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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清末乱局

作者:袁灿兴 当前章节:15490 字 更新时间:2026-6-13 19:11

与八国开战的决策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失势,光绪也被软禁。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慈禧下诏,令各省选进名医,帮光绪看病。海内外留言纷纷,称光绪已被谋害。

光绪得病消息传出后,外界风传光绪已死,英国公使窦纳乐多次向清廷打探。九月初二,庆亲王奕劻向他传达消息,光绪还活着。窦纳乐则表示,要消除外交界的疑虑,最为有效的办法是请一个外国医生帮光绪看病。

九月初四,清廷请法国使馆医生帮光绪看病,并出具证明,光绪“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而在前一天,清宫廷医生也为光绪做了详细检查,并将结果提供给了各国。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详细记录:“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有时头晕耳鸣,口渴咽喉干,腰痛腿膝无力麻木。神倦喜卧,小便频数,色白而少,气怯懒言。面色晃白,夜梦闻金声则遗精或滑精。不能久坐或久立,不耐劳。”

中西医诊断大致相符,光绪身体并无大恙。

光绪得病后,外界不知其病情如何,而光绪身体状况又牵涉到权力之争,一时流言四起。

面对着外界沸沸扬扬的议论与猜测,光绪体虚及无后成为清室最头疼的问题。刚毅、徐桐、启秀等大臣乘机谋划废黜光绪,另立新君。

徐桐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曾做过同治皇帝的师傅,不把光绪放在眼里,暗地里称其为“汉奸”。光绪也对徐桐也大为不爽,从光绪十三年到光绪二十四年间,只召见过徐桐一次。徐桐政治上的同盟者是刚毅。刚毅是满人,极其痛恨汉人,但却与汉人徐桐亲近。光绪则不喜满人,认为满人不中用。

启秀是同治进士,以孝闻名,端谨有风操,备受徐桐赏识。慈禧欲引徐桐入军机处,徐桐转而推荐启秀。徐桐、刚毅、启秀之外,隐居多年的崇绮也参与了此次密谋。崇绮是赛尚阿之子,同治皇后之父。自从女儿自杀之后,崇绮一直很低调,长期称病在家。据恽毓鼎记载,崇绮在野多年,蠢蠢欲动,徐桐想进一步成为政坛核心,启秀则追随徐桐,三人联为一体。

徐桐、崇绮等人联名请慈禧废光绪,慈禧让他们先去找荣禄商议。戊戌政变之后,荣禄入军机处,管理兵部事务,并兼练兵大臣,节制京津直隶地区所有军队,其权势之重为清廷所未有,有“前有和绅,后有荣禄”一说。荣禄掌握军权,又为慈禧所宠信,如果他表态支持废光绪,则此事必成。

荣禄是个大滑头,时人曾评道:“刚毅狠而愎,荣禄险而狡”。

十一月二十八日,启秀先来拜访,荣禄得知他的来意后大惊,急忙将启秀打发走,又让家人不要接客。荣禄虽是慈禧一党,但他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他对慈禧忠心不二,却又不盲目附和,常根据现实进言,因此才更得慈禧信任。荣禄知道,光绪得到西方各国支持,且他已和汉人实力督抚如李鸿章、刘坤一等探过底,知道督抚们反对废光绪。如果硬来,内外阻力太大。

荣禄年轻时一度落魄,到了神机营之后,经醇亲王奕譞提拔,才能在官场上崛起。荣禄不是不讲情义的人,他在官场上的行动,必然以自己的利益为考虑,但其中也有情义。荣禄与换帖兄弟翁同龢闹翻,彼此成见极深。当翁同龢去职返乡,路过天津时,荣禄特意派依附于自己的袁世凯前去赠送银两。对于恩人奕譞,荣禄一直心存感激,对奕譞的儿子光绪自然也要有所回护,故而坚决反对废黜光绪。

二十九日,在军机大臣召时,荣禄将内外反对废掉光绪的情况告诉慈禧,并称如果强行废光绪风险太大。荣禄建议不如改立皇储,减少压力。荣禄之外,王文韶也力主不可废立。最终慈禧接受荣禄建议,不再图谋废黜光绪,而另立储君。所立皇储,乃端王载漪的二子溥儁。

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王公大臣于仪鸾殿会商。此时官场内风传将要废光绪,内廷太监也传出消息:“今日换皇上矣。”不想诏书颁布之后,却是立溥儁为大阿哥。慈禧以光绪名义,命溥儁入宫为穆宗同治帝嗣,在弘德殿读书,以大学士徐桐为师。

光绪被逼立皇储,且这皇储不是过继给自己,而是为同治做皇储。且还得说自己生不出儿子,对不起同治,不得已再三恳求慈禧帮忙选一个人过继给同治。最后还得说“仰承懿旨,感幸莫名”,各种悲屈、无奈、心酸、痛楚,可谓千古皇帝之未有。

载漪是惇亲王奕誴的次子,咸丰帝的侄子,道光帝的孙子。载漪与同治帝同岁,比光绪帝大十五岁,二人为堂兄帝。

己亥建储,溥儁立为大阿哥之后,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对峙的局面。“帝党”虽失势,但仍有一定实力。东南的汉人实力督抚、地方上的士绅阶层、新式知识分子、海外奔走的保皇党、财力雄厚的华侨均是光绪支持者,西方各国也表示支持光绪。“大阿哥党”则结合了清廷内部的保守派势力,并得到慈禧支持,与“帝党”对峙。

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则打破了这个政治上的均衡。“大阿哥党”发现自己与义和团有着诸多共同点。借助义和团,“大阿哥党”既可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又可以打击光绪和洋人,实现溥儁早日登基的目标。义和团则迎合载漪、刚毅、徐桐等人的心理,适时地打出口号云:“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龙为光绪,二虎是荣禄与李鸿章,十三羊则是朝廷中持温和态度的大臣。

“大阿哥党”与义和团的联合在此年四月得到表现。此月下旬,义和团在涞水击杀清军副将杨福同,随后焚烧芦保铁路,占据涿州。依照清廷惯例,这是严重的叛乱行为,是要严厉镇压的。但此次事件后,六月初,慈禧却下令控制军队的荣禄,不得孟浪从事,草率镇压。

慈禧的心态相当微妙,她与“大阿哥”一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的共同点是,都痛恨洋人,想废掉光绪。双方也存在分歧,“大阿哥党”的目标是使溥儁早日登基,慈禧的目标则是让溥儁成为她操控下的傀儡。

慈禧无疑是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她玩政治平衡术,扶持“大阿哥党”与“帝党”斗争,她则站在中间充当仲裁者,任何一派都必须臣服于她。但“大阿哥党”与义和团结合后,势力日振。随着众多保守大臣与王公的卷入,慈禧发现,义和团运动乃至“大阿哥党”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这场民间运动,如野火一般开始燎原,整个北方到处是燃烧着的火焰。

慈禧玩出了“致命的平衡”,她自己也须谨慎从事,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

慈禧后来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京内外的人心一伙儿向着他们,满汉各军都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宫内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出的,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士兵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

慈禧默许了义和团的活动,同时也想借义和团的力量,打击下洋人的嚣张气焰,出出往日的气,让洋人吃点苦头,吸取教训,今后不要插手清廷内务。

当义和团在各地迅速发展,并进入京津之后,作为中枢人物,荣禄突然生病,请假养病两个多月。据军机章京继昌记载,荣禄在病中七次上奏,请剿义和团,但都被否决。五月初十(6月6日),随着局势日渐紧张,荣禄不得不销假,开始办公。

此间义和团运动在京津间疯狂蔓延,竟至不可收拾之势。面对着愈演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京各国公使感到恐惧,遂电告在大沽口外海上的各国海军,请求援助。西摩尔在得到求助电报后,星夜率领军队从大沽口赶往天津。

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西摩尔联军乘火车准备入京,由此拉开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序幕。在西摩尔联军发起进京军事行动之后,清廷连续朝议四次,最终决定对西方列强开战。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

会议在仪鸾殿举行,大学士、六部、九卿数百人参与,殿内殿外挤满大臣。会议一开始,光绪严厉指责诸臣不能镇压乱民。翰林院学士刘永亭奏请派董福祥镇压义和团。载漪伸出大拇指厉声呼:“好!此失人心第一法!”

大理少卿张亨嘉力主剿灭义和团,但他是福建人,一口土话,又气又急,哼了半天不知所云。

侍读学士朱祖谋急了,问慈禧:“太后要打洋人,靠谁?”

慈禧说:“靠董福祥。”

朱祖谋直接回应:“董福祥老奸巨猾,断不可恃!”

慈禧大怒,问:“汝何姓名?”

朱祖谋也很硬气,对道:“臣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

慈禧道:“你说董福祥不可靠,那你举荐几个可靠的人来!”

其他人赶紧接口,说山东巡抚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均可重用。

一直没有吭声的荣禄却道:“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

争论了大半天,毫无头绪,遂退朝。朱祖谋下殿时,慈禧仍然怒冲冲地盯住他。

庚子事变之后,朱祖谋高升,上朝时慈禧还记得他,笑道:“你就是当年那个瞪眼高声和我争辩的家伙。”

此日,清廷责成董福祥、刚毅将义和团中的精壮编为义勇,同日义和团在北京纵火焚烧闹市大栅栏。

面对着联军的步步紧逼,慈禧不得不考虑备战问题,但此时她还未下定决心开战。对西方各国驻京人员,慈禧也接受荣禄劝告,命令护送东交民巷内的各国在京使侨出京,不得妄加攻杀。荣禄则预先调集旗兵二千,准备将驻京使团与侨民送去直隶总督裕禄处,免生他变。

但此日,联军对直隶总督裕禄发出最后通牒,限于次日凌晨二点交出大沽口炮台,不然则以武力解决。裕禄收到最后通牒之后,因此时京津间电报通讯已中断,遂以“八百里”快骑递送奏报。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第二次御前会议。

慈禧首先说:“皇帝意在和,不欲用兵。今日朝议可以放开尽论。”

光绪说:“西方不是不能打,但中国积弱,兵力不足,用义和团,能抵抗住么?最终只怕会祸害国家。”

载漪反驳道:“义和团起自乡间田野,不远万里,赴汤蹈火,愿一死以赴国难。今若以乱民诛之,人心一解,国将难保。”

户部尚书立山认为:“义和团妖言惑众,所谓的法术根本不靠谱。”

载漪指着立山鼻子说:“你什么用心?你既然说义和团不靠谱,你就去劝退洋人军队。”

慈禧想将这个烂摊子推给光绪,就道:“国家当事,应当问皇帝。”

自从戊戌政变之后,光绪上朝是不发一语,这次却慷慨激扬起来,侃侃而谈,认为不可围攻使馆,更不可与各国同时开战。

王文韶附和光绪,认为皇帝能想到这点,实在是国家的福气。

载漪当即大骂王文韶,认为他在关键时候说混帐话误国。

立山建议派人去公使馆沟通,慈禧当机立断道:“派你去。”

立山道:“受了国家的厚恩,不敢推辞,但是臣不通洋务,请徐用仪陪我一起去。”

会后,慈禧让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土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到美国公使馆拜访。

晚九点,徐用仪等人与美国公使康格会面,请康格阻止西摩尔联军进京,无果。

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

此日慈禧收到裕禄奏报,各国发出通牒强索大沽口。大沽口具体情况如何,是否已被攻下,清廷中枢尚未得到信息。看着列强的最后通牒,新仇旧恨顿时涌上慈禧心头。她恨之入骨的康有为、梁启超,由于西方各国庇护,在海外呼风唤雨,并通过报纸对她进行攻击。现在各国派遣西摩尔联军入京,又强横地发出通牒强索大沽口,慈禧胸中怒气一发不可收。

御前会议上,载漪请派军攻打各国公使馆,慈禧表态同意。

内阁学士联元坚称不可,言如果各国使馆不保,“洋兵入城,鸡犬皆尽矣。”

大学士王文韶认为中国自甲午战争之后,财力枯竭,已无力再战,请慈禧三思。

慈禧大怒,道:“你们所说的,我都知道。你们要是有本事,就让洋兵不要入城,不然就不要再罗嗦!”

端王载漪、贝勒载濂、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徐桐等遂一起附和慈禧,极力主战。

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

上午会议时,刚毅建议招募义和团,攻打使馆。

徐桐建议,知照各国公使,请其出京,如果不从则以武力手段解决。此建议得到慈禧许可,遂起草“限二十四小时内出京”的照会。此照会,是对西方各国强索大沽口炮台最后通牒之反击。

当日气氛紧张,特加调护卫守卫宫墙,中午所有大臣留在御膳房吃饭。

下午会议,决定由许景澄将照会送交十一国公使馆。

许景澄出发前,光绪下座紧握住他的手,哭着叮咛道:“要好好商量。”许景澄也放声大哭。

慈禧怒斥道:“皇帝放手,不要误事。”

内阁学士联元头上汗水直冒,哭着建议不要和十一国开战。又建议,法国是在华天主教的保护国,可以单独向法国宣战,但无效。

许景澄

下午四点,十二份照会被分别送交十一国公使及总税务司赫德。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前往总理衙门交涉的路上被杀。

下午三时四十分,在最后限期前二十分钟,清军与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使馆。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了与西方一决雌雄的宣战诏书,并嘉奖义和团。

五月二十九日,当日,慈禧先召集满族大臣至仪鸾殿会商,此时光绪不在殿内。荣禄力主不可围攻使馆,慈禧则称已不能控制义和团,命荣禄退下,并由启秀将宣战诏书呈阅。随后在勤政殿内再次开会,光绪与汉大臣参与。光绪主张采纳荣禄建议,不要进攻使馆。袁昶列举了开战的诸多弊端,力争不可轻率言战。载漪怒骂袁昶为汉奸,并对慈禧说:“汉奸之言不可信”。

最终主战派占据了上风,发布了“宣战诏书”。宣战诏书出自湖南人萧荣爵之手,但外人以为是军机章京连文冲所拟。因义和团有以“乾”字为名,浙江人帮连文冲取了个外号“乾三先生”。

依照中国历来的观点,不论文臣武将,凡对外坚决主战者定会被视为民族英雄,主和者则被视作汉奸。但“战”的前提是能战,发动一场不能战的战役,所满足的只是那些充斥着理想主义与英雄情结者的虚荣心理,这种虚荣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当开战决议通过后,光绪痛哭道:“如此则数千万生灵必遭涂炭,三百年宗社必致不守”。开战之后,千万生灵果被涂炭,满清宗社十一年后也终于不守。

对西方各国宣战后,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陷落,裕禄败退北仓,京师震动。清政府急电东南各省督抚,令派兵进京勤王。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积极响应,从扬州率军北上。途经直隶景州时,李秉衡部下还参与了义和团围攻教堂的战事。据盛宣怀告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法国传教士一人,清国人信教者千人被杀。

七月初一(7月26日),被翁同龢赞为“良吏也,伟人也”的李秉衡抵达京师。自天津之败后,慈禧正彷徨间,闻李秉衡来京,大喜过望,三次召见,大力嘉奖。遂命李秉衡统率江西、山西、山东、江苏四省援军出战。李秉衡请义和团数千名助战,义和团持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等宝物跃然出京,准备歼灭八国联军。

出战前,在主战派支持下,李秉衡上奏,认为以袁昶、许景澄为首的京官与地方督抚李鸿章、刘坤一等遥相呼应,影响与洋人作战,请朝廷将之铲除。大学士徐桐对此奏极为满意,认为杀了这些汉奸,今后再无敢妄言者。徐桐夸赞道,杀汉奸“秉衡有力焉。”

七月初二,许景澄、袁昶被捕。七月初三,以光绪名义起草的上谕发出,令不必审讯,将二人处死。杀许、袁二人的上谕,出自启秀之手,启秀对此颇是得意,“自负大手笔”。旨意下来后,刑部尚书赵舒翘高坐堂上,命将二人从狱中提出。至刑部大堂后,许景澄闭目无一语,袁昶则怒骂赵舒翘。赵舒翘面红耳赤,命左右迅速将二人帮赴刑场。

行刑时,由徐桐的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监斩。杀许、袁当日,荣禄再三恳求慈禧收回成命。慈禧让他退出去,“荣相退而复进,长跪乞恩。皇太后怒曰:汝亦不遵旨乎?”荣禄无奈,只能退出。

杀袁、徐二人,载漪的目的是警告东南督抚及京师内主和派。袁、徐被杀后,从广东出发北上,已到上海的李鸿章大为惊愕,遂向清廷请假二十天在沪养病。京师内部的主和派如庆亲王奕劻等人,也不敢再言和。

慈禧同意杀袁、许二人,实因二人犯了慈禧大忌。在御前会议上,光绪与许、袁等人极力主和,光绪甚至拉着许景澄的手哭成一团,这让慈禧又惊又怒。戊戌政变后,慈禧最忧虑的就是光绪在“帝党”支持下重新执政。袁、许二人不是光绪党羽,尚与光绪连成一气,如果不严加打击,“帝党”势力岂不更加猖獗。袁、许二人,实乃“大阿哥党”与慈禧联手所杀。

许景澄是浙江嘉兴人,袁昶是浙江桐庐人,二人于1867年同科中举。此年浙江乡试副考官是张之洞,是故二人都将张之洞视为座师,彼此关系良好。许景澄深谙时事,曾担任驻外多国公使,并接收过“定远”、“镇远”等军舰。在海外多年的许景澄,细心考察各国军事,为中国海军建设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他曾根据中国海军实际情况,从英国订购海军军舰,壮大北洋水师。归国之后,在与俄国的领土谈判中,许景澄有力捍卫了中国利益。

袁昶虽从未到过国外,但他思想开明,主张根据中国国情学习西方。戊戌变法期间,他上万言书,提出系列变法主张。其中一些主张如官制改革、财政改革、练兵等,切中时弊,被光绪采纳。许、袁二人均为当世良臣,国家栋梁,惜被保守派所杀。

军机大臣王文韶因为反对开战,也被主战派列入了铲除的名单。军机章京高树、裕小鹏在军机处中,见王文韶却是喜笑颜开,出语诙谐,毫无忧虑之态。二人很是狐疑,裕小鹏道:“此公现有不测之祸,何以风采焕然,毫无惧色,岂此公不知耶?”

后来二人才知道,王文韶上了个奏折,先是大谈不宜围攻使馆,末了笔锋一转,又称:“如以臣为荒谬,臣亦不敢胶执己见。”端王载漪初看奏折时大怒,认为当杀王文韶,看到最后一句时,也就不和他计较了。由此高树、裕小鹏对王文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认为他不愧“水晶灯笼、油浸枇杷”之名。

七月十四日(8月8日),李秉衡在通州城外迎战八国联军,所部数万。

出京师之后所看到的一幕幕景象,却让李秉衡目瞪口呆。他沿途所见到的都是从天津、北仓败退下来的清军,“军队数万,充塞道涂”。这些装备着新式步枪的士兵,“见敌辄溃,实未一战”。李秉衡从少年时就历经战阵,老于战事。但此次清军之溃败,让他不由哀叹,“实所未见!”而李秉衡所依赖的义和团和勤王军,在洋人的枪炮下,能发挥神力么?

当日,李秉衡军与八国联军交锋,清军一触即溃,退守马头镇。

七月十六日,马头镇失守,再退张家湾,此时败局已定。极力主战的他难以接受惨败的结局,次日,七十岁的李秉衡吞金自杀。

七月十七日,李秉衡自杀当日,清廷又杀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三人。谕旨称:“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人参劾,声明甚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内阁学士联元,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厥罪惟均。已革户部尚书立山,平日语多暧昧,动辄离间。该大臣受恩深重,尤为丧尽天良,如不严惩,如何整饬朝纲。徐用仪、联元、立山均着即行正法。”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囚瀛台,冬令时节,无以御寒。时立山任内务府大臣,为光绪置一屏风挡寒气。慈禧知道后大怒,召立山问罪,并令太监掌立山耳光。立山道:“还是我自己打吧。”遂自掌耳光,至双颊红肿,慈禧方才罢休。

联元被杀也与光绪有关。光绪被囚瀛台后,处境艰难,外界又风传光绪病危,联元对此颇为不平。一次联元被慈禧召见,召见毕,慈禧起身欲行。联元突然站起来拦在慈禧面前道:“皇上当保全。”

慈禧一听就破口大骂:“皇上当保全,汝不当保全耶?”

联元口吃,被慈禧一骂竟无语以对。

徐用仪时年七十九,他为官四十年,历来小心谨慎,时人评说他有冯道之风。不想此次徐用仪锐志明向,铁骨峥嵘,坚决反战。袁昶、许景澄被杀后,徐用仪做好了赴死准备,在家书中写道:“以老年而处此危地,生死在所不计,只可听之于天。”后世史书之中,谁能说他是冯道?

此次战和之议,立山、联元、徐用仪等与光绪极力主和,遭致慈禧疑忌,“大阿哥党”痛恨,此被杀之因。

半月内连杀重臣五人,为有清一代,前所未有,一时震动朝野。庚子年被杀五大臣中,袁昶是浙江桐庐人、许景澄是浙江嘉兴人、徐用仪是浙江海盐人,被赞誉为“浙江三忠”。

载漪、刚毅等还不肯罢休,又上奏弹劾洋务派重臣李鸿章等十五人,奏请“即行正法”,此奏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而作罢。杀徐用仪等人之前,荣禄曾请徐桐找慈禧说情,徐桐道:“我曾弹劾徐用仪,怎能为他说情?且诛杀此等内奸,可以肃清朝廷,岂不正好。”

七月十八日。刚毅接替李秉衡帮办武卫军事务。载漪、载澜主张收拾残兵,背城决一死战。刚毅则主张逃西安。载澜跳起来大骂刚毅:“我等误听汝言。今后身家难保,我此时有刀,定与汝拼命矣。”载澜骂着还不过瘾,冲过去准备抽刚毅耳光,刚毅“飞奔逃去”。

杀五大臣前,联军已攻破天津。杀五大臣后,联军在通州城外击败了李秉衡。载漪、刚毅等人怆惶失措,开始紧急布置北京的防御。

军机处在西安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联军于夜间攻城,董福祥与载漪联合阻敌,争取时间让两宫出走。城外密集的枪声响了一夜,枪弹飞过的声音像是夜间猫儿嘶叫一般,吵得深宫中的慈禧一夜无眠。当夜载澜作为军机值夜班,得悉联军攻城后,便急忙入宫禀报。

七月二十一日,天未明,慈禧早早起床。梳妆时,突然看到帘子外一个人跪着,一看,原来是过来报讯的载澜。载澜颤抖着奏报:“洋兵已入城,老佛爷快走。”

慈禧急问:“皇帝在哪?”

载澜道:“在殿上行礼呢,已着人通报了!”

一身礼服的光绪正持香准备行祭祀礼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叫:“皇帝。”一看,却是慈禧。慈禧道:“洋兵入城了,我们快走!”

光绪一听着了慌,撒腿就要跟慈禧逃。慈禧对于逃跑倒是有经验,1860年就已经逃过一次了。慈禧对光绪道:“你这样服色哪里好走出去,快把朝珠缨帽一起儿扔了。娘儿两就此一同出走。”

出逃前,慈禧将宫中嫔妃集合,解释因事态紧急,众人暂时不必同行。

珍妃跪请慈禧云:“皇上不必西行,应请圣驾在京,裁度议和各事。”

慈禧听了后,当场大发雷霆,令将珍妃推入井中处死。光绪求情,慈禧不肯,云:“我事甚迫,谁肯多废闲话。尔等仍遵前命,将珍妃处死。”

盖珍妃之死,实触慈禧大忌。对慈禧而言,她最重视的乃是手中的权力。戊戌政变后,慈禧从光绪手中收回了权力。如果将光绪留在北京,西方各国必然鼎力支持他,东南各省督抚向来也倾向于光绪,必然要借此机会拥戴光绪重掌权力,那么慈禧只能黯然淡出政治舞台。而一旦光绪再掌权力,珍妃必定能改善处境。在狼狈不堪,正准备出逃之际,突然听到珍妃此建议,慈禧勃然大怒。也正因为是在仓促狼狈与勃然大怒之中,所以才不依清宫规制,草草将她投入井中处死。珍妃死时,年方二十五岁。

如果依照珍妃建议,将光绪留在北京,既可以及时收拾局面,不至出现联军入京后的混乱不堪。且在与西方各国议和时,能被各国所接受的光绪,必可减少各国要价。慈禧出于一己之私,不准光绪留京。而当此风云变幻之机,珍妃挺身而出,请将光绪留下,勇气堪嘉。

载澜安排的骡车已在宫门等候,慈禧改梳汉头,着蓝布大褂如乡间农妇。光绪则穿青纱便衣,与平民同,拿了个赤金水烟袋,神色沮丧,仓猝出宫。乘车出西直门时,天下着细雨,更让出逃者心意凄凉。

出逃的最初三日,没有携带被褥,无替换衣服,也无热饭吃。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却发现有井而没有汲水桶,或井内有人头。不得已之下,慈禧与光绪一起嚼秫秸杆解渴。一路上慈禧和光绪坐在车内的一个冷板凳上,冻得牙关发抖,为了逃命,只能忍受。

出逃时,一起同行的军机章京有鲍心增、来秀、文徵等人。此年直隶各地丰收,因为闹义和团,庄稼多数没有收割,遍地都是杂粮瓜菜,随行人员亲自下地讨生活,寻觅食物。

七月二十三日,大雨弥漫,天色越发灰暗,天气也日益寒冷,塞外的冷空气密密地压来,空气之中涌动着不安的气息,怀来知县吴永正为自己的命运而犯愁。

直隶地方上只有定兴知县罗正钧与怀来知县吴永,力主惩办义和团。直隶布政使廷雍倾向于义和团,为此将罗正钧给撤职。吴永是曾纪泽的女婿,属于有背景的人,廷雍不敢直接将他拿下。

廷雍设计,将吴永与威县知县孙毓琇对调。孙毓琇是主战派大臣李秉衡的女婿,所在的威县比较偏僻,比不上怀来,是故乐意前来。此举一举两得,既可以讨好李秉衡,又可以打发走吴永,表面上无任何争议。

廷雍暗藏的杀招则是,此时直隶地方的主要交通要道已被义和团控制,来往官吏都要接受测试,判断是不是“二毛子”。怀来地方上的义和团对吴永是恨之入骨,依赖于当地士绅的保护,吴永才未被杀。一旦出了怀来城,恐未至居庸关即遭毒手。吴永想起即将到来的厄运,心中苦闷无比,只觉得自己是釜底游鱼,煎糜在即,只能借酒浇愁,过一天是一天。

怀来的城门除了西门,其余均被义和团堵死。吴永被困在城内,来往的公文都由义和团查阅之后交给他。此日吴永突然收到义和团送来的紧急公文,心道此时来函必然不是好事。打开一看,却是延庆州发来的公文,一张粗纸上简略地写着,准备“皇太后、皇上满汉全席一桌,庆王、礼王、端王等各一品锅”,“随驾官员亲兵,不知多少,应多准备食物粮草”。

吴永看了一时惶然,怎么皇太后、皇上突然就到了怀来附近?与幕僚仔细查看后,吴永确定公文是延庆州知州的手笔。这纸突然到来的公文,对吴永来说不啻是绝地逢生,他记述了当时的心情:“真可谓太阳一照,万煞全消,八面罗网同时并脱矣。”

吴永测算了下时间、路程,预计明日一行人将走到榆林堡。榆林堡是个集市,距怀来县城二十五里。榆林堡设有驿站,配有几名工作人员,吴用当即决定先派一人携带锅灶及蔬菜果味,连夜出城,到榆林堡做好准备。此后又派了名厨师,用两头驴子装了食物前去榆林堡。

到了夜间,吴永出城准备前往榆林堡。义和团头领将他拦住,询问他出城何事。吴永道:“前往迎接太后、皇上。”

首领厉声道:“他们皆已逃走,不配称为太后、皇上。”

吴永反驳:“皇上巡狩,全国以内皆可行。如我为知县,私行出境,始可谓之逃走。若下本县各乡办公,亦可谓之逃走乎?”

头领听了大怒:“此乃二毛子口气,应当宰了。”

吴永看着情势不妙,掉头就逃回衙门,义和团尾随追赶。到了衙门,吴永命令护卫做好准备,有敢闯入者立即开枪。义和团一看他玩狠,暂时不敢杀进来,吴永也出不去。

这样僵持着,吴永怕耽搁了接驾大事,他有个侄子与义和团大师兄相熟,就自告奋勇出去劝说,却被打了回来。吴永衙门内有马勇二十名,都装备有枪械,当即下令挑选八人,荷枪实弹,准备明日从西门杀出去,如果有敢阻拦者,格杀弗论。

吴永又安排城内绅商将东门挖开,填平道路,迎接圣驾。正忙的不可开交之时,此前派出去的厨师在路上被散兵给打伤右臂,狼狈逃回,两头驴子被抢走,菜肴都丢光。吴永又命厨师宰了三头猪,治办宴席,忙了一夜,方才粗粗搞定。

一早吴永带了八名马勇出城,却发现义和团都已散尽。原来义和团在吴永衙门里安插了耳目,探听到皇太后、皇上真的要来后,义和团害怕被屠戮,当夜逃散一空,红布红衣散了遍地。

出城之后,大雨如注,淋漓遍体。待雨稍停之后,吴永看到对面有一辆马车迎面而来,还有一骑作为前导。吴永闪在一边让路时,骑马者过来问道:“来的是怀来县令吗?”

吴永赶紧回复是。骑马者道:“此即军机赵大人。”原来马车里是先行探路的军机大臣赵舒翘。

吴永要下马行礼,赵舒翘在掀开帘子让他不必行礼,又问前方有无馆舍。

吴永赶紧回复,早已做了准备,只是怕不周到。

赵舒翘叹道:“有住的地方就好了,两宫饥寒已两日夜,情状极困苦。”

吴永将接慈禧一行接到榆林堡后,却发现当地居民早已逃散尽,驿站中只剩下驿丁一人。原先准备的菜肴都被乱兵抢走,驿站中只剩下一大锅绿豆小米粥,这还是驿丁苦苦哀求,称是接驾用的,才侥幸保存了下来。吴永当即下令八名马勇荷枪实弹,保护好这锅粥。

慈禧安定下来后,把吴永找过去说了一通苦,随即询问有没有饮食。听吴永说有小米绿豆粥之后,慈禧大喜:“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

吴永装了碗小米粥,却发现没有筷子,所幸吴永身上带有小刀牙筷,赶紧擦干净送了上去。其余人都没有筷子,慈禧就让折了秫秸杆代替。能吃上绿豆粥的,都是亲王与贴身太监,跟着出逃的军机章京们只能挨饿。慈禧吃了粥后,还不满足,问吴永有无鸡蛋。

吴永亲自去集市内挨家挨户寻找,总算找出五枚鸡蛋,自己取水点火煮熟了送进去。不久李莲英出来夸奖道:“老佛爷狠受用,所进五卵,竟食其二。余二枚赏给万岁爷。”

在寒风大雨中,坐冷板凳逃了三天的慈禧、光绪又冷又饿。一锅热呼呼的粥,再加上吴永亲自寻找到的鸡蛋,让慈禧顿时恢复了热量。到了怀来县城之后,吴永又翻出几件厚衣服进献给衣着单薄的两宫,此时两宫才稍有点体面。

慈禧的弟弟桂祥有鸦片瘾,扈从慈禧出京以来,一路疲于奔命,也没顾得上吸鸦片。到了怀来,随从偶尔提及,桂祥这才想起竟然三天没有抽鸦片,当即全身瘫痪昏迷,醒来后狠狠吸了一顿后方才振作。

七月二十四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追了上来,随身携有军饷五万两。吴永与刚毅、赵舒翘两名军机大臣聊天时,发现二人对岑春煊都极为不满。赵舒翘挖苦讽刺了一通岑春煊后,突然对吴永道:“我与你商量一事。今天要发廷寄,但军机大臣印信尚未携带,拟借你的县印一用如何?”

吴永还没回复,刚毅道:“这事不妥,向来借印要平行衙门才符合体制,县印太不称。”

赵舒翘笑道:“老头,此何等时势?有县印可借已是万幸,哪里还讲什么体制啊?你要知道在这道路中,任何部院官防印信,都比不上怀来县印有价值。要平行印信,庄亲王带了步军统领的,倒是可以借用。但恐怕驿站不会重视,反而耽搁。”

言罢对吴永道:“你不要信老头的话,尽管办去。”

吴永回衙门后,当即在白纸上盖了十个印,交给赵舒翘禀封。赵舒翘将发给陕西、山西两省巡抚的廷寄,命军机章京鲍心增填写好后,立即发送。

处理好借印的事,吴永回到衙门屁股还没坐热,突然有人来报,军机大臣王文韶到了。

却说慈禧出逃后,王文韶去军机处取了大印,带了儿子追了三天,总算追上。

王文韶与吴永是浙江同乡,彼此相熟,进了衙门也不客气,直接要吃要喝。吴永立刻让厨师做了鸡蛋数枚,装了一竹篮饭,弄了几盘泡菜。王文韶父子饿急了,狼吞虎咽,吃的无比甜美。吃完后准备倒头就睡,也不去找慈禧请安了。吴永走到门外时,躺在床上的王文韶想起一事,喊住他道:“你帮我代转告下,军机处大印我带来了。”

王文韶休息好了之后,去见慈禧。慈禧看王文韶七十一岁高龄,却不顾危险,追随自己共患难,感动的涕泪纵横,当即解下一块佩玉赏给他。后来王文韶请人鉴定,才知道这块佩玉是玉中之王“脱胎”。玉先随尸体入葬数百年,出土后再佩戴在人身上,再入土,再出土,如是几百年才能形成。王文韶死后,这块玉也随他一起下葬,至文革期间,王文韶墓地被挖掘破坏,此块玉下落不明。

到七月二十五日,小小怀来已是人头攒动,到处是达官显贵,宫女太监,扈从士兵。为了这些人的吃穿住,吴永忙的焦头烂额,因为走路过于频繁,一双鞋子也磨破了。

当日傍晚,吴永收到军机处字条一张,命吴永办理前路粮台。吴永看了大为错愕,就去找王文韶,以地方上不安宁,要留下保护民众为由推辞。王文韶听了吴永的说辞后嗤之以鼻,认为吴永不过是找借口逃避,又道:“似天下决无真为百姓计较之官者。”王文韶这句话,倒是真话。

吴永无奈之下,只能受命,跟着慈禧一行前往西安。可沿路筹备粮草,吴永手中无钱无人,叫苦不迭之时,突然想起岑春煊随身带了五万两银子。吴永遂通过庆亲王奕劻,找到慈禧,请任命岑春煊为督办粮台。

慈禧刚吸足水烟,沉思良久道:“尔这主意很好,明晨即下旨意。”

随后慈禧又夸奖了吴永一番,表示不日将有恩典,又道:“尔之厨子周福,很会烹调,方才所食面条甚佳,炒肉丝亦甚得味。我意欲携之随行,不知汝愿意否?”

皇太后看上自己的厨子,吴永高兴还来不及,立刻表示同意。到了傍晚,太监过来告诉吴永,周福赏六品顶戴。周福真是有福,在这兵荒马乱之际,靠着一手厨艺,竟然能平步青云。

二十六日,王文韶突然将吴永叫了过去,训斥他道:“你保岑春煊当督办,应该和我们商量,怎么能自行上奏?岑春煊这人野性尚未退净,办不了大事,将来不知闹出多少笑话,让你受累。你引鬼入门,将来有事不要找我,我绝不过问。”

吴永顿时愕然,不想自己无意中开罪了军机大臣。虽然是在逃亡的路上,可推荐重要官职的人事权,仍属于军机大臣的职责范围。吴永径自去早慈禧推荐岑春煊,逾越权限,导致军机大臣不快。此时众人尚未安顿下来,军机大臣也没与吴永多计较。

两宫继途经山西,在太原停留一个多月。吴永协同岑春煊负责沿途的粮草事宜,岑春煊骄横过人,吴永屡屡被他训斥。在太原行宫时,二人为了琐事发生口角,岑春煊一把揪住吴永衣襟准备揍他。吴永大叫:“此宫门,尔敢无礼耶。”岑春煊这才放手,此后视吴永为眼中刺,非除去他不可。

王文韶得知二人的矛盾后,将吴永找过去取笑道 :“我早知道岑春煊必与你捣乱,你是咎由自取,我早就声明过不管你们的事。”

在太原休息一个月之后,两宫继续西行前往西安。

庚子年九月初四(10月26日),慈禧一行到达西安。当日西安暴雨,无数民众在雨中跪着“接驾”。正在西安府中学堂读书的于右任,与老师同学们一起在雨中跪了一个多小时,心中愤恨不已。

为了迎接慈禧、光绪的到来,陕西官方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是准备将陕西巡抚衙门用作行宫,并占用了旁边的陕西中学堂。至慈禧入陕西时,仍未竣工。此时陕甘总督已搬往兰州,总督衙门空着,就紧急装修,用作行宫。慈禧到达西安后,嫌总督衙门房屋太少,仍住在巡抚衙门。

修缮行宫,一个月就花去了二十九万两白银,看着慈禧给陕西带来了这么大的负担,正在读中学堂的于右任愤懑不已,写信给升任陕西巡抚的岑春煊,请杀掉慈禧,重新推行“新政”。所幸信被同学王炳灵发现,苦劝之下,此信方未发出,不然以后的民国政坛又少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了。

到了西安,慈禧每日膳食费二百两银子,慈禧自云:“向来在京膳费,何止几倍!今可谓省用矣。”光绪则素食,爱吃豆芽菜。在慈禧看来,西安的膳食已是相当节省,可该有的都有,规格也不输给在京师时。“御膳房”设荤局、素局、饭局、菜局、粥局、茶局、酪局、点心局等多种,每局厨司多者有十数人,各种菜点一应俱全。

此年陕西遭遇灾害,各地灾民无以下炊,遂在年底涌入西安,包围行宫请愿。到了西安的军机大臣荣禄出面向灾民发言,加以劝阻。灾民将荣禄层层包围,要求面见太后与皇帝,陈述民间疾苦。经粮管唐承烈好言相劝,民众方才散去。慈禧闻知此事后,连忙下令开设粥厂,赈济灾民,安抚人心。

此年闰八月,载漪退出军机处,以鹿传霖替补。

庚子年,鹿传霖担任江苏巡抚,一方面,他认为义和团不可用,主张加以剿灭。另一方面,对列强又持主战态度。当两宫被迫“西巡”时期,鹿传霖亲自带兵北上勤王,进而力奏于西安建立新都,以补救时局。

据云鹿传霖老家的族人都被义和团杀光。鹿传霖在江苏听到消息后嚎啕大哭,带了军队借口进京勤王,准备顺道返乡报仇。到了河北定兴老家,却看到举族安然无恙,遂按兵不动,成为笑柄。鹿传霖自号“迂叟”,这种事情倒也不是干不出来。鹿传霖回乡报仇不成,看着慈禧到了西安,就转而带兵前去西安勤王。

对于鹿传霖的忠心,慈禧大为满意,将其调入军机处担任大臣。鹿传霖入军机处,让主和派却是吃惊,张謇惊呼:“刚(毅)、赵(舒翘)交部议处,似有转机。然闻鹿传霖亦入军机处,是又一刚(毅)也,可危。”鹿传霖到了西安之后,果然不服,建议慈禧迁都再战。

老臣王文韶跟着慈禧跑到了西安,慈禧对他是感激不尽,患难见真情。为了表达谢意,慈禧甚至亲手制作玫瑰藕粉,赏给王文韶品尝。王文韶除了叩头之外,想不出其他表达感激的办法。此时军机大臣被召见时,王文韶遇事不置可否,耳朵又不好,鹿传霖则附和荣禄,凡事都由荣禄说了算。

三名大臣上朝时,王文韶白发苍苍,面目清瘦,走路吃力。荣禄头发已白,面色萎黄,腿病严重,走路不稳,鹿传霖歪着脖子,面部浮肿,看上去如同干瘪葫芦,军机大臣都是奇形怪状。年迈之后,鹿传霖肝火极旺,与人一言不合,则拍桌子狂呼,声嘶力竭也不顾。有侍郎拜会鹿传霖后道:“鹿军机人瘦的不成模样,咳两声嗽,倒是清华朗润,看起来可以再活个一年半载。”不想他入军机处之后,一干十年,活到了1910年。

再说荣禄,八国联军入京之后,他逃到保定后坐卧不安,到底他是围攻各国使馆的最高指挥官,而联军也在逐步准备攻打保定。闰八月十三,他突然接到慈禧通知,命他去西安当差。荣禄当机立断,将保定的防务移交给直隶布政使廷雍,自己立刻前往西安。九月二十日,荣禄抵达西安。此时在京议和的李鸿章、奕劻帮助荣禄辩护,使得各国放弃惩罚他的要求。经历了此场变乱,荣禄更恨刚毅等主战派,“恨此辈甚于恨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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