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桂庭的判断是，光绪的体质本来就不强壮，容易神经过敏，加以早年房事过度，腰病之生，由来已久。其身体禁不住刺激，神经稍受震动，或听到锣鼓响声，或受衣裤摩擦，或偶有性的刺激即行遗精，还不能经常吃补药，越吃遗精就越频繁。由此看来，光绪的病情是综合征，兼有肾炎、高血压、胃炎、肺痨等症状，诸病齐发，极难救治。
随后，屈桂庭请示将光绪的尿样带回化验，并当场先开了两张药方，一为外敷，一为内服，并向慈禧太后奏明所开之方都是西药，可去外国医院或西药房配制，个人不便进药。屈桂庭估计是怕自己进药的话，万一发生类似明代的“红丸”事件，到时就说不清楚了。此后，屈桂庭便每日早晨入宫到诊一次。那些宫女们一看是屈桂庭来了，往往嬉笑着说：“外国大夫来了！”
光绪对中医并不信任，每次服中药前都要捧药详细检视。但是光绪对屈桂庭还不错，比较信任，对于屈桂庭食物营养选择的建议也大都遵行，用药也颇为有效。治疗数周后，光绪神志转清，呼吸渐入常态，病情也有所好转。据屈桂庭称，光绪临朝之后，甚至还能以书画自娱，屈桂庭见过光绪写字，还说皇上写字尤佳，相传是帝师翁同龢之功云云。光绪病情的好转，当时内外相庆，人心渐安，宫中一时称之为幸事。
但没过多久，慈禧太后又跑去干涉内务府大臣关于皇帝的进食之事，光绪本听从屈桂庭的建议合理进食，这下又被气得不行，当场把枕头扔到地上以示抗议。光绪临终前的一段时间虽在重病中，但仍旧要每天清早前往仪銮殿给慈禧太后请安，然后随同到殿临朝，这种生活对于病魔缠身的光绪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折磨。虽然使用西医疗法后，光绪的腰痛减少，遗精也有所减少，但化验其尿样仍有少许蛋白质，估计其腰病还是一大隐患。
江苏名医杜仲骏在《德宗请脉记》中也说，他在七月十六日的第一次入诊后便对户部尚书陆润痒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进入十月中旬后，光绪除原有病症外又增加了咳嗽气逆发喘等症，并出现肺部炎症及心肺衰竭，已处于病危状态。杜仲骏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
作为当时入宫的六大名医之一，杜仲骏在《德宗请脉记》中详细记载了光绪的病情、诊治经过和光绪临终前的各种病状，据其看法，光绪应是正常死亡，其他如《德宗实录》《清史稿》等官修史籍也都认为光绪是正常病死。溥仪的英文师傅庄士敦在《暮色紫禁城》一书中也说，“我手上有一份英国著名医生的报告，是宫廷御医留下的证据，上面说明了光绪皇帝的身体情况和他的病情，并证实了光绪帝是自然死亡。”不过，庄士敦并未说明这位医生是谁，他又是如何得到这份报告的。
2008年5月，《近代史研究》刊登了一篇《光绪死亡原因探析》的文章，其中宣称通过最新的检验数据分析得出了“光绪死于急性砒霜中毒”的结论。该文作者包振远系北京市公安局多年从事刑侦工作的调研员，其在文中称，在2003年到2006年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人员会同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运用中子活化实验并结合从河北易县光绪崇陵提取的光绪头发、衣物等重要检材，对光绪死因进行了反复的检验和缜密的分析。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对“光绪头发含砷量中子活化分析”等数据，光绪枕部、颈后部和发梢出现砷含量高倍超过致死量的情况，作者提出这是由于“死后呕吐”所造成的。所谓“死后呕吐”，在刑侦学中是指“由于腐败气体使腹腔内压增高、胃肠受压迫而使胃内食物溢出口腔之外，或者进入喉头、气管之内”，尸体腐败过程中均会出现类似情况。作者认为，光绪头发出现砷含量高峰段位证实了“光绪头发中所含致命砷（砒霜）是由于光绪尸体腐败时‘死后呕吐’而形成的”。文章结论认为，综合中子活化分析实验、法医病理毒化检测结果及运用侦查方式进行的分析判断，“光绪明显符合急性中毒死亡的特征。”
据西医屈桂庭的回忆，他在给光绪正常治病有一个月后，某天光绪突然连呼腹疼，汗如雨下，捂着肚子在床上乱滚，连喊：“肚子痛的了不得！”当时正是非常之时，慈禧太后也已病危，宫廷无主，乱如散沙。光绪这里无人管事，也没有御医，只有屈桂庭一位西医在床前。屈桂庭当时对光绪病状的判断是：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神衰，面黑，舌黄黑，但最奇怪的则频呼肚痛，这和前期的病症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屈桂庭当时也觉得心里打鼓，感觉里面有问题，但也不敢多言惹祸上身。当时他能做的，就是让光绪躺在床上，以毛巾施行热敷而已。等到光绪疼痛稍缓，屈桂庭便匆匆辞去。这也是屈桂庭最后一次进宫为光绪看病，此后宫内情形和光绪病状，屈桂庭自称毫无所知，只听说庆亲王奕劻被召入宫，酌商择嗣继位的问题，没过多久，便听说光绪已在瀛台涵元殿驾崩了。屈桂庭后来自己也说，光绪之死实是个难解之谜，以至斧声烛影，人言人殊，至于怎么回事儿，他也说不清楚。他说的这些内容，也只能为研究者提供佐证而已。
结合启功之前所称的“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屈桂庭观察到的“忽然肚痛”及最新发现的“死后呕吐”的高倍砒霜含量，似乎也不能排除光绪被人下毒的可能性。不过，在该文发表后，也有专家质疑并指出文中存在大量错误，而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的遗体完整，体长一点六四米，无刃器伤痕，当时的刑侦学界也介入了光绪之死的调查，后来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并没有发现中毒现象。2003年，有关部门再次取样检测，依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砒霜中毒在历史上极为常见，古代也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经验，应该说不难检验分析，何至于前几次都不能定论，而这次却言之凿凿。再者，光绪皇帝的崇陵曾于1938年被盗，后来又经清理，其现场是否紊乱、遗体是否被人为污染等也是个问题。换言之，也不能完全排除光绪正常死亡的可能。
从目前留下的医案来看，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当时均身患重病，两人都可能挺不过这一个月，但对于光绪皇帝为什么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的问题，诸多解释看似都有道理，但又无法定论。笔者认为，对这种历史的巧合或疑案，在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及合理的推断之前，最好还是持存疑的态度而不必迷信权威，毕竟现代科学未必尽能解释历史的所有事务。
当然，光绪被慈禧太后谋害的可能性非但不能排除，而且概率很大——如果真是这样，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慈禧太后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仅仅以两人矛盾来解释，未免失于简单草率，慈禧太后想要谋害光绪的话，之前十年中随时可以实行，大可不必在两人都已危在旦夕之时才进行。反过来说，如果慈禧太后与光绪的矛盾不足以制造谋杀事件，或许可以大胆地推测，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用砒霜加速光绪的死亡，很可能是为了安排继位的方便（慈禧太后甚至有可能先死而秘不发丧）。
正如前面所说，慈禧太后对光绪没有生育能力心知肚明，而设立皇储又遭到国内外一致反对并引发“庚子国变”，由此也就无所作为。鉴于光绪即将不久于人世，而慈禧太后先行一步的话，如不对皇位问题早做安排，清廷朝政很可能陷入崩塌的境地。
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必须在自己死前做出皇位继承的重大安排，以便于朝政的正常过渡，而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一个垂死而且丧失了行政能力的皇帝反成为这一过程中的重大障碍。为了让新皇帝名正言顺地接替皇位及小皇帝的父亲载沣能够顺利接管朝政，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这两个即将走向死亡的人，其同赴地府反而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是人终究是要死的，作为近半个世纪的当政者，慈禧太后也意识到自己百年之后找好替手的重要性，而当时唯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光绪的弟弟载沣。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后人或许会恍然大悟，在1908年10月21日的那场无声无息的朝政更替中，看似谜团的死亡事件，其实一切都早在计划中。
难思量，又到临终授位时
临终之前，慈禧太后眼见自己和光绪都已是病入膏肓、绝无好转的任何可能，这时她必须要安排一件大事，这就是大臣们一直在暗地里议论纷纷的立嗣问题了。
清朝走到咸丰这朝已经是疲相百生，不说别的，仅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就足以让人头疼了。且不说康熙那时有“九王夺嫡”，道光那会儿也至少还有咸丰和恭亲王奕訢可作选择，但到了咸丰这朝，问题来了。咸丰死时，好歹还有一个儿子同治，可同治、光绪、宣统这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结婚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子女。还有什么可说的？天亡大清，应是定数。
闲话且放一边，先来看慈禧太后如何解决这个麻烦问题。当年儿子同治死时，慈禧太后力排众议，最后立了妹夫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即后来的光绪），但光绪进宫以后，也一直没有生育，眼见两人都快不行了，立嗣问题已经是火烧眉毛，不能再拖延了。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1908年11月12日），慈禧太后在把庆亲王奕劻支使到清东陵普陀峪去视察陵寝工程后，便在病榻上召集军机大臣张之洞、世续、那桐等人来商议立嗣问题。对于这种大事，慈禧太后此前早已是考虑再三并且早有安排。这个安排便是年轻的醇亲王载沣，他当时被慈禧太后派到军机处学习行走，不久前刚刚升为军机大臣。这次之所以没有让他来参加会议，道理就在这里。
不过，慈禧太后并不是要让载沣继位，而是要让他的儿子、未满三岁的溥仪来当这个皇帝。当慈禧太后宣布这个决定时，世续和张之洞担心光绪的皇后（隆裕皇后）再来个垂帘听政，于是便共同奏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直接立载沣。”
慈禧太后犹豫了一下，说：“你们说立长君，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要是我不为穆宗（同治）立后，终究是对不起他。要不就立溥仪为帝，仍令载沣主持国政。如此的话，公义私情，两无所憾。”
张之洞说：“既然如此，名分需要定一下。”
慈禧太后说：“原来有这种前例吗？”
张之洞说：“明朝时有监国之号，本国之初也有摄政王之名，都可以援以为例。”
慈禧太后说：“如此最好，监国和摄政王两个都用吧。”
张之洞迟疑了一下，又说：“（光绪）皇帝临御三十多年，也不能使之无后，古有兼祧之制，似乎可以仿行。”
当时光绪还没有死，慈禧太后默而不言，半天后才盯着张之洞说：“凡事不必泥古，这事姑且按你说的办，马上拟旨吧。”
第二天早上，奕劻从清东陵回来，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去见慈禧太后，主张立长不立幼，但慈禧太后态度坚决，对他的劝告不予理会。当天上午，慈禧太后又召见载沣、张之洞等人，当众宣布昨天的决定。
26岁的载沣听到这个决定后，跟他的父亲当年听说要立儿子载湉（光绪）为帝的反应一样，他吓得伏在地上，“叩辞至再”。但慈禧太后不为所动，严令载沣立刻回家收拾一下，当天晚上就要把溥仪送进宫，交由皇后抚养。
《异辞录》中则说，慈禧太后病危之时召见庆亲王和军机大臣，在问及光绪皇帝病况后，庆亲王奕劻回奏“疾大渐”（意思是快要死了），请速立皇子。慈禧太后沉吟半晌后，说：“先令载沣之子入宫读书”。一旁侍立的载沣赶紧推辞：“臣之子幼，载涛（载沣之弟）之子长，愿太后善为计。”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当下捶床怒斥：“你可真是糊涂！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无用话耶！现在立你的儿子为穆宗毅皇帝（同治）的嗣子，你为摄政王。你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择有才能者为佐，好歹把这江山坐住！”
《异辞录》虽系野史，但作者刘体智出身名门（同光年间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娶大学士孙家鼐之女），又曾任户部郎中、大清银行安徽总办等职，以其对朝政的亲身经历及对前朝掌故的熟悉程度，此传闻也不完全是凭空构撰。
慈禧之所以选择溥仪继位，是因为溥仪的祖父奕譞是咸丰帝胞弟，奕譞的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载沣的福晋也就是溥仪的母亲瓜尔佳氏是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之女，也是慈禧太后的养女，而溥仪又是光绪的亲侄子，再算起来的话，也算是同治的堂侄。正是因为这多重关系，慈禧太后最后决定弃长立幼，让溥仪兼祧同治和光绪之嗣。至于溥仪年幼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就有意让载沣承担起今后监国主政的责任。
载沣出生于1883年，是醇亲王奕譞的第五子。奕譞原来的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她生养过四个孩子，但只有次子载湉（光绪）长大成人。载沣是奕譞的侧福晋刘佳氏所生，1891年奕譞刚满五十岁便告去世，由于唯一活着的胞兄已经做了皇上，于是未满8岁的载沣便承袭了醇亲王的王位。
载沣小的时候，奕譞对他的教育非常重视，为他请的老师都是博学通儒，而载沣学习也颇为刻苦，在那些不学无术的爱新觉罗皇族子弟里，算是比较有学问的。估计是受了家庭的影响，载沣从小就很好学，性格谦逊，做事多有退让，生活知足常乐，和父亲十分相似。可惜的是，奕譞去世太早，载沣没有机会获得父亲那样丰富的政治阅历，因而也远没有像父亲那样精明。
在和光绪闹翻之后，慈禧太后开始有意培养载沣。1900年时，载沣被任命为宫廷行走，第二年又被委派为阅兵大臣。不过，载沣从小就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颇有读书避祸、超脱政治的倾向。但是，他生在这样的家庭，却是无法逃避的。
●醇亲王载沣和两个儿子（怀抱的为溥杰，旁立者为溥仪）
最开始时，载沣虽然位居亲王，但在大多数时间都是默默无闻。他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是因为1900年庚子之役中德国公使被杀、德皇强令清廷派遣亲王前往德国谢罪一事。就这样，刚满18岁的载沣接受了这个尴尬的出使，于1901年前往德国。从德国回来后，载沣便由慈禧太后指婚，配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并开始参与国内政治，比如清廷的预备立宪和改革官制等会议，都由他和庆亲王奕劻共同主持。不久，慈禧太后又让他前往军机处学习行走，1908年便成为军机大臣。也就在这年，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则以摄政王监国，时年26岁。
载沣被慈禧太后选为百年后的权力接替者，绝不是因为他才能出众或是其他，而仅仅是因为宗法制度下实在无人可选。对此非常际遇，载沣的惶恐可想而知，而这种惶恐并没有因为慈禧太后对他进行了8年的刻意培养而有所减弱。
载沣的性格天生就比较软弱，口才也不好，在公开场合话不多，也没有什么热情。最要命的是，他太年轻，缺少政治经验，自己似乎也不想有多少作为。据说，他的房中悬有一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团扇则录有白居易的一首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根本就对政治毫无兴趣。说真的，让他去做这个摄政王（其实就是皇帝），真是有点难为他了。
当然，对于载沣的性格和能力，慈禧太后也不是不知道，但限于名分的重要性，她也是没有其他选择呀。
风光大葬，难掩落寞沧桑
1908年11月15日下午1点40分左右，执掌中国大权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撒手人寰，时年74岁。由于光绪皇帝驾崩于慈禧太后之前（两者相差不到一天），慈禧太后的丧仪由隆裕太后及瑾妃主持。当天下午，掌仪司首领太监用鹅黄吉祥轿将慈禧遗体从西苑仪銮殿抬至皇极殿；次日上午，慈禧遗体被殓入棺中。
停灵17天后，慈禧太后于12月2日出殡。为了让灵柩更安稳顺利地经过，前往清东陵的道路甚至还动用了蒸气压路机，目的是让路面更加平整。当日清晨，天气阴冷，寒风刺骨，城内所有交通都已中断，凡送葬行列经过的地方，整条大街上站满了旗兵和配枪的新军士兵，所有门窗都得关闭，大街两旁的所有岔道也都用蓝布遮挡了起来。按说，送葬仪式不允许老百姓围观，但因为路途太过遥远，围观的人都涌出了城外。
据记载，当日葬礼极为隆重而豪华，友邦人士也为之叹为观止。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的驻华记者即对此做了一个详细报道：
“送葬队伍中，打头的是一队穿着现代军装的长矛轻骑兵，装束齐整，举止得体；接下来是由仆役们用手牵着，成一列纵队的小矮马；再后面就是一大群身穿猩红色绸缎衣服，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大约有几百人，他们轮换着抬灵柩。”
紧接着又是另一队长矛轻骑兵，在他们的长矛上飘扬着红色长条旗，后面跟着马枪骑兵。他们属于皇家禁卫军，身穿有红镶边的灰色军衣。后面又有一排排穿着红衣服的仆役，举着绿、红、紫、黄等各种颜色的旌旗和低垂的绸缎条幅。那些举着鲜艳旌旗的仆役行列绵延不绝，似乎他们把皇宫里的旌旗全都搬出来给已故太后送葬了。
再往后是一个奇异而庄重的场景，三匹排成一列纵队的白色小矮马分别拖着三个装置在四轮轻便马车上的轿子。后面跟随的其他白马身上都有着黄色绸缎饰物。这个由小矮马组成的队列行进时缓慢而又悲怆，此情此景令人为之动容。
接下来是来自戈壁滩的高大骆驼，满身绒毛，体格壮硕，它们成二列纵队，行走在道路的两旁。它们背负着用黄绸包裹的搭帐篷必需品，因为这个送葬行列在到达清东陵之前要走整整五天的路程。接着又有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仆役，杂乱无章地经过。在一些穿黑衣服的官员走过去之后，之后还是杂乱无章的仆役队伍。接着突然出现了两顶用金黄色绸缎装饰、并由轿夫抬着的轿子，还有一些相当欧化的现代葬礼花圈。刚才被经过的马匹和骆驼粪便弄脏了的路面现在又由仆役们打扫干净了。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前面的只是一种开路的仪仗队，因为后面的队伍一时还看不见。
随后，在远处土丘之间的下坡路上很快就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旗帜。猎猎红旗映衬着天空，一排排的骑兵向我们走来；更多的黄色轿子自上而下地过来，在这些轿子的后面，闪烁着一团耀眼的金黄色火焰，体积大得吓人，而且离地面很高。慈禧太后的灵柩非常缓慢地向前挪动着，方形的灵柩上顶着一个偌大的金球，而且是用一块边幅很宽的织锦罩起来了。它被一百多个轿夫用长长的竹杠抬着，高高地耸立在他们的头顶上，以威严而庄重的方式向前移动。早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太阳就已经升起，使得那个灵柩上的黄色绸缎就像是天上的一道燃烧着火焰的金色河流。这种黄色是代表皇帝的颜色。那金色的灵柩前面有数百面黄色的旌旗作为先导，那些旗帜被人们用红色和金色的旗杆高高地举在空中。
●慈禧太后出殡（一）
接着来了一大群身穿飘逸的长袍和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他们的后面是一批身穿紫红色长袍，上面有象征长命百岁，用金线刺绣的“寿”字。这些人也手持黄旗。到处都是一片黄色的海洋，有无数方形或圆形的、上面绣满了龙凤的黄、绿、红、蓝等各色旌旗。在其他浩瀚如云的轿子、小矮马、旌旗和丧旗的后面还跟着一大批身穿深黄色袈裟的喇嘛和尚，他们分别来自西藏和蒙古。
最后一大批清朝的高官走上前来。他们身上只穿着黑色的丧服。他们的官帽上摘掉了表示官衔的饰物，即红珊瑚和蓝宝石顶子，以及孔雀羽毛。他们是大清王国最高层的官员，其中包括了亲王、御史和大臣。所有的人都带着哀悼的神情从我们面前经过，衣着质朴，就像老百姓那样，身边都未带随从。
庞大的灵柩现在已经离我们很近，距离地面很高，这个用黄色织锦覆盖着的庞然大物像一团火似的燃烧、闪耀、发光，释放出明亮的金黄色。它由一百多个轿夫抬着，缓慢地向前移动。它前进的行程是如此的困难和复杂，恰似这黄澄澄的灵柩是一沉重的纯金块，其柩衣也好像是用金属，而非织锦制成。在阳光下，它显得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在这个皇家的金黄色灵柩中居住着一个以蓝凤凰与红花为象征的造物。沿路的士兵们全都持枪致敬，外国公使的警卫们也都向灵柩敬礼。
现场像死一般的寂静，站在土丘上那成千上万的人们也都静穆无语。就像一位女神正从他们面前被抬过，其灵柩一摇一晃，庄严地向前挪动。有一位喇嘛用小木鼓敲击出了轿夫们抬灵柩的步伐节奏，木球击打着羊皮，在令人抑郁的寂静中发出一种冰冷和阴沉的声音。
看台上所有的西方来宾都站起身来，脱掉了他们的帽子。那个庞大的灵柩就这样在我们的面前经过，那蓝色的凤凰在柩布上翱翔，红花在鲜艳的金黄色绸缎上怒放，交织出一种斑斓的色彩。灵柩顶上的金球像太阳一般放射出光芒，那黄色的绸缎流光溢彩，耀人眼目。
人们把她抬出了北京的城门，并且穿越过灰色的土丘。这位一生充满了传奇、不顾及任何事物和任何人、其意志即是法律的女人，如今已成了一具冰冷和枯萎的尸体。
就这样，慈禧太后的灵柩被一步步抬到了清东陵，最后于次年十月葬入菩陀峪定东陵地宫。这座陵墓，早在30年前就已经修好了。在送葬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意外。这个小意外的主角便是那位出洋考察、酷爱照相技术的端方大人。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做了三年，表现优异，后来调任了直隶总督。由于端方之前做过皇室婚丧庆典和陵墓工程的工作，所以清廷这次安排他督办慈禧太后的“梓宫移葬”一事。本来这种事情对端方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但照相的爱好却坏了他的事。
原来，在送葬过程中，端方为了记录下慈禧太后的下葬过程，便特意安排人手去全程拍摄，这本是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宝贵影像资料的好事。但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一结束，便被保守派借机弹劾，说：“当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令人吃惊的是，这次弹劾者竟然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这就颇具讽刺了。事实上，即使是李鸿章再世，他恐怕也未必会如此不开明，而慈禧太后生前是颇为喜欢照相的。这次弹劾的目的，不过守旧派和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斗争而已。
慈禧太后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正如那位荷兰记者所评论的，“慈禧太后是神圣和古老理念的最后一位代表——当另一个新的黎明降临在这个已经成为世界未来一部分的奇妙王国时，上述理念就已经随她一起死去了。”
慈禧太后虽然死了，但其陵中的珍宝却一直是热门话题。据查，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的陵墓在同治年间同时开工，后于光绪五年（1879年）同时竣工，两墓费银约500万两，耗时6年完成。其中，慈安墓比慈禧墓多费银39万两，不过前者于1882年入葬后，后者陵墓因出现渗漏、糟朽等原因而数度重修，修缮费用至少在150万两以上。
在整个清东陵中，慈禧陵寝是最精美考究的一座，其所用石料一律采用上好的汉白玉，而三大殿更是奢华，其梁枋都是用名贵的黄花梨木制成，棺椁用的是更为名贵的金丝楠木，可谓“寸木寸金”。据统计，地面建筑所用金叶用去黄金近5000两，殿内外彩绘2400多条金龙、64根柱上缠绕的半立体铜鎏金盘龙等全都筛扫黄金。可惜的是，几番浩劫下来，如今只剩5块半天花板尚能见证曾有的奢华。
当然，这些费用比起陪葬的珍宝来说，又算不了什么。据清宫档案《大行太皇太后升遐纪事档》记载，慈禧生前先后向陵墓金井中放了六批珍宝，而李莲英侄子所著的《爱月轩笔记》中更是记述详细，其中称：“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大小共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网珠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
以上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等都是翡翠玉石制作，仅这些珍宝，就价值数百万两白银。最令后人关注的是慈禧太后入殓时口含的夜明珠，据说此珠在夜间百步内能照见人的头发，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不过，棺内最珍贵的陪葬品还不是夜明珠而是用白玉雕成、号称可以“烟云流动”的九玲珑宝塔，可惜这只是传闻而未见其物（或毁于之后的盗墓）。葬殓完毕后，因棺内还有孔隙，又倒入四升珍珠、两千余宝石填棺，其棺之大，其奢侈可知。
目前清东陵的“镇馆之宝”，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陀罗金被”，实际上这是一件锦缎而非真的被子，其用金丝与锦缎织在一起，上面镶嵌了820颗珍珠，后来盗墓贼只识金银财宝而不知锦缎价值，结果珍珠被拽了下来，锦缎却扔了。殊不知，这块锦缎其实是最值钱的。事后，逊清皇室将这件褪去了珍珠的陀罗金被重新铺盖在慈禧遗体上再次殓葬，直到1979年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对慈禧地宫进行清理时才被取出，现已公开展出，供大众观赏。
慈禧太后的奢华葬礼与丰厚墓葬也未必都是好事。清朝覆亡后，无论清东陵还是清西陵均有盗墓贼光临，但对慈禧陵墓造成实质性重大破坏的当数1928年孙殿英部队的公然盗掘。孙殿英原本是帮会土匪出身，后拉着一帮会徒自立山头，渐成势力。在20世纪军阀混战的二十年代，其先后投靠憨玉昆、张宗昌等军阀，其部队竟扩大成一个军。1928年，其所属的直鲁联军被北伐军击败，孙殿英率部投降了蒋介石，后被改编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孙任军长，驻防在京津一带。孙殿英的军队一向纪律很坏，又非嫡系，为了给养与生存，于是打起了盗墓的主意。
1928年7月初，孙殿英先是借口剿匪进入清东陵；4日至11日，又以军事演习戒严的名义将清东陵团团围住，以从容实施盗墓。在此过程中，受害最大的正是被认为清陵中陪葬最丰厚的慈禧及乾隆的陵寝。
这里只说慈禧墓。最初，孙殿英的匪兵们不懂盗墓而乱挖一气，但忙活了两天，仍找不到地宫的入口。后来，他们寻到一位当年参与修墓的老匠人，这才顺利找到地宫入口并用炸药将其轰开。据说，陵寝被打开时，地宫口喷出一股强烈的气浪，将这些盗墓者都吓坏了，他们以为里面有机关，实际上这是由多年封闭形成的里外压差造成的。
●慈禧太后出殡图（二）
之后，在连续打开两道石门后，盗墓者进入最后的主墓室，即所谓“金券”，这是一个完全由汉白玉石铺砌而成的石室，其正中有一座汉白玉石台（即“宝床”），上面停放的巨大棺椁，即慈禧太后及其陪葬珍宝的所在之地。
大功告成后，匪兵们并不敢动手而是对着棺椁三拜九叩，说明为筹集军饷而不得不盗墓，表白一番后，才开始破棺盗宝。在《世载堂杂忆》一书中，一名自称是盗陵连长的回忆说：“当时将棺盖揭开，见霞光满棺，兵士每人执一大电筒，光为之夺，众皆骇异。俯视棺中，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毛寸余，……珠宝堆积棺中无算，大者由官长取去，小者由各兵士阴纳衣袋中。于是司令长官下令，卸去龙袍，将贴身珠宝搜索一空。”
盗宝案事发后，舆论一致谴责，并要求南京政府严惩盗宝者。据孙殿英身边的高参文强回忆，孙通过戴笠向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要人行贿这才勉强过关。不过，文强之说只是孤证，很难说这些宝物究竟是私吞、被毁还是行贿，或者为了购买军火而流向了海外。总而言之，慈禧太后（及乾隆）的陪葬珍宝自此无声无息，杳无音信，而这场盗宝大案也最终不了了之。
小皇帝三岁登基，大清国三年而亡
慈禧太后崩逝了，但朝政还得继续运转。再说醇王府这边，慈禧太后钦定溥仪继位的消息传到后，府里就像炸了锅一样，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有意思的是，载沣的母亲刘佳氏（也就是溥仪的祖母），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场就晕了过去。不过，别以为她是高兴得晕过去的。刘佳氏一醒转过来，不是庆贺自己的孙子马上做皇上了，而是大不敬地对慈禧太后破口大骂：“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抢人家的孙子！当个皇帝的虚名，还不是终身监禁！”
也许有人会奇怪，这老太太怎么会这样？按理说，溥仪当了皇上，那还不是天大的喜事啊？原来其中另有隐情。早前，慈禧太后有事没事经常干涉醇王府的家事，本来载沣曾经由刘佳氏主持定了一门亲，但被慈禧太后横加干涉，非得让醇王府退掉这门亲事，钦定载沣重新娶了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这下把可把老太太气得半死。
刘佳氏虽然不是光绪的亲生母亲，但也很清楚光绪在宫中的遭遇。她没想到的是，这次又轮到了自己的孙子，这到底算是命运的眷顾，还是命运的捉弄？反正，刘佳氏并不觉得孙子进了深宫有什么好处，弄不好和光绪一样，岂不是更惨？
且说刘佳氏的事情刚刚消停，那边溥仪又闹起来了。溥仪当时三岁不到，根本就不懂事，他见陌生的太监来抱他，连哭带打的，死活不肯让太监抱他。太监和军机大臣们都拿眼看载沣，载沣也没主意，只知道点头。这时，乳母王妈看溥仪哭得可怜，便拿出奶来喂他，这才止住哭叫。最后没办法，只能由乳母哄着，等到溥仪困了睡了，才让乳母抱着，在载沣的陪同下进了宫。当时的皇宫，可谓是一片惨然，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都行将就木，太监们一个个脸色慌张，行走匆匆，偌大的宫殿里，冷风萧萧，一副阴森冰冷的气息。
当天晚上，三岁的溥仪便在半睡半醒的情况下被抱进了宫。
溥仪进宫的第二天，光绪便撒手西去，紧接着慈禧太后也紧随而去，整个皇宫弥漫在一种不安和肃穆的气氛当中。光绪病逝后，灵柩停在乾清宫；第二天慈禧病逝，灵柩停在皇极殿，两丧并祭。溥仪一个3岁的小孩，在大人的摆弄下，一会儿到光绪灵前磕头哭祭，一会儿到慈禧灵前磕头哭祭。溥仪当时虽然并不懂事，但作为一个刚刚离开自己家庭的小孩子，在这种哀声丧气的空气里，也被吓得日夜啼哭，惊恐万分。
半个月后，紫禁城内为小皇帝准备了庄严的登基大典，只可惜溥仪不像康熙小时候那么英武，好好的一个庆典被这个大哭大闹的小朋友弄得十分尴尬，大煞风景。
原来，皇帝登基时，必须要经过一道道繁琐的程序，先要在中和殿接受内务府大臣和侍卫们的叩拜，紧接着又要到太和殿去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等，小孩子注意力有限，哪能经得起这样来回折腾，还没等接受正式朝拜，溥仪早已是鼻涕眼泪直流，哭着嚷着要回家，回自己的家——醇王府。
《澄斋日记》里记载了溥仪登基的这样一出滑稽戏。在中和殿时，那些内务府大臣刚刚开始行三跪九叩礼时，溥仪已经开始放声啼哭，偏偏小皇帝的声音还特别高，特别尖，空荡荡的大殿本就有扩音的效果，弄得那些大臣们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哭笑不得，最后只能匆匆行礼完毕，再由太监们强行抱到了太和殿。
文武百官早已在太和殿里等待，小皇帝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吓得哭着直往外跑。这时，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赶过来，在大臣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抱着哄了半天，好不容易把小皇帝哄到了高大庄严的宝座之上，载沣侧身半跪在小皇帝的旁边，防止溥仪从宝座上溜下来，连声叮嘱他别乱动，一会就好了。
小皇帝不听，哭着嚷着说：“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大臣们不知所措，不知道是拜好还是不拜好，载沣在一边也是急得满头大汗，连忙命太监上来按住小皇帝，然后招呼大臣们赶紧行三跪九叩礼。
等到大臣们开始拜时，小皇帝因为身体被按住，动弹不得，结果更是放声大哭，堂堂太和殿内，充斥的全是小皇帝的哭叫声。载沣也觉得这样实在不成体统，只好低声劝慰儿子说：“不要哭了啊，一会就完了，快完了！”
载沣连说了好几遍，小皇帝这才被哄住收声不哭，登基大典也就这样草草收场。
事后，大臣们私下里议论，说摄政王载沣怎么能在皇帝登基时说什么“快完了”这样的话，也未免太不吉利了！
据说溥仪登基时，古城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果不其然，三年时间不到，大清王朝便轰然倒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载沣的预言还真准，一点都不含糊。
●儿时的溥仪
说起来，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使清廷失去了象征性的和实际上的权威中心，摄政王载沣上台后虽然继续推进宪政，但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让他的信用彻底破产，随后武昌起义、革命军兴，袁世凯见风使舵，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亲自拿着折子到养心殿去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说一个陌生的矮胖老头跪在红毡垫上与隆裕太后相对流涕，看似伤心欲绝，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小皇帝哪里知道，这个矮胖老头袁世凯哽咽声中，说的竟全是逼其退位的劝诱恫吓之词：什么“环球各国，民主好比尧舜禅让，是顺民心之所归，非历代亡国之可比”“读法兰西革命史，要是那路易王室早顺民情，何至于被杀无遗”“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使列祖列宗震惊，被赶出紫禁城”，云云；所以，请太后务必“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由于隆裕太后仍旧迟疑不定，袁世凯便又买通了庆亲王、那桐和太监小德张等人不断在隆裕太后面前危言耸听，借以恫吓；这还不算，老袁最后来了个杀手锏，让那些北洋将领公开要求清帝退位，否则便要回师北京。养兵千日，一日反噬，这下是彻底地完了。偏这时还有几个忠心的皇族亲贵，搞出个什么宗社党，非要保大清不亡。这下惹恼了那革命党，1月26日晚，宗社党的首领良弼便被炸得七零八落，吓得那些亲贵们忙不迭地奔到天津租界，国事暂时免谈，先保自己的平安再说。
隆裕太后听说良弼被炸死，吓得是几天都睡不着觉。这还有什么办法？只好退位保命罢。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清帝正式逊位。当时的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即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千秋万代终是梦，俱往矣，换了人间。清朝268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冥冥之中，岂非天数所致。当然，这一切已非慈禧太后所能知也。倘若其地下有知，又会作何感想？
余论：慈禧太后的生平、智慧与挣扎
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中说，“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在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还把中国政治家们所能想到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诸实践了。和满族的其他妇女相比，她可谓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和其他民族的妇女相比，她同样毫不逊色。就性格的坚强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我们不由自主地钦佩这个女人，她小时候在家里帮母亲干杂活，后来被选入宫做了贵人。她是一个皇帝的生母、一个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个皇帝，她还废了一个皇帝，她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利的国度。”
赫德兰的话虽有些夸张，但有一点他说对了，那就是100多年前的中国确实是妇女没有任何权利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显得那般突出与另类，她不仅让当时的男人们感到狼狈不堪，连后来的男人们也不免为之义愤填膺甚至恼羞成怒。
不可否认，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政治家，其政绩也谈不上光彩照人，用现在的主流观点来说，那就是祸国殃民，遗患无穷。但是，历史选择了慈禧太后，而且对于她个人来说，她成功了，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智力与才能，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保住了这个不断下坠的王朝没有在她手里江山断送；但对整个国家发展而言，慈禧太后又毋庸置疑地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为后来的历史证明，很多人做得比她更坏。
从“老佛爷”到“一代妖后”，剧烈冲突的历史观总会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而“脸谱化”的历史认知更是让真相远离。事实上，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因为说白了，慈禧太后只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在管理这个国家，而之所以要这个女人出面，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国家总是皇帝太小或者根本就不成器。牝鸡司晨，女人当国，对一个积习千年的传统社会和积弱下沉的近代中国而言，这是何等的糟糕与背运，又是何等的艰巨与难堪。
但是，历史将慈禧太后推上了前台，在深刻而无奈的现实面前，她别无选择。
慈禧太后的上台，正是大清国风雨飘摇的危难之时：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太平军占据半壁江山、捻军等起义军不断起事，帝国几无宁日。国事是如此的焦头烂额，估计这也折了咸丰皇帝的寿，结果咸丰一死，便剩下孤儿寡母——咸丰的子嗣不旺，31岁的他只有载淳这一个儿子，由此皇位继承人毫无争议，慈禧太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后。“母以子贵”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这也决定了之后晚清五十年的历史走向。
按清廷祖制，女人不能干政，更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这一说。咸丰皇帝自然考虑到这点，于是其临死前安排了八个辅政大臣，但因为担心这些大臣日后跋扈篡权，最终他又决定将自己的两个印章赐给皇后和小皇帝，以后所有谕旨都需要在正文前后盖上印章，否则便是无效。同治小皇帝当时只有6岁，当然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于是他的那个印章自然由慈禧太后来掌管，这就形成了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共同执政的权力运作模式。
咸丰设计的这一“平行权力模式”，看似平衡了双方势力，但在双方的合作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八大臣认为两宫太后不过是深宫中的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按祖制亦不当干政，因此打算将她们看成盖章的机器，并不想让这两个女人插手具体的政务；而慈禧太后对此极不满意，她认为自己和慈安太后既然有钤印之责，便是最高权力的代表，八大臣不过是辅政而已。
咸丰驾崩不到一个月，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联手发动“辛酉政变”，八大臣一败涂地。对于八大臣的落败与无能，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实原因并不复杂，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在政变中一举功成，关键还在于她有小皇帝撑腰，即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在专制社会里，皇权就代表了最高的权威，八大臣能力再强也无法与之对抗，最终只能乖乖束手就擒，否则便是叛臣逆贼，天下人得而诛之。在当时的传统专制社会中，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小皇帝就是最大的王牌，慈禧也由此成为清廷最后的负责人。固有的皇权思维之残酷，虽独夫民贼亦不可或缺，也无法挑战。
