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当国：慈禧太后与晚清五十年（出版书）》
作者：金满楼
内容简介：
该书以慈禧太后执政近五十年的历程为主线，通过同治、光绪两朝重大历史事件，展现其以妻子、母亲、女性三重身份管理帝国的特殊轨迹，涉及戊戌变法等晚清政局更迭。作者采用平民史观立场，结合正史与野史重构慈禧统治时期的政治决策，包含光绪帝悲剧、袁世凯崛起等史实，揭示紫禁城权力博弈与新政尝试的转折过程。通过史料编织展现清帝国在新旧交替时代的覆灭轨迹。全书章节涵盖《危机时刻，初握权柄》等历史场景，部分内容涉及光绪死因考据及慈禧临终遗言。
目录
引言
初握权柄
走进深宫的小女人
母以子贵是女人的至尊法宝
生逢乱世，咸丰的日子也不好过
性格决定命运，懿贵妃崭露头角
热河西狩，携妻带子大逃亡
“苦命天子”终于走到了尽头
八大臣辅政：咸丰的临终安排
初次交手：“肃老六”也是个强人
名不正则言不顺，皇权是最大的本钱
小叔子出马，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家人
叔嫂密会，惊雷成于无声处
好女不跟男斗，两宫太后忍气吞声
人缘不好，可是杀头的大问题
遗诏不是尚方宝剑，教条主义害人害己
垂帘听政，总算是如愿以偿
太后垂帘
论功行赏，新班子得有新气象
杀猴儆鸡，要杀就杀一品大员
重用汉人，识时务者为俊杰
搞洋务，需要的不仅仅是魄力
敲山震虎，慈禧羞辱议政王
诛杀安德海，太后头上敢动土
皇上不争气，当妈的也够失败的
同治新婚亲政，为何郁闷无边
重修圆明园，各有各的打算
叔侄闹翻天，顽劣皇帝胡搞一气
同治一命归天，慈禧又到伤心处
皇位继承成了一大难题
御史尸谏，挑战太后的绝对权威
翻云覆雨
儿皇帝的成长，好一段心酸路
慈安深宫暴卒，又一桩千古疑案
清流为我所用，玩弄股掌之间
甲申政潮，恭亲王奕訢出局
战和不定，中法勉强打个平手
新班子上任，一蟹不如一蟹
瞒天过海，要舰队还是颐和园
退居幕后，大事还得太后说了算
转折年代
六十大寿，看来是无福消受
奇耻大辱，甲午战败饱受创伤
变法引发危机，书生想搞政变
软禁皇帝，实在是轻而易举
乙亥建储，惹出天大的麻烦
义和拳进京，局势全面失控
对列强宣战，其实是百年误传
围攻使馆，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八国联军来了，慈禧太后跑了
庚子西狩大吃苦头，方知黎民困苦
新政迷惘
国将不国，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机构大调整，模样大翻新
大练新军，一切从头开始
五大臣出洋，出门就挨炸
立宪一本万利，老太后有所动心
廷前相争，预备立宪先行上马
责任内阁背后的各方大斗法
丁未政潮，强人与强人较量
立宪路线图，看起来很美
光绪含恨而终，太后紧随而后
难思量，又到临终授位时
风光大葬，难掩落寞沧桑
小皇帝三岁登基，大清国三年而亡
余论：慈禧太后的生平、智慧与挣扎
后记
附录
参考书目
引言
1907年春，张謇北上入京，受到清廷的热情招待。张謇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状元，其在科考一举登顶后，由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仕途，继而成为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清末新政后，张謇开始积极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其曾于1901年写就一份两万字的《变法平议》广为传发；1904年年初，从日本访学回国的张謇又组织编印了《日本宪法》，此书传入内廷后，得到慈禧太后的好评，她在召见枢臣时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对于张謇这种在野而有功名、无官而有名望的社会精英，清廷方面也相当重视。1904年3月，清廷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头等顾问官。鉴于对自己经营实业有利，张謇接受了这个新制下的官衔。1905年日俄战争后，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乃是“立宪、专制之胜负”，此后开始为推进立宪制而积极努力。
这一次，慈禧太后也希望从这位“在野的状元”那里获得一些真实有效的反馈信息和有益建言。据张謇的回忆，慈禧太后“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而张謇直言当前官制混乱、行政效率低下，特别是推行新政后，税收加重、官吏盘剥、民间怨声载道等世情。之后，张謇又提及学生对国内官员腐败和宪政进程不满，民心涣散，革命潮起，情势十分危急。慈禧太后听后，不禁失声痛哭。
据说，张謇曾直面慈禧太后：“改革是真还是假？”
慈禧太后听后愕然：“因为国家形势不好才着手改良，改革还有真假不成？”在昔日的状元郎面前，年事已高的慈禧太后也难掩心力交瘁：“我久不闻汝言，政事败坏如此。你可以问问皇上，现在召对臣工，不论大小，甚至连县官也时常召见，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语以求激发天良，要求他们认真办事？万不料全无感动！”
平心而论，慈禧太后在庚子年后没有阻挠过新政，说她态度积极也不为过。但从鸦片战争开始，清廷的历史欠账太多，庚子国变更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庚子年后，革命潮起，当改革与革命相竞赛时，不改革则中国必亡；改革，清廷也难逃覆亡的命运。
作为清末新政与立宪的掌舵者，慈禧太后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她所能做的，仅仅是力保清廷不堕于其生前。但在坚硬的改革困境与纷乱的利益之争面前，在改良与革命的双重催逼下，已步入晚年的慈禧太后内心极度矛盾和焦灼，越往后越感到力不从心。
1907年7月，光复会成员、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刺杀上司安徽巡抚恩铭，一个四品官员成为革命党并刺杀二品大员，清廷一时为之大震。清末官员、后来的藏书家陶湘在写给盛宣怀的个人书信中即说：“皖事出后，慈圣痛哭，从此心灰意懒，得乐且乐。近闻日俄联盟为最紧要之问题，领袖（指奕）两次请单召，均未允。辞云：‘天气酷暑，王爷亦宜节劳’等语，所以领袖亦浩然长叹。”
此时，对清廷前途感到无比担忧的慈禧太后也顿感无力，正如其宠幸的大臣岑春煊在日后回忆时说的，“太后晚年，锐气尽消，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以及身不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所谓“期以及身不变而已”，不过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只求生前天下不要大乱而已矣。
1908年11月14日，久病的光绪皇帝于孤寂中驾崩离世。次日，74岁的慈禧太后也随之而亡。慈禧太后的时代最终画上了并不圆满的句号。
三年后，张謇再次来到京城与摄政王载沣、庆亲王奕及那桐、载泽等轮番会面，劝说朝廷速行立宪。但这一次，张謇收获的仍是失望。据其记载，张謇在会见中对内政外交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摄政王载沣只说了些“在外办事辛苦，名誉甚好，深为嘉慰”之类的客套话，此外毫无表示。张謇一片赤诚，全喷到了墙上。
在与庆亲王奕的会面中，张謇诚恳劝说道：“王处高位满溢之地，丁主少国疑之会，诚宜公诚虚受，惕厉忧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负祖业。”据张謇的描述，他这些话“语多而挚”，庆亲王也不由“掩面大哭”。但是，奕的哭与慈禧太后的泣，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1911年10月4日，张謇来到武昌出席湖北大维纱厂的开工典礼。盘桓数日后，张謇于10日晚登上“襄阳号”轮船准备返程。阴差阳错的是，“襄阳号”耽搁到晚上十点才开船。很多年后，张謇仍清楚地记得：“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
张謇所看到的，不是其他，正是武昌起义的熊熊大火。
初握权柄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慈禧所生下的这个皇子，最后竟然成为皇位唯一的继承人。正因为这个非同寻常的机缘，慈禧才得以跻身最高权力的争夺之中，成为近半个世纪的“大清女皇”。这一切，在“名分天注定”的专制社会里，看似偶然，却都在必然之中。
走进深宫的小女人
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月初十，这天正值深秋，但已略带寒意。也就在这一天，京城某普通旗人官员的家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女婴呱呱坠地，她的出生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在二十多年后，她却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她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日后统治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她的出生在历史文献上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载。就连《清史稿》，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记录：“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徵女。”除此之外，并无“红光遍地、异香满屋”之类例行的异兆加以奉承。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荒诞。这段不该有的空白，在给历史学家们添了许多麻烦的同时，也让文人骚客们有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对慈禧入宫前的事迹，在正史付之阙如时，反倒是诸多野史稗乘做了极为生动有趣的描述。
《清光绪帝外传》中即说，慈禧的父亲曾任湖南副将，死于任上，极为穷困。慈禧与妹妹扶柩归丧，船过清江浦时，正好另一位副将也去世了，丧舟恰好就停在慈禧的船边。阴差阳错的是，清江县令吴棠派人给那位副将送丧礼三百两，差人却不慎将银子送到了慈禧的船上。差人回去复命时，吴棠发现弄错了，于是让人去要回那三百两银子。
这时，吴棠身边的一位幕僚说：“丧礼送出去了，再要回来恐怕不太好。何况，据说这船上女子是去京城参加选秀的满洲闺秀，这万一她被皇上选中，以后大富大贵，说不定对大人今后的仕途会大有帮助。”吴县令转念一想也是，这日后的机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犯不着为了三百两银子而惹下麻烦，于是将此事放下不提。
再说慈禧姐妹，这两人正是穷困潦倒之时，无意中得了三百两银子，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多年后，吴县令也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极大眷顾，从此飞黄腾达，最后做到督抚大员，自然不在话下。
这段记载固然生动且引用率很高，但并非历史事实。实际上，慈禧的父亲惠徵乃满洲镶蓝旗人，他并没有去湖南做过官，说他死在湖南任上显系杜撰。惠徵生于嘉庆十年（1805年），监生出身，他在吏部做了十几年的笔帖式（相当于秘书），是个默默无闻的一般公务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已经45岁的惠徵在当年京察中被列为一等并军机处记名，这才获得了道府的任职资格并于当年外放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1852年），惠徵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但在次年三月，太平军攻到了安徽境内，惠徵因携带饷银和印信逃避战乱而被夺官去职。羞愤之下，惠徵当年便病死于镇江。
从惠徵的履历来看，慈禧出生时其父正在京城任职，因此，慈禧出生在京城应该没有疑问。近年倒是流传这么个说法，说慈禧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是汉人之女，后来被潞安府知府买为丫头，由此被收为养女并参加选秀进入皇宫。持此说的人还举出慈禧喜欢吃长治县的黄小米、萝卜菜、爱唱山西民歌，甚至有慈禧给的书信残片、王氏家谱记载、慈禧生母墓等做佐证，这显然是胡乱攀亲的无稽之谈。
最能证明慈禧出生地的，是慈禧妹妹在咸丰五年（1855年）参加选秀的记录。这份档案现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杂件》第一二四七包中，其中有一张用大红纸写成的“排单”（当时选秀女的名单），当时关于慈禧妹妹是这样记载的：“镶蓝旗满洲，恩祥佐领下，原任道员惠徵之女，年十五岁，辛丑七月二十八日戌时生，纳（那）拉氏；原任员外郎吉郎阿之曾孙女，闲散景瑞之孙女；原任副都统惠显之外孙女；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
●年轻时期的慈禧太后
有清一朝，京师八旗都居住在皇城，劈柴胡同与当时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所在地阜城门内嘉寺胡同相距不远，而慈禧一家正属于镶蓝旗，住在这一带当无疑问。如此看来，上述档案文件所记录的“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即为慈禧的出生地，而慈禧其实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丫头。
说到选秀女，清廷规定后宫女子都要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八旗（含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中选秀女，通常是隔三年进行一次；另一种是从内务府三旗（清朝起家时由皇帝自领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也称“上三旗”）中的普通旗人家挑选秀女，每年进行一次。内务府三旗的选秀主要为宫中挑选宫女，按当时的规定，皇太后配有宫女12名，皇后10名，皇贵妃、贵妃各8名，妃、嫔各6名，贵人4名，常在3名，答应2名。这些在宫中服役的宫女，除个别被皇帝看中而升为妃嫔外，其他大都服役到25岁后放出宫外，自行婚嫁。
至于八旗的选秀，那就要严格多了，因为是为皇帝、皇子、皇孙和各亲王、郡王等王公物色的婚姻对象，并非所有旗人家庭的女子都可参加。按嘉庆年后的规定，参选家庭尚有在京和外任官员及文武职的区别，具体情况如下：在京为官的，文职须七品以上、武职须六品以上；外任官员则文职须五品以上、武职须三品以上。换言之，当时能参选的均为相当品级的旗人官员家庭女子，而且必须在13岁到17岁之间、身无残疾，方可备选。清廷之所以对选秀作出如此严格的规定，一来是为了保证满洲贵族血统的纯正与高贵，二来也是因为清宫中嫔妃（包括宫女）较前朝大大减少，“三千佳丽”的现象在清朝已不复见。
据记载，在应选之日，参加选秀的秀女们由神武门进至顺贞门外等候，然后由太监按名册顺序引入，通常是五人一排进行初选，初选中的还要再度进行复选。复选中被选中的秀女，优秀的留在皇宫成为后妃候选人，其余则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
由此看来，慈禧和妹妹都曾在选秀中通过复选，不过前者更胜一筹，其在咸丰元年（1851年）的选秀中脱颖而出，后留在皇宫并被封为“懿贵人”；慈禧的妹妹则在下一次选秀中未能选入皇宫而配给咸丰的七弟奕譞（后来的醇亲王）为福晋，她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名载湉，此即后来的光绪皇帝，这是后话。
一些小说笔记常说慈禧入宫初封“兰贵人”，甚至说“兰儿”是其乳名，实则不然。据慈禧家的后人称，慈禧的乳名实际上叫“杏儿姑”。“姑”是满人对未成年女子的通常称呼，而“杏儿”的名字则是因为其家中庭院种有几棵白杏树，慈禧的爷爷因此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杏贞”，小名“杏儿”，取义“忠贞”之意。至于慈禧为何会被称为“兰贵人”，或许是因为咸丰喜欢玉兰花，因此也给她附会了这样一个封号。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选秀是慈禧改变自己命运甚至主导晚清历史的第一步，这虽说是一种偶然，但冥冥之中又似有天意。由此，17岁的杏贞姑便进入皇宫，成为咸丰皇帝的侍妾“懿贵人”。好事归好事，皇宫一入深似海，这位从小就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官宦小姐，又将在宫中如何开始她的新生活呢？
母以子贵是女人的至尊法宝
按清朝的后妃制度，后宫位号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通常设皇后1人、皇贵妃1人、贵妃2人、妃4人、嫔6人，这5个级别是主位，而嫔以下的贵人、常在和答应都不是主位且不设人数限制，地位也远不如有正式封号的妃嫔。贵人、常在和答应这三个等级的庶妃不但没有专门的奉内管领，甚至连抚养自己孩子的权利都没有。
慈禧入宫后所封的“懿贵人”，当时只位于第六等，在后宫中显然有些毫不起眼。客观地说，慈禧没有高贵的血统，她不过是来自下五旗的镶蓝旗；她也没有显赫的家境，其父亲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中下层官员，并不为人所知。或许，慈禧“贵人”身份正好符合了她的出身，而这也意味着进宫后的慈禧必须接受现实，要想登上皇后的宝座相当渺茫。
事实上，咸丰元年的选秀主要也是为了册立皇后，因为咸丰的原配萨克达氏早在藩邸时（未登基前）即已去世。在慈禧之前进宫的，还有其他嫔妃如贞嫔、云嫔等。贞嫔和云嫔都是咸丰在藩邸时的侍妾，两人可谓占尽先机。特别是贞嫔钮祜禄氏（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咸丰帝登基后便立刻由贞嫔晋封为贵妃，连升两级；不久，钮祜禄氏更是直接被立为皇后，成为中宫之首。
相比而言，慈禧则要逊色很多，她花了两年时间才由贵人晋升为懿嫔，可见初入宫时并非那么一帆风顺。以慈禧争强好胜的天性，她对此当然不会满意。不过，慈禧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当时的妃子们（尤其是皇后）都未曾生得子嗣，这对咸丰乃至整个清廷来说可是件至关重要的事，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获得先手，那在未来的后宫竞争中无疑将占尽优势。
雍正朝后，清朝皇帝选定皇位继承人虽不限于嫡长子，但嫡子（皇后所生）和长子（年纪最大的儿子）终究能够占据地位和年龄的优势，也能得到皇帝更多的关注。慈禧心里也清楚，自己在短期内无法超越皇后钮祜禄氏，所以她希望能够抢在皇后和所有妃子前头为咸丰生下子嗣，这样就能迅速提升她的地位了。
但生育皇子这事，光着急是没有用的。咸丰二十岁即位，当了四五年皇帝仍旧没有子女，这在清朝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为这事，咸丰自己也很是烦恼，总以为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好在咸丰五年（1855年）时，他最宠爱的丽嫔怀孕生产，但让他很不高兴的是，生下的却是个女儿（即荣安固伦公主），于是咸丰本来答应的赏赐物品全部减半发给。
咸丰很着急，但慈禧比他更急，因为慈禧当时的身体也不太好，特别在妇科方面。据记载，年轻时的慈禧每遇经期，似乎都有月经不调、痛经等毛病，往往导致“腰腹胀痛，胸满呕逆”的症状。入宫两年后，这个病症似乎没有得到完全的好转。好在慈禧后来升为懿嫔，地位得到提高，各方面的待遇也有所改善。在太医的帮助下，慈禧得到了精心的调理，身体这才完全转好。
或许是天意，或者是自己的努力，慈禧终于获得了这份幸运。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慈禧怀孕。由于咸丰的子嗣不旺，慈禧的受孕很快受到整个后宫乃至咸丰的极大重视，当时御医随叫随到，接生嬷嬷也早早备齐，甚至连埋新生儿胎衣的喜坑都早早刨好。怀孕八个月后，咸丰特意令慈禧的生母进宫住宿，以便照顾自己女儿的第一次生产。
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新生儿清脆的哭声打破了皇宫昔日的宁静，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慈禧终于生下咸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皇子载淳。咸丰得知消息后，他在兴奋之余，饱蘸浓墨，亲笔写下“庶慰在天六年望，更钦率土万斯人”两句话，以表明他登基六年方得一子的激动之情。一般来说，清朝皇帝大都在二十岁前便有子嗣，咸丰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载淳出生后，已经26岁的咸丰总算是松了口气：不管这孩子今后如何，这大清的江山总算是香火可续，后继有人了！
慈禧生子有功，其地位的提升也像火箭飞升一般：就在生下载淳的当天，咸丰便下诏封慈禧为懿妃，当年十二月举行册封礼；一年后，慈禧由懿妃再次晋封为懿贵妃。由于皇后下面并无皇贵妃，因此，慈禧便成为后宫中仅次于皇后的第二人。由此可见，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母以子贵”绝不是一句空口白话。
●懿妃遇喜档
慈禧或许没有想到，载淳这个小娃娃的降生，竟然给她的命运带来了如此巨大的转折。就在生下载淳的第九个月，咸丰特旨准许慈禧回家省亲。听到这个消息，慈禧的家人又惊又喜；在慈禧回家的当天，就连整个胡同的人都倾巢而出，一睹当时的盛况。
这天早上，慈禧乘坐着华丽的轿子，在宫女和太监的搀扶下，回到了阔别好几年的家中。由于慈禧已经贵为皇妃并生下龙子，当时除慈禧的母亲和年长的亲戚外，家中的所有人都向慈禧下跪请安。随后，慈禧的家中大开宴席，慈禧也在席间和家人、亲戚交谈，尚没有什么皇妃的架子。家宴进行得热热闹闹，一直到傍晚时分，在太监的催促之下，慈禧才带着一行人依依不舍地返回皇宫。这一次省亲，也是慈禧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娘家，不过她的母亲可以经常去宫中看她。
遥想当年，慈禧曾祖父吉郎阿任户部银库员外郎时，因银库发生亏空而被罚赔补43200两银，因其已身故而改由其子景瑞（即慈禧祖父）减半赔补21600两银。由于未能如期赔足，景瑞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锒铛入狱，慈禧的父亲惠徵四处告贷，这才凑足了至少应赔六成的限额而将其父保出。由此可见，慈禧家当时何等窘困，而其入宫对这个家庭的翻身又是何等的重要。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慈禧所生下的这个皇子，最后竟然成为皇位唯一的继承人，这使得咸丰没有任何的选择余地，也使得雍正朝后设立的秘密建储制度失去了实施的意义。由此，慈禧即使当不上皇后，她最少也可以当上皇太后。正因为这个非同寻常的机缘，慈禧才得以跻身最高权力的争夺之中而成为近半个世纪的“大清女皇”。这一切，在“名分天注定”的专制社会里，看似偶然，却都在必然之中。
生逢乱世，咸丰的日子也不好过
咸丰本是道光皇帝的第四子，他承继皇位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一帆风顺。
道光本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特别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24岁的长子奕纬去世，这对道光的打击尤为重大。对于奕纬的突然死亡，官方只是简单地记载说，皇子奕纬于“道光十一年辛卯四月十二日未刻亡”，此外未做其他详细说明。由此，民间多有传言，说是因为奕纬对老师出言不逊，道光得知后，盛怒之下一脚踹去，不意正中奕纬下身，导致奕纬不治而亡。
奕纬死的那年，道光已经年近五十。老年丧子，加上次子、三子都早已夭折，此时的道光虽贵为至尊，在这个节骨眼上却膝下无子，难免心中发慌。也许老天爷看在道光皇帝一生节俭的份儿上，就在其绝望之时，皇四子奕詝（咸丰）和皇五子奕誴却在奕纬死后的一年中相继降生；两年后，皇六子奕訢也出世了，随后又有三个更小的皇子诞生（皇七子奕譞等）。
和康熙一样，晚年的道光皇帝为挑选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很是犯愁。在他的六个儿子中，后面三个年龄太小，当时可以不用考虑；而和咸丰同年出生的皇五子奕誴生性耿直，举止粗鲁，不拘礼节，一向不为道光所喜。后来，道光干脆将他过继给已去世八年而无后的三弟惇恪亲王绵恺，奕誴也由此被排除在皇位继承人的范围之外。
据说，皇五子奕誴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儿，他非但没有帝王之相，就连亲王的样子都没有。传闻，奕誴平日里最喜欢做的事便是混迹于街头巷尾，掺杂于市民之中，放浪形骸，甚至在盛夏之日手持大蒲扇，敞怀踞坐在什刹海边纳凉。相传这位爷的酒量极大，又好恶作剧。有一次，他请人来家吃饭，却不许人家夹菜吃，只准饮酒，谁要是受不了问他要饭吃，他就给人们吃特别准备好的韭菜馅包子，包子极为辛辣，难以下咽，目的就是以捉弄别人为乐。各种举止，实在是不成器。不过，这位耿直的爷在后来几次危机时刻却敢于仗义执言，所以也不能小瞧了他，这是后话。
●道光及他的儿子们
排除三个年幼的皇子和皇五子奕誴后，可选的继承人就剩下奕詝和奕訢兄弟二人。但是，这两兄弟让道光十分为难，一时难以取舍。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当立长子奕詝；可要说起相貌和聪明程度，弟弟奕訢则要更胜哥哥奕詝，而且奕詝还曾因为不慎落马而摔成骨折，成年后脚也有些跛，不良于行。不过，在老成稳重方面，奕詝则远胜过弟弟奕訢，其性格脾气倒有点道光皇帝的风格。
平心而论，道光对奕訢要偏心一点儿，据说他好几次都已经把奕訢的名字写进了立储的密匣子，准备立他为皇位继承人。但是，道光为人又十分传统，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奕詝是长子且无大过，如果废长立幼，似乎又不合通常的观念。因此，道光在晚年时也一直下不了决心，不知道该立谁为好。
在这敏感时期，奕詝和奕訢的师傅便在背后较上了劲，他们都想帮助自己的弟子在道光皇帝面前讨得欢心，以最终夺得皇位。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对老皇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带宗室子弟到南苑去打猎，杜受田在出发前就悄悄地给奕詝出主意：“阿哥等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自己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害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相争。这样说的话，一定能契合皇上心意。”奕詝听后，便依计行事。
后来打猎结束复命时，争强好胜的奕訢果然收获最多，而奕詝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见后，虽然表面不说，但心里都嘲笑奕詝无能。道光皇帝也觉得奇怪，他于是问奕詝这是怎么回事儿，奕詝便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听后心有所动，夸奖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道光的最后几年经常生病，身体日渐衰落。有一天，病重中的道光命人将奕詝和奕訢两兄弟召来，两人师傅得知后，立刻察觉到事情重大，很有可能是道光快不行了，将要对皇位继承人作一个选择，于是赶紧各自给弟子出主意。奕訢的师傅卓秉恬告诉奕訢，到时皇上问话时，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而奕詝的师傅杜受田知道自己的弟子嘴笨才拙，反应也不如奕訢，如果要论口才，肯定比不上奕訢，于是他跟奕詝说：“要是皇上说自己老病而将不久于此位、问起今后国策的话，阿哥你什么都不要说，只管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就可以了。”果不其然，两兄弟到后，道光问起自己百年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于是奕詝二话没说便上前抱着道光的腿痛哭，道光见后也很是感动，觉得奕詝果然至仁至孝，可做人君。
●道光帝立储诏
道光一朝，最为保守平庸，譬如其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即有句名言，叫“多磕头，少说话”，这便是当时的为官之道，也是道光朝的为政特征。要说道光为何最终选择了奕詝作为皇位继承人，一来是因为奕詝是长子；二来恐怕也是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奕詝的确有老爸道光皇帝的几分风采。
咸丰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本是风华正茂的好青年，但其运道也实在是差了点儿，从做上皇帝开始，他就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咸丰元年，也就是1851年，多年的弊政积重难返，到咸丰一上台便来了个总爆发。这一年，太平军从广西起事，随即席卷大江南北，不出三年便占据半壁江山，而其他义军也是纷纷蜂起，整个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种乱象，一直到咸丰死时也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正当清军与太平军激战之时，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兰考北岸的铜瓦厢决口，汹涌的黄河水一夜之间便将口门刷宽至七八十丈，泛滥的河水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极目所至，浩渺无涯，山东、河南等地很快便被冲成泽国，灾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更为可怕的是，黄河决口改道后引发了大规模的蝗灾，巨大的蝗群如乌云遮蔽了太阳，所到之处，往往将田地里的作物一扫而光，灾害波及十几个省。更为晦气的是，咸丰当政十年，竟然有七年闹蝗灾，实属历朝罕见。
咸丰本也是有志青年，他在执政之初也不是不想奋发有为，好好干一番宏伟事业。但是，他的热情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上台没多久，咸丰很快便发现天朝积弊已久，内乱外患，远非他一人之力可以挽回，后来也就心灰意冷，只顾沉湎于美酒和女色了。由于事事不顺心，咸丰常在宫中借酒浇愁，酒醉后又经常无端发怒，屡屡鞭笞他人出气，弄得他身边的宫女和太监一个个都叫苦不迭。
《清代野记》上说，咸丰初年，天下糜烂，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咸丰也就干脆破罐子破摔，每天以醇酒妇人自戕。当时有个雏伶叫朱莲芬的，在诸戏子中美貌第一，善唱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并写得一手好字。咸丰非常喜欢她，时不时传召进宫。不巧的是，朝廷中有个姓陆的御史也狎好朱莲芬，由于朱莲芬经常被咸丰召去，自己想见而不得见，于是怒而向咸丰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意思是皇上要勤于政事，不要成天想着玩乐云云。咸丰接折后看穿了陆御史的心思，大笑道：“陆老爷吃醋了！”随后，他还在奏折上扬扬得意地批道：“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过，咸丰倒也还算有自知之明，没有给陆御史加罪。
从各种记载来看，咸丰在艺术方面有一定的天赋，譬如他留下的几幅画作，都具有相当的功力。年轻时的咸丰还非常热衷于戏剧，他不仅喜欢看戏、听戏，而且还能亲自登台演唱。有野史说，某次老艺人陈金崔在热河行宫中教唱《闻铃》一戏时，戏文中“萧条凭生”的“凭”字唱念为上声，咸丰听后立刻纠正说，“凭”字应为去声。有意思的是，陈金崔不服咸丰的指导，他翻出旧的曲谱同咸丰争辩自己没错。咸丰一急之下，竟然不顾自己的皇帝身份而跟陈金崔辩论说，“旧谱固已误耳”（旧谱开始就是错的）。或者是受到咸丰的影响，慈禧也是终身爱看戏听戏。
可惜的是，艺术家碰到了坏时代，宋徽宗的悲剧再次在咸丰身上上演。咸丰在位期间，太平军横扫江南，久踞金陵，各地义军如捻军等也对清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还不算，英法两国这时也来添乱，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贸易特权，在1856年后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再次对中国挑起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让年轻而又不通夷务的咸丰感到焦头烂额，最终因为处理不当而导致战争一步步升级，英法联军从广州一路打到天津，并直逼京畿一带。
●咸丰画作《柏枝图》
内忧外患，一时俱来，此时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弯处。一方面，全球化时代扑面而来；另一方面，国际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和治国方略已经难以应付此时的危局。而此时，咸丰尚不满三十，又自幼长于深宫，以他的能力和经验，的确不足以挽救局面。如此，这皇帝可就成了高危职业——难办喽。
性格决定命运，懿贵妃崭露头角
咸丰的郁闷，可能与他身体不好有关。而导致他身体不好的，又与他经常沉湎于酒色有着直接的关系。据说，咸丰不但嗜酒，而且嗜色，他身边从不缺貌美如花的妃子，除皇后和慈禧外，光有案可查的便有丽妃他他拉氏（即原丽贵人）、婉嫔、玫嫔、祺嫔、吉贵人、禧贵人、庆贵人、容贵人、玉贵人等近20位嫔妃。大概是看得久了，咸丰对自己的那些嫔妃了无兴趣，他倒是对汉人女子特别是她们的小脚特别着迷，只可恨旗人女子个个是天足大脚丫，他这个十足的“莲癖”也只能望汉女之莲而兴叹。另外，由于清朝选妃仅限于旗人女子，也有野史说咸丰常在太监的掩护下微服出宫，四处游玩，并在圆明园的僻静之所偷藏“圆明园四春”，后来在后妃们的干涉下才作罢。此事虽说查无实据，却并非空穴来风。
除酒色过度外，咸丰的身体也的确患有宿病。据各种记载来看，咸丰年纪不大却经常脸色焦黄，体弱多病，似乎患有肺痨（疑为当时难以医治的肺结核）。后来，御医建议他服用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咸丰听后，便让人在圆明园里养了上百头鹿，每天都让人送鹿血来给他喝。不料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咸丰来不及将圆明园中的鹿群带上，结果到热河后，咸丰咯疾大作，令取鹿血时，仓促间又不可得。
●咸丰妃子行乐图
在天下糜烂之时，咸丰焦忧致疾，倦怠政务，为此也不免寄情于声色，逃避现实。当时的咸丰，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能说是勉强应付着那些堆积如山又令人头疼的奏章。特别在太平军起事后，各省各地的军书战报如雪花般纷至沓来，身体本就不佳的咸丰常常感到焦虑万分，不堪重负。
但是，皇帝终究是皇帝，很多事情要是皇帝不批示的话，整个国家机构就会陷入瘫痪，无法运转。因此，即使再苦再累，咸丰也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应付。好在这时他发现慈禧（当时还是懿贵妃）略通汉文，书法也还算过得去，于是试着让慈禧代他批答一些无甚紧要的奏折，譬如“知道了”“转各部知道”之类，倒也可以借此息肩卸责，蒙混过关。
慈禧或许没有想到，自己从小学会的这点文化，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竟然起到了敲门砖的作用。当时在咸丰后宫的嫔妃中，略有文化而兼有决断能力的唯有慈禧一人。另外，慈禧在艺术上也似乎有点儿天分，她画的花、鸟、兰、竹虽不能和咸丰的水准相比，但也还算像模像样，颇投咸丰的志趣。特别在书法上，慈禧的字写得不能说特别好，但也还算工整端腴。对于慈禧的这个特长，咸丰可是要充分利用喽。
最开始时，咸丰只是让慈禧批些不重要的折子，但后来他发现慈禧人才可用，自己又贪图安逸，于是这个偷懒的法子就进一步升级；发展到后来，就连军机处送来有关军国大事的折子，本应由咸丰朱批具体指示方略的，也改由咸丰口述旨意，让慈禧代笔批示。长此以往，慈禧在批览奏章时，也就逐渐通晓了国家大事。凭着慈禧的机敏与聪慧，她对于朝政的运作和臣属的驾驭也有了初步的心得，这也为她此后的垂帘听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平心而论，咸丰倒不是真的觉得慈禧学识过人，只不过自己借慈禧之力来贪图安逸罢了。或许在咸丰的心中，即使让慈禧知道一些军国大事，甚至代笔批示奏章，只要自己把握得好，适可而止，也不会造成朝政紊乱和重大失误。毕竟，只要咸丰在，权力就不会失控。在其眼中，慈禧不过是后宫中借以分担自己政务的妃子罢了。
而作为妃子的慈禧，最初也可能只是出于心疼丈夫、为丈夫分忧的心理，而并非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从一开始便有着强烈而不可遏制的权力欲望。事实上，慈禧批答奏章都是在咸丰的指导下进行的，因为以慈禧当时的文化与政治水平，根本就不足以承担大任。
但是，权力是个奇怪而极有魔力的东西，它就像毒品，一旦沾染，就会不可避免地上瘾。咸丰让慈禧代批奏章的做法，无疑为她间接掌控朝廷大权提供了条件与可能。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权力欲望一旦被激起，再想熄灭恐怕就很难了。颇具讽刺的是，清廷的权力场一向为男人所垄断，但在各种机缘的巧合下，慈禧这个小女人却在后宫中不声不响地发挥着作用，并开始初露峥嵘。
譬如，在清军和太平军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慈禧劝说咸丰要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在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咸丰和后妃们哭成一团，无计可施，唯有慈禧很冷静地站出来说：“事情到了这份儿上，哭也没用。恭亲王办事果敢坚决，不如把他找来商量”；在咸丰试图巡幸热河以逃避英法联军时，又是慈禧站了出来：“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要是突然弃京城而去的话，辱莫甚焉！”
在危机和巨变面前，慈禧的冷静沉着想必给咸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这未必是什么好事。要知道，咸丰虽然平庸，但他并不糊涂。在古代，女人干政往往被称为“牝（念pìn）鸡司晨”，意思是母鸡充当了报晓的职责，这往往是王朝的不祥之兆，更何况嫔妃干政可是有违大清祖制的。和历朝历代相比，除了孝庄太后曾在暗中为小皇帝（顺治和康熙的前期）把持朝政外，清朝便再无女人干政的事情发生。即使是孝庄太后，她也不曾走出幕后进行垂帘听政。慈禧在关键时候的几次议政，这不免引起了咸丰的注意与警惕。
事实上，咸丰让慈禧代为批答奏章，朝中大臣也颇为不满。《清史拾遗》中说，咸丰帝临终前，也曾担心自己死后因为儿子年幼而导致其母慈禧干政的局面，于是咸丰所宠信的大臣，也是慈禧的死对头肃顺，就给他讲了“钩弋夫人”的故事，意图除掉慈禧。
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宠姬、汉昭帝弗陵的母亲。由于弗陵幼时身体健壮，十分聪慧，远超出一般的小孩，汉武帝对他很是喜爱，很想立他为皇位继承人。但是，由于汉朝外戚的势力很大，汉武帝担心年轻的钩弋夫人以后会“以子专权”，于是打算在立太子之前除掉钩弋夫人。后来，汉武帝找了个借口责罚钩弋夫人，任凭钩弋夫人如何叩头谢罪也毫不理会，其连声命令左右，立即将钩弋夫人带走——杀掉。钩弋夫人非常委屈与惊恐，还以为汉武帝是在开玩笑，她每走一步就回头用哀怨的目光看一眼，乞求汉武帝撤回命令，但汉武帝坚决地说：“快走，你不能活！”
结果，钩弋夫人被处死了。事后，汉武帝问手下人：“外面如何评价钩弋夫人一事？”手下说：“大家都说大王心太狠，既然立她的儿子为继承人，为何非要杀了他的母亲呢？”汉武帝摇头叹道：“你们这些庸人，哪里能明白主少母壮的道理！我朝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这不就是前车之鉴吗？我这是为儿子今后登基而先除掉母后擅权的隐患啊。”
历史或许是相似的，但从来就不会是相同的。风云际会，天意难违，慈禧非但没有成为钩弋夫人般的冤魂，反而一步步地做上了晚清的吕后。
热河西狩，携妻带子大逃亡
1854年，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12年。按之前条约中的约定，英国向清廷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当然，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毫无疑问地遭到清廷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其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清廷严拒。这下，英国人恼怒了。在他们眼里，傲慢的天朝一向是吃硬不吃软。这一点，在12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已经得到了证明，那这次也绝不会善罢甘休。
当然，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自以为是的天朝在公使驻京问题上确实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在当时的欧洲，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并签订了《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后，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1815年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