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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北党争

作者:袁灿兴 当前章节:15385 字 更新时间:2026-6-13 19:11

一枚油浸枇杷

在确立奕譞的儿子载湉作为接班人之后,朝廷内暂时保持了几年的平静。

儿子做了皇帝,醇亲王奕譞却是小心谨慎,对慈禧百般顺从。他的书斋叫做“退省斋”,卧房叫做“槐荫斋”,正堂叫做“思谦堂”。他向慈禧提出,请解除他的一切职务,以免让人生出天子之父,临驾慈禧之上的感觉。慈禧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给了他一个“世袭罔替”,成为铁帽子王。

对此封赏奕譞还不敢接受,一再推辞,在慈禧的坚持下方才接受。慈禧对这个小心翼翼、没有野心的小叔子还是满意的,让他去监督小皇帝的学习。奕譞对此尽心尽力,每天到毓庆宫内监督载湉学习,并严格要求,不敢流露出丝毫父爱。

恭亲王奕訢虽然还屹立于政坛,可他的权势已受到削弱。光绪二年文祥的去世,使他失去了得力助手与支持者。

光绪元年三月初三,文祥修完病假,申请开缺。慈禧将他的镶白旗满洲都统、工部、神机营等职务开去,以示体恤,仍保留大学士之任,在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至六月,文祥销假,继续入值。此时文祥德高望重,被补授为文华殿大学士。文祥一如既往的谦恭,称自己功业不若合肥李鸿章,将文华殿大学士让出。有清一代,汉人得文华殿大学士者,仅三人。李鸿章后来每提及文祥,必要称赞他为“旗人中之鸾凤”。

到了十月,文祥身体又不佳,再次请开去军机大臣一职。朝廷知道文祥身体不好,就给他假期休养,毋庸开去军机大臣职务。小驴拉大车多年之后,文祥已耗尽了精血,光绪二年五月初四,文祥五十九岁即去世。

文祥在同光两朝起着重要作用,“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朝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文祥一死,有前瞻者都预测今后朝廷将要多事了。

文祥身体一直不好,朝廷也早就做了准备,选择好接任人选。光绪二年三月,以景廉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景廉是正黄旗人,咸丰二年的进士,在新疆任职多年。景廉突然进入军机处,让当时舆论惊讶,因为他长年在西北做官,并无中枢任职的经验。

景廉之所以能入军机处,据当时人观察,背后推手,一是李鸿藻,一是荣禄。

景廉与李鸿藻同是咸丰二年进士,又一起在翰林院多年,结拜为兄弟,可谓是情谊深厚。引景廉入军机处对李鸿藻有很多好处。景廉在外做官多年,再回京内做官,需要后援,这后援自然是他李鸿藻,如此可加以操控。而景廉入军机处后,与李鸿藻结为政治同盟,则可以与宝鋆、沈桂芬对抗,摆脱李鸿藻多年来在军机处孤立无援的局面。

入了中枢之后,看到各种批评政府的言论,对此景廉倒是坦然,大度地道:“政府就像靶子,批评者就像射箭的人,希望射中。如果他们的言论对政府有益,有什么关系呢?批评政府不获罪,对大臣们来说则是福分。”

文祥去世,景廉补入,军机处又形成了恭亲王领导之下两满两汉的格局。到了光绪三年,李鸿藻生母去世,照例要丁忧三年。鉴于同治五年李鸿藻丁忧引发的风波,两宫这次迅速加以允许,并照例加恩。李鸿藻离职,使军机处必然要补入一名汉人大臣。

就军机大臣人选,各方挑选了良久,延至光绪四年二月五日,才正式确立军机大臣人选,以王文韶入军机处行走。

在后世,王文韶以诨号“油浸枇杷核”而出名。枇杷核子很滑,再用油一浸,更是滑溜无比,此外号形容王文韶的油滑无匹。但如后人指出:“清代官场,无论京官、外官、大官、小官,皆含有批把子性质。”王文韶在清史稿中被评价为识大体,但“更事久,亦往往被口语。”

王文韶

王文韶祖籍杭州,出生在嘉定,从小在嘉定成长。王文韶的父亲王出身贫寒,在嘉定城外一家酱园做司账。王文韶自小就在酱园中做学徒,陪店主的儿子一起读书。看着王文韶聪颖过人,父亲决定送他去读书,图个出人头地。

不想王文韶不好好读书,还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十五岁时竟然负债累累。父亲将家中所有的物品典当掉,也不够还债,写了欠条方才了事。看着父亲的辛苦,王文韶无比后悔,此后立志苦读,又在嘉定拜学者钱绎为师。钱绎慧眼识人,看着王文韶聪明勤勉,就将女儿许配给了他。

道光二十八年,王文韶参加县试,因为他的籍贯是杭州仁和,在嘉定考试需要有人作保。王文韶家境贫寒,拿不出钱请人帮忙,经亲戚帮忙,回到仁和参加考试,此后籍贯一直是仁和。现代上海嘉定与浙江仁和,为了王文韶的归属而打口水战。杭州方面并无直接证据证明王文韶出生成长在杭州,倒是嘉定言之凿凿,王文韶出生成长在嘉定。

王文韶的曾叔祖是康熙年间著名诗人,著有《红蝙山房诗钞》,其中描绘了杭州清吟巷老屋中有五只红蝙蝠绕梁而飞的美迹。王文韶看了此书之后,知道祖上曾在杭州清吟巷居住。待发迹之后,王文韶回到杭州清吟巷买了大片土地,兴修房屋,并特意建了红蝙山房。

咸丰元年,王文韶考中举人,当年的主考为沈桂芬,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笔力紧炼”。咸丰二年是恩科,二十三岁的王文韶考中进士。考中进士后,王文韶在户部当差前后近十年,至同治年才放为外官。

王文韶外放高升,得到了左宗棠的帮忙。

剿平太平天国之后,清廷下令督抚们将军费报销。左宗棠被此事所困,转而请王文韶帮忙。王文韶也想与地方大员们结交,出了大力,很快将军费报销完毕。

同治三年(1864),王文韶调任汉黄德道,监督江汉关。正忙于西征的左宗棠,将饷银存在汉黄德道,以备提用。王文韶全力帮助筹集军饷,采购物资,随时接济,从无延误。同治六年正月十二,左宗棠请王文韶吃饭时,夸奖他:“才长心细,器识闳伟。

在左宗棠帮助下,王文韶提升为湖北按察使。同治十年又升任湖南巡抚。在湖南任上,王文韶的功绩,一是镇压苗民起义,二是妥善处理上林寺事件。

咸丰五年,贵州苗民起义,声势浩大,蔓延至湖南等省,持续多年。迨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开始对贵州增兵。王文韶担任湖南巡抚之后,筹集军饷,督促各军全力进攻,很快平息了战乱。

光绪二年,郭嵩焘出使英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派出外交使团,不想在湖南却激起了轩然大波。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地方上的保守士人视他为湖南羞耻。此年秋闱期间,数千名在长沙赶考的士人聚集起来请愿,要求阻止郭嵩焘出使。王文韶好言劝告,让学生们不要多事,以免误了功名。可这些读书人哪里听得进去,一门心思要泄愤。

最初考生们聚集起来,准备砸毁湖南机器局,可这机器局是朝廷建的,士人们犹豫再三,还是没敢动手。九月十八日,士人们涌到上林寺,一把火烧了庙,又将寺里的和尚一顿痛打。士人们烧毁上林寺的原因极其荒唐,因为郭嵩焘曾捐资维修寺庙。上林寺事件比苗人起义更引人注目,恭亲王奕訢亲自过问此事。此事发生之后,王文韶淡化处理,以求息事宁人。

王文韶任湖南巡抚六年,其间平定民变,稳定地方局面,立下功劳,以此升任兵部侍郎。王文韶入京之后,快速升迁,先是升任礼部左侍郎,再兼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能快速提拔,也有他自身的优势。他是咸丰二年进士,与李鸿藻、景廉是同年,他又是浙江人,沈桂芬在浙江担任乡试副主考时,将他录取,所以与沈桂芬有师生之谊,二人私下关系深厚,来往密切。此时王文韶进入中枢,能为各方接受。

由王文韶的日记之中,可以看出他与沈桂芬的交情更深,入京之后,二人频繁往来。沈桂芬身体不好,吃药时将药方送给王文韶过目。王文韶则帮助寻医问药,并忧虑用错了药会加重病情。老师沈桂芬一贯节省,吃穿不讲究,招待王文韶时,有时就是一碗腊八粥。王文韶端起来吃的干干净净,一粒米不剩,让老师引为同道。

此次入京之后,王文韶仕途极为顺畅,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沈桂芬的提携。七月二十三日,王文韶被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光绪五年正月三十,王文韶儿子结婚,媳妇是仁和同乡朱子涵的女儿。碰到这种喜事,军机大臣可以三日不必值班,过了三日则要正式请假。

军机大臣每天一大早就要入值,极为辛苦。好不容易有了闲空,王文韶“达旦酣睡,久不尝此风味矣。”军机处同仁送来的贺礼王文韶都收下了,其他的贺礼,除了熟人的之外均退回,酒席也只摆了两桌,与今日的阔绰风气不能比拟。

可军机处绝不是风平浪静之地,王文韶将面临着汹涌的政坛恶斗。

沈桂芬恶斗荣禄

光绪四年(1878),贵州巡抚空缺,惯例是军机处将候选人名单递上,供两宫皇太后挑选。十月二十六日,就贵州巡抚人选,两宫皇太后在召见军机大臣时突然指示:“著沈桂芬去。”

当日沈桂芬生病,未曾入宫,其他军机大臣听了后无不骇异,因为此事违背军机大臣人事任用的惯例。军机大臣中时常有外放担任督抚者,但都是平调或升调。如军机大臣本来官衔是二品、三品,外放做了督抚,则是升调。如咸丰元年,军机大臣季芝昌本职是左都御史(一品),外放为闽浙总督,这是平调;舒兴阿本职是户部左侍郎,外放为陕甘总督,这是升调。

巡抚是从二品,沈桂芬此时担任兵部尚书,从一品,又兼军机大臣,从资历、官衔上来看,外放为贵州巡抚,无异于被贬。

宝鋆与沈桂芬关系最好,当即表示此任命不妥。其他军机大臣对此任命也感到突兀,表示暂时不敢奉旨。两宫也觉得此任命过于草率,就命沈桂芬照常在军机处当差,贵州巡抚另外委派人担任。

当天沈桂芬在家中得到消息后不胜惊疑,嘀咕道:“穴本无风,风何由入?”并转而怀疑荣禄从中捣鬼。那么荣禄与沈桂芬有何恩怨,沈桂芬单单怀疑荣禄呢?

荣禄

荣禄出身满洲名门瓜尔佳氏,祖上为国捐躯者甚多。道光十年(1830),荣禄的祖父塔斯哈在新疆平定叛乱时,因为孤军出击,被叛军包围后战死沙场。咸丰二年(1862),荣禄的父亲长寿、伯父长瑞,在广西围剿太平军时同日战死。长寿战死时,荣禄与家人尚在福建,由福建将领饶廷选抚养。咸丰十年,太平军围攻杭州时,荣禄养父饶廷选战死。

荣禄一门为了大清国卖命,大清国对他当然是要提拔重用。咸丰二年起,荣禄一路青云直上,二十五岁时就官至户部员外郎。不想在户部时荣禄得罪了肃顺,又被户部文稿失火案牵连入狱,丢了官职。辛酉政变后,荣禄由文职转入武职,在神机营当差,得到醇亲王奕譞提拔,一路升至管理神机营事务大臣。

在神机营,荣禄追随文祥,参与了关外围剿马贼的战役,得到文祥欣赏。同治七年,荣禄参与了围剿东捻军的战事,事后被文祥推荐,认为他“忠节之后,爱惜名声,若畀以文职,亦可使胜任。”同治十年(1871),在文祥推荐下,荣禄担任工部右侍郎。

至光绪四年(1878),四十二岁的荣禄在官场上光芒四射,身兼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内务府大臣三要职。

沈桂芬与荣禄结怨,始于同治去世时。当年荣禄任工部侍郎,兼任步军统领、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同治死后,慈禧未与军机大臣们商量,当即确定立光绪为嗣。慈禧知道,如果让军机大臣们商量继承人问题,则未必能如她的愿望。荣禄此时担任内务府大臣,有机会在内廷行走。在两宫皇太后决定过程中,荣禄给了一定程度的建议,而他的选择自然是倾向于恩人醇亲王奕譞。

沈桂芬的心胸比较窄,如曾纪泽评论沈桂芬道:“沈相虽规模稍隘,然勤俭忠纯,始终如一,亦救时良相也。”此事其他军机大臣都未计较,唯独沈桂芬对荣禄此举极为厌恶,认为荣禄了干涉军机处权柄。

荣禄与沈桂芬的政敌李鸿藻,则结为异姓兄弟,二人性格相像,立场相近,在官场上彼此支援。而荣禄生活豪奢,貂裘编成号码,每日一换,更让主张节俭的沈桂芬大为不满,此后寻机会给荣禄穿小鞋。荣禄知道沈桂芬对自己不爽,时刻加以防范,二人遂成水火。由荣禄与沈桂芬之敌对,却卷进了帝师翁同龢。

十月二十六日夜,翁同龢拜访沈桂芬,二人相谈良久,主题自然是外放为贵州巡抚一事。

翁同龢与荣禄初期关系较好,二人曾结拜为弟兄。同治十一年正月,翁同龢母亲下葬那天,天寒地冻,官员们大多礼节性地送上一程,唯独荣禄步行送出二里多地,翁同龢“极可感”。

光绪四年,翁同龢正与沈桂芬打得火热,与荣禄也是频繁往来。沈桂芬遂委托翁同龢打探荣禄消息,荣禄也托翁同龢刺探沈桂芬虚实。翁同龢夹在中间,只能虚与委蛇。

一日翁同龢突然气冲冲地来找荣禄,大骂沈桂芬不是人,“不特对不起朋友,其家中亦有不可道者,我已与彼绝交。”翁同龢又提醒荣禄,沈桂芬估计是你设计让他出任贵州巡抚,现在寻思要报复,不可不防。

荣禄一看翁同龢语气慷慨,大骂沈桂芬,自然是信之不疑。之后不久,翁同龢与荣禄一起奉令出差十日,两人每日里都在大骂沈桂芬,琢磨着要将他搞掉。荣禄说起当日设计让沈桂芬出任贵州巡抚一事,“谓一击不中,当徐图之。”

然而,让荣禄意想不到的是,翁同龢将这些私下的话,都告诉了沈桂芬。翁同龢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同乡潘祖荫最了解,认为翁同龢“专以巧妙用事,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

军机处之中,向来是李鸿藻、沈桂芬不和,而翁同龢一直是依附于李鸿藻。李鸿藻一去,翁同龢没有后援,遂与同乡沈桂芬亲近。对于翁同龢转投他人门下,李鸿藻也是恼羞成怒。此年十二月,唆使张佩纶攻击翁同龢,认为他的侄儿翁曾桂不该破格保举。

荣禄一心提防沈桂芬时,却不小心开罪了自己的大恩人奕譞。从光绪二年(1876)到光绪五年(1879),中国北方大旱。受灾地区以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为主,其他地区,北至辽宁、西至四川、南达苏皖,也受波及。此次旱灾以1877年(丁丑年)和1878年(戊寅年)为灾情最高峰,故称“丁戊奇荒”。

此年京师中也是干旱异常,谣言四起,风传有邪教要起事,已与山东、河南等地的教徒联系,准备杀入京师,并在九门张贴揭贴云云。两宫皇太后为此召醇亲王至宫中询问意见,奕譞建议将北洋淮军调到京师,以安抚局面。奕譞此时闭关在家多日,久静思动,“疾其兄(奕訢)之专横,久有眈眈之意”,遂想利用此次机会,将局面搅动开来。

此时荣禄正好生病,对于醇亲王的建议与心思一概不知。病愈之后,两宫皇太后召见荣禄,询问他调北洋淮军入京之事。荣禄力陈不可,并给出依据,自己已在京师附近布出密探,如果真有邪教的动静,早就知道了,可见邪教兴兵不过是谣言罢了。荣禄认为,因为谣言就调兵显得太过仓皇,必须镇定处理。两宫皇太后听从了荣禄的建议,否决了调兵进京。

出宫之后,荣禄得悉调兵入京是醇亲王的建议,不由大惊。醇亲王可是他仕途上的大恩人,就赶紧到醇亲王府去谢罪。不料醇亲王却以闭门羹待之,交情至此也告终结。

沈桂芬得悉荣禄开罪醇亲王后不由大喜,知道机会来了。与宝鋆一番商量之后,开始寻找机会修理荣禄。

十二月二十六日机会出现,御史宝廷上奏,称现在朝内大臣兼职过多,无暇顾及,以致于贻误公事。奏折中点了两个人的名,即宝鋆与荣禄。

宝廷是宗室后裔,镶蓝旗人,其诗歌在晚清八旗诗人中被推为第一。宝廷虽是宗室,但其家族早已没落,年少时穷的请不起老师。咸丰十年(1860),宝廷娶老婆时家徒四壁,典当了衣服沽酒请客。同治三年(1864),宝廷第四次乡试方才考中,此时家中桌椅都卖光了,“连日不得食,乃取庭中野菜食之。”

同治七年,宝廷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但翰林院清贫所在,家境却未能得以改善。次年宝廷父亲去世,连寿衣棺材都买不起,宝廷抚尸痛哭,声动四邻。几个邻人看不下去,凑钱帮买了棺材得以下葬。苦熬到同治十年,他的仕途才开始有了转机,同治十二年宝廷到浙江主持乡试。主持乡试是个肥差,宝廷得以改善生活,也能有点闲钱在富春江上买妓自娱。

宝廷是清流中人,与张之洞、张佩纶等私交甚笃。宝廷在清流中最喜搏击,上疏数量可称第一,他自吹“男儿各有一腔血,不洒边庭洒京阙。赤手无能报国恩,一枝柔毫三存舌。”此次上疏他本意是纠正朝内大臣兼职过多之弊,不想却被沈桂芬、宝鋆加以利用。

宝廷上奏之后一日,慈禧生病,慈安一人垂帘听政,召见军机大臣。沈桂芬故意谈及大臣兼职过多一事,称宝鋆与荣禄现在兼职过多,请开去宝鋆国史馆总裁、阅兵大臣差使,荣禄开去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差使。慈安不明其中底细,没细想就批准了。沈桂芬、宝鋆心里狂喜,用两个宝鋆两个虚职,换荣禄两个实职,何其划算。

荣禄的三个要职丢了两个,只剩一个步军统领。沈桂芬意犹未尽,趁热打铁,继续进攻。光绪五年六月,搜罗了荣禄“承办庙工,装金草率,崇文门旗军刁难举子”等一堆过错,让御史弹劾。

荣禄所担任的步兵统领(提督衔),在人事上属于兵部。而此时的兵部尚书正是沈桂芬。依照处罚条例,荣禄被弹劾的罪责只是失察,正常处分是罚俸,就是加重处罚,也不过是降级留任,且如果是公罪的话可以抵消处分。兵部人事部门依据处罚条例,拟好处理意见递上,沈桂芬看了后立即否决,与兵部满尚书广寿操盘,将荣禄定为降二级调用,从提督降到副将。这广寿也是翁同龢的换帖兄弟,京师里是干兄弟满地飞,搞不好什么时候就互黑一刀。

荣禄降为副将后,知道了沈桂芬等人的厉害,暂时退出官场,待机再起。荣禄之所以被打的毫无还手之力,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党援李鸿藻此时正丁忧在家。看着沈桂芬咄咄逼人的出击,李鸿藻如何甘心,他虽不在朝,却自有他影响朝政的力量,这就是清流。

李鸿藻与清流

文祥去世、李鸿藻丁忧之后,沈桂芬引王文韶入军机处为援,自己在军机处主笔,势力大振。

丁忧期间,李鴻藻看着自己越发是势单力薄,连同是帝师的翁同龢也开始与沈桂芬眉来眼去,就笼络了一批翰林御史,议论朝政,抨击权贵。

清流的主力是翰林,他们经过多轮拼搏,在每三年一次的会试中脱颖而出,在官场享有美誉,却无实惠,名义上好听,实际上却穷困潦倒。同光年间,官场格局发生变化,大批湘系、淮系人马以军功占据高位,而中级官位又被大量通过捐纳出身的官员抢占,进士只能拥挤在翰林院中,偶尔才能得到外放学政、主持乡试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又被军机大臣所主宰,任用自己的门生。

没法出头的穷翰林们牢骚不已,就利用奏事的特权,议论时政,褒贬官员,同时寻求外援。在军机处一直被孤立,此时又丁忧在家的李鸿藻,立刻与这批翰林擦出火花,双方一拍即合,彼此援助。

李鸿藻旗下两名大将,张之洞、张佩纶,都是直隶人,二张视李鸿藻为领袖,以后辈自居,来往甚密。李慈铭曾骂道:“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

除了二张之外,清流主将尚有黄体芳、宝廷、邓承修、陈宝琛、吴大澂等人。京中称李鸿藻为青牛(清流谐音)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他则是牛皮牛毛。

清流之中,出击最有力的乃是张佩纶。张佩纶是同治十年的进士,岳丈是军机处资深章京朱学勤。张佩纶仪容俊伟,喜欢辩论,视言论为搏击场,乐此而不疲,做翰林时就频繁出击。光绪十年前,被他弹劾的三品以上官员有三十一人之多。

同治、光绪年间,为了应对内忧外患,朝廷广开言路,征求治国良策,也为清流的发展提供了大环境。慈禧也想借助清流,打压中央与地方上坐大的政治势力,对清流特意加以放纵扶持。张佩纶等清流洞悉慈禧心意,每上奏,“恒以诸臣资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意,所言无不行。”

光绪四年,张佩纶剑指宝鋆、翁同龢。

张佩纶弹劾宝鋆之弟宝森庸碌无能却被提拔任用,翁同龢侄子翁曾贵京察一等违背惯例,请将宝森去职,翁曾贵一等注销。翁同龢一直是李鸿藻的人马,此时倒向沈桂芬,并与沈桂芬联合打压荣禄。而李鸿藻又与荣禄关系最睦,故而抓住墙头草翁同龢猛打。此事被两宫皇太后压下,“著毋庸议”。

黄体芳则弹劾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董恂,称他“言语猥琐,举止卑陷”,“贪鄙欺罔,有心病国”。董恂哪里受得了这种人身攻击,不久就告老还乡。

光绪五年二月,张佩纶弹劾工部尚书贺寿慈与京师巨富李钟铭有亲戚关系,李钟铭在外横行无忌,穿五品官服出入景运门。贺寿慈赶紧上奏,辩称自己与李钟铭并无亲戚关系,也无往任何来。

随后清流继续出击,李璠攻击李钟铭在琉璃厂开设的书店侵占官地,霸占贫民义院造房。黄体芳则指责李钟铭与贺寿慈往来密切,李钟铭两妻曾拜贺为干爹,往来一如亲戚。贺寿慈之轿,常停在李家门口,人人皆见。

贺寿慈辩白,称去李家是去琉璃厂书店选购书籍,照常交易,两家并无亲戚关系,更无利益牵连。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贺寿慈被降三级调用。

到了六月,左副都御史有缺,军机处中沈桂芬等人主持,保举贺寿慈担任,并得到批准。清流如何能错过这等好机会,随即出动,宝廷攻击道:“奴才窃以为贺寿慈之复用,非皇太后之意,实枢臣之意也”,指责军机处帮助贺寿慈开脱。

宝廷此奏递上去后,两宫皇太后将贺寿慈去职。但在谕旨中指出,军机大臣并非为贺寿慈开脱处分,可能是职务繁忙,一时疏忽,进而要求军机大臣“嗣后务当益加谨慎,毋得稍有疏忽”。

对于清流们的张扬,曾朴在《孽海花》中做了描述:“京里叫做清流党的六君子,朝一个封奏,晚一个密折,闹得鸡犬不宁,烟云缭绕,总算得言路大开,直臣遍地,好一派圣明景象。”自然,沈桂芬也成为清流们炮轰的主要对象。军机大臣对于李鸿藻操控清流,炮轰同僚的举动大为不满,李鸿藻则狡辩:“台谏所以辅宰相之不足,可疾视也”。

清流在当时频频出击,就连两宫皇太后也拿他们没辙。光绪六年八月,慈禧派太监李三顺到醇亲王府送礼。依照律例,太监只能由旁门出入,不得经过午门。不想李三顺却自恃宠幸,想从午门出去,被护军玉林拦阻。双方发生口角,一顿互殴。李三顺出宫不得,就去找慈禧告状,慈禧听了大怒,让内务府、刑部联合审案,要将护军治以重罪。

此时主持刑部的是潘祖荫。潘祖荫出生于姑苏吴县望族潘家,祖父为乾隆癸丑(1793)年状元潘世恩,叔祖是乾隆乙卯(1795)年探花潘世璜,父亲潘曾绶则官至内阁侍读。十七岁时,潘祖荫在顺天府参加乡试。为了照顾在京做官的大员子弟,清廷特意规定,达到一定品级的在京官员子孙(称官生),可以在顺天府参加乡试,考中之后在京参加会试。此后六年,因为潘世恩、潘曾绶分别主持会试,潘世荫只能回避。

潘祖荫

咸丰二年,潘祖荫二十三岁时总算能参加考试,殿试得了一甲第三名。殿试之后,皇帝赐宴于礼部,称“恩荣宴”。对于潘氏家族来说,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荣耀。此年潘世恩八十四岁高龄。依照清代科举惯例,考中举人或进士之后六十年,可以再次参加“恩荣宴”。此时潘世恩正好是考中进士六十年,遂再赴“恩荣宴”。与孙子一起参加“恩荣宴”,此事空前绝后,前所未有,所以清代称潘世恩为“三百年来第一福气之人”。

此次审案,潘祖荫根据律例,判处护军以杖刑、罚俸的惩罚。慈禧却不肯罢休,逼着潘祖荫将护军处死,并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泼辣哭叫,捶床大骂”,云潘祖荫没有良心。

此时恭亲王出来与慈禧交涉,认为护军顶多处以革职就可以了,慈禧却认为要廷杖处罚。奕訢不满道:“廷杖是前明虐政,不可效法。”

慈禧大怒:“汝事事抗我,汝为谁耶?”

奕訢道:“臣宣宗第六子。”

慈禧到:“我革了你。”

奕訢回复道:“革得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

二人激烈冲突,慈禧没法拿奕訢治罪,奕訢也无法让慈禧挽回心意。

重视理法的李鸿藻也大力维护护军,据理力争,但慈禧仍命刑部从重处罚。李鸿藻无奈,就布置清流出击。张之洞、陈宝琛先后上奏,历数宦官之祸,并提醒慈禧,如果处罚了护军,则“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经清流这盆冷水一泼,慈禧降下了火气,最后从轻处理了护军。

清流势力之振,也与当时媒体的鼓噪有关。同治、光绪年间,中国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如《万国公报》《申报》等,报纸追求的就是刺激性的新闻,而天性喜招惹是非的清流们,自然博取了报纸们的青睐,以大量的篇幅刊载其事迹,并将其封为“清流党”。但清流中人,无论是李鸿藻、张佩纶、张之洞、宝廷,从不使用“清流”乃至“清议”这样的称谓,因为这样会让人联系到敏感的“朋党”,他们最常使用的字眼,则是“谏”,即进言者。

左宗棠入枢

光绪六年(1880)除夕,沈桂芬去世,不久军机处中迎来了一个新人,此人与众不同,也让所有人不知所措,他就是左宗棠。

此前左宗棠在新疆取得大捷,为举国所敬重。清流派大将宝廷建议,引左宗棠入军机处。正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京,京师官场开始沸腾,众多粉丝翘首以盼。盖左宗棠做外官多年,威名显赫,却甚少涉足京师,而关于他的诸多传说,也让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芒。

人人都说他天资豪爽,圭角毕张,睥睨一切。年轻时,他与同乡胡林翼同游于京师,都是眼中无人的狂傲之徒,二人“纵谈阔步,气豪万夫”,以致于京师小儿以为二人是“迂怪”。他眼界极高,夸口道:“当今善章奏者三人(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我第一。”

他行事古怪,给妻子写信云“舟中遇盗,谈笑却之”,实际却是在梦里遇到盗贼。他好酒,常酒后豪兴大发。他在骆秉章处做幕僚时,一日太平军杀来,四处寻觅他不得,派出仆役四处侦寻,在酒肆找到已酩酊大醉的左宗棠,抬回来至半夜放醒酒。问及军事,则云早已布置完毕。他不但豪饮,食量也大,更喜吃肉。在西北时,万里沙漠,欲吃猪肉而不能,直至凯旋之后才能吃个痛快。

他脾气极大,目中无人,举止张扬。在骆秉章处做幕僚时,二品总兵樊燮没向他请安,被左宗棠一通大骂。樊燮也急了,怒道:“武官虽轻,我也朝廷二品官也。”不想左宗棠飞起一脚踢来,边踢边骂“王八蛋,滚出去。”樊燮受辱之后,辞职返乡。在家中弄了个牌位,上面刻有“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并告诫儿子,左宗棠视武人为犬马,你一定要考中举人、进士,雪我耻辱。儿子樊增祥发奋图强,果然考中进士,入了翰林,才将牌位撤去。

曾国藩一度被左宗棠“狂笑骂为猪”,曾发誓“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当朝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都尝到过他的淋漓骂功。他总是咄咄逼人,不肯让人,官场上关于他的各种非议不断,而他却不知收敛。

湖广总督官文实在是看不惯左宗棠威福自擅,上奏弹劾他,眼看着是一场杀身之祸,不想潘世恩在咸丰面前力保左宗棠,称“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潘世恩与左宗棠并无交情,连面都没有见过。潘祖荫之所以如此出力,因为他在南书房时有名同事郭嵩焘,自小与左宗棠一起长大,对他了解极深。潘祖荫听郭嵩焘说过左宗棠的事迹,一直神往,潘祖荫又性喜见义勇为,不计祸福,故而大力维护。

对潘祖荫的这段恩情,左宗棠一直是铭记在心,后来对他是大力回报,此间又引出了一段持续百年的传奇故事。道光二十九年,在陕西岐山挖掘出了西周大孟鼎,被当地一名叫做宋金鉴的人买下。宋金鉴收藏了没多久,又被当地县令周庚盛夺去。

过了些年后,周庚盛再次出手,将大孟鼎运到北京琉璃厂出售,不想此时宋金鉴考中进士后在京为官,看到自己钟爱之物,就高价购回。宋金鉴去世之后,大孟鼎被儿子以七百两的低价转手给了袁宝恒。袁宝恒在陕甘总督左宗棠身边做幕僚时,就将此鼎又转送给左宗棠。左宗棠得了无价之宝大孟鼎,知道潘世恩最爱金石,就将大孟鼎送给他报恩,让同样喜欢金石的翁同龢羡慕不已。

光绪七年二月初四,翁同龢第一次见到左宗棠,赞美他:“其豪迈之气,俯视一世。”次日,左宗棠有查禁俄国军火粮食的提议,恭亲王唯恐影响到和局,加以反对。左宗棠议论滔滔,豪语连连,在翁同龢看来“皆空话也”。左宗棠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一职,可他没有外交的概念,看到洋人就嬉笑怒骂。总理衙门担心他招惹出外交是非,身边亲友也劝告他“宜养威重”。

同光年间,中兴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显赫一时,可唯一入军机处的就是左宗棠。左之入枢,原因众多。由伊犁边疆危机,朝野上下都感受到了俄国人的压力,而清流更是愤懑不平,欲对外强硬。以收复新疆,战功显赫的左宗棠入枢,既可安抚清流,又可对外表示决心,同时以老于军事之左宗棠充当军机处顾问,弥补军机处众人的不足。

左宗棠入京,备受荣耀,慈安召见时,谈及他数年操劳,竟然声泪俱下。张佩纶等清流对他入京充满了期待,“但愿群工协力,破沈相(桂芬)十年因循瞻徇之习。”

向来主战的醇亲王奕譞,更是将左宗棠当作偶像崇拜,认为“左胜于李”。入朝时,奕譞在东华门外碰到左宗棠,大喜过望,“小立握谈,观者如堵”,如同粉丝追星一般。随后奕譞邀请左宗棠到王府中做客,一起照相留念。对醇亲王的厚爱,左宗棠也回馈以小礼,送了他咸萝卜缨、酱腌韭菜、菽饼等物。向来重视名节的醇亲王,则回馈给左宗棠自己家中种的蔬菜,彼此又营造出一段所谓佳话。

左宗棠

入军机处之后,照例是要一起会商公务,军机大臣们对左宗棠这位功臣格外尊敬,所有军机处的公文,都请左宗棠先看,然后再行会商。

有一件治河的条陈,左宗棠拿到手里看了没有几行,忽然想到他在西北的“伟业”,就掀髯抵掌,老气横秋地大谈自己如何经营西北军事,吹嘘自己妙计若神。他吹牛时不许别人插口,得意时则拍桌狂笑,声震旁室。一天下来,一页纸也没看完,一桩事也没有议论,军机大臣们被他吹嘘的头昏眼花。次日,左宗棠又是如此,照例狂笑吹嘘。

转天早晨,恭亲王一到军机处就对李鸿藻说:“此老实在叫人受不了,把这件鸟事搁在一边吧,不要叫他看了。”

当日左宗棠来了也没有再问,事隔多日忽然想起来,问大家:“那件条陈呢,怎么不见了?”

李鸿藻答:“王爷让搁起来了。”

左宗棠听后不快,追问为什么让搁起来。

李鸿藻就糖塞:“王爷是领班军机,这里的事,我们一向跟着王爷走。”

左宗棠听后也不语,这日奕訢在军机处如厕,左宗棠也跟着去如厕。奕訢出来后满头大汗,偷偷问李鸿藻道:“此老有病吧?我上厕所他也上厕所,却不见他解衣小便,只站在我身后,等我回来他紧跟着回来。这是怎么回事?”

李鸿藻也不解,就去询问左宗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左宗棠抚掌狂笑道:“你不是说我们要跟着王爷走么?老夫这就跟着王爷走。”

军机大臣们何尝看到这种行为,顿时目瞪口呆,无语以对。

最初军机大臣们还让着左宗棠,时间一长,都被他搞得厌烦不已,开始编排各种打油诗,讥讽左宗棠。左宗棠则洋洋自得,对一切都无所谓。

左宗棠在军机处时向众人吹嘘:“吾之妾善于腌制小菜,虽乡味颇可口,改日给诸位分送点。”结果送是送了,却只送了一点点,于是又成为打油诗的天然材料。

回家后左宗棠不忘和老妾吹嘘:“王爷及诸中堂大人,都称你做的豆腐干独步京师啊。”李鸿藻得知后,又将此事作为笑料到处宣讲。

入京之后,连日起早上朝,左宗棠疲惫不堪,只能勉强支持。每天在军机处中,他如坐针毡,不时怂恿同僚:“坐久了可以散罢。”与督抚们大吏的工作相比,军机处的工作节奏快,效率高,“急于星火”。今日奏折发下,明日就要拟好处理意见送上,快节奏的生活让左宗棠根本无法适应,想有所作为也跟不上这个步伐。

慈禧接见左宗棠时,特意问他:“汝在外久,今在京须早起,想来不便。”

左宗棠操着一口浓厚乡音回复:“臣在军营‘弄惯’了。”

“弄惯”者,湖南俚语,习惯意,其他人听了无不失笑。慈禧还是体贴左宗棠,让他晚点上朝,也算是特别关照。

此时左宗棠发现,在京师生活的各种难处,不时叹息“长安不易居”。刚入京时,他向军机大臣李鸿藻、王文韶打听之后,惊叹于在京生活费用之巨,每年用度最少要六千两银子,而他此次入京只带了一万二千两,如果要长期生活,得未雨绸缪。

此年三月,慈安去世,左宗棠连哭数日,盖慈安对他一直是优礼有加。慈安的去世,预示着权力尽落入慈禧之手。慈安在世之日,能对慈禧形成制约,并予恭亲王以援助。她一死,再无人能制约慈禧,与恭亲王的矛盾早晚将要引爆。

三月十九日,左宗棠与神机营主管大臣,商量操练神机营事宜,晚上没去祭拜慈安皇太后。当夜宝鋆忍耐不住,发泄对这个湖南人的不满,他当着众军机大臣的面骂左宗棠是“一团草茅”。宝鋆与左宗棠积怨已久,宝鋆之弟宝森,往日在陕西时持乃兄名帖拜见左宗棠,却被厉声叱责,由是积怨。

不过在表面上,宝鋆与左宗棠还是和睦的,二人诗词来往唱和,彼此恭维吹捧。在军机处中,二人不时会碰撞出些许火花。左宗棠对宝鋆吹嘘:“吾在外荡平发捻,凡七十三之老贼,为吾所杀者,不知凡几。”宝鋆却道:“公焉知其为七十三岁?或仅七十岁耶?”此年宝鋆七十三岁,左宗棠七十岁,可谓两个老贼。

左宗棠身体肥胖,每茶余饭后,自捧着大肚子狂笑:“将军不负腹,腹亦不负将军。”入了军机处后,将军肚成了负担,不但走路时气喘吁吁,跪下后都不能站起。每次军机大臣召见后,都要宝鋆、李鸿藻二人帮忙搀扶,才能站起。王文韶对此很是不满,认为左宗棠是在摆架子,习惯使然。

左宗棠在军机处浑身不自在,就转而寻找其他事情打发时间。刚入军机处时,他提出以自己统领的老湘军,对八旗士兵进行军事训练。因为老湘军久经战事,用他们来训练八旗,此举有利于提高战斗力,遂抽调八旗兵五千人让左宗棠训练。到了四月,左宗棠一算教练旗兵每年要二十万两银子,根本无法筹到这笔钱,就请求暂缓练兵,此事不了了之。

翁同龢拜见左宗棠时,二人纵论天下大事,认为“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真做”。修理黄河,禁止鸦片,办理洋务,已是当日朝野上下共识。

五月初五,左宗棠上奏,请求提高鸦片的进口税收,每箱加征一百五十两。英国公使威妥玛认为开价太高,初时只同意每箱加五两,最后同意加至每箱十五两。

鸦片事一了,左宗棠又借口兴修直隶水利,溜出京去。至天津,他与李鸿章相见。此次他却没有对这个仇家破口大骂,给足李鸿章面子,二人相见甚欢。李鸿章给张佩纶的信念中说他:“不似从前之夸张矣”。

左宗棠也对李鸿章叙述了他在军机处的困局,他的系列政见,如练兵、借洋债、办水利、加税等,与恭亲王等人不合,双方彼此龃龉不断,郁郁不得志,称将于明春告老返乡。光绪初年,左宗棠在新疆用兵时,军饷不足,遂借洋债应付,此为清廷借外债之始。故而对于借洋债,左宗棠丝毫不排斥。

左宗棠甩手出京,也不给军机处汇报情况,在外是乐不思归。恭亲王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对他不尊重。巡视了两个月之后,左宗棠给出治河报告,又是一番夸张吹嘘,以为“数十年积弊一扫而空”。清流此时对他也很是失望,认为他浮躁夸张,在直隶搞的治河计划,还不如李鸿章的治河主张周详可行。

七月,左宗棠回到京师后,称病请假十日,随后继续请假二十日。到了八月,又请假两个月。此时,左宗棠与恭亲王、宝鋆等人的不和,开始公开。老友刘坤一埋怨左宗棠,不该听了几个书生的话,以为入京就可以耸动天下,重振朝政。你在兰州坐镇一方,足以威慑中外,何等快活,进军机处弄得浑身不自在,真是自找苦受。

面对外界的议论,军机处也觉得继续让做左宗棠留在军机处,会生出更多麻烦,遂定计让他外调做封疆大吏。此时恰好刘坤一从两江总督上去职,九月初三日,以左宗棠任两江总督。

左宗棠在军机处,好比一尊难以供养的大神,看他离开,军机处同仁无不愉悦,也忘记了与他的不快。轮流宴请,来回做东,觥筹交错,好不热闹,离开之前,却是左宗棠最快乐的时光,酒兴豪起,不时酣醉。醇亲王对左宗棠是一如既往地充满感情,宴请之后,又是合影留念,又是送礼。十月十七日,左宗棠出京,李鸿藻、王文韶为他送行,“话别依依,情谊甚挈”。

左宗棠南下,苦了江苏的官员。江苏绅士潘季玉,因为地方上的公事去拜见左宗棠,领会了他的厉害。“吾初见左相(宗棠),甫寒暄数言,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剌剌不休,无可插口。旋骂曾文正(国藩),语尚未爽。”此时天已将黑,左右提醒左宗棠送客,这才罢休。第二天,左宗棠请潘季玉吃饭,刚一入席,就开始大骂曾国藩,一刻不曾停息。过了几天,潘季玉前去告辞,左宗棠又开始骂曾国藩,骂了阵之后,又自吹在西北的功绩,最后以大骂合肥李相(鸿章)及沈文肃(葆桢)收场。

左宗棠女婿是前任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到任之后,女婿请他吃饭。酒席上左宗棠得意地道:“两江名总督,湖南得三人,一为汝父陶文毅,一为曾文正,一为左宗棠。”随后又侃侃而谈,自吹其他二人皆不及我,女婿听了只能唯唯诺诺。

左宗棠吹了半天,最后突然道:“我还是有一事不及二人的。”女婿一听,心道你还有什么不及其他人的,就竖耳细听,却听左宗棠长叹道:“我胡子没有这二人长。”此语一出,举座喷饭。

云南报销案

沈桂芬在世时,利用他的影响力与手腕,先挫败荣禄,又抵挡清流之频繁攻势。面对老于官场的沈桂芬,清流们也无可奈何。待沈桂芬去世之后,他的嫡系传人王文韶也成为清流主敌。

沈桂芬去世前,王文韶每日亲往探视。沈桂芬去世后,其家人立刻到王文韶府中送信,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王文韶在当天日记中记载:“突闻经师凶闻,亟诣哭之,俯仰生平,不自知其涕之何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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