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不想伤及公使，慈禧太后又何必要命令围攻使馆呢？这可能有两方面因素，一是诏告义和拳为义民后，义和拳反洋情绪高涨，清廷必须要有所表示，那围攻使馆就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与其让义和拳去围攻使馆最后弄得不可开交，倒不如让可控的清军来完成这个表演。当然，这个表演还不能演得太假。
慈禧太后下令围攻使馆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为了给公使们制造一定的压力，类似于通常说的“以战促和”，或者干脆把公使们变成“人质”。这种策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经用过，当时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被拘捕，清廷企图以此挟制英法，并迫其接受停战（虽然没有成功）。
由此看来，清廷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夷平使馆”，而是要通过攻打使馆使外国使节陷入“准人质”的危险境地，以此作为向外国求和的一种辅助手段。当然，这种进攻是有技巧的，它必须兼顾两方面：一是对外国使节形成一定的威胁，进攻须带有相当的猛烈程度；二是要避免对使馆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造成重大伤亡，免得给将来的议和造成新的障碍，因此，进攻必须留有余地，不能是摧毁性的。
理解了这层含义后，使馆围而不克的道理便不言而喻了。不然的话，以使馆不足五百人的卫队，又极度缺乏重武器，又如何能抵挡一个多月？按慈禧太后的话来说，若是真有心来攻，“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被围困的外国使馆人员也提到清军当时奇怪的进攻：“中国人的射击角度总是过高”，他们甚至还“缴获了一些来复枪”（这似乎与荣禄暗中给使馆运送军火的传闻相关）。
当然，即使是流弹，也会对使馆人员造成一定的伤亡。被围困期间，外国人主要聚集的英国使馆并没有受到太多攻击，各使馆中的主要人员大都安然无恙，除了那个胆小的荷兰公使诺贝尔，他在使馆被围攻的过程中就一直躲在英国使馆的地窖里不肯出来，但在使馆解围的当天，他从地窖中出来察看联军是否到达时，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由此他也成为当年唯一受伤的公使。
使馆被包围的时间长达四十多天，但真正受到攻击的只有二十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中间一段时期大都以缓和为主。在7月14日联军攻破天津城后，慈禧太后意识到洋人的军队难以抵抗，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更加难以收拾，于是便加紧进行求和活动。在这段时期，双方信使往来不断，清廷还给使馆送去了西瓜、蔬菜、大米、面粉等。在此期间，据使馆人员的回忆，“投掷石块代替了枪炮，双方都习惯了与敌人近距离对峙。随着号角之声发起的夜袭，实际上只是毫无意义的突然的枪声大作，然后又停下来，人们称之为‘起床号’”。
8月1日后，清军又恢复了象征性的炮击，隆隆炮声虽然给使馆人员以恐惧，但炮弹大都是在空中呼啸而过。直到8月11日，八国联军开始逼近北京，清军这才再度对使馆发动十分猛烈的进攻，但这种报复性的进攻只持续了3天，北京便宣告陷落。
八国联军来了，慈禧太后跑了
攻打天津时，联军兵力已经达到17000余人，其中日军3800人、俄军6900人、英军2200人、美军1600人、法军1900人、德军500人、意军100人，奥军150人。随后，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日本又就近调来陆军第五师团共15000人，加上从第十一师团抽调的1000人，于7月14日来到天津。
除此外，各国前来增援的部队也正在途中，如德国派出了7000陆军正杀气腾腾地赶来，而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后续军队也都行驶在公海之上，不久即可到达天津。庚子年间，联军兵力最多时曾一度达到5万人。在当时的大沽口外，各国军舰云集，士兵、武器、粮食等补给正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运到天津集结。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军事行动中，主要以日、俄、英、法、美五国军队为主，其中日本和俄国出兵最多（地理位置相对较近的缘故），而奥地利和意大利只是象征性的出兵；至于德国，其大部队是在联军攻占北京后才到达的。不过，八国联军虽然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但由于其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因而数量是其四五倍之多的清军仍旧不是对手；至于义和拳，那就更毋庸赘言了。
清廷下发宣战诏书后，此前被革职的山东巡抚、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由江苏率军北上勤王，并于7月25日到达北京。慈禧太后见后大喜，便命他率另外四支勤王军，外加京城中的义和拳一起赴京津间阻击联军。
但是，李秉衡名义上虽然受命节制各军，但这些军队不仅战斗力不强，而且根本不服从其指挥。至于那些义和拳，虽然奉李秉衡为大师兄，但这些拿着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之类东西的乌合之众，即使上了战场，那也根本不起作用。等到联军杀过来时，各路军队不听命令，纷纷夺路而逃，混乱当中，清军刚一接战根本未经战斗便被折去大半。眼见大势已去，李秉衡最后服毒自杀，可怜他一世清名，最后竟不得善终。
就在李秉衡自杀的当天，主和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大学士联元和户部尚书立山也同时被杀，而吏部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在7月底也因主张和议被杀。半月之内，载漪等仇洋派连杀五大臣，罪名都是“里通洋人”。混乱当中，就连荣禄、王文韶等人也险遭载漪等人的暗算。
8月12日，联军进抵通州，宋庆等部再次战败溃散。此时，北京已是门户洞开，在城中也能听到隐隐炮声。8月13日，董福祥率甘军迎战联军于广渠门，大败后军纪失控，竟至纵兵大掠，导致城内未战先乱。13日晚，电闪雷鸣，风雨骤至，天气忽然变得极为恶劣。各国军队到达北京城外时，整个北京城一片风雨飘摇，狂风大作。由于天气缘故，联军暂时停止了进攻。短暂休战的北京城，安静得让人害怕。
8月14日清晨，俄军率先攻破东便门冲进城内，由此最先进入北京城。日军进攻东直门和朝阳门，也在当天清晨入城；法军听说北京城破，也急忙赶来匆匆入城；英军则从广渠门进入北京城。令人心酸的是，在城破后，里面人见了英国的雇佣兵（印度兵），竟然还有人以为是甘肃回部救兵来了（因其缠头习俗）。是日，百官无入朝者。新任工部尚书的徐会澧前去宫中谢恩，其到神武门时，听到哭声一片，宫人纷纷逃出，才知道北京城破。
当时的北京城分成外城（主要由汉人居住）、内城（主要由旗人居住）和紫禁城（皇城）三个圈，每个圈都有高大的城墙。使馆区位于北京内城，要想正面进入还需要继续攻破内城城墙。这时，英军中有一支来自威海的华勇营（说来颇令人心酸，八国联军中有数支华人雇佣军），其中便有人知道一条捷径，那就是通过流经内城的玉河水门下水道可以直接通往使馆区。由此，英军虽然进城最晚，却是最早到达使馆区的。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
据记载，美军指挥官查飞将军率部来到使馆区外，一个在城墙上守卫使馆的士兵向他喊道：“你是及时雨，我们欢迎你！”查飞问：“从哪里进去？”士兵们齐声说：“从下水道进来！”查飞失望地望了望周围，只得低头钻进了那个大洞，那是一个敞口的下水道。令联军士兵惊讶的是，他们原本以为“这些被围困的人应当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衣裳褴褛，或者是受了伤甚至气息奄奄或者根本就已经死亡了……”
但实际上，当他们进入使馆区时，“绅士们衣着得体地出现在眼前，许多人，如窦纳乐、萨瓦戈和康格都新刮了胡子，虽然穿着便装，但都整整齐齐的；女士们则穿着优雅的夏装，戴着帽子、打着洋伞。联军中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是不是意外地走进了一个宴会会场？”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解放军”寒酸多了，他们大都蓬头垢面，军装上沾满了泥土和汗水，皱巴巴挂在身上。这大概就是使馆被“围攻”的真相。
在联军开始逼近北京后，这时的慈禧太后也开始要为自己打算一下了。8月10日起，慈禧太后已经考虑到出城逃亡的可能，但因为事情仓促，一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车辆，只能把这事先放一放。但仅仅过了3天，八国联军便已杀到北京郊外，在宫中都能听到城外隆隆的炮声。慈禧太后这才意识到，局势已经无可扭转了。
8月14日清晨，正当联军向北京外城发动猛烈攻击时，慈禧太后紧急召见各王公大臣。但是，此时北京城早已是一片混乱，慈禧太后连召数次，后来也只有王文韶、刚毅、赵舒翘三人匆匆赶来见驾。
在此情况下，慈禧太后也是伤心得不得了：“现在只剩你们三人在此，其余都各自逃生，丢下我们母子二人不管了！我们马上要出城，你们三人务必随驾同行！”随后，慈禧太后见王文韶已经是一大把年纪了，便说：“你年纪这么大，尚要你吃此辛苦，我心不安。你可随后赶来。他二人素能骑马，必须随驾同行。”
当晚，北京城内枪炮声不绝，城内的清军仍旧在与联军展开激战，而使馆区在这天下午已经解围，只不过联军尚未向紫禁城发动进攻。在度过一个惊恐不安的夜晚后，总算挨到了8月15日的清晨。天还没有完全放亮，慈禧太后就穿着普通青衣，一身农妇打扮，边走边哭，踉踉跄跄地从宫中逃出。光绪皇帝及隆裕皇后等人也都衣裳单薄，他们一直跟着走到西华门外，才弄了辆骡车坐上。当时跟着出逃的王公大臣们也不多，只有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等人，他们也都一路步行跟着，出安定门后往西逃生。
慈禧太后出逃时，只带上了李莲英等少数人而抛下了宫中的绝大多数太监和宫女，她下令让这些人自行解散，各谋生路。太后一走，宫中立刻乱成一团，场面一片狼藉。由于太监和宫女们长年生活在宫中，没有生活能力，一旦离开宫廷，大都走投无路，后来上吊的上吊，投井的投井，服毒的服毒，各种各样，自杀的数以百计。
临走之前，慈禧太后特意命将光绪最宠爱的珍妃处死。据说当时太监们不敢动手，宫内二总管崔玉贵说，都是些没用的小子，于是竟强拉珍妃到井口，珍妃跪在地上，要求见老佛爷一面再死。崔玉贵狞笑着说，没什么说的，就是老佛爷要你死的，说完便一脚把珍妃踢入井中，然后又往井里丢石头。次年光绪回到皇宫，这才知道珍妃惨死的真相。后有人赋诗曰：“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这说的便是珍妃坠井一事。
庚子西狩大吃苦头，方知黎民困苦
再说慈禧太后这群人刚走出安定门，就遇到溃兵趁乱抢掠，队伍被冲得七零八落。一眼看去，北京城已是兵荒马乱，随处可见熊熊大火，随地可闻隆隆炮声。不管是做官的还是寻常百姓，听说八国联军马上就要进城，都吓得四处逃窜。在这个硝烟弥漫的清晨，谁还认得这是当今的太后老佛爷！
一行人走出西直门时，幸好马玉昆带兵赶到，慈禧太后才稍稍心安。走了一整天后，晚上才到达昌平贯市。由于忙于逃命，这时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整整一天粒米未进。当地百姓献上麦饭，慈禧太后饿得已经顾不上什么礼仪和高贵，就用手捧着，不到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
贯市位于北京郊外七十里，乡下七月的星空依旧明亮动人，夜色如水，天气渐凉，慈禧太后正感叹宫里宫外反差如此巨大时，忽然发现因为出宫匆忙，竟然没有带卧具。幸亏当时有村妇进献了一床干净的被子，被单刚洗过还没有完全干，但无奈之下，也只能将就了。
当晚清点随从，有端亲王载漪、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蒙古王那彦图、贝子公爵数人，还有刚毅、赵舒翘、溥兴等，加上陆续赶上护驾的神机营、虎神营兵士一千人左右，再算上马玉昆的一千多兵士，大概有两千多人。那些兵士一路上也没人负责供应饮食，只能沿途向民间自行抢掠，慈禧太后不管，也不敢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发生像当年唐玄宗马嵬坡兵变的事件，已经是很幸运了！
40年前，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慈禧太后曾与咸丰皇帝逃亡过一次，但那次是有计划的出逃，目的地是热河行宫。而这一次逃亡，简直就是茫无头绪，混乱不堪，甚至连目的地在哪儿都不知道。赶来护驾的岑春煊曾这样记载当时的狼狈情形：慈禧太后身穿蓝布衫，出逃时过于匆忙，慈禧太后甚至头发也没梳，用红棉带扎头发，就像一个普通的农妇。光绪帝则穿着旧葛纱袍，破烂不堪。时值盛暑，皇帝大汗淋漓，胸背黏腻，还得自己动手赶走那些苍蝇和蚊子。那些跟着的太监更惨，那些人一路上徒步跟着，鞋也破了，脚也磨出了血，也只能勉强跟着；随行的人出外觅食时，路过城镇的人听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了，一个个都吓得跑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碗民家所煮的小米粥，慈禧太后见此粗劣食物，伤心大哭，竟不能食，命给光绪吃。光绪皇帝勉强吃了两口，也难以下咽。
老臣王文韶当时没来得及赶上慈禧太后的西逃队伍，他在得知慈禧等人已经先行出逃后，不顾自己的一把老骨头，和儿子一起出西直门后玩命般追赶，一直追到怀来才赶上慈禧太后一行人。而在当时的混乱中，大学士荣禄、礼部尚书启秀等人都向南跑到了保定，这才得知慈禧太后并没有往南，而是往西而去。
慈禧太后一行人出逃时，正好是七月流火的酷暑时分，天气热得不得了，白天的日头毒辣辣的，这一路上真是苦不堪言。但在求生的欲望下，这些向来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也只得一路上拼力支撑。
烈日炎炎中，一行人又累又饿，好不容易捱到居庸关，延庆州的知州秦奎良赶紧前来迎接，向慈禧太后进献食物。但由于准备的食物有限，随从的人没有全部吃到，秦奎良很是惊恐。不过，慈禧太后此时倒没有去深究，反而对他温言劝慰。到了这里，慈禧太后才换了秦奎良的轿子继续西行。
经过三天的艰苦跋涉，慈禧太后一行人于8月17日傍晚到了怀来县，当地县令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听说慈禧太后等人到了，仓皇出城跪迎，这是慈禧太后出北京后第一次受到如此礼遇，感动得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怀来是个小县城，条件简陋，当时慈禧太后只能住进吴夫人的卧室，皇后住吴永儿媳妇的卧室，光绪帝则住在县衙的签押房。据记载，太后已饿极，她手拍梳妆桌，命“快快送饭来！”吴永虽是个小县令，但也还算调度有方，他拼尽全力，总算让慈禧太后一行人吃了顿饱饭，并有衣服更换。在前三天的逃亡路上，这些人可谓吃尽了苦头，不要说洗澡和换洗衣服，就连吃饭也只能就地取食——见到田里有瓜果、菜蔬，就自己动手罢。
当然，要是慈禧太后逃难成功的话，这也是升官的好机会。譬如在怀来时，当时夜晚已颇有凉意，慈禧太后出宫时穿的是夏天的衣服，吴永见后赶紧进献裘衣，服务周到，慈禧太后等人便在怀来休整了两天，吴永也随后被提拔为知府，专门为慈禧太后的出逃打前阵。另外一个乘机表现的是岑春煊，其日常护卫很是忠心，有一天晚上，慈禧太后住在一个破庙里，半夜里被噩梦惊醒。当晚岑春煊整夜跨刀立于庙门外护卫，他听到慈禧太后惊叫后，赶紧在门外大声道：“臣春煊在此保驾！”岑春煊竭尽全力在危难之中护卫慈禧太后安全到达西安，慈禧太后深为感动，后来岑春煊也由此得到了老太后的重用，做了陕西巡抚。
●慈禧太后回銮（一）
由于担心联军会继续追来，慈禧太后等人于8月19日继续西行。就在同一天，慈禧太后下谕通知各地方大员，说自己不得已西幸（其实就是逃亡），现在派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赶紧想办法妥善解决八国联军的问题。慈禧太后没想到的是，由于和这些官员已经失去了联系，北京城破之时，徐桐、崇绮都已经自杀身亡。随后几天的行程，由于出发前已经派人提前通知下一站官员招待，虽然途经城镇大多穷困，供应不周，但逃亡的困苦程度比之前几天要好很多。
8月20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并下令各省保护教民，8月21日，慈禧太后一行抵达宣化府城，在此休整了四天；8月30日，至大同府，因为已经相对安全的缘故，一行人又休整了四天，随后继续前进；9月7日，慈禧太后发布了剿灭义和团的上谕。
9月10日，慈禧太后一行人到达太原，山西巡抚率领省城官吏上百人前往城外20里出迎，随后慈禧太后等人住进太原巡抚官衙，由此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抚衙里面各种器具都很完备，大多是乾隆游玩五台山时留下的旧物，“灿然如新，极为可观”。慈禧太后十分满意，便在此住了近一个月之久。这时，江苏巡抚鹿传霖亲自率兵6000赶来勤王护驾。他在听说北京沦陷、慈禧太后西行后，绕道河南赶到太原见了慈禧太后，报告说八国联军正要进军保定，恐怕追兵杀来，太原不宜久留。慈禧太后听后十分惊恐，于是又下令继续西行，前往陕西西安。
从太原到西安，中间要渡过黄河。当时，一行人乘坐三艘御舟，途中风平浪静，慈禧太后一时大喜，赏给河工银牌百面。过了黄河后，不久便进入关中地区。但这时的关中地区旱情严重，赤地千里，“乘舆过后，即得雨三寸有奇。万姓欢呼，声闻四野”。此事却不知是真是假。经过华山时，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门的慈禧太后一时兴起，她久闻华山大名，想上山“拈香”，地方官报称山路崎岖，需要修路，慈禧太后还不死心，问停留一日是否能将路修好，但最终因军情紧张而作罢。
10月26日，慈禧太后一行人到达西安，当地官员将长乐门大路直抵北院行宫的御道上都用黄土铺垫，沿街各商铺都悬灯结彩，而居民等人被允许跪在道旁迎接，众人都想看看传说中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到底长啥模样。
对此，慈禧太后倒没有太多避讳，她在途中就跟王文韶说：“我要看看百姓究竟是如何苦楚。”当慈禧太后的车马行至乡间时，便有很多乡农远远立在田间翘望而并不趋避，慈禧太后也不准下面的人驱赶。看见乡民情状，光绪皇帝十分奇怪，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后，慈禧太后对光绪说：“不遭这次罪，咱们哪里知道百姓如此困苦！”
慈禧太后的这句话算是实在，老百姓见不到皇帝，皇帝亦不知黎民困苦，这就是传统专制社会的一大弊端。或许通过这次逃亡，慈禧太后才算知道了这个国家的穷苦真相，受此触动才在后来实行新政。
但到了西安后，慈禧太后改陕西巡抚官署为行宫，又开始摆出帝王的排场了。逃亡时，慈禧太后患上胃痛晚上又失眠，各省大员听后，纷纷进贡各种药方和礼物，以讨太后的欢心。据时人记载，慈禧太后等人在西安御膳一天的费用，就要花去二百两银子。老太后还对岑春煊说，在北京时，御膳的费用比这个要多几倍呢，现在已经省了很多了！言语之间，毫无亡国之忧。
殊不知，陕西当时连年遭灾，哀鸿遍地，民不聊生。当年冬天，几十万饥寒交迫的农民听说慈禧太后到了西安，都纷纷来省城讨一条活路，但陕西巡抚怕慈禧太后知道后影响到自己的仕途，下令城门紧闭，不准这些饥民进城。冰天雪地里，这些饥民进不了城，只得在城郊挖洞栖息，靠吃草根树皮苟延残喘。冬至那天，陕西突降暴雪，随后几天里，每天都有上千人因饥寒交迫而死去，最后多到尸体都没人掩埋。慈禧太后行宫前的牌楼下本是西安的商业中心，当时竟有人叫卖人肉丸子，当地人居然见怪不怪。乱世人命之贱，其凄惨可知。
直到1901年9月，在那些庚子年引发拳乱的大臣们被杀被贬后，《辛丑条约》才得以签订。对此，远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并没有感到不安，老太后做梦也没有想到，她惹下这么大麻烦，最后居然寸土未失，不过让全国人民各赔一两银子了事——这在大清国的外交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啊。更重要的是，洋人竟然没有提她最担心的归政要求，这不免让慈禧太后对友邦感恩戴德、心花怒放，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了！
既然“江山不改、归政免谈”，于是乎，老太后尽弃前嫌，携光绪帝乐颠颠地从西安重返京城。1901年10月6日，西安满城文武官员一大清早便齐集宫门之外，恭送两宫启程。慈禧太后一行人浩浩荡荡，沿途的官员恭迎恭送，已远不是来时的落魄模样了。这不，启程第一天，一行人只走了40里，因为慈禧太后要去杨贵妃当年的华清池温泉沐浴。
出潼关，入河南，慈禧太后一行人遇山赏山，遇水玩水，走走停停，各地风景名胜均不遗落。也是，难得出来一次嘛！来到洛阳后，慈禧太后特意让人打造了很多葫芦形的银牌，重约一两，带黄色丝穗，后在途中见老人或者头顶万年青的（意在邀赏）便随时赏给。11月中旬，因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生日，开封大摆宴席，祝寿活动搞了将近一个月。直到12月18日，慈禧太后一行人才再次起行，随后渡过黄河，进入直隶。
因为天气比较寒冷，慈禧太后也就不再游山玩水，以便早日到京。进入直隶境内后，新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大献殷勤，他派出自己编练的新军全程迎送。和其他地方卫兵跪迎跪送不一样的是，袁世凯的新军一律背包持枪，不下跪，只举枪吹号，按军礼迎送。
据当时在新军中当兵的冯玉祥回忆：慈禧还没有到，保定府已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保定练军奉派担任“卡轮”的工作。所谓“卡轮”，就是护卫的意思。挑选的都是大个子，我自然也在被挑之列。我们身上都穿着蓝布开衩儿袍，手里拿着红漆柳条小笸箩，净水泼街，黄土垫路。慈禧的行宫就设在总督衙门内。我在衙门口“卡轮”，向里面一看，只见灯笼、火把、旗锣、宝扇、斧钺、红毡等，辉煌夺目，摆成行列，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国家快要亡了，仍然这样穷奢极华，作威作福，百姓怎么不遭殃呢？我一面洒水泼街，一面心里这样想着。“两宫”到站时，我正在车站站岗，因此，得以瞻仰到这位西太后娘娘的尊容。太后下车时，身上穿着青花缎的大坎肩，头上梳着满装“两把头”，脚上穿着一双三寸高的木底鞋，走起路来安详缓慢，十分娇贵。看她样子已有六十多，满脸皱纹，脸上没有抹红，可是涂着一层很厚的宫粉。当她进站后袁世凯叩见时，我听见她说：“我们娘儿们不要紧了，到了家了，什么事也没有了。”“两宫”在保定没有久留，即转回北京。
●慈禧太后回銮（二）
1902年1月8日，慈禧太后在正定坐上袁世凯特别为她准备的超级豪华火车专列，让老太后见识了一下西洋科技的厉害。不到半日，火车风驰电掣，便在下午三点到了北京马家堡车站，令慈禧太后大开眼界、又惊又喜。随着火车进站汽笛的鸣响，车站上早已安排好的一列整齐的西洋军乐队，霎时间鼓乐齐鸣，奏起了响彻云天的《马赛曲》。在雄壮无比的军乐声中，朝廷各大官员列队躬迎。慈禧太后尚不知道这曲子是法国国歌，她乐滋滋地走下列车，随后坐上一顶八抬黄缎轿，再走16里路，终于回到了阔别了一年多的皇宫。
返京之程是漫长的，慈禧太后从西安出发，走了整整3个月；而科技的力量又是强大的，从正定坐火车到北京，不过几个时辰而已，想必这对慈禧太后有巨大的触动。由此，慈禧太后近一年半的“西狩”到此结束。
新政迷惘
以历史的长镜头看，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派、维新派和清末新政派一脉相承，不断推动着中国早期现代化以波浪式前进。作为大清掌舵者，慈禧太后支持了洋务新政，但也因为个人利害关系扼杀了戊戌变法，好在新世纪之初又重新实施新政，倒也算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国将不国，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吊诡，戊戌年还扼杀变法、庚子年还仇视洋人的慈禧太后到西安后却忽然转向了。在《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一度受宠的小县令吴永曾听慈禧太后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
看来，两度被洋人们赶出紫禁城并大吃苦头的慈禧太后，这一次是真的见识了西方文明的厉害，也由此真心真意地想要“雪耻自强”，而且是“其心甚切”。经此巨变后，慈禧太后明显开明了很多，朝中各大臣争着谈论新政，慈禧太后也不再刻意反对。
甲午战争后，这大清国也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庚子年慈禧太后逃出北京后更是天下大乱，人心汹涌，几乎国将不国。不过，慈禧太后也不想这大清的江山社稷最后败落在自己手里，为免日后无脸去见列祖列宗，这时也得想点儿新花样了。
1901年1月29日，为了平息因义和团错误政策而带来的民愤，同时也向洋人们讨好，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其出人意料地打出了一张“新政”牌。次年1月1日，尚且在返京中途的慈禧太后再次发布上谕，其中又特别强调了“联固邦交，修明内政，兴利革弊”的重要性。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三年前慈禧太后还亲手扼杀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这时为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如此开通了呢？
这点，慈禧太后当然也想到了，她虽然在事实上接过了维新变法的旗帜，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又借光绪皇帝的口在谕旨中与康梁等人撇开关系，称康有为等人的新法“乃乱法，非变法也”。这一下，就把她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给推了个一干二净，还倒打维新派一耙，说“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这次新政没他们什么事。对此，英国人庄士敦（即后来溥仪的老师）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也说，“慈禧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她从不认错，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补偿她的过失。‘康党’（康有为的派别）仍然列在黑名单上，对康有为缺席判处的死刑也没有取消。”
慈禧太后也很清楚，杀了几个维新派不是什么大事，关键还在于义和团的事闹得太大了，几乎让大清帝国彻底玩儿完。要不是她老人家还有点儿威信，这大清还不早东南互保、分崩离析了？如今是此一时、彼一时，老太后仓皇出奔到西安，惶惶然如同丧家之犬，若再用老一套的手腕恐怕是吃不开了。
好在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虽然她当时已经66岁了，但脑筋还转得过去，不像后来的几年每况愈下。为了挽回民心，慈禧太后带领她的流亡政府不断地下罪己诏、保荐人才诏，最后干脆在内外压力下宣布变法，以示开明。
对于慈禧太后提出的“新政”，地方官员和士绅们大都持观望态度，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慈禧太后此举似乎更像是一种政治作秀。毕竟，三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散，这时慈禧太后提出的是真变法还是假维新，下面的人不得不仔细揣测其用意了。不然，万一马屁拍到马脚上，头上乌纱帽不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一片猜疑的气氛中，地方督抚大员们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内居然无一字回奏。这个结果，让慈禧太后颇为始料未及——她本以为自己的华丽转身会赢得满堂的喝彩呢。无奈之下，慈禧太后再次发出通知，催促那些地方督抚大员们赶紧上奏，不要再延逾观望。
为了表明朝廷的决心和诚意，慈禧太后随后宣布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当时被委为政务处督办大臣的包括庆亲王奕劻、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玑等重要大臣，另外还包括地方实力派督抚大员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三人，为新政出谋划策。
在朝廷的督促下，各省督抚也只得勉强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首先打破僵局的是山东巡抚袁世凯，其在督办政务处成立后没几天便上奏朝廷，提出整顿吏治、改革财政、整修武备、遣派留学生等十项建议。随后，其他地方大员如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陶模和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也都纷纷上奏，提出自己对新政的看法和具体建议。
李鸿章去世后，当时名望最大的地方督抚当数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是张之洞便邀请刘坤一联名上个折子，讨论讨论。经商议后，两人决定各自先拟个初稿，然后再合并修订上奏。由于当时刘坤一年事已高，奏稿的事情主要由张之洞来负责。
经过多年的官场历练，此时的张之洞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朝廷里激扬文字的“清流”了。在其他督抚大员已经交稿、朝廷一再催促之下，张之洞仍旧不慌不忙，他在揣度朝廷用意的同时，也不断派人打听各地的动静，以保持与其他督抚大致接近的论调，避免自己走得太远，伤了大家的和气。
慢工出细活。张之洞的谨慎和精明对这个奏折的出炉还是颇有帮助的。为将这个奏折写好，张之洞还特意将刘坤一的幕僚请到武汉，一起商议细节问题。据参与拟稿的人说，当时张之洞荟萃众说，每天只写一条，写了一个多月才写成。这个联名奏折，就是后来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并非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通观全局后提出的系统变革方案，称之为整个清末新政的路线图，也不为过。折中，张之洞、刘坤一提出了科举、教育、内政、军事、经济、司法狱政、地方治安等体制性的改革倡议。折子上去后，慈禧太后反复读了多遍并表示十分满意，认为“事多可行”，于是便将这个折子下发给各省督抚大员，让他们好好学习、认真体会，以收群策群力之效。随后，清廷在“江楚会奏三折”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政令和措施，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就这点而言，张之洞和刘坤一为清末新政开了个好头，也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的文明国家开了个好头。
●张之洞
难能可贵的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包含了大量的可行性建议并调和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冲突，这比当年康有为等人搞的维新变法来得更加全面且具有可操作性，而这也许是清末新政能够得到顺利推行而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了。
以历史的长镜头看，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派、维新派和清末的新政派其实是同根所生，一脉相承，他们在晚清历史上的相继登场，也不断推动着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以波浪式前进，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深入。作为大清的掌舵者，慈禧太后支持了洋务新政，但也因为个人利害关系扼杀了戊戌变法，好在新世纪之初又重新实施新政，倒也算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当然，清末新政也与列强的压力有着莫大的关系。为改善与洋人的关系并展示自己的开明新面貌，慈禧太后回京后很快又接见了外国使节和他们的夫人们，以修补与外国的关系。据说，慈禧太后在接见公使夫人们时，她“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不过，慈禧太后的眼泪究竟是为公使夫人们还是为自己西逃中的苦难而流呢，这大概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不管怎么说，庚子年后，慈禧太后对洋人的态度明显大变，对于洋人的要求也大都曲意逢迎。由此，各国公使夫人也经常获准进宫觐见，譬如日本内田公使夫人，她的汉语很好，往来尤为频繁。不过，据赫德兰在《权谋档案：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中的记载，有个别公使夫人们并不体面，她们甚至随手拿走宫中用品。
1903年8月，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在美国公使康格夫人的推荐下前往清宫为慈禧太后画像，以向世界展示慈禧太后的真实形象（庚子年的慈禧太后被国际舆论过度妖魔化）。此后，凯瑟琳·卡尔在宫中呆了近九个月，期间完成了四幅肖像画和一些宫廷生活的素描。其中，一幅最好的肖像画被选中，并由贝子溥沦护送前往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展览，而这大概也是慈禧太后第一次以真实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慈禧太后与外国公使夫人们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凯瑟琳·卡尔记叙了很多在清宫中有趣的见闻。如其所说，慈禧太后在自己的起坐间里悬挂了两幅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她还听说慈禧太后十分钦佩女王，并认为她俩的统治期里有许多共同之处，她俩都守了大半辈子的寡，都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不过，维多利亚女王对此却并不太认同，她说：“慈禧比我强多了，我只是一个既不伟大，也不渺小的人。”
曾随父亲裕庚出使法国的德龄、容龄姐妹回国后，更是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极大宠幸。据德龄的记载，慈禧太后还专门要求姐妹俩穿欧洲服装进见，后来德龄更是成为慈禧太后接见外国公使夫人们的翻译官，并曾为慈禧太后翻译日俄战争的报讯。不过据德龄所说，慈禧太后对外国女人的印象并不太好：“怎么那些外国夫人都有那么大的一双脚，她们的鞋子就像条船，走路的样子也实在不敢恭维。我没有看到一位夫人的手是漂亮的，尽管她们的皮肤都很白，但她们的脸上都长着一层白色细毛。……不管她们长得多么漂亮，都生着一双难看的眼睛。我看不得那些蓝色的眼珠，它们让我想起了猫！”
对于慈禧太后的新政，当时的西方评论则说，“这个奇妙而可怕的女人，在其老迈的灵魂驱动下，跟现代世界展开了一次悲剧性的决战，但在悲剧结束后，她又以足够的勇气开启了新政的改革之门。”这个评论倒也还算中肯。
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历史悠久，其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而清朝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古代读书人的科考之路是异常艰难的，以清朝为例，当时考试分三级：第一级为童子试，三年举行两次，须经过县试、府试并经院考（由各省学政复试）合格后，方能成为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秀才。每次科考，全国范围内的秀才名额大约在二万五千名。二万五千名听起来不少，但分到每个县也无非二三十人（赋税低、人口少的偏远县只有十人左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洪秀全洪天王可就是因为考不上秀才而大病一场，最后才撕了圣贤书去造反的。
乡试是科考路上的第二级，通常在各省省城举行，三年一次，一次三场，也就是通常说的考举人。举人的名额也有限定，全国每次约录取一千四百名。举人的含金量比秀才要高出许多，但这关相当难过。如康有为这样的“圣人”算是有才吧，他老人家考秀才考了三次，举人足足考了七次！难怪《儒林外史》中说，范进同志中举后兴奋得一时得了失心疯。
不过，要真正靠科班出身去做官的话，还得参加第三级的考试，这便是会试。会试是全国性考试，参加者都是举人，不算恩科的话，通常三年一次，一般在京师礼部举行。一般来说，会试录取名额为三百名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会试过关的，随后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也叫廷试），一场定终身，或金榜题名、名满天下，或功亏一篑、名落孙山，就看皇帝的取舍和自己的运气了。殿试考中的又分三甲，一甲就是通常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只有三名；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录取人数在二百至三百名上下。进士名单确定后，在经过一次朝考就分配工作，优秀者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留在中央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差一点的就直接分到地方上去做知县。
古代做官何其难，那时的官不是学出来而是考出来的。可惜的是，这种机会三年一次，名额有限，粥少僧多，能够金榜题名的幸运儿毕竟少之又少。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不过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多少人青灯黄卷，最后也不过熬白了少年头。
最要命的是，让那些读书人苦读终生的那些经史诗文，在实际生活乃至为官事务上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年同文馆招生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做官无望。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时，招的也大都是贫苦子弟，因为读这些学堂要签契约，保证今后不参加科举，也就是不能去做官。客观地说，中国并不缺人才，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的指引下，那些优秀的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发展不起来。由此看来，沿袭千年的科举制的确到了不得不废之时了，科举一日不废，中国的振兴便无从谈起。
但是，科举制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国人的教育内容，而且还是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这事关数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如说要废除，可以想象其阻力是何等之大。如1898年戊戌变法时，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改革措施，康有为差点儿被人暗杀；而变法失败后，一切照旧，武举考试甚至又搞起了他们的传统科目“刀、弓、石”，全然不顾当时的世界早已是长枪大炮。如此一来，清军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下一败涂地，一点儿都不冤枉。
战争的失利让停止武举成为最容易突破的口子。1901年8月，清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改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清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和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上折提出，由于科举未停，由此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此后，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有意思的是，某些时候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1905年9月，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时势危迫之下，慈禧太后也觉得递减科举名额的办法缓不济急，终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
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新政进行到第四年即被彻底废止。废除是废除了，但停止科举考试之后，那些读书人的出路问题怎么解决呢？
所幸的是，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康有为那些维新派要成熟老练许多。在废除科举的同时，他们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解决教育内容的更新和读书人的出路问题。在1901年开始改革科举的同时，清廷便决定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并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西式学堂，以逐步取代旧的教育体系。
当时发展新教育的困难当然很多，譬如合格的师资、教学设备和经费都极其缺乏，其中尤以师资问题最令人头疼。据后来的统计，当时大学及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师，留学日本的占三分之一，出身科举的占四分之一；而中等学堂里出身科举的教师则占到三分之一，小学堂更是占到一半左右。师资教育背景的限制，加上大多数学堂都是在原先的书院基础上建立的，新政时期的教育也就难免带有传统教育的颇多痕迹了。
为解决西学人才的匮乏问题，清廷随之大力提倡留学教育，并对学成回国经考核合格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相应出身，在用人时予以优先任用，一时间使得海外留学掀起了热潮。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极口称赞留学外国的作用大，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因为“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当时的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由此，留学日本的人逐年激增，1905年在日留学生达到数千人，第二年甚至接近一万，因为人数增加过快，有三千多人甚至无法正常入学。当时留学西洋的也有，但人数远不如日本。19世纪60年代，中国本来选派了数批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后因各种原因撤回，此后去欧美留学的大都为自费或教会选派，人数有限。清末新政后，朝廷和各省也选派了一些留学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国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