰十年，圆明园被火焚烧后，尚存多处保持完好的建筑。此后内务府也派出太监看守，不准外人出入。不过各种盗窃事件屡屡发生，防不胜防，不但外人来偷，负责看守的太监也监守自盗，甚至有老外想摸进园内。重修之前，同治让负责皇家工程的“样式雷”雷氏家族做了调查，圆明园尚存有建筑十三处。
处理政务极其懒惰的同治，对重修圆明园是无比积极，行事更是雷厉风行，想赶在十月初十慈禧的生日之前完工。“样式雷”家族所保存的同治发来的旨意中，有大量“赶紧办”、“速进园”的字样，可见同治的心急火燎。
可开工之后，却发现问题百出，不单缺钱，更缺少原料。早年修建圆明园时，所使用的都是巨木，这些巨木的采购运输，耗时甚久。内务府行文两广、两湖、川、闽、浙等省，要求每省采办巨木三千根，在三月之前送到京师。突然之间让各省献上巨木，这本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可此事是皇帝所要办的，各省督抚只能硬起头皮，组织民众进山伐树，民众被骚扰的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至于修建园子的经费，内务府几年来入不敷出，屡屡向户部要钱，美其名曰“借”。此年正月，同治曾特意颁发了谕旨，今后内务府钱不够时，不得再向户借钱。既然不能向户部要钱，那就另辟财源。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搞捐输。捐输是政府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会使用的办法。咸丰朝为了解决军饷问题才开捐输，为此咸丰还特意解释，搞捐输实有不得已之苦衷。现在太平时期，为了修园开捐输，一些以清正闻名的大臣自然激烈反对。二月二十六日，文祥上奏坚决反对搞捐输，认为捐输所得，对于工程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请停止工程。
同治是铁了心要修园，哪里理会文祥的劝阻。同治迷上了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多次亲临工地查看。三月十一日，同治出宫，在圆明园盘恒终日，流连忘返。下旬，又准备驻跸圆明园。御前大臣赶紧上奏，以安全为由，劝阻皇帝不要去。可皇帝哪里听的进，四月初九，同治到圆明园工地巡视。五月十一日，又去工地巡视。
圆明园工程让同治将一切抛在了脑后，在帝师们中间，军机大臣李鸿藻与同治是关系最为融洽的，对同治也最为袒护。这次李鸿藻也忍耐不住，出来劝阻同治不要再去查看圆明园工程了。可老师的话成了耳边风，六月初三，同治照样兴致勃勃地巡视了圆明园。
就在同治踌躇满志重修圆明园时，突然发生了李光昭诈骗案，让他的计划遭遇重挫。
早在同治十二年，就在同治为了圆明园工程而摩拳擦掌时，有广东商人李光昭向内务府大臣贵宝表示，自己经商十余年，在各地购置了很多巨木，现在愿意“砍伐运京，报效上用”。贵宝听了大喜，立刻向同治汇报。同治不假思索，立刻下令：“迅速派该员解运来京，由两湖四川等六省起运，免税放行。”
此后李光昭以“奉旨采办”的名义，在各地招摇撞骗。同治十三年，李光昭以五万两的价格向法国商人订了三船木材，并以三十万的价格上报清廷。六月，法国商人将木材运到天津后，向李光昭讨要木材的款项。李光昭是做无本生意的，手里哪里有现钱，四处借钱也没有借到，就找了个借口，说法国商人木材的尺寸不符，中止合同。法国商人不肯罢休，去直隶总督李鸿章处告状。李鸿章一查，发现这个李光昭纯是个骗子，以圆明园工程监督的名义，在各地诈骗官员与洋商。
七月六日，同治命令李鸿章迅速处理，从重查办。李光昭随即被处斩监候，秋后行刑，内务府大臣贵宝也被御史们弹劾去职。
李光昭一案之外，京师内又在风传皇帝借查看圆明园工程之名，私服外出逛妓院。风传的流言，皇帝的折腾，恭亲王、醇亲王及帝师们一致认为，同治帝闹的太不象话了，必须立刻加以制止。
七月十六日，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十名重臣联合上奏。奏折中首先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同时批评同治恣意妄为，与太监嬉戏，频繁去工地视察，警告他“人言不可不畏”，并提出六条意见，要求他“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
奏折递上后，同治是懒得一看，扔在一旁。奕訢对这个侄子的脾气是了如指掌，强烈要求同治接见，当面进谏。
七月十八日，在同治召见恭亲王、醇亲王等十大臣时，恭亲王先是列出当下需要紧急处理的大事，第一项就是“停园工”。
看恭亲王和众大臣气势汹汹，有教训自己的意思，同治很不耐烦，对众臣道：“朕停工如何？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奕訢道：“臣奏折中的事很多，不单单是停工一事”，随后将奏折中的事逐条细细道来。
同治越听越恼火，突然发作对奕訢道：“此位让尔如何？”
同治帝
此话一出，不啻晴天霹雳，众人无不目瞪口呆。同治的这句话，已不是皇帝的身份，而是无赖负气后的表现。众王公大臣除了失望，已无他语，文祥反应最为激烈，听了此话竟然伏在地上嚎啕大哭，几乎喘不过气，被人搀扶着先出去。
随后七叔醇亲王奕譞也大哭着劝告侄儿，并一一列举他的不良言行。当听到奕譞说起自己微服出巡，逛妓院取乐时，同治耳朵立即竖了起来，追问他有什么证据。
醇亲王就将时间、地点都说了出来，同治顿时脸红脖子粗，下不了台，只好打圆场，说园工不能立刻停止，等请示太后之后再定夺，然后赶紧打发叔叔、老师们出去。
这次大吵之后，朝野内务都以为皇帝肯定会让步了，工程也会停止。“样式雷”家中的记载也在揣测：“有无旨意下，园停工不停？”不想同治和大臣们吵完后，二十一日又跑去圆明园巡视工地了。在同治看来，国事家事，关我屁事，圆明园才是朕的头等大事。
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召见醇亲王，不想此日醇亲王恰好去南苑验炮。同治就召见恭亲王，想打探自己外出鬼混的消息是从哪里泄漏的。不料同治刚一发问，奕訢立刻告诉他：“这是臣子载溦所言。”
载溦是恭亲王的长子，以风流放浪而闻名。载溦从小陪皇帝在弘德殿读书，他虽比同治小，可鬼点子多，常能玩出新花样，兄弟两人有相见恨晚之感。一次载溦陪同治演出亵剧，让恭亲王恼羞成怒，带回家关在家里不让出门。几年之后，同治登基，自然不能忘记这个好兄弟，召唤他入宫相伴，所以载溦对皇帝的私事了解甚多。
同治听说是载溦泄漏消息之后，不由怒火攻心，圆明园工程一事被他置于脑后，他所想的只是报复载溦及叔叔奕訢。
七月二十九日，早朝时同治突然发怒，谕旨革除恭亲王所担任的军机大臣及一切职务，降为不入八分享国公，交给宗人府严议。
王公大臣们都请求同治不要仓促决定，稍后再说，同治也不理众人，径自退朝。
中午，同治召见王公大臣及帝师翁同龢时，责问翁同龢，为何不早点反对圆明园工程。翁同龢叫苦道：“我刚从南方出差回来。”
听了翁同龢的话，同治稍微解气，又开始指责恭亲王、醇亲王，称他们：“离间母子，把持政事。”
恭亲王、醇亲王听了，一起大力申辩。就在叔侄口水大战时，翁同龢过来转移话题，道：“圆明园工程到底要不要进行下去，请皇上表个态。”
同治顺水推舟道：“过十年、二十年，等四海升平了再说吧.”
于是众人一起欢呼：“如天福，彼时必当兴修。”
于是决定停止圆明园工程，改修三海工程。退朝后翁同龢等人赶去军机处，帮拟定谕旨，不料递上后却留中不发。
到了午后，宫中有谕旨发下，交给文祥等军机大臣。谕旨称奕訢“目无君主，欺朕之幼，诸多跋扈并种种奸弊，不可尽言”，下令革去恭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恭亲王儿子载溦的贝勒爵位也被革去。文祥等人看到谕旨大惊，称皇帝盛怒之下，措辞过重，请求同治暂缓发出处分恭亲王的谕旨。同治批示：“文祥等所奏著不准行”。
文祥再递奏片，“云今日俱散值，明日再定。”获同治帝批准。文祥此举，是军机处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举，盖皇帝谕旨，军机处只有遵循的份儿，从来没有人敢抗拒。
七月三十日，同治又再次发出谕旨，称亲政以来，恭亲王对他一直不尊重，“语言之间诸多失仪”，将他降为郡王，革去世袭罔替，同时革去载溦贝勒衔。虽然此次对奕訢予以处分，但明显改变了语气，如对奕訢的指责改为“语言之间诸多失仪”，相比昨日的火药味十足，已有所缓和。
看着儿子闹得不可开交，慈禧知道必须加以制止了。两宫皇太后当即在弘德殿召见了恭亲王，加以安慰，又发出懿旨，恢复了奕訢及载溦爵位，同时正式确认停止重修圆明园工程。
两宫皇太后出手，暂时制止了同治这匹脱缰的野马。同治这个精力充沛的皇帝，注意力随即从圆明园转到了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合称三海），此后马不停蹄地视察三海工程。至于被革职的贵宝，很快被恢复了职务，并让他负责办理三海工程。
就在朝臣们为了同治接下来将折腾出什么新花样而头痛时，皇帝突然染病。
十二月初五，同治因病去世。亲生子同治之死使慈禧伤心欲绝，而摆在她面前的紧要问题是同治无后。
同治无后，死后由谁来继承皇位，清室此前并无定例。依照当时大臣的看法，应该给同治立嗣，且在晚同治一辈的“溥”字辈中，也有成年者可供选择。但一旦给同治皇帝立嗣，同治的皇后将成为太后，慈禧必定要退居幕后。慈禧自然不甘如此。
慈禧看中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年幼的载湉。在御前会议上，她公布了同治的死讯，并确定立载湉为皇位继承人，作为文宗皇帝咸丰的嗣子，由他继位也就成为“兄终弟及”，符合礼法规定。
同治死后不到百日，皇后也绝食而死，被视作节烈的代表，大肆褒奖了一番。
得悉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帝时，醇亲王奕譞在朝廷上痛哭昏厥。对于奕譞来说，儿子当上皇帝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可以得享无上荣华富贵，另一方面又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夹住尾巴做人，以免有身家性命之虞。载湉入宫时，其母伤心欲绝，此一去，不但难以相见，更重要的是，等待他儿子的不仅是皇家富贵，更是险恶宫廷。
同治帝死后二十年祭日，有一老人嚎啕大哭，这就是他的老师李鸿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